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落户罗松乡
陈贤庆
笔者在1968年11月间，从广州“上山下乡”到了边远的雷州半岛当知青，一当就是10年多。我以前也对“知青”这一文化范畴有所研究，但研究得实在太肤浅了。我一直以为，当年需要“上山下乡”的，应是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武汉、广州、成都等的青年学生，后来才知道，中小城市，包括县城，甚至小镇的青年学生，都是“上山下乡”的对象。到了中山黄圃工作后，我才知道，其实当年，连“公社”一级的青年，也要被动员“上山下乡”。上个世纪60年代的黄圃公社，其实就是农村，但生活在黄圃街道上的无业青年，特别是因各种原因而不能继续升学，刚毕业的中小学生，也要被动员到四周农村去，想想也觉得荒唐啊。
2010年4月的一天，我应黄圃镇的几位友人高行、赵炳坤、黎池荣、高景程、陈振标之邀，到珠海市探望朋友梁森爵。
在南国美丽的珠海市香洲区，有一家多文广告有限公司。公司的老板，就是梁森爵。梁森爵还是个画家。我们登上该公司的二楼，欣赏梁森爵的水彩画和油画，当然，还有大量的摄影作品。那些壁上悬挂地面摆放的水彩画和油画，签名是“老雀画”。广东话“雀”与“爵”同音，梁森爵取“老雀”为艺名，足见他的诙谐。梁森爵称自己为“地道的基层业余美术爱好者”，而不是“画家”“美术家”等，然而，他那“业余”之路，却超过半个世纪；他的绘画技艺，更非一般“业余美术爱好者”可比。
中午，我们就在梁森爵的家中吃饭。饭菜是由其夫人亲手烹制。席间。觥筹交错之时，话题自然落到了“当年插队罗松当知青”之上。令我既感意外又感兴趣的是，座中之人，包括梁夫人，以及未有同行的几位友人的太太，原来当年，1968年秋，都是到阜沙公社罗松大队落户的黄圃街道的青年。当年由黄圃到阜沙罗松落户的，共有101人，他们中最大的二十岁刚出头，最小的还不到十五岁。同时期到阜沙公社各大队的还有不少来自广州及石岐的知青。
阜沙罗松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安排到罗松落户？罗松是当年阜沙公社中的一个大队。如今，阜沙已经是中山一个小有名气的镇，但是，阜沙原来就是黄圃的一个乡，1966年8月，阜沙乡从黄圃公社分出，自成阜沙公社。也就是说，阜沙公社成立两年后，黄圃街道的无业青少年们，这批青少年大部分是66、67、68三年的中小学毕业生，在全国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潮中，也被动员或被强令到了阜沙公社罗松大队去落户了。
上文提到“被强令”，不是无根据的，上述诸人，在文革中，家庭都有不同的遭遇，如高行，父亲原来是教师，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被遣返回沙溪豪吐乡监督劳动，家庭完全破碎，父母兄妹分散几处，流离失所，他当时就曾说：“含哀家已破，可幸人未亡”；赵炳坤、黎池荣、高景程的父亲解放前都是做生意的商人，都被打成了“反动资本家”；梁森爵的父亲曾于1945年参加革命工作，但解放后因家有田地就被定为“地主”，后又成“右派”，当年，这种家庭背景的青少年，其处境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他们不用动员，已经是属于必然要去“接受再教育”的一群。
听他们的叙述，以及我的知识，可以想象，当年，罗松乡是多么的贫穷落后。他们住的是茅屋，吃的是粗食，干的是重体力劳动。干了一段时间农活，他们又被安排干别的体力活，如高行、黎池荣、赵炳坤等被安排到砖厂，担泥、挑砖、烧炉，40个砖一肩挑，是200斤重的担子。其苦我知，因我也在雷州农场的砖厂干过；高景程和梁森爵心灵手巧无师自通，包揽了其所在生产小队的木工活，专修木艇、农具。几年后，高行被安排当了三年小学民办教师；黎池荣做过泥水匠、木工、民办教师，赵炳坤去了文艺宣传队玩乐器，后又做木工、电工，干过许多行……
听他们回忆，在砖厂的几年中，他们就住在砖厂的工棚，吃在砖厂，每餐饭可吃饱，餸则是南瓜或椰菜，是无油煮的，偶尔一餐有少许猪肉或鱼，已属奢望。
在砖厂期间，他们认识一个从石岐全家被下放到罗松监督劳动的“右派分子”叶苍先生，据他们说，叶先生曾在石岐一中、中山纪念中学当教师，划成右派后，在石岐园林处劳动，当时又被疏散下放到罗松，也到了砖厂，干起担泥的重活。叶苍先生博学多才，天文地理，历史典故，无所不晓，能说会道，吟诗作对，出口成章。他们几个知青与叶苍先生很是投缘，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与其说他们是知识青年，不如说是失学少年，在与叶先生交往中，他们也学到不少文化知识。劳动时，叶先生挑泥有时不够滿载，年近半百的知识分子，在砖厂干最重的力气活，实在也太难为了他。他们几个知青有时便以抽烟为名，几个人与叶先生坐在一起说说笑笑，其实也误不了工作。砖厂某头头看在眼里，深感不满。有一天还未到收工时间，便宣布全员开会，将叶苍先生揪出来批斗，说他偷懒，说他放毒，要几个知青及其他人揭发批判他。但叶先生修养好且人缘好，几位知青不满那头头的做法，保持同情的沉默，其他人也一声不哼。头头竟恼羞成怒，抓住一把椅子，向叶先生掷去，幸好叶先生手急眼快，用手将椅子挡住，未伤及身体要害。头头本以为带头动粗，便有人跟进，以体现阶级立场，可现场却是死一般的沉寂，只有他在咆哮，批斗会也就草草收场。之后，几个知青与叶苍先生的关系更为密切，经常到叶先生住的茅寮聊天，借书，请教，聚餐，有时晚上就在叶家过夜。七十年代末，叶苍先生平反回到石岐，知青们也陆续回城。直到八十年代及后，叶先生住在太平路蒌园时，他们还经常有来往。后来，叶先生远赴美国定居，才中断了联系。
听他们叙述往事，让我也想起那段“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可悲的日子。我不知叶苍老先生是否还健在，如果健在，知道数十年后，那几位当年与他一起在砖厂挑砖的黄圃小青年，如今还在怀念他，该是多么的感慨啊！
环境的恶劣，劳动的艰苦，经济的拮据，前途的迷惘，让那群罗松知青蹉跎岁月，当时有一个称谓叫“可教育好的子女”，特指“地富反坏右”及资本家等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少年，他们正是被称作“可教育好的子女”的一群人，只有继续“接受再教育”的份，招生、招工、提干、参军等好事则可望不可及，但也让一部分不甘被生活扼住咽喉的年轻人奋起自救。这其中，就包括上述诸人，而梁森爵更是典型。
当一年四季在田里劳作还养不活自己时，就要想些别的办法了。于是，梁森爵便想到了画画。梁森爵的伯父梁锡鸿，为中国现代著名的画家，留学日本，曾任华南文学艺术学院、中南美术专科学校、广州美术学院等教授。梁森爵在童年时起，即受教于伯父。后又得到越南归侨、培红小学教师王光老师的指导，常到机关、街道绘画宣传画。读中学时，已开始专攻素描和水彩画。于是，梁森爵便背上画架，带上画笔，走街串巷，设摊摆档为村民画画像。当时，一般人都没有照相机，有的人一辈子都没有照过相，更没有长宽成尺的大张画像，所以，炭笔素描画像很有市场，画一张一元钱，可以赚取交生产队的上缴费及剩下自己的一些生活费。这事干开了以后，赵炳坤也参与。于是，两人足迹遍及中山、顺德、番禺等村镇，十年间，据梁森爵说，他共画了上万幅，这无形中也为他的美术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落户罗松乡若干年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他们先后离开，高行被招工到石岐氮肥厂，在造气車间当操作工，三班倒，据说，此生产半水煤气的工作是氮肥厂最脏最累最危险的工种。后调回黄圃供销社糖副批发部，由仓管、发货做起，到发票、出纳、统计、物价、会计、业务、採购，再到经理，考取助理会计师职称，90年代初承包黄圃供销社金属材料购销部，任经理。90年代末供销社改制，下岗后，又当了个体工商业者，如今，与同是下乡到罗松的陈振标管理着生产包装纸箱的金联纸品有限公司。赵炳坤凭着多才多艺，成为黄圃镇音响影视电器的技术权威及主要经营者，最早为客户提供电视公共天线服务，后黄圃电视台成立，特招聘其为工程技术人员，并将其经营的公共天线收归电视台管理；黎池荣、高景程同时被招进黄圃财税所，后财税分家，一直在黄圃房管所工作到退休。1978年后，梁森爵回到黄圃镇，在镇文化站工作，这使他的绘画特长得到发挥。1984年，珠海特区需要人才，梁先生又移居珠海，在园林宾馆担任美工，后又从事了多种不同的工作，但业余时间，绘画都是他最大的兴趣。1993年，梁先生创办了多文广告有限公司。18年间，公司由小造大，在珠海已颇有名气。
在梁森爵的家中，我再次欣赏了他的作品。5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梁森爵足迹遍及国内外，绘制了大量的水彩画和油画，内容有山水、乡村、花卉、人物、动物等。由于他长期生活在珠海市，住宅不远就是珠海渔港，我观察到，梁森爵最钟情海浪、礁石、渔船等景物，这类内容的作品甚多，既有气势，又充满生活情趣。
我再环顾坐在客厅中谈笑风生的众人，也感慨万千。如今，他们都已经退休，或半退休，头发斑白，面带沧桑，但是，所幸的是，当年的知青生活经历磨练了他们，使他们在其后数十年的改革大潮中把握住航向，为社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更可喜的是，到如今，他们还能保持着乐观的心态，享受着晚年的乐趣。
伶仃洋的海风徐徐从窗户外吹来，令人陶醉。啊，今天的安稳生活，的确来之不易。还是用高行先生的一首《蝶恋花·下乡罗松四十二周年聚会》词作文章的结束吧：“萧瑟残秋今又至，朋宴同俦，笑述当年事。水野沙田劳作累，孤灯茅舍心憔悴。
相顾白头眸闪泪，对酒须欢，岁月匆匆逝。忘却烦忧寻一醉，人生如梦求无愧。”
（此文刊登于2013年2月24日《中山日报》“文化周末”头版。编辑将文章
的结构作了调整）
附录：我所知道的黄圃公社其他的知青情况
陈贤庆
2013年2月24日，《中山日报》“文化周末”版刊登了我的《当年落户罗松乡》一文。内子看到报纸，说：“我也当过知青，我们也有知青故事呀！”内子也当过知青，我是知道的，但知之不详，经她这么一说，我也有兴趣了，于是，从她的口中，也了解到了当年黄圃公社的其他知青的情况，放在这里，作为一个附录吧。
内子冯燕心，出生于1952年1月，比起《当年落户罗松乡》一文所写的知青们年轻两三岁。1966年文革爆发时，是14岁，小学毕业后，便没有了读书的机会。和她年龄相仿的，还有一群镇上的男孩女孩。失学几年后，她们仍处于失学又失业的状态。1971年，为安置这类青年，县委及公社，配合当时的形势，动员她们上山下乡，就是唯一的办法。当时，一是动员去海南的军垦农场，如冯燕心的好友冯子颜就去了海南的某军垦农场。另一是动员去斗门县的红旗农场，冯燕心的好友曾彩宽也去了。结果，在1972年11月8日的特大台风及海潮中遇难了。
去海南兵团毕竟都离家太远，即使去斗门县红旗农场，也是也是离乡别井，多数青年都用各种形式抵制。黄圃公社又在五桂山开辟两个山头，办起林场，动员及安置一部分无业青年到那里去。（其时，一些公社也在五桂山开办林场安置无业青年）她们要住到五桂山林场，主要种植杉木。其后，黄圃公社领导又在乌珠村划出两百亩农田，动员一批无业青年到那里去，组成互助组，种植水稻和蔬菜，自食其力。上述两处，无论去哪里，都要离开家庭，但毕竟离家并不太远，内子冯燕心就是去了五桂山林场。
此外，黄圃公社还开办了一个黄圃林场，种树种竹，这时为安置一批最顽固的不肯离开家庭的无业青年办的林场，他们在林场工作，晚上可以回到家里住。
冯燕心记得，上述去林场和农场的青年最初有陈凤娇、吴惠芳、蔡玉莲、招国开、梁国华等108人，其后再有增加。这些人，大多是小学毕业生，个别也只读到初中，都属于“半文盲”，称他们为“知识青年”实在可笑了。他们无论在农场或林场，其实都是无法养活自己的，公社给他们每人每月发5到7元的生活费，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
除了冯燕心要上山下乡，其后，她的妹妹冯燕芳也去了黄圃林场。另一个妹妹冯燕萍也去了马安村插队。一家四姐妹就去了三个。总之，在那个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波及城镇甚至公社，中山县各公社街道上的青年无书可读，无业可就，留在镇上会成为隐患，广大农村山区便成为他们的安置处所。在那里，青年们能“大有作为”是假，浪费青春、虚度光阴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