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排精神激励我活下去”

          陈贤庆

                                     (一)

2019年6月7日端午节,贤芳妹妹的儿子裴小川一家三人到西藏旅行,妹妹夫妇不用为孙子操劳,决定趁此机会,回广东一行,探望亲友。6月8日,她们坐火车到广州,当晚住在侄女逸秋家。9日中午,荣良逸秋夫妇在麓湖国际酒店的侨美食家宴请陈家四兄妹的家庭成员,计有大哥、保姆阿芬;险峰有文夫妇;劲帆曼玲夫妇及儿子信宇;二哥的女儿逸秋荣良夫妇;我和内子以及两位女儿、女婿、孙儿浩仔;妹妹夫妇。除此之外,我们这次聚会,还邀请了妹妹17中的学长罗长江夫妇。

    席间,身患重病的大哥,向饭店的服务员要了一支麦克风,给大家讲述了一则他未曾公开过的亲身经历:

    今年初,大哥被检查出患了肺癌。由于年纪大,身体弱,没有采取动手术、化疗之类的治疗方法,病既然难以治愈,每天吃药感到难受,加上胃口又不好,89岁的大哥产生了“安乐死”的念头。6月6日晚,趁保姆和子女都不在身边,他就打算行动。他先写好一张字条,放在桌面上。字条上是九个字:“我满足,我高兴,我开心”,日期是“二零壹九年端午”。另外,他准备了一大把安眠药……恰好,那天晚上有一场女排的比赛,是中国女排对意大利女排。大哥是中国女排的忠实拥趸,中国女排的每位队员他都叫得出名字。他也很清楚,中国女排近期对阵意大利女排,连续失败了6次,这回也凶多吉少。他决定,看完比赛,中国女排输了,再作“安乐死”……

    第一局,中国女排18比25输了;第二局,也以22比25输了,大哥等待第三局结束,再将安眠药吃下。谁知,第三局,中国女排顽强地以25比23赢了;第四局,又以26比24惊险地赢了。大哥手中握着安眠药,等待第五局。难以想象的是,第五局,中国女排竟然以15比13赢下比赛,实现了惊天大逆转!看到这里,大哥顿时醒悟过来,产生了无限的感慨:中国女排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背水一战,最后也能顽强地赢下比赛,我为何要轻生?……我也要坚强地活下去……可以说,是女排精神挽救了我。 

    席间,大哥将这个发生在几天前的故事很平和地告诉给在座的每一位亲人,大家在惊讶之余,都很感动。大哥能够将事情讲出来,说明他也想开了。我们都安慰他,留着生命,明年还有东京奥运会,还可看中国女排的比赛。是的,生命很可贵,生活中常有这种矛盾:病者因痛苦希望早些了结生命,亲属则希望病患的亲人多活哪怕一分钟……哎,总之,每个人的健康与生命,其实都会牵动亲属的心。我们大家只能尽量做到爱护身体,保持健康,珍惜生命、享受当下。

                                      (二)

    今年春节后,得知大哥得病,4月6日到广州探望,这次探病,我在广州过了两晚,8日上午才回家。有《广州探望长兄》小诗记其事:“老来逢病痛,最恨是癌魔。探伺羊城去,深宵感慨多。”这“深宵感慨多”,与那两天中大哥和我说了的不少话有关,我记录如下,让亲友也能知道。

    病床中的大哥述说:

    “我今年已经89岁了,儿女事业有成,我没有牵挂。此外,我的一生,也没有遗憾,我有五点荣誉:一,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1987年57岁时入党。二,我是一位退休老干部,1949年参军。三,我是一位军队转业的老干部,1955年转业。四,我是一位书法家,作品多次参展,出版了四本书。五,我是一位中国工会的会员。” 

    大哥在病床上所总结出的“五点荣誉”,我认为,除了第五点,似乎较平凡外,其余四点,都是实至名归,都是值得欣慰的。

    大哥的一生中,最耿耿于怀的一件事,就是在云南省丘北农场时的三年“劳教岁月”!他在《夜阑枕畔忆浮沉》一文中已有介绍,这次在病床上,他再次向我讲述:

    “1955年转业后,我到丘北农场当场长秘书。丘北农场原是一个生产农场,后因‘反右斗争’的需要,县委奉上级指令,将农场中的一个分场改办成一个劳教所,以收纳各地大量出现的‘右派分子’。农场场长杨茂源兼劳教所所长。1958年即大跃进那年,县委要修水库,要调动五百个劳教人员去,农场不同意,场长叫我写信拒绝。不久,县委向农场索取物资,场长不答应,叫我写冯信婉拒,说农场刚办不久,不能一步登天,就是‘一步登天’这句话,又得罪了县委的领导……

    由于农场与县委的矛盾,1959年,场长和我这个秘书,分别被打成‘右派’和‘坏分子’,从劳改农场的领导,一夜之间变成了劳教对象。我是4月8日进入劳教所,先在丘北农场,后转到元山农场。当时正值经济困难时期,劳教所经常饿死人,随意埋了就算。我也到了饿死的边缘,幸亏分队长周永祥不时关照我,曾安排我到‘疗养院’住了十天,身体好了很多。

    后来,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劳教所也害怕,就放了一些云南的当地人回家。外地人,有去处的,劳教所也放行。我于1961年8月18日以‘探亲’的名义离开劳教所,9月3日回到广州。临离开劳教所时,两位难友托我带口信,一个住大南路,一个住维新路,我都带到了。”

   停顿一会,大哥继续说:“我从回广州后的艰难岁月,你应该都看到的,都知道的……直到1980年,上级下文,我才得到平反,摘掉了‘坏分子’和‘劳教释放人员’两顶帽子,并恢复干部身份。但是,对于恢复我干部身份,东山区领导不予执行,虽然我已经是东山区羽毛球厂的厂长。1982年,我重回元山农场搞组织关系,见到一些当年的同事和难友。1983年5月份,我才正式恢复了干部身份。” 

    1959、1960、1961那三年,正是经济困难时期,一般老百姓被饿死就很多,更何况是远在云南山区的劳教人员?而那三年,正是大哥落难的时候,那苦难的三年也挺过来了,日后,还有什么不能挺过去的呢?

    所以,我们鼓励大哥,将云南落难的经历、中国女排的体育精神,以及自己五点荣誉鼓励自己,勇敢地与病魔抗争一番,争取明年还能在东京奥运会上看中国女排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