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解放

他的名字叫“解放”

——忆记共和国同龄人裴解放

陈贤庆

（序） 2007年7月22日晚间，远在上海的妹妹给我发来一条短迅，说她的小叔裴解放于当天病逝。

对于裴解放随时可能的离世，亲属们包括我都已有思想准备，因为他患的是目前尚未有良药救治的癌症，而且已是晚期。7月28日，裴解放的追悼会在上海举行。追悼会后，妹妹给我发来有关裴解放的资料。她的本意只是让我了解一下他的生平事迹，不一定要我写些什么。但是，积习常弄得我总爱以文字来表达心中的所感所思，于是，便有了这篇不知属于什么文体的文章。

（一） 当前，名人的生与死，总会令媒体关注。不过，这要看什么“名人”了。目前最吃香的，当是演艺界体育界名人吧，前些天侯耀文死了，几天前文兴宇死了，报纸网络都给足了篇幅报道。而谢庭锋与张柏芝结合产了一子，媒体是从怀胎一月开始追踪，直至婴儿降临人世。其他如那英产第二胎，姚明大婚等，你想不知就是让你知。但是，有些人就未必受到关注，如国学大师金性尧，于7月15日去世，媒体几乎没有任何报道。个中原因，一是那些编辑者，多是年轻人，可能从来也未闻有金性尧其人；二是知有其人，但已是一位91岁的老者，没有丝毫娱乐性，因此不想“浪费”报纸的一小点篇幅。

再回到裴解放身上，他是上海市一位副处级干部，与娱乐界毫无关联，除了亲友同事，不会很多人知道他，而且，他虽是上海人，但是，重返上海居住和工作，不过只有10年，反而有27年的时间，他是在吉林省的延边自治州度过的，那么，他就更不大可能引起当今媒体注意了。

（二）我听过“裴解放”这名字，可能远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吧。文化大革命爆发，当时读初二级的妹妹在《南方日报》社认识了从上海来广州的高三级学生裴海荣和高一级学生裴解放兄弟，并成为朋友。我因此也间接知道他俩。

取名为“解放”者，不用说，必是1949年上海解放时所生，这和其后人们喜欢取的“抗美”“跃进”“卫红”等名字一样，都带有浓厚的时代特征。果然，裴解放出生于1949年3月14日。我查了一下历史，1949年7月6日，上海战役结束，上海解放。也就是说，裴解放出生时，上海尚未解放，有两种可能，一是裴父裴母，尤其是1938年即加入中共地下党的裴母，为了迎接解放，给儿子起了这名；另一是，孩子出生后并未正式起名，三个多月后，上海解放，于是，以这名字作纪念。不管哪一种原因，裴解放的名字与上海的解放有关，这是肯定的。

裴家是个知识分子家庭，裴父裴母一生追求光明和进步，他俩都是解放前沪江大学的大学生。上世纪七十年代，文革还未结束，我在裴家住过，与两位老人都有过接触，感受到两位老人的平易近人和高风亮节，尤其难得的是，他们在逆境之中并无怨天尤人，而是愉快地生活。

由于父母有文化、有知识，而且崇尚科学，既有执着的进取精神，又有民主作风，在潜移默化之中也深深影响了他们的子女。裴父在轻工业局工作了数十年，精于技术和管理工作；裴母的英语和俄语水平都很高。所以，他们的子女，尤其是后来裴解放表现出来的多才多艺，绝对与父母的熏陶感染有关。当然，他们对子女们的教育，绝不仅仅在“专”上，也在“红”上，也就是思想道德方面，裴解放之上还有两位哥哥，一位姐姐，之下还有一位弟弟一位妹妹，从裴家六位子女所走的道路，尤其是同有上山下乡经历的裴海荣、裴解放、裴乃五三兄弟后来所走的道路便可得知，他们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都成为勤勤恳恳的好干部。

裴解放就是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先后在丹徒路小学和继光中学读完小学、初中和高一。

（三）这样家庭出身的孩子，在上山下乡的大潮中，也是不能幸免的。1969年3月，在比他的哥哥裴海荣，也比我和我妹妹晚了4个月后，他与弟弟裴乃五也上山下乡了。

当年上山下乡的青年学生的心态，可以基本分为两类，一类是响应当时的号召，自觉地、满腔热情地到农村去，到农场去，到边疆去，准备在那广阔天地中干出一番事业；一类是随大流，同学、好友都去了，自己也应该去；还有一类是悲哀地、无奈地、被迫地离开城市，离开亲人，怀着一种流放的恐惧，去到某一块陌生的地方。这三类人的比例到底是多少，我很难去计算，也不便计算，反正，裴解放、裴乃五兄弟，以及他的哥哥裴海荣（去北大荒），以及我的妹妹（去海南岛），是属于第一类，而我自己，属于第二类吧。

1968年11月7日，我在广州黄埔港，与数千名广州的青年学生们，登上万吨巨轮建华号。建华号驶出珠江口，大概经过当年文天祥所经过的伶汀洋，再驶出南中国海，然后望雷州半岛而去。船上的知青们，所携带的行李一般都是自己的生活用品，当时，我已属另类之人，因为，我还随身抱着两样乐器——一把小提琴，一把二胡。我将这两样东西带到雷州半岛，并非要为工农兵服务，更不会想到用它们去宣传什么主义什么思想，尽管其后它们真的起到这个作用。我带着它们，仅仅是为了作个伴，我知道，在往后的日子，心中的悲与欢，就只能靠音乐来抒发了。

几乎是40年后的今天，我才知道有一位上海青年，当年上山下乡时，也是带了不少东西的。他带了些什么呢？且看追悼会上当年知青代表的回忆：“我们清晰的记得：1969年3月，裴解放和我们一起来到延吉县朝阳川公社东城九队插队落户，当他打开行李的时侯，我们大吃一惊：与一般人不同，他下乡的行李中带来了缝纫机、木匠工具、理发用具、听诊器、血压计这些东西。与当年有一些人下乡是出于无奈不同，裴解放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他对于下乡插队落户有着自己的认识，他有着长期在农村扎下去的思想准备，他做好了要为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付出自己努力的准备。”

当年，在上山下乡之初就想到要扎根农村，要为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而贡献自己的力量的知青也不少，但连家里的缝纫机也搬到乡下去的，恐怕绝无仅有吧。

（四）当年，我从广州去到了雷州半岛一个农场的其中一个边远的生产队。生产队有百多号人，队里的职工多是从广东各地农村来的“翻身农民”，以粤西和宝安县为多，广州话可以通行。另外，与我一起到那生产队的，还有同校的37位同学，因而，除了劳动强度大、生活条件差之外，还不算孤单。

我过去就知道，裴解放所去的地方，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那也是一个让青年人向往的地方呀，文革前，延边的足球就很不错，吉林队的主力很多都是延边籍的；还有，朝鲜的姑娘多温柔可爱，朝鲜族姑娘也差不多吧……但是，到了那个地方落户，恐怕感受就不一样了。

为写这文章，我特地打开中国地图，再一次查找“延吉”这地名。啊，离上海多么遥远！它隔图门江与朝鲜相望。裴解放落户的朝阳川公社东城九队，是一个只有28户人家的小山村，下乡的上海知青们组成一个“集体户”，实行“半共产主义”体制。我无法知道他们尤其是裴解放是怎样生活和工作的，还是借助于当年与他在一起的知青们的回忆吧：

“来到队里不久，裴解放干活积极主动，吃苦耐劳，很快，队里就派他去干喂牛的活。延边人养牛好比养人一样重视，牛养好了就不会耽误农活。喂牛需要起早贪黑相当艰苦。裴解放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把牛喂的饱饱的。晚上，社员们都睡了，他还要喂养调理守侯到深夜。农忙时，牛忙瘦了，裴解放也累瘦了，他这样忘我的工作一干就是好多年。”

一位上海高中学生，千里迢迢到了延边农村去喂牛，而且一喂就是多年，这本身就是一件严重浪费人才的很令人痛心的事，不过，在那个年代，又是习以为常的事，裴解放不以“喂牛”为耻为累，真的将“喂牛”当成“养人”，也实在难得。

（五）当年，我们在农场，不能说没有为老工人们作出一些贡献，但肯定不多，而自暴自弃的，惹出各种麻烦的，反而不少。至于我自己，已算是能在逆境之中自觉学点东西，如学习诗词，学习英语，学习音乐等，忧国忧民的情怀也有，但想得最多的，则是自己的事。
　

裴解放似乎不是这样的。知青们回忆：

“裴解放不但干活出众，而且通过自学，掌握了一些医疗知识，有了医疗知识的裴解放加上他对社员的热情和爱心，在缺医少药的山村，很快显示出了他的作用。村里有位大娘患有心脏病，女婿是大队医生。一天大娘心脏病复发时，女婿正好外出，无奈之下找到了裴解放。裴解放及时用针灸对大娘进行抢救，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事后大娘的女婿对裴解放的治疗做了充分肯定，说要不是抢救及时，大娘就可能没命了，从此，裴解放又多了一个‘赤脚医生’的称呼。集体户的小顾患有心动过速症，一旦发病心慌无力。裴解放经过多次摸索，针对小顾的特点，采用两个手指头往颈部捏的办法，很有效果。村里的乡亲有个伤风、感冒、跌打损伤都会找他医治。为了抢救村民，他用嘴帮病人吸出喉咙深处的痰液，为了抢救村民，他用手帮老人抠出郁积的粪便，他治病救人的事迹还上了县有线广播。”
　

裴解放在下乡前，大概对中国农村的情况作过了解，知道中国的农村都是缺医少药的，所以，他下乡时就有所准备，下乡后就往这方面努力，并做出成绩。

　

（六）当年，鼓励或强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个口号，叫“接受贫下农再教育”，这是个“极左”时代的错误口号，它麻醉了贫下中农，使之忘记了自己的贫穷落后愚昧，也给广大的知识青年套上了一具精神枷锁，好象自己十多年的学生生涯中真的中了资产阶级多少毒素一样。如果将那口号改成“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锻炼自己，和贫下中农一道，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那就很正确了。

我觉得，当年裴解放在农村的实践，其实就是贯穿着“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帮助农民脱贫致富”这一思路。他自觉地肩负起这个重任，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不会自觉地学习朝鲜语，学习到能够流利地说话和写作的程度；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不会与当地一位朝鲜族的姑娘谈恋爱，并最终结为夫妇，将家安在延边；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不会努力学习和掌握各种才干，处处为村民为其他的知青着想，多次放弃回城的机会……

由于裴解放的勤奋、真诚、能干，1972年12月，他被选为生产队长；1975年7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他担任东城大队队长、党支部书记。5年后，1980年10月，在知青大规模回城的时候，裴解放被调任延边知青综合厂厂长，从农转到工。从1979年12月起，他还兼任吉林省青联委员、延边自治州青联副主席。1982年，他被调到延边自治州知青办工作，解决知青的实际困难尤其是回城问题。1984年7月，他任州劳动服务公司副经理。1990年1月，他任州就业服务局副局长，直至离开延边。

（七）在裴解放的经历中，我看到许多诸如“先进知识青年”“先进个人”“全省先进知识青年标兵”“民族团结模范”“新长征突击手”“先进工作者”等光荣称号。而我最感兴趣的，是他竟然是第四和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用了“竟然”二字，是表示惊讶和意想不到的意思。能当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不得了啊！说到四届人大，先要说说三届人大。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经历了10年，即到了1975年1月，才得以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这一届人代会太重要了，尽管会议只开了5天时间，即从13日开到17日，但是，它的历史地位不可估量。它是共产党内正义的力量战胜“四人帮”那邪恶势力的一次会议，粉碎了“四人帮”组阁夺权的阴谋，周恩来总理带病参加了会议，并在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提到“建设四个现代化”，尽管在当时只能算一个口号，但也给在寒冷之中的中国人带来一点希望。被打倒又重新上台的邓小平也出席了会议，并被当选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此外，大会选出朱德为委员长，周恩来为总理，副委员长和副总理，大多数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只有康生和张春桥能混迹其中。裴解放能出席这样一次历史性的大会，看到生前的周恩来总理，实在太光荣，而当时，他只是一个生产队长，还不是中共正式党员呢。

他也是第五届全国人大的代表！这也是一次历史性的大会。这次大会，裴解放们已经看不到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了。五届人大是在打倒了“四人帮”，拨乱反正的历史时刻召开的，具体时间是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它为共产党的第11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其时，裴解放担任东城大队队长、党支部书记。

作为两届的全国人大代表，裴解放是代表知青还是代表农民抑或代表少数民族，我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当地的民众中，他具有良好的声誉和崇高的威望，而且肯定成为名人后，并没有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他的事迹还收入了延边自治州小学课本，现在40岁左右的延边人，都会从小学课本中知道裴解放这个人。

　

（八）裴解放成为名人之前或之后，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和群众打成一片，这一点，知青们牢记于心。

“在我们集体户里，裴解放一个人是高中生，大我们几岁，懂得的事情也比大家多一些。凡遇重大事情，都要由他拿主意。下乡当年，集体户杨冬同学得了急性肝炎，裴解放清楚这是一种传染病，同时他也清楚这对一个远离家乡的十几岁的小青年来讲，亲情的重要性。他一方面为了防止传染，在村子的河对面挖了一个深坑，严格的对粪便进行深埋处理，并告诉杨冬勤洗手等防止传染的措施。而在集体户内并没有渲染肝炎传染的恐惧，大家依然同睡在一铺炕上，只是对杨冬更加照顾，直到送他回上海治疗。这期间杨东没有被隔离，同学一个未被感染。裴解放既科学又人性化的处理，得到集体户同学的认可和赞扬。

裴解放以他出色的表现赢得了乡亲们的信任，选举他担任生产队长、党支部书记，而他也始终把乡亲们放在心上。裴解放出席四届全国人大时，当时社会物质供应比较紧张，许多东西都要凭票供应，大会特地为代表们组织了一次免票集中购物，面对琳琅满目平日里难以买到的商品，裴解放顾不上为自己选购东西，他想到的是朝鲜族老乡喜欢喝酒、抽烟，就用身边仅有的钱全部买了好酒名烟，回来和乡亲们一起分享。

裴解放不仅关心集体户的同伴，当他成为公众人物后，同样热情为当地的上海知青办好事。知青大返城的政策出台后，有一些知青在办理回上海手续中遇到麻烦，只要找到裴解放，他就尽最大努力去帮助解决，因此，不少上海知青，也都喜欢称他为老大哥。我们为曾经有这样的同伴而感到荣幸。他乐于奉献，实事求是、热情为人、具有同情心的形象将永留在我们的心中！”

　

（九）大凡当年上过山下过乡当过知青的人都知道，在上山下乡期间，如果能获得招工或招生回城当工人或读中专读大学的机会，那真是上辈子修下的福份啊！在这些机会到来之日，也是人性表演之时，有的农村农场干部会调包塞进自己的子女；有的知青为了回城会不择手段……

在裴解放他们那“半共产主义知青集体户”里，又会出现怎样的情况？请听知青们的回忆：

“72年大学恢复招生，吉林白求恩医大来我公社招生。知青办首推裴解放。医大招生的人找他谈话，谁知，裴解放说他宁当赤脚医生，也不愿当皮鞋医生。因为农村太需要赤脚医生了。招生办的人事后说此人学习愿望不强，而放弃了他。

有人说他傻、说他笨，可他从来不以为然。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在支撑着他，他没有考虑自己的这个决定是否合算，自己的个人前途应该是什么，他只看到眼前的农村缺医少药。自己有责任去改变现状。他是个理想主义者。

随着插队时间的延续，招工、招生还是扎根农村是每一个下乡知青必须面对的选择。裴解放选择了扎根农村。他认为自己身体好，农村也需要。就应该扎根。他首先提出我们集体户的招工、招生应该首先考虑身体条件差的同学，他认为这样的安排才合理。在他的思想影响下，集体户历年遇到招工、招生机会，大家都是推来推去，绝无争抢的现象发生。

终于盼来了大批回城的政策。凡是在农村的知青，都可以无条件回到城市。集体户有个女同学身体不好，在此政策下达半年之前，被招工安排到了老头沟煤矿小镇上的饮食店里。整天做油条麻花，非常苦闷。裴解放帮助她把户口转回了农村，再办回了上海。这就是裴解放的为人。他激进、超前、敢于牺牲。但他又实事求是、具有同情心。”

自己扎根农村，但并不将自己的“理想”强加于人，还积极帮助同伴返城，这就是裴解放。有一位插队同学后来去了美国做了老板，他初到美国时给裴解放来了一封长信，信中向裴解放说“对不起”，因为没能兑现自己当初的诺言，要陪伴裴解放扎根农村一辈子。这是一个真诚的人对另一个真诚的人的肺腑之言。

2007年的7月8日，当当年的集体户知青在他的病房里交谈起当年插队落户生活的时候，重病缠身的裴解放失声哭了，这是集体户同伴近40年第一次看到这位刚强的汉子落泪！

　

（十）当年的知青，在农村、农场，尤其在边疆生活了若干年后，一般都陆续回城了。对于绝大部分知青来说，上山下乡的岁月，是被浪费了的、不堪回首的岁月，尽管它无法忘却。只有个别理想主义者，将上山下乡作为一种“事业”看待，自觉地接受锻炼，自觉地投身到改造农村面貌、提高民众素质这一实践中。所以，他们认为，当国家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知识青年在农村正是真正“大有作为”之时，因此，他们没有趁着知识青年大规模回城之机，也回到旧日熟悉的城市，当一名“返城知青”，等候街道办事处安排一些闲散的工作。

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商品大潮席卷中华大地，多少机遇在向人们招手，尤其是向那些聪明能干、年富力强而又关系众多的人们招手。以裴解放的身份和资质，如果在上海，或到深圳，哪怕就在延边，在长春，要想“下海”办个公司，发点大财，我认为那不会是很难的事，但是，我注意到，在那个“黄金时代”，他仍然安心在自治州的就业服务局工作，可以说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近20年来，他在健全城镇劳动力管理机构，改革劳动就业制度，开展就业培训、管理和安置失业人员就业等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大量的，是卓有成效的，难怪他被省劳动厅评为“全省劳动服务公司系统先进工作者”。

1996年3月，裴解放在将近50岁时，才离开生活和工作了27年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调到上海市劳动局所属的劳动服务公司劳动就业服务企业指导中心任干部。2000年9月，他任上海市职业介绍中心干部，先后任市场部主任、副处级调研员等。

以我的理解，裴解放的最终回上海，不过是叶落归根而已。
　

（十一） 如果说，裴解放最终回到上海，仅仅是叶落归根，在故土养老而已，也是不对的。是金子，放到那里都会发光，在上海市职业介绍中心工作，他依然有所作为，或者可以说，是大有作为。

有关这点，我只能引用他的单位的评语：

“……裴解放同志在调任上海市职业介绍中心市场部主任后，抓优质服务，加强内部管理，明确职责分工，调动职工积极性，提高了职介成功率。他提出在互联网上开展专业技术人员职介工作，设计了职位分类数据项字典，为建立局系统公共服务网站，进一步提升职介服务功能打下了基础。担任副处级调研员以来，积极开展区县绩效评估工作，制定了职业介绍质量和招聘单位发布质量等抽查评估标准和具体实施办法。积极指导区县加强面对个人的职业介绍服务窗口的建设。对区县在服务中现有好的做法和存在的不足进行总结，提出指导意见。

裴解放同志平时注意对青年干部的关心和培养，经常给予工作上的指导和生活上的关心，在病重期间仍然心系工作，与前来探病的同事探讨工作问题。

裴解放同志严格遵守党纪国法，廉洁自律，为人正直，待人宽厚，同事之间关系融洽，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名利地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青年、壮年时的裴解放，是好样的，晚年的裴解放，仍是可歌可颂。

（十二） 作为一位工作中的裴解放，读者在上述的文字中已经了解到不少，有些人属于“工作狂”，在生活中缺少情趣，不知裴解放是否也算这类人。

我知道，裴解放是1976年底结的婚。当过知青的人都知道，敢于在那个时间结婚，就等于宣布扎根农村或农场。当年知青结婚的对象，一般也是知青，与当地青年结婚的事极少。当地不会没有合适的人，正如李春波所唱的《小芳》，的确唱出了当年许多知青心中的无奈。有些知青与当地的人结了婚，生了孩子，到了返城浪潮时，也不得不抛妻弃子，这成了日后某些电视剧的编导们加工创作的无限源泉。

裴解放娶的是一位朝鲜族姑娘田顺玉！作为一位小作家，我也希望他的婚姻充满曲折离奇，也好让我有所发挥，然而，他的婚姻，似乎波澜不惊，这位上海青年与那位朝鲜族姑娘和睦相处，白头偕老。他们的爱情结晶，恐怕是在一个北国的风雪之夜诞生的，取了一个满有诗意的名字——裴雪花。

他们有一个可爱的女儿裴雪花。在女儿的眼中，她的父亲是怎样的一个人？我引用她的一段描述：

“我的父亲裴解放是一个聪慧、内秀、进取、又崇尚自然的人。据我的叔伯们讲父亲小时候图画画的好，记忆力特别好，读书成绩一直很好。他兴趣爱好广泛，喜欢球类运动，喜欢郊游，喜欢小动物。每逢周日休息，都会和兄弟一起去市郊钓鱼、猎鸟、抓蟋蟀。他是学校的足球、排球队的主力队员。他还是继光中学的鸽子饲养员。广泛的兴趣爱好练就了他健壮的体魄和丰富的知识。在学校，他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典范。

父亲性格比较内向，平时不多言词，但他善于学习，勤于思考，从不将不成熟的想法随便说出来。他是个爱动脑筋，思想丰富的人。父亲从不张扬，但却具有仗义、豪爽的一面。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为了友情，为了朋友会一醉方休；为了工作，为了事业，他会拼命。

父亲是个要求进步的人，他心中始终有一种时代的责任感。凡是社会需要、大局需要，他都会去为之奋斗。70年代社会需要他扎根农村，他义无反顾的阻断了自己的后路，在农村盖房成家。新世纪他还想作出贡献，28年后才又回到了上海。他是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为了事业他不会计较自己的个人得失。
崇尚自然一直是我父亲的追求。他热爱大自然，欣赏大自然的神奇和美丽，他是个相当热爱生活的人，自己动手能做出一桌好菜。他认为一切顺其自然为好。他曾经光荣的当选为4届5届全国人大代表，但对此荣誉他从来看得很淡。他从来都愿意过平凡人的生活。记得他跟我说起过，在少年时代，他曾天真地向往去过鲁宾森一样的漂流生活。他认为，自由自在，与大自然奋斗，其乐无穷。

父亲过早的离开了人世，但是他的人品、他的精神已深深地刻印在我们脑海中。我记得他在病中告诫的一句话：‘如果我不在了，你和母亲一起好好过。’我知道他盼望我们过得好，盼望我们过得越来越好……”

（十三） 我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上海裴家住过，但那时裴解放在延边，我没有见到他。2004年暑假，我到上海妹妹家也住了多天，但那次也没有想到与他见面。两年后即2006年，便听到他患病的消息。一位与我有着某种相同经历的同龄人，一位亲戚，过早地离开了，这是一件可悲的事。如果他不是58岁，而是68岁、78岁才离开，那么，他一定还可以在许多领域有所作为。

他的知青同伴说，“他是个理想主义者”。是的，这个评价很准确。有明确的理想和人生目标，他们的行为就有异于一般人，甘地、德兰修女、白求恩、格瓦拉等人的行为，就不是一般人都能理解。我们当代，也有探险旅行家余纯顺、长江漂流勇士尧茂书，自愿进藏服务的文艺家马原、于小冬、龚巧明、田文等，还有感动中国的许多平凡而伟大的人，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

只可惜，当今社会，“理想主义者”太少，而“现实主义者”太多。现实地、老实地生活还不成问题，大多数老百姓都只能如此；可怕的是某些人，以手中掌握的权，去换取钱财，以供自己以及家族成员享乐；可怕的是还有许多人，以损人害己为目的而活在世上，因而在我们的眼中，不时出现一幅幅血淋淋的画面，演出一幕幕人生悲剧；当然，更可怕的还有，如果我们在生活中，越来越认同“人就是自私的动物”“千万不要和陌生人讲话”“男人有钱就学坏，女人学坏就有钱”“不要向路上的乞丐施舍”……这类的观点，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依然甚至升级，那么，要创建和谐社会，只是一句空话。

裴解放，一位平凡的人离开了，亲属们准备办一个简单的追悼会，或者说是遗体告别仪式。但是，那天，来的人远远超过预算，除了亲属外，上海市劳动局的领导和同事来了，延边劳动局的领导专程来了，当年和他一起下乡的农友来了，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熊小骏携夫人来了，尤其要提及的是，他的继光中学的同班同学几乎都来了，并送了一个大花圈。此前了解裴解放事迹的广州老知青刘平朱思敏夫妇，已移居美国14年，得知消息，特地从圣地亚哥发来唁电，送来花圈。那天，上海的气温高达摄氏38度，追悼会上，有柱着拐杖的老者，大家都来了，都希望送这位好人最后一程。

裴解放，一位平凡的人离开了，尽管他也有过不算平凡的经历。我未能参加他的追悼会，觉得很遗憾。古人说“文章千古事”，我今天写这篇文章，不期待它能流传千古，能够在此后的10年、20年之中，人们在互联网上搜索，无意地、忽然地，它跳了出来，而那人又有耐心看下去，并因此获得某一点感悟，那也就很不错了。

裴解放，安息！
2007年8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