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回乡记
陈贤庆
（一）
1973年1月的某天，我仍在雷州农场，在农场场部，在给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安排的宿舍中。一位少女出现在我的眼前，是谁？原来是我阔别了四年的妹妹！她从海南来到我农场，在场部找到了我。我和妹妹虽然时有书信来往，但在那时，难得照个相，所以我也无法想象她四年来的容貌的变化。四年了，妹妹的容貌变化不大，依然漂亮纯真，但显然成熟了些，毕竟是经历过海南的风雨的洗礼。我除了带她在场部走走，还带她回我所在的12队，见了那里的知青们，尤其是让她认识了我的新恋人小红。
妹妹此次到来，不仅是探望我，她还准备把我带上，同行回乡探望父母，当时，我们的二哥已从南京探亲回到乡下，正在等着我们。对于我来说，这个时候又提出请假，是说不出口的，我半年前才享受了探亲假，而现在又正在宣传队中。妹妹可不管这些，她直接找到我场政治处的领导，陈说我请假的必要，其最大的、“最充分的”理由，就是我和二哥已12年没有见过面，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在那人情冷漠的时代，加上我们的家庭“并不光彩”，本来这样的理由是无人理睬的，但是，妹妹凭着她的嘴皮子，硬是把那领导说服了，他最终答应给我半个月假，但一定要准时回来，即春节前要回来，因为还有演出任务。我当然爽快地答应了，于是，在我回乡探亲半年后，想不到又可以再一次回去，而且，这一次，可以和父母兄妹在家乡团聚，的确是十分难得的！
我们愉快地上路了，从农场到湛江，坐的是什么车，我已记不起，只记得我们在湛江的一间照相馆照了一张合照。次日，我们又从湛江乘车到阳江城。一路上，我们和妹妹在长途汽车上说个不停。四年了，我们整整四年没有见面，该有多少话要对对方讲！那年，我二十四岁，妹妹二十一岁，风华正茂，虽则我比她大三岁，总比她高一个层次，如我读小学，他读幼儿园；我读初中，她读小学；我读高中，她读初中，但基本上，我们属于同一辈人。妹妹小时候被父母宠着，有点娇野，我当然处处让着她，但从云南回来的大哥则难于忍受，经常数落她说：“看你这格局啊！……”
“格局”两字一来我们没有听过，二来他总是用阳江话说的，“局”字的音调不知升到多高，总惹得我们尤其是妹妹大笑，笑完之后，她的“格局”依然没有变。文革开始后，妹妹到外面经风雨见世面，一下子成熟了起来，“格局”有了改变。在海南岛四年，她开始在连队里当割胶工，后调到场部，海南岛的烈日与台风，又使得她更远离娇野，变得有主见而坚强。不过，身在祖国最南端的她，却选择了一位从上海到了祖国最北边的黑龙江农场的青年作为男朋友，又很难说是明智了，一般人都认为是浪漫有余，现实不足，难于成事的，但是她主意已决，我行我素。我们在车上谈过去，谈农场，谈文学，谈爱情……旁若无人，满车厢只有我们的声音，周围的乘客如果侧耳倾听，想必会大有裨益，就以一首当年写的七绝《归家途中》结束此段文字吧：“车轮东去有欢声，山野风光看不停。四载心头多少话，归家一路叙离情。”
（二）
我们到了阳江城后，当然是找到杰生表哥，先在他家落脚。他依旧带我们游览市容，还带我们到伯森表哥、阿秀表姐家作客。次日，我们再乘车往新洲去。我已回忆不起我们是怎样从新洲圩到沅安村的了，但我已属老马识途，应该没有困难的。当我带着妹妹回到乡下那个“家”，见到父母和二哥时，用“欢乐”“激动”等词语已不足以描述当时的情景了，尤其是二哥，已在家乡苦等，生怕我们有变故，回不去。不过，内心最高兴的肯定是父母亲，尤其是父亲，尽管他脸上还时时保持着平静。是夜，我们一家六人，当然还有其他的亲戚，围坐在小屋里，伴着暗淡的煤油灯，倾谈了很久，我有一首七律《到家乡》记其事：“乘车一路到家中，小扣柴扉觅旧容。酒瓮初开人即醉，油灯渐灭语方浓。声声犬吠来深巷，遍遍鸡鸣自古松。二十余年多别意，相逢也似梦乡同。”
我们闲居家中，可记的事肯定不少，但因过去近三十年，难以一一记述，印象最深的，要数以下这三件：
一是，某天，我们兄妹三人到圩场或村外回来，在村里的公厕边上遇到了父亲，当时，他正在清洁厕所周围的环境，父亲见到我们，微微一笑，说：“你们回来了，先回家吧，我等下就回去。”我们兄妹三人一路无话，但我们都明白，父亲还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还在乡下被监督劳动！
二是，我的堂哥家，与我家相邻，当时堂哥尚未娶妻，时有媒人带女子上门看人及看屋，每当有此好事，他即到我家搬过去一些诸如闹钟、收音机、花瓶等“贵重物品”，以充实其家室，并杀鸡杀鸭等待。妹妹一见到这情景，即偷笑一番。曾经有一次，我们目睹了全过程，我们三兄妹的总的感觉是，那媒人及那女子，似是来混一餐饭吃的，并无诚意。
三是，某天，我们三兄妹及母亲，一起到大概十多公里外的母亲的娘家——三山镇关屋寨，去探望我们的三舅。到了关屋寨，我们遗憾地看到，那是一条十分肮脏的村子，村中的街巷遍布猪屎和狗屎。到了三舅家，即发现屋内许多苍蝇在飞舞，。三舅母为我们弄午饭，我们看到，无论饭或菜，都满是苍蝇光顾，那餐饭，我们都难以下咽。三舅当时是个生产队长，生活环境尚且如此，其他村民的，可想而知了。
（三）
在家数天后，我们又得离家了。二哥要赶回南京，妹妹则要到上海会男友，而我，也想到广州一转，再回农场，于是，我们兄妹三人一起上路，这已是难得的机会，应该会给我们留下美好的回忆，然而，这一次，留给我们的并不是美好的回忆，而是“刺激”的回忆！
那天午饭后，我们兄妹三人，在村口和父母分手，由堂兄弟阿东、阿泳等用自行车把我们送到新洲圩。到了圩上，我们才大吃一惊，车站说天要刮大风，班车停开！一般情况下，班车停开，回去就是了，但那时，我们已托城里的杰生哥买好了次日回广州的车票，而二哥和妹妹，更托广州的大哥买好了去上海的火车票，环环紧扣，如果当天到不了城里，问题就严重了。二哥以地质工作者的眼光，观察了天象，果敢地说：“不怕，暂时还没有风雨，我们骑自行车到城里去！”应该说，这个提议颇为冒险，从新洲到阳江城有41公里，中间要过两个渡，如果中途下起雨来怎么办？自行车在中途坏了怎么办？又或者到了渡口船不开怎么办？……但是，经过四年农场劳动生活锻炼的我和妹妹，都变得十分勇敢，赞成了此方案。于是，我们五个人四部自行车，大约在下午3点钟的时候，义无反顾地上路了！
一路上，当时36岁的二哥，尚精力充沛，载着妹妹而行；我则载着一笼带回广州的鸡，难度也不小；阿东和阿泳则载着我们的并不轻的行李。我们蹬着车，望城里进发，互相照顾，互相支持，到了寿长渡，天还没黑，有小艇肯渡我们过去。我们继续蹬车，天渐渐黑下来，还飘下一点小雨，我们都很焦急。到了沾山渡，几乎看不见路了，我们最怕的是没有船摆渡过去，谢天谢地，有位船夫肯渡我们过去，我们才松了一口气。过了沾山渡，前面蹬慢一点也不怕了，而事实上大家又累又饿，路又黑暗，要蹬得快些也难。我已记不清我们是几点钟进的城，总之是在晚上灯火阑姍的时候。那一夜，我们一行人在伯森表哥工作的农机局的办公室里睡的。这不是一次充满刺激的难忘的旅途吗？
（四）
我们到了广州后，因我们在越华路的家已经没有了，惟有借宿于堂叔和表哥家，记得到广州次日的上午，我们兄妹三人到上下九路的“蛇王满”餐馆，二哥请我们吃了一碗蛇羹，味道固然不错，但对于经过农场风雨洗礼的我和妹妹来说，显然未饱肚肠，我们还处于肚不饱肠不肥的年代。我有一首《蛇王满吃蛇羹》的五绝诗记其事：“久有蛇王满，今朝特品尝。羹汤虽味美，量少未充肠。”到了晚上，我们集中在大哥家吃饭，因次日二哥与妹妹就北上了。在我们刚吃完饭的时候，突然，在大哥的房门口出现了一个人，不是别人，是我们的父亲！原来，自我们蹬车上县城的消息传回乡下后，父母当然十分担心，后来城中的表哥有电话回去报平安，他们稍放心。父亲离开广州一年半了，还没有回去过，这次我们四兄妹都在广州，他不想放过这个机会，同时，也为了探问一下自己的事能否解决，所以，在我们离开家乡次日，他也尾随到了广州。
可惜，我们尤其是二哥和妹妹和与父亲相聚的时间十分短，次日，我和父亲、大哥等到火车站给他们送行，他们俩便结伴北上了。我和父亲在广州住了几天，我已记不起来，但肯定不会时间长的。某个早上，我伴陪着父亲，又坐上了回阳江城的班车。我们下午到达阳江城，下午和晚上，父亲带我看了几处住宅，都是他年轻时读书或寄住的地方；也见了一两位他的旧朋友，大家感慨吁嘘。是夜，我们在表哥家借宿，次日再赶回新洲。
由于我请假时有言在先，要准时回农场，我不能言而无信，所以，回家乡大概一天，我又得准备走了。父母虽难过，但也能理解，于是，母亲弄了不少油角煎堆，让我带回农场去。那天上午，父母又把我送到村口，在寒风中，我看到两位老人的苍苍白发，不禁黯然神伤。就这样，在人们赶回家过年的时候，我反而离开家乡，于2月1日即旧历年二十九日回到了农场。我有一诗亦记其事：“寒风送客走西方，草木山丘动苦肠。春节人家欢聚饮，我逢佳日返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