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流浪的日子里
                    

                                美国 阿明

                                   [一]

    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那时阿明还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中学毕业后，和其他同学一起，给赶到农村去改造思想，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偷看了自己的档案，发现档案已给人动了手脚，那个时代革命者太多了，他们为了迎合在舞台上飞舞大旗的江娘娘，就在台下拼命地去抓反革命，他们认为这样，才能显示他们的革命坚定性，只要他们认为在政治上不可靠的，就会在你的档案上加上一个标签，在政治上宣布了你的死刑，阿明既然知道了自己的老底，明白了还留在农村只能是坐以待毙。

   既然留下没希望，走了还有个盼头，给关了六年的爸爸已经给解放了出来工作，而且妈妈也不是因政治问题给赶到干校去的，阿明已没有了后顾之忧，他下了决心离开农村，到外面闯荡一下，吃了三年番薯，人不免也会变得有点薯头薯脑，必须花点时间来个适应，调整调整一下。

   晚春的一个清晨，雄鸡才刚刚啼过，人声，鸡声，狗声，牛声和屋子里的盘碗声在村子里开始响了起来，一天的生活又将惊醒。南方的天气已经是非常的皓热，阿明已跨在自行车上，回头深深地望了一眼这个生活了三年有多的小村子，他心里十分感谢一起共同生活过的农民们，他将会永远记住那群纯朴的村民。也会记住这段平凡的生活。然后带着那一点点的行李，和一早起来送行的大队长文伯伯握了握手，他装着没看见文伯伯眼角上挂着的那一滴眼泪，头也不回地飞驶而去，他怕再迟那么短的几秒钟，眼泪也会忍不住涌出来。

   以前的年轻人和现在的年轻人一样， 都有着美好的梦想和远大的理想，阿明的梦想很简单，只想早点看见还能活着的爸爸妈妈，盼了六年，这一天就快到来了。至少可以看到已失踪了六年的老爸。他的理想更简单，只希望能和他们快快活活地生活在一起，但他也知道，这是一个很奢侈的愿望，多年来，他们为着工作，四处奔走，在政治运动来临的时候，他们又给认为是危险的一群，由于他们整天想着科学上的变革，在思想上是属于极不稳定的一群。在革命者看来，稳定胜于一切。爸爸给关了六年，其中之一的罪名就是，在他所写的一大堆科研论文里面，居然连一条革命领袖的话语也没有，通篇是工农革命群众看不懂的东西。人民们愤怒了，就把他关了起来，一关就是六年，直到有一天，人民们的愤怒有了一点点冷了下来，才想到废物利用，把他放了出来。让他把这几年已经给破坏掉的科研基地重新建立起来。阿明知道如果不是爸爸有这份能耐，他的命也不能保持那么久。说不定有哪一天，人民们不高兴了，又会把他给关起来，人生有多少个六年，当好一个科学工作者真难啊。作为儿子的阿明，受了爸妈的牵连，他们是历史上的坏人，儿子必然是内定的坏人了。那时革命者的口号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只有没有文化的穷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学校全给破坏掉，大学都关闭了，小学中学只学一些基础的知识。看来培养一批没文化的革命者，才能接好革命的班。

   阿明的单车上载着那么的一点点行李，十分引人注目。从台山到广州，到处关卡林立，每一个大城镇的车站和码头，都有民兵全副武装地在检查路条，那个时候的坏人实在是太多了，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坏人，那就要全靠民兵们的金睛火眼和心情来判别了。

   早上的天气，还不是特别的热，路上的车子不多，四十多公里的路程，一下子就过去了。 到了开平的三埠，找了一个地摊，刚坐下来想点东西吃，冷不防后面一声大喝：“年轻人，哪里来的？”语调极不客气，开平的台山话和台山的台山话有点不同，不过有了三年的语言训练，听基本没有问题。阿明明白自己已经给人盯上了，他在台山当了多年的民兵，心里也知道怎么去对付这些土包子的阿兵哥。

   他慢慢地转过身，才发现后面已站了三个荷枪的民兵，他立刻站了起来，堆起满脸的笑容，忙在袋子里拿出一包香烟，点头哈腰地说：“同志，请抽烟。”一句话就把紧张的气氛冷淡了下来，这种糖衣炮弹，一定是百发百中的。一边拿出单车执照，多年前为了进出方便，用了大伯的名字把单车执照换成了中山榄镇的。他虽然不抽烟，但口袋里一定有一包名牌香烟，这是对付干部们最好的武器。

   那位看来像头头的民兵，清廉得很，只拿了三根，并传了两根给他的同伴。阿明连忙从口袋里拿出火柴，帮他们把烟点上，头头很满意地看了他一眼，一手拿着点燃了的香烟，一手拿着那包才开口的香烟，然后再翻开他的执照。

   “哪里来的？”头头的语调和气很多了。

   “中山榄镇。”

   “ 来这里做什么？”

   “ 到冲篓看望务农的弟弟。”阿明不得不撒了一个谎。

    头头问了两句话，看阿明并不像是个坏人，把烟往兜里一放，就离开了，这包五毛多一包的香烟，得化上他们一天的工资才能买到，不拿白不拿。阿明也见怪不怪了，不过以后国家就要靠这一班一包香烟就能打发掉的人来管理，心里可不是滋味。阿明慢慢地把东西吃完，再到供销店买回一包。骑上单车，又继续赶路了。

   小时候阿明很调皮，父母就把他送到榄镇做医生的爷爷那里，一住就是两年，他的小床紧靠着爷爷的床，爷爷和也是医生的大伯同住，堂弟弟二明是大伯母的心肝宝贝，从小就有两个佣人照顾，而爷爷就成了阿明的佣人。一早起来，爷爷带着阿明到镇上的茶楼饮茶，一盅两件。其他很多时候就陪着爷爷给病人看病，二明在这段时间给妈妈关着补习功课。只有这段时间，是阿明最乖的时候。

   下午，二明放生的时间到了，两个小鬼头疯狂的时间也到了，俩个小鬼头差不多能把个大房子翻了过来。那个时候，爷爷和大伯也变成了个大小孩，爷爷拿着红药水，紫药水，大伯就拿起锅底的黑烟，都往他们的脸上涂啊抹啊，今天是关公，明天是张飞，把个大伯母气得头上出烟，她做善后工作时，一面给他们清洁，口却在不停地骂，当然了，在这个时候，爷爷和大伯都不会吭气了。阿明的三叔祖父，和爷爷住在一起，大伯会教他们去撂他，阿明两兄弟会跟在叔祖父的后面，一边走一边唱：“三叔公，吹火筒，买旧（一截）蔗，又生虫，买个饼，又穿隆，买条油渣鬼（油条），跌落坑渠底。”把个叔祖父气得吹胡子瞪眼的，抓他们又抓不到，只好用钱收买人心，图个清静。然后再到阿明的爷爷那里，把他付出的钱讨回来。想吃饼吃糖，就到八姑婆那里大吵大叫，老姑婆可疼死他们了，一听到他们的声音，就又饼又糖的来孝敬这两位小祖宗。

   暑假到了，二伯母会带着堂妹妹从广州回来看望爷爷，你想象得到，两个小鬼头加上一个野丫头，那股精彩劲没话说了，家门外是一条小河，三个人经常打架，从岸上打到水下，从水下打出水面。一打就打出了感情，所以他们三人的感情从小就特别的亲热，而且二位伯母对这三位调皮鬼一视同仁。现在妹妹去了当兵，二明还在榄镇。

   阿明还没有想到好的去处，而且最近的去处就是榄镇，爸爸有一个实验所也在榄镇附近，因此他的车头也正朝着榄镇的方向驶去，那里有痛爱他的伯母伯父，还有二明，更重要的是，哪里有童年美好的回忆 。

                                      （二）
    

     路上黄沙滚滚，太阳高兴得在天上开怀大笑，使得已经闷热的天气更加的炎热，乌云看在眼里很不舒服，不时会带着倾盆的大雨过来搅搅局。阿明赶到江门的时候，身上的衣服已湿过两次，现在他也搅不清哪些是雨水哪些是汗水了，成个落汤鸡的样子，一副落难的模样，从江门坐渡船过外海，就到了中山。外海的码头上，二十多个民兵分列在两旁检查下船的人们，没有证件的全部扣留起来，阿明由于有中山的单车执照，轻易就蒙混过了关。还有十五公里，就到榄镇。
    榄镇是个很漂亮的小镇，以前河涌交割，有东方小威尼斯之称，七十公里的水路，从广州坐轮船一个晚上就可以到达沙口，在沙口坐小艇30分钟就可以摇到家门口，每家的小桥边都有一个小小的码头，所以阿明二明和小丫头他们对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这支民谣特别感到亲切。
    在船上，看着摇橹的姑娘，孩子们都喜欢大声地念：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是爷爷，不是外婆。”每次一叨念到外婆桥的时候，来接船的大伯母总是忍不住笑着给孩子们做了纠正。但孩子们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也不会把它改过来，他们才不管你什么爷爷婆婆的，反而把外婆桥念得更大声了：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请我食糕糕。糕糕香又甜，带你坐龙船，糕糕甜又香，帮你落蚊帐。”
   
    伴随而来的总是一片欢愉的笑声。
    榄镇是个不大的小镇，民风朴素，只有几万人口，主要是何，李，麦三大姓，李姓人最多，何姓官最大，最有钱。
    在明朝，小榄曾经出过一个宰相叫何吾驺，相传他希望皇太子能来小榄一游，于是把小榄的路名编成一副对联：“五松六路三丫水，一洞千梅十二桥”。五松就是“五棵松”街，六路就是小榄只有六条路，三丫水也是一条路的名，一 洞千梅是指“梅花洞”街，十二桥就是爷爷住的房子所对着的街，哪里有十二户人家，每家一条桥，所以街名就叫“十二桥”。三丫水也是一条路的名，一 洞千梅是指“梅花洞”街，--------传说古榄镇的河边上，长着五棵挺拔的劲松，榄镇虽小只有六条路，但榄镇到处是河涌交接，形成珠江三角洲富有特色的河涌三叉接口。而在榄镇尽头的河岸上，长满了千支百态的梅花树，每当船儿经过这里，就像钻进幽美芬香的梅花组成的洞天里，人们就把这里戏称为梅花洞了。这里有一条小小的河涌，只有两尺宽，五百尺长，但上面却架起了十二道小桥，十二桥就是爷爷住的房子所对着的小巷，里面住这十二户人家。

    近几年，榄镇的变化很大，几条主要的大河给封掉了，十二桥的小涌填掉了，爷爷家门前的小河变成了排污河，臭气冲天。据说这是为了备战。大河变成了内街马路，小河只留下一两条，其它也不见了，在旧区南边新建了一个新的商业中心。外来人口也多了。
    离故乡越来越近，心情反而越来越轻松，阿明口里禁不住轻轻的吭起“故乡的亲人来”，他已好多年没有唱过这首歌了。这是一首反动的歌曲，因为那是十八世纪的美国人所写的，在那个年代没有经过江娘娘的批准和审查的东西都是反动的，因为它没有一点革命的情调。和大街上激昂的革命歌曲比起来，它是动听得多了，假如旁边有人听出这首歌，不把你抓起来才怪。不过阿明已管不了那么多。
    穿过新市，越过十二桥小巷，到了基尾街，一座高大的围墙出现在眼前，墙前的河水还是在静静的流着，但已再不可能见到摇橹的姑娘，也不可能在河里看到小孩子在嬉戏了。一切都还是那么的亲热，一切都还那么的熟悉。自从爷爷十二年前去世后，阿明今天才是第二次回故乡。故乡的人最亲，故乡的景最美，故乡的水最甜，故乡的记忆最清晰。
    阿明推着自行车慢慢地走过石板桥，大门半掩着，他推开两扇沉重的大门，爷爷当年的唠叨，又回忆起在脑瓜中。
    “阿明，二明，你们长大要做什么啊？”爷爷在询问两个不懂事的小孙子。
    “我要当个工人。”
    “我要当个讨饭的。”两个小孩争先恐后地回答爷爷的问题。
    “你们能说说你们的理由吗？”
    “老师说，新中国是工人建设起来的。”
    “不，新中国是讨饭的建立起来的。老师是这样说的。”
    爷爷从不反对孩子们的想法，他会引导孩子们去思考。
    “ 那你们要不要念书啊？不念书怎样去建设祖国啊？”
    那时孩子们都还在念幼儿园，对这些深奥的道理似懂非懂。爷爷最喜欢告诉孩子们这副大门里的故事，他有空常会告诉孩子们，从这副大门走出去的叔叔伯伯们的故事。他们念完书后，都离开了家乡，分散到全国各地，他们很多人做了医生，各类的工程师，有建筑师，农艺师和搞科学的专家和学者等等，他们用学来的知识去为自己的国家服务。出去后，大部分都在外面生根落叶，也很少回来了。孩子们有点奇怪，为什么就是没有讨饭的。
    十多年已过去，记忆依旧，大门已有点残破，外墙上出现了片片的斑驳，只有院子里的龙眼树，繁盛的枝叶，在围墙顶上展露了出来，把半个河面覆盖着。爷爷乘鹤西去后，阿明书没有念成，到农村去当了几年农民，这次回来他戏称自己做了一个土地搏击之士——搏士，这次并非衣锦还乡，他只是想在流落他乡之前，回老家看看，说不定还会呆上一段不短的时日，他做了最坏的打算，有可能自己会当上家族里第一个讨饭的人，将来不知还有没有机会再能回自己的家乡。
    他在大门前停了下来，并不想立刻走进屋子里去，门旁两块整整方方的石墩子，座落在哪里已有百多年，现在还在那里孤零零地座落着。阿明回身坐在门前的石墩上，两手托着下巴默默地在沉思，看着左邻的三姑，右舍得六婆进进出出，他依稀还记得他们的容貌，家乡的人，有种特别亲切的感觉，但谁也没有把这个落魄的年轻人认出来，只是偶尔有人会奇怪的望上一眼，心里可能在唧咕一声，“他是谁？”
    已给半推开的大门突然“吱”的一声给人从里面给关上了，把正在沉思的阿明从梦中惊醒过来，他连忙站起来，上前轻轻的敲了敲大门，大门立刻又“吱”的一声给打开，一个熟识的身影出现在阿明的眼前。
    “大伯父。”阿明激动得叫了一声。这次他真的哭了，眼泪禁不住涌了出来。
     开门的人给吓了一跳，定睛一看，才发觉是多年不见的宝贝侄子回来了，高兴得他立刻把阿明抱着。
     “啊，阿明你回来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阿明忙着把自行车推进堂屋，转身把大门关上，给大伯半推半拉的拥进里屋去。
   “ 淑珍，你看谁来了。”大伯一边走一边大声地嚷着。
    只见大伯母两手在围裙上抹着，刚从厨房走出来。她正在准备晚饭。
   “ 阿明，回来了。”伯母高兴的连忙说，但她一点也没有惊讶，好像她一早就知道阿明今天会回来似的，她看到阿明那付肮脏的样子，眉头皱了一下，她最不喜欢人们的这个样子，连忙拿出毛巾，对阿明说：
    “快点去洗个澡。”小时候阿明每次回家乡，一进大门，大伯母第二句话就是这样对他说的，这次也不例外。   
    大伯父最喜欢和伯母抬杠，他听了大伯母的话后，连忙说：
    “不急，不急，坐下来，聊聊天再洗澡。“
    看到伯母生气的样子，阿明知道世界大战将要爆发，忙对伯伯笑了一下，从伯母手上接过毛巾，匆匆地走了。只留下两位老人在那里拌嘴。这是他们的乐趣，这是他们的生活。阿明小时候曾经在这种战争的旋涡中成长，但每次都只是局部的战争，最后的胜利都是属于大伯母，每当伯母的眼泪一出来，伯父一定会竖起白旗。
    晚餐丰富极了，阿明突然回来，大伯母又多做了几个拿手好菜，阿明象饿鬼一样，毫不客气地吃起来。自从六年前家散了后，很久没和家人一起吃过一顿像样的晚餐了，只见两老坐在旁边看着，微微的笑着，大块鱼大块肉的往他碗里放，儿子又回来了，从小他们就把阿明看成是自己的孩子，生怕他一仿眼人又不见了，二明坐在旁边也忍不住说，爸爸，妈妈真偏心。
    才几年不见，大伯大伯母明显的老了，才五十多岁，头发都已经花白了，大伯的背有了点佝偻，生活的压力太大了，但他们的精神都很好。
    “阿明，这次回来准备住多久？那么久才回来一次，多住一点时间再走吧。”饭后，大伯问阿明。伯母在旁边很紧张的期望着。
    “ 我可能会住长一点，台山我不会回去了。但我会经常回广州。”没有人问原因。
     “二明，快点帮阿明把房间收拾好。”伯母听后松了一口气，立刻吩咐二明。
     “这是你的家，要住多久就多久。“大伯母接着很兴奋地说。
     家的感觉有多么的好，阿明已六年没享受过家的乐趣了。

                                   （三）
  

    公元1273年，南雄宝昌县沙水村里的珠玑巷发生了一件大事，大宋皇帝的胡妃娘娘在附近游玩时，乐极生悲，不幸淹毙，珠玑巷的人们惊闻皇帝要来报复，吓得四散逃移，阿明的先祖三兄弟，乘坐竹排往南逃，在中途又给洪水冲散，其中最小的弟弟，经过一年多的流浪，最后到达了榄镇，定居了下来，后来也寻回流散到新会的两位哥哥，经过七百多年20多代人们的辛勤耕耘，他们都各自在当地落地生根，开花散叶，这是一个中国人中的支族发展史，他们经历过贫穷，经历过无数的灾难。他们由小到大，从无到有，从贫到富，经过一代又一代子孙的辛勤劳动和奋斗，慢慢建立起了自己的幸福生活。
    七百多年前，一个死去的胡妃娘娘，已把一个珠玑巷搞了个天翻地覆，现在又出了一个活着的江娘娘，更是了不得，她把整个中国大地，也搞了个鸡犬不宁，死人难缠，活人更不好揶。阿明实在是不明白，做一个中国人真是那么难吗？难道几千年的中国应该是越过越穷才是革命的吗？政治真是一个可怕的东西，政治家们喜欢把一些简单的道理，变成一些弦之又弦的理论，人们糊涂了，他们就要人们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就在执行中理解。然后套其为革命的真理。
    阿明开始变成一个自由人的头几天，整天无所事事，他对这种生活十分不习惯，只好每天在这座古老的大屋里，从南走到北，从东走到西，东瞧瞧，西摸摸。一些逝去的记忆又涌现在心头。
   古老的大屋坐落在榄镇中心，占地很大，曾经给政府多次没收，由于阿明的爷爷是归国华侨，加上他有一个儿子是现役军官，每次没收后不多久落实政策时就归还，政治运动来了又没收，反复了几次，最后还是没有没收成。“光荣之家”的横匾横架在大门的门楣之上，进了大门，是弦关，弦关的里面，是爷爷以前的候诊室，爷爷在生时，这里永远是高朋满座，爷爷把他的每一个病人都看成是朋友。过了候诊室，里面就是爷爷给病人看病的地方，估计以前这里是太祖父的衣帽间。堂屋右边，是前花园，哪里有一棵很大的龙眼树，它的树叶有一半展伸到外面的河上，爷爷说，这里是太祖父停马的地方。 太祖父是一位武举人，当年他练武时所用的一些石锁，石担还散落在花园的四周，每一个都过百斤以上，谁也别想动它一下，太祖父曾上京当过一段时间京官，后来受不了京官的那些乌气，回家乡调教子孙去了。结果他的八个儿子，除了一个是晚清贡生外，其它是四个专科医生，一个医学博士，一个农业博士，一个工程学博士，再没有一
个人进到政治圈里去了。
    前花园里的角落里，有两个小门，左边的哪一个，通往内花园，最前面那一个，通往太祖父的练武厅。
    内花园的前左角种了一棵夜来香,让整个房子每天都笼罩在一片清香之下，树已有百多年的历史，树干长得比人头还粗，院子的边上有一个水井，两个院子都铺满了长条的花岗石，阿明还记得，每次鱼塘干枯了的时候，爷爷都会在这里大摆鱼宴席，开上十围八围，招呼亲朋好友。内花园的左边，是新厅，对于阿明来说，这个新也过百年以上了，只有饭厅，厨房和柴房，还有两个大睡房。当年由于家人众多，阿明的爷爷有20个兄弟姐妹，同母亲的也有六兄弟和四个姐妹，因此吃饭必须有个很大的地方。
    内花园的尽头，是一条长廊，把新厅和旧房连结起来。长廊经过的第一个房间是客厅，一排高大的屏风门，把长廊和客厅分开，客厅摆放着两排酸枝台椅，墙上挂着爷爷的爷爷和爸爸们的爷爷画像，还有阿明的爷爷和奶奶以及他的三个儿子的合照。现在画像和照片都藏起来了，换上了领袖的大照，晚上爷爷的帆布床就摆放在客厅中间，阿明的小铁床就放在里边的一个角落里。那张小铁床足足在那里摆放了两年没有移动过。阿明记起了有一年的夏天，六叔祖父回家乡，中午就在客厅小休，他躺在爷爷的床上，张开口打着呼噜睡得正香，阿明二明两个小坏蛋，搬来了小凳凳，对着他张开的口，毫不客气地撒了他一泡尿……。客厅有一个门通往练武厅，空旷的大厅给人一种荒凉的感觉，当年的那些武者的豪气和气魄，已荡然无存。只留下一些破旧的家具，零散地摆在大厅的四周。只有七叔祖父当上海市卫生部长时的一块横匾还留在一个角落里，让人们还能感觉到曾经有过的一点点辉煌感。练武厅的一半有瓦遮头，另一半是露天的。通往前
花园的小门就在哪一个角落里。两兄弟最喜欢在这里玩玩游戏，最记得有一段时间是和大伯母去看了武松打虎的大戏以后，天天在这里玩武松打虎，结果武松打不死老虎，老虎也吃不掉武松，两兄弟一气之下，真的打了起来，最后两败俱伤，大家都尝到了藤条的滋味。
   “ 爷爷打得你很疼吗？”事后阿明关心地问二明。
   “一点也不疼。”
    “那你为什么哭得那么大声？”
  “ 不哭得话，爷爷真的会打下来了。而你呢？”二明满有经验地说。
   “爷爷只打了我一下，我对他笑了一下，他就没再打我了，我才不哭叻。”阿明骄傲地回答。
   
    从客厅到神厅，只有一墙之隔，这里是祭祖的地方，空空荡荡，只有一张长长的神桌摆在里面，中间有一张大的酸枝圆桌及八张没靠背的黑木椅子。在阿明的记忆里，他还未看见过祭祖的场面，只是听到老人们讲的一些小故事。一位叔叔少年时祭祖，正在向灵位叩拜，突然惊住了，他对大人们说，看见了一只脚在神桌后面走来走去，大人们立刻叫他不要再说下去了，怕他惊动了神灵，那是祖宗下来巡视。也有外人说老房子的鬼气很重，但阿明住在这里却心情舒畅，他坚信鬼神决不会伤害自己的子孙。
    从长廊 再进去就到了一个小房间，里面黑黑的，那么多年，阿明从未踏进过里面一步。不知哪里是工人房还是杂物房。阿明的妈妈每次回来就住在这个房间。
    过了老房子就是老宅的内宅前的小花园，不知什么时候，加建了一个小厨房，里面还有一个小天井，厕所架在走廊外头的鱼塘上，当房子给没收后，阿明和二明只能躲在厕所里垂钓。
    内宅前有一条小通道，里面有两房一厅，是大伯住的地方，阿明从不敢在那里撒野。他只进去过几次。
    在老房子的后面，是一个很大的外花园，到处是蝉影蛙鸣，远离了尘世间的喧闹和烦扰。那里有一个很大的鱼塘，周围种满了番石榴树，还有龙眼树，荔枝树，还有很多芭蕉，香蕉树，石榴树，唯一的一棵芒果树早几年给台风吹断了。小时候他们俩兄弟在这里就闯了个大祸。一天他们中不知是谁出了个坏主意，搬了个大石头往水里一丢，然后大呼救命，可是那天大人们都在忙着别的事情，没人听得到，只是已中风的老爷爷独自坐在前园的石条凳上乘凉，他一听到宝贝的孙儿叫救命，忘了自己的身体，一挣扎起来，就重重地摔倒在地上。从此外花园的大门就深锁了起来，没经批准，谁也不能进去。阿明至今心里还很内疚。
    休息了几天，疲倦已扫清，这几天，二明下班回家，因为和阿明一起在榄镇共同念过两年幼儿园，就把曾经在幼儿园同班的几个要好的同学找来，介绍大明重新认识，十几年前的娃娃兵，已没有一点记忆了，但一谈到当时的老师，大家的兴致就来了。
    “还记得我们的老师李莲英吗？”
    “记得，我在她的班上当了两年的学生。她结婚时，我和二明还去当了她的花童。算算也过去十多年了。她怎样了？我已很久没见过她了。”阿明还是十分清楚地记起这位黑黑瘦瘦的女老师，那时她特别疼爱这两位活泼的小兄弟。当年她教的那首诗歌“昨日我进入梦中”，至今还是大明的最爱：
   “昨日我进入梦中，
     一辆小马车飞驶到我身旁，
    我跨上马车，劈开了马鞭，
    飞吧，飞吧，马车上了天堂。
    在哪里有无限的欢乐，在哪里有无限的欢笑。
    我跨上了马车，劈开了马鞭，
    飞吧，飞吧，马车上了天堂。”当阿明苦闷的时候，不如意的时候，就会不由自主地吭起这首欢乐的歌。
    李老师结婚时，阿明两兄弟才六岁，他们给邀请去参加婚礼，跟着老师进入了教堂，听着他们唱诗歌。看到神父给他们证婚，他们一直站在老师的身旁。一切都是那么的新奇，但又是那么的严肃，在他们吃圣餐前，大家都闭上了眼睛向他们的神祷告，两兄弟却偷偷地钻到台子下面，静静趴在桌子底下，在人们不注意时顺着桌子底下飞快的溜出了教堂，还害得新娘子追出来。送给他们一大包糖果饼干。那时正是暑假，小丫头也回到了家乡，她一看见两个哥哥手中有吃的，就大吵大闹要分一分，吓得两位小哥哥急忙跑进厕所藏起来，结果爷爷，大伯和两位伯母全都要动员起来，好不容易才能劝他们把厕所门打开，分一点礼物给妹妹。……。
     “ 我在几年前见过她，她给剃光了头，因为她信教，给斗争了。最近我也没见过她了。”
     “ 她会英文，人们怀疑她是美蒋特务，PP分子，就把她关起来了。”           
     “ 因为人们认为幼儿园老师是不应该会外文的。”
      ……
    原来，在同伴中有两位兄弟的妈妈由于精通英文，也曾经被隔离审查，交待当年学英文的动机，审查是否美蒋特务。
    谈着谈着，大家就熟落起来，文革之后，他们没法继续念书，只能在镇上的民办工厂做工，每天只能拿到几毛钱的工资。大家都很认命，天天在为着那一点微薄的工资挣扎,他们知道，这比那些已下乡的同伴好得多了。工馀之后，一班老友，就会集中在二明家中聊天，玩扑克，打发无聊时间。榄镇以前也是个名镇，读书风气很盛，出过不少有名的学者。单单阿明的家族，如果从爷爷那一辈算起，就已经出了不少名人学者，看来以后，这里如果搞扑克比赛，一定会出不少高手。榄镇一定会转变为扑克名镇。这一班小同学中一定会有人名列其中。

                                       [四]
  

    几天的好吃好住，阿明整个人完全变了个模样，已没有那么的憔悴。“大伯父，你看我今天的精神还不错吧？”一早起来，看见大伯正在调喂他那些心爱的白燕，阿明就嬉皮笑脸地询问大伯。
   “发生什么事啦，看你傻乎乎的样子，该不是有事瞒着我吧？”大伯很奇怪阿明今天的表现。
   “今天我要离开。”
   “哪里去？”
   “回广州。顺路去看看爸爸。”
   “爸爸在哪里？”大伯已十年有多没见过这个弟弟了，虽然他知道这个弟弟发生了不幸，但他一直没有开口打听，怕引起大家的伤怀。
  “在顺德顺峰山。”
  “那么近，他为什么不回来看看？”顺峰山曾经是顺德县的一个有名的风景区，在大良和榄镇中间，由于风景区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东西，革命者们就把它给封闭了起来，准备把它发展为生产区。顺峰山离榄镇只有8公里，中间只隔着一条珠江，骑自行车一个小时就可以回家，看来大伯还是不了解这个弟弟。
   “我想他才解放出来不久，现在刚开始恢复工作，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且可能还是未完全解放，有几十对眼睛在紧盯着他，只要他一行差踏错，几十根棍子就会毫不留情地打下来，专案组不会那么轻易放过他的。”
  “他没有犯罪，怕什么？”
   阿明实在没法回答这个问题，看来还是圣经的错，因他说世人都有罪，抓人的人虽然不信神，但却可能以此作为理论根据，抓人时随便就可以列出你的罪证一大罗筐，为了证明他们们是唯物主义者，他们是不信神的，他们就把唯心主义的圣经作了一点点的修正，世人都有罪，只有他和他们那一伙人没罪。于是就出现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治国理论，太复杂了，阿明只好把话题岔开。
   “见到爸爸叫他回家看看，告诉他家里人都在想着他。”大伯母在旁边插上了一句话。
   “我会的。”阿明口里爽快地回答了大伯母，但心里却在小声地说：“谁不想啊，我可不想让他回家这件事又让人们抓到他的小辫子，把他重新关起来，他已给关了六年，爸爸再不能给关了。至少现在我可以随时到他那里见到他。”
    “对不起，大伯母，这话我可不能，也不敢说。” 他只能在心里抱歉地对伯伯和伯母说。
    迎着公路扬起的黄沙，阿明又风尘仆仆地踏上征途，父子情深，想着很快就要见到父亲，阿明既兴奋而又紧张，六年了爸爸会变成什么样子，自行车的车轮在公路上飞快地转动，脑子里翻动着的形像速度并不会给车轮慢，但却没法理出一个清晰的形象来。

   顺峰山山明水秀，绿树郁郁，湖水荡漾着的微波在树丛中约隐约现，幽静的环境，使人心旷神怡。人们都忙着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下，紧张地工作着。加上一个领袖刚从天上掉了下来，粉身碎骨，使紧张的革命形势更紧张，广阔的风景区，居然见不到一个人影，偶然一辆挂着外国领事牌，车前扬着一面小外国旗的小轿车，飞驶而过。宽广的风景区，好像只为几个外国人开放，他们很喜欢在这种没有革命气氛的环境里垂钓。
    进入风景区不久，一块写着：“XXXXX研究所”的白白长长的牌子就挂在右手边路旁，扩音机的大喇叭传出的音乐声，给寂静的地方带来了不少生气。
    “同志，请问李清在哪里？”阿明一转入小路，看见前面有一个人刚走过，他立刻大声地对着那人的背影询问。路人停了下来并转过身来 。
    “王叔叔，是我啊，我是阿明。”阿明一见那人的脸孔，是爸爸身边的工人小王，马上高兴地上前打招呼。
    小王看了阿明一眼，好像不认识的样子，指着前面那一排平房，冷冷地说：“在前面左手第二间。”然后象见了鬼一样转过身飞快地离开。阿明可管不了那么多，连谢也忘了说，推着车子匆匆往屋子走去，房门半掩着，阿明用手在门上轻轻地敲了几下，没等到里面的回应，就推门进去，人还没见到，嘴里已在大呼着：“爸爸！爸爸！”
    李清正在办公桌前写着实验报告，自从恢复了工作后，就立刻动手整理已给破坏掉了的试验基地，六年停止了工作，所有的试验都停顿了，大部分试验场已变成了废墟，给这个呼叫吓了一跳，急忙站起转过身来，一见面两父子都呆在那里，两人傻傻的对望着，心里满肚子的话谁也没说出来，互相打量着对方，过了好一阵子，还是爸爸先醒过来，上前把阿明拥抱在胸前，两人眼里都充满了泪水，还是一句话也没说。一个是共和国的建设者，他由一个年轻人随着共和国的成长变成了一个中年人，一个是和共和国一起成长的年轻人，他们在共和国的风风雨雨中，又再重逢了，有多少的话儿要说，有多少的心事要吐，但再重逢中他们都变得沉默了。谁也不愿把这一刻沉默的温磬给破坏掉。
    儿子看着爸爸，发觉爸爸瘦了，头发已变白了，身体还很健朗。爸爸看着儿子，儿子也长高了，也有了一点成熟感了。
    还是爸爸先说了第一句话，他看了看手表，说：“什么都不要说，离中午吃饭时间还有一个半小时，快到大良镇买一些好吃的东西回来，中午我们要好好庆祝一下，记得大良的野鸡卷是挺有名的，千万不要忘记了。”
    爸爸不喜欢有人打扰他们的团聚，中午饭阿明和爸爸就在房间里吃了。
    “不要把门关上，把门打开。”阿明按爸爸的吩咐把房间门全打开，看见小王叔叔坐在离房间不远的地方吃饭。
    “爸爸，要不要叫小王过来一起吃。”以前爸爸每次吃饭，有好菜一定会叫手下的两个工人小王和小张一起吃，每个月都会在经济上给他们一些帮助。
    “不要！”爸爸断然拒绝。
    阿明不知是什么原因，两父子就一边吃一边开怀地聊了起来。
    “爸爸，这几年期间你怎样熬过来的，有没有想过自杀？”阿明突然问起爸爸这个问题。
    爸爸笑了，他说：“问得好，最初那一年，得确想不通，人也象傻了一样，同时关着的有省委书记，有几个还是蛮有名气的人物，也有人给关后不久，就自杀了，我和书记还一起抬过死去的人。”爸爸说着，他叹了一口气又继叙说下去：“那一次老书记看我情绪不稳定，就悄悄地安慰了我一番，谁知我愁上加愁，回宿舍后，就把这十年的心血，所有的实验总结，拿了出来，准备一把火烧掉。老书记在早上已看出我情绪不稳定，就偷偷的走过来和我谈心，那一次谈话后，我也想通了，和老书记相比，自己算不了什么，他周身伤痕，有日本人的，有国民党的，现在加上自己人的，他都能忍下来了，我为什么不能忍，这样就活下来了。”
   他说道：“你一定很奇怪我为什么不请小王进来吃饭。”
   阿明点点头，他安静地听爸爸说下去。由于以前爸爸对小王和小张，就象对自己的孩子一样，他们两个只是普通的工人，每月领着30元左右的工资，爸爸每个月都在自己的工资里拿出一点钱帮助他们的生活，到外地检查工作时，经常带他们去吃当地的名菜。十年如一日，一直到文革开始。
   李清很悲忿地回忆起文革开始时，小王怎样带头上台斗争他，说他用钱收买工人阶级，用吃喝玩乐腐化工人阶级，他想不到人心会那么险毒，十年无私的帮助，得来这样的结果。李清还说到，早两天的工作会议上，他还给小王骂作是还乡团，叫他小心，不好好改造，会把他再次打翻在地上，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小王现在是所里的革委会副主任，权大气粗。他认为小王的表现，可能是心中的帐抹不去，十年来，他在经济上帮过小王不少忙，李清认为小王想把他斗倒就可以把账目一笔勾销，无拖无欠了，虽然他从来都没跟小王算过账。
   小王在外面已呆了个多小时了，由于本能，直觉告诉他，不能放松阶级的警觉性，自从科学院里一批知识分子给放了出来恢复工作后，使他感到寒心，怕这班牛鬼蛇神的出现会动摇他的领导地位， 在这班人的面前，他的自卑心很重，他的头也一直抬不起来。他跟着李清工作已好多年，文革前多次的技术考核，都通不过，而与他一起参加工作的小张，已是一个能独当一面的技术员，使他这个穷苦人家出身的工人在人前矮了半截头。《红灯记》里铁梅说过：仇恨入心要发芽。文革开始，终于使他扬眉吐气，你不让我通过技术考核，我就让你遗臭万年，由于他楸斗牛鬼蛇神有功，加上他那没文化的背景，使他很快就升任了研究所里的革委会副主任 。文革几年，知识分子给扫地出门，所里的试验工作大部分都停顿了下来，小王又成了所里的领导，过了几年清闲的生活。现在李清等一班人给放了出来，把所里平静的生活给打乱了，不少科研项目又摆上了台面，不少的工作，又重新掌握在以前的牛鬼蛇神手上，工人阶级的发言权再次给剥夺了。虽然在编制上，小王是他们的领导，但在工作上一点发言权都没有，现在只能在会议上喊喊口号，工作上最粗重的工作还是非他莫属，小王感到面子更不好过了，他的无产阶级威信受到了伤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受到了干扰，前天的学习会上，他不得不给李清作了警告，李清说，没关系，送我回干校好了，他居然还说，你来搞试验，我扫地好了。这种藐视无产阶级的行为，使他心中的气更大，这两天他不得不连夜加班给院里写报告，把这班臭老九的反革命行为，一一汇报了上去，必须让他们再次尝尝和无产阶级作对的滋味。
    小王在离宿舍不远的树下，看着李清打开的大门，没法走近偷听他们的说话，他的饭早已吃完，坐在那里，只能远远地听着里面不时传出来的笑声，但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沉默中度过，他感到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他完全没办法掌握这班臭老九的动向，唯一能做的，只能是多打一些报告，好让这班坏家伙快点给送走，让研究所尽快回到工人阶级的手上。
    爸爸和儿子还在继续在温罄地谈话。李清谈到：“主席说，文革五年要搞一次小的，十年要搞一次大的。我想我还有十年的时间搞科研，希望这十年的时间，能搞出一点成绩，然后洗干净屁股，把牢底坐穿。”李清的脸上带着悲凉的笑容平淡地说道，他知道，再一次给关起来，就不会有那么幸运，那时他已经65岁了。
    阿明也讲了这几年他和家里人的变化，不知不觉，就过了两个多小时，李清对儿子说：“时间不早了，外面还有人在虎视眈眈，我相信我的问题会很快有结论，我得去工作了，有空经过再进来吧，免得外面的那位领导难做。”

                                 [五]

    炎热的广州，到处都象是给帔上了一层白蒙蒙的面纱，闷热的天气使人们变得懒洋洋的，虽然到处都是革命的口号，而且在蒙古也传来了的惊人消息，也没法使人们激动起来，人们对政治越来越冷淡了，大家都不愿意谈论国家的大事。阿明回广州已有一段时间，每天都得到医院去治理严重的风湿病，医生对他说了一大堆有关的医学名词，但他对那些医学名词一点也不懂，唯一记得的只是医生说他的血沉是32，他也搞不懂是什么东西。他的手脚都抬不起来，由于没法抬腿上公共汽车，只得花上数个小时，慢慢的走路到中山医学院，每天都要去挨上一针。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效果还不错。
    为了巩固疗效，阿明开始每天游泳，海角红楼，青年泳场，都是孤身只影，独来独往。当年的老同学，大部分已离开了广州，到了三水，到了雷州半岛，到了一些不知名的小村子去了。唯一还经常来往的，只有阿闯，他从三水回来，就会到阿明家坐坐，然后一起到处去逛逛，寻找一些已经退了色的回忆。
    有一天阿闯突发奇想：“我们是不是去一去探险？”
    “干什么事？”阿闯的提议引起了阿明的好奇。
    “找个最不想见的人聊聊天。”
    “谁？”
    “留在广州的同学。”
     阿明知道，文革中阿闯身上不少的伤痕都是他们中的一些人给留下的。
    “好，找谁？”
    “阿容。”原来阿闯已想好了对象。
    “我不知她的地址。“几年的中学生活，阿明并没有到过任何同学的家。对于阿容，也是很熟悉的一位同学，高二那一年就是和她同桌，她的成绩是班上有名的差，只有文科还好一点，阿明能帮她的只是把功课借与她抄。到了文革，她才发现了自己的优点，原来她有很高贵的血统，身上流着响当当工人阶级的血，她的成绩差，原来是学校的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做成，于是她和班上的同学有了隔阂，和另外几个有高贵血统的同学走在一起，不和其他的同学来往了。
    “我知道。”阿闯很快就把我带到她的家，阿容也刚好在家，几年的分别，一见面阿明才知道，大家的隔阂是多么的大，一个自认为是革命的工人后代和两个真实落后的农民，一个是红的和两个是黑的，城市人和乡下人，根本没有共同的语言，话不投机，鸡和鸭讲，客客气气的聊了一阵子，也不知聊了些什么，很快就不得不告别离去，不过大家都没有把相互的仇视表露出来，时间正在把互相之间的仇恨慢慢消磨掉，再见面还有可能是朋友。
    泳池太小了，人也太多，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挤满了人，阿明根本没法大展身手。每次到红楼游泳，经过珠江大桥，经常看到大桥下面黑压压的一大群人，在等待珠江水涨下水，阿明心里动了起来，他也想到大江上畅游，但弊脚的泳术没法使他能定下心来，到江河上一试。终于有一天他乘公共汽车来到桥下，很多年轻的人们东一群，西一堆地坐着，看这一江春水向海流，他们在等待江水涨潮回流，顺水游向石门。
    看着滚滚而流的珠江水，阿明不禁感到十分感概。先祖三兄弟当年逃离南雄，就是顺着珠江水流落到榄镇。太公的爸爸李慕时是一个有名的中医，在省城行医几十年后，晚年退休归故里，就在这条珠江回乡的小船上，把他行医积累了几十年经验写成的医书，一页一页地撕了下来，撒在珠江上，因为他的三个儿子，没有一个愿意承接他的衣钵，他的心碎了。爷爷的爸爸，号称白马将军，当年就是骑着一匹白马，带着满腔的报国热情，离别珠江，一路北上，到京城当了几年武官，官场的黑暗，朝廷的腐败，他失望了，不久他还是骑着那匹白马，返回故里，他给子孙留下的格言是：子孙后代永不当官。爸爸的爸爸，当年在北伐军中当了一名医官，就在珠江边上，救治过不少受伤的北伐士兵，而他众多的弟妹，大部分都当上了医生和护士。这是太公的爸爸怎样也想不到的事情，隔了一代，他的子孙又重走他的老路。后来爸爸的爸爸，为了逃避土匪，连夜带着家小，也是沿着珠江到了香港，然后侨居泰国。新中国成立后，又带着一家大小，沿着这条珠江回到家乡。现在阿明站在珠江边上，思考着今后将要何去何从，是浑浑噩噩地流浪一生，还是和命运拚一拚。这是一个不容易做的决定。
    “妈妈！妈妈！”一个小女孩的哭叫声，惊动了在岸边等待着水涨的人们，刚才还在江边愉快地戏水的一对母女，年轻的母亲失踪了，只留下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在大声呼叫，旁边五六个大男孩一看不对劲，立刻“卜通”“卜通”地跳下江找人。几天后尸体才从不远处的竹排边浮了出来。想不到第一天到江边，会遇上这样一件不幸的事情。人的生命就是那么的脆弱，阿明深切地感觉到，自己的光阴正在慢慢地流逝，不知什么时候，会好象那个女人一样，突然消失不见，自己的一生就会这样白白的给浪费掉，心里实在不甘，不能把自己的命运交由别人掌控，必须要好好考虑今后的日子，该怎样过了。
    李坚的部队刚从越南河内调防回国，拿到了几天的假期，回家和家人团聚。一家人正在客厅愉快地闲聊着，二伯带来了很多越南人的新闻和生活习惯的资料。他们的部队在帮助防守着河内的天空，美机天天都会在那里出现。几个月不见，阿明一听见二伯回来了，立刻赶到二伯家探侯，二伯是一个典型的军人，他一见阿明那头长长的头发，气就来了，不由分说，一把抓住，就地正“发”，他最讨厌哪种飞仔型的长头发，阿明心里虽然一万个不愿意，但是不敢反抗，只好乖乖地接受“制裁”。
    郭元元是阿明二伯母的弟弟，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一直和二伯母他们一家住在一起，由于受关节炎的影响，二十多岁就瘫痪在床上，并没有上过大学。但他是一个勤学的人，在病床上，自修了无线电学，自修了好几种外国语文，他的中文的基础也很厚实，天文地理样样精通,他的工作就是在病床上翻译世界上的科技新闻，闲时会组装一些收音机，家里的音响都是他自己一手组装起来的，在经济上由在新加坡工作的大哥负责。由于他有很丰富的外汇，有很渊博的知识。也由于在他们家附近发现一个飘浮不定的电波，好几年都没法破获这个电台，文革期中，引起了公安机关的注意，把他列为二十四小时重点监视的对象，由于长期卧床，元元的几个重要关节严重地钙化了，结成了一个大疙瘩骨头。这几年，公安人员有空就会上来敲打他的关节，研究那个关节能藏收发报机。虽然有X光的透视图，可以看到元元的关节钙化情况，但公安人员坚信美国FBI的高科技可以改变人们的视觉。
    为了对这些人进行严密的监控，公安机关会对监控户随时突击检查，今天正是多事的一天，阿明给理好头发以后，一家人又开始温馨的谈话。这时大门突然给推开，只见派出所的专区老何带着几个公安人员，通过楼下的房东的房间，绕过大门直接来到二伯的家，检查户口。
  “啊，郭元元，你能站起来了吗？”专区老何推开大门，第一眼就见到李坚，以为见到了郭元元，立刻惊讶地发问，旁边的公安人员一听到，立刻紧张的把枪指向李坚。
    李坚给吓了一跳，他坐着没有动，很生气这些人没有打招呼就进到他的家，很不客气地对专区老何说：“发生了什么事情，要你们兴师动众的，你们认错人了。我是一个军人，希望你们把抢收起来。”跟着他很生气地站起来，背转着身体，望也不望这班公安人员，孩子给吓得哭了起来，他的爱人也给吓呆了。
    老何听了李坚的说话，也呆了一下，李坚和元元是有点像，为了证实李坚的说话，老何立刻冲上前把元元的房间门打开，只见他在床上轻轻地打着呼噜，睡得正香。老何知道发生了误会，马上指示公安人员把枪收起来，李坚见他们把枪收起来后，气匆匆的回到自己的房间，小赵想上前阻止，给何队长用眼色止住了，他不知道李坚的来头，不敢乱来，不一会儿，李坚服装整齐的走了出来，红星帽上放，红旗领上挂，四个口袋的绿上衣，蓝军裤，威风凛凛地站在老何的面前。
   老何猜不透李坚是多大的官，语气也变得和气很多了，但任务在身，不得不尽其职责。而且现在是非常时期。
   “我们这次来是捡查户口的，你好象还没有报户口。”
   “军人要报户口吗？”李坚奇怪地问。“我还没有听过军区指示，而且部队就在广州。”
    “……。”老何想了想，没有回答。大家沉静了一会儿。老何又发问了：“郭元元是受监控对象，他是不能使用电话，我们要切线。”
   “这是军区的电话，你是没权拆的。”
   “对不起，我是有办法停止你们的电话使用权。”大家话不投机，老何和李坚握了一下手，就离开了。几天以后，电话线终于给断了。

                                   （六）

    晓莹，算是阿明下乡后认识的第一位女朋友吧，她也是从广州来的知青。他们一起参加过几次县里的知青积极分子大会，大会后回到公社，有了来往，晓莹所在的大队在公社的西南边，阿明所在的大队在公社的东南边，每次见面都得花上四十分钟在路上。一星期难得见上一次，农闲时很多时候只能在公社的集市上聊聊天，农忙时一个月也没法见上一面。只有在回到广州度假的时候，虽然她住在河南，阿明住在河北，他们也快快乐乐地过上了几天的好日子。
   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交往，互相了解了对方的家庭情况后，她害怕了，由于她出生在一个小地主家庭，解放前他父亲在15岁的时候，因为家乡日子过的艰难，不得不离开了家乡来到了广州，以学徒工身份进入工厂做工，不久，家乡的兄弟也离开了家乡来到了广州做工，家里留下的两亩多地没人耕种，租了出去，解放后，父亲成了工人阶级的败类，虽然有很长的工龄，比工厂里很多领正了牌的工人阶级们工龄还要长，成份还是给划成小地主，由于在工厂里有很多铁杆子兄弟护着，当父亲的还没有受到过什么冲击，但是女儿在学校念初中的三年里，由于是地主出身，一直受到莫名其妙的歧视，至今心里没法平息得下来。
    那一天是公社的赶集日，和风微拂，几片白云在天上悠悠地飘着，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天气，她一早骑着自行车来找阿明，漂亮的脸蛋上却满布着忧愁，她看到阿明正在做早饭，就坐了下来，帮阿明往炉子里加柴草。以往那张百灵鸟似的小嘴，一见到阿明，就从来不曾停过，可今天已坐了半个小时，还未谈上几句话，阿明心里有了个不测的感觉，心里不禁有点纳闷，看着她那憔悴的样子，不知她是否病了，还是有什么隐情，阿明焦急地盯着她的眼睛，希望能从她的眼神上找出一点点蛛丝马迹。两人静静地坐在小凳子上吃早饭，晓莹一直低着头，心事重重地吃完了早饭，还是一言不发的收拾好碗筷，突然提出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你有没有想过，两团黑色混在一起是什么颜色？”阿明猜不透她话里的意思，没法回答，呆在那里望着她出神，指望能把话说得明白一点。但她搁下这句话后，就没有再发一言，红着眼睛很快地离开了。
    几天后阿明收到她写来了一份短短的信，信中说到：“……我们的出身都是那么黑，上一辈能活下去已经那么艰难,虽然我知道他们都没有犯过罪。我们这一辈更不好过，因为我们还必须要背着上一辈没有的罪过生活，难道还要我们的下一代也要这样活下去吗？我明白到，盲目的爱情只是一贴自杀的药，希望你能原谅我，……”他们就是这样分了手，这种爱情生活，来得快，去的也快。
   闲居在广州的日子过得很快，一霎眼，又到了冬天。农村的农闲又到了，不少下乡的知青又回到了广州，阿明的家开始热闹起来。
    小芯，阿雪和黎晴也是阿明下乡时在县里开知青积极分子会议时认识的广州回乡知青，同在一个公社却都在不同的大队，几年下来，大家都变成了很好的无话不谈的朋友。
    晓莹的话深深地影响着阿明，他明白自己如果一步行差踏错，将会给别人，也会给自己带来不可救药的伤害。三个女孩子在文革中只是念到初中一年级，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一点也没有体会。
    小芯矮矮胖胖的身材，人长得很老成，不爱多说话，由于从小就生长在一个大家庭里，做起事来很爽快。她的爸爸一直侨居在美国，很少回国，由于在家乡没有田地，土改时给划分为贫农。她在广州的家，有妈妈，大哥一家五口，二哥的太太和两个孩子，和一个妹妹 ，一大家人都在街道工厂工作。晚上连走廊都摆满了床。文革后，自己一人回到了家乡，由于她的家景比较好，所以她每次留在广州的时间都会长一点。  
    阿雪长得高高瘦瘦的，虽然经过几个夏天太阳的暴晒，她的皮肤还是显得很苍白，看来她的身体是不太好，而且人也是比较的忧愁。从没有听她提起过爸爸，因为家里很穷，生活全靠多病的妈妈在街道的服务单位里用半条命拆钢缆维持。她是回自己家乡的知青，每次回广州都不会呆很长的时间。
    黎晴中等的个子，白白胖胖的，说起话来总是滔滔不绝，而且还会手舞足蹈，人挺乐观，是我们这一堆人里面的小甜心。她是和弟弟一起回乡的知青，但弟弟很少留在乡下，当姐姐只有整天担心弟弟的安危。
     看着这几个要好的朋友，阿明不想再给她们有任何的压力了，在她们面前，只谈风花雪月，决不谈家庭，更不会谈到理想，前途更是不可指望。家里给阿明的压力太大了，成份给阿明的压力太大了，各种有名无名的压力，把人们压得快要疯狂了。
     一提到成分，阿明不由得不想起妈妈给打成右派的那一天。那是一个阳光普照的日子，红彤彤的太阳把人们的头脑都晒得发昏了，大地上到处都是红色的标语海洋。
    “敢想，敢说，敢干，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在这个口号下，钢铁产量给吹到了1080万吨，街道，企业堆满了炼钢炉，家里的铁门，一切的铁器用品，都拿去熔成了废铁。农村成立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天梯，共产主义是天堂。”由于有了公社，粮食产量人为的大幅上升。谁的牛皮吹得越大，谁就能成为响当当的革命家。粮食的产量在一年之间从一万斤上升到10万斤，一百万斤。谁都不会为吹牛皮而脸皮发红。
     这一天合该阿明的妈妈有事，那年她刚过了40岁，在科研所里是一个中级技术人员，负责种子的研究，在农村合作化时期，给城市郊区人民委员会借调去负责郊区农业合作社的农田规划和建设，每几个月就得回科研所汇报一次工作，这一天是她应该回科研所汇报工作的日子。
     科研所的书记正在为完成上级交下的政治任务头痛，在这次反右斗争中，上级明确定下了指标：在我们的技术干部队伍里，百分之九十五是好人，百分之五是坏人，其中百分之三是不可救药的人。科研所里现有四十多名技术干部，怎么样也要找出一个坏的典型来，现在已经到了反右斗争的关键时刻，至今还没法找出所里最坏的坏人，书记已受到上级的点名。这天他正在办公室里为这个问题头疼，办公桌上堆满了各个技术人员的资料，他必须在这些人之中有所发现。办公室的窗户正对着所里的大门，猛一抬头，看见了余锦芬刚刚走进科研所的大院，正朝着办公大楼走过来，书记头脑一醒，眼光一亮，合适的人选到了，他立刻调阅了余锦芬的档案，马上召集了党团员骨干开会，布置任务。
     在临时会议上，书记首先向大家揭发了余锦芬，由于她是长期外调的干部，科研所里很多人对她都不太了解。
     “余锦芬的爸爸在印尼是一个华侨资本家，她的出身，她的成长都饱含着我们劳动人民的血汗。而她所以选择农业这个专业，是想回到印尼开咖啡农场，在历史上看，余锦芬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混进我们革命队伍的资产阶级分子……”书记开始就一针见血地指出。
    台下立刻响起了口号声：“打倒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
    “在56年，她公开反对苏联的农业专家，拿着他们的一点点失误，大肆攻击，给我国做成很坏的政治影响。苏联是我们的革命同志和亲兄弟，攻击苏联就是攻击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书记向骨干们说。
    “打倒混进革命队伍的资产阶级分子。”
    “中苏两国牢不可破的革命友谊万岁！”口号声此起彼落，震耳欲聋。
     在五十年代，苏联向广东派出了大批专家指导广东的农业生产，特别是热带植物的种植，他们只是带着苏联农业专家米丘林的植物学说，这班才离开学校，生长在寒带的人，连什么是热带植物也没有见过，就来广东乱弹琴，瞎指挥。结果造成大批热带作物的死亡，做成很大的经济损失。在他们下面工作的大批中国技术人员，一直在反对他们的做法，并提出很多反对意见和有益的建议，但是在专家面前，这些有丰富农业知识的中国技术人员，只能做一个微不足道的普通工作人员，苏联人根本瞧不起中国人，中国技术人员的意见不被采纳，不被重视，反对无效，余锦芬就是其中的一个工作人员。
    “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她永远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上，好像在除四害运动中，她反对消灭麻雀，说这样会做成生态的不平衡。大家都知道，一只麻雀一年会吃掉多少谷子，她一直在拆我们的台，千方百计破坏党的工作。以达到她想颠覆社会主义的目的。在党给了她警告后，她虽然没有再吭气，但她的心里还是不服，不断找时机进行反扑。这是她第二个反动的表现。”
    在五七年，中央发出了除四害的号召，其中一项是要消灭所有的麻雀。全国人民都必须行动起来，人们到处挥舞着长竿竹扫，敲打着铁锅脸盆，制造了各种杂音，和使用各种武器，使麻雀和其他鸟类没法停下来歇息，最後筋疲力尽堕地而亡。使得以鸟类为天敌的庄稼害虫横行霸道，大跃进以后三年的自然灾害，其中的一害就是虫害。
    “在这次大跃进中，她坚持她的反动观点，反对我们的大跃进，反对新生事物。面对各地上十万百万斤的丰收捷报，不闻不问，还是坚持她的三千斤观点，在七月的《人民日报》社论已正式宣布：‘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生产出多少粮食来。’ 余锦芬已经走到和党，和人民的对立面上去了，凡是人民支持的，她就反对，凡是人民反对的，她就支持。为的是想说明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
    说着说着，书记想起了几个月前，他带着一班别单位的干部参观所里的试验田，看到余锦芬正在田里把一些秧苗拔起来，就很生气的责骂她，批评她破坏试验田，当时余锦芬拿着一把秧苗不慌不忙地从田里走上来，当着别的干部的脸对他说，这是秕草，不是秧苗，还当场教他怎样分别秧苗和秕草，使他在别单位的干部面前下不了台。书记又记起了过年前，他要余锦芬把家里养的三只鹅卖给他，余锦芬说要留给家人吃，不卖。新仇旧恨，都使书记记忆了起来，书记越想越生气，越说越激动。你有技术我有权，这次可以狠狠地教训你了。书记提高了声调大声说：
    “她以为自己有很高的学问，看不起我们工农出身的干部，她以为用自己的学问，就可以压倒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对这样坚持反革命立场的右派分子，我们一定要用革命的力量，把她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   
    “ 打倒右派分子余锦芬！”
    “敌人不投降就叫她灭忙!”口号声响个不停。
     书记发言后，会场上响起了热烈鼓掌声，人们大声唱起了《社会主义好》，纷纷起来检举了余锦芬日常的“反动罪行”，痛打落水狗。
      统一了口径，下午立刻召开了全科研所一个批判右派分子余锦芬的大会，接着又来一个忆苦思甜大会。大会之后，书记宣布了立刻把余锦芬收押，让她好好的作书面检讨和等候上级单位的处理。余锦芬吓呆了，她想不到一个学术争论，会有这样的后果。她虽然不服罪，但在压力下不得不认罪，她还是十分的幼稚地提出请求，希望能给一两天时间，让她回家把家里的事情处理一下，因为家里还有一个才几个月大吃奶的女儿，另外还有三个四岁到十一岁的孩子。她一点也没有想到，书记确定了的事，就是党纪国法，这个要求遭到拒绝。做妈妈的心崩溃了，妈妈的心碎了，但她没有哭，也没有再争辩，她心中的疑问却一直散不去，这算不算是私设公堂，没有经过公检法的判罪是不是合法，现在只有等待上级机关的最后判决了。多可怕的制度，一个人的喜好，就可以判定一个人的命运，一个家庭的命运。在灾难面前，为了孩子，为了这莫须有的罪名能有申诉的机会，她也只有咬着牙关硬挺下去了。从58年到72年，熬过了十四年，虽然事实证明她并没有犯错，但上级更是不会犯错误。
     真正的右派找出来了，书记总算放下了心头上的大石，胜利完成了上级交下的任务，可以好好地睡一觉了。书记笑了，很开心，这次杀鸡警猴很成功，已把一班知识分子镇住了，今后开展工作就好办得多了。权力多可爱，有了它就可以办很多很多的事，人事上的管理容易得多了。
     晚上，孩子们都不知道妈妈出了事，爸爸又在外省工作，妈妈没有回家，又累又饿的孩子们，只能抱在一起放声大哭，特别是才几个月大的小妹妹，哭了几个小时，已经上气不接下气，哭声惊动了楼上楼下，纷纷来查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当他们知道了孩子们的母亲失踪后，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看着这班饥饿的孩子，住在楼上的雷婆婆拿来了奶粉，楼下的王大妈帮忙喂了小妹妹，隔壁的黄太太帮孩子们烧了饭，失去妈妈的孩子，好不容易才熬过那茫茫的长夜。两天后还不见母亲回家，街道主任黄太太，带着孩子们到科研所去了解，才知道孩子们的母亲反党反社会主义，划成右派，给所里扣留了，由于是正在反省交待问题，不准见客。黄太太只能无可奈何的带着四个孩子回家，也只能在街道找人暂时照顾孩子。几天之后，孩子们开始慢慢习惯这种没有母亲的生活，一下子都像长大了。
    几个星期后，局里的批示下来了，余锦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成立，是不折不扣的大右派分子。行政级别降了两级，工资从98.5元降到68.5元，立即押送到河南园艺场劳动，体谅到她还有四个年幼的孩子，两个星期可以回家一天。
    文革开始时，党委又把余锦芬的右派事件拿出来批判，想把死老虎当真老虎打，当时就有人提出问题，应当批判她反苏联专家，批判她反对大跃进，还是批判她反对打麻雀。还有人提出，应当批判她的三千斤观点，从58年到66年，已过了八年，科研所试验田的年亩产还没达到三千斤，最高才达到两千六百斤，一个科学工作者，提出这样不严肃的论点，应当拿出来批判。由于引不起共鸣，批判流了产，余锦芬平安渡过了文化大革命。但她永远是个脱帽右派分子，人民的敌人，领导永远是不会错的。
    但是，孩子们却陷入了成分的陷阱，再也没法子自拔了。在学校里，在社会上，他们都成了贱民，孩子们必须和反动的家庭划清界限，反戈一击，争取做一个可以被教育好的子女。而且子子孙孙，都不得脱离这个罗网。 
     阿明一想到这个问题，心里就不由得疼痛起来，在这个问题前面，姐姐已遭到了不测，自己也将一事无成，与其作个贱民，倒不如和命运拚搏一下，想办法到香港去。见到了小芯，阿雪和黎晴后，阿明确定了自己要走的路。阿雪和黎晴已回乡下了，只有小芯还整天陪着阿明，阿明把问题小心地向小芯提了出来，小芯考虑了几天，回答了阿明，同意他的看法，但是她没有这个胆量，只能祝他成功了。

                                  (七）
   
    秋天的广州十分炎热，一天下午，太阳还高高地挂在天上，李清骑着自行车提早下班回到了家，他手上提着一个大包包。一进房子，把包包往桌上一丢，用毛巾抹了抹头上的汗水，很高兴地对阿明说：“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今天开了平反会，上级当众把我的一大叠黑材料烧了，上面说我的问题已经解决，要我相信党，相信人民。并发还了这六年扣发的工资。今晚妹妹们放学回家后，我们到外面好好地吃一顿，庆祝庆祝。”
   跟着李清把包包打开，亮出里面一叠叠的钞票，这是把六年来扣下来的工资补发了回来，大约有万余元。每次政治审查，工作单位每一个月只是发给十元的生活费，其他的工钱会给扣押起来，以后判有罪，扣下的钱就会给没收，没罪的话，钱就发还，但是没有利息。这样六年下来，也给李清积累了一大笔钱。阿明见到那叠钞票，知道爸爸又一次给平反了，他小心地问父亲：“他们说你的问题真的是全部解决了吗？”以前每次审查，都必须关押一段时间，过了以后，就是这样拿着一叠钱回家，这次也不例外，只是这一次关的时间长一点，积累下来的钱也多一点。
    “他们有没有对你说，今天是解决了，下次什么时候又会把你再次关起来？？既然说你没有罪，那里有反来平。”阿明又开玩笑地问爸爸。
    这种政治审查，没几年就得来一次，因为李清中学时代集体加入过国民党。中央大学毕业后参加过庐山军训团三个月的军训，再加上他现在是在科学院工作。虽然履历上出现问题，可是在人生的经历上却找找不到他是反革命的证据，但是结论已下了，于是革命的人们只能在鸡蛋里挑骨头，拿着放大镜在他的人生上一点一点的寻找，终于在文革中，找到了他的反革命证据：“用吃喝玩乐腐化工人阶级，在研究报告上没有突出伟大领袖的光辉思想。”愤怒的人们用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把他给套牢了，在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把他一关就关了六年。
    爸爸抬头看了看阿明，脸上不带任何表情，叹了一声，没好气地回答：“谁会知道，总能有几天的好日子过吧。 反正抓人的是他们，放人的也是他们，现在的研究工作已破坏得那么厉害，上面已经下了文件，研究工作要恢复，在工作没有完全恢复以前，我想我还是安全的。哎，今天不想明天事，先把钱吃了再说，我想他们会有时间让我把钱花完。妹妹们什么时候可以放学回家？”
     阿明看了看挂在墙上的钟说：“快了，还有一个小时。”
     话还没有说完，父亲突然严肃了起来，板着脸孔，对着阿明说：“阿明，今后你有什么计划，难道你就打算糊糊噩噩混过这一生吗？”爸爸对阿明目前这种生活方式很不满意，他继续说，“现在我正在搞研究所的恢复工作，你来我的身边工作吧。”
    “不！我不想留在你的身边工作。”阿明回答。
    “为什么？”爸爸很失望，几年不见，想不到阿明会变得那么懒散。“跟着我好好地干吧，现在研究所给破坏得那么厉害，一切都得从头来，你可以由基础干起，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十多年来，我已经培养出好几个正研究员。学会一门技术，对你以后会有好处。中国的教育制度迟早会改变，以后大学的工作总会走上正轨，你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有了经验，还可以找一个农学院继续你的学业，因为每个农学院都有我的学生，与他们打个招呼，很容易安排你进去。”李清一提到他的学生，脸上总是忍不住露出骄傲的微笑，心里洋洋得意。但他忘记了，他在科学院工作了十几年，写过不少有分量的论文，由于政审过不了关，虽然他培养过好几个正研究员，但还是只能以一个副研究员的身份出现。这个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制度，一切以政治为本，政治确定了一切，职位的提升必须通过政治的考查，正研究员必须要又红又专的人才能担当。
    “不！”阿明一口回绝了爸爸的好意。
    “ 为什么？”爸爸不明白孩子的心意。他不得不为这样懒散的孩子生气和担心了。孩子大了，他也不好意思对着孩子发脾气。他语重心长地对孩子说：“我们李家还没有出过游手好闲的浪荡子，你要好自为之，不要把青春白白地浪费掉。”
    可是阿明听完爸爸的话后，反驳地说：“爸爸，不要再沾沾自喜了，你的问题真地解决了吗？你爱祖国，祖国爱你吗？为了证明你是反动的，你周围的人们已经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要把你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寻找你的反动证据，多少朋友受了你的牵连，就象你所知道的，你的好朋友翻译黄先生，虽然他与你不在同一个单位做事，但是他也受到了警告，如果不把你的坏事说出来，也要受到组织的严肃处理，不得不被迫说你有一次到宝安县检查工作后，曾经对他说过，你想偷渡到香港。”
    爸爸听了后，默不出声，这件事情，黄先生事后向他道歉，为了保命，他不得不这样说，他想事后组织是会调查，到时再承认错误，把问题说清楚。
   “你的问题暂时不提，就看妈妈的吧，已经过去了十多年，妈妈的问题解决了吗？五七年妈妈给划成右派，大家都知道她没有错，还不是一样坚持不给予改正和不给予平反吗？六一年虽然给脱了帽，变成了脱帽右派分子，实际上还是当阶级敌人看待。永远是坏人一个，运动来了就是阶级敌人。要抓就抓，要关就关。”
    “这个世界，已没有了公理。你的孩子们，有了两个‘反革命’的父母，能有好日子过吗？你自己的问题，你也清楚，64年姐姐高中毕业时，要把家里的情况，家长的历史写出来，姐姐所写的家庭资料，由于写不出你和妈妈的反革命行为，学校一直都不能通过，最后你亲自写了，也不是不能通过吗？因为他们还没办法在文章中找到你们的反革命证据。你还记得吗？最后你不是气得要学校自己到科学院查吗？一个反革命，怎能没有反革命的罪行，你不但自己没有坦白自己的反革命行为，你们的子女也没有检举父母的反革命行为，就是欺骗组织。你最后不是在调查报告上写道，如果认为我的报告不可采用，请到科学院去调查 。而姐姐没法考上大学的原因之一，亦是因为没有老实交代父母的反革命罪行。由于科学院没法查到你们的反革命证据，只能向我和姐姐开刀了，学校要我们和反动的家庭划清界线，反戈一击，做个可以被教育好的子女。上面希望从我们的身上打开决口，找到父母的反革命行为。”
     李清听着，没有吭气，他在静静地听，在慢慢地思考，给关押了几年，他意识到，孩子长大了，说话好像也有点道理。
    “我们没法反戈一击，也是犯了罪，事实上，我成了你的接班人，我在公社看到了自己的档案，在学校写下的档案上，已经给内定为反革命，而且除了那五个字，档案上亦没有写上我犯有任何罪状的只言片语，也没有写下定案人的名字，若干年后，这就会成了无头公案，如果以后有了孩子，曾经发生过的历史又会重演。现在的情形又会再出现，我都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孩子能知道吗？他该怎样向组织交代呢？一句话，就可以把一个人谋杀掉，多可怕啊。”阿明越说越激动，眼里充满了泪水，他说，“姐姐自杀前留下的遗言，明白地说出了她的心声：说我们的父母是反动的，找他们算帐就好了，为什么要子女们来承担。这样公平吗？这么多年来,他们在为国家的科学事业作出了那么多贡献……”
    “不要再说了……”爸爸的眼泪已流了出来，女儿的死，给了李清很大的打击，至今还没法平静下来。
     李凌凌高中毕业后，由于妈妈要和市郊人委的干部到市郊搞四清，郊人委就安排李棱棱到广州近郊科研所属下的一个农场工作。方便照顾家里的弟弟妹妹。文革后期，由于父母都给划成是阶级敌人，她成了反革命的家属，在父母亲给关在干校时，比她小一岁的弟弟下放到了农村，她为了方便照顾留在家里的两个小妹妹，不得不早出晚归，每天多化一个小时上下班。这就引起了革命干部的不满，特别是场里的书记，和她的母亲认识，曾经和她的母亲同事科研所，也是当时研究所的反右干将，所以十分清楚地知道她家里的政治情况。书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对阶级敌人要狠，对反动的事情要立场坚定地去斗争，决不能留情。因此对李棱棱的政治要求特别严格，要求她安心场里的工作，好好改造自己，争取作一个可以被教育好的子女。
     李棱棱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几年来对书记的要求不理不睬。每天按时上下班，不留在农场住宿，她认为自己的行为，既不会影响工作，也没有影响政治学习。但是书记越来越不满意李棱棱，认为她是在抗拒改造思想，不接受组织的监督和帮助，对她的批评言辞越来越尖锐了。
    给关了六年的爸爸被释放，给划成铁杆大右派的妈妈在文革中没有受到冲击，李棱棱坚信自己没有错，父母也没有错，因此和书记的对抗也越来越尖锐。由每月一次的争吵到每星期的争吵，变成每天的厉行公事，越吵越厉害 。而书记也没法抓到棱棱的痛脚，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按时上下班，一时还没办法入罪。但对一个反革命的子女如果不严肃的处理，党的威信何存，有一天书记再也忍不住了，他把李棱棱叫进办公室。
    “李棱棱，你知道吗？你一直不接受组织对你的教育和帮助，你已经走到反革命的边缘了。难道还要和你的父母一样，不见棺材不流泪吗？”
    “我的父母怎样了？”一听到书记提到她的父母，李棱棱就气了。“我又怎样了，我迟到了吗？我早退了吗？还是我做错了什么事？”
    “你妈妈是铁杆大右派，你爸爸是反动学术权威。你有没有做错什么事，你自己心里有数。”书记气在火头上，他一巴掌大力地拍在台面上。“我的话，你听进了多少，我是代表党向你说话。”
    “我的妈妈当年怎样当上右派，你心里明白，我的爸爸已出来工作，很快要平反了。现在治安不好，我每天下班回家照顾两个小妹妹，那有错吗？那就是反革命吗？”
    “你妈妈当时是怎样当上右派的，我很清楚，不管当时发生的情况如何，主要的表现是因为她对党的不满。难道你说党做错事了。你爸爸在没有正式处理以前，还是一个坏人。让他出来工作，只是让他在工作中将功赎罪，并不是说他是一个好人，就象你的妈妈一样，党和人民随时可以把他们打翻在地上，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对于你目前的表现，每天都要回家，不成，组织不允许你这样做，这是不安心工作的表现，抗拒接受思想改造的表现，这是党的纪律。你应该好好安心农场的工作。如果你不接受组织对你的劝告，而用这种态度和党和人民对抗，对你没有任何好处，党和人民会严肃处理。”
    李棱棱听了书记的话后，也火大了，她大声的反驳：“我是劳改犯吗？我的父母有罪，你找他们算帐好了，怎么算到我的头上来了，那不是笑话吗？你这个人一点本事也没有，只会用大石压死蟹，别认为自己是个大英雄。我不是党员，你不必用党的纪律来压我。”
    对这些念饱书的年轻人，书记语塞了，答不上话，脸上弊得发红： “你这是什么态度，这样对待党对你的教育和帮助，一定要把自己摆在党和人民的对立面上，有什么好处。你回去好好的反省，写一份检讨书。不到星期六晚上，不准离场回家，这是党和人民的决定。”
    “我没有错，决不会写什么检讨书。要关要杀是你的权力，我也不想和你这种没有文化，没有水平的人说话。”李棱棱也气得脸上发红，她大声抛下这句话后，头也不回，气匆匆离开了办公室。
    李棱棱一离开办公室，看到公路边上有公共汽车快要进站，立刻追上汽车，班也不上了，马上赶回家。李棱棱回家后冷静了下来，慢慢思量了书记的话，也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社会上有一句名言，我[党员干部]听党的，党听中央的，中央听毛主席的。反对我就是反对党，反对党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主席是要杀头的。但要她这样就范，她却不心甘，她知道自己已闯下大祸，与其日后受辱，倒不如自己了断。往后的三天里，她没有再上班，把自己关在睡房里，写下了五页纸的遗言，她到银行里把她的钱提了出来，晚上陪弟弟去买了一部新的自行车。她对弟弟说：“想办法到香港去吧，与其在这里作一个贱民，还不如到外面去闯一闯。”
     阿明对姐姐说：“我们一起走吧。”
    “不成，我还得留下照顾妹妹，走吧，不要再犹豫了。”姐姐坚定地说。……
     姐姐离开后，阿明在整理姐姐的遗物时，发现了姐姐的遗书，他把遗书看完后，为了不让父母再受刺激，悄悄地把它收藏起来。才24岁的姐姐永远地离开了，黑夜还是这样的漫长……究竟是谁的过错啊？！
     父亲沉默了，很久没有出声，只听到墙上挂着的钟在慢慢地走着，的答的答地响着，眼泪花在眼里滚动着。这几年的变化实在是太大，究竟是谁的过错，究竟是谁的过错啊？也很难说得清了。
     一会儿，爸爸冷静了下来。他轻轻地摸着阿明的头，很抱歉地说：“孩子，以后爸爸妈妈死了以后，只能留下这样的遗产给你们，爸爸让你们受苦了，你的心情，爸爸能理解，你会恨你的爸爸妈妈吗？” 
    “不！”阿明看着才五十多岁已经满头白发的爸爸，禁不住象个小孩子一样哭了起来，“你们是个好人，我爱你们。”
    “世界是你们的，我已经老了。”爸爸不能不感受到岁月的无情，无奈地对着孩子说：“孩子，你有什么打算，往后的日子长得很，你考虑过没有？”
    阿明不敢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他低着头迟疑了很久，两父子都没有吭气，屋子里显得格外的清静。一会儿，阿明偷偷地抬起了头，看了看父亲，看到父亲正在用慈祥的目光望着自己，心里就踏实了。
   “我要到香港。”望着白发苍苍的爸爸，阿明终于把心里的话说了出来。
   “你能说说要到香港去的理由吗？”
   “我只想做一个正常的人，不想带着枷锁象狗一样地活着，让人们玩弄在股掌之间。”
    李清瞪大眼睛很惊讶地看着阿明，这个从小胆小如鼠的孩子，现在居然有了这种想法，真不敢想象。
    “你准备怎样去？”
    “两条腿走路，一边申请出国，一边练游水。那种办法快就用那种办法走。”
    “你考虑清楚了吗？”
    “我已经决定了。”孩子的决定，给了父亲一个不少的震撼，老糊涂出了新问题，李清不得不认真地思考儿子提出的决定。
     这时，只听到“卡嚓”一声，大门给人从外面推开，两个妹妹放学回家了。两父子立刻停止了争论。他们都不想让年轻的孩子们过早地踏入这个旋涡里。
     爸爸离开家时，妹妹们年纪还少，六年的时光，她们已经成长起来了，对着刚回家的爸爸，还是十分陌生，她们叫了一声爸爸和哥哥以后，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
    父亲对儿子说：“我们暂时不再讨论这个问题了，给点时间让我消化一下，好吗？”
    儿子回答：“好。我叫妹妹们准备一下，吃饭去吧。”

                                                                 (八)

        华灯初放的广州城，显得出奇的热闹，工作了一天的人们拖着疲倦的身体，下班回家，成百上千的自行车成行成队，在马路上挤拥不堪地行驶着。巷子口坐上了好几个老太婆，一边在看着下班的人群在眼前经过，一边在天南地北的胡扯，东家长，西家短地说个不停。她们看到已经失踪多年的李清带着几个孩子上街，显得有点惊奇，他们都是二十多年的老街坊了。

        巷子里住着二十多户人家，都是知识分子的中产阶级和华侨家属居多，少了很多搞事的族群，在文革中也有几户人家受到冲击。人们已经多年没见到李清，以为他早已不在人世，在政治运动中失踪的人太多了，大家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敢去过问，怕惹事上身。想不到李清今天突然会在人们的眼前出现，才五十多岁的人，已经是满头的斑白，老人们免不了议论纷纷。

       李清上前和他们打了个招呼，感谢他们这些年来对孩子们的看顾。看着西下的夕阳，照在这班年迈的老太婆的身上，黄昏人在夕阳下，形成了一幅很有趣的图画，是这样的和谐，这样的协调。李清看着看着，想到不久的将来，自己也会像他们一样，工作到退休的时候，不知能不能像他们一样有那样好的福气，坐在黄昏的阳光下，优哉游哉地度过一个美好的晚年。想着想着，李清不由得苦笑了一下，他突然对阿明说：“黄昏已到，想来黎明应该是不会太远了。”阿明明白父亲心中的结，爸爸总是把希望放在心中，明天将会变好，这是他能活下去的唯一动力 。但黎明的到来，对阿明来说实在是太遥远了，可能在不远的明天，也可能在遥远的将来。如果不趁着年轻时多干一点事情，多学一点知识，将来的结果必然会很可悲。

        不管外面的政治环境如何，广州人永远离不开一个吃字，民以食为天，天塌下来也管不了。傍晚才刚过五点，中山五路惠如茶楼，已差不多坐满了人，李清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张可以坐四个人的小台子，这几年，从北方下来广州的人多了很多，他们都是搞政治的能手，他们带来了中央的指示，带来了中央的任务，给富庶的广州带来了各种票证，什么粮票，布票……也把广东丰富的资源，不知调到哪里去了。现在有一位首长，在内蒙摔死了，北京调下更多的大小官员，来处理后事，为了满足北方人的胃口，惠如楼也改成了北方饭馆，这里有名的是饺子，都是机制的，大小一个样，味道还是不错。

        李清一下子要来了250个蒸饺，他对孩子说：“今天放开肚皮吃。”六年来，今天才能第一次和孩子们聚在一起吃饭，李清显得特别高兴。他小声地说：“在干校，工作起来没有压力，每天做的是体力劳动，不用思考，不用研究，身体特别好，现在恢复了工作，压力反而大了，每天写文件要写到半夜三更，这几年由于很多实验数据没有保管好，大部分都遗失了，工作起来显得特别的困难和吃力，最难处理的还得和那一班坐直升飞机上来的、只会搞政治运动的新领导相处，他们动不动就把无产阶级专政摆上台面来对付我们，对于这班不学无术，只会搞阶级斗争的政治家，还得费劲的和他们穷应付。”

        李清看着两个小女儿，很关心地问起她们现在的学习情况，这六年离开了孩子们，不知她们在学校的生活怎样了。女儿们对着爸爸笑了笑，她们还不习惯在陌生的爸爸面前谈天说地。

        后来，还是二女儿小珊回答了：“还好，不错。”

       小女儿阿梅六岁那年，爸爸就失踪了，而且爸爸平常在家的时间少，在外地工作的时间长。现在她也长大了，什么都好奇，她一直在好奇地看着爸爸，留意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好像要把还残留在脑海中的一点点记忆捕捉住，重新拼凑起来。话题打开了，孩子们的话语慢慢多了起来。

        阿明看了看两个小妹妹 ，说：“今年，国家出了两件大事，一个是东北出了一个交白卷的 知青张铁生，由于他在国家高考时交了白卷，气不过，就写了一封信，为自己的白卷辩白，把其他知青臭骂了一顿，中央便把他当成了下乡知青的代表，还封了他一个不知什么样的官，阶级斗争在知青中重新提了起来，使大部分知青求学的希望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一个是北京的十二岁的小学生黄帅，由于觉得老师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不对，给老师提了意见，中央文革把她当成了学校中的阶级斗争中的样板，她的书信和日记在人民日报上登了出来，看上面的语气，不像是一个小学生写得出来的。上面还加了社论和按语。现在报纸上还在为这件事闹得不可开交。不少老师因为这件事 遭了秧，使刚刚有了点恢复气势的教育工作，重新陷入了新的阶级斗争旋涡，老师们开始个个自危。内蒙有三个青年，因为对她的看法提出了不同的的意见，用王桌亚的名义，对老师提出了同情的观点，不同意黄的做法，受到了围攻。我想他们的下场一定很可悲。 ”

        李清感叹地说  ：“关押了那么多年，外面的事情一点也不知道。书记也说了，他坐了那么多次的牢，只有坐自己人的牢不准看书，不能读报。”                                                                                                                    

        小妹妹终于说话了：“现在老师不敢再管学生，讲课时老师用课本把脸挡住，不敢去看下面的学生，挨一堂算一堂。学生在下面闹翻了天，没人管。”

       “ 成份好的学生也不是铁板一块，内部的分歧也很大，最近学校的一次忆苦思甜大会上，一个双亲当过乞丐的学生在讲台上哭诉旧社会迫使他的爸爸妈妈去讨饭，下面就有学生在起哄，并且大声说，懒人，我们工人再穷也不会去讨饭。大会乱了，没有人敢去管，因为说话的那些同学都是红五类。我们只是坐在旁边看热闹，还好，他们自己的问题解决不了，就没有人来管我们了。”

        小珊接着说：“现在的课文内容也与过去的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有一篇的课文是讲一个姓王的老工人，学了三个月英文，就能够站在大学的讲台上教大学生英文了。不知是在鼓吹念书无用还是说工人最聪明，同学们都知道那是一篇胡吹乱写的文章，但是没有人敢说一句批评的话。课本上还有好几篇那样的文章。”

       李清叹了一口气声轻地说：“生产不搞上去，学校不恢复正常的教学工作，中国的前途很可悲。要知道，中国现在十分的落后，一个美国的农民，可以管理980亩农地，一个加拿大的农民，可以管理860亩的土地，阿明，你下乡当过农民，你知道一个中国农民可以管理多少土地。一个国家的建设，靠的是知识和文化，但是现在你们整整一代人已经失落了，这几年的政治斗争使我们这一代的人流失得也不少，斗争还在继续，技术力量还在大量流失，最重要的是，上面还在向残存的老一辈知识分子开刀，这种局面不知何时才能结束。”

        这顿饭吃了一个多小时，父亲和孩子们的隔阂也打开了。来时大家都是冷冷清清的，谁都不想多说一句话，回家的路上，大家已变得有讲有笑了，孩子和父亲之间的感情，是谁也没法分隔开的。

                                      (九)

       阿明看到爸爸对他要到香港的问题没有明显的表示态度，心里也安定了下来，只要能通过妈妈这一关，那就没有问题了，妈妈还在干校，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够调回到广州。因此每天加强了游泳练习。以前只是在海角红楼，青年泳场排徊，今天终于来到了珠江的岸边准备下水。 珠江水永远是没日没夜地来回奔流着，阿明必须学会计算珠江的潮涨潮落，它和大海的时间表一样，如果不好好地掌握这个重要的关键，下到大海里永远游不到你的目的地，而且还有可能给冲到大海的深处或给冲回出发的岸边。

        距离涨潮还有半个小时，他安静地坐在一块石头上，享受着江风的微拂，看着江水在缓缓地倒退着，退着，水位越来越低。江岸边上黑压压的聚集了上百个年轻人，大家都在安静地等待，等待着江水的回流，广州已收容不下这班年轻人，他们大部分都互不认识，有些是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聊天，多数人象阿明一样，独来独往，往往一个眼神，一个微笑，或点一下头，就代表了彼此之间的关怀和问候，见面何须相识。大家的心里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他们如果不想把青春留在农村，那就只有游向石门，游向香港，游向世界。这才是他们唯一的生存和发展之道。江边的大石头上面，写满了年轻人的豪言壮语：“加把劲，香港见。”“希望在香港的街头能见到你。”“为自己的前途，冲啊！”……对江岸上一间工厂雪白的外墙，每个字有斗大的鲜艳红色的主席语录，在默默地给这班年轻人鼓舞和打气：“下定 决 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人们看着这段语录，都会会心地发笑，主席的思想，真是放置于四海皆准的真理。

       退潮已经退 到了潮尾，江水开始慢慢地宁静下来，拍打着岸边的小浪花不见了，很大的一片黄黑色的淤泥沙和许多大石块暴露在人们的眼底，滚滚的江水停止了运作，微波还在微微地荡漾。风不吹，树不摇，一切都显得是那么的安详。只有太阳还是那样地满不在乎，毫不怜惜地把它的热情强加给地上的人们，它的光芒象针子一样插在他们的身上，好生的刺痛。一些“老雀”知道潮水快要上涨，正在开始更换衣服，吹漂浮器和救生圈。阿明不明所以，还在蒙查查地等待着。

        对江由西场码头开往沙贝的渡轮定时开出，偶尔发出一声长鸣的船笛声，打破沉寂的空间，岸边远远地停着几排没人看守的竹排，一艘小货船在江中缓缓地驶过，击起两条小小的浪花，像剪刀一样割破幽静的闪烁着耀眼光芒的片片鱼鳞似的江水。珠江大桥上偶尔有几辆汽车驶过，只有守桥的战士在监控着路面上的状况，大桥的附近没有路人在行走，这里附近有一间商业专科学校，几个学生模样的女孩子在江边洗衣服，周围都是一片片的农田，谁也不会刻意地去注意桥下这一班年轻人，在革命的年代这里无疑是一片人间乐土。

        随着 一阵欢呼声，人群激动起来，已见到小浪花在拍打着江岸，潮水开始升涨，水升涨得很快，一下子就把黄黑色的淤泥和石块淹盖住，这时待在岸上的人们争先恐后往水里冲去，一下子，热闹的江岸上已见不到人踪，只剩下那几个女孩子还蹲在江边慢吞吞地洗衣服，一切又沉沦于自然的寂寞。

       人们一散到江里，很快就给江水冲得远远，慢慢变成一个个小黑点，岸上只剩下阿明孤零零的一个人还没有下水。阿明把衣服换了下来，用不透水的朔胶袋装好，走到水边，一边把刚从洛阳买回来的两个排球内胆吹胀，连同装着衣服的塑胶袋子一起用一根长长的绳子捆绑在腰上，慢慢地向着江中走去，他第一次独自下到江里，看着一望无际的滔滔珠江水，心里着实有点害怕。阿明用手把水往身上抹了抹，使心情平静下来，珠江水流很急，人站在其中，很快就给激流冲到大江中去了。下水后，代换的衣物离开阿明的身体，远远的给拖浮在水面上，如果发生危险，伸手就可以捞着球胆。这种漂浮物，在广州已经买不到了。说是畅游大江，还不如说浮游大江来得贴切，人在其中，独得其乐，不可言之。在江中浮游，主要是练气和炼胆，有了这样的第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什么东西会使你害怕的了。

        阿明不敢直直地往江的中心游，珠江的水流很急，他横渡珠江，首先游向西场电厂码头，然后绕过对面的小岛，直游到岛的背面华侨糖厂码头，再横渡游过沙背，然后才往石门游去。一个折腾下来，整整花了三个半小时，漂浮了30公里到石门，上到岸上，人已经筋疲力尽，他只能躺在江边，休息一会，才到车站坐车回广州。石门码头附近四面都是空旷的田野，一条公路从中穿过，偶尔一辆汽车驶过，会泛起滚滚黄尘。幸好回广州的车站离码头不远，阿明还可以坐在汽车上在回广州的路上小睡一会儿。

       一段时间下来，风雨不改，天天在江里泡着，阿明晒黑了，身体也结实了。为了锻炼，他还不时骑自行车回榄镇，68公里的路程，要过七次渡口，每次都要花上四五个小时，腿关节炎不知不觉在运动中给治好了。冬天到了，广州江边的泳客越来越少，他干脆回到榄镇住了下来。

        家乡的朋友，表兄弟一大堆，不是这个表就是那个表，自己也搞不清是什么表了，其中一个表弟小诚，由于离开学校以后，没有工作，他成了阿明在榄镇的玩伴，他的水性特好，胆子也特别大，天天伴着阿明在江上滚。这是榄镇最南边的一个码头，过了江就是顺德县。这里有渡轮定时开出，一天还有一两班从澳门开往广州的客车经过。天气太冷了，没法游过江，于是在江中泡上五六分钟，待身体快要僵硬起来时，又跳上岸来蹦跳一会，由于岸上的温度比水里的温度高，在大北风的寒天里，身子会发热，再寒冷也不会感到冷，然后再跳回水中，几个反复，一天的课程就完成了，从一开始的三五分钟，慢慢也可以在水里呆上个二三十分钟了，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阿明的水性也一天天好起来，胆子也越来越大，到香港去的时间表开始摆上台面了。

        有一天在江里游完以后，小诚带阿明来到码头区，指着几艘货船说：“这里每天都有货船装鲜货到蛇口和香港，我们是不是可以想想办法利用一下这条路，而且蛇口每天都会有船到香港。”

       阿明好奇地问道：“这条路可行吗？”

      “不知道？”

      “你有没有考虑过，码头的岗哨，船的航速，你是想买通关节上船还是用什么办法？”

      “船上查得很严，没法混进去。我想依附在船下混到香港，这是应该可行的。”

       以后好几天，他们每天游水上岸以后都会顺路到码头探望，从进货的车，到装船直到船驶离码头，都看个一清二楚。他们考虑了一段时间，发觉这一条路根本行不通，这是机动快船，人根本没法依附船身前进。最实在的办法，还是游泳最安全。

                              (十)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转眼到了1974年，由于多年的耽搁，科研所给一班没有文化的人和经验不足的人主持了好几年，在工作和技术指导上出现了不少的差错，新的科研项目没法开展，当局不得不把那一班还给关着没有死得去的老家伙们放出来，重新整顿科学的园地，恢复科研工作。这一年春天，妈妈终于离开干校回到了家，回到了科研所工作。从1966年到1974年，整整八年时间，爸爸从1966年给关到1972年，妈妈从68年给关到74年，一家人才得以团圆。只是小的大了，大的老了，不该死的死了。妈妈的白头发也多了不少。

        一天，  阿明试探性地询问妈妈，想把要到香港去的打算说了出来，征求妈妈的意见：

       “妈妈，近几年我们这条街上的年轻人差不多都跑光，到香港去了。”

       “那么你有什么打算？”妈妈听后反问，“你的年纪也不小了，还没有学会为自己作打算吗？”

         妈妈继续说：“我小学毕业后，十三岁离开印尼，自己一个人回到广州念中学，在执信中学毕业后，一个人跑到昆明，就读西南联大。当时是在抗战期间，和家里脱了联系，没有了经济上的接济，靠自己半工半读念完大学。你的爸爸，也是在念中学的时候离开泰国，三兄弟一起回到广州，念完培正以后他一个人去到重庆念中央大学。”

        妈妈说着说着，止不住热泪盈眶，她继续说：“你的外公，年轻时很穷，没有上过学，没有念过书，给人骗了给卖猪崽卖到印尼，以后他自己发奋，在印尼搞起了一片企业，成了一名实业家，他知道自己没有文化，也尝过没有文化的苦，才要求我们几个兄弟姊妹回国好好读书，以后可以用学来的知识，做一个对祖国有用的人。但是现在国家搞成这个样子，知识分子成了国家的敌人，老的知识分子给抓的抓，杀的杀。大学也关的关，散的散，现在虽然恢复了大学，但能上大学的大部分是没有学历基础的工农兵学员，老师不敢教学生，学生不听老师的课，年轻的一代已经十年无书可读了，你们这一批学生，好几百万人，也全部给赶到乡村、农场。中央真的是疯了，抗战八年那么艰辛，中国的教育都没有停止过。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实在是不可思议。你自己的事，自己的前途，要由自己去选择，妈妈不会给你任何的意见，也不会反对你的任何选择。”妈妈一口气给阿明说明了自己的心声以后，又再问了阿明一句：“那么你准备如何安排自己今后的生活？”

 “ 我是会走他们的路，希望能做一个属于自己的人。”阿明见妈妈没有明显的反对，就将自己的打算说了出来。接着，他把在自己档案上发现的事说了出来，妈妈听后，叹了一口气，说：“这些事情都是有根可查，现在那些自称是无产阶级的人们，在这几年的政治运动中，把他们心目中的坏人杀掉了，整死了，以后政治运动来了就会无人可争，无争可斗，因此他们现在必须‘培养’一批可在未来供斗争的人，就像科学家培养白老鼠供科学实验一样。你还记得你离开学校之前，那位女工宣对我说的话吗？‘叫阿明不要跟大队走，要自己选择下乡的地方。’所以在他们的队伍里，还是有不少有正义感的人，当时我不明白她话里的意思，只是感到有点奇怪。你要记住这个人，不管你以后的生活如何，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好好感谢她。”妈妈实在是感叹自己过去的一片热情，解放后，她以侨生的身份可以离开中国回印尼，也可以到香港去，但是新的中国给了她新的希望，她选择了留下来，希望能用学来的知识，参加祖国的建设。路是自己选择的，她无怨言，但是现在国家变成这个样子，一个人的思想十亿人要绝对盲从，她也不知如何去适从，只是她不希望孩子再走她的老路，更不希望孩子留下来当政治家们的白老鼠。

       阿明把自己心里的话说了出来：“你怕不怕有人说你的孩子叛党叛国，影响你和爸爸，你们都给关了那么久，我还能再给你们加上重担吗？”

       听了阿明的疑问，妈妈笑了：“孩子，你还在发梦啊，现在要抓我们，还需要用什么理由吗？只要是打个喷嚏，也可以是理由抓人。你知道妈妈和爸爸的档案文件有多少吗？堆砌起来起码有两米高。其中有多少是真实的，没人知道。在文革开始的时候，局里的领导想拉我出来祭旗，因为我在科学界里还是蛮有名气的种子专家，科研所里百里挑一的脱帽大右派，但是在我一米多厚的档案夹里，居然找不到能够应时的反动证据，什么反苏联专家，什么反大跃进，等都过时了，虽然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并没有犯错，但也不能平反，文革中更不能提出来，当时不少人是因为抓到了我这个大右派而成了响当当的革命者，有人甚至升了官，否则他们那些人的官不是升得窝囊了吗？唯一能用的罪状只是我的爸爸是华侨资本家，但是他也去世多年，解放前就在印尼去世了，我才能安然避过文革的毒手，没有受到任何冲击。”

      “在你爸爸那一米多厚的档案文件里，能找得出来的罪证也只是没有在科研报告上引用领袖的语录，没有用主席的思想指导科研的计划。还有就是用吃喝玩乐腐化工人阶级，也就是用自己的工资请工人吃饭，以及在中学时代集体加入过国民党。”

       “你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写档案的人已经宣布了你的死刑，那还不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这种思想在作怪？你的爸爸妈妈是上级指定的坏人，你就是坏胚一个。写档案的人有在你的档案上写上你犯了什么罪行吗？至少他不敢在你的档案上写上自己的名字，或其中一个定案人的名字。现在的人们变得聪明了，只用一句话，一句能在任何时候都能发挥作用的话，先在你的档案上埋下伏笔，如果以后你犯了错误，说了错话，或政治运动来了，到时就会硬要你坦白自己的罪状，这是政工们惯用的手法。因为既有历史的纪录，又有现行的案例，就可以定罪了，一个人最可怕的是在自己给判了死刑的时候还不知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的爸爸就是一个例子，先定了历史反革命的罪名，然后才去查他的反革命事实，几十年过去了，一点反革命的材料也收集不到，但结论已下了，结论是不能推翻的，所以人们只能在鸡蛋里挑骨头，在孩子的身上加压力。妈妈的情形更是冤枉，明知道是评错了，也不能平反。自称是革命者的人是不会去看你是如何给划成右派的，他们只需要记住你曾经是右派，那你就永远是人民的敌人。你是党员吗？何来叛党？你为了生活，为了要念书，为了做回一个属于自己的人离开中国，那属叛国吗？那你的爷爷，为了逃避土匪，出走泰国，你外公，给卖猪仔卖到印尼，那不更是叛国吗？你看舞台上那位唱戏的，自称是无产阶级旗手的人，三十年代是什么货色大家都清楚地知道，国家如果落到他们的手里，还有希望吗？孩子啊，前途是你自己的，只要你不偷不抢，做事对得起天，对得起地，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妈妈都不会反对你。做人要提得起，放得下。”

        阿明又想到一个问题，问道：“如果有人上门逼你交出儿子来，你会怎样处理。”

      “ 那更不成问题，我和你爸爸离开你们已久，他们问我要人，那我问谁要人？我会反向他们要人，所以你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妈妈知道阿明的去意已定，就说：“离开的事情不用急，妈妈会叫在印尼的舅舅把我的遗产证书寄回来，到时再作打算。”阿明听后，点点头，没有再说话了。

                          (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