再说刘达衡将军

          陈贤庆                                         

    《刘达衡将军其人》一文发表后，笔者并不完全满足，主要是文章中还有些资料欠缺，有的结论还属于推测而得。近日，笔者一位老同学、民国某将军后人郑女士告知，她家藏的一部《保定军校将帅录》（陈予欢编著，广州出版社2005年出版），内中便收录了“刘达衡”的条目：

    “刘达衡（1991——？）   别号达蘅，广东香山人，1891年4月5日出生。广东黄埔陆军小学堂、北京清河陆军第一中学毕业。1914年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步兵科肄业。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广州留守处（主任李济深）参谋长、广东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部军需处处长、第五军（军长李福林）司令部参谋处处长等职。1936年2月任陆军少将。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军需处处长、第四兵站分监部分监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央训练团少将团员等职。1947年5月退为备役。”

    上述条目的内容，解决了《刘达衡将军其人》一文中的几个疑难问题。

                                 （一）

    刘达衡在广东陆军小学堂毕业后，去了哪儿深造？第一期学生80名，于1908年9月毕业，升入南京第四陆军中学者有53人；原来估计，刘达衡也升入该校，如今的条目显示，刘达衡毕业于北京清河陆军第一中学，原因何在？搜寻史料，原来那段历史还真有点复杂。

    清末，清大臣荫昌主理陆军部，其时尚无正式陆军学校，仅保定有一所陆军速成学堂。荫昌依照德、日陆军的培养制度，制定了清末中国陆军军官培养章程，其程序为： 陆军小学—陆军中学—入伍生队（6个月毕业）—陆军军官学校——（无陆大）
      于是十八行省每个省办一间陆军小学，全国办四间陆军中学，一间陆军军官学校（保定）。陆军第一中学在北京清河，收的是华北、东北各省的陆小毕业生。陆军第二中学在西安，收的是西北和四川各省的陆小毕业生。陆军第三中学设在武昌的南湖，收的是长江中游各省和广西陆小毕业生。陆军第四中学设在南京的小营，收的是东南如广东及沿海各省陆小毕业生，陆军中学两年制，两年后择优升入陆军军官学校。刘达衡为粤省人，毕业于广东陆军小学堂，入读陆军第四中学最合理。
      辛亥革命以后，那四间陆军中学完全陷于停顿的状态。民国成立后，南京聚集各省的学生军2000多人，南京临时政府把这些学生军编为入伍生队，准备与北方议和不成就决一死战。后来议和成功，黄兴就想把他们送入保定军官学校培养，以后替国民党出掌军队。袁世凯藉口这些学生程度参差不齐（实际也是如此），便把四间陆军中学缩为两间，原陆军第一、二、三、四中学尚未毕业的后期学生，在北京清河镇原陆军第一中学集合，改为陆军第一预备学校。而入伍生队的学员，就全部调入陆军第二预备学校，校址设在武昌的南湖，即原第三陆军中学的旧址。

    刘达衡读陆军中学的时间，正处于这一历史变革时期。所以先读南京，再转北京，最后于1912年夏天毕业，是完全有可能的，也是合理的。

                                   （二）

    在《刘达衡将军其人》一文中，据刘达衡后人回忆，刘达衡毕业于保定军校三期，与白崇禧、夏威等同学。《保定军校将帅录》一书证明刘达衡是保定军校的学生，但应是第一期步兵科的。保定军校是民国元年（1912年）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创办的，校址在保定东关外5里的陆军标营附近，原清政府北洋速成武备学堂的校址。于1912年10月开学，吸收过去陆军中学堂的毕业生入校训练。第一期在校学生大约1300多人，共分步、骑、炮、工、辎重五个专科。步兵科7连，每连约120人。刘达衡入读的就是步兵科。孙楚、孙震、王天培、唐生智、杨爱源、郑大章、李品仙、蒋光鼐、晏道刚、董宋珩等著名的民国将领都是同期同学。

    刘达衡为何未读至毕业？原来，那段历史也复杂。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两广、两湖、江西、安徽、江苏、福建及四川等省的学生，利用军校放暑假期间，纷纷跑到江西等地参加反袁作战。反袁失败后，参加革命的军校学生，流离失所，后经辗转才返校。这时暑假本已结束，陆军部以江西湖口战事发生时，长江交通阻隔，乃下令延期。参加革命的学生直到3月底才得辗转返校。此事袁世凯与段祺瑞也未尝不知，不过他们的计划是准备学生回校后，再缓缓设法对待，以免流散各地捣乱，不可收拾。当然，也不排除有些学生干脆不返校了。刘达衡是否也属这种情况？代考。一期肄业的学生，还有向传义、曹浩森等。

    第一期学生在校学习两年期满，于1914年11月举行毕业典礼。段祺瑞亲临军校参加，并亲向每个毕业生发给文凭。全校学生毕业后，除少数派到中央所属陆军各师见习外，大部学生都是分发回各省见习。刘达衡虽并未读到毕业，但“保定一期生”这名称不假，比起众多民国军政要员的资格都要老。

                                  （三）

    刘达衡是否跟随孙中山在广东建立政权？在哪支部队服役？有没有参加东征、北伐？在《刘达衡将军其人》一文中由于资料欠缺，笔者不便随意推测。从《保定军校将帅录》一书中的资料显示，刘达衡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广州留守处（主任李济深）参谋长”，这就证明，在1926年北伐战争前，他在广东革命军队中任职。1926年北伐战争期间，刘达衡并未随军北伐，而是出任总司令部广州留守处参谋长，留守广东大本营。

    1926年7月北伐开始，国民革命军编为八个军，第一军，军长何应钦；第二军，军长谭延闓；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第六军，军长程潜；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第八军，军长唐生智。

    第四军由粤军改编而成，实力最强大，军长李济深，副军长陈可钰，参谋长邓演达，政治部主任麦朝枢。第4军辖有第十、十一、十二等三个师及一个独立团。

    1926年夏，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陈可钰以第四军副军长名义，率领陈铭枢第十师、张发奎第十二师和叶挺独立团参加北伐，称前方第四军；李济深以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的名义统率陈济棠第十一师、徐景唐第十三师留守广东（尚有广西黄绍竑的部队），称后方第四军。

    1927年上海“四•一二”和广州“四•一五”政变后，第四军也发生了分化。其后李济深所部改编为广东第八路军。传说刘达衡为“八路军参谋长”，所谓“八路军”，应是李济深任总指挥的广东第八路军。

                                    （四）

    该书条目还列举了刘达衡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所出任的职务，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军需处处长、第四兵站分监部分监等职。

    抗日战争爆发后，第四战区的司令长官为何应钦，辖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蒋鼎文；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共13个师又3个旅，辖区为闽、粤。1939年4月后，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由蒋中正兼任，张发奎代理，辖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共18个步兵师2个步兵旅，辖区为广东、广西全部。由此可知，在抗日战争期间，刘达衡都在南方参与抗战。这和原来掌握的资料吻合。

    至于抗日战争胜利后，刘达衡任中央训练团少将团员等职，刘建汉先生以及笔者起初也认为有误，认为是1937年抗战前的事，但后来还有其他佐证，看来这“中央训练团的少将团员”也真有其事。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要准备内战，将高级军官再作一番培训，也是有可能的。“1947年5月退为备役”，由于年代久远，加上当时自己年纪尚小，刘建汉先生不能肯定对错，但刘达衡在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前退役回广州居住，则是肯定的。

                                  （五）

    市档案馆高小兵副馆长亦很关注《刘达衡将军其人》一文，最近，帮忙在馆藏档案中的一份“敌伪军界人员名单”中找到“刘达衡”的资料，并通知笔者。看到这份资料，笔者大喜过望，因为其中就列举了刘达衡的一些军职，进一步弥补前文的缺憾。这份资料整理自“文革”期间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资料所显示的“敌伪”，实际是“敌”与“伪”不分的，甚至是“敌”“我”也不分的，国民革命军均作“伪军”，下列表述均删去“伪”字。

    资料显示，刘达衡“别名刘景兴、刘耿川”，这和刘建汉先生提供的“字裔光，号耿卿”有不同。但沙溪话“景兴”与“耿卿”发音是一样的。“中山县环城公社北溪大队树涌村人”，这一点与上述资料同。“住石岐镇史巷”，刘建汉先生说“住民安街41号”，与“柿巷”相接。“史巷”应为“柿巷”。

    至于刘达衡的军职，资料列举“营长、团附、参谋长、司令、队长、主任参谋、县长。”此条资料由广西省档案馆转来，所显示的，应是刘达衡早期的军职，如在广东期间，在东征、北伐以及北伐后的军职。至于“县长”，刘一江先生提供，刘达衡当过安徽省凤阳县的县长，此资料也反映到这一点。

    “曾任第五路军第四十八军少将参谋处长。”这条资料由湖南省浏阳县档案馆转来。应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刘达衡任职桂系部队驻守湖南参与抗战。

    “1940年任广西省柳州军民合作总站主任、第十六集团军参谋。”这条资料由广西省梧州市档案馆转来。任此职时，是抗战期间，与刘建汉、刘一江所提供的信息吻合。

    “司令部办公厅少将参议。”这条也是由广西省档案馆转来。所谓“司令部”，是什么司令部，尚待考，但这“办公厅少将参议”应该是刘达衡抗战期间在广西桂系中所任的其中一个职务。

    “1947年任中央训练团少将团员。”这条资料由湖南省档案馆转来，与《保定军校将帅录》一书的条目也吻合。

    刘达衡的死亡时间和岁数，资料显示为“1969年，80岁。”“现在下落：1968年病死。”这和刘建汉先生提供的“1967年刘达衡被遣返回石岐时，他已经76岁，再遭受不公正的批斗，次年上半年，即去世”，也基本一致 。

                                 （六）

    刘达衡的后人还提供了如下的信息：刘达衡将军一生为国尽忠，同时，他亦对祖先拜祭事宜尽孝。

    1969年，居住中山湖洲村中环的刘炳汉叔讲过，刘达衡去过观音庙上的骑龙岭拜祭18世祖刘灿贤。当时他骑着马，带着一连的士兵。后来士兵肚饿，刘达衡命令买来大番薯给他们充饥。只是这次拜祭的具体时间不详。

    又据溪角云汉村的老人刘林杏回忆，刘达衡曾于1947年到斗门拜祭赵氏太婆。当时，他也是骑马，并担任主席。

    1973年，刘一江和刘建汉的弟弟前往广西藤县宣道会坟场，将祖父刘寿康的骨灰塔迁回中山，当地人回忆说，1943年寿康公出殡时，刘达衡也是骑马，带一队兵去。其时的墓碑仍在，碑文很可能也是刘达衡所拟。碑文如下：“余家先世遭金兵之难，自商丘南迁定居于粤之香山，历廿一世以迄吾父，又遭倭寇之侵，举家西奔侨寓藤县。晚岁流离五载于兹，讵不及见故乡之收复，竟罹胃疾，医治罔效，本年二月十七日乃弃吾辈而逝，计享年七十有六。哀哉！谨遵教例，安葬于腾城东郊宣道会坟场并立碑为誌。”落款是“子达衡、钧衡；女志德、志平、励卿；孙佐汉（即刘建汉）、一江、佐铭、佐美、佐华”；立碑时间是“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五月吉日”。

    上述史料，既说明刘达衡对祖先尽孝，也佐证其早年在广东带兵以及抗日战争时期在广西参与抗战的经历。

                                  （七）

    补充了上述的资料，刘达衡将军的小传便可以写出了：

    刘达衡，男，祖上为香山县沙溪溪角乡人，为刘氏柏轩一支。后迁至板湖湖洲村，再移居环城龙眼树冲。父亲刘寿康，为檀香山华侨，母亲林兰，为檀香山富商兼侨领林容畎的姐姐，刘寿康夫妇归国后在龙眼树冲生活，生有八个子女。刘达衡为大儿子，出生于1891年（旧历）2月27日，字裔光，号耿卿。1905年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堂，1908年9月毕业后考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民国成立后转北京清河陆军第一中学，1912年毕业后考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步兵科，1914年春肄业。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参加过东征等战役。历任粤军及国民革命军排长、连长、营长、团附、参谋长、司令、队长、主任参谋等。北伐战争时留守广东，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广州留守处（主任李济深）参谋长、广东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部军需处处长、第五军（军长李福林）司令部参谋处处长等职。1930年后，曾任安徽凤阳县县长等。1936年2月6日，授颁陆军少将军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军需处处长、第五路军第四十八军少将参谋处长，驻守湖南抗战。1940年任广西省柳州军民合作总站主任、第十六集团军参谋、司令部办公厅少将参议、第四兵站分监部分监、后勤部第十六兵站分监部分监。参加过桂南会战和桂柳会战等。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央训练团少将团员等职。1947年5月退为备役，居住广州。新中国成立后，仍居住广州。1967年文革期间，被作为“国民党残渣余孽”遣返回中山县石岐，住民安街祖屋，遭受不公正的批斗，1968年上半年去世，享年77岁。

    在清末民国期间，香山县走出了不少军政界人物。但是，像刘达衡那样的正规系列军校科班出身、而最终成为将官、且参加过近现代许多重大战争战役的职业军人，在近代香山县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考证刘达衡将军的生平，也应该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2012年7月

（此文刊登于《中山档案方志》2012年第三期，《孙中山研究文集》第6辑。收入《档案里的中山》一书。文中第六节投稿后再加上，刊物中缺。收入2020年中山市政协出版之《人物传略》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