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燕北鹰”的后来命运……
贤庆序：由于好友张穗强先生引起了我几乎忘却的“南燕北鹰”的往事，使得“聚贤茶室”网站又多了一组文章。三十多前，南燕北鹰结合，大家都为他们捏了一把汗，想必他们会落得悲惨的结局。张先生甚至还发出“救救南燕北鹰”的呼吁。然而，时代毕竟不同了，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只要胸怀理想，自强不息，提高素质，学习本领，即使在北大荒农场那样的环境中，也同样可以争取和体现自身的人生价值的。在南燕北鹰结合后，他们又在北大荒工作生活了18年。当然，这18年，他们已经很难用“知青”这身份去界定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在农场的时间，整整26年。
肯定有不少同龄人会惋惜：多惨啊，当了26年知青才能回城！不过，我们也可以想想，多少知青，下乡或到农场八年十年，再回城后，生活工作又如何？缺少文化，缺少技能，年纪又大，只能蜗居在几平米的屋子，干着粗重的活儿，匆匆结婚，匆匆生子，上赡老下养小，不数年，单位改制，最早下岗，或申领低保，或摆摊卖货，于是，艰难度日，等待着衰老、死亡的来临……如此比较，在城市中生活得长久些，又有什么值得欣慰自豪的？
朋友们会问，南燕北鹰后来的命运又如何？尤其是陈贤芳，在北大荒农场如何工作和生活？他们又怎样回到上海，回上海后，还会有所作为吗？有关这些，作为哥哥的我，只知大略，不详具体。幸而，最近，我们兄妹四人，准备出版一部文集，迫使她也写了多篇回忆性的文章，于是，我才知道许多细节。下面，就通过这四篇文章，让关心南燕北鹰的朋友了解他们后来的命运吧。
（之一）北大荒的一段回忆
一 在854、855农场的岁月
1976年3月，我与裴海荣在上海结婚。1977年1月，我正式从海南岛东红农场调到黑龙江854农场，在10连工作了四年，在13连工作了四年。从1985年至八十年代末，农场为了调整产业结构，计划扩大工业比重，成立了“854农场经理部”，把我从13连调入经理部担任驻沪联络信息员，这期间裴海荣在柳河“黑龙江农垦干部学院”脱产读书，1986年8月大学毕业后回到农场，先后担任854农场麦芽厂厂长、食品总厂厂长、工业科科长，此间，我在854农场劳资科任副科长，直到1992年8月。
屈指一数，我在854农场工作了十五年，26岁至41岁，是人生中成家立业最重要的年龄段，概括而言，在黑龙江省虎林县854农场这片黑土地上，我经历或完成了：逐步适应从海南岛气温零上30多度到北大荒零下30多度的气候环境；从零开始学会了北方的一些农活把式，家庭生活的点点滴滴方方面面，随后儿子裴小川也出生了；工作方面，在连队的八年，当了两年农工，后来主要担任文书、出纳，调到机关后任劳资科副科长，分管工资这一摊，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1984年我转为正式国家干部，1990年科技人员评定职称时评为经济师；此外，我还连续几年被选为虎林县政协委员，有幸结识了农场的一些代表性人物，如九三学社、中华诗词学会的卢白木校长以及1949年国民党傅作义部队起义投诚旗下的傅述思老人（他的儿子傅连祯在854享有很高威信、曾任财务副场长）等人。
六年后，1992年8月，裴海荣职务提升，调到同为牡丹江管局的855农场担任副场长，我随同他平调到855农场劳资科任副科长（以下简称854、855）。看似普通的工作调动，却使我们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想着重留下前后这几年的一些记忆。
当时黑龙江农垦总局有10个管理局、103个兵团改制的农场。从规模来看，854地处虎林县，土地总面积为182万亩，耕地65万亩，人口2万多，排行中上；855地处密山县，土地总面积77万亩，耕地32万亩，人口1.5万多，排行中下，855虽然比854规模小，但耕地以坡地为多，相对高产稳产，尚有大量草场、林业资源有待开发，又有煤矿资源，贮量在500万吨以上，自给有余，因此相比之下，一直听说855的日子会好过一些。翻阅场史得知，854基本是1956年王震将军率转业铁道兵部队开发组建的，而855基本是1955年在三个当地农场的基础上扩建发展而成的，因此，855的地方属性明显一些。
记得1986年8月裴海荣大学毕业后分在麦芽厂当厂长时，由于住房紧张，我们住在陈慎数表叔家足足半年，说来也巧，在北大荒854居然巧遇此前从未谋面的陈表叔，真是意想不到！后来一位工人调走，我们才分到房子，地处场部边远的后山，房后是大片的庄稼地，约40多平米，1房1厅，很简陋，农场职工的住房都是单位所有性质的，当时感到解决大问题了，约四年后，单位内部职工住房调整，又安排我们家搬进场部前山一处山坡上的房子，面积比后山的还小，同样很简陋，但地处场部中心，上下班、小川上学总算路途短些，生活方便许多，我们很满意了。我们的邻居都是食品厂、粮油厂的普通职工，左边一家是位退休老大娘，事前听说她性情火爆，难以相处，但几年下来，我们很尊重她，竟也相处融洽，逢年过节大娘还会送些时令食品给我们；右边一家是个大家庭，几世同堂，大爷大娘有八十多岁，户主夫妇都是工作积极、勤勉持家的中年人，他们的子女与小川关系密切，他们家包的饺子特别好吃，至今令我们回味无穷，冬天下大雪，早上推开门，往往他们已经帮我们清扫出了一条路，想想那时候，真是好温馨啊！
值得一提陈表叔，他是我母亲家的亲戚，解放初期参军，后来随铁道兵部队转业官兵来到了854，如同电影上反映的那段帮助官兵“成亲”的历史背景，当时婶婶是山东支边青年，是一位很能吃苦、很纯朴的正式职工，成家后育有一男二女。我是来到854的五年后，1982年第一次回广州探亲，很巧合的从一位老家来的表姐口中，得知有一位表叔也在北大荒，也在854，探亲回场后，我拿着地址终于找到了他，当时他是收购站站长，性格开朗又很能干，说着一口广东普通话，场部的很多人都称他“老广”，后来我还了解到，1969年珍宝岛打仗期间，陈表叔还曾经担任值班连队的副连长，知青们都亲切叫他“广连长”。我们家与陈表叔一家的这份亲情真是有缘、难得！
应该说，1986年至1992年，是我们心情最舒畅、工作最有成效的年代。也难怪，1976年“四人帮”垮台前，胸怀大志的裴海荣虽然年年评为先进，但一直难以发挥潜能,“四人帮”垮台后，他入了党，并先后担任统计、副连长、连长，36岁考上大学，经过三年努力深造，如虎添翼，在当年854书记赵亚超（后孔祥昌）、场长张双田(后富振宇)的领导下，他的工作重点主要转向了农场工业，为发展854的工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当年，工业是农场的支柱产业之一，已形成粮油、食品酿造、乳品、制药、饲料、机械制造、采矿、建材八个产业群，产品50多种，年产值5000万元以上。1968年8月至1992年8月，裴海荣在854工作了24年，与854农场感情深厚，当上级领导宣布调他去855农场任副场长时，他一时思绪万千……
我了解他，与连队老工人关系特别好。从上海刚来到10连的时候，他的爸爸妈妈还在被审查，受极左思潮影响，开拖拉机的资格都没有，18年工作生活在连队(含三年读书)，始终与农工家属打交道，由于以身作则，威信很高，无论老同志新工人都很服他，也愿意帮助我们，我们的儿子裴小川小时候是吃“百家饭”长大的。10连老铁兵许定尔的儿子许仁，当年主动放弃农场学校的领导岗位，调到食品总厂担任裴海荣的副职，一时成为佳话。同时，农场还有不少一起下乡的知青战友，像计良、李小沪......都还每天一起在机关上班呢！
我们难舍854的山山水水、父老乡亲，854的老百姓也舍不得我们离开，记得1992年8月搬家到855的这一天，我们没有声张，但10连、13连、食品总厂、机关的几十人来到我们家，车子停在山坡下的公路上，本来有搬运工人的，但大伙排起长队，从山坡上通过每个人的手把“家什”传送到公路车子上，我特别感动食品总厂老书记张忠广，他亲自直接在现场指挥，幸好我家的东西不多，否则真于心不忍，现在回想当年的这一幕，仍然令我热泪盈眶，不知当年的这些战友现在还安好吗？
而事实上，我们至今还与854不少干部职工们保持联系，以许仁一家为例，许仁的妈妈大范当年是农工班班长，海荣很敬佩她的，一别二十年，前年她来上海，在我家住了一礼拜；许仁去年带十个职工来上海看世博，我们帮他们安排住宿、排队买世博门票、买火车票。
满怀着854农场父老乡亲的深情，我们辗转到达了855农场。此前，裴海荣专门来过报到，而我和儿子却是第一次踏进855的大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怎样的新家、新环境呢？
在大门口迎接我们的是855农场机关的梁主任，他引领我们的车子来到场部中心附近一处前后左右很开阔的联排住宅前，一眼望去，“好大啊！”儿子叫起来，前面我已提到，855的日子会好过一些，难道真的？
走进我们的新家，有90多平米，二室二厅，室内房高，窗大，采光明亮，装有土暖气，卫生间配有厕所和洗澡设备，梁主任很周到，已为我们代购、布置了必要的家具。再看室外，前后园子相加足有200来平米，前园当中有2间小仓房，其中一间是正规的储藏室，小仓房把前园一分为二，内园有一口露天菜窖、有几棵结满果实的樱桃树，庭院正中的走道上方葡萄树攀满枝架，一串串葡萄随手可摘，外园和房后的园子都是菜地，土质比较肥沃。经了解，前面的房东是裴海荣比较熟悉的沙刚同志，他的爱人谢惠英也是上海知青，再前面的房东据说也是一位城市知青，“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真要感谢他们了！再仔细了解，原来这一片住宅都是为“场领导”建的，周围没有职工住宅，我们这一排有6家，先前从854调来的张玉洪付场长也在其中，左右邻居都是退休场级干部，是白家麒副场长和原工会吴树绵主席，看来，场领导的房屋建造好于一般干部，更明显好于普通职工。
再说上班的条件，854的机关是建在较高山坡顶上的一排平房，可能当初是军营，我们每天上班要爬一段约200米长的坡，还是砂石路，下雨天或下雪天，走路都得格外当心；可是855却有一栋4层楼的现代化办公大楼，配有电视转播台、程控通信枢纽，明亮宽敞的办公楼恐怕是管局14个农场中名列前茅的。
就这样，我们开始在855投入到新的环境、新的工作中去。裴海荣分管工业、畜牧、工商、煤炭、交通，肩上的担子重了，他忙的不亦乐乎。我由于刚刚学习毕业于“劳动经济”专业，在劳资料分管社会保险工作，按照农垦局的统一部署，1993年全面展开此项工作，当年，我们雇了专用车和摄影师小王（“
二宝同志”），张元奎科长与我到各基层单位组织照相，前后2个多月，足迹走遍了56个基层单位，也让我领略了855的山山水水，与此同时，填表、填卡、填册、贴相片等具体工作相继展开，1993年年底前，完成了1300多名合同制工人的造册任务，1994年上半年上级部门验收合格。很多人并不了解，1992年以前，由于855未能按社会保险系统晋级达标，未能评上先进公司或一、二级分公司，1993年，由于完成了全部上缴任务，加上许多基础性工作有了提高，在年底评比中，获得了先进分局的称号(后统一改为“社保分局”)——这也是对我两年辛勤工作的一个肯定。
此外，我在855同样被选为密山县政协委员，参加了两届政协大会，递上去两个提案，即有关855的电视转播和855的某些土地问题，两个提案后来都得到解决，这是我感到安慰的事情。
1993年5月，我们夫妇还报考了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在黑龙江垦区举办的“经济管理专业本科班”，855农场机关也有十多名干部报考，工会主席周智谋是班长，我们与他们一起共同学习，留下不少佳话，结下了真挚的情谊，最终大家都完成了学业，领到了毕业证书。
总而言之，调到855以后，我们的工作、学习、生活环境明显的得到改善和提高。
二、告别855、告别北大荒
1993年春节，我们全家回上海、回广州探亲，（我另有一篇《难忘的旅途》作了叙述）。1994年春节，我们全家在855度过的，那年的冬天特别寒冷，以至农场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也是在篝火旁狂欢起舞进入除夕的。
那年4、5月间，寒冬已过，万物复苏，一派生机。这段时间，裴海荣和我同在考虑一个问题：“是否应该调回上海工作？”当时我们面临了几个实际问题：一、1993年回家探亲，亲眼看到裴海荣的父母年老体弱，尤其母亲患脑血栓，十年躺在床上，一直靠父亲和弟弟照料，作为儿子也应尽点孝心（注:母亲在我们返沪的前四天终于突然病逝）；二、我的儿子裴小川在855中学读初三，按当时知青子女政策，如果继续在北大荒读高中，那么就不能回上海参加高考，这恐怕会直接影响儿子的前程。
提到“返城”，裴海荣和我此前有过几次机会，均放弃：一、裴海荣六个兄弟姐妹中，有四人下乡，1979年知青大返城时，裴的父亲办理了退休，按规定可安排子女接班，但这个名额被放弃了。二、1987年，裴海荣的同学、原854农场10连知青谢大京在北京担任中国音乐学院领导，需要管理干部，提出调我们俩过去，被裴海荣婉拒了。三、1989年，原854农场的老干部邓训在深圳组建农垦办事处，来电报希望我们过去，我们也错过了……
既然好几次机会都放弃了，为何这次却想回城呢？其实，裴海荣还有更深的考虑：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国家的发展是十分明显的，尤其上海、上海浦东、上海农垦都在突飞猛进，而相比全国的经济改革步伐，黑龙江省的步子显然差了一截，短期内难有改观，而我们都已40多岁，如果还想干点事业并照顾父母、家庭，就应该争取回上海工作。
怀着试一试的心情，我们给几位已返城的知青战友写信沟通情况，其中在上海农垦局工作的、原854知青陈新很快回信，表示可以帮助联系，当年，上海农垦的乳业正起步大拓展，在陈新的推荐下，上海新安乳品公司李玉钻总经理同意接收我们。于是，在一两月之内，我们仅仅写了一封信，但随后相关的调动函就已经寄到了我们手中，效率之高，始料未及。收到调令的时候，裴海荣还在外地出差，压了一些日子。
回忆1994年我们的调动，必须提到一个人，那就是855农场当时的新任党委书记许先珠，他是1993年10月从其他农场提拔过来任职的，三十多岁，年轻有为，是北大荒人的第二代，鉴于855老场长甄殿芳在位已十年，上级是培养许书记来接班的（注：我们离开后不久，他便场长、书记一肩挑）。当裴海荣向许书记汇报了我们的新情况后，得到了他的理解和支持，为了不影响我们还在运行中的工作，他包揽了我们全部的调动手续，指派工作人员到管局、到密山县为我们办理了户口、粮油、党团工会、行政、儿子的学籍等关系，还为我们联系了托运行李车厢、返程车票，使我们有时间得以顺利交接了工作。
面临即将告别北大荒，我们的心情是复杂的，离别之情也是很痛苦的。
尽管我们在855只工作了两年，但与当地干部、群众已结下了很深的感情，分别时依依不舍，互赠不少纪念品。仅举二例：从855回到上海已17年，搬了几次家，但有一个装饰品一直摆放在家里的醒目位置，那是1994年8月10日855工业科的同志送给我们二位的，礼物很特别，是可折叠的，打开后其中的一面，是故意剪贴上去的一张山水风景，上面写有:
"世上最美好的，是心灵的安宁，花朵、树木、山山、水水在晴空下充满阳光。"
寓意深刻！风景画的下面，有工业科科长王崇君亲笔所题：
“赠给海荣贤芳二位同志
相逢虽短情谊深，工作坦荡无私曲，今朝分别虽两地，精神总是在一起。”
多么朴实的赠言！这是对裴海荣最好的肯定，也是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一切尽在不言中。
另外一例，我抽屉里一直珍藏着1994年8月9日机关科技科张珍堂、张俊峰、档案员马丽霞三人所赠的一句话：“北国戍边芳香在，返沪建设荣共生。”我们与这三位同志并没有很多的交往，但他们真诚的祝愿我是很感动的。
1994年8月10日一早，我们终于告别了855，首先到达密山855招待所。这一天，许书记安排得很热烈隆重，宣传部的一台摄像机追随着我们，密山县政协得知我们要调回上海，中午设宴欢送我们，县政协主席（女同志）与五、六位领导到席，许书记带领我们并发言表示感谢，我心里很清楚：作为政协委员，我只是曾经为855做了一点事情，不值得享受如此规格的欢送。饭后，许书记以及工业科、畜牧科、劳资科、办公室的领导、同事送我们到火车站，含着热泪合影、握手话别后，随着列车徐徐开动，我们一家三口离开了密山去哈尔滨......事后得知，有关欢送我们家的录像，在农场电视台播放了一星期，看来许书记是用心了。
1994年8月11日，我们一家飞抵上海虹桥机场。而裴海荣正是26年前，即1968年8月11日离开上海去黒龙江的。
北大荒的记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裴海荣和我都是1968年上山下山的，他在北大荒工作了26年，我是17年（注：此前9年在海南岛兵团），不论是黑龙江、海南岛、还是上海，总之，离不开是“农垦事业”。……即使在许多年以后，我们仍将感到自豪，因为在那片黑土地、红土地上，我们曾留下了自己青春的足迹，不能说，当知青的日子就是蹉跎岁月，其实，我们的事业从那时起，就已经开始……。
（之二）北大荒风雪之旅
我和裴海荣都是下乡知青，离开黑龙江八五五农场又八年了，在八五五农场期间，有无数值得我怀念的人和事，可是，最令我终生难忘的，要数93年春从八五五农场冒雪到哈尔滨的一段旅途。
那年元旦刚过，我和裴海荣被批准享受四年一次的探亲假（当时裴任农场工业副厂长，我任劳资科副科长），正巧农场煤炭公司要往哈尔滨运一批猪肉，裴海荣因为要先到吉林市开会，再南下探亲，为了赶时间，甄殿芳场长决定让我们一家随货车同行到哈尔滨。
1月9日清晨4点半钟，司机小宋（三队队长的儿子）开着运货车130到达我家，随车前往的还有煤炭公司战清仁经理。那天正赶上西伯利亚寒流袭击，全省最低温度可达零下35度到40度，特别特别的寒冷。天还没亮，就着车灯的反射，我看见拖斗被厚厚的大毡布盖得严严的，高高的。车子起动出发后，大家感到份量不轻，都说：“肯定超载了。”司机小宋一个劲地自我告诫：“要小心一些！要小心一些！”几分钟后，我们的小车奔驰在积雪迷茫的乡间公路上。
尽管旅途是劳累的，常常令人困倦，但我们全家都为终于踏上盼望已久的探亲之路，过几天就能与家人团聚而感到兴奋，全无睡意。一小时过去了，又一小时过去了，我们一行从八五五农场出发，经过密山，又从密山到了七台河市，前方应该快到勃利市了……
就在这时候，车身猛然向一边倒侧，随即听到小宋大叫一声：“不好！轮胎爆了！”我忙问：“为什么？”小宋说：“也许是踩了钉子------也许是路不平吧。”这时，大家都下了车，我朝四周看看，映入眼底的，除了一望无边的雪原，到处白茫茫外，既无草木，更无人家，哪里去寻找避寒的地方？我和仅读初中的儿子裴小川不停地跺着脚，跑跑跳跳，手脚还是冻僵，但是小宋他们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楞是从路旁撬出一块干土，就着千斤顶，把车架了起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司机小宋身上只穿着一件毛衣，就钻进车厢底下去拧螺丝。也许天太冷的缘故，螺丝完全拧不动！于是，裴海荣也钻进去帮忙。看着小车四周寒风吹起来的雪花，我只好干着急！这时侯，我想：如果忽然间看见一个人、一家农舍、一片村庄，那该多好啊！……万一车子修不好，我们在这茫茫的雪原上，怎么办？！要知道，当时还没有手机这样的通讯工具啊！我下意识地看看身边冷得够嗆但似没有多少忧虑的儿子，心头突然冒起一种莫名的恐惧------我焦急地等了半个小时，轮胎终于换好了！也就是说，小宋只穿着一件毛衣，楞是在严寒的雪地里苦干了半个小时，令人敬佩！还有在一旁帮忙的战经理、裴海荣，这些经过北大荒的风雪锤炼过的硬汉子，他们的坚韧、耐劳的精神品格，确实非一般柔弱的男人可以比拟！于是，我们继续赶路，不久，到达勃利市。
然而，好景不长，离开勃利市不久，另一只轮胎又爆了！没有办法，小宋他们只得再一次换轮胎，其辛苦程度不亚于第一次。尽管大伙又冷又饿，然而，还有三分之二的路程，没有备用胎哪能行？！于是，只得绕道去依兰，买好了轮胎，又吃了午饭，才直奔方正。经过两次受挫，也许不能全怪天怪地，也怪我们的车子超载。于是，裴海荣他们决定，在前方停站时卸下部分货物。
谢天谢地，前方出现了一排树，一排接一排，我们到达了一个叫高楞的村庄（或是小镇）。趁天没黑，我们在路边一个显眼的五颜六色的小饭店停下来，仔细端详，这饭店门面虽“色彩缤纷”，店内却极其简陋，然而，它对我们是那么重要，因为我们的希望就寄托在它身上。不知战经理是以前光顾过此店，还是说了一些什么好话，一阵交涉以后，我们卸下了三头大猪，大约减轻了一千斤，这下总算“轻装”赶路了。但我们因为修车绕道等耽误了时间，原定当晚抵达哈尔滨的计划不能实现了，我们只能赶到离哈尔滨还有70公里的宾县过夜，第二天一早再进城。
夜幕降临，心里焦急的我反倒比白天更精神。凝视窗外，天空下着小雪，刮着大风，雪粉形成旋风，路滑得使车子几次停下，沿途的村庄小镇，在冬雪中呈现着一种平地而起，但难以辨别高低轮廓的淡影，远远静卧着一片神秘，奔向它时会有错觉，不知那片朦胧是在升起还是悄悄伏下。转眼间，车子开进了一座山丘下，小宋介绍说，这山上要拐十八个弯，为此，这条路一直让人踯蹰前行，它很象海上行船，前进之中会失却后路。看着小宋知难而上的精神，我对这位农场职工子弟油然而生敬意。在北大荒，这样的好同志真是太多了！我们全车人屏着气，透过雪雾，辨清山路的边缘线条，目不转睛数着车子经过的弯道，还好，一次次有惊无险，平安的过了这“十八弯”……终于，我们在晚上9点半抵达了宾县，找到一家朝鲜族旅店住了下来。折腾了一天的我们，顾不上盥洗，随便一躺，很快进入了梦乡。
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清晨6点半，我们准时出发。按计划，从宾县到哈尔滨，约70公里，1个多小时即可到达，但天气实在太冷，一夜下来，小车的空调打不着了！寒风直往车里灌，我们一家人紧紧挤靠着，还是冷；战经理穿着军大衣也冻得哆哆嗦嗦，惟有小宋，仍坚定地手把方向盘，双眼时刻注视着前方。我知道，这一路上真把他坑苦了，然而，他那北大荒男子汉的气概，着实令我感动！
好不容易，车轮輾进平坦的柏油公路，举目窗外，一排笔直的电线杆子，排列到远方，象高大的骠骑，守卫着这条通道。前面已出现车水马龙，小宋高兴地说：“快到三棵树了！”大家马上抖擞精神，准备“进城”。这时，不远处有一座约100米长的桥，不少早起的小商人正在来来往往。就在车子冲上桥的一刻，突然，“嘎”的一声停住了！裴海荣首先下车察看，外部未见异常，可车子就是怎么也发动不起来！为了防止车身下滑，也为了不影响过往的行人和车辆，我们全都下来，用手把车推到下坡的路侧。小宋钻进车底检查，结果令人大吃一惊：车的中轴断了！我暗自庆幸，如果昨天在“十八弯”出现这种情况，后果不堪设想！如今，自救的办法只有买零件修车，可是此时此刻，哪有商店？去什么地方才能买到配件？最要命的还是寒冷，当时气温足足低至零下40度，我感到自己完全冻僵了，身上的血液似乎凝固了，我的儿子也直叫喊“受不了”，这时候，我们多么希望有座避风的小山丘，有间烤火的屋舍。
趁着他们商量对策的时候，我带着儿子一阵小跑，来到百米开外的一家有围墙的小工厂，走进门口，清冷的小屋并没有煤火。一会儿，来了一位大爷，我请他让我们烤烤火，他答应了，抱过来一堆干柴，很麻利地点着了。我们母子俩几乎是把整个身体贴近火焰，老半天都没缓过来。等身上有些知觉了，我们道了谢，又返回停车的地方。这时，战经理不知跑了多少路，居然买到了配件！又见小宋钻进车底，裴海荣在旁边配合他。看见他们都只穿着单薄的冬衣，始终“坚守阵地”，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这70公里的路程，足足用了3个小时。我们一行是9点半抵达政府机关招待所的。酒足饭饱之后，我和儿子乘火车南下；裴海荣去吉林开会；而小宋和战经理，还得马不停蹄——开车回高楞取那三头猪。
这次旅途，是我人生中一次难忘的体验，当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我有时会想：如果那一次，车子在雪原中抛了锚，我们要滞留在零下40度的雪地甚至过夜，我们五个人会怎么样？如果在“十八弯”车轴断裂，我们又会怎么样？……写到这里，我不禁在心底呼唤着：“小宋、战经理，你们现在还好吗？……
（之三）六载新安情
一、初回上海
1968年8月11日，裴海荣从上海出发奔赴黑龙江，26年后同样这一天——1994年8月11日，裴海荣带着妻儿调离黑龙江回到了上海。
走下飞机，站在虹桥机场的跑道上，我们很庄重的拍了一张照片，这时的心情，分不清是喜是悲？只记得，26年前在上海火车站出发这一天，每个知青有两张送站票，裴海荣把其中一张给了妈妈，（裴爸爸当时受政治审查，去探视都不准见面），妈妈进火车站送别儿子去北大荒，没料到，26年后儿子一家调回上海了，患病卧床已十年的母亲却等不到最后见儿子一面，就在四天前——8月7日突然病逝！这对我们真是巨大打击!即使我们已调回上海，也难掩奔丧的悲痛之情！
裴爸爸和兄弟姐妹盼着我们的归来。妈妈生前是上海新华医院的离休干部（1938年入党），8月13日，由新华医院党委主持召开了追悼会，裴海荣在会上告别母亲时痛不欲生，他自责为母亲做的太少！是啊，自古忠孝两难全，儿子在边疆工作26年，父母没任何怨言，一直全力支持，他们没有响亮的口号，只想着听党的话、为国分忧总是对的……
处理完母亲的善后，安排好裴爸爸的生活和儿子裴小川的入学，我们即面临着到新单位报到，开始新的工作。有意思的是，我的三哥陈贤庆当时为我们填写了一首词：《西江月·祝芳妹一家调回上海》：“雪地霜天开拓，白山黑水耕耘。廿年血汗伴征尘，白首何曾顿困？！
往日勋劳休记，前程鼓角仍闻。浦东远景励精神，策马商场战阵。”
三哥贤庆的意思很明白：忘记过去的荣誉与功劳，策马扬鞭再上战场。调回上海工作，从理论上我们是做好一切重新开始的思想准备的，但毕竟调动的过程比较顺利、时间很短，尽管已有明确的接收单位，还是了解不多，也不知安排在什么岗位，因此，报到之前，我们心中很不托底。
我们去拜访在上海农垦局工作的陈新战友，他是帮助联系我们回上海的“中介人”，他和爱人全菊英都是原854农场的老高三上海知青，恢复高考后他们上大学，毕业后从管局调回上海工作,他们俩是我们知青中的佼佼者，是一对令人信服的模范夫妻。见面后，陈新对我们并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他讲述了自己当初返城时的经历和体会，强调要克服困难适应新情况，要一步一个脚印挑战新的工作，“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许多年后的今天，回想陈新当时的指点，感到都是十分必要和正确的。
当时通过陈新也了解了，接收我们的“上海新安乳品公司”是上海农垦局的直属单位，与老牌的牛奶公司相比，是上海乳品行业的新兴企业、“后起之秀”，下属有英特儿、永安、利得、燎原等独立核算的乳品企业，正处于大张旗鼓开发多种新产品的起始阶段，可能年龄稍大一点的上海人都知道，市场上利乐包装的“酸奶”、“红房子”、“绿房子”保鲜奶以及国内最早的“砖型”包装的“三岛牛奶”等等，都是那个年代的创新产品。
二、在新安公司总部的岁月
8月15日，我们去“上海新安乳品公司”（以下简称“新安公司”）正式报到。李玉钻总经理接待了我们，他比裴海荣大四、五岁，上海人，中等个头，四肢强壮，红光满面，声音洪亮，目光犀利，快人快语，充满霸气，一看便知是个干事业的人。他安排我们暂时在公司总部工作，从这一天开始，我们就在上海上班了，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可以说掀开了人生新的一页。
在接下来的岁月中，我与裴海荣的境遇是不相同的，本文主要描述我的个人经历。
在我另一篇《北大荒的一段回忆》中，我特别提到从854农场调到855农场，生活、工作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我很感慨。可是，调回上海开始工作的环境那就更令人感慨了！新安公司总部地处卢湾区淮海中路与瑞金二路交界口，这里是上海最繁华的地段之一，距离孙中山等历史名人故居的思南路以及首长们下榻的新锦江、锦江饭店很近，我从广阔天地、冰天雪地的北大荒一下子来到这里上班，感觉天地像是小多了，走在淮海中路上，商店五花八门，五光十色，人潮如流，步履匆匆，经常令我停下脚步休息一下再继续前行，我马上体会到，上海人的生活、工作节奏比北大荒要快！
再说到新安公司的李总，他的思维、行为、语言就更快了！李总说一不二的“霸气”着实令人生畏，相信在新安公司工作过的人都有深刻体会。开始我分在总部办公室，经常要接电话，有一次李总来电话，问“你是哪个?”我回答“小陈”，李总立即大声叫喊“在新安谁敢这样回答我？！”我一下无言，放下电话，不知错在哪里？旁边一位老同志随即“纠正”说：“要报自己的姓名全名，这是李总的规定。”原来如此！
那时，新安公司正在与丹麦合资兴建国内最大的乳品公司，即“英特儿营养乳品有限公司”，是生产婴儿营养奶粉的，也就是2008年11月28日改名的“多美滋婴幼儿食品有限公司”。当时在兴建厂房，每天我都要复印一大堆建筑图纸，可以说从早印到晚，同时还有新安公司在浦东康桥自建的一幢新办公楼，李总的决策变化太快，有时候上午印的下午作废，昨天印的今天作废，几台复印机同时运转，经常发生故障，商店修复印机的经理随叫随到。好不容易，还算满足李总要求的速度！
“接电话”一事——李总对我略有微词，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我得到了李总的“表扬”。1995年夏季，有一天早上大家进到办公室，发现公司昨夜被盗，几乎每个人的办公桌都被小偷撬开了，李总单独的办公室更是损失惨重，这时，几位副总催促办公室主任徐玉兰（也是返城黑龙江知青）赶紧给公安局报警，我上前建议小徐：“是否先给李总去个电话，否则你怎么知道丢了什么？”但小徐头也不回：“这时候哪顾得上给李总打电话！”，随即拨了“110”，结果，公安局一会儿就来了，拍了一些照片，吩咐个人清点一下失窃的物品，回头再来……不知什么时候李总回来了，把徐玉兰叫到他的办公室，没有关门，办公室全体人员静听李总的“训话”：“……在新安公司，我就是老爸，那是一家之主，出了事是否首先找老爸，难道没人知道这个道理吗？”小徐如实说：“有的，有一个人是说要首先给你打电话，那是陈贤芳。”李总马上接着说：“整个公司总部只有陈贤芳是个有头脑的人……”大家听了都私下朝我笑笑，我感到很意外，自己居然给李总留下了一点“良好的印象”。
不久，我分到财务科当统计，那时候，整个崇明岛农场的奶牛场似乎都归新安公司所有，我每天要接听各个站点报数，然后交财务会计。与此同时，我还参加了工业普查，到华山路农垦局、定西路畜牧局开过几次会，直到顺利完成了普查任务。
大约是1996年初，浦东新盖的大楼竣工了，我们离开了浦西繁华的瑞金二路，搬进了浦东康桥开发区新落成的六层大楼，从那时起，三哥贤庆诗中所说的“浦东远景”就真的变为现实了。
三、在安美制衣公司的岁月
很快，有关领导又通知我，说新安公司下属的安美制衣公司（以下简称“安美公司”）仓库账款不符，李总派我过去帮助清仓清帐。那天说完就立即随安美公司的沈瑞萍经理进单位。说实话，在海南岛、黑龙江工作了26年，我当过统计、文书、出纳，批过工资奖金，管过账款，但从来没有管过物，更不要说生产皮装、服装的原材料，我担心自己做不好，一路上心里直打鼓，这时，想起陈新说“要挑战新的工作”，我才定下心来。
安美公司位于浦东往南的南汇县下沙镇附近，周围是农村风光，在此地域同时有新安公司的汽修厂、乳品配送中心、贸易公司等几个单位。安美公司主要生产皮装、休闲装，产品名称“安吉尔”，一个很大的原材料仓库依附裁剪车间。我到位后按照账本，分皮革、布料、辅料几大类——清点，没几天就完成了任务，把报表上交了财务。
我以为很快便可以回总部工作了，但一天天过去，没有人通知我，而安美公司的生产车间每天在正常运转，我一到单位，就不停地签字入库、出库、及时一笔笔记账，终于，有一天，我按捺不住了，问一起乘班车上下班的书记，他悄悄告诉我：新安公司开干部会议时，李总拍着桌子问陈贤芳怎么还不回到总部？本来你是应该回去的，但安美公司的领导不肯放人，李总也有体谅下级的时候，也就算了，看来你只能留在安美公司了。
得知这个情况，我一下子哭了，我并不是计较什么，只是生气好像被骗了一把的滋味，又好像被人发配的感觉，那个年代，电视节目正放映“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正所谓“爱你没商量”，事先没有人给你做点“思想工作”，就这样从事一份自己不擅长的工作，唯一的解释就是只为了生存！？
有句话,叫“境由心造”，说的是一个人的处境是苦是乐常常是主观的，有人安于某种生活有人却不能，能安于自己目前处境的不妨就如此生活下去,不能的只有努力另找出路；苦乐全凭自己判断,和客观环境并不一定有直接关系。
回首往事，真想不到，从1996年2月至2000年2月，我在安美公司整整工作了四年,经历了由不安心—安心—努力另找出路的过程,一些人和事是永远忘不了的。
首先应提到安美公司的领导,是沈瑞萍总经理、沈云副经理姐弟二人,他们跟随李总多年,也是上海下乡知青,相处四年,我感到当初沈经理并不是“骗我一把”“发配我”，而是当时确实需要人,他们姐弟还是很尊重我、信任我的。比如规定公司所有原材料进仓库必须有我的签字才能到财务科报销，即使是他们本人也这样照章办事；我先后向他们指出一些管理上存在的问题,他们都能听取并采取改进措施、预防措施，后来仓库管理再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我还忘不了安美公司的一百多个员工(含销售人员)，他们基本上是从外地招聘过来或南汇本地人,几乎全部是年青人,大家叫我“陈阿姨”,因工作关系,我尤其与施健、施敏兄弟俩比较熟悉，他俩是江苏海门人,施健是设计技术员，施敏是裁剪车间主管,责任很重大,很专业,,很能干,又特别懂事；还有一位技术骨干陈杰宇,南汇航头镇人,我称呼他“男小陈”，因为同车间还有一位成素芳,我称呼她“女小成”，自始自终都这么称呼，挺亲切的。这些小青年工余饭后喜欢过来陪伴我,讲讲他们的喜怒哀乐、生活遭遇，我见证了“男小陈”从交朋友—结婚—做孩子爸爸的全过程,领略了南汇这方水土纯朴的风土人情。本来内心寂寞的我,受到他们的感染，逐渐安下心在安美公司工作.
还有一位姐妹—正式职工姜银娣，她也是下乡到崇明的上海知青,性格开朗，待人随和,小姜是成品车间的,四年来,我与她除了上下班一起乘班车,还一起吃早饭、中饭,基本上是她来找我一块去食堂，这种关系上海人叫“搭子”，小姜给了我很多的亲情和温暖,我们之间结下了真挚的友谊。
在安美公司还有一些轶事。
单位不大，球迷很多：以沈云为首，只要有球赛，包括世界杯、欧洲杯、联盟杯以及国内足球甲A甲B、排球联赛等等，不论男女，多数人都会抽空收看，热烈评论。那时食堂挂着一个大电视，驾驶员休息室也有电视，到了中午，大家会三五成群看比赛。受大伙的影响，我还订了“足球报”，带到公司给他们传阅，有一次沈云考我们能说出几个国际足球明星，没想到我们随口便说出七、八个，令他一时难以相信。常常有人开玩笑，说“安美球迷协会”名不虚传。
可爱的小狗“沙沙”：公司因为地处郊区，相对偏僻，养了好多看门狗，其中有一只小黄狗叫“沙沙”——是沈经理从家里送到安美的，非正式托付我来照看。这只“沙沙”长得一般，是草狗，跟着我没几天，就认我为主人了，每天在门口迎接我、下班欢送我、白天陪伴我，很善解人意，我也经常喂它好吃的，甚至从上海捎过去。有一次单位公休三天，三天后我们来上班，奇怪？没见“沙沙”在门口，正在我东张西望时，“沙沙”飞奔过来扑在我身上，很委屈的样子，久久不肯离开，一打听，才知道——“沙沙”不知怎么搞的，三天前被困在生产车间出不来，没吃没喝也不拉，我们上班了才解救了它，如此强的忍耐力受到大家的夸奖。后来有一天，“沙沙”突然失踪了，急得我坐立不安，一个当地人带我到周围的村庄去，陪我挨家挨户寻找，都说估计被过路人拐走了，确信没有音信
，我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相信“沙沙”一定也会想念我的，人和动物之间也有真情啊！
职工福利不错：安美公司一直保留了国企的一些做法，上下班有专门的班车，有供应一日三餐的食堂，饭菜品种还挺多的，单身员工的宿舍条件也可以，有澡堂——可惜我四年从来没有享用过一次，“搭子”小姜倒是经常去洗的。除此，环境绿化也不错，走进公司就有一座凉亭，旁边一片空地是“花卉组培”，当时搭了几间阳光房，可供培育一盆盆鲜花幼苗，再往外销售——有一位名叫胡自新的男职工，也是上海知青，本职工作是公司的修理工，但有此爱好和专长，沈经理就因地制宜安排他为安美公司搞创收，体现了多种经营的模式。
在安美公司度过了四年，这期间，新安公司以及我的家庭先后发生了一些变 化(按时间顺序)：
1996年6月，经李总同意，新安公司分给我们一套住房，房款由公司定额出资与个人出一部分，从此我们结束了租房的日子。
1997年1月17日，我的母亲在广东病逝，享年85岁，我请假乘飞机回家奔丧。
1997年7月，儿子裴小川考上上海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及自动化”本科专业。
1997年下半年，上海农垦局推行企业重组、强强联合等改革措施，决定新安公司与牛奶公司合并为集团公司，宣布李总为副总经理，这个决定对于李总来说，等于多年的创业成果化为他有。不管怎样，我们安美公司也成了牛奶公司的“三产”了。直到2000年3月，牛奶公司决定把“下沙”这个地方归还当地，至此，安美公司以及其它原新安的若干单位全部撤销，所有员工重新分配。
1997年底，得到新安公司几位老同志的鼎力相助，（当时牛奶公司不肯放人），裴海荣办理了正式辞职。
四．裴海荣在新安公司的概况
裴海荣（以下简称“裴”）在新安公司工作了三年半，前面已提到，他与我的境遇是不相同的，概括而言，他先后调动了六个下属公司，担任过九个行政职务，正式分到房子之前的两年内，在老同学老朋友的帮助下，我们临时租过四个地方的房子居住：分别是南京西路、瞿溪路、古美路东南新村、浦东王家宅路，以应对裴海荣频繁的工作调动。
李总有一套专门培养、考验干部的办法，上海话就是“教路子”，李总为了调教裴这个人的倔犟性格以及太有主见，他真是动了不少脑筋，令人难忘。
我们刚从黑龙江回来不久，他任命裴去利得乳品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生产乳酸菌饮料），工作中，裴习惯深入一线与工人打成一片，李总指出“与工人的关系不能走得太近……”；裴抓生产奖罚严厉，李总指出“对工人要哄……”；他任命裴去崇明岛组建三岛牛奶，规定每月回上海一次，期间，有一位上海老知青有事举行家宴邀请我们到席，裴立即打电话找李总请假，一时没找到，裴就给部下留言，随后乘船回上海了，其实并没有影响工作，只是没请示李总，这下可就闯祸了，李总首先找我批评了一顿——说实话当时我还不知道裴的“举动”，接下来李总宣布撤销裴在三岛副总经理的职务，(尽管裴已在三岛打开工作局面)，调到新安公司下属的贸易公司担任业务员，总经理是曹根甫（与牛奶公司合并后他一直任乳品八厂厂长），与裴合作得很不错，裴凭着自己的努力，做成了几笔大的奶粉、大米生意。不久，李总又任命裴独立办一个贸易公司，由裴担任总经理，地点就在安美公司对过，有意思的是，那时公司总部正搬到康桥新大楼，李总把自己用了多年的办公老板桌运到裴的办公室，勉励裴好好干。……
不难理解，李总用很短的时间把我们俩从黑龙江引进新安公司，第一说明他需要人，第二也看出他对陈新很信任，他多么希望我们能完全按照他的思路管理企业，偏偏裴是个有主见有个性的人，而且在黑龙江农场成功办过一些企业，有自己的一套理念和经验，因此，思想方法与李总是有些差异的。
随着1997年底新安公司与牛奶公司合并，新安公司的员工重新分配，很多人另谋出路。抓住这个机会，裴于1997年底辞职，应聘到上海高荣新型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直到现在；我于2000年2月也离开安美公司，办了内退，应聘到上海质量教育培训中心，直到现在。
做人要感恩的，通过陈新、全菊英两位战友，李总把我们调回上海，后来又解决了我们的住房问题，我们会永远感谢他们的。离开牛奶公司后，我们与陈新夫妇、李总、沈总一直还保持联系，每年春节聚聚吃顿饭，几乎每次都情不自禁回忆起过去的岁月，这时候的李总，像大哥哥一样，他发自内心称赞“裴海荣是个干事业的人，就是性格太倔犟，其实当初什么事都是可以好说好商量的”；他也称赞我，还特别说到当初应该把我放在劳资科的岗位上。
可惜，时间不能倒流，一切都成过去。许多事情，看起来很偶然，其实都在必然之中。此时唯一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回到上海这六年，我同时目睹了浦东的巨大变化，它从一块偏僻之地，迅速建成举世瞩目的最活跃的经济区。我们能够与李总、陈新等无数的建设者一道，为浦东的繁荣发展贡献出一份力量，也感到无限的欣慰和自豪。
（之四）十二年回顾
——回忆在上海质量教育培训中心的岁月
偶然的机会我进入SQTC
转眼间，我进入SQTC工作已经十二个年头了。
我和丈夫裴海荣是1994年8月从黑龙江农场调回上海的，开始在牛奶公司(新安乳品公司)工作了六年，那段经历在另一篇文章已经写到。我是2000年3月来到上海质量教育培训中心（以下称SQTC）的，当时是怎么会调进这个单位的呢？说起来还真带有一点偶然性、戏剧性。
2000年初，我当时所在的新安乳品公司地址在南汇县下沙，当时有消息说我们牛奶公司这块地不久要归还当地乡镇，所有的员工面临牛奶公司重新安置，由于我们夫妇是人才引进回沪的，我已得知自己不但不会下岗，而且会分到总部，工作性质多数与营销牛奶有关，对此我不大甘心，因为下乡在黑龙江农场时我学习过几个管理专业，希望能再找一份适合自己干的、“管理”方面的工作。
3月初的一个休息天下午，这一天没有什么异常，初春的太阳普照大地，可是我的心情却很躁动，偶然从报纸上看到科技京城举办“春季人才交流会”，我不假思索，不怕路远，马上赶过去。位于市中心北京东路668号的“上海科技京城”知名度很高，其地理位置、设施条件均独具优势，建筑规模位居上海第三位，“春季人才交流会”占用了五层楼的面积，规模很大，每层的摊位安排的密密麻麻，至少有5000多人，数不胜数。有生以来，我第一次通过这样的途径找工作，一切很陌生，进门后，我花五元钱买了一张表格，从一楼到五楼三个小时全部浏览了一遍，没有发现适合我的工作，我很失望，看见有些单位开始收摊，我便决定离开。就在我一只脚已踏出门外的时候，手上的这张空白表格令我迟疑止步，我询问门口的保安“这张表格还有什么用？”这位保安指导我：填好后交给任意一个摊位，就会有专人把我的信息打进电脑，这就是这张表格的作用。于是，我回转脚步，就近在一张桌子上迅速填好表格，随意扫视一下门口附近的摊位，我的目光落在了“上海市质量协会（SAQ）”的“招聘广告”上，看到协会下属的“上海质量教育中心（SQTC）”要招一名教务员，列出的主要条件大概有：1.学历本科以上
2.中级职称 3.年龄48岁以下
4.普通话标准 5.面容姣好……这些对我来说还比较靠谱，也可以说基本符合要求。“试试就交给她们吧”我想。这时，那摊位的工作人员马善英老师正在收拾，谢佐屏主任（现任协会副秘书长）接待了我，我递给她填好的表格，她特别验了我的学历、职称证书，大概是我的“中央党校本科毕业证书”和引进人才回沪的经历令她有兴趣，她收下了我的表格，并叫我等回音。当时我并没有奢望一定会被录用，因为我以往基本没有涉足教育培训行业。第二天我照样回单位上班。几天后，接到谢主任来电话，叫我去报到，我没料到会被录用并且这么快，各方面的准备是不足的，我当即给牛奶公司打了“申请内退报告”，很快获得批准。2000年3月12日，我正式踏进上海质量教育培训中心的大门。
设想，如果没有那一个休息天、不走进那吸引人的规模宏大的上海科技京城，没有那张表格、那一回头的迟疑止步，就没有接下来我在SQTC的这十二年人生经历。回首望望，我感到很庆幸。
SAQ、SQTC、SAC是什么单位
经常有人问我当时是怎样进入上海市质协和分在SQTC工作的？我总是回答：“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实际上，应聘之前我并不了解这个单位的来龙去脉，工作之后，我才清楚以下相关情况：
上海市质量协会（SAQ）于1982年9月29日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正式成立的，是致力于质量事业的专业性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法人。成立以来，紧紧围绕我国以及上海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与任务，在质量管理方面发挥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协会是不断发展的。1990年1月28日，在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的直接关心和支持下，国内第一家质量与管理综合性研究机构“上海质量管理科学研究院”宣告成立，成立以来，特别重视跟踪国际质量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趋势，结合中国国情，开展理论及其应用研究、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研究项目，多项成果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我所在的上海质量教育培训中心（SQTC）隶属上海市质量协会、上海质量管理科学研究院，是1990年在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的关心下在国内最早成立的质量管理专门培训机构。成立以来，已为200多万学员提供了质量课程培训，仅国家注册审核员就培训了8000多名，2001年开始也成为全国质量专业技术人员（质量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培训以及培训教师基地。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1992年12月，国内首家国家认可的质量体系认证机构——上海质量体系审核中心（SAC）正式成立。并向上海汽轮机厂颁发了中国第一张国家认可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拉开了中国管理体系认证事业的序幕。SAC与SQTC同样隶属上海市质量协会。
值得一提的是，协会、研究院的发展壮大，始终离不开一个人——那就是现任的唐晓芬会长、院长，是她带领上海质量协会一步步奋发图强、勇于创新、与时俱进，才有了今天。
2000年，走进新时代的上海市质量协会，多个部门面临着规模越来越大、SQTC培训课程越来越多，管理人员却严重不足的局面。我就是在这个情势下，受聘到培训中心的。
我的班主任工作经历
伴随着我国认证机构的发展，审核员队伍需要不断壮大。SQTC在我国最早向国家申请成立审核员培训基地，并编制了我国最早的审核员培训课程，从1997年开始举办，审核员培训班成为了SQTC的优势培训项目。
至今我仍清楚的记得，报到的第一天，培训部长孙志荣带我见了管理者代表虞立箴老师，接着马上布置任务，让我跟随杨少敏老师实习做审核员班主任，接下来的培训班就由我独立担当了。那么，这种短期培训班班主任的作用以及要做些什么具体事情呢？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
在SQTC的内部管理文件中，有一份“班主任作业指导书”，制定了“开班前、授课期间、培训结束后、制作通讯录”四部分的职责，即：
“开班前”要对教室安排、教学设备、课桌排放、教材资料、练习试卷等作最终确认并准备到位。如果到外地办班，则要提前将教材资料等邮发托运，保证按时上课。
“授课期间”跟班作业，学员签到、收费、发放资料、就餐，安排外地学员住宿、代购返程票。按教学大纲及时回收作业，安排小组讨论场所，反馈学员建议要求。组织考试。
“培训结束后”汇总办班资料，装订成册，交综合部验收、归档。
“制作通讯录”后上报中国认证认可委员会并发放SQTC相关部门。
此前担任班主任基本是这些内容，可以想象，具体事务是很多的，责任是很重的。
那时我家新搬到浦东世纪公园附近，地铁2号线尚未开通，小区周边公交线路很少。（之前在牛奶公司上班一直有班车路过小区门口）。新家离市中心较远，在浦东的东面，而协会在市区西南面，相距有24公里，上下班单程需1个半小时，每次审核员开班第一天，为了按要求7点半到达单位，我5点半就起床，冬天出门时天还没亮，学员晚饭后也要上课，晚上8点半后才能下班，回到家就是10点多了，幸好那时我的公公与我们住在一起，家里有保姆，承担了很多家务，丈夫、儿子也很支持、关心我的工作，否则，这个班主任是无法当的。
为了开拓新的培训市场，我们还要寻找新的合作伙伴，比如上海地区周边的福建、浙江、安徽、江苏等华东各省，培训需求很大，我经常要出差，到外地办班有时也会遭遇一些想象不到的问题。
记得2001年3月，安排我去福建厦门办班，我一人推着一个大箱子先飞过去，因为要组织考试，又是最后一人离开。当时住在厦门电力公司招待所，很稀奇——这里整幢大楼建在海上，底层的柱子立在海水中，推开窗户，可以看到四周不远处台湾海峡的小岛屿，白天航标清晰可见，晚上航标灯照射大海。那个星期，可能巧了，仅有我们这个培训班借用他们的场地，办班期间有讲课老师和二、三十个学员还不要紧，问题是开始和结束时，整幢大楼就只有我一个人，晚上连服务员也很难找到，环顾四周和窗外，海水有节奏地拍打着柱子，房间靠海的阳台门窗的插销都是松动的，借着海上航标灯，我想象着会有海盗突然爬上阳台；凝视着远处的小金门，我又想象能见到对岸台湾的亲人……我本身胆量很小，就这样胡思乱想，亮灯到天明。第二天，我还得按照职责做好班主任的工作，谁也不知道我一夜未眠……
2001年11月，我结束在福州办班，一个人乘飞机返沪，那天起飞后即遭遇高空强气流，伴随暴雨，飞机大起大落，乘客左摇右晃，我大口大口的呕吐，差点晕过去，好不容易飞抵上海，因为有很多教材要带回上海，行李很重，还是航空小姐扶着我下飞机，帮我把行李推上出租车的。
总之，且不说班主任的具体作业内容，仅仅这个“过程”就有一些困难需要面对和解决。
2002年10月开始，国家授权SQTC可以代理审核员注册，这项决定虽然是好事，但大大增加了班主任的业务量和办班的难度。我们的学员大都来自企业一线，有着较为丰富的企管基础和实践经验，我很尊重学员，力求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为了帮助他们完成课程并注册成功，我对学员的注册表格反复过目、反复修改，正是通过这种心灵的沟通，赢得了他们的信赖。一位在大学当教师的学员结束培训后给我来信，她其中写道：“学习前是您几次给我来电，也给我鼓励，我得谢谢您。我们有相近的年龄、经历和性格，您的干练、率真、热情、豪爽、极好的心理素质和气质都留给我难忘的印象，确信我今后又多了一位良师益友和热情的大姐。以后会来看您。”
2000年3月刚到培训中心时，杨少敏老师既负责审核员招生、开班，又担当班主任，我调入后，杨老师就专管招生，基本不再担任班主任。2002年初，领导宣布杨老师另有任务，审核员班的招生、开班便落到了我的肩上。很难想象，从我第一天到SQTC报到至今，整整过去十一年，“国家注册审核员”这门课一直与我同行。当年很多学员，如今已成为高级审核员，在各行各业、认证认可行业担当了重要的职务，好几个行业的秘书长就是从我们SQTC起步的，也有“阴差阳错”，有一位审核员改行成了冶金行业的业余作家，给我送来了他创作的小说；有一位学员成为钢笔字书法家，送给我字幅。平时，会有学员还特地来探望我，这就是工作带来的乐趣。
借助下列统计数字，可从侧面说明我的这段经历：
1.本人担任“环境体系审核员”基础知识班主任
2000年3月——2002年10月
共14期
486人次
2.本人担任“质量、环境、安全”三体系审核员班主任
2000年3月——2004年12月
共115期
2086人次
3.本人负责审核员招生、开班工作
2002年2月——2010年12月
共505期
7919人次
参与组织“质量工程师”资格考试
2000年12月开始，我还有幸参与了一项工作，根据国家人事部和质监局联合发文，将首次进行“质量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下称质量工程师），推行新制度后，不再进行任职资格的评审工作，只要通过考试，可聘任质量工程师职务。
SQTC是国家制定的考前辅导培训机构。第一年（2001年）培训中心指定孙志荣部长和王志陵、我三人负责组织这项工作。由于是首次，多少“质量人”就期盼着有这一天，所以热情高涨，踊跃报名，协会领导很重视，组织各部门协调人员，腾出场地，另外还借调30多个在校生协助我们工作，十天的报名期间，协会楼上楼下一派繁忙。辅导班排的很满，每位报名初级或中级的学员学习天数是10天或18天。这一年培训人数是2560人，而后来的十年平均是每年510人。当时晚上也在加班，上课前给学员发面包，年轻的王志陵老师一个月要上28天课，累得终于病倒（患上戊肝）。这一年是我来SQTC的第二年，这项工作考验了我，可以说把以往学习过的统计、财务、管理方面的专长都用上了，我主要是个联络员，除了接听电话、接待来访、统计人数，还上门到一些大企业现场办理报名，如我一个人去过偏远市区的上海炼油厂、浦东的上海森林电器有限公司，在基层，青年工人们把我团团围住，咨询很多政策性的问题，我一一回答；企业领导看我收了不少现金，派专车送我到就近的银行，使我很感动，当年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屈指一数，“质量工程师”资格考试这项工作已举办十一年，已成为常规办班了，前五年由孙部长总负责，我配合，后六年就交给陈燕萍老师总负责了。实践也证明，考“质量工程师”可实现双赢，对获得证书的人员的职业生涯有益，对企业的经营发展也有益。
公开班的招生、确认、开班
刚进协会时，地址是泰安路74号，后来建了武夷路的新楼，2004年11月，我是SQTC最后一个撤离旧址搬进现在的武夷路258号的。来到新址后，成立了培训拓展部，我是其中成员，从此不再担任班主任了。我们的工作内容主要就是招生、开班，联系到企业办内训，培训计划上有四大类、80余个不同内容的班（含审核员班），称为公开班。按照分工，我负责三分之二公开班的报名、确认开班，从此，每天我几乎不停地接电话，每个班开班前要确认人数，如果改期或取消，要及时通知学员。根据我们部门的决定，由教研部配备上课教师，综合管理部安排收费、午餐、教材，这个程序必须有条不紊，不允许出差错。
2004年11月至2009年5
月，这期间我一直从事着以上的工作，直到调进一位大学生王晓菁，由她接手后，我转为专心专意关注、拓展注册审核员班的招生，这其中体现了领导对我的关心。
时至今日，SQTC审核员课程已从我刚来时只拥有一个质量体系发展到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食品安全、信息安全五个体系；国内审核员培训机构由当初的七个已发展到三十多个。当前从国际国内认证认可的发展趋势看，新的领域不断涌现，认证监管更加严格，竞争进一步加剧。新的形势给我们每个员工提出了新挑战、新要求。
小 结
本文主要介绍我是如何进入SQTC，以及SQTC是一个什么机构，而我在里面又是负责什么工作的。至于我在SQTC的十二年中，还有不少值得写的人和事，我会在另一篇文章去叙述。
总的来说，我在SQTC所做的工作虽然辛苦，但也很愉快。在这十二年中，可以说，我把在海南岛农场和黑龙江农场当知青当干部时所获得的锻炼和知识全部都派上了用场，幸好还能胜任，还能获得领导和学员的肯定。当我踏入60岁“高龄”之时，还在不辞辛苦地工作，我的哥哥们、同学们、朋友们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很为我担心和惋惜：“怎么不好好享受享受剩下的人生岁月呀？”但是，我想，自己目前身体还好，精力还行，只要需要，我还是乐意继续工作。老而健康并有为，这就是人生最大的享受和幸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