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16年1月27日，刘显世在讨袁形势的压迫下，不得不宣布贵州独立，加入护国战争的行列。刘显世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编滇军炮队、机械队及黔军第五、第六两团为护国军第一军右翼军，以戴戡为总司令，率部攻打四川綦江，威逼重庆。在四川的袁世凯北洋军，以綦江为重心，集中五、六个团，右至江津、荣昌，左至南川、涪州，组成一道弧形防线。2月中下旬，两军在綦江一线展开激战。由于兵微力弱，黔军进取重庆的战略计划未能实现。綦江之战后，黔军退守川黔边境松坎一线。

护国战争爆发后，湘西成了护国军与袁军的必争之地。护国军制定了由贵州出湘西，欲直捣武汉的战略计划，遂组织护国军右翼军东路司令王文华率黔军第一、二、三团挺进湘西。袁世凯则调北洋军经湘西欲进夺贵州，攻取云南。1916年2月2日，两军在湖南晃州接火，拉开了湘西之战的序幕。2月间，黔军击溃袁军三个混成团，攻占黔阳、沅州、麻阳等八座县城。3月间4月初，袁世凯急调大军反攻黔军；收复沅州、麻阳。这时，程潜发动和领导湘西护国军加入护国讨袁行列，二十余县宣布独立。加入讨袁行列的桂军亦沿湘江直捣衡阳、长沙，袁军被迫收缩战线，未敢深入黔境。

袁世凯死后，护国战争结束。1916年7月，北京政府任命黔军将领戴戡为贵州省长。8月，北京政府又任命戴戡暂署四川省长兼军务会办，四川督军则由滇军将领罗佩金暂署。罗、戴二人在护国战争期间率滇、黔军不仅无意撤出四川，而且还继续增兵。罗、戴入主四川，双方的矛盾也立即暴露。戴戡在重庆就省长职，而在成都就督军职的罗佩金不愿手握兵权的省长和他同理军务，便与川军将领刘存厚相勾结，反对戴戡。戴戡不得不派人到成都疏通有关方面后，才于1917年1月14日率黔军熊其勋一混成旅到达成都。

川军刘存厚曾参加护国战争，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护国战争后，四川大权却落入罗佩金、戴戡这些滇、黔外籍军人手中，这正是段祺瑞分化瓦解西南地方军阀的阴谋手法。果然刘存厚对此安排极为不满，埋下了川军与滇、黔军矛盾的伏线。罗佩金在段祺瑞的支持下，于1917年4月召开了在川各军将领的成都会议，中心议题是缩编川军，引起了川军将领刘存厚等的强烈不满。戴戡则煽风点，挑动刘存厚与罗佩金的矛盾激化。戴戡还与刘存厚暗中约定，若刘存厚驱逐罗佩金后，即把军务会办一职让与刘存厚。4月18日，刘存厚率部围攻驻成都皇城的罗佩金部，刘罗之战爆发，双方以大炮、地雷等攻击，巷战达七昼夜。4月24日，罗佩金战败，从成都退往简阳、自贡等地。北京政府电令免罗佩金四川督军职，免刘存厚川军第二师师长职，由戴戡暂代四川督军。这样，戴戡坐收渔利，一下子手执省长、督军、军务会办三颗大印，令刘显世十分高兴。

按刘戴事先约定，击败罗佩金后，由刘存厚任军务会办。戴戡借口刘存厚在查办期间，拒不交出。刘存厚求官不得，反而被撤职查办，刘戴矛盾加深。张勋复辟，任命刘存厚为四川巡抚。戴戡闻讯，乘机发难。刘存厚也欺入川，黔军不过七千余人，决定武力驱戴。7月5日，刘戴之战爆发，川军围黔军于成都皇城，双方巷战达十余日。戴戡曾电请滇军罗佩金支援，罗佩金恨戴戡在刘罗之战中坐收渔利，以怨报怨，迟迟不予支援。戴戡被围不支，向刘存厚交涉，愿交出督军、省长、会办三印，撤兵回黔。刘存厚假意允许。7月17日，戴戡率部从成都南门撤出。7月21日，行至仁寿县时却遭到川军伏击，参谋长张承礼、财政厅厅长黄大暹被击毙，旅长熊其勋被捕杀。载戡目睹情势险恶，难以逃生，亦自杀身亡（一说被击毙）。自此，入川黔军瓦解。同年12月8日，北京政府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

入川黔军被逐，戴戡身亡，令刘显世十分伤心，但黔系军阀所处的政治、地理状况决定了它只能继续向外扩张。孙中山掀起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运动时，滇系军阀唐继尧也打出了靖国的旗号，组织靖国联军，唐继尧自任总司令。刘显世追随唐继尧，加入靖国联军，出任副总司令。黔军协同滇军，进攻四川，取川东为立脚之地。黔军的“靖国”，目的不过两点，一是“出师四川，为戴戡复仇”，二是掠夺川省的财富。如1917年8月，黔军就由重庆提取现款二十八万元回省费。其后，黔军又与川军熊克武达成协议，每月取饷款十八万元。黔军主力就是这样，分驻川、湘，寄食于人，由不足建制的六个团扩充到五旅十个团，兵力近二万人。为了发展兴义系势力，1917年8月，刘显世指派刘显潜在贵州兴义创办了随营学校，由刘桂初出任校长。学校开设以战术、步兵操练、射击、野外实习、精神讲话等课程，采用日本军事教育方法。学员主要来自兴义、兴仁、普安、盘县、安龙等盘江八属，其中多是权势人家的子弟。刘显世从此为其旧兴义系不断补充军事骨干。

就在旧兴义系企图进一步巩固其在贵州的统治并继续向外扩张的时候，以王文华为首的军事集团——新兴义系正在迅速崛起。王文华，字电轮，又字果严，贵州兴义人，1888年出生，是刘显世的外甥。1911年10月，随刘显世以队官身份率团练到贵阳，追随刘显世窃夺贵州辛亥革命果实，协助滇军镇压贵州革命派而步入军界。1914年7月，王文华趁唐继尧回滇之机，重建贵州陆军六个团，利用唐继尧督黔时留下的一批云南讲武堂毕业生领兵，王文华则以贵州护军使署副官长身份统率全军六个团，并兼任黔军第一团团长。护国战争时，王文华任护国军第一军右翼军东路司令，在湘西与北洋军作战，使他进一步得志于军界。1917年3月，王文华组建贵州陆军第一师，自任师长。贵州陆军第一师的建立，标志着兴义系“新派”的正式形成。“新派”又称“少壮派”、“武派”或“王派”。王文华罗致其妹夫何应钦以及朱绍良、谷正伦、张春圃、李毓华、王纯祖等一批日本士官生，先后委为团长。何应钦、王纯祖、朱绍良、谷正伦等还担任贵州陆军讲武学校校长、教育长及教官。此外，还有附己的卢焘、窦居仁、李雁宾、袁祖铭等人，在王文华周围形成了一个以日本士官学生为主，保定系和云南讲武堂毕业生辅之的年轻军人集团。王文华之兄王伯群，与在京的国会议员牟琳、符经甫“二参议”，在省内的李仲公、张步先“两秀才”以及黔军驻沪代表双清等人，成了新兴义系的智囊。1917年9月，王文华任黔军总司令，进一步掌握了军权。

新兴义系的主要骨干大多是辛亥革命前后从戎或从政的青年知识分子，比较年轻，容易接受新思想，他们主张适应世界潮流，刷新贵州政治。1918年11月，何应钦、谷正伦等在王文华的支持下，成立了少年贵州会，何应钦任主任理事，这是兴义系军阀集团中，以少壮派为领导，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团体。爱国、民主、创新一度是该会思想的主流。兴义系“新派”同“旧派”在对待北洋军阀和孙中山、对待滇系军阀关系、财政等问题上，存在着极大的矛盾，展开了激烈的争斗，终于爆发了“民八事变”和“民九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