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十二:去台后的国民党

蒋介石与台湾国民党 蒋经国与国民党 李登辉与国民党 连战与国民党 宋楚瑜与亲民党

                            蒋介石与台湾国民党

  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采取两面手法,一方面电邀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一方面在美国的支持下,抓紧时间调运兵力,把国民党军队部署到原日本占领地区,以积蓄力量,伺机发动全国内战。到1946年6月,蒋介石认为时机已到,撕毁双方协定,命令国民党军队向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内战中,国民党军队在各战场节节败退。1949年初,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国民党军队有生力量被消灭过半,国民党统治面临彻底垮台的命运。面对艰难的形势,蒋介石采纳历史地理学家出身的张其昀的建议,决定把台湾作为今后的退身之所。他认为退居台湾,退可守,进可攻;台湾与大陆隔着一条海峡,凭借海峡天险和海、空军力量,完全可以抗衡当时尚无海、空军的共产党,以积聚力量,待国际形势发生于己有利的变化时,再反攻大陆。

  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任代总统,但实际掌控权力。1949年春,以李宗仁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派出代表与共产党在北平进行最后的和平谈判。由于蒋介石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和平谈判破裂。

  1949年4月,共产党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解放军以强大的攻势迅速解放了国民党统治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取代“中华民国政府”成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1949年12月7日,国民党“国民政府”各部门从成都逃往台湾;12月10日,蒋介石和儿子蒋经国,乘飞机从成都凤凰山机场飞往台湾。

  随着国民党退居台湾,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就开始筹划渡过台湾海峡、彻底歼灭国民党残余,解放台湾进而解放全中国的计划。1949年8月至1950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除金门、马祖以外的台湾外围的主要岛屿,并开始正式准备发起渡海攻台。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军进入朝鲜,第七舰队驶向台湾海峡。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面临来自东北和东南两方面的军事威胁。同时,美国还加强了对侵越法军的支持,向越南派出了军事顾问团,中国南部边疆的形势也骤然紧张。从当时中国的实力来看,要同时在三条战线与美国作战显然存在极大困难。而且当时人民解放军尚未有具有战斗力的海军和空军,要想短时间内突破美国第七舰队的封锁,进而解放台湾并不现实,于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推迟渡海攻台。

  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军事上的彻底失败,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认为国民党在台湾存在的时间不长了。当时,随国民党从大陆迁往台湾的外国使节寥寥无几,蒋介石外交空前孤立。蒋介石主要依靠的美国,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949年4月,国民党政府迁到广州,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却出人意料地留在了南京,并没有随同南迁。司徒雷登在南京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试探性接触。当时双方都有进行接触的意愿:从共产党方面说,能与美国改善关系,无疑有利于加速国民党政权的消亡;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是当时世界上头号资本主义大国,争取美国对于扩展将来的外交空间,加强与西方世界的联系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而在美国看来,共产党统治全中国只是时间早晚问题,为了维护美国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同时也为了拉住中国,使其不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有必要试探一下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司徒雷登与中共代表黄华进行了接触和讨论,但美国提出的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继续执行国民党政府的外交政策,承认国民党与美国签署的一切不平等条约,遭到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拒绝。美国政府向中国共产党的试探未取得任何成果。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率代表团访问苏联。为了不使中国完全倒向苏联,美国政府又作出一些在台湾问题上保持“中立”的姿态。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称:“在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中,美、英、中三国元首申明他们的目的是使日本窃取于中国的领土,如台湾,归还中国。过去四年来,美国和其他盟国也都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进行掠夺的野心,也不准备以武装部队干预中国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不准备采取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战的行为。”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美新闻俱乐部发表题为《中国的危机》的演讲,公开称国民党不是在战场上被打倒的,而是被中国人民抛弃了。更重要的是,艾奇逊在描述美国的西太平洋安全防线时,所指是从阿留申群岛,经日本到菲律宾,并未包括台湾在内。这一政策宣未的含义非常明确:美国无意保护台湾。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从其远东战略利益考虑,改变了对台政策。为了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攻打台湾,美方以协防的名义,直接出兵台湾。

  1950年6月25日,战争爆发当天,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一份名为《在亚洲遏制共产党的战略计划》,明确提出台湾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美国应立即给予蒋介石广泛的军事援助,并派出海、空军“保卫”台湾。麦克阿瑟还建议蒋介石派一个军到朝鲜参战。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与国务卿艾奇逊商量后,认为台湾派兵到朝鲜作战的建议不可取,这将引发与中国的全面战争,但以朝鲜战争为借口进兵台湾则有“必要”。6月27日,杜鲁门宣布,派遣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八艘舰,包括六艘驱逐舰、两艘巡洋舰驶向台湾海峡,“以阻止共产党对台湾的进攻”。杜鲁门政府为了证明其出兵台湾的正当性,无视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府已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的事实,无视美国政府参与签署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抛出了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称“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由联合国考虑”。“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出笼,表明了美国企图将台湾从中国领土分裂出去的意图。蒋介石政权败退台湾后的半年多时间里,美国并未向台湾派出正式的外交官和外交机构;而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后,1950年7月28日,杜鲁门派蓝钦为驻台“公使衔”代办,海军少将贾那德为驻台武官。7月31日,麦克阿瑟率领美军代表团访问台湾,与蒋介石商定,国民党的一切武装力量归麦克阿瑟统一指挥,共同防守台湾。8月4日,美国空军第13航空队入驻台湾,建立“台湾前进指挥所”;美海军也在台北成立“联络部”,负责协调指挥台湾海军;美国政府还派出一个名叫“美国远东军驻台军事顾问团”的正式代表团长驻台湾,将国民党的军事指挥权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

  1954年12月2日,美国政府和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正式确认了美台之间的互助同盟关系。这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严重事件。条约规定,如果缔约一方遭到武装“攻击”,另一方将“采取行动,以对付共同的危险”,其阻止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的用心十分明显。同时,条约又规定国民党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必须征得美国政府的同意,实际上在于阻止国民党“反攻大陆”。这样,既阻止大陆解放台湾,又不准台湾进攻大陆,美国政府企图将两岸分裂的现状固定化、永久化,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此后,美国国会又于1955年1月通过所谓“台湾决议案”,“授权美国总统于其认为必要时使用美国武装力量确保台湾与澎湖列岛免受武装攻击”。根据此一决议案,美国第七舰队及航空母舰“中途岛号”于1955年1月28日驶入台湾海峡。

  对于美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派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麦克阿瑟曾有过一段明白的说明:台湾是“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它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以驻扎10到20个航空大队,是不可多得的空军基地。同时,如果取得台湾作为潜水艇基地,不但可以对前方作战提供短程潜水艇支援,而且可以控制从南方菲律宾到日本、南朝鲜的海运,切断西太平洋所有海上通道。从更深层次看,美国政府控制台湾最大的意图是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从而组成南朝鲜、日本、台湾、菲律宾一线的西太平洋防线,封锁、围堵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美帝国主义公然入侵中国,阻止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愤慨。1950年6月28日,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指出:“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不管美国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且已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中国政府多次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主义,揭露和声讨美国的侵略行为。9月29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同意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有关“美国侵略台湾案”的讨论。1950年11月28日到12月15日,中国政府派出以伍修权为代表、乔冠华为顾问的九人代表团,在纽约联合国论坛上以大量的事实和充分的证据,驳斥了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控诉了美国的侵略行径。由于当时联合国为美国所控制,大会最终未能采纳中国政府的意见。

  如前所述,1949年10月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取代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政府”,成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按照全世界公认的有关政府继承的国际法准则,理所当然地继承了原来的“中华民国政府”代表中国行使的包括对台湾省在内的全中国的主权。而国民党政权的少数残余势力退逃台湾,虽然还打着“中华民国政府”的旗号,但这个所谓的“中华民国”已经完全丧失其合法性。当时,中国人民已经将“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提上议事日程,并着手准备。因此,台湾问题从本质上讲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应该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政府原本可以从中国内战的泥潭中拔出来,但它没有这样做,而是对新中国采取了孤立、遏制的错误政策。它在中国人民积极准备解放台湾时,利用朝鲜战争爆发的机会,公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正义行动,武装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海峡两岸关系,并通过与台湾当局签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将中国领土台湾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美国政府的政策,造成了台湾当局在其庇护下,与大陆军对峙超过50年。台湾海峡地区局势因之长期紧张,台湾问题也由此成为中美两国间的重大争端。因此,台湾问题的产生,从本质上讲既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也与美国势力的介入有密切关系。台湾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美国政府负有重大责任。

  为了缓和台湾海峡地区的紧张局势,探寻解决中美两国之间争端的途径,中国政府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即开始与美国对话。1955年8月至1970年2月,中美两国共举行了136次大使级会谈,但在缓和与消除台湾海峡地区紧张局势这个关键问题上,未取得任何进展。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壮大,美国开始调整其对华政策,两国关系开始出现解冻的时机。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驱逐台湾当局的代表。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公报称:“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蒋介石退守台湾后,仍任国民党总裁;并于1953年3月就任台湾国民党“政府”总统。在台湾的26年中,蒋介石仍进行独裁和高压统治,并念念不忘反攻大陆。但是,这一愿望最终未能实现。蒋介石在晚年患了慢性前列腺炎,并再次患肺炎,又引发了心脏病,再加上在阳明山的岔路口发生过一次撞车,蒋的座车与某将军的小车相撞,造成意外车祸。他的身体从此一蹶不振。他于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清明节这天晚间十一时五十分去世,享年八十八岁。
  从蒋介石退守台湾岛后所经历的风波曲折中,不管其出于何种政治动机或党派意识,他在坚持“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确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立场却是一贯的。

蒋经国与国民党

 
1949年以后的蒋经国与台湾

建立国民党的"革命史观" 
   
  1950年对于蒋氏父子而言,前途仍然黯淡无光,然而在混沌中一切又好像是新的开始。大批国民党党政军人员遭解放军俘虏,成为阶下囚,幸存者许多逃亡到香港和美国,因为逃到台湾可能意味着很快还要再逃一遍,群聚台湾的国民党干部大部分是经过考验的。 

  这一年蒋经国出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将军中政工制度彻底改造,在军中恢复国民党团的活动,由党员出任辅导长,各级军官的命令均需得到各级辅导长的签署始得生效,以严格贯彻对军人的教育、监督以及反情报工作。1951年,蒋经国在台北近郊成立政工干校,培养具有现代知识学养的高级政工人员,这所学校的毕业生日后不仅进入军队担任政治指导员,同时也被分配到新闻、文化、出版、电影、表演团体等机构,以控制和主导整个社会心灵的塑造。1952年10月,蒋经国以"总政战部"主任的身份在台北近郊的北投复兴岗宣布成立"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简称"救国团"),以取代过去失败的三青团组织,这个组织以号召各校学生青年参与"革命救国"为目标,深入各个学校。寒暑假期间,"救国团"举办各种军事战斗的研习营,让青年怀着革命朝圣的心情深入山间乡野,告诉青年们要以服务人群为远大的志向。因此,"救国团"组织的青年服务队会到偏僻的农村为孩子们提供义务教学,为老人们提供文康娱乐,或写信慰问前线战士。这些工作的目的都是在使青年们由献身服务人群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培养正直廉洁的性格,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毫无疑问,在引导青年们青春叛逆的本能进入追求社会正义的热情与实践中,"救国团"同时也灌输应对"领袖"毫无条件服从的观念。这套心理训练的技巧使得青年们成为"政治领袖"忠贞不贰的捍卫者。仔细分析,这确实是很微妙的心理状况。青年们同时具有叛逆的热情以及追求正义的勇气,他们的冲劲和勇气是年长的人所不具备的,但因为人生经验不足,没有足够的能力做不同的参照,因此理性冷静思考的定性较为不足。蒋经国以国民党的历史为基础创造一套国民党的革命史观,尽管这套国民党的革命史观无法解释为何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几年失去人心,兵败如山倒,但这并非问题的关键,因为任何革命史观的本质为信仰,只要透过一套方法让一个人的灵魂从上到下感到着迷和幸福即可。在浓烈的情怀中,没有人会真正地探索史观理论中的漏洞;相反地,任何怀疑者将被视为学习不力,或犯了根本的道德错误。必须承认,"救国团"组织深深影响了一整代的台湾青年菁英,他们的确变得比较有修养,行事比较正派,如果说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他们思考的创新能力较为不足,二十年后有可能成为顽固不冥的守旧分子。 
   
 
进行政治迫害 
  
  1950年至1960年的十年间,蒋经国已充分地掌握了政战、情治和青年组织,加上1950年由陈诚执行的土地改革政策,获得土地的佃农成了国民党农村基层组织的骨干,国民党已有足够的政治支持和强大的政治机器创造稳定的社会秩序,并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埋头苦干,休养生息。另外,同一时期,大批的中共地下党人遭到逮捕处决,左翼青年被送到绿岛再教育,社会上充满着政治肃杀的气氛,政治犯妻离子散的悲剧几乎每天都在上演。他们被蒋经国无情地迫害,更痛苦的是在群众中孤立无援,无法像当年在大陆那样,虽然遭到迫害却成为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因为他们在台湾发展所赖以的社会土壤和空间,实际上已被蒋经国填满。因此,尽管他们受到压迫,但来自社会底层的同情和声援却少得可怜。可以说,在台湾岛内的这一部分的斗争上,蒋经国占尽了上风。 
    
蒋经国的家庭生活 

   
  在美国人眼中,蒋经国是一个神秘的特务头子,冷酷无情,他的苏联背景让美国国务院始终无法真正的放心。不过在战略上,蒋经国毕竟是美国的盟友,美国人宁愿多看他好的一面,希望向他推销美式的民主自由以便最终"感化"他。《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周刊特派员马汀认识蒋经国,他形容蒋经国手握大权,被一些政治人物和军事将领仇视,却竟然敢轻车简从,不带任何保镖四处走动,跟一般人一样出入餐厅。马汀称许蒋经国"没有国民党大官身上常见的谄媚逢迎,具有追根究底的精神,全然藐视我们所称的民主权利,可又展现出在此间罕见的忠勤任事;有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力量,驱策他每天上午六点半就起床,一直工作到半夜;而由于他只是纯朴的人,也能够轻松、享受一下"。跟蒋经国接触过的美国新闻界人士几乎都有类似的描述,他们很惊讶蒋经国位于台北市长安东路居家的简朴,这位台湾第二号最具权势的人物的住宅毫无大官的气派,远不比何应钦、白崇禧、张群等人的官邸。蒋经国通常穿着中国长衫,亲自端菜招待客人,他的孩子们满屋乱跑。有时候,蒋经国还带着家人到电影院赶场,而且跟一般人一样排队买票。这也是蒋经国家庭生活最快乐的一段时期,这时蒋氏夫妇已有四个孩子,大儿子孝文、大女儿孝章、二儿子孝武、小儿子孝勇。家里经常会来客人,有时候是中国友人、美国访客,有时候是随同国民党来台湾的少数白俄友人。大家相聚一堂,做蛋糕、过圣诞、办舞会,谈些苏联旧事,留下许多照片。 

  这就是国民党新型独裁者的形象,跟美国人以前所习惯看见的右派法西斯的样子完全不一样,后者坐大车、住大房子、排场十足,身旁跟着全副武装的保镖,仿佛随时可能遭到暗算。蒋经国完全是相反的状况。

对付自由派人士 

   
  至于对美国,蒋经国在苏联度过青春岁月时,早就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一套批判的世界观,他在对"救国团"学生做内部演说时,常常同时批判"红色帝国"(苏联)和"白色帝国"(美国)。同时由于劳动阶级的世界观,他对美式民主以及自由派和知识分子也抱着某种定见,认为后者虚伪、软弱而且带着浓厚的投机色彩。事实上,经过几年的作为,蒋经国已无任何左翼的挑战者,足以构成政治障碍的只剩下有美国政府暗中撑腰的高层党政军人士。长期以来,国民党内一直有一批受过西方教育、崇尚民主政治的自由派学人,他们一直相信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导因于缺乏民主,因此国民党在台湾重整江山首先在于民主建设。蒋经国显然对这种看法不屑一顾,他认为就是因为这些自由派人士成天吵闹,使得国民党不知吃了多少亏,因此也没有把自由派知识分子放在眼中。在十年间,他陆续整倒了有美国背景的吴国桢和孙立人,关闭了鼓吹建立现代民主宪政的《自由中国》杂志,逮捕了展开实际组党行动的雷震等人。蒋经国所运用的斗争手法十分简单;先逮捕对方的一个部下,进行拷问,找到一堆的"证据",已"证实"此人为中共潜伏在台湾的间谍,然后再扯出一大串人,最后再以"包庇特务"的罪名将对方拘捕。几乎所有研究台湾史的学者都一致认为,蒋经国是1950年台湾白色恐怖时代的最主要执行人,所有重要的政治案都有他的影子,他应为那个时代许许多多菁英人士家破人亡的悲剧负最大的责任。

被认为是"对台湾贡献最大的人" 

   
  最近十年在台湾任何一个有关"谁对台湾贡献最大"的民意调查里,蒋经国始终稳居首位。1960年代,台湾经济稳定累积成长,在有力的政治与社会条件中,技术官僚得以发挥最大的才干,加上国际资本和技术几次转移,台湾成为有效率的接纳者。到了1960年代末期,赤贫人口大幅降低,许多台湾大学生毕业后就往美国跑,人民的生活已达小康的水平,唱歌、跳舞、打保龄球的娱乐活动如雨后春笋。如果说美国人努力影响蒋经国的看法,他们显然没有白费功夫,蒋经国几次访问美国,眼见美国生产力的强大,印象十分深刻。美国式的管理不是从上而下的教育和指令,而是法治文化中的契约精神,在这种遵守公共约定的自觉中,人人追求创新,力争上游。这种现象对于一向习惯于苏联式思辨的蒋经国而言,确实耳目一新。此外,最具说服力的仍然是发展的事实本身,在美国受教育的知识菁英开始发挥影响力,他们根据所学结合台湾的情形所制定的发展方案,确实行之有效,使得人民生活大幅改善,社会财富累积迅速。这样的成果使得任何人都不得不重视美式管理背后的思维逻辑,一开始是经济的,接着便是政治的。 

管理整个政府 

   
  1969年,60岁的蒋经国接任"行政院"副院长,开始接手管理整个政府。在这之前,他已拥有完整的党政军资历,当过"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国军退休人员辅导会"主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国防部"副部长,蒋经国担任"行政院"副院长时,台湾"外交"刚好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国际局势出现重大变化,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力量加强,另一方面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恶化,使得中美战略联盟的空间扩大。1972年蒋经国接任台湾"行政院长"那一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双方签署《上海公报》,接着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关系正常化,台湾"外交"上受到严重的打击,面临了空前的考验。这年蒋介石身心交瘁,昏迷不醒,由蒋经国独撑大局,1973年,在台湾社会处于强烈的外交挫折感之际,他宣布提出一项大规模的经济发展计划"十大建设",预计在五年之内迅速完成"南北高速公司"、"中正国际机场"、"铁路电气化"、"北回铁路工程"、"苏澳港工程"、"台中港工程"、"大钢铁厂"、"大造船厂"等能源、交通和重工业制造等基础建设,以快速地将台湾推入高度开发的社会。事实上,由1950年到1970年大约二十年间,台湾已完成由农业生产到轻工业生产的初期累积,1971年台湾对外贸易首次出现顺差,这或者也是现代史的首次,接下来势必要进入重工业的发展阶段;虽然如此,蒋经国的"十大建设"因规模过大,向外贷款过巨,仍遭到经济专家的质疑,认为这项计划将拖垮财政,不过他却以"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力排众议。事实上,他的考虑是多方面的。简易地说,当外在局势难为时,蒋经国将资源大量投入内部的建设上,使得人民建立信心并从中确认自我的价值。 

  毫无疑问,无论就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那是台湾历史上的黄金岁月,走过那一段路的台湾百姓都记得,自己如何买下第一间漂亮的公寓房子,创办第一间公司,接到第一张海外订单,走上第一趟海外之旅等等。 

全面起飞 

   
  1980年代是台湾全面起飞的年代,无论是经济、科技、艺术、出版、电影、流行音乐都表现出高度的创造力。人民求知若渴,知识性的杂志、书籍和在职进修皆风行一时,而且受到广泛的讨论。过去"藏富于民"的做法逐渐形成了"藏智于民"的结果。如此噪动的社会反映在政治上一样是生动有力。1977年,因桃园县长选举发生了"中坜事件"、1979年非国民党人士在高雄游行引发了"美丽岛事件",接着反政府的活动越来越多,不受政府管制的杂志如雨后春笋,内容许多是批评政府或揭露蒋家的秘闻。尽管有些是明显的胡诌,但在政府公开的打压下,大家反而激起一睹为快的欲望。许多文化商人便利用这种被封馆关门的边缘发了大财。对于异见人士的活跃现状,大多数的国民党人士一开始马上联想当年在大陆的情形,并主张用强硬的手段对付。起初蒋经国也严厉地镇压,并且惯性地认定人民会站在他这一边,然而这一次人民并不必然会站在他这一边。人民已不像过去那样因为生活的改善就对政府感恩戴德,他们变得更富裕的同时,也变得更聪明、理智。这批新兴的中产阶级在政府与异见人士之间常常扮演着中立的角色,其是非的评判标准仍然是根据他们本身的利益。社会变得更多元,涌现了许多类似消费者、环保、妇女、伤残者等等中间组织,社会管理的专业分工也比过去细腻,因此过去那一套由政工人员传达指示以统一行动的方式也成了社会进步的阻碍。过去满怀理想、朝气蓬勃的政工人员现在已是中年人了,他们不像过去那样受到尊重,他们的指示不再被理所当然地接受。事实上,在更多人的眼中,政工人员看来像是无一技之长,只会官场逢迎而且一旦丢了工作就没地方去的可怜人。他们退出历史舞台的时机已日见成熟了。大抵上,中产阶级要求更开放、更专业的政治和社会管理规范,因此他们会支持异见人士的冲撞,不过同样的,如果异见人士丢石头,烧车子,他们也会强烈谴责,并立刻站在政府这一边,因为社会动荡同样威胁他们的利益。因此,中产阶级要求在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基础上,开放政治民主,这种特性会促成政府持续开放政策,同时也迫使异见人士在体制内进行和平改革,并接受他们所参与制定的法律的所有规定。 

  此时蒋经国显然明白了,过去在大陆,人民上街反对国民党,是因为他们饿肚子,要求有饭吃,而且他们会跟任何提供粮食的政党走,而且为了不饿死,他们无从选择是和平或暴力的手段;今天在台湾,人民上街反对国民党是因为他们够温饱了,也够聪明了,他们所掌握的财富与知识的资源越来越与政府等量齐观,因此他们要求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政党不再是他们的主人,而不过是他们利益的代理人,因此上街是为了确立所有人都有选择利益代理人的权利,所有政党代表社会群体利益的竞争必须是和平和公平的。简易地说,人民饿肚子上街游行与人民温饱后上街游行,其性质是截然不同的。蒋经国晚年的时候,糖尿病一直缠着他,令他痛苦不堪,也可能影响他的心智判断。不过历史证明,他绝没病昏头。1987年,在他过世的前几个月,终于决定顺势开放报禁与党禁,允许充分的言论自由和政党政治,他开启了现代宪政的大门。 

  在中国大陆,不少人对1949年后的台湾存在一个刻板的印象,觉得那不过是小朝廷的后段戏,或者是一个被赶到海岛的独裁腐败政权的苟延残喘的故事罢了!然而"苟延残喘"四个字绝无法解释台湾日后在经济、科技、流行文化上的一些表现,这中间必然存在某种被长期塑造过的意志。而蒋经国正是台湾半世纪历史中最关键的人物。 

 

                                 李登辉与国民党

 2001年9月21日,恰逢台湾“九二一”大地震两周年,中国国民党内发生了一件地动山摇的大事——撤销李登辉党籍。这是国民党成立107年来首次对前主席给予党纪处分,意味着国民党与曾任该党主席长达12年的李登辉彻底决裂,同时也把李登辉与国民党之间30年的关系一笔勾销。

    “再见!李前主席。”国民党已经真正进入了“后李登辉时代”甚至“无李登辉时代”,但是,国民党与李登辉之间的恩怨情仇真能就此了结吗?

  三十年畸形“婚姻”

    李登辉是否真心“爱”过国民党,谁也说不清。国民党曾经全心全意地“爱”过李登辉,并将其推上党内和岛内的最高权位,却是不争的事实。
   
    李登辉从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农经博士学位回到台湾后,成为一名农业专家和大学教授,经友人推荐,被当时正积极延揽“台籍精英”的国民党吸收入党。1971年8月,李登辉加入国民党,党证编号“组征183474”,组织关系在“台北市直属第六小组”。
   
    李登辉出于什么动机加入国民党,只有他自己最清楚。30年后,李登辉在接受采访时称当时是被迫入党,他一想“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所以就入了党。如此说来,抱着投机思想入党的李登辉当初就不曾认同国民党的路线和理想,今日与国民党恩断情绝也就其来有自。

   
   
李登辉加入国民党后,地位迅速蹿升。第二年他即出任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1978年起任台北市长,1981年起任“台湾省政府主席”,1984年被蒋经国选中当“副总统”;在党内,1976年11月起任中央委员,1979年12月起任中常委。蒋经国病逝后,李登辉于1988年接任“总统”、国民党主席,一举跃上了国民党当局党政最高职位,为期长达12年。

曾经被视为“一介书生”的李登辉,很快就让轻视他的党内大老们懊悔不已。他以老谋深算、党同伐异的政客手腕,“拉一派打一派”,将党内异已逐个击破。在权力基础逐渐巩固后,他提出“国民党是外来政权”,开始推行其“本土化”路线,将不赞成其路线的“非主流派”清除出党,直至1999年把曾经是他得力助手、“情同父子”的宋楚瑜开除出党。
   
    李登辉“外遇”不断,向来被认为是民进党和“台独”势力的“奶爸”。在他扶持下,民进党势力日益壮大,其党内长期存在暖昧不清的“李登辉情结”,每逢选举必有人打“李登辉牌”。在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李登辉“弃连保扁”的传言绘影绘声。当年3月18日,国民党惨败,拱手让出长达半世纪的“执政权”,对于民进党和陈水扁的获胜,李登辉竟然声称很高兴实现了“政权和平转移”!

  李登辉此番话也许是为了表现自己对所谓“民主制度”的尊重,但国民党党员们听了却是那么刺耳。愤怒的群众把国民党中央党部团团围住,强烈要求李登辉辞职。3月24日,李登辉不得不宣布提前辞去国民党主席一职,由连战代理。曾经在国民党内呼风唤雨12年的李登辉,黯然离开了气派堂皇的国民党中央党部。

   

  李登辉由爱转恨

   从李登辉离开中央党部的那一刻起,李登辉的心也同时离开了失势的国民党。在连战主持党务后,李登辉对国民党的态度变得很冷漠。

  党员重新登记是连战上任后的“第一把火”,李登辉会否参加登记,继续保留党籍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眼看没有主动登记的意思,国民党只好派负责干部亲自上门“服务”,李登辉才一次性缴纳了1万元的党费,成为终身党员。
   
    国民党改造的第二件大事是党主席直接选举。2000年6月,国民党举行“十五全(第十五次全体代表大会)临时会”,首次举行党主席直接选举。投票当天,李登辉选择与友人去打高尔夫球而不去参加投票。
   

   
在连战的主导下,国民党开始逐渐抛弃“李登辉路线”,李连之间、李登辉与国民党之间渐行渐远。这种貌合神离的状况,就像濒临失败的婚姻。随着李登辉对民进党“爱意日浓”,他对国民党也越来越无情。在民进党上台“执政”一周年之际,眼看台湾当局处境艰难,国民党与亲民党、新党组成的“泛蓝军”对当局形成有力牵制,李登辉再也坐不住了,他要挥剑斩断与国民党的情丝,甚而直捅国民党的心窝。
   
    李登辉首先与连战撕破脸。他在《李登辉执政告白实录》、《虎口的总统》两本由别人捉刀的“传记”中,大曝连战在败选后对他“逼宫”,要求他提前辞职的所谓“辞辛”。再向“台独”势力靠拢,企图充当所谓的“台湾之父”,他参加了“台独”团体“北社”的成立仪式,并公开攻击国民党。第三,又打出所谓“本土化”旗号招兵买马,为自己寻找新的政治舞台。在李登辉的授意下,他的亲信黄主文纠集了一些“本土”色彩浓厚的人物和未被国民党、民进党等政党提名参加12月1日“立委”、县市长选举的失意政客,在8月成立了新政党“台湾团结联盟”。
   
    “台联”成为李登辉的新爱。进入9月,李登辉的“地下情”公开化了。9月1日、2日,80高龄的李登辉到台湾南部,马不停蹄地为“台联”的“立委提名人”站台助选。李登辉在站台时称,只有“台联”才能代表李登辉,才是唯一能稳定台湾政局的力量。李登辉并高举“台联”参选人的手,声称支持这名候选人就是支持他本人。

   
   
李登辉的“外遇”越来越肆无忌惮。9月16日,他到台中再次参加“台联”的造势活动,继续“炮轰”国民党。对于国民党致信呼吁他停止伤害国民党的言行,李登辉说,“前天国民党送了一封信给我,写了一大堆,真的不想回应”,又针对党纪处分说,“要杀头,随便你”。
   
    不仅如此,“台联”还抛出一份没有署名,但声称是李登辉在9月15日亲手写的给国民党的“绝交信”。李登辉在信中指称:“国民党在连战一派领导下,其路线偏离‘反共’、‘民主’、‘保台’……已逐渐走上‘联共反台’的道路。”台湾舆论分析,李登辉将“反台”的帽子扣到国民党头上,实欲置国民党于死地,李登辉对国民党已经“恨之入骨”了。

   
  国民党忍无可忍

  李登辉“亲者痛,仇者快”的言行,在国民党内引起轩然大波,纷纷要求处分甚至开除李登辉,但国民党中央一开始采取了隐忍、低调的态度。一般认为,连战和国民党中央是担心处分李登辉将可能冲击到国民党。因为李登辉在国民党和台湾当局的最高权位上呆了12年,在中、南部和国民党内都有一定的支持者,贸然处分李登辉将可能使党内的“李系”人马出走,造成党的再次分裂。而李登辉“受害者”的形象也可能博得一些选民的同情,从而影响国民党年底的选情。
   
    因此,对于李登辉的一再进逼,国民党一忍再忍。8月14日,国民党考核纪委委员会针对李登辉参加“台联”成立大会,达成了“暂不处理为宜”的共识,考纪会主任委员陈庚金说:“就是希望争取时间来挽留李前主席。”
   
    但随着李登辉对国民党越来越决绝,国民党已经没有了回旋余地,不得不面对处理李登辉的问题。9月3日,国民党考纪会举行内部工作会议,寻求处分李登辉的共识。陈庚金呼吁李登辉效法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施明德主动退党,和国民党“好聚好散”。
   
    随后,国民党决定由全部5名副主席联袂到李登辉家拜访,但未获李登辉回应。9月14日,国民党以中央委员会名义致信李登辉,并由专人送达。全信注重“感情诉求”,但柔中带刚。信中引用了李登辉在1999年国民党党庆大会上的话——“党是我们的母亲,你我是亲爱的兄弟”,要求李登辉“对母亲要‘知恩图报、不可遗弃’,对兄弟要‘相互扶持、不可嫌弃’”,明确指出李登辉“为他党参选人助讲,公开攻讦本党之做法,实已明显违反本党党章之规定,更引起海内外广大基层同志之愤懑,纷纷要求本党迅速依党章处理。因此,本党势需适当处理,别无选择”。信的结尾部分要求李登辉,“自可声明退出本党”,“停止伤害本党团结之言行”。
   
    对于国民党的“劝退”,李登辉在两天后回应说“要杀头,随便你”。在这种情况下,自感仁至义尽的国民党认为“长痛不如短痛”,必须尽快了结李登辉的违纪案。9月21日下午,国民党考纪会举行会议,18名委员有4名请假,与李登辉关系匪浅的黄大洲签到后又离去,13名委员经过1个多小时的讨论,确认李登辉已经严重违反了党章第43条第一项第一款“违反本党……之决议”;第二款“损害党的声誉”及第四款“恶意攻讦本党,致损害党之利益”等规定,决议撤销其中国国民党党籍。
   

   
为了体现所谓“对李前主席的尊重”,考纪委员会在4项党纪处分中选择第三重的“撤销党籍”,而非最严厉的“开除党籍”。考纪会的决定将在送交9月26日的国民党中常会备查后,通知李登辉目前所属的桃园县党部,完成李登辉违纪案的全部程度。
   

  “一开铡”恩断情绝

 国民党党纪处分决定一出,一些国民党支持群众在中央党部外放起鞭炮。国民党发言人王志刚闻后眉头紧蹙,说这是国民党最沉痛的一刻,对有人放鞭炮感到遗憾。从王志刚的说法,可以看出国民党与李登辉道别时的复杂心态。考纪会在宣布撤销李登辉党籍时,强调是“最沉痛的决定”,刻意摆出“壮士断腕”的哀兵姿态,企图博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和党内亲李人士的谅解,尽量减少“铡李”对国民党的冲击。
   
    国民党的党纪处分出炉后,“台联”立即召开记者会,抨击国民党“糟蹋自己”,为李登辉大鸣不平,声称李登辉“未来不可能重返国民党”(撤销、开除党籍分别可在一两年后申请复籍),也不会加入“台联”,而是“站在台湾的制高点”。李登辉本人则闭门不出,没有作出任何回应。
   
    除“台联”外,目前岛内各方对国民党撤销李登辉党籍反应平静,但这也许是风暴来临前的宁静。李登辉是睚眦必报的人,他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可能更趋紧张、恶化。面对李登辉可能的反扑,和李登辉对党内“本土”势力的一再招手,以及即将到来的选战考验,国民党惟有不断强调全党团结。正如考纪会声明所言:“我们深信本党唯有靠所有同志的团结一致,才能创造一个崭新的未来。”

                                    连战与国民党

  連戰1936年8月出生於西安,但是祖籍台南。祖父連橫是晚著名學者,最著名的著作為《台灣通史》。父親連震東國民黨公務員,1931年日本歸國後就進入國民政府工作,1932年隨國民黨的大老張繼赴西安建立抗日華北基地。1946年代表國民政府前往台灣接受日本投降,後曾任內政部長、國民黨中常委國策顧問等職。而連戰的母親趙蘭坤出生瀋陽名門,燕京大學畢業。

  連戰出生時的家境不錯,雖然他本人曾說,祖父連橫的家業曾在日本占領期間,因其反日的立場而全數沒收。在連戰出生前兩個月,祖父連橫在上海病逝,死前給未出生的孩子取名「連戰」,「因為它除了寓有自強不息的意義之外,還有克敵致勝、光復故國、重整家園的希望」。1946年,连战随母赴台。

  連戰初中讀成功高中初中部、高中就讀師大附中,十分活躍,是一名體育健將,作為國民黨高官的公子,經常出入舞會、參加郊遊、打高爾夫球等,大學時期,先進入陸軍官校,半年後轉學入台灣大學政治系。當時連戰與中央研究院院長錢思亮的兒子錢復台灣農業復興委員會主任委員沈宗瀚之子沈君山和行政院院長陳誠之子陳履安並稱為「四公子」,也是國民黨重點栽培的對象,而連戰由於有本省血統,更是受到特別關注。

  連戰於1957年取得台大政治系學士學位,赴繼續深造。1961年取得芝加哥大學國際公法與外交碩士,4年後又獲得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同年與「中國小姐方瑀結婚。在美國連戰任教於威斯康辛大學康乃迪克大學達三年多。1968年,時任台灣大學校長的錢思亮邀請連戰回國任台大政治系客座教授,一年後聘為台大政治系主任、台大政治研究所所長,直到1974年

  連戰最早與政界人士的接觸是在1969年。當時政府在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成立了兩個分別研究外交經濟的高級研究小組,由當時的行政院院長蔣經國直接負責。連戰受聘擔任了外交小組的成員,很快就得到蔣經國親睞,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委員,1969年9月出任第24屆聯合國大會中華民國代表團顧問,1970年還當選為十大傑出青年,備受國民黨高層重用。

  1975年,時年39歲的連戰被任命為駐薩爾瓦多大使,從此踏上仕途。一年後被調回台灣,出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青年工作會主任。1978年7月擔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祕書長、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

  從此,連戰的官運亨通,一路被擢昇:1981年任交通部長、1984年成為國民黨中常委,1987年行政院副院長、1988年外交部長、1990年台灣省主席、1993年2月行政院院長。1993年8月獲得李登輝提名為國民黨副主席,1996年與李登輝搭檔參加1996年台灣總統大選,當選為台灣首位民選副總統。

  連戰一直被認為是政壇的一名「福將」,不但出生豪門,而且官運順暢,很多人說他雖然政績平平,但是運氣卻很好,在交通部長任內很少出重大車禍,當外交部長時也沒有一個國家與台灣斷交。連戰雖然年輕時十分活躍、出風頭,年長後卻非常嚴謹,低調內斂,給人一種沒有野心、不求官位的感覺。

  但是公眾對連戰的印象一直不佳,主要是因為他不親民,被人指責是高高在上,「不知民間疾苦」。而且連戰不善言辭,講話笨拙,也不善於煽動民眾情緒,很多人更因此置疑他的執政能力,甚至有人暗指他是扶不起的阿斗。

  這樣的印象在 2004 年總統大選中有所改觀,連戰在此時展現其親和力,上電視節目讓人看到其幽默風趣的一面,社會大眾對連戰的印象多有改觀,不再認為其高高在上,故對手陳水扁陣營對其身為公務員卻極富有的批評未如預期般造成大幅影響。而在2005年4月以中國國民黨主席的身分,訪問中國大陸,也成為中華民國首位在中國第一學府-北京大學發表演說。

  2000年的總統大選中,李登輝等國民黨人士力挺連戰參選總統,而宋楚瑜做其副手。這個決定遭到宋楚瑜的強烈反對,雙方在爭執不下後,最終以宋楚瑜脫黨獨立參選告終。在選舉中,李登輝雖然始終公開表示支持連戰,但是很多人認為他其實暗助民進黨的參選人陳水扁。這場選舉中由於連宋的分裂導致選票分散,大多數選民放棄連戰,轉而支持更有親和力、支持率也更高的宋楚瑜,但還是有許多國民黨的忠貞黨員投給了連戰。這樣分裂的後果是,連宋兩人雙雙落選,而陳水扁當選總統。

  選舉的失敗令國民黨支持者相當憤怒,國民黨支持者相信是李登輝導致連戰和宋楚瑜的落敗,他們包圍了國民黨中央黨部,要求李登輝出來為失敗負責。最終的結果是,連戰要求李登輝退下國民黨主席職位,後來連戰自己出任國民黨主席。連戰面對的是一個敗選的國民黨,同時有許多黨員退黨加入新成立的親民黨。李連的決裂最終上演,國民黨決定開除李登輝。連戰也表示,國民黨願意協助毫無執政經驗的民進黨,但是因核四的爭議連戰與陳水扁也不歡而散:連戰會見陳水扁,以試圖說服他繼續建造第四核電廠,並得到對方支持,不料在會面結束半小時後,扁政府就宣佈停建核四,似乎是有意給連戰難堪。

  但是這一事件也給連宋再合提供了契機。核四的事件正好為兩人重新合作提供了契機,雙方借著批評陳水扁言而無信又走到了一起。

  許多人都曾置疑連戰的能力,能否全權掌控國民黨這家百年老店,他接任後,展現了許多的作為,他首先宣佈舉行國民黨黨員重登記,作為掃除李登輝人馬的第一步;之後又對國民黨進行重組,蕭萬長等被認為是親李的人馬不被重用,使得李登輝無法遙控指揮。

  但是國民黨在2001年立法委員選舉中再度遭到挫敗,原本擁有立法院過半數席位的國民黨只獲得了60多席,把國會第一大黨讓給了民進黨。但是在地方縣市首長選舉方面,國民黨還是保持了自己的實力。地方縣市首長選舉也是泛藍的首次合作。

  2002年台北高雄兩市市長和市議會選舉中,國民黨勢力回升。國民黨不但輕鬆地保住了台北市的執政權,而且險些將聲望很高的民進黨籍高雄市長謝長廷拉下馬。在市議會選舉方面,國民黨表現出色,反倒是親民黨遭受重創。

  2003年2月,國民黨、親民黨在經過協商後,決定共同推出一組候選人連戰、宋楚瑜角逐2004年總統大選,而且宋楚瑜選擇成為其副總統候選人,兩人的合併雖未有2000年的一加一等於二的結果但在民調也一直領先陳呂搭檔。

  這次選舉中連宋兩人還是以經濟和兩岸的議題來批評陳水扁政府;而陳水扁則除了繼續攻擊國民黨黨產處置不當的問題,包括重起2000年宋楚瑜興票案的調查外,則繼續強化台灣民眾的本土意識,突顯民進黨的草根性等。民進黨在拋出公投法被泛藍阻撓後,依然決定舉行具有極大爭議性的防衛性公投。連宋陣營一直無法掌握這一議題的主動權,也不願冒著喪失南部選票的風險與綠營就公投議題進行公開辯論,最終只是由支持泛藍的民間人士出面參與辯論。而在是否參與公投的議題上,泛藍內部也有分歧,連宋兩人最終都未參與公投,但是泛藍一些本土派人物則都投票。

  在選前一個月左右,選舉進入白熱化。2004年2月28日,民進黨與台聯共同舉辦「二二八手牽手」活動,發動數百萬民眾組成環島的人牆,在紀念二二八事件的同時也為陳呂選舉造勢,使得連戰選情一度吃緊。而泛藍也不甘示弱地在3月13日發動300萬人的反扁遊行,再度拉抬了泛藍士氣。

  選舉過程中,雙方實力不相上下。在選前兩個禮拜,根據各個不同媒體、智庫、和政治團體所發布的民調,「台灣智庫」所公佈的數字是陳呂40.4%、連宋39.5%(3月8日);「民進黨」的數據是陳呂37.6%、連宋36.1%(3月7日);「國民黨」的數據是陳呂29.8%、連宋34.8%(3月5日);「世新大學」的數據是陳呂27.3%、連宋27.1%(3月2日)。選舉前一天,319槍擊案發生,對選情產生相當的影響,據藍營內部的一些人士稱,槍擊事件發生後連宋兩人的優勢瞬間瓦解,特別是在南部地區全面崩盤。連戰在當天並未對槍擊事件做出過多評論,還曾試圖探望陳水扁但遭拒。當時藍營做出了不推遲選舉的決定,希望能夠儘快減少槍擊事件的影響;而藍營本身也未對槍擊案做過多質疑,只是由非國民黨人士的陳文茜在國民黨總部召開了一個記者會高調質疑槍擊案的真實性,以鞏固深藍選票。

  3月20日開票結果陳呂以不到3萬票的微弱優勢連任正副總統。連戰在選舉結果公佈後對聚集在國民黨總部外、原本準備歡慶勝利的民眾發表了演說,稱選舉「疑雲重重」、「不公正」,並正式宣佈將提起選舉無效之訴。當晚大批泛藍支持者聚集在總統府外的廣場上,徹夜未散,連戰本人也在宋楚瑜和泛藍立委的簇擁下在廣場上靜坐表達抗議。這起的抗爭活動在3月27日達到高潮,近50萬人在總統府前廣場集結,連戰等再度表達要求重新驗票及選舉的訴求。

  然而群眾抗爭的結束卻也是泛藍抗爭的結束;國親除了通過司法程式追究選舉結果外,並無其他大動作,由泛藍主導的立法院也並未對總統提出不信任案或要求倒閣。一些人士批評連戰沒有魄力,不敢進一步對陳水扁施加壓力。不過泛藍卻也沒有許多人在選前所預測的那樣,選舉失利後就立即分崩離析:以王金平為主導的國民黨本土派人士都宣稱絕不會離開國民黨。

  2004年11月台灣高等法院作出裁決,泛藍的兩個訴訟全部敗訴;而這時黨內外要求連戰交棒的呼聲也時有耳聞。不過連戰並未加以理會,全力協助國民黨參與12月的立法院選舉,國民黨的席次最終得到大幅度增長,而泛藍也並未如事前多數觀察家所預言的那樣喪失立法院的多數。選後的國民黨又以改善兩岸關係為其任,派出多個高層代表團訪問大陸,推動兩岸春節包機、農業交流等計劃。

  2005年是國民黨主席的改選年,2月,被認為是國民黨內最有勢力參選2008總統大位台北市長馬英九首先表態將角逐國民黨黨主席,但當時連戰還未正式表態是否會尋求連任。國民黨內眾多大老也都表態認為連戰應該繼續連任,黨主席的另一熱門人選王金平也做出「挺連」的姿態,表示會首先擁護連戰續任。不過連戰之後就表示無意繼續擔任國民黨主席。

  3月間,國民黨也宣佈將借孫中山逝世80周年之機,不排除在適當時機由連戰率代表團訪問中國大陸,晉謁中山陵及參觀廣州黃花崗72烈士紀念碑。最終在3月28日4月1日,由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率團訪問大陸,拜謁廣州黃花崗72烈士陵園,南京中山陵以及北京孫中山衣冠冢,展開「破冰之旅」「經貿之旅」。訪問期間,大陸政協主席賈慶林代表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錦濤向連戰發出訪問大陸的正式邀請。4月1日,連戰在東京欣然表示接受邀請,將在近期率團訪問大陸。連戰是自1949年以來,首位重回大陸的國民黨主席。之後經由國民黨秘書長林豐正4月17日 與大陸方面協商後,定連戰于4月26日5月3日到大陸展開「和平之旅」。

  4月26日中國國民黨黨主席連戰于上午10時55分搭乘港龍KA487由台灣桃園中正國際機場起飛,下午1時30分抵達香港,轉乘東航專機,下午4時30分抵達南京祿口國際機場,展開為期八天的「和平之旅」。隨後與江蘇省委書記李源潮等會談,其間連贈李以琉璃工藝品「開泰」,李也回以南京特產雲錦「金絲團龍」。晚上連戰下榻于南京市中心新街口金陵飯店

  4月27日:上午8時50分,連戰等一行人拜謁中山陵。入得祭堂,送上花圈並三鞠躬後,題詞「中山美陵」,併在博愛牌坊前發表記者會,演講國父孫中山的功績等。之後游明孝陵,之後前往位於原國民政府總統府中國近現代歷史遺址博物館仔細參觀,並題字「和平奮鬥救中國」。之後去南京靜海寺旁邊剛復建完成的天妃宮媽祖並撞鐘,題字「慈航普濟」。晚上則去南京城南的夫子廟品嘗秦淮小吃,並夜遊秦淮河,一飽金陵美景。

  4月28日:上午搭機自南京到北京,11時07分抵達北京首都國際機場。下榻于北京飯店,中午,北京書記宴請.下午與中國政協主席賈慶林會晤,先游故宮,次去全聚德烤鴨店,最後去老舍茶館品茗和看京劇

  4月29日:上午9時50分,連戰在北京大學辦公樓禮堂發表演說,並回答同學提問。演講持續了約50分鐘,內有提「為民族立生命,為萬世開太平」,並簡化為「堅持和平,走向雙贏」。演說過程中多次爆發師生的熱烈掌聲和笑聲。會後,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閔維芳(北大黨委書記)代表北大向連戰贈送禮物,包括連戰母親趙蘭坤女士在燕京大學就讀時的學籍檔案、照片的複製品和有「未名湖」圖案的雕漆瓶。連戰向北大回贈了牡丹鳳雕刻工藝品和其祖父連橫所著的《台灣通史》及連戰所著的《改變,才有希望》。之後,連戰偕同夫人方瑀女士和大陸訪問團成員在校方陪同下參觀了北京大學。 下午15時左右,連戰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胡錦濤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會晤。這是國共兩黨的最高領導人自1945年後的第一次會晤。連戰成為1949年後第一位踏上中國大陸國民黨最高領導人。會談自15時30分進行至17時10分,併在會後發表「會談公報」,內有「五點共識」。隨後在17時30分左右,于北京飯店舉行記者招待會。會上由國民黨文傳會主任張榮恭宣讀了五點共識。之後,連戰作出講話並接受媒體記者採訪。最後應胡錦濤之邀,到中南海瀛台參加晚宴.

  4月30日上午乘機抵達其出生地西安。隨後重返小學母校——原「北新街小學」的後宰門小學,捐了20萬人民幣的紅包,及《台灣通史》,《改變,才有希望》等書;並去秦始皇陵旁的兵馬俑參觀,獲得兩樣禮物:一掊秦土(系兵馬俑遺址處取得)和漢代「長生無極」瓦當。

  5月1日上午到清涼寺旁其祖母「沈太夫人之墓」(名璈,字少雲)祭祖,場面悲愴,後連捐了1萬人民幣加2000美元給清涼寺住持;下午搭機赴上海,下榻于浦東香格裡拉大酒店,晚上在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的陪同下遊覽黃浦江和觀賞外灘的建築群,並題字「滾滾黃浦南流水﹐浪花造出英雄。」

  5月2日上午在東方明珠召開記者招待會併發表演說。近午在錦江飯店會見海協會會長汪道涵,並代辜振甫遺孀辜嚴倬雲轉交一封信及辜早年作的一幅畫,頗有意涵。下午先在浦東濱江大酒店會見台商併發表演說,詳細闡述國民黨對兩岸共同市場等的主張;晚些時候參觀上海博物館觀看青銅器系列和其他新展文物,並去上海城市規劃館參觀。晚上則應上海市市長韓正之邀,去浦東新區政府對面的上海科技館參加晚宴;稍後去盧灣區太倉路的新天地參觀。

  5月3日上午現在酒店內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大陸中央電視台記者等的採訪;後離開酒店,于11時20分搭磁懸浮列車到浦東國際機場,下午1時搭機,晚上7時30分返回台灣中正國際機場,發表簡短演說,結束為期八日的「和平之旅」。

  途中還贈送《台灣通史》,《改變,才有希望》兩本書及國民黨方面編的《連戰 2005大陸行》筆記書給相當人士和機構,用意很深。雖定位為「和平之旅」,然外界咸認其為「第三次國共合作」,而此次合作,其目的在於短期內共同遏止台獨和可能引起戰端的因素,中期則在維持現狀和維護「同屬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展開更全方位的交流並逐步,最大程度消除彼此因內戰而留下的隔閡,長期則是朝最終「和平統一」(時機可議)的方向努力,而這也是目下海內外一直關注和期望的。

                                     宋楚瑜与亲民党

  宋楚瑜1942年6月出生,湖南省湘潭县人,1949年随父来台。其父宋达1933年就参加了海军,从少尉一步一步做到中将,曾任陆军供应司令、联勤副总司令等职,与蒋经国私交甚笃,1975年8月卒于台北。宋楚瑜是家中长子,自认童年时代是个“木讷、内向的孩子,学业成绩乏善可陈”。1959年,宋楚瑜中学毕业,参加大学联考理工组考试落榜。第二年,他又去参加联考的文法组,考上了政治大学,进入外交系就读。在大学期间,宋学习刻苦,1964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宋楚瑜从政大毕业后,服兵役二年,1966年赴美国深造,并于1967年获加州柏克莱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学位;1971年获天主教大学图书馆系硕士学位;然后他又到华盛顿乔治城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宋楚瑜在乔治城大学学习时的导师是寇卓派克女士和克莱恩博士,其中寇卓派克是外交官出身,做过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是布什总统的重要智囊之一;克莱恩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湾站站长,和蒋经国关系密切。

  1974年,宋楚瑜获得美国乔治城大学政治学博士后,在导师的推荐下返台任“行政院简任秘书”,工作是蒋经国的英文翻译。1977年,宋楚瑜出任“新闻局副局长”。1978年,蒋经国任“总统”,宋楚瑜也随之前往“总统府”任“秘书”,1979年蒋经国任命宋楚瑜为代理“新闻局长”。在此期间,台湾发生了台美“断交”、“中泰宾馆事件”、“美丽岛事件”等一系列突发事件,宋楚瑜则成功地充当了台湾当局代言人的角色,其驾驭媒体的能力得到充分体现,受到蒋经国的赏识,1981年被选为国民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1984年10月,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

  1988年1月蒋经国逝世,国民党内以宋美龄为首的“元老派”即“非主流派”与以李登辉为首的“主流派”,围绕着最高权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在蒋去世的第一个国民党中常会上,宋楚瑜坚决支持推举李登辉做国民党代主席,并以当场退席抗议宋美龄等提出的延后推举国民党代主席的要求。在宋抗议之后,是次会议通过李登辉接任党代主席的决定,确立了李在党内的地位,从此宋与李建立起被舆论称之为“情同父子的关系”。1989年5月,宋楚瑜升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1990年2月,国民党“非主流派”推出林洋港、陈履安为“正副总统”候选人,与代表“主流派”的李登辉、李元簇组合相抗衡,斗争异常激烈。在国民党临时中央全会上,宋楚瑜以辞职相威胁,反对非主流派有关投票产生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要求,使双李组合胜出,再在关键时刻为李登辉“保驾护航”,为李清除非主流势力,成为第一任“直选”“总统”立下汗马功劳。1993年3月,宋出任台湾“省主席”。

  1994年12月,宋楚瑜以470(60%的支持率)万票的超强民意实力当选为台湾第一任“民选省长”。任职期间,宋楚瑜走遍了台湾309个个乡镇探查民情,解决基层问题,不但获得大多数民众的认同和喜爱,也培养了广泛的人脉关系;同时,他还不断扩大地方自治权利,许多原属台当局管辖的财政、人事权都收归已有,令其与“中央”的矛盾加深。

  1996年李登辉挑选连战作为“副总统”,即初步表明了由连战接班的意向。但宋楚瑜树威信、布桩脚、积累政治资本的种种动作,让李觉察到宋有“觊觎总统宝座”的企图心。与连战的“政治个性”不强,不会急剧改变李后路线的特点相比,宋楚瑜则显得权谋而难以驾驭,不易李发挥影响力。李登辉曾等待宋能体认其接班安排的苦心,但宋依然我行我素。1996年12月,在李登辉的主导下,国、民两党在“国发会”上以提高工作效率和节省开支为名,达成“冻省”协议,停止“省长”、“省议员”等公职的选举,以此达到“废省”和“废宋”的目的,宋楚瑜由此成为最后一任“民选省长”。宋也因坚决反对“废省”,同李的关系迅速恶化。1996年底,宋楚瑜向国民党高层递交辞呈,被连战慰留,宋楚瑜坚辞不准后以“请辞待命”的方式做完了剩下的两年任期。1999年,宋楚瑜与国民党决裂,以独立参选人身份参加“2000年总统”选举。竞选失败后,宋楚瑜组织亲民党,亲民党成为台湾第三大政党。2005年5月,宋楚瑜继连战之后,率亲民党代表团访问大陆,多次表示反对“台独”,强调“两岸民众一家亲”,为两岸关系的和解与正常发展作出积极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