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生活回忆（61.9—68.11）
陈贤庆
（一）
1966年3、4月间，当黎康乔、杨正平、李爱伦、谢美婷等高三年级的同学正在紧张地复习，准备报考大专院校时，社会形势出现了很不寻常的变化。
早在1965年的11月10日，当天的上海《文汇报》就出现了一篇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海瑞罢官》是一出历史剧，评论评论也是很正常的事，对于善良的人们来说，这不过是文艺界的文艺批评而已，尽管文章的语气并不友善，矛头还指向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政治嗅觉灵敏的人，或许从文章的作者“姚文元”三字会悟出点什么，但是，对于普通的高中学生，实在是不会太注意的。到了1966年的3、4月间，全国的政治气氛似乎有点紧张，报上那种“批判性”的文章多起来，字里行间都含有浓重的火药味。由于当时的中国经常搞政治运动，即使是普通的高中生，也司空见惯，因而，也并不太在意。
1966年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刊登了姚文元的另一长文——《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扎记〉的反动本质》。这篇文章刊登后，全国各地的报纸都转载，一时之间，弄得山雨欲来风满楼。文章所指，并非三个普通人，都是北京市的领导人，吴晗是副市长，邓拓是书记处书记，廖沫沙是统战部长。此三人，被指“合股开了黑店”，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尽管，共产党内也不时有大人物倒台，如国防部长彭德怀等，但当我们听到邓、吴、廖三人也是“坏人”时，依旧是感到很震惊的。
5月16日，报上发表了一份更加震撼性的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当年，中共中央也不时会有些“通知”，但多是通知到党员，何以在报上大张旗鼓地发表？再看那通知的内容，原来不是一般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右倾”等小打小闹，而是号召全党全国人民，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这就是著名的“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我们的这些文化领域到底怎么啦？这真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文件！我们，应该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他们所看到的当时的中国，却是一派歌舞升平、国泰民安的景象，即使是文艺界，也无什么不妥，《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三家巷》等小说；《上甘岭》《英雄儿女》《打击侵略者》《风暴》《燎原》《五朵金花》《冰山上的来客》等电影，《刘胡兰》《江姐》《年轻的一代》《红色娘子军》等戏剧；《东方红》《长征组歌》等史诗，正激励着全国人民在努力学习，努力工作，谁能想到，文化部是“阎王殿”？广大的教育工作者，正辛勤地培育着祖国的花朵，我们中小学生，并没有“应试教育”的束缚，反而有许多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每个学期的“学工”“学农”，尤其是那一周的到附近农村与农民“三同”的“农忙假”，使我们得到真正的锻炼；“学雷锋，做好事”，是我们自觉的行动，不会象现在雷锋“三月来，四月走”。当时的教育部，怎么会被“资产阶级掌了权”？总之，我们看不出有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但是，经领袖一点拨，我们才醍醐灌顶，豁然开朗，惊出了一身冷汗！是啊，不把那些被“坏人”夺去的权重新夺回来，劳动人民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虽然有了一个“通知”，但这场“文化大革命”怎么搞，谁也不知道，连国家主席刘少奇也不得不承认：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不过，运动的策划者会教你们怎么搞。通知发出了几天，5月20日，北京清华大学附中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清华附中红卫兵”。也有资料说，清华附中是在5月29日在北京圆明园废墟成立，还弄得颇有神秘感的。这批红卫兵，都是干部子弟，从内部渠道看到
来自中央内部的一系列批评教育系统的言论，于是，这批红卫兵，要“保卫党中央”、“保卫红色江山”。当然，那时，他们不可能知道，这场革命最终整到自己老子的头上。这是后话。
既然这“红卫兵”是如此的神圣，如此的光荣，当然不能只是你们当而我们不当吧，于是，北京大学附中的学生也纷纷组织了“红卫兵”。你北京的学生可以当“红卫兵”，我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成都、哈尔滨的学生为什么就不能当？6月初，广州的干部子弟比较多的中学，如八一中学、华师附中等，便出现了红卫兵组织。于是，一夜至几夜之间，“红卫兵”组织风行全国！不仅中学有，大学有，工厂、农村也有……既然学生们都当“兵”了，要想他们安心地坐在教室里读书（何况还是读资产阶级的书！）也难！当时，我们都处于精神亢奋之中，脑子里尽是想着怎样“紧跟……”如何“捍卫……”，以及到哪里去弄一件绿军装，一只红袖章……茫然不知所措的，恐怕是校长和主任，不知该不该批评那些忽然无组织无纪律的学生；还有那些老师，上课时间到了，不知该不该去教室。
社会无序，学校无序总不是正常的事，于是，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便指令各地派出“工作组”以维持秩序。这是共产党管理群众、控制局面历来都行之有效的一招。运动初期，我校也进驻了工作组，记得有位工作组的组长（或组员）的名字叫“谭冠”。这名字不能说不好，但广东人把“痰盂”唤做“痰罐”，那么，“谭冠”这名字就变得不雅了。刘、邓指令派出的工作组，想不到，这次是短命的，为何？且看下面所写到的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
也就是几天之后，5月25日，在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内，贴出了一张轰动全国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写大字报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党的总支书记、一位不知所谓的女人聂元梓，签名的还有六人。宋、陆、彭是何许人？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及北大的校领导人，如果下级可以公开贴大字报质问和“揭发”上级，那么，社会必然乱了套。偏偏，这大字报受到了领袖的肯定和赞许，称为“革命的大字报”。那时，领袖的
评语便是指挥棒。5月27日，广州华师附中造反学生的大字报就出现了。6月2日，北京清华附中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也出来了。一时间，全国城乡，大字报铺天盖地，洛阳纸贵，一股贴大字报、批揪党委领导的“革命之风”开始风行全国。我们当学生的，不管平时对学校对校长对老师有怨无怨，也紧跟潮流，一显身手，平时学到的“作文技巧”派上了用场；平时没有认真学习其实也没有安排学习的书法，现在悔恨太丑陋了。
也还是几天之后，5月2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一个“通知”：《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通知宣布，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中央设立中央文革小组，
那么，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等机构实际被架空了。这几个人，除了国务院副总理、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解放军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中将（其时已取消军衔）外，长相都不怎么样，如陈、康、张；而那第一夫人江青，不知怎么忽地大红大紫起来，文艺界出身的她居然穿起了一套军装，真的说不出什么怪味。阅历丰富，精通历史的人，一看到夫人干政，就知道国将不国，但我们普通的中学生，怎么会想得那么深透？恨不得“阿姨”“旗手”，喊得亲切！还有一个人，我一直没有提到，现在不可不提，那就是林彪。林彪是一位共和国元帅，有不少传奇的故事，然而，解放后，他很少露面，不象陈毅元帅、贺龙元帅、叶剑英元帅等经常出现在报刊和电影新闻中，国人并不很清楚他的真容，想不到，此时，他忽然被提拔为副统帅。
既然当得上“副统帅”，总该高大威武吧，然而，国人看到的，是一位干瘦矮小的人，一脸病态。但是，指挥平型关、平津、辽沈等大战役所获得的光环，仍笼罩着他的头顶，大家还坚信，英明领袖选拔的接班人，肯定没错！
派往各地的工作组被撤回了，全国将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局面？
（二）
6、7两个月，该是中学生期末考试以及中考、高考、放暑假的时间吧，可是，1966年的6月和7月，我们正经历着“疯狂的日夜”。
先说废除高考的事。1966年6月1日，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三4班学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党中央和最高领袖写了一封信。6月11日，北京市第四中学高三5班也写了一封同样内容的倡议书。尽管“考试制度”已饱受批判，如“把学生当做敌人”、“公开袭击”、“定期袭击”，使学生“只钻书堆，不问政治”等罪名，但是，武断地荒唐地废除了高考，会有什么可怕的后果呢？那些学生们是不会考虑到的。然而，如此荒唐的提议，居然了得到最高领袖的同意，于是，眼看着就要到来的当年的高考就被取消了，此后的高考制度也被废除了，当然，连带着的中考，以及一切考试，也废除了。其实，也就是学校也停课了，青年人可以不用上学了，不可思议的事一件件一桩桩地在整个中国大地发生了。
本来，那些事已过去很久，现在再提起，还要涉及到一些当事人，还是不写为好；但是，我这篇文章已写到这里，似乎已到了骑虎难下的地步，我相信，文中涉及到某些人和事，都已成历史，只要不是恶意抹黑，
或许大家是可以谅解的。
由于是“文化革命”，当然就得破除旧的东西，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破四旧”运动开始了。何为“四旧”，我想了半天才想起，那就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四种东西确实不好呀，破之有何问题？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当时要破的，是文革领导者认为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那些东西。而现在的年轻人，肯定无法理解，所指的是什么，尤其什么叫“修正主义”，我们在当年也没有弄清楚，现在就更无法弄明白了。这么说吧，现在你觉得是好的、美的事物，如书籍，如电影，如名画，如古玩，如唱片，甚至花鸟鱼虫，甚至皮鞋连衣裙，再包括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当年都要扫除、毁灭。不同的是，去扫除、毁灭那些“四旧”的，都是受过十多年教育的有文化的青年学生，他们虔诚地、满腔热情地去做着
各种文化破坏活动，因为他们相信，“破四旧”之后，就会“立四新”，那是何等美好的前景啊！杜同学等女同学记得，她们曾被人带到仰忠街的一户人家，那主人据说过去是个“资本家”，她们把他的家具和物品从楼上搬下，弄到卡车运走，至于运到哪里，她们并不关心。随后，她们又到了一个中年尼姑的家，好好的公民不做，为什么偏偏当尼姑？肯定不会是好人，于是，受街道某些人的指使，她们在她那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小屋里，还是扫除了一批物品。那可怜的尼姑站在一旁，神情呆滞，恐怕这事件之后，她会不久于人世。想想这些平时多么温柔可爱的女学生，如今穿上半旧的草绿军装，系上粗阔的军用皮带，说话的声调也不自觉地提高了几度，不时还蹦出一两句“他妈的”骂人的话，让善良的人们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如果仅仅是“破四旧”，毁灭一些甚至很多中外文化遗产，那还不算很大的破坏，可以算作闹剧一场吧，然而，发动“文化大革命”者，其意不在此，而在于政坛的争斗。随着运动的深入，斗争的矛头显然已经不是仅仅指向邓拓、吴晗、廖沫沙这类小鱼虾米，保过吴晗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政治局委员彭真，反对林彪在军队搞个人崇拜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扣压过批判吴晗稿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还有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四位中共高级干部、开国元勋，莫名其妙地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而他们的部属，也被牵连一大片。“彭罗陆杨”也是反革命，你广东省委广州市委那些领导人又算老几？于是，我们全校学生参与了声讨北京旧市委，支持北京新市委的游行，省委、市委领导人赵紫阳、尹林平、林李明、区梦觉、王德、曾生等似乎也岌岌可危。我们步行到省委、市府，喊一通口号，又步行回瘦狗岭学校。而在全国各省市，大概没有几位领导人日子会好过。
在革命的浪潮冲击下，青年学生们为能遇上了一个类似“五四”的时代、造就英雄好汉的时代而兴奋不已，有“革命者”就必然会有“反革命”，有“英雄”就必然有“混蛋”，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的学生中的干部子女贴出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这副对联，且不说它象不象对联，光是那内容，就可知是一群被“革命烈火”烧得晕了头的青年人的狂妄之作。当然，他们还有些清醒之处，那横批用了“基本”二字而不是用“绝对”二字。这副“红对联”一出，便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形成了两大派。8月2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接见辩论双方代表，陈伯达建议改成“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是“理应如此”。陈伯达毕竟是文人，比那些中学生强多了，这么一改，也合情合理。但是不管怎样，出身“好”的和出身“不好”的青年人，便很自然分成了两大派，这为日后的武斗埋下伏笔。
很快，北京的学校就出现惨案了！8月5日，北京女师大附中的女学生们，将副校长卞仲耘、胡志涛等一批领导和教师批斗、虐待、殴打；卞仲耘被殴打致死，成为文革中第一位被迫害致死的教育工作者。学生们从小所受到的教育是“对待同志要像春天一般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般残酷无情”；而卞校长在5月12日还在全校师生大会作了《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只是，她没有想到，自己也会成为“阶级敌人”，成为运动的对象，受到自己无比爱护和关心的学生们“残酷无情”的殴打。时至今日，没有一位当年的女学生，包括北师大附中红卫兵的头头、宋任穷将军的女儿宋彬彬，能站出来承认自己殴打过卞校长。
被点燃和煽动的烈火在熊熊燃烧，我们学校怎会是一片净土？学生们也要寻找“牛鬼蛇神”了。不久，即挖出了一位对男学生耍流氓的历史教师，于是，那上了年纪的流氓男教师被全校共讨之。这样的教师毕竟很少，学校的领导和其他老师能幸免吗？祝校长是位老革命，当年是海南琼崖纵队的领导人之一，我已记不清他有没有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但颜副校长的遭遇我是记得很清楚的，她被学生揪至礼堂批斗，罪名是什么就记不清了，但肯定都是“欲加之”的。批斗期间，有人带头喊口号，大家包括我跟着挥动手臂呼喊，不跟着呼喊肯定是不行的。批斗会后，一副女学者风度的她被学生剃了个光头！原来，一个女人没有了头发，脑袋是这么的小！我实在不忍看到她那光头的样子，但又能怎样？我想，当时如果有谁敢于站出来保护她，那英雄气概真的要写进共和国的史册上！可惜，当时全国找不出几个清醒的人……
我们的语文老师骆某某，白净清瘦，仙风道骨，不要以为他是个白面书生，他会玩乐器，会打排球，而文学方面的造诣就没得说了，不能说是我的偶像，但起码是我敬佩的人。文革开始后，怎么他也被揪斗？我想，罪名恐怕是“反动学术权威”之类，于是，他也被剃了个光头！他的头本来就小，没有了头发的装饰，显得更小，甚至比颜校长的还要小！那年，不知为什么有一餐要吃“忆苦餐”，那食物是用粗糠伴一些番薯煮成，十分难咽下。郎同学等奉命捧着一大碗“忆苦餐”到被监管的骆老师处，要他吃下，感受劳动人民旧社会的苦难。他们以为，骆老师必然无法吞咽，不料他勺勺入口，徐徐咽下，脸不改色，泰然自若。学生问：“好吃吗？”骆答：“好吃，好吃！”学生们无言以对。不要以为只有象骆老师那样的“反动学术权威”会被揪斗，年轻的教师也会“着了道儿”，如年轻的女教师梁老师，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揪了出来，也被剃光了一头秀发，诸位可以想象，那有多痛苦！
某天早晨，我们宿舍忽然轰动起来，传闻有老师自杀死了！我是个好事之人，即与同学们到了教师宿舍，上了一幢楼的不知是二层还是三层，见到门口有一位拿着棍子的同学，我们问：“怎么啦？”他斜眼示意。我们看到那屋门半掩，便大胆地蹑足而前，轻推屋门，见地上直挺挺地躺着教语文的方老师。他也和骆老师一样，已被监控，罪名说不清。这位方老师，事后我才知道，还是很有来头的，他家是海（陆）丰地区的富户，彭湃领导农民闹革命时，他父亲捐献全部家产支持革命，他自己也走上革命道路，想不到，现在被批斗，被批光头发及眉毛，他不甘受辱，与老舍、傅雷等首批殉节。这是我在文革中亲眼看到的第一个枉死的人，当时感到很震惊，以后见多了，也就见惯不怪。如今想想，如果骆老师如方老师一样，以自杀弃世或抗争，早在37年前就“自绝于人民”，就不会今天仍能到公园漫步了。
事情还没有完。8月12日，北京工业大学有位学生叫谭力夫，与他人联名贴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谭的父亲谭政文原是广东省公安厅厅长、公安部副部长，已病逝，不会沦为“反党分子”，他高叫要将“血统论”作为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他认为，老子革命儿就是好汉，老子反动儿就是混蛋，象他的父亲是高干，作为儿子的他肯定也是好样的；反之，如果父亲是“牛鬼蛇神”，他的子女肯定也是反动的。这理论并不新奇，封建时代就有人鼓吹“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从遗传学的角度看，它可能有一点科学的成分；但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它又是绝顶形而上学的，是十分荒诞的！
二千多年前的秦朝的农民也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觉悟，然而，在那个荒诞的年代，居然有不少人认同那“血统论”！认同者谁？是那些出身于“红五类”的同学！
面对谭力夫之流的言论，也有勇敢的反驳者，这就是遇罗克。1966年10月，北京街头出现了一份油印的《出身论》，那犀利的、惊世骇俗的言论，马上博得善良的人们的赞叹和认同。1967年1月，首期《中学文革报》发表了《出身论》，使之更流传全国。但是，这正直天才的遇罗克，不久就受到迫害，4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将《出身论》定为“大毒草”；1968年1月，遇罗克被捕入狱；1970年3月5日，遇罗克被执行死刑，时年28岁……
“血统论”和《出身论》争论的结果，产生了“红五类”和“黑七类”。
写到这里，麻烦事又出现了，何为“红五类”何为”黑七类“？由于时代久远，手头上又缺少资料，我也说不清楚了，大概就是出身于纯正工人阶级和贫农、下中农家庭的，再加上革命干部、革命军人这五类，就叫“红五类”成分吧。写到这里，麻烦事又出现了！现在的年轻人，肯定无法理解什么叫“出身”，什么叫“成分”，这荒唐的事，我不得不稍作解释，望同学们谅解。原来，在文化大革命前，中国每个人都有一个“成分”的，它和现在的身份、职称又不同，身份、职称是可以变的，而“成分”是不能变的。而成分又是如何定的？是解放初“土地改革”运动时定的，这里有一条政策界限：以解放前三年为依据，解放前三年之中，你是干什么的，那么，解放后，你的“成分”就是什么。举个例说，解放前三年之中，你是个贫农，一无所有，那么，解放后，你的成分就是“贫农”，阿Q肯定能评得上这个成分。又如果解放前四年你是个贫农，过了一两年你买了一点田地，那么，你就变成“地主”或“富农”了。如果解放前多年，你是个资本家，在解放前三年间你破产了，如吴荪甫，那么，你可以获得一个或“职员”或“小商”的“成分”。为了说明得清楚些，再举个例子。如果你是个贫农的女儿，解放前三年间被一位地主看中，当了地主的小老婆，那么，解放后，你的“成分”就是“地主（婆）”，你不能填写“贫农”。如果喜儿不是逃到山中，她也
要填个“地主成分”。
有的青年朋友可能会问，那“成分”有何用？我说，它的最大作用就是将人分了阶级，也随之定了人的思想觉悟。如果你是工人阶级、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成分，那么你就是可靠的，革命的，包括你的子女，也是可靠的，革命的；如果你是地主和富农成分，你就是反革命的，要被专政的，而你的子女，虽不被专政，但被认为是不可靠的，不会被重用的。解放前后又产生一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他们的地位和“地富”一样，形成了“地富反坏右”五种反动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产生了“反党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两类，合成七类，再冠以一个“黑”字，称为“黑七类”。
解放前是资本家和小商贩、旧军人、旧职员等，虽不至于像地富分子一样受到专政，但也是被打入“另类”的，包括他们的子女。青年朋友可能会问，这“黑七类”的罪名会不会“世袭”的？我说，罪名不会“世袭”，但影响依然存在。如某“地主”死了，他的儿子仍称“地主仔”；某“富农”死了，他女儿仍叫“富农女”。
有的“右派分子”会被脱帽，即解除那罪名，但一般仍被称为“脱帽右派”。一些坐牢后出狱的“坏分子”，一般还被称为“刑满释放犯”。
青年朋友可能会问，那么，不是工农兵出身，又不是地富反坏右等，那算什么？那就有一些中性的成分了，这类人，半红不黑，被认为是不至于很进步很革命，但也不算很落后很反动。青年朋友可能又会问，这种以某三年的经济状况定终生的做法不是太荒谬吗？问得好，
我也想不通，但当时也不能有什么异议。
还有，这种“以穷富论思想”理论，还推广到分析世界形势、指导外交政策和领导世界革命。于是，便出现了“三个世界”的划分：富裕的国家是帝国主义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等，是反动势力；中等发达的国家，如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加拿大等，是可以争取的伙伴；穷困的国家，如古巴、阿尔巴尼亚、越南、老挝、柬埔寨、刚果、黎巴嫩等，是革命的力量，是我们的朋友。当然，那些反政府的共产党游击队，如波尔布特集团等，也得到我们大力的支持。这方面的内容太复杂，顺便提及，不作展开了。
这“血统论”和“阶级划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激化了人们的分裂。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学生，认为只有他们是革命的，只有他们才有资格保卫毛主席，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认为马克思有“主义”，列宁有“主义”，毛泽东不能只有“思想”，也应称“主义”，于是，他们把自己的红卫兵组织称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主义兵”。他们认为，只有“红五类”才有资格加入“主义兵”，而能加入“主义兵”，就意味着是革命的。我的好友梁同学，因为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于是，经审批，成为“主义兵”的一员。我班有幸加入“主义兵”的，计有彭、黄、司徒、梁、李、高、曾、麦、梁、唐、吴等，不过就11人。而我，某一天从学校回家，发现父亲被工厂的“革命群众”揭发是隐藏的“历史反革命”，揪了出来，因他参加过国民党军队，军衔还是少校，尽管那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父亲在工厂被斗争之后，被“革命群众”押着，沿着史巷、小北路、仓边路，转入越华路，在苍茫的暮色中，我在越华路小东营那巷口处，目睹了父亲戴着一顶高帽，手执一面铜锣边走边敲打，那情景，我在别的文章已写过，这里就不详写了。我只是想说明，我和好友梁同学，因为阶级出身的差异，注定了我们要分道扬镳。
有些同学，不象我那么倒霉，沦为“黑七类”，他们也是“红”的呀。如蔡同学，班干、团干，父亲是铁路工人，响当当的工人阶级吧，但他从小跟着爷爷生活，他爷爷是干什么的？是一位老中医。中医本来不错的，但要命的是，他自己在家给人看病，成分应属“自由职业者”吧，这就不够加入“主义兵”的资格了。又如何同学，一位多好的女孩，思想好学习好，父亲是被迫害回国的“难侨”，但他是位教师，教师不算革命呀，还是“臭老九”呢，于是，何同学也无缘加入“主义兵”。这些半红不黑的同学，如何给他们定位？幸好中国是个文化大国，汉语又博大精深，居然让某些人想出了一个恰当的、可以令人接受的名称：“红外围”！这已经让蔡同学、何同学们暂时感到安慰了，毕竟已站在外围了。不过，随着运动的深入，他们也不会满足的，他们也要有自己的组织，这是后话了。
我在这一节中，比较详细地解释了“成分”这东西。我不知道有没有别的文章对此作过解释，如果没有，我的这一段文字就将填补了社会学中的一项空白。
（三）
进入了8月，又有更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共产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此时召开。8月5日，党的主席突然写了一张指责刘少奇、邓小平等一些领导干部的大字报！这大字报原文无标题，秘书徐业夫把这段文字誊写在纸上，
最高领导在誊写稿上作了修改，并加上标题《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
这张大字报传递出来的信息是够多的！大字报这种表达言论的形式，到底是否合法，是否值得鼓励，在此之前未有定论，这大字报一出，就把它合法化了；副标题中有“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的字样，这说明他还有第二张、第三张，变相鼓励“造反派”“红卫兵”继续去写；当时正在开着党的代表大会，有什么事都应该在会议上谈，然而，
这一行动破坏了党的纪律，采用“大字报”这一形式，给人以“突然袭击”，这给后来全国各地“踢开党委闹革命”做出了榜样；正标题是“炮打司令部”，这标题以及文中的内容，很清楚地告诉国人，中央有另一个“司令部”，是“资产阶级司令部”，这肯定让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朱德、陈云他们感到莫名其妙，更感到心头震惊。
就是这份东西，两天之后，即8月7日，便作为会议文件，印发给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代表。最高领导写大字报的消息“不翼而飞”，全国各地已有一些消息灵通的“红卫兵”赶往北京，如同封建时代的“勤王”一样。此时的北京，除了聚集了无数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还有不少，是来上访，向向中央文革小组“诉苦”——诉说地方领导“压制运动”的。
8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织召开“外地来京学生群众大会”，陈伯达对外地师生到北京上访表示支持，并鼓励北京学生到全国各地造反。8月17日，
最高领导的大字报又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到县团级。这“中央文件”被“红卫兵”们辗转传抄，很快就传遍全国。全国人民都知道，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毛主席要领导我们去炮打了。
更爆炸性的消息则是，8月18日那天，在天安门广场，居然聚集了上百万红卫兵！广场成了一片绿色和红色的海洋！毛泽东身穿军装，出现在天安门城楼！和他一起出现在城楼上的，还有副统帅林彪，“文化革命的旗手”江青，以及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当然，中央第三、四把手周恩来、陶铸也出现，其他的开国元勋、老帅们如朱德、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也出现在城楼上，但很自然地站到了另一边；从他们尴尬茫然的目光中可以看出，他们并不理解眼前的一切！
矫揉造作的江青讲话了，让人们见识了她演员的功底犹存；干瘦矮小的林彪讲话了，让人们明显感到他中气的不足。但是，这一切，都让那光辉的太阳给笼罩着，人们已忽略了他俩的表演，而把目光始终落在那魁梧的身躯，以及充满红光的脸庞，欢呼声口号声响彻整个天安门广场。
还有更激动人心的一刻。这时，一位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女红卫兵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这是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宋任穷是解放军的上将，他可能希望女儿不必过那种戎马生涯，文质彬彬读书可也，于是，给女儿起个名字叫“彬彬”。宋彬彬登上城楼干什么？原来，她是代表百万红卫兵，给毛泽东戴上一只红卫兵袖章！毛泽东伸出左手臂，欣然接受，并问她的姓名，她答“宋彬彬”。毛泽东显然不喜欢“文质彬彬”之意，对她说：“要武嘛！”于是，宋彬彬便得了一个“御赐”名字，从此改名“宋要武”（40多年后，我看过她的自述，说“御赐”之名实有，但她并没有改名）。
顺便接着谈谈“改名”之事。自从“宋彬彬”被赐名“宋要武”，在红卫兵及青年学生中掀起了一股“改名”甚至“换姓”的热潮。一张大字报贴出去，就可以郑重宣布自己改为什么什么名字，不须经过派出所或公安局备案。在我们的同学中，“美玲”改“志红”，“美珊”改“红兵”，“美雅”改“卫东”等。我班漂亮娇弱的华侨女生朱金莲，也忽然“飒爽英姿”，取“中华儿女多奇志”之意，改“金莲”为“奇志”，成了“朱奇志”。这名字虽避免了与武大郎的夫人同名，读来也顺口，但总缺少些女人味。有位姓“原”的男同学，干脆连“姓”也改了，改为“天下第一姓”——毛，取名“毛为民”！更令我想不到的是，某天我回到家，在17中读初二级的妹妹郑重其事地对我宣布：“三哥，我改名了！”我吃了一惊，问：“改什么名？”“陈志方。”此名中的“方”，与她原来的“芳”，音同而意不同矣！整个名字，读来还算顺口，但同样缺少女人味。她就把这名字带到海南岛，不知什么时候才还原。如果问有没有改得好的，有位外校的女生将“李婉玲”改“李红征”，取红军长征之意，但“红征”与女性化的“红贞”二字谐音，我认为是我所知道的改得最好的一个名字了。
岂止人要改名？马路学校工厂等亦要改名！永汉路硬是改成北京路；太平路硬是改成人民路；维新路硬是改成广州起义路……并沿用至今。“红卫商店”“卫东学校”“工农兵饭店”遍地皆是；轮船也统一称“东方红”多少号；我父母的工厂也改名为“东升包装厂”。财政厅前有间“太平馆冰室”，不知被何人改成“燎原冰室”，冰室而冠以“燎原之火”，真是妙绝！
有了毛泽东“八.一八”的检阅和接见，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都沸腾了，他们也要得到领袖的检阅和接见，于是，中央文革小组又组织下一次的检阅和接见。当时，还算有一点组织和秩序，并非人人都可以赴京，要正宗的红卫兵才有此殊荣，具体到我们学校，就是“主义兵”才可以分到名额，不知我的好友梁同学，有没有晋京“朝拜”的幸福。那时的列车，都是“幸福的列车”，满载着“幸福的人儿”，星夜赶往那“幸福的广场”……至于那些“红外围”，只能有羡慕的分儿，“黑七类”，那就想也别想了，所以，很遗憾，我现在无法很形象生动地把接见的情景描写出来。当然，也有些勇敢的“半红不黑”者冲破罗网，也赶到了天安门的。据杜同学后来回忆，她和腿有残疾的表弟也爬上了北上的列车，车上人挤得寸步难行，在两天一夜之中，她们没有吃过饭，两位大个子男同学背着她残疾的表弟艰难地跨越人丛去厕所……又据黄同学回忆，他们在广场上见到了“领袖”站在车上检阅而过，但领袖过后，他们见到不少劳累加激动而休克或接近休克的女生，他们自己也差点被踩死……
继“八.一八”之后，是“八.三一”，是“九.一五”……从8月至11月，毛泽东先后八次检阅红卫兵，将红卫兵运动推向高潮。广东作家安文江，文革时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他曾写过这样一段文字，也可以再弥补我的缺陷：“我参加了‘九.一五’红卫兵检阅。当《东方红》乐曲骤然响起，毛主席身穿绿军装、臂佩红卫兵袖章在林彪、周总理陪同下向我们步步走近时，我的每根神经都在抖颤，每个细胞都在扩张，眼泪哗哗地滚下来，我身后一个女红卫兵幸福得昏死过去……接见完已是黄昏，我以百米冲刺的高速奔进电报大楼，楼厅里正播送‘凡拍发毛主席接见内容的电报概不收费’的通知。太好啦，我一口气连写四份，每份电文都长达400多字。我要让同学、妈妈和兄嫂及宝山的贫下中农分享我的幸福！……若干年后，在四川甘孜地区，我目睹一长串佛门弟子三步一拜叩得满头鲜血的情状，我才理解这种‘幸福感’所包容的愚昧。”
在领袖频繁的接见检阅的推动下，红卫兵组织更加壮大。在此，我要顺便介绍一下当年名震全国的北京“五大学生领袖”。
一就是那聂元梓。聂1921年出生于河南省滑县一个农民家庭。1937年参加革命，曾到延安学习。1946年在哈尔滨工作。1963年调到北京大学，曾任经济系副主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等。文革开始后，她以一张“革命的大字报”闻名，很快当上了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组长。其后，她积极充当中央文革小组的急先锋，大搞“揪叛徒”，先后诬陷彭真、安子文、薄一波、刘仁等为叛徒。又诬陷朱德委员长，炮打邓小平总书记，迫害邓朴方……文革后，聂被判刑入狱；1994年，73岁的聂元梓死去。
二是蒯大富。蒯1945年出生于江苏滨海县一个农民家庭。1963年考上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文革开始后，他因提出赶走工作组而出名。不久，他成立“清华井岗山兵团”，出任“司令”。1967年1月，蒯大富“智擒王光美”，绑架并批斗王光美，迫害刘少奇。同年5月到7月，他又挑动“清华百日大武斗”，制止工宣队进校，死伤近千人……文革后，蒯被判刑17年，1987年刑满释放；现在，蒯在山东省一家实业总公司当总工程师。
三是韩爱晶。韩1946年出生于江苏涟水县一个农民家庭。文革前考入北京航空学院。文革开始后，他到国防科委“请愿”静坐28个昼夜，因而一举成名。后当上了“北航红旗”的“总司令”。韩爱晶的得意之作是成立“揪刘火线总指挥部”，揪斗刘少奇；协助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诬陷武汉军区，制造武汉的大武斗；以及私自到西南强行揪回彭德怀，进行残酷的批斗迫害；揪斗迫害张闻天、徐向前、张平化、叶飞、徐海东等……1983年，韩被判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北京的红卫兵曾分化为“天派”和“地派”，蒯大富、韩爱晶是“天派”的领袖，而“地派”的领袖则是谭厚兰和王大宾。
四是谭厚兰。谭1937年出生于湖南望城县一个农民家庭。1961年被保送到北京大学政教系学习。文革开始后，她当上北京的大学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她与王大宾结成“地派”，插手北京各高校，掀起一场又一场武斗。她的“得意”之作是：1966年底，她秉承康生的指令，率领“井岗山兵团”200多人，到山东省的曲阜孔庙“造反”，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余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文革后，谭被判刑入狱，1981年保外就医；1982年11月，谭厚兰在老家病死，死时45岁，没有结过婚。
五是王大宾。王出生于四川凉山一个农民家庭。1961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探工专业。文革开始后，王积极投身运动，成立了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出任“政委兼司令”。该组织经常在首都高校以及全社会活动，很快被中央文革小组相中，充当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得力打手。不久，他又任首都红卫兵三司副司令、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兼政法组副组长等。文革后，他被捕入狱；1983年刑满出狱；现任四川一家钎具公司的总经理。
这“五大学生领袖”，都是出身于农民家庭，莫非陈胜、吴广的基因遗传至今？
（四）
领袖在天安门城楼和广场8次接见百万红卫兵，应是史无前例的事，与北京“朝拜”同时，另一件匪夷所思、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也发生了，那就是“革命大串联”！
前面讲过，陈伯达在接见红卫兵时，就鼓动北京学生到全国各地造反。北京学生自认为最理解中央文革小组的意图，深感历史的重任落到了自己的肩上，就如同“五四”时期北京的学生一样。于是，他们奔赴全国各地，尤其是奔赴那些尚未“乱”起来的省市，去煽风，去点火，而中央文革小组又给各地下了指令，学生坐车不要票，各地还要组织接待站。
其他省市的学生，看到北京的学生可以四处点燃革命的火种，觉得我们也应该也可以去做，于是，天津的，上海的，济南的，武汉的，广州的，重庆的……学生们都要外出造反。林彪、江青、陈伯达等趁着这个势头，更把这事合法化，称为“革命大串联”，只要是造反派、红卫兵，都可以免费乘坐车船，各地的接待站提供食宿。
对于无知的学生们来说，这真是天大的好事！不用上课，可以到处去“串联”，在“煽风点火”的同时，还可以游山玩水，试问有哪个时代哪个国家有这样的好事？！当然，在“串联”这一事上，也体现了“血统论”，红卫兵们赶往北京“朝拜”，京广线的列车是他们的专列；“红外围”只能到别的地方；至于“黑七类”，本来是不准乱说乱动的。但是，在动荡而无序的时候，红卫兵们也无法监视和限制他人的活动，致使象我这样的“黑七类”子弟也蠢蠢欲动，就不要说属“红外围”的蔡同学等人了。但是，那比起“民工潮”还要巨大的串联浪潮，使得全国的车船都不胜负荷，车车船船都严重超载，喜的是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以及文革发动者，苦的是总理周恩来，他成了“交通部长”和“后勤部长”，明知这是劳民伤财、祸国殃民的事，但也要努力去安排好……
大概是66年11月份，我班除了“主义兵”以外的同学，经过抗争和努力，终于也联系到了一辆解放牌卡车！那天早晨，我班大约二十余人，男男女女，在越秀南路的汽车站上了车。因那是卡车，并无座位，大家都是站在车厢，扶着两边的挡板。如果是较短的路途，那还是可以对付的；但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是远在粤西的湛江！如果是走现在的广佛、佛开、开阳等高速公路，辛苦半天也还是可以忍受吧，但那是三十多年前的公路，遇河而不见桥，要等渡船方能过去，从广州到湛江，没有12到14个小时，你能去得到？！那一路上的辛苦，不说也能想象得到，幸而那时大家都年轻气盛，且好不容易才获得“串联”的机会，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离家这么远，一路上又能饱览异地风情，大家都兴奋异常。唯一最不幸的，则是吴同学，车行不久即开始呕吐，而且一路上吐个不止，还吐到一些女同学的衣服上。到了高州时（汽车是绕高州、化州去的），他实在忍受不了，大喊：“我不行了，我要下车！我要下车！”大家劝说：“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你下去了，怎么办？”终于把昏昏迷迷的他安抚住。就是这个吴同学，后来上山下乡时又到了比湛江更远的徐闻，莫非他经此一炼，已炼得不晕车了？
夜幕降临之后，我们一行人才到达了湛江的赤坎区。如果在平时，住店也难，但在当时，不知怎么很容易便在盐务局接待站安下身来，有吃的，有睡的！湛江有什么可以“革命”的？辛亥革命到来时，“假洋鬼子”们还可以到静修庵去“革”一块写有“皇帝”的匾，顺手偷走一个宣德炉（见鲁迅《阿Q正传》），但我们什么也没有“革”，也没有“煽风点火”，只是游览湛江市容，尤其是在海滨漫步……由于年代久远，做过了一些什么事，我真的忘记了，只记得有一处叫“麻斜”的地方，郎同学在不该洒尿处洒了一泡尿，被詹同学等发现了这不文明的行为，因而获得一个“麻斜”的绰号。此外，还发现了湛江话中的“无有”，不知是“无”还是“有”。
在湛江玩了多少天，已记不得了。女生谢同学因事要赶回广州，结果由男生蔡同学护送回去，在江门晚上乘船时，两人紧挨着睡，中间只隔着一块矮矮的挡板，据蔡同学三十年后说，即使那样，也没有萌发“性”的意识，只有“同志”和“战友”的情谊。他俩的事我们不管了。某天晚上，我们又聚集在霞山火车站，等待着开往广西南宁的列车。秋夜已颇有凉意，车站上已人山人海，却感到热气腾腾，要想挤上车去恐怕很难。这时，男同学忽然知道了自己作为男子汉的职责，要保护女同学平安上车。当列车进入月台后，无数的青年学生，便从各个车门往里钻；钻了进去的，即打开车窗门，把同伴从窗口拉进去，比现在春节期间回乡的民工更狼狈！但狼狈之中又带有乐趣，毕竟“少年不识愁滋味”！
我们终于都上了火车，火车往南宁方向飞奔。次日上午，我们到达了南宁。南宁是一座美丽安静的城市，树木很多，三十年前，就让我们广州来的人也赞叹，现在恐怕更美吧。同样是由于年代久远，去了一些什么地方，我也忘记了。只记得有一回，我们游览市容走累了，梁同学说：“坐车回去吧！”于是，他站到了那公共汽车站。但大家认为等车是划不来的，半个钟头都不会有一辆来，于是走路。结果，我们回到住地很久，梁才回来，说是走回来的！
在南宁住了多少天，也忘记了。本来，从南宁也可以坐火车一直北上，但显然不容易，我们只有想办法回家。我们似乎是分开行动的，詹同学有位大姐在贵县，于是，我们几人先到了贵县；然后，听说桂平是太平天国起义的发源地，于是，我们又转到桂平，却看不到一点洪秀全、冯云山等人的遗迹；于是，又直到梧州。梧州我有些印象了，它是一座山城，晚上站在江边，可以看到层层的灯火，虽不算灿烂，但也有特色。在梧州大概住了两天，我们便坐船沿西江而下，回到了广州。
回到广州后，那“大串联”方兴未艾，正如火如荼，年轻人如何能安坐家中？几乎所有学生又在寻找路线，准备出发了。蔡为霖、秦新仁、梁成绍、马绍斯等人，居然被他们挤上了北上的列车，直到北京、沈阳、长春、哈尔滨，遍游东三省，再归来；杜小钰、林雪莲和高二（3）班的两位男生，也挤车上了北京；黄丽芳和唐兆瑜，更大胆，是两人结伴而行，也同样挤车到了北京；詹康年和蓝铁运，却选择了西南的四川，专找杜甫草堂等名胜；我手头上有多张照片，可知初三级的区德谋等七八位男女同学，到了万里长城之上。最虔诚的，恐怕是高二（1）班的胡念祖等同学，远赴陕北，朝拜革命圣地延安。当然，他们并不知道就在附近，还有一处更神圣的地方，那就是黄帝陵。三十多年后，久居美利坚的他，才专程回国去拜谒黄陵，并装上一袋黄土带走……
“革命大串联”，既辛苦又愉快，但那突如其来的数十万数百万“旅客”，使得车船都不胜其负荷。于是，中央不知何人居然想出了一个变通的办法，那就是“步行串联”！既可以达到串联的目的，又可以学习“红军长征”的精神。这样的一个主意，居然可以使得学生们乐意接受，于是，一支支步行串联的队伍，扛着红旗出发了。张昌育、李鹤鸣、梁成绍、秦新仁、何江宁、何江平、朱金莲、温妮等，扛着一支不知什么“战斗队”的旗帜，唱着革命歌曲离开广州，步行去领袖的出生地韶山。某天，我妹妹和她的小同伴们也整装待发，我问：“你们去哪里？”她们答：“步行去韶山和井岗山！”事后，我问过她：“你们中途有没有坐过车？”她答：“毛主席的红卫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们完全是走着去走着回的！”我可没有那种吃苦精神，但是，我也进行了“步行长征”。某日，我和詹康年、梁慧生等六人（忘记了其他人是谁），第一天步行至顺德大良；第二天步行至中山小榄；第三天步行至石歧；在石歧玩了两天，我们又步行至江门；在江门玩了两天，然后坐船回广州。这珠三角之行，我可以向天发誓，除了从江门坐船回广州，其余的路程，都是步行的，尽管珠三角的三级公路比不上井岗山的路崎岖！
在那些日子里，最苦的是学生们的父母！他们无法阻止儿女去挤车挤船风餐露宿，只有日夜牵肠挂肚，即如我的父母，我正是因为体谅父母，才没有跟随同学们远去东北、四川，孝心是尽了，但我的人生史册也少了浓重的一笔。幸而，当时社会治安很好，未闻有哪位男生被抢劫女生被拐卖的事。
（五）
别以为“革命大串联”就是游山玩水，许多“职业革命者”是在真正“干革命”的！47年后的2013年5月4日，那天是“中国青年节”，羊城晚报在“晚会”栏目发表了叶曙明先生的文章《1966年暴风雨来了》。5月11日又发表了《1966年的血色八月》。两文的内容弥补了我当年视野见闻的不足，我忍不住将两文整合放在此处（叶先生曾主动与我邮件联系，交换信息）。
1966年5月16日，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并停止和撤销了他们的职务。会议还决定撤销原来文化革命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又称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
5月16日，会议向全国发出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震波立即传到了广东。
5月9日，中南区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在珠江宾馆召开。会议圈定了中南各省准备点名批判的名单，决定在广东公开点名批判四个人：容庚、刘节、秦牧、柯麟。5月24日，“五•一六通知”传达到广东各高等院校和厅局级单位。
各高校学生纷纷冲出课室，大造其反。他们对学校的教学方法、课程安排、招生和考试制度，乃至党和国家的政治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大字报铺天盖地，淹没了校园。在某些学校中，已出现批斗教师的现象了。
在狂热的斗争会上，有的学生对斗争对象拳打脚踢。有些学生不以为然，也有学生拍手叫好。有人要斗这个，有人要斗那个，开始分化成两派（甚至几派），终日争吵不休。
8月，一场“破四旧”风暴，平地而起。广州和全国各地一样，从8月中旬开始，受到全面冲击。古海遗迹、南海神庙、九曜石、大司成牌坊、海瑞牌坊、南朝砖墓、绍武君臣冢、王兴将军墓等文物保护单位，统统被撤销；名胜古迹、寺观庵堂“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文字、绘画，一律进行清除。
8月15日，华南师范学院实验中学的七名学生，跑到北京路广州皮革工业公司供销经理部门口，贴出了号称“全市第一张革命的大字报”（在社会上公开张贴），指责他们用10尺长的大皮鞋做商业广告是“资本主义的经营典型方式”。
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啸聚街头，张贴标语、传单、大字报，集会演说。
8月25日、26日，红卫兵捣毁了大佛寺等14个教堂和寺庙，烧毁了各种神品。全市有40间天主教和基督教教堂被扫荡，宗教活动全部停止，神职人员被揪斗、关押和被迫还俗。8月28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的自由神像也被砸毁了。
红卫兵热衷于为街道、医院、公园、酒家和工厂、商店换上新名字。广州的路牌，纷纷换上“延安路”“红书路”“朝阳路”“曙光路”。全市89条马路，合并为24条，换上了新名字。永汉路改为北京路，恩宁路、第十甫、上九路、下九路、大德路，合并为一条秀丽路。这股改名风卷向各行各业。全市有2300家商店被改名，换成“东方红”“太阳升”“新文化”一类革命化名字。理发店取消电发、落香水、发油、发蜡等项目，不理怪异发型；服装店不做奇装异服。陶陶居改为东风楼，泮溪酒家改为友谊饭店。中学也纷纷改名，广雅中学改为红旗中学，华师附中改为东方红中学。有人甚至提议把白云山改为红云山。
饭店不再有服务员，顾客一律实行“自我服务”，自端饭菜。红卫兵还倡议废除收房租、拿定息。广州市的脚踏三轮客车，一度停止载客。养金鱼、雀鸟和猫狗宠物，统统被斥之为“封、资、修”。无数家庭被抄家，名贵的酸枝木家具被砸烂；花鸟鱼虫的国画和线装书被投入火中；金银首饰被当成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证据，拿去公开展览。
到8月初，暴力浪潮席卷全国各地，天津、上海、南京、西安等地，刹那间都笼罩着腥风血雨。广州也不能幸免。从北方来的学生，把浓烈的火药味，带到了广州。从此广州不复平静。
最受关注的是北京一○一中的学生，他们是一伙武装到牙齿的好斗分子。从8月28日至9月5日，他们以大串连名义，分五批共65人来到广州，好像水银泻地一样，分散到各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进行点火活动。
8月30日晚，北京一○一中的学生，向前来取经的广州十七中红卫兵介绍了三条经验：一、你们就把党支部砸了，可以抓他们游街，游街不算武斗，北京就打死被游街的50人；二、向小商小贩进攻，北京的小商小贩都给铲掉了，你们可以到处都砸，叫他们顾也顾不过来；把公私合营也给砸了；三、剪辫子，北京的红卫兵上街带着剪子，看到留长辫子的就剪。北京大学附中有几个红卫兵，跑到广州市委，勒令把所有政协委员名单、大资本家名单交出来，他们肆无忌惮地说：“我们在北京每天都打死地富反坏分子几十人，广州打死几个有啥问题？打死就算！”
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三个红卫兵到广州市十一中召开学生大会，传授打人经验：“北京斗争时是将对象押上高台，要他们跪下，用皮带打，对顽固派就把他打死。搞完校内就搞校外，限令四类分子离开北京，不执行就打死他。北京每晚外出打流氓，一晚就打死十个、二十个。我们南下时，在火车上就把四类分子打死了十多个，打死后由窗口丢出去就算。要搞红色恐怖。”
在全市的大中小学，许多教授被红卫兵抄家，封闭卧室，掳走财物，有些被剃阴阳头，满脸涂墨，在校内游行批斗。广州六中从8月下旬开始到9月初，全校70多位教师，有40多人被红卫兵打过，20多人伤势较重，有些被打到吐血。红卫兵还逼被打者互相殴打，把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其成年家属排成队来打。红卫兵对关入牛栏的人不分青红皂白，经常鞭打，一时叫他们笑，一时叫他哭，或者叫他们在地上打滚，或者罚他们跪在地上。10
月28日晚，一伙红卫兵通知“牛鬼蛇神”集中到学校最偏僻之处，勒令他们弯腰，把附近电灯熄灭，用木枪、木棍等武器、工具，乱捅乱戳、毒打、鞭打，不少人胸部、骨骼受伤。“黑五类”同学更是被打的对象，被打伤了还不准包伤。有些同学躲在床底，也挨脚踢。
很难想象，这些才十几岁的中学生，本应是青春无邪的少年，何以如此凶残冷血，毫无人性，以至于后来许多研究者都觉得百思不解，不断地试图从政治、社会、心理、文化，甚至从古代巫术、图腾禁忌去分析，但都无法解释得清。
8月30日，著名作家欧阳山的家，闯进了一伙红卫兵，把所有稿件、书籍、资料、书信、衣物、家具都抄走了。红卫兵后来把他们从欧阳山家抄走的毛毯、衣服、帽子、袜子、收音机、电视机、照相机、手表，布料、毛线和几十个衣架，作为革命造反的“成果”，在全市展览。连衣架也被当成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四旧物品，可以一窥那个年代的荒唐。
9月，又在中山纪念堂召开批斗欧阳山的六千人大会。
9月3日，北京南下的部分红卫兵，联合广州十几间中学的红卫兵，大闹华侨新村。他们搜查了黄洁（归侨，原广东省副省长）等四户人家，全部没收了华侨资本家曹冠英的财产，装了九大车运走。他们声称，华侨新村是“小香港”，要大举清扫。
9月4日，是全国各大城市大、中学校红卫兵破四旧总行动日。红卫兵在大街小巷设立哨卡，拦截路人，检查他们的裤子是否太窄，头发是否卷曲，妇女是否涂脂抹粉。凡是被他们认定属于资产阶级的衣服，一律当众用剪刀绞烂，或泼上墨水；抹了发油的头发，或扎了长辫子，也成为攻击目标，红卫兵们一哄而上，把他们的头发剪成一窝乱草，再当众训斥一番，方可放行；皮鞋不能太窄，也不能太尖，窄和尖都是生活糜烂和颓废的标志。
9月5日晚，
佛山青年粤剧团在广州文化公园文娱剧场演出《红色娘子军》，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和广州八一中学的红卫兵，在中途登台质问观众：“你们搞好了文化革命吗？怎么有时间看戏？”“看戏是小市民习惯，要扫除。”观众瞠目结舌，不知所措。想走，又被喝住：“革命的留下，不革命的滚蛋！”大家都不敢走了。一些小孩吓得哇哇大哭，妇女求情说家里还有小孩，才准许妇女儿童离开，男的全部留下开斗争会，勒令全剧团自报成份，“‘红五类’左站，中间阶层靠边站，黑五类滚蛋在一堆”。演南霸天的演员司马剑琴，自报黑五类，编剧本放过毒，被押到台上斗争。红卫兵要观众检举揭发，观众都不知情，无从揭发，不揭发就不准走。直闹到深夜两点，群众纷纷求情，说工人早上6点要上班，农民路远要回家，才宣布散会。清晨，司马剑琴触电自杀，幸被及时救回。
这类悲剧，几乎每天都在广州上演。中山医学院批斗中山医眼科医院院长陈耀真和毛书文，逼得他们几乎全家自尽。中山大学有名的教授都挨了批斗。著名粤剧演员红线女，被北京一○一中的红卫兵剃阴阳头，在水泥地上跪了两个钟头，挂牌子批斗，还抄了家，强迫扫马路。
广州在12月举办了一次革命造反的“成果”展览会，其中有一件奇怪的展品：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姚碧澄用来给病人检查胃病的胃镜。姚碧澄是毕业于法国里昂大学的医学博士，1941年在昆明创办“碧澄医院”，1950年代主持研究治疗胆绞痛、脑血管疾病的方法和技术，在国内具有领先水平。胃镜怎么会成为罪证呢？展品的说明这么写：“这是反革命分子姚碧澄对我长征老干部进行阶级报复的工具，姚先后用它对我长征干部张××作所谓‘胃镜检查’，把这把长约80公分的铁管从极度衰弱的病人口中插入胃，给病人造成极大的痛苦，最后把这个长征干部活活折磨死在病床上。”这不是什么黑色幽默，而是一幕真实的悲剧，姚碧澄因此遭到没完没了的批斗，最后在流花湖投湖自尽。
那真是一段惊心动魄、悲风惨雨的日子。然而，动荡的岁月，这才刚刚开始。
（六）
上一节从第二段开始，是引述叶署明先生的文章。以下还是本人的再追忆。
随着1966年的过去，“革命大串联”也结束了，但是，有一件“有趣”的事接踵而来，那就是“夺权”。
1967年的元旦刚过，1月3日，上海《文汇报》被造反派夺了权，揭开了“一月风暴”的序幕。《文汇报》是一份党报，共产党何以容忍“造反派”夺了它的权？原来，按照毛泽东的理论，那“党报”已被“走资派”控制掌握了，当然要把权夺回来。所以，就变得“造反有理”“夺权有理”了。党报的权可以夺，其他的权就不能夺？！果然，1月6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等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夺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权！
正所谓“乱世出英雄”，那王洪文何许人也？原来不过是一家工厂的保卫干事，如果处于太平盛世，他会过着正常人的生活，寿终正寝；可是，他适逢乱世，又不甘寂寞，以他农民出身，当过兵，又在工厂里干，集工农兵于一身（其实这类人多的是！），于是，当上了“造反派司令”。应该承认，能领导指挥数十万的上海市产业工人，也不是简单的人物，但他后来被提拔当上了党中央的副主席，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就是“向忠发”第二，滑天下之大稽了。王洪文的“夺权”，显然受到某些人的指使，不但没有被指责或镇压，反而成了“榜样”。2月5日，上海造反派组织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这不伦不类的名字，大概是学“巴黎公社”的，总之，一千多万人口的大都市上海，成了一个“公社”了，令外国人士目瞪口呆。上海做出了榜样，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当然不甘寂寞，于是，夺省、夺市、夺厂、夺校……热闹非凡。每有一省夺了权，报上即庆贺一番，让国人感到，1949年10月并非解放，现在才是解放！
谈到夺权，我要插入另一个内容了。那就是群众组织的建立。前面说过，正统的红卫兵称“主义兵”，其他的人只有望“兵”兴叹。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其他的学生已不甘心处于“无组织”的状态，他们也要成立组织，也要参与运动甚至主宰运动，而这个时候，“主义兵”已无法一统天下了，于是，各种组织，各种“战斗队”如雨后春笋，或者说如秦末、如汉末、如唐末、如元末、如明末……乱世英雄起四方！
远的我无从去说了，单说我班吧。我班的男生，也组织了一支战斗队。别人的名称大多是“卫红”“继红”“卫东”“卫红彪”之类，我们的这战斗队的名称有点特别，叫“308”，即“308战斗队”！不要以为象“007”那样的别动队，所谓“308”，其实就是我所住的那个宿舍的编号！这实在不够意思，但已无从考究，到底是谁起的名，但肯定不会是我吧！战斗队的队员都有谁，我已说不清了，因那是较松散的组织。我以“黑七类”的身份也钻进了该组织，但底气不足，时会惊怕。数十年后的今天，忽然从邻班黄同学处得到一张珍贵的老照片，是“侨中红旗308战斗队”的合影！真的是太珍贵了！从照片中，我看到了熟悉的老同学！为了录以备忘，我要记下他们的名字。前排蹲下伴着队旗的，是郎仲光、张昌育、秦新仁；后排左起是詹康年、李鹤鸣、黄培灿、区荣新、蔡为霖、杜森成、刘象潜、梁慧生。其实，在李鹤鸣与黄培灿之间，尚有一位探头探脑、似现若隐的家伙，那就是本人！提起这事，不过是有相为证，证明我的确曾经混入了该组织，起码是早期成员，如同共产党的李达（说笑而已）！
我班的女生杜、何、谢、吴、周、何等则不同，她们成立了一支“鲁迅战斗队”。鲁迅是文革中硕果仅存的作家，毛泽东又说他的骨头是最硬的，所以，以他的名字来命名战斗队，是很保险的。高二（1）班的陈、郑、潘、曾等，即成立了一支“五四战斗队”。“五四运动”“五四精神”，即使什么都反的文革也反不了，所以，是很得体的。毕竟是女孩子，想得周到，不象“308”那样，始终有点“特务组织”的嫌疑。
有一支“1031战斗队”，可能也有来历吧。原来真有。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接见各地红卫兵，使得红卫兵们感到无上光荣。他们认为，只有自己才配拥有这份荣耀和幸福，所以，别的学生想要北上，则受到他们的阻拦。我校就有黄同学等人，于10月31日那天偷偷钻到广九车站侯车的人群中。但是，被我校红卫兵发现，黄同学等被武力赶出车站，他们只得在现在的白云路马路边睡了一夜。黄同学越想越气愤，于是回校，和红卫兵展开辩论，论点是：我们不是“黑七类”，我们也有权利也有责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后来，10月31日，便成了他们战斗队的名称。
由于已经不用上课，“班级”这概念也模糊了，成立战斗队，也不一定要同一个班的。所以，我班的黄、何、林等女生，与别班的同学组织了一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简称“思想兵”，似有和“主义兵”抗衡的意思。何、林两位女同学，现在都在香港当少奶奶吧，想不到当年竟是“兵”！我班的女生温同学，与别班的同学组织了一支“井岗山战斗队”。这名字起得不错，以山为名，革命性与诗意兼备。有几位初一级的小女生，也组织了一支战斗队。说她们是“小女生”实不为过，那殷、曾、赵等同学，当年只得15岁吧，从她们给自己的战斗队起的名就可知，她们尚还幼稚可爱。她们的战斗队的名字叫什么？叫“大喊大叫”，也就是“大喊大叫战斗队”！这名字
似乎缺少“革命性”，反而有点象现在的什么歌唱组合或街头三人篮球队，如“霹雳旋风”“后街男孩”等。其实，当年，“大喊大叫”也是一个“政治术语”，某篇社论说到：“我们就是要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喊大叫……”
上述组织和战斗队，又归属于广州地区的一个大组织，叫“红旗”的（不知全名是什么了），简称“旗派”，总司令，恐怕是中山大学的学生武传斌吧。当然，某组织或某战斗队的成员，时有分化重组，这总比不上入团入党，要宣誓什么的。我就是中途脱离“革命队伍”的，在后面再老实交代吧。
1967年的不知是2月还是3月，我参加了学校的“夺权”行动！那天，也不知是谁领的头，要我们一起去夺学校的权。我被委以重任，造反派头头（很遗憾我记不起是谁）叫我起草并书写一份《夺权宣言》，大概他知道我的语文学得比较好。我开始不愿意，怕被“主义兵”知道，以“黑七类”子弟夺权为由攻击我们。但头头并没有太多的顾虑，我只好参照唐朝骆宾王的《讨武曌檄》以及街头的一些大字报，完成任务，与詹同学等“战友们”，来到了学校的办公室。
那时，正副校长、教导主任等全都被打倒或靠边站，那办公室内只有一位总务主任在。我们涌进室内，头头宣布：“从现在起，我们革命群众要把学校的权夺过来，要管理学校……”那总务主任很无奈地看着我们，但仍很冷静地问：“那你们要怎么做？”我们都看过电影《夺印》，知道最重要的，是把印把子夺过来。头头说：“我们要掌管学校的印！”总务主任犹豫了半分钟，终于用有点颤抖的手捏着钥匙打开了一个抽屉，拿出了学校的印。我们都很兴奋，仿佛这是蒋介石总统的大印。就在头头想拿过印章时，总务主任忽然说：“我想你们写一张字条，说明印章的下落。”这一要求，是我们预先想不到的！但是，看着有点可怜的这位男人，我们又觉得他的要求并不过分，于是，头头又叫我来写，大概只有我的胸前还别着一支钢笔！
在这种形势下，我已很难推辞了，不然，“革命战友”会怪罪于我，是我令得这场轰轰烈烈的夺权行动功败垂成！于是，我写了一张类似于“借条”的东西，其实是很不得体的，但是，谁又教过我，夺了人家的东西，再写一张字条作证明，该如何写？！
夺权之后，我并不感到兴奋，反而很是担心，怕主义兵知道“狗崽子”参与夺权会于我于组织都不利。但是，过了多天后，谁也没有提起这事。更可笑的是，我们夺了那“印”，也不知用来干什么，也没有谁组织“内阁”管理学校，因为学校已不成为学校了。
面对这样乱糟糟的、不知谁是谁非、谁忠谁奸的局面，我们无所适从。这时，“来了亲人解放军”！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上将大概受了中央军委林彪副统帅的命令，派出解放军进行“三支两军”。这里又多了一个“三支两军”的名
词，需要解释一下。“三支”指军队支左（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群众的人们）、支工（支援工业）、支农（支援农业）；“两军”指:军管（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
一支解放军开进了我们学校，称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又叫“军训团”。老实说，当时谁是“左派”，那些军人也是很难判断的，学校中都是些
比他们年轻一点点的“弟弟妹妹”，你能说谁“左”谁“右”？但是，既然分了派别，他们似乎也有些思想倾向，那就是倾向于“红旗派”。那军宣队的政委，和我班的女生们特好。不可思议的是，直到今天，她们和政委还有来往！进驻我校的军宣队做了些什么工作，我已想不起了，但是，他们曾公开宣布：“308战斗队”是革命组织，这实在让我们兴奋了好一会！还有一事，是不会忘记的。一天，为开大会而布置会场，解放军战士延光辉为了修理礼堂屋顶漏水的石棉瓦，从高处摔下，头部伤重而牺牲。当时，全校师生都很悲痛，开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封他一个“支左爱民模范”的称号，并送他的遗体到银河公墓安葬。有的同学还提议，要将学校改名为“延光辉中学”……但是，不久，军宣队又撤离，似乎上面说，他们也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
那年春节后，我就不再回学校，我和刘象潜同学在广州学拉小提琴，反而觉得有了精神寄托，但是，詹同学等“战友”就不满意了，说我甘当“观潮派”！中国的语言真是丰富多彩，不参与“主义兵”，又不参与“旗派”的，叫做“观潮派”，又或者叫做“逍遥派”。老实说，象我们这样的“黑七类”子弟，如何能“逍遥”得起来？说“观潮”倒有几分恰当，我从“旗派”沦落为“观潮派”，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自己那“黑七类”的身份，还是安分守己的好，最多是“冷眼向洋看世界”。后来，“观潮”还成了我的另一个绰号；甚至我如今写文章，还用它来作笔名呢。而我的妹妹，就和我不一样了，她和17中学生、“造反派司令”王希哲等，转战于中山医等旗派的据点，过着血与火的战斗生活，而王希哲司令，日后更成了大名鼎鼎的“不同政见”者。
（七）
由于一般人都可以夺某单位某机关某学校某工厂某公社的权，“革命群众”可以夺市委的权，夺省委的权，那些省市领导人，都是当年提着脑袋干革命的幸存者、共和国的开国功臣，如今，一夜之间，莫名其妙地成了或走资派或叛徒或反革命，被“革命群众”和“革命小将”辱骂、脚踢、鞭打、吐唾沫、掌耳光……而那些“革命群众”和“革命小将”，则完全没有细想，自己何以胆大包天
到可以对那些平时尊敬的老革命老首长肆意辱骂折磨！经过十多年的政治洗脑，在“革命造反”的口号蛊惑下，他们已经失去了应有的理智，更何况，那年头，没有“人权”的基本教育，所以，大家都觉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4月22日至29日，公交系统的“造反派”斗争广东省计委副主任云广英，目的是直指省委书记尹林平；4月26日，教育线的“造反派”斗争省委常务书记区梦觉；5月2日，公认和红卫兵造反派捣毁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搜走大批有关刘少奇的历史资料；5月5日，广钢“造反派”斗争广州市委书记焦林义；5月7日，郊区农民“造反派”也在省体育场召开打到刘少奇的的大会，当场烧毁全总旧址的牌子，5月8日，工人造反派又召开打倒刘少奇、批臭黑修养的大会；5月13日，广船造反派批斗原广州市委书记梁湘大会……那些省市领导人也是够惨的，省委书记刘田夫后来回忆：我那时头生癣，脚又烂，不能穿鞋子走路，造反派逼着我们戴高帽游街，我只好提着两只鞋子，艰难地随游行队伍穿街过巷……那些共产党领导人，或许当年斗地主富农时，他们折磨过别人，想不到如今，自己也要戴高帽提鞋子游街！
5月5日，远在北京的周恩来总理致电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指示“对广东省几个当权派实行监护”，实际就是要军人将他们保护起来。于是，中南局的，省的，市的大多数当权派被分别监禁在各自机关的暗室、储藏室、防空洞、地下室里，后来觉得还是不安全，通通集中到天河区的梅花园兵营里。其中，就有尹林平、雍文涛、区梦觉、刘田夫、林锵云、张云、张根生、金明等。但林锵云不久就得重病，1970年死去。还有饶彰风、周楠等，则远赴粤北，关押在乐昌。
这些领导人虽然被保护起来，但是，却不能阻止“革命群众”的揪斗。进入6月以后，批斗会继续升温，两派造反组织都声言要砸烂陶铸的独立王国，要砸烂黑省委、黑市委。被监护的领导干部，时时被造反派提取出去，押到会场批斗。这派
斗完了，另一派又要斗；你开万人大会，我也要开万人大会；斗争的方式，也变得越来越激烈和残酷。
广州人虽属“南蛮子”，但相比起邻省广西，以及北方省份的人，还是温文尔雅一些的，尚且“革命造反”起来不遗余力，可以想象，当年，1967年间，在全国各省各市各县，发生了多少恐怖的血腥的暴力的事件和惨案啊！有多少领导干部以及一般民众，遭受到无妄之灾啊！
当年，广东省的领导干部如何？是否有“走资派”？其实，过去共产党的干部们，连资本主义是怎样的，都搞不清楚，何来“走资本主义道路”呢？广东省的领导，最具传奇色彩的，要数陶铸了。
陶铸其人，上了年纪的人，尤其是广东人，没有不知道陶铸的，因为他在文革前是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同时，也是国务院副总理，是政治局委员。当年，我在广州的几次集会中也看过陶书记，只不过是远距离罢了。此外，他的散文《松树的风格》选入中学语文教材，他的散文集《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更是青年修养的很好的教材。现在的青少年，也会听过他的名字，因为他的演讲《崇高的理想》也选入现代中学语文课本。
陶铸是湖南祈阳人，1908年生。他是黄埔军校出身，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曾任新四军支队政委、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长、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政委、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等，解放后，他才主要担任党政职务，如果他仍留在军队，授衔上将是没有问题的。
文革前，陶铸在广东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起码，他是一个廉洁的大干部，他每到一地，约法三章，规定下边不准请客，不准迎送，不准送礼，多少年了，他一直坚持这么做。三年困难时期，陶铸要求自己的伙食标准与老百姓一样，为此规定了不吃肉，不吃鱼，不吃蛋的“三不”纪律。至于他有没有犯过错误，有没有整过别人，我想不可能没有，广东的土改，斗争“地主”“富农”，就有扩大化的错误，他不可能没有责任，只是那些“地富分子”，活着的已不敢乱说乱动；广东的一批干部，如方方、古大存、冯白驹等，曾被打成“地方主义者”，他肯定也出过力，只是这个反“地方主义”对民众的影响不是很大，民众也没有记恨于他。1963至1966年，是广东、广州蓬勃发展的时期，我是有目共睹的，而当时的中南局，也应是发展得最好的中央局。陶铸的悲剧，在于文革开始后
他的突然升迁而引起，这事，我还记得一清二楚。
1966年，由于中宣部长陆定一被定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成员，陶铸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再升任中宣部长。5月间，中央文革小组成立，陶铸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另一顾问是康生。当时，我们身为广东人的也为他高兴。随着运动的深入，斗争的矛头直指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以及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不久，刘、邓失势，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兼书记处书记，在党内的排名一下子升至第四位，仅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这是陶铸在党内的最高排名。为什么他升迁得这么快？这与林彪不无关系。陶铸在解放战争时期，是在四野林彪手下工作的，可以说他属于林彪系统的人，如果他顺从毛泽东，跟随林彪的话，四巨头中势力之比就是3比1，然而，陶铸最可敬的一点，就是坚持原则，光明磊落，他不认为刘少奇、邓小平是“走资派”，不同意将他们置诸死地。因此，在不同的场合，他在为刘、邓辩护，说好话，劝红卫兵不要粗暴对待他们。但是，这样一来，就不符合毛泽东和林彪提升他的初衷，在毛泽东、林彪以及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的夹击之下，很快，他就被扣上了“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帽子，并且把他和刘、邓一起对待，形成了“刘邓陶资产阶级司令部”！继而，他还被诬陷为“叛徒”，被彻底打倒。
于是，我们也被迫要喊“打倒刘邓陶”；于是，陶铸象一现的昙花，在中国政坛的最高层消失，其后，只有听到他被斗的消息。至于他后来的情况如何，国人都不得而知。直到彭德怀、陶铸追悼会召开前，报上忽然发表了陶铸女儿陶斯亮的长篇文章《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我们才知道，陶铸已于9年前的1969年11月30日在安徽合肥被迫害而死了，死时仅61岁！
1978年12月25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第三天，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两千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为彭德怀元帅和陶铸同志举行了隆重的平反昭雪大会。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带给陶铸有什么好处，我想就是他生前能与刘、邓连在一起，死后又能与彭德怀一起开追悼会获得平反，不是“文化大革命”，他应该没有这样的殊荣的。
（八）
“革命群众”尤其是“革命小将”们，在揪斗领导干部、迫害无辜民众的同时，也过着“血与火的战斗生活”。我用了“血与火的战斗生活”这词组，并非危言耸听，文化大革命，谁也想不到，后来竟发展成了全国规模的群众斗群众的“大武斗”，这又是“史无前例”的！
由于我已当了“观潮派”，整个人已沉浸在贝多芬、莫扎特、勃拉姆斯、门德尔松等人的美妙的音乐，以及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雨果、巴尔扎克等笔下的情景之中，不管屋外两派对峙日久，磨擦渐深。上述那些国外的名曲名著，你不禁锢我们不一定懂得去欣赏，你说要禁锢要扫除，我们反而去追逐，随即发觉它们的精妙之处。至于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我是事后甚至数十年后从同学们的叙述中得知的。
学校中，早已分成“主义兵”和“红旗派”两大派，主义兵占据着教学大楼，作为总部。而红旗派则占据着男女生宿舍作为司令部。彼此经常骂战，大字报满校张贴，高音喇叭针锋相对，“坚决支持……”、“誓死捍卫……”、“严重抗议……”、“严正声明……”等语言、口号日夜可闻。
1967年6月1日，那天，红旗派的战士不知从哪里得知，主义兵整理了许多同学的“黑材料”，准备进行“政治迫害”！这还了得？！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红旗派的战士策划一次行动，要冲进大楼，抢出“黑材料”，挽救广大同学。主义兵有没有整同学的“黑材料”，我实在不得而知，但是这次事件就是因抢“黑材料”而起的。
当一班红旗战士冲进大楼后，被主义兵发觉，于是，双方用铁棍水管打将起来。可能主义兵人数占多，又或者居高临下，红旗战士抵挡不住，且战且退。当时情况危急，如果退不出来，就会成为“俘虏”，后果不堪设想。这里要重笔写写我班的梁同学，曾在《英雄谱》中扮演过“匪军官”，审问过“刘胡兰”，而此时，他成了红旗派的干将，在战斗中，眼看有逃脱不了的危险，忽然，他心生一计，将身边不远的一位女主义兵抱住，以手臂勒住她的颈部，那情景，就象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警匪片中歹徒狗急跳墙时劫持人质的所为。那位女主义兵是谁呢，正是我班的女生曾同学！曾同学当时肯定花容失色，长到这么大，何曾被男人这么抱过，这么勒过？！还别说，这一招挺灵的，主义兵的战友们，一下子傻了眼，毕竟投鼠忌器，手中的铁棍不知往哪儿打去。于是，梁同学勒住曾同学，从六楼往下逃。至于他什么时候松手自己逃脱，至于曾同学有没有休克或落下什么后遗症，我就不大清楚了。
当大家安全撤出大楼之后，彼此看看，身上都有或轻或重的伤痕。清点人数，天呀，竟然少了一位战友！那是谁？是高一级的张同学！也就是说，张同学仍在大楼内，或被俘虏，或已战死！这下，可急坏了红旗派的战友！想再去救，那还有可能？！主义兵已将大楼的大门紧锁！红旗派的人马上紧急会商，制定营救张同学的方案。方案之一，当然是立即开动高音喇叭，声讨对方无理拘禁红旗派战士，勒令其立即放人；方案之二，就是聚集全校的红旗战士，在大楼前高喊口号，“严重抗议”；方案之三，也是最行之有效的，就是到附近请救兵。附近何来救兵？原来我校对面的华侨补校，学生都是侨生甚至难侨，都住在学校里，少说也有两千多人。谁能担当重任去请救兵？那就非从印尼归来的黄同学莫属了。只见他跑到华侨补校，用印尼话说了一通，立即将华侨补校的学生鼓动起来。那年头，当一位一呼百应的人也不会很难，人们很容易激于义愤，也很容易陷于盲从。这事，当年担任侨补红旗头头的三更罗先生仍然记得，最近还和我谈起。于是，傍晚时分，华侨中学的教学大楼，被两千多红旗战士和激于义愤的学生四周围住，声嘶力竭的口号此起彼伏。
黑夜来临了。是夜，是四月二十四，没有月光，夜风阵阵，尚有些寒意，他们或站或坐在大楼前的操场，为救战友，没有谁离去，那情景，确是很感人的。长夜漫漫，他们仍在喊着，仍在斗争着，在穿梭鼓动着，那情景，我想，不会比1919年五月四日那天北京学生游行天安门、火烧赵家楼逊色。
大概也是“人心齐，泰山移”，他们终于“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到了天微亮时，那教学大楼的大门忽然一开，一个人影被推了出来，跌跌撞撞地向前走着。大家高呼着冲上前，把张同学扶住，慢慢走到人们聚集的大操场上。这时，人们在不停地欢呼胜利，并把“英雄”簇拥着。借着黎明的曙光，大家看到张同学伤痕累累、疲惫不堪，又义愤填膺，于是，又一阵声讨的口号响彻云霄。此时，张同学也被眼前的情景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不顾身体的虚弱，登上一处高地，环视四周两千多的战友，然后，举起右手，紧握拳头，大声喊道：“红旗派的战友们……”他在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说，可惜我当时不在场，不便乱写，但我想，那情景，绝对不比“五四运动”时罗家伦、邓中夏等学生领袖的演讲场面差！
7月20日，那天下午，我离开越华路，准备到同学刘象潜家拉小提琴，刚走到广仁路，即听到不远处的吉祥路有鼓噪声，又看到有群众在奔走。询问其故，都说那边打起来了。原来，一派在中山纪念堂开会，另一派去干扰，双方发生冲突，继而冲突升级，动用了枪支和手榴弹，造成了流血事件。由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也不知是谁对谁错，总之就是群众斗群众，群众打群众，这正是某些政治家所追求的局面，所谓形势越乱越好，这样，敌人就会乱了阵脚，走资派就会暴露！于是，广州市的武斗开始了！双方时有战斗，并开始占领地盘，如同战争时代。几天后的一个中午，我经过中山五路，听路人说，吉祥路口又有冲突了，好事的我也走到那里去，只见一派的人马大旗招展要去游行还是什么的，另一派的人则在其他路口围堵，并鼓动路人声讨对方，于是，双方僵持着。我也混在人群中，胡里糊涂地跟着喊口号。忽然，一枚黑色的物体以抛物线的形式从天而降，就落在我前面3至5米处，发出了“轰隆”之声。原来，那是一枚手榴弹，是会炸死人的！我看到有两三人倒下，身上流着血，似乎血还飞溅到我的小腿上！某天晚上，我拉完小提琴，从刘家出来，往自己家里去。在黑暗的广仁路上，有一辆载满穿军装的人的大卡车飞驰而过，突然，从车上射出似乎是冲锋枪的枪弹，把我吓了一大跳，急忙藏身于一棵树后。那些枪弹可能并不是冲我而来，但把我射着了，打死了，又找谁去投诉？
8月初，广州沙河地区几乎“一片红”。“一片红”是什么意思？原来是，沙河地区几乎被红旗派的势力占据了，但是，主义兵仍有一处据点，那就是沙河饭店。于是，在某一天，红旗战士对沙河饭店发起总攻，经过激战，终于把盘据在该饭店的主义兵赶走，有无人员伤亡，我就不清楚了。本文并非记叙广州市的武斗情况，本人也没有这个能力，之所以写到旗派攻打沙河饭店，是因为我校的红旗战士们，也参与了该战役！
话说战后，他们兴致勃勃地沿着铁路边凯旋回校。在路上，他们大声地议论着刚才的战斗，叙述着战斗中的每一个细节。忽然，有人有感而叹道：“沙河饭店的主义兵是赶走了，但是，我校的主义兵，还有八一中学的主义兵仍占据着教学大楼！”这一叹，把大家心中的烈火点燃了，纷纷嚷道：“我们把那据点也打掉！”“对！趁热打铁！”“他们的那套广播器材也太强大了，吵得我们无法睡觉！”“我们的忍耐也够的了！”“把他们打走，沙河才称得上一片红！”……
回到学校，他们即策划攻打教学大楼。主义兵为了防范对方攻打，已把大门封死。我至今仍不明白，他们占据着大楼，如何生活？至少一日三餐如何解决？有机会见到参加过主义兵的同学，我一定要问清楚。大门紧闭，如何把它打开？这时，一个聪明的人想了一个聪明的计谋，他决定制造一个地雷，把大门炸开！唉，这样一位能人，连地雷也会制造，为何不生活在抗日战争时期？说不定，可以和李向阳一样出名！说干就干，他们把一块大石头，中间凿一个洞，放进火药和雷管。就这样，一枚土制地雷诞生了。
到了某一天，他们要行动了。在此，要把他们的作战装备介绍一下：手枪一支，是抗日战争时期用过的薄壳枪，已经打不响，但可以虚张声势；每人手中有一支铁棍或磨尖了的水喉管；至于防卫的设备，只有孔同学具有，他在胸前绑了一个沙包，在沙包之上还夹着一本“红宝书”，其作用显而易见，胸有“红宝书”，谁敢刺来？即使刺来，还有沙包挡一下，对方的矛可能不至于直刺心脏。前面是防范了，但身后呢？孔同学的做法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居然想到了用一只锅盖作护背，于是，整个人肯定和“刘罗锅”没有什么区别，这身“盔甲”，读者可以想象是多么的别致！肯定是古今中外任何一支军队都不曾有过的！而他们威力最强大的武器，只有那枚土制地雷了。当红旗战士们埋伏在大楼四周之后，某同学就象当年的董存瑞那样，抱着“地雷”跑到大门，所不同的是，董存的炸药包无处放置，不得不把它高举，壮烈牺牲；而某同学只需点燃引线，即飞跑到安全的地方，伏在地上，以免伤着自己。他们等呵等，10秒，20秒，半分钟，一分钟……终于，经过了漫长的一分钟，他们终于听到了一下响声——一下比放屁稍响的响声！然后，一切又沉寂下来。
破门不成，他们怎样攻进大楼？都怪我没有了解清楚，我想，大概是以某个不太牢固的窗户里作为突破口，结果，让他们攻了进去！但是，从来在战场上，都是易守难攻，他们也不能离开这一战争的规律，攻进大楼后，他们遇到了主义兵的顽强抵抗和反击，张同学再一次倒霉，被对方用水喉管插进腰间，显然已不是轻伤了。之后，他们被逼困至二楼一间教室之内。有道是困兽犹斗，为生存，他们忽然产生了无穷的力量，他们硬是用手中的铁管，把隔墙洞穿，最后逃至阳台之上。这时，电影《狼牙山五壮士》的悲壮场面忽然在他们面前闪动，不知是谁喊了一句：“我们宁死也不当主义兵的俘虏！”于是，大家纷纷从阳台跳下，谱写了文革中无数壮烈的篇章的其中也很感人的一节！跳楼的战士们的身体状况如何，我没有作全面的调查，胸前背后装有“盔甲”的孔同学，当然大难不死，但是，七十年代初，却因外逃，被怒海吞噬了生命！而本已身负重伤的张同学再这么一跳，则伤上加伤，盘骨挫裂，当时已昏迷不醒，被立即送往空军医院，幸好还能从死神手中逃回。最近，我在同和镇明泉山庄见到从美国回来聚会的“张地产商”，他抚摸着残缺的盘骨，苦笑地说：“当时也不知为了什么？！”
现在是有所醒悟了，但当时，能清醒吗？攻大楼一战失败，使他们深刻地感受到领袖的一句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们之所以失败，还不是因为手上只有一支打不响的薄壳枪，一枚炸不响的地雷吗？如果有真刀真枪……
当时的形势是，主义兵有枪，而红旗派没有枪或枪不多，广州的红旗派说是为了自保，要以枪弹武装，但那枪弹从何而来？
有探子探知，在佛山某军事仓库存有枪弹。于是，他们策划去抢。但怎么去佛山？必须有汽车吧。于是，印尼侨生陈同学居然在某处偷了一辆解放牌卡车，在我校附近的旧天河机场空地上学习驾驶。他只学习了半天，就敢于上路。于是，他们一行人，坐着那部卡车，往佛山而去。由于陈同学驾驶不熟练，汽车左摇右摆，很是惊险。于是，黄同学干脆掏出驳壳枪，站到车门边，一手扶着车窗，一手高举着枪，口中大声嚷着：“闪开！闪开！……”所到之处一两百米的人和车都纷纷躲避。黄同学当时的形象，不知可否与电影《铁道游击队》中的大队长刘洪可有一比？到了佛山，扑了个空，也找不到什么军用仓库。回程时，陈同学依然危险驾驶，黄同学依然扮演着刘洪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