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球类规则想到诗歌格律                  

                                    陈贤庆 

篮球比赛也罢，足球比赛也罢，都有许多规则，如果打篮球没有规则，只能是十多人围在篮下随意地投投篮，毫无精彩可言；足球亦如是，没有规则，十数人追逐一只足球，踢到哪里是那里，不几天也生厌。人们不满足于这种随意性，尽管它很自由，但不精彩，于是，便制定各种复杂之规则，使得篮球赛、足球赛等成为可供观赏的精彩之运动项目。

以篮球比赛为例，球场面积，篮筐高度，上场人数，比赛时间，暂停次数等，均有限制；比赛时，不能走步，不能打手，不能推撞，五犯离场；甚至，连进攻时也有秒数限制，在规定时间里就必须出手投篮……而足球比赛，更有越位、出界、手球、犯规的判罚；有界外球、角球、直接任意球、间接任意球、点球等区别；有延长期、突然死亡、点球决胜等规则……这些都是限制，限制之目的，不是要扼杀比赛，而是要使得比赛更加精彩。也就是说，规则产生精彩；没有了这一系列的规则，就没有NBA，就没有男女足世界杯！

球类比赛中，规则产生精彩，在诗歌写作上，何尝不是如此？古人经过数百上千年的摸索，从诗经、楚辞、汉赋、乐府、骈文等，创制了越来越严格的诗词格律，产生了近体诗词，使得诗歌具有了音乐美和建筑美，并历千余年而不衰，这无疑要归功于那些严格之格律，如行数、字数、押韵、对偶、平仄等均是。

“五四”之后，提倡白话文，诗歌也提倡“新诗”，打破格律的束缚，自由奔放地表达思想内容。近一个世纪以来，新诗人及新诗不少，经典、佳作也还有一些，李瑛、纪宇、舒婷、余光中、汪国真等当代诗人的诗作也很出色；但是，可能过分强调“自由”，视韵律、对偶、平仄为累赘，又或者根本不懂得这些格律，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新诗”，在当代一些文化底蕴不够深厚的诗人的摆弄下，变得越来越苍白，如同一杯白开水，没有多少味道；有的则变得越来越朦胧，除了作者自己，恐怕谁也不知其所云。如今，真正会写新诗的人恐怕不多，懂得把似是而非的文字排列成一行行的倒不少，读来佶屈聱牙，毫无音乐之美，欲人喜而诵之，则难矣。个中原因，恐怕和不懂得“规则产生精彩”有关。

中国是个诗歌大国，何以落到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还多的可悲境地？我们没有出版诗集吗？多的是！我们不教诗歌吗？中小学课本中都有诗歌，但只教读而不教写；高考也有考诗歌鉴赏，但不考诗歌写作，所以，会“鉴赏”的学生大有人在，而会写诗的全校难以找出一两个！

在新诗式微之时，旧体诗词大有“复兴”之势，许多地方有诗社或诗词学会，诗词报刊越办越多，大部头诗词集的编撰更乐此不疲，大概人们经过数十年的折腾，终于明白了，还是我们的国粹有精华。格律到底是束缚了诗人的手脚，还是为诗人创造了一个挑战自我、营造精彩之桥梁？对于古典诗词格律，孙中山先生不乏见解，他说：“或以格律为束缚，不知能者以是益见工巧。至于涂饰无意味，自非好诗。然如‘床前明月光’之绝唱，谓妙手偶得则可，惟决非寻常人能道也。”从这段话可知，勇于反封建的孙中山，并非盲目地厚今薄古，他深知古典诗词格律之妙，对于未入门者是束缚，但对于能者来说，“益见工巧”，愈出精彩。孙中山反对信笔涂鸦，随意挥洒，他认为写诗是要下一番苦功的。提倡“拿来主义”的鲁迅，也是固守着旧体诗歌的领域。且看“放荡不羁”的风云人物毛泽东也不敢自由地写新诗，也甘受其束缚；对老战友陈毅的某些诗作有不合格律的现象，也委婉地提出批评，可见，没有韵律的诗，伟人也不喜爱。笔者既写旧体诗词，也写新体诗歌，写新体诗歌时，我不忘受格律的束缚，甚至会押很严格的音韵，我认为，这才象诗歌！

还是那句话：“规则产生精彩。”不受约束而去写诗，只能如街头的小童，抱着一只篮球乱投，或追着一只足球乱踢，很难会产生迈克尔.乔丹和罗纳尔多的。中华诗词格律，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

（此文选入《中外现代抒情诗词精选》《中山作家》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