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和少年
陈贤杰
一
乡间岁月
我生于1936年中国多事之秋。
这一年是抗日战争前夕，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这一年发生过著名的西安事变。次年的7月7日卢沟桥事变导致八年抗日战争的爆发。这一年，伟大作家高尔基、鲁迅逝世。
我的童年、少年就是在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的大环境下度过的。
我的故乡是粤西阳江市新洲镇的一个古老而偏僻的小村落，名沅岭村。新洲镇位于阳江市东南方，距阳江市区40公里，是阳江、恩平、台山三市交汇地，依山近海，物产丰富，果木繁茂。近年有荔枝之乡的美誉。
说偏僻是因为这个村不在主要交通线上，要走十多里才到达乡镇。大山环绕，海拔800米的名山紫罗山就在眼前。因此，在八年抗战期间，所幸连日本侵略者都没有到过，躲过了日本侵略军的烧杀掳掠。只听说过一架日本飞机被击落在不远处，引得许多村民前去观看。但村落周围则是大片丘陵地，沟沟坎坎，背靠青翠小山林。我还清楚记得屋后山坡上的那颗高大的荔枝树。
说古老是因为那不知是多少代陈姓先人居住的村落，古旧的砖瓦房鳞次栉比。
因此，我的少年时期是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中度过的。
据母亲说，我出生的时候，无人在旁，是自己接生，自剪脐带的。这在今天是难以想像的。我出生的那房屋历经百年，至今还完好。从出生直到七岁读书我就和母亲生活在这里。70多年后的今天回忆起来，童年的情景已很模糊。
我们的曾祖父1907年早逝，还记得我5、6岁有记忆的时候我的曾祖母（我称她太婆）还健在，可以想像在一个四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中她有着最大的权威。村上有大人逗我玩，欺负我的时候，我就会跑到太婆跟前，求得佑护。她过世的时候，村上众多的子孙后辈们披蔴带孝送葬的情景还依稀印在脑海里。
我的祖父在他九个弟兄中排行老大，我的父亲同样在他的九个兄弟姐妹中也是老大。但我小时只知道有三个叔父、两个出嫁外地的姑姑和一个哥哥，我排行第二。其中一个叔父在教书，一个叔父和比我大6岁的哥哥都在外地读书，一个叔父则过继给了二婆，那时在经商。这个家经营着几十亩田地，除了祖父母、母亲、婶婶外，还雇有几个长工，另外，在新洲镇上开有一间名为永福源的杂货铺。平时庄稼活除了长工做之外，就由我祖父母、母亲和婶婶们做了。我的母亲常常和我讲到她和婶婶们在田里劳动、我出生没几天就到百米开外的水井挑水等许多往事。我依稀记得母亲劳动时把我背在她的背上的情景。
从小，我的父亲就离开母亲和我们（这在我们网站的《我们的父亲母亲》一文中有较详细叙述）。直到九岁我才认识自己的父亲。现在的孩子也许很难理解。
我们的祖父是比较开明的。他本人并没有条件读多少书，但他重视教育，重视培养子女。因此，我的父亲和叔叔们个个都上学读书，有知识。在这个村上算是比较开明有地位的。
上小学之前，我和年纪相当的堂兄弟们玩耍的情景还有些印象。曾记得我把家里的花生、红薯瞒着祖母拿到地里用泥堆起来烧熟，和小同伴分享。曾记得有一次从大门外用泥块打到坐在大厅中的祖母，闯下大祸。一次母亲和婶婶赶集不带我到镇上去，把我关起来，我威胁着要打破米缸，她们害怕了，只好把我放出来。
曾记得有一次和一群同龄人在村口玩一种长短棍的游戏时打破了堂弟阿高的头。那时的农村没有现今孩子那么多玩具，记得有一种游戏是把铜钱垒起来，人在几米远处投掷铜钱，命中后散落的铜钱数多为胜。
曾记得七月半“鬼节”时的一路香火和那热闹的情景，记得节日村口的走马灯。记得母亲常去挑水的村外的那口水井（早几年返乡我还特地去看了这水井）。
大哥和我到了上学的年纪都上新洲小学，1943年七岁的我就和母亲离开村里到镇上的永福源居住。这新洲小学，还是我的父亲主持创建的。当时，我的四叔就是这个小学的老师。这永福源的后面有个园子，种有香蕉树和一些其他果树。一个角落还养着猪。记得祖父有一次要把猪关起来却被猪猛力拱倒仰卧在地。在这铺子里，我常常看大人们下象棋，不久我就看会了。每隔几天乡里会有一天赶集，叫墟日。这一天街上熙熙攘攘，有不少乡亲汇集一起，很是热闹。那情景深深印在脑海里。
这就是我的童年。这就是我童年生长的家庭环境。
二
初到广州
1946年春天，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几个月，我读小学三年级下学期，在三叔的带领下，经过三天三夜水陆兼程，母亲和我同往广州找到父亲。在广州现在的解放南路（当时叫中华南路）石亭巷的一座楼房的三楼上，记得那一天一早醒来，母亲叫我向旁边高大英俊的男人叫爸爸，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叫爸爸。分离多年的父母久别重逢。
原来，父亲离妻别子出外这些年，是在军校和军队中为国家民族而奔波，八年辗转辛劳。抗战胜利后才回到广州。母亲经过和祖母抗争才得有机会带我出走广州，和我父亲团聚。母亲在乡间时，听别人说，父亲在外已经另娶他人，已经另组家庭，就像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的男主角张忠良一样。母亲在坐小船赴广州途中，是一路哭着的，她说，到了广州，如果父亲不认我们母子，她就抱着我跳珠江。幸而，这悲剧并没有上演。
母亲这一决定就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从此我从农村走进城市，以致我一辈子都生活在大城市：读书在广州、沈阳、北京，工作在南京和广州。如果没有母亲的这一决定，就没有今天的我。
因为我和母亲的到来 父亲离开了军队给一位香港黄姓商人管理在广州六二三路上的一间仓库，名为道生行，解放后改为永生行。父亲在抗战期间在粤、浙、桂一带抗战打日寇，当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时即离开了军队，弃军从商。这个决定也很正确。而我先后在中华南路上的石室小学、大南路和大新路小学就读。
当时的中华南路是金银铺一条街，一间接一间都是金银首饰商店。我上学就往返在这条五光十色的街上。记得巷口有家甜品店，斜对面有家叫利口福的饭店，有时父亲会带我到那里吃及第粥。日本刚投降，有些投降后的日本兵在广州做拉车等苦力活，我还记得日本兵在街上见到穿着旧军服的父亲时还敬礼的情景。也记得有好几次我到位于六二三路上的道生行仓库和工友们一起吃饭的情景。
记不清是1947年的哪月了，我得了阑尾炎，由于初期误诊，致穿孔化脓成腹膜炎。那天父亲请一位医生上门，这位医生开了药准备离开时，我疼痛难忍在床上打滚，幸得医生后来果断，要父母立即送我上医院，即现在长堤的孙逸仙医院，我被立即送进手术室，才得以救治。医生说再晚一个小时就可能没救了。今天，阑尾炎手术很简单，但在当时还是比较大的手术，术后一周还开着刀口引流脓液。至今右下腹部还有大大的刀疤。出院以后，还休养了几个月，吃流质，学业因此耽误而要留级。但我却不甘心留级，父母也想办法给我换了个小学校，由大南路小学转到大新路小学，避免了留级的命运，而我的学业后来照样赶上了。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来往住过许多亲戚朋友，许多从乡下初出广州还没有立足之地的都曾在我家落脚，是我家的食客或住客。我的父亲好像是广纳贤士的孟尝君那样，直到今天还有不少当年食客的后人见到我们时，还讲到我们父亲的慷慨助人，心怀感激。阳江名人莫与硕（抗战时期国民党高级军官）、阮退之（诗人、书法家）都曾在这里居住过。好像也有过进步青年在这里秘密集会。有的时常逗着我玩，但现在说不出他们的名字了。我们住的房子厅很大，在方桌上放上一块门板，就可以和小同伴们打乒乓球。
1948年4月我添了个弟弟，比我小12岁，母亲当然非常高兴。我也很爱弟弟，常带着他玩。听说著名同乡画家关山月也曾在我弟弟满月时来过喝喜酒。
1949年，小学毕业因阑尾炎而误了功课的我，不但没有留级，而且还考上了名校广雅中学。广雅中学是清朝张之洞创办的历史悠久的全寄宿学校，现今有着百多年的历史。这时，我的哥哥也在广州二中读高中，他在广州一解放就参军跟随刘邓大军进军西南。
三
在广雅的日子
广州解放时我刚进入广雅中学读初一。
1949年10月13日，是我13周岁生日，正巧是广州解放前夕，我们在家正准备吃晚饭，突然轰隆一声响，震得窗玻璃都碎了。当时，不知是什么爆炸。第二天，10月14日，一早到路口看到一个血肉模糊，手脚不全的人躺在地上，但还没死去。原来那是昨晚国民党撤退前炸海珠桥时被炸的市民。这时才知道广州解放了，解放军就是这天从中华北路进城的，以后这中华路就叫解放路。
在广雅还经历了解放初期的各项政治运动，如农村士改、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抗美援朝等等。
现在脑海里时常还想起在广雅的的一些趣事：
有一次上英语课时，我因不及时交作业而被老师训话，几个人罚站在教室后面，后来那位老师生气干脆叫我出去，我真的跑出教室到了大操场玩起双杠。这位老师是从美国回来的，上课坐在讲台上两脚跷上二郞腿，有时还拿着烟斗抽烟。
有一次假日里，半夜两三点钟起来借着月光踢足球，直到球踢到围墙边的草地上找不到才回去睡觉。次日一早去看，原来球就在围墙边的草丛中。
在班里我被选为游泳课代表，每天其他同学做早操，我却享有特权，拿着游泳裤直奔游泳池游泳。在学校游泳比赛中我班4乘50米接力得了奖，我是其中之一。
1950年3月3日，国民党飞机来轰炸广州，我们正在上课，听到警报后从教室冲向防空洞。现在还记得飞机从头顶低空掠过的情景，心想如果这时飞机上打机关枪我们肯定没命。
记得在考试前宿舍熄灯后，曾用手电筒在被窝里或在楼道的灯光下看书复习的情景。那时，用美国进口的防蚊油涂在身上以防蚊虫叮咬。可见当时我们学习也是很刻苦的。
1951年5月我又多了一个妹妹，比我小15岁，很是可爱。但这次母亲心情并不很高兴。当时，我的父亲替香港商人管理仓库，微薄的收入不足以养活家中五口人。
因为经济困难，我的父母曾想把我可爱的妹妹送给别人，我一再央求他们不要把妹妹送人，幸好后来还是留下来了。否则世界上可能又多了一桩寻亲故事，更不会有今天这样和上海裴家的情缘了。
解放后，我家曾几易住处，除了解放南路以外，还住过荔湾路上的西关大屋、南关的太平沙洋房，最后搬到了城北的越华路小东营，那里有1911年辛亥广州起义指挥部旧址。
在广雅我是靠助学金维持学业的。还记得在申请助学金，站在班级讲台前介绍家庭情况时，我是流着眼泪的。
广雅是全寄宿的，只是周末回家一次。我不知多少次赤着脚拖着木拖板从越华路小东营经西华路步行一个多小时到西村的广雅校园。
在学校饭厅，有钱的同学蒸腊肠，我经常是吃腐乳。
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我曾帮一家公司张贴广告，在广州广卫路财厅前一带日晒雨淋满街跑，赚取极其微薄的报酬，以补家用。
在广雅，应该说我是个追求进步的活跃分子。我先参加青年团，然后被派筹建少先队当少先队干部。我还是学校鼓乐队敲小鼓的，在队伍中总是走在前头。至今还记得队伍行进时那冬冬的鼓乐声和几段鼓谱。
在广雅，我和一位女同学（现旅居加拿大，2000年曾回国，我们一起游览广州莲花山）被派到当时附近西华路上的泰盛纺织厂做夜校的文化教员，教女工学文化，得到女工的赞扬。
近几年广雅校庆时我多次回到广雅校园，和当年的同学一起寻觅那少年时的足迹，追忆那少年时的梦幻，感慨万千！
1952年9月，还不满16周岁的我，和一批同学一起，被军委测绘学院录取。临走前，我找到在广州工作的四舅告别，他送我一块手表。出发前的一天晚上，在中大附中集中。离家前我久久凝视着仅一岁多安静地睡在大床上的妹妹，在家门口依依不舍告别母亲和四岁的弟弟。父亲肩扛着我的行李，送我从越华路经过广大路财厅前一直步行到中大附中的大礼堂。那动人的送子参军的情景现在想起来还令人感动。那行李中有一个小牛皮箱和一个被袋，和四舅的手表一直伴随着我多年。第二天（1952年9月16日）我们就出发乘火车北上了，几天后到达几千里外的东北沈阳市，不远处便是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
1950年初，读高中的大哥参军，跟随刘邓大军进军西南。现在又送走我，走向接近抗美援朝前线的东北沈阳。两年多接连送走两个成年儿子参军，走向战火纷飞的前线。我们的父母是平凡而伟大的！
从此，我的少年生活结束了，开始了难忘的军旅生涯。请续看下篇《我的军旅生涯》。
2011年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