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知青运动与知青
——读金一虹君《知青运动与知青》有感
陈贤庆
金一虹君是我们的同龄人，原为北京知青，1968年到海南岛东红农场，曾在黎明二队（二十连）、场部等单位工作。1977年考入海南师范学校读书；1980年大学毕业后被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录为研究人员，曾任社会学所副所长、副研究员；现在江苏省南京师范学院社会保障系任教。过去她在海南当知青时，我因妹妹的关系，间接与金老师有过文字交往。二十多年后，我看到了这篇她所撰写的有关知青和知青运动的学术论文，感触还是很深的。
当过知青的人，对那段不平凡的日子都是刻骨铭心的 ，他们经常会有意或无意地回忆起当年的人和事 ，集体或独自再咀嚼一番那种苦涩与甘甜。他们可以天南海北地叙述、描绘、夸张、比喻、取笑、讽刺、咒骂……但要很冷静地回顾和分析那场运动、那段岁月、那些得失、那个情结，就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这样的工作，当然要交给金老师之类的研究人员，或者某些知青出身的富有才华的作家了。
金文分三个部分，试作一简析。
第一部分的标题是“ 知青运动——一次悲壮然而是失败的迁徙”。用“迁徙”一词似有些怪，但又不能说是用词不当。当年，有关当局的确是将几千万的城市城镇知识青年，连同被视为城市人命根的户口本，一起迁徙到了农村或边远的农牧场。这是一次有，目的但并没有归期的“迁徙”，有关当局并没有打算让他们在某个时间回城，报上则尽是“扎根农村，扎根边疆”的宣传。因此，尽管“迁徙”一词有点怪，也还是用得合适的。“用“悲壮”一词也很准确，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有些是很无奈、很痛苦，流着眼泪地离开城市的；但是，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响应号召，是带着“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信念去的，是带着“锻炼自己，改天换地”的雄心去的；有的青年则舍近而求远，认为不远不足以体现“革命”，于是，新疆、黑龙江、内蒙、云南、海南等省区的农村牧场农场便成了他们的首选。如果领袖的愿望与知青们的努力都得以实现，那就算不得“悲壮”，应该是“伟壮”了。然而，数年之后，在耗费了国家三百亿元宝贵的资金后，又把一个个身心疲惫、意志消沉、反叛反动、似傻如狂的大龄知青迁返回城，这不是地地道道的“失败”又是什么？！
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不可能没有“迁徙”，所谓“树挪死，人挪活”，然而，如果这种“迁徙”没有给国家民族带来任何好处而只有坏处，那肯定是彻彻底底的失败。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中国也出现了另一股的“移民”潮，那可以说是继知青“迁徙”之后的另一次大规模的“迁徙”。所不同的是，那次“迁徙”，是“孔雀东南飞”，是贫困地区的人才包括民工向东南部富裕地区的“迁徙”，是乡村向城市的“迁徙”，是一种自愿自主的“迁徙”，是落后向文明的“迁徙”，除了引发某些治安和管理上的问题外，基本上是一种“双赢”的“迁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把这两种“迁徙”作一个比较，就可以更加感受到当年知青被迫“迁徙”的悲剧性结局。
第二部分，标题是“文化冲撞——收获的不仅仅为零” 。城乡两种不同的人，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生活习惯，必然会产生文化的碰撞。当年的口号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句口号的战略目的和意义是很清楚的，贫下中农是主体，是教育者，而知识青年是受体，是被教育者。领袖也曾经说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大概林彪在编“语录”时，没有意识到这一句话会被后人利用而保留着。本来，没有文化的农民，除了被迫的“勤劳朴素”等优点之外，就是愚昧落后无知迷信，鲁迅就曾痛心地斥之为“国民的劣根性”，这些意识形态都会成为社会前进的绊脚石，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体现得尤为突出。本来最需要受教育首先需要扫盲的农民阶级（包括农场的老工人），却因政治斗争的需要，因某种时势的需要，突然又如被人提升了数倍身价，突然被赋予“教育者”的身份，去教育那些有文化的、来自文明的都市的青年人！于是，一场荒唐的“教育运动”就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展开了。
那些斗大的字也认不了几箩的农民和老工人，他们真的就敢于去教育知青，真的就能够去教育知青？如果说他们起到了某些教育作用的话，那也是他们的本性使然，如他们的劳动技能，他们的刻苦耐劳，他们的善良淳朴等，都是知青们在生存的过程中最为欠缺的，因而有不少知青也学到了。至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文化、思想和技术，他们不可能具有，因而也不可能担当得起一个教育者的角色，相反，知青们反而有意无意地把教育者的角色抢了过来。
在那运动一个接一个的年代，我也很为那些文化不高的干部和老工人发愁。我还记得“批林批孔运动”时，我队的指导员在台上作报告，他非常艰难地解释“孔老二”是谁，如何“克己复礼” ；我记得他说得最顺口的就是“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这三个名字的排列 ，经常能冲口而出。指导员还不算最难，毕竟他有一些文件可供参考朗读，最难的是那些生产班的班长。我记得我班的班长姓梁，是个女工，可能除了自己的名字，其他的字就不认识了，大会之后是小会，由生产班长组织组员学习讨论，老实说孔子孟子那些事谁懂得啊，讨什么论发什么言？！组员可以沉默，但班长就有责任组织好讨论。这时，我总为梁班长着急，她本身不懂，也不知如何作引导，常常急得想哭。每次她
都带着哀求的目光对我说：“某某，还是你来说说吧，你最有文化，你不说，大家更没得说了。” 这时，我出于同情心，出于排忧解难的目的，也就调动我头脑中仅有的一点“诸子百家”的知识，结合上头的精神，作半小时或一小时的阐述。那时我还一个很朦胧的目的，就是当周围的都是些木头人，顺便练练自己的口才，想不到日后真能派上用场！
我到农场时，随身带去一把小提琴和一把二胡。雷州半岛那潮湿的天气，使得跟随了我数年的那把二胡在到达新的环境不到半年即支离破碎，有鉴于此，我的小提琴则作重点保护，寿命稍能延长。两年后，我又在广州买回一只吉他。这些乐器，除了让我有了一两种抒情的工具外，还使我免受了数年中的数个月份的劳动之苦，“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成了遮风挡雨的一处场所。然而，我认为，它们更大的作用，还在于它们出现在边远的南疆半岛上，让从没有看见过这些乐器的老工人及其他们的子女们，听到了从那些弦丝上发出的美妙的乐音。在农场，我除了在宣传队宣传过“思想”外，也教过几个职工子弟学习拉小提琴和弹吉他，虽然我的演奏仅达到不算难听的水平，但也为传播文化作出了微小的贡献。由于知青们的到来，使得老工人及其他们的子弟第一次知道了，城里人是这样子的，城里人是这样说话的，城里人是这样穿衣的，城里人是这样思想的……知青们从广州探亲回来，带回了一些较精美的糖果，较松脆可口的饼干，甚至还有老工人们从没有见过及抽过的“万宝路”香烟、阿尔巴尼亚香烟等，也无形中起到了文明传播的作用。
1973年后，所谓落实知青的某些政策，中专学校开始招生。某些有权势有关系的人物，就可以将用于知青的名额偷梁换柱地赠与一些干部子女，于是，使得很难有跳出“农门”机会的农场子女，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踏上了城市的土地，坐进了中专大学的课堂。当寒暑假他（她）们回场探亲时，仍在胶林中割胶、挑水、施肥、开荒的知青们看到了，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也曾尝过这种酸酸的滋味，有诗为证：（路旁即兴）：“牛车往返运肥忙，忽然铃声响叮当。原来一班羊城客，全是旧日土姑娘。破帽遮颜急让路，老牛惊叹红绿装。嬉嬉乐乐牛前过，香风一阵到哪方？去日儿童皆长大，此间鸾凤远飞翔。余曹异乡为异客，伊们春节探爹娘。细味人生多少事，牛车咿呀似歌扬。”酸味归酸味，但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也使得一些原本土生土长、该自生自灭的农村农场的青少年们，看到了自己生活天地之外的更广阔的领域，从而有了积极奋进，寻找自己美好未来的愿望和决心。在知青离开农场后，几乎所有的成年的职工子女，都象纷飞的雁燕，飞到了广州、飞到了深圳，飞到了珠海、飞到了惠州、东莞、中山、顺德……他们中有不少人，现在已事业有成，甚至成为大企业家，大富翁。我想，他们应该很难否认，在他们成长的时候，正是有了一群从广州来的知青，打开了他们的眼界，让他们懂得了人应该怎样才活得更精彩，因而趁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他们一个个大展鸿图了。
所以，金老师说，城市来的知青与农村农场的农民老工人的文化冲撞，收获的不仅仅为零。我认为，正如坏事也会有某种好的结果，知青在农村农场的十年中，客观上起到传播文明文化的作用，就象英国人侵占了香港，把香港殖民化，却带来了“东方明珠”的辉煌一样，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再教育”，这个结果，却是领袖当初所预料不到的。
第三部分，标题则是——“边缘人”的形成。“边缘人”一词，对于社会学家来说很平常，但一般读者恐怕不大熟悉。我暂时还很难认同“边缘人”的提法，但在知青“上山下乡”而未得回城期间，他们的处境的确是很尴尬的，很凄苦的。
我在上一节中提到，城市户口，是每一个城里人的命根子，也是城市人与农村人最主要的区别。在1968年11月间，无数的青年学生，或由父母或自己手拿户口本子，到街道的派出所，亲眼看着办事员在本该属于自己的那一页上盖上“注销”的印章。于是，自己的性质，或者说自己在这个
世上的角色就立即发生了变化，从城里人变成了乡下人，从学生变成了知青。
很难想象，一个在城市中生活了十多年，从小到大接受着都市文明的青年人，到了农村或农场一两年或五六年即能够“脱胎换骨”，他们不愿也无法把自己视为农民或农工，而农民和老工人也永远把他们视为城里人。当知青们身处农村或农场时，大家知青聚在一起时，尴尬的心情还不会出现；但是，当他们获得探亲的机会，重新踏上自己熟悉的土地时，尴尬的场面就会随时出现：碰到一些不用“上山下乡”的同学，你会觉得低他一等；在家住久了，父母也会面露难色，不知是否该催促你离去；在店铺中遇到失窃案，你应是主要审查的对象，因为知青往往是最穷的人，他们不偷谁偷？……就这样，当你在故地游荡了数周或一两月后，你真的会发觉即使亲人也不会有好脸色，更不要说路人了。这时，你就会觉得还是不要超假、依时回到属于自己的窝里好些。这样的遭遇，这样的心情，我也是领教得多的。我的情况更糟糕，因父母在1971年6月被林彪“一号命令”殃及，被遣返家乡，结果我连在广州的“家”也消失了。不久，我偷跑回广州，曾到旧居远望了一下，写了一词牌叫御街行的词，不妨引用于此。词云：御街行（过旧宅步范仲淹韵）：“楼房一座青砖砌，庭前树，影疏碎。抬头远望梦联翩，二十年来故地。檐间燕子，时时低飞，不知人千里。
记得孩提如酒醉，今重到，眼含泪。家庭南北五处分，谙尽羁游滋味。旧邻愧见，石梯难登，唯有相回避。”象我那种景况的知青，当时有不少，自己已倒霉，家庭又遭变故，所以，城市对于他们来说，真的渐渐变得陌生，变得远了。所以，到了能够有机会回城时，他们不会放过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包括行贿，包括买身等，为的就是重新获得做城市人的资格。
金老师所讲的“边缘人”，如果仅仅是指上述的遭遇，那还容易理解，现在问题是，回到城里的知青，本该尽快遗忘那块令自己受苦受难的土地，尽快遗忘那段日子中遇到的人发生的事。然而不！那段或长或短的日子，岁着岁月的流逝，反而更加清晰，更加眷恋！有什么团体、组织、小圈子的成员可以维系数十年而不衰的？曾经同过队同过场的知青就有这种可能！数十年间，每次聚会都说着同一话题而不感到厌烦，越说越有兴趣，越说越有味道，这真是世间少有的奇异现象！莫非时至今日他们还处于城乡的边缘？尽管金老师所用的“边缘人”的概念我还一时接受不了，但她提到的不少现象，却是无法反驳的。
金文中尚未提到的问题。这一节我原想用“金文的不足”为开头，但我马上意识到，这样不仅不礼貌，也不客观。一篇并不算很长的文章，不可能把所有有关知青的问题都能涉及到，所以我改成现在这个开头。
在金文中，对知青运动的成因并没有论述。是谁，为了什么目的，为了什么需要，在什么情况下，作出这样的决定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从标题来看，应该是要囊括到这一点的。我们可以设想，会有以下几个可能性：1、是为了使数千万知识青年得到真正的实践锻炼；2、是要解决当时无法在城市中解决的、累积了三年六届的毕业生；3、是怕那几千万参加过“破四旧”“打砸抢”和“派仗”的青年学生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而将他们化整为零。4、是过桥抽板，娃娃们帮我揪出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铲除了黑司令部，现在已没有作用，以一两句漂亮的口号把他们打发到远远的边疆去……或许还可以想得出有更多的原因。但不论是那一种，金文中都没有论述到。
当年知青的去向，如果不是从地域来区分，可以分成两大类，一是到农村去，一是到边疆去；也就是说，要么到农村插队，要么到国营或军垦农场。这两类知青的比例我不大清楚，恐怕差不多，或者到农场的会更多些。在农村当知青和在农场当知青是不一样的，或者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从生活方式，到劳动项目，到景况心态……金老师本身是下到海南农场的，但奇怪的是，文中所谈的，几乎都是以农村作为例子，如农村的经济结构，农民的思想意识，男女的工种与报酬，插队知青的处境和变化等。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是不够全面的，或者说叙述分析的时候是没有区别的。
如果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农村农场又可以作为一个炼狱，它在摧残人才的同时，也在锻炼人才。当时也有不少头脑比较清醒的青年，他们在艰苦的生活和劳动环境中，“不坠青云之志”，暗中思考、学习和求索，获得了在城市中、在学校里得不到的收益。所以当他们离开农村农场，赶上改革开放之时，即满腔热情地扑向时代的大潮，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这一点，在论述知青和知青运动时应不可缺少，而金文也未能涉及。
还是那句话，金老师的文章，并不可能也不必要将所有有关知青的问题都论述到，我这里不过趁写这篇“读后感”时顺便提及，如果有时间有能力，我也想学着写写这类学术论文；同时，也欢迎其他的朋友就“知青”的话题发表自己的感想和见解。
（200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