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遥远的《南燕北鹰》

     陈贤庆

近日，旅港的好友张穗强先生将近作《与“南燕北鹰”的后代聚香江》 《我与〈南燕北鹰〉》以及他的旧作《我的偏见》等三篇文章， 还有一些照片和资料给我发来，将当年的历史又一次重现于我的眼前。

1976年初，妹妹说准备到上海举行婚礼。一对新人分别从黑龙江和海南岛的农场聚集于上海男家，婚后，妹妹还要远调北大荒农场。放在现在，远嫁千里万里都是很平常的事，但是，在当年，在“上山下乡”的艰苦日子里，一般知青都是想尽办法争取回城的，何况，1976年时，广东已初现知青“返城潮”。就在这个时候，妹妹还要远嫁令广东人闻之色变的黑龙江北大荒，的确是一件令家人包括我都觉得很不妥的事。但是，天要下雨，妹要出嫁，如之奈何？

其时，我仍在雷州半岛的农场里，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因家庭“历史问题”，似乎返城的希望亦遥遥无期。那时，每月的工资只得二三十元，妹妹要出嫁，实在也送不出什么象样的礼物，由于文人的酸气学了一些，于是，那年的3月间，写了一首长篇叙事抒情诗，题为《南燕北鹰》，作为给妹妹的新婚贺礼而寄给她。

当年没有电脑，诗稿有没有多抄一份，我已忘记了，总之，数十年来，我身边已没有这部诗稿，也没有想过去寻找。为什么没有想过去寻找？我有自知之明，产生于文革时期的我的“长篇抒情诗”，我是不敢再重睹的。

1968年11月我“上山下乡”到了雷州半岛。当年是思想禁锢的时代，只能学毛的思想，还要“狠斗私字一闪念”，将自己的真实思想感情记录在文字上，是最最愚蠢的做法，甚至是在自掘坟墓！但是，有着文学爱好的我，要做到封闭头脑中的思想，抛弃手中的笔，是十分痛苦的事！幸而，我发现，农场的干部、职工，多是文盲或半文盲，旧体诗词，有着古雅的特点，他们一般是看不懂的，所以，在劳动之余，我也学着写些旧体诗词，虽然当时并不很懂得诗词的格律，但是，凭着学生时代读过的一点唐诗宋词作底子，也似乎象那么回事。最主要的，是我的真实思想，能够付诸那些旧体诗词之中，也就是说，我找到一个可以安全的、可以宣泄心声的平台。今天，我能够成为国家级的中华诗词学会会员，还真的要感谢在农场十年那段不寻常的日子呢。

我虽常自喻为“民国遗少”，但毕竟是长在新社会的红旗下，所喜爱的，当然不仅是旧体诗词。学生时代，也读过一点普希金、惠特曼、泰戈尔、马雅可夫斯基等，所以，在学写旧体诗词的同时，也忍不住要写些新体诗歌。除了常见的四行一节的较整齐的“新体格律诗”外，我还特别对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感兴趣，这种句子长短不一的诗歌形式，构成 了一种建筑美。就是以这种“阶梯诗”的形式，我写了长篇叙事抒情诗《理想之歌》，还有《南燕北鹰》等。

在文革那个思想混乱的年代，真的把青年人包括我害苦了！既写新体诗，还要给别人看，吹捧“领袖”“路线”，心有不甘；但不歌颂那个人妖混杂的时代，又肯定不行；因此，《理想之歌》也好，《南燕北鹰》也好，内中许多内容，都是言不由衷的表达 ，实际上是我“双面人格”的体现，也难怪当年农场的文友们对它们指责多于表扬了。这是我不敢重睹的主要原因。《南燕北鹰》的唯一好处，我以为就是记录了当年的两位知青的不同寻常的爱情故事。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张穗强先生又提起了《南燕北鹰》，令我惊讶不已。惊讶于张先生竟然一直保留着那份诗稿，还有当年的农场文友们的评论文字！而《南燕北鹰》全诗以及当年文友们写下的评语，我已经完全忘记了！张先生 现在写的《与“南燕北鹰”的后代聚香江》 和《我与〈南燕北鹰〉》两文，也让妹妹夫妇看过。妹妹夫妇在感谢之余，也对张先生在文中使用了“传奇”“伟大”之类的字眼感到不妥，他们自认两人的结合，不能称“传奇”，更不算“伟大”，所以给我打来电话，要作些修改。我觉得也在理，所以按她的意思做了，想必张先生也不会有异议。至于张先生当年的文章，为了保留历史的真实，是不必再作任何改动的。今天，仍将这组文章弄到网上，可以给知青朋友们提供一种回忆峥嵘岁月的资料罢了。

四十年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产生了许多爱情悲剧和家庭悲剧，这为当今的电视剧编导们提供了许多实例，更提供了许多想象和虚构的空间。能如妹妹夫妇那样，经历了艰苦奋斗而有个良好的结局和归宿，毕竟是不多的吧。我觉得，妹妹夫妇在艰苦的环境之中，自强不息，互相鼓励，互相促进，充实自我，提高素质，谱写了他们二十六年在南疆北国的奉献以及后十余年回上海大展拳脚的人生乐章，这是更值得称道的事 ，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亦不无借鉴作用。

                                                                  2009年7月

补记：2011年12月，我和妹妹妹夫与张穗强先生在香港相聚。听张先生说，现在，《南燕北鹰》的手稿在海南知青博物馆中收藏。我想，也好，就让那件“文革”期间“知青上山下乡”的遗物，有个合适的归宿吧。（201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