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回乡记
陈贤庆
（一）
1948年4月，我出生在广州。我虽然知道，我们的祖籍是广东省阳江县，但父亲在1938年离开家乡，母亲1946年离开家乡，似乎与家乡已没有多少关系了。解放之后，老家不时有些亲戚，由于各种原因来广州找到我们家，但是，直到1968年11月我离开广州为止，父母都没有回去过一次，当然，我以及妹妹也没有回去过。我甚至认为，我们是永远不会回去的。
我于1968年11月上山下乡到了雷州半岛农场。1970年7月获得第一次探亲假。那次是回广州探亲的，因父母还在那里。按当时的政策，探亲只能到父母的长久居住地，或者说是户口所在地，是不能随意去的。
1972年6月，我获得第二次探亲假。而这次，我要到阳江县探亲了，因为父母回到了阳江家乡。此文正是叙述这次回乡的经历，所见所闻不少，放在旅游专集中，也不是不合适的。
（二）
在叙述这次回乡之前，首先要交代，在广州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父母，为何要回到家乡？
是年3月，我被调到场部文艺宣传队，排练了一台节目，每晚下连队宣传毛泽东思想，普及“样板戏”；4月份，各场的文艺宣传队还集中在南华农场进行会演。当时，我是快乐不知时日过。4月的某一天，我收到一封信，一看，是广州大哥的笔迹，顿感不祥；拆开一看，不禁惊呆了——大哥信中说，父母被遣返回阳江乡下！……数年后，我才能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在1969年10月17日，林彪在苏州作了《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18日，总参谋长黄永胜等将此作为“林副主席第一号令”下达。就这样，林彪以战备为名，将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迁离北京，如朱德、董必武去广东，叶剑英去湖南，陈云、王震去江西，聂荣臻、陈毅河北，而“走资派”中，刘少奇去河南开封，邓小平去江西南昌，陶铸去安徽合肥，王稼祥去河南信阳，谭震林去广西桂林等。此举，是要为他篡党夺权扫清道路，但如此一来，受殃及的无辜则何止千万！那些“牛鬼蛇神”们，当然也是从城市清理出去的对象，于是，1970年及1971年，城市中的“牛鬼蛇神”被陆续遣返回乡或遣送农村农场，我父亲亦不能幸免；因父亲属遣返对象，母亲也只能随之而回乡了。如果晚五个月，又如果他们能“抗拒”五个月，他们可能不用回乡的，因为就在那年9月13日，林彪与妻儿叛国外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父母已离开家乡数十年，家乡当然还有不少亲戚，但将要遇到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然而我远在雷州半岛，无力去帮他们一把，惟有眼含热泪，眺望东方，默默为他们祝福。当晚，我思前想后难以入睡，干脆披衣起床，就着昏黄的煤油灯，填了一首《柳梢青》的词，词云：“消息蓦传，疑它是假，细看是真。白发鸳鸯，晚年漂泊，愁杀征人。
金钩割破浮云，清辉淡，望中断魂。世事茫茫，阴晴圆缺，都付诗文。”
当年是工厂派人用一辆卡车送他们回去的，当时的凄凉情景，我亦很难想象和叙述。连续多天，我都在想着这件事，我忽然强烈地意识到，我在广州的家已经消失，那变得黑暗的小楼我再也不能踏足了！……不过，令我感动不已的是，过了一段时间，我收到了一个小木盒包裹，打开一看，是一块天津牌手表！原来父母被遣返，有一笔并不多的安家费，父亲从中拿出120元，为我买了那块手表！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们在落难之时，仍记挂着远方的儿子，手捧着那块手表，看着它那枣红色的表面，以及几根黄色的指针，我热泪纵横。可惜的是，那块表，我没能保存至今。
4月底，宣传队解散，队员回去各自的连队，但我有幸和另一位知青留下，继续编写剧本，设计节目。我们住在场部的招待所，并没有什么人监督干扰。5月上旬的某一天，我接到女友的来信，信中谈及她在插队的地方夜间遇到的一件惊险的事
：她单身所住的屋子，半夜有人想弄开门进去！……当时，我十分忧心和焦急，想立即见到她。策划了一两天，我想到了偷跑回广州的行动。我叫同伴为我作掩护，我悄悄离场，经湛江直奔广州，与女友在珠江河畔见了面。这事的详情我不打算在本文叙述，可参看《仙乐风飘处处闻》一书。我只想提及一事，在广州那短短的一两天中，我曾去了一趟越华路旧宅，然而，却是远远地看上一眼。事后，我还学着北宋范仲淹的一首《御街行》的词，步其韵也填了一首，词云：“楼房一座青砖砌，庭前树，影疏碎。抬头远望梦联翩，二十年来故地。檐间燕子，时时低飞，不知人千里。
忆得孩提如酒醉，今重到，眼含泪。家庭南北五处分，谙尽羁游滋味。旧邻愧见，石梯难登，惟有相回避。”在广州大概一天半时间，我担心事情败露，急于返场，采取了当时也是现在最快的交通工具——飞机，一小时又十五分钟从广州飞抵湛江，再即返农场，去来共三天半。这次偷归广州，事情还是败露了，农场政治处也算网开一面，只把我打发回队，并不作什么处罚。我原以为自己的“艺术生涯”从此结束了，幸而下届宣传队，我还能入选。本来，与其花钱费时冒“身败名裂”之险，为什么不回乡一趟探望父母？然而，当时我把爱情放到了首位，为了情人而不顾双亲，三十年后的今天，我要在此作一忏悔！
在我偷归广州不久，妹妹也获得探亲假。当年的探亲假十分短，只有十来天，妹妹与远在黑龙江的男友早已约好，在男友的老家上海会面。尽管有了父母被遣返回乡的变故，但在亲情与爱情之间，二十岁的妹妹还是选择了后者，她把探亲假都花在去上海的旅途上，而没有回乡探望父母，在此，我敦促她也要作一忏悔。
（三）
1972年6月，我终于再次获准享受探亲假。这次，我的行程目标首先是位于广州和湛江之间的阳江县。我独自乘汽车到湛江，再转乘汽车到阳江县城。这是我第一次踏足这南国的县城。下车后，似是近傍晚时分，已没有班车往新洲，我在南恩路找到南门街（当时改称“兴无街”），再在一间似是庙宇改建的小学校找到住在那里的大姨（母亲的堂姐）、杰生表哥和表嫂，在他们家寄宿一晚。表哥在县政府工作，以前来过广州我家；表嫂在那学校当教师。他们都是十分热情的人，给我介绍了阳江的不少风土人情。表哥说：“阳江城晚上还是很热闹的，晚饭后带你出去走走。”晚饭后，他带我在南恩路及漠阳江边走了一圈。我发现，当时的阳江县城确已有一定的规模，南恩路一带，入夜后确实人山人海，在文革期间，那种“热闹”也算少有。不过，究其原因，是当时的人们家中没有什么可以娱乐消遣的，更无空调可享受，炎炎夏夜，只好到街上闲逛了。
次日早上，我坐上了去新洲公社的班车。从县城到新洲，共41公里，现在车行最多一小时，但是那段路，是一条狭窄的沙土公路，最要命的是，中间隔着两条河，要靠渡车船渡过去！过了占山渡，不久又要过寿长渡，没有两个小时，当然到不了。
当我到达新洲镇时，应是上午10点了。我在一条有较多店铺的小街上，找到了大姑（父亲的堂姐）、姑丈及表哥伯均。表哥对我说：“大舅知道你要回来，但不知在哪一天，村子还有很远呢。”当时的通讯十分落后，只有大队部有一台手摇电话，根本无法和5公里外的我的父母联系，但表哥找了一个同村的人，叫他顺便用自行车把我载往沅安村。
我一路上的所见，以及入村的情景，现在已记不清了，幸而当年学着填了一首《沁园春》的词，可代替我的叙述。词云：“家乡何处？紫罗山下，阳江新洲。望熟禾垄垄，金珠倒挂；清溪冽冽，红鲤浮游。猪睡松边，犬行陌上，牧童闲唱坐牯牛。村寨里，有姑娘汲水，午烟悠悠。
笑我轻衣罗袖，似花城公子好风流。怕荷锄老叟，面带疑团；携镰少妇，眼含清秋。人物地形，喜怒哀乐，玻璃镜后一览收。谁能料，会近乡情怯，不敢抬头？”这首词，现在看来，有点虚构有点美化，因我的家乡实在算不上“桃花源”那么富有诗意，但“近乡情更怯”，倒是真有其事。
那位同乡只把我载到村口，给我指点方向，就离去了，我是自己问路，找到家门口的。至于当时的情景，也用当时写的一首《沁园春》叙述吧：“青松岭下，水稻田边，一座新房。看泥砖粗瓦，不具规模；绿牖红门，也觉鲜光。猪卧台阶，鸡斗庭院，黑猫俯视在长廊。最珍爱，有宅旁翠竹，竿竿修长。
两年不见堪伤，凭谁料相逢在家乡？叹老父龙钟，精神减锐；慈母消瘦，鬓发添霜。人生变幻，晚岁飘零，相依为命好鸳鸯。见游子，竟慌乱无语，喜泪沾裳。”
其时，不仅父母在家，还有我广州的大嫂、侄女险峰，及其外婆均在乡下，这真是大大的意外！原来，大嫂患有类风湿病，腿不能行走，在广州医治未见效，闻乡下有一土郎中，擅长医此病，于是回乡医治，果见奇效。亲人见面，很是高兴。当天及当夜，有不少亲戚亦来坐，小屋显得很热闹，晚上睡在一张陌生的床上，难以成眠，想了许多事。还是再用当时所写的一首《沁园春》来叙述吧：“油灯低照，乡语喧喧，人影重重。饮清茶数杯，老幼品尝；烟筒一竿，左右传通。似曾相识，从未知名，亲朋个个献心胸。一席话，了沅安村史，旧俗新容。
板床纱帐无梦，听鸡啼犬吠月明中。昔海珠烟云，翩翩眼过；雷州雨雾，滴滴心融。春看朝花，秋行夜露，运命由来可探踪？唯桂魄，照今时往日，四海如同。”
（四）
在乡下家中住了一两天，我渐渐弄清楚了父母所住的屋子的方位，大概在村子的最东头，一边与三婶的屋子隔巷相邻，一边就是禾田。屋子不大，但也有两房一厅，还有一个小阁楼，可住人。父母就和泳侄住在一起。我当然也到村中走走。村子不算大，房子都是砖木结构，排列也有一定的规律，以小巷分隔。村边有一间小学，一间小商店，一个大晒场，几棵大榕树。有几间屋子，别人给我指点说：“解放前那屋是属于你们家的。”我也进去参观了一会，稍微高大些，结实些而已。解放已二十多年了，村中似乎还没有电灯，村民点的是煤油灯，晚上出门还得带一支电筒。村中没有什么娱乐，自我父母回村后，我家便成了亲戚们晚上聚集的地方，聊天恐怕就是晚上唯一的娱乐了。这也使我稍感到安慰，因为父母在乡下还不至于很寂寞，同时，也不至于有什么民兵之类对他们实行监督。
在乡下家中住了一两天，我当然也注意到了另一件事。在上午和下午的某个时刻，父亲都会悄悄地拿起一把小铲，背起一只畚箕，无声地出了门。我知道，这是父亲要去工作了。父亲回到乡下，大队领导按照上面的指示，安排他干那清洁村中的公厕和捡猪粪的工作，这当然属于一种惩罚性的工作，但我又不得不承认，这的确是村中的一项最轻的体力劳动了。每当看到父亲出门“工作”，我就感到心痛！有一两次，我产生一种冲动，想代替父亲去“工作”，但最终还是没能说出口。
我去趁过新洲圩，感受到家乡圩日的情景，拜访过大姑、容姑等；我去过附近的一个叫禾叉坳的村子，在那里有我的一个二姑；我还去过较远的一个叫青岚的村子，那里有我的一个五姑。我想去感受大海的气息，于是，在某一天，我在东哥、泳弟的陪同下，骑自行车到了15公里外的东平镇。
东平已在南海之滨，可以望见略呈蔚蓝色的海水。东平又是个鱼港，停泊着很多渔船。而街上也有许多海产品出售。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有这么一个远离城市的小渔港，有那么多各式各样的海鲜，的确难得。我除了买一些苍鱼、海带、墨鱼等海鲜外，作为“诗人”的我，不可能不触景生情，一首《东平观海》的七律诗，便是当时心情的写照：“登临远目在东平，日丽风和艇棹轻。矫健沙鸥沿岸舞，翻腾碧浪拍堤惊。神州自古多豪杰，赤县当今尽卫兵。二十余年如一梦，何时赢得史中名？！”
（五）
回家半月有余，大嫂的腿疾也治得差不多了，于是，护送老中幼三位女人回广州的重任就落在我身上。那天午饭后，我们离开家门。我看着在村口送行的父母，就感到心酸。我们被亲戚们用自行车送到新洲圩，在容姑的家里等班车。大概下午3、4点钟，我们坐上车，车往县城方向开去。
司机是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车开后不久，突然，他亮开嗓门，唱起了歌！那时，班车并没有电视音响之类，司机唱歌娱乐乘客，也还不错，何况他还唱得可以。司机一首一首地唱，都是《我们走在大路上》《在北京的金山上》《翻身农奴把歌唱》《赞歌》之类的“流行歌曲”。但是，车快到寿长渡时，突然开不动了！司机无法抒情了，下车修理，但怎么也发动不起来。那时没有手机，周围没有电话，司机惟有继续找原因。而乘客，除了等待，别无他法，因为已没有其他的班车了。如此一来，在那里起码滞留了3个小时，直到天快黑下来！我心急如焚，但又毫无办法。后来，还是某位乘客提醒说：“是不是火嘴塞住了，用火烧烧吧。”“歌唱家”司机听其言，用打火机烧了烧那火嘴，果然，汽车能开动了！原来不过是个小毛病，却使得我们直到夜间11点多钟才能到达县城。
我们先去住店，房间已没有了，好说歹说，店里才在走廊里给我们安了几个散铺！吃了一点饭，我急忙往表哥家赶，因为我们预先托他买了次日早回广州的车票。表哥也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他已跑了多趟车站，总不见我们的踪影，见我大汗淋漓地走来，才如释重负。次日，我们如期回到广州。
这是一次难忘的旅程，三十年后我还能清楚地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