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当年偷渡潮

                            ——为阿培的《夜深忽梦少年事》写的序言

                                 陈贤庆

    香港的阿培同学寄来一份稿件,叙述了三十多年前的一件往事。如今五十来岁的人,在青年时代都会有不少故事,因为当时遭逢乱世,所谓乱世出英雄,乱世出诗人,而普通百姓,也不由自主地成了故事的制作者,只不过,时过境迁,有些人觉得没有说出来的必要,所谓欲说还休;而有些人,甚至缺乏用文字表述故事的能力,于是,记忆中的故事,就将随着萎缩的大脑而消失。阿培同学,在估计五十五岁的年纪,实实在在地写出了发生在当年的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我眼前那十五张信纸即是明证。阿培同学以前有没有写过东西,我不得而知,估计也没有,至少是不多,因为他发来的稿件,连个标题也没有,可见还缺少拟标题的能力,我匆匆看完了整个故事,忽然发现,要拟一个很合适的标题也不太容易,思量再三,有一句唐诗忽然在脑海中浮现:“夜深忽梦少年事”,姑且就先用着这个带有些朦胧带有些诗意的标题吧。

   三十八年前,是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始。记得文同学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我曾经痛恨过上山下乡, 提起来就悲愤莫名. 现在忽然有了另一种想法, 无疑, 上山下乡那段日子十分痛苦, 在肉体上, 特别在精神上, 是一种煎熬,但是, 事过景迁, 从另一方面来看, 无论是文化大革命或是上山下乡, 皆不失为一种难得的人生经历, 这种经历丰富了我们的人生, 也算是我们这辈人的机缘际遇吧。说实话, 我甚至为自己没有下乡, 在人生履历中留下这一页空白而感到有些遗憾。”文同学的感慨,我认为是很真诚的,是的,如今,跟别人说,跟后辈说,当年,我不用上山下乡,的确是自豪不起来的。我经历过上山下乡,我人生履历中这一页的内容很丰富。但是,我也有别的遗憾!

   由于广东的特殊地理位置,在广东,在珠三角一带,伴随着上山下乡大潮的,也有另一股潮流,那就是逃亡潮——逃亡港澳。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逃亡港澳并不是不光彩的事,孙中山、黄兴等民主革命党人,周恩来、叶挺等共产党人,也是经常要从内地逃亡到港澳,或再从港澳转赴他方的。只是,在新中国时期,却也迫使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年轻一代逃亡港澳或国外,的确是很不应该很令人痛心的事!我没有亲身经历过逃亡,最多是目送过去国离乡的挚友,因而,作为一位小作家,我也象文同学一样,“在人生履历中留下这一页空白而感到有些遗憾”!

   其实,阿培故事的内容并不朦胧,也并无诗意,叙述的就是一件很惊险很恐怖的逃亡事,但是,阿培这位老人,已淡化了当年的惊险以及恐怖的成分,留下更多的,反而是逗趣的情节,如今的青年如果看到,可能以为他们是参加一个“生存大挑战”的活动呢。由于我的人生履历中缺了这一页,因而我很难想象和虚构出当年他们逃亡的情节尤其是细节,我只能耳闻目睹地听说有关逃亡的一些情况,于此作一个并不很准确的说明。

   以香港为例。宝安、东莞等县邻近香港,如果上山下乡落户到那些地方,那就有了地域的优势。老实说,上山下乡之初,绝大多数的知青是没有从这方面考虑的,很少有人一开始就“心怀叛国”之志的。随着岁月的推移,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感到前路茫茫,尤其是遇到不公正的待遇或迫害之时,不远处那“东方明珠”在夜间闪烁着的耀眼光芒就成了他们希望之所在。这希望之所在并不遥远,但是,山岳、海洋、河流形成的天然障碍,由边防军、民兵、铁丝网、壕沟和狼犬组成的封锁线,使得即使是落户于邻近香港的公社大队的逃亡者,也必须经过经年的锻炼,数月的策划,数个日夜的昼伏夜行,然后才或者成功或者失败。当年,靠近香港的宝安、东莞等县的公社需要边防证才能进入,那么,不是在那里落户的知青,又如何能进入“禁区”?还是那句话,乱世出英雄,年轻一代看过不少反映“革命传统”的电影,他们把共产党人对付国民党和日本鬼子的办法也用上了。如到大队开证明,要去哪里或要干什么,然后将字迹褪去,再写上其他需要的内容;如干脆自己用番薯雕刻一枚“公章”,带着那张假证明混进检查的岗哨;而用得更多的,我认为会是这么一种方法:你先联系好或通过同学朋友介绍认识一位宝安或东莞的知青,由那位知青预先将逃亡所需的物品合法地带回住地。然后,你坐火车到不需边防证的樟木头站下车,由那位当地的知青用自行车载你到他的住处隐藏起来,等待时机,由当地的知青给你指路或带路,你独自出发。当然,也有当地知青与你一起逃亡的情况。由于你是假借于人,所以,两人的逃亡费用就应全部由你支付,这是当时的“江湖规矩”。如此一来,当年宝安、东莞一带的知青,就常负起“接待任务”,他们象过去的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一样按照暗号接头,接待你可能完全不认识的逃亡者。而宝安、东莞一带的知青点,又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知青逃亡者的“接待站”,谁有需要,就借宿一晚两晚,有粥吃粥有番薯吃番薯,这种情形,甚至有点象革命战争年代,人民群众秘密接待保护地下党员一样。

   上述内容,并非是我随意虚构的,因为阿培的文章,正是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是他当年如何与一位从不相识的青年人阿初一起逃亡的故事。这故事,起码让我了解到当年的青年人逃亡香港的情景,哪怕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时过境迁,如今,国家安定富强,香港也回归祖国,而我们也可以“自由行”到东方明珠的每一处角落轻松游览,愉快购物。我们真不希望,那可怕可悲的一幕重现。真诚地希望,当年怀着“不自由毋宁死”的决心而投奔怒海,如今仍健在的同学们、朋友们,包括阿培、阿初,能够安享晚年,并多多联络感情,增进友谊。

   好了,不再啰唆,大家细心看看阿培的故事吧。

                                     (06年5月21日)

                 
                                        补记

       2006年间,我写了《想起当年偷渡潮》一文后,有的读者还觉得不够满意。他们提出,香港的新界与宝安接壤,偷渡香港,当然从宝安去方便。但是,当年有不少人是另辟蹊径,借道澳门再转香港的,能否提供更多这方面的信息?我答应作补写。但是,我对这事知之不多,一时又没有碰到合适的人作采访,此事便拖延下来,直到2014年间,我认识了一位刘女士,想起了当年的承诺,便对她作了采访,才得到以下的内容。这内容,可作为本文的“补记”,而且是对“偷渡”过程作更详细的“补记”。

       今天,一般人都知道,珠海市的湾仔对岸就是澳门,对岸的楼宇街道清晰可见,真的是“一衣带水”,从湾仔偷渡到澳门,不是很容易吗?其实不然,当年,湾仔属于边防,一般人很难到达那里;另外,湾仔的边防线上全是电网,你敢于碰它,是死路一条。

       在靠近澳门的地方,以小艇偷渡到澳门也是一个办法。但是,偷生产队一只艇已有风险,在海上漂流的时间长,目标大,加上风急浪高,时时会有危险。被边防军或民兵的巡逻艇遇到,探照灯一照,你便只有乖乖爬上甲板,被抓回去,俗称捞汤圆

       所以,当年的偷渡者,多选择山路加水路的路线,从珠海或中山偷渡到澳门。路线可分两种,都需要两晚时间。一是经珠海与中山交界的将军山下水,称东线,这路线一般要走一晚山路(只能晚上爬山走路)一晚海路;另一路线叫西线,是在中山县坦洲公社的大冲口下水,这路线要先走海路再走山路再下水。两条路线各有优劣。

       下面以刘女士当年三次的偷渡经历作具体说明。刘女士当然以“小刘”称之。其他的同行者亦以”小“称之,毕竟当年他们都是二十多岁的女孩或男孩。

       1968年11月,已是读到高中三年级的小刘和其他同学一起,从广州到了中山县当知青。几年后,当前途渺茫、希望破灭之后,那些柔弱的城市姑娘也先后走上了铤而走险的偷渡香港之路。由于她们下乡所在的地方靠近澳门,所以,她们偷渡路线都是先偷渡澳门,然后由澳门再偷渡香港。

       要偷渡,要与大风大浪搏斗,学习游泳,增强体质是必不可少的准备功夫。当年,广州的珠江河上,有不少热衷于长途游泳的青年;在越秀山的百步梯,每天早上也有许多青年人在跑上跑下锻炼身体。外国友人看到,都夸奖中国的年轻人真是朝气蓬勃!除了身体条件,还要转杯行装。所谓行装,除了干粮、药品和吹气救生圈外,关键是上岸后穿的干衣服;而这套干衣服,又不能是大陆人穿的或黑或蓝的衣服,必须有套香港人穿的时尚的衣服,才能冒充香港人上街,而要准备这样的一套衣服也不容易啊!

       1972年7月,小刘和小何、小叶(男)决定从西线偷渡。某夜,三人趁黑暗,走田埂僻道,到达渔业大队所在地大冲口。她们趁黑下水,希望籍着水流冲到大横琴岛去。她们走的这条路线,必须是在潮退的几个小时内趁着水流游到对岸大横琴岛,,否则潮水一涨,就会将你冲回起点。谁知,是夜是台风前夜,海浪刮起如三层楼高,她们难以下水,但也得尝试,三人一齐下水,游了一段,结果被大浪冲了回来。如是者游了几次出去,都无法前进。她们不死心,用一条绳子拴在三人的腰,增加些重量,当然也怕被水流浪打彼此失散。她们在渔业大队对面的草滩上再游出去,结果,还是被浪打回。眼见潮退将过,开始涨潮了,更无法再前进,而天快亮,她们唯有转头,回程中在某杂树丛中掩埋好行装,再悄悄回村,白天再找机会取出行装。是夜,台风刮到,气象台挂起八号风球。此次偷渡,生产队领导并不知情,但对他们来说,是一次失败的尝试。

      一年后,即19737月,小刘与小何两位女孩再次进行偷渡。这次,她们决定从东线走,先趁黑夜偷偷从坦洲公社的安阜大队出走,爬上将军山。方向在哪里?她们只能望着有光明的地方(澳门)而去,也不管眼前是陡坡还是山谷。白天爬山,尚且艰辛,晚上爬山走路,况且还是两位女孩,真不知何来的英雄气概!在山上走一夜,小刘走到双脚溃烂,天亮时,还要找地方躲藏起来。在山顶,她们已经看清下山后的落水点。到晚上,她们再走,真是望山跑死马,经过两三小时的山路,她们经珠海县边防的某个生产队,到了接近海边的地方,寻找机会下水。但是,当她们到海边时,发现海边全是密密麻麻的一大片荆棘林,根本无法找到预定下水的地方!徘徊之际,遇到民兵,于是被捉回当地,次日由前山押解回中山县。小刘被扣留在公社,劳动改造三个月。

         上回的失败,让他们损失了全部行装。又经过一整年的筹备策划,19747月,小刘、小何、小余(男)三人,又再次偷渡。这次,她们决定还是走西线,即从大冲口下水。她们依旧是趁黑夜到达大冲口。这次,迎接她们的,不是大风大浪,而是另一种困难:是夜,大冲口外,水面并无水,都是淤泥。这淤泥除了满是蚝壳、碎石,更深至膝盖,甚至大腿,她们唯有艰难地脚踏淤泥前往,到后来,几乎要平躺着身体前行,这情景,堪比当年红军过草地吧!经过一晚,四五个钟头,她们终于到达了大横琴岛。白天,她们不能露面,只有在山上石罅间躲藏,偏偏,那天大雨倾盆,整日不停,她们全身湿透,没有病倒,也算奇迹!天黑以后,她们再走到山边一处最接近澳门路环岛的地方下水。这里的海边也是荆棘一片,莫非再次失败而归?幸而,小余以一路洒硬币的迷信方式,竟然让她们最终寻找到了一处可以通住水边的出路!数十年后,小刘已成了老刘,某日入住五星级的珠海横琴大酒店,她隐约觉得,这里就是她们当年找到出路下水的地方!靠着洒硬币,她们找到可以通到海的小道,于是,她们在黑夜中下水,顺着潮水,往依稀可见的澳门路环岛游去。游了三四钟头,小刘觉得,不见了同伴!当时已没有办法,唯有自己奋力向岸边游去。当她迈着沉重的脚步上岸后,见到同伴小何已站在岸边向自己招手,即晕了过去……

         当年的澳门,对于中国当局来说,也是“敌占区”,大陆的偷渡者到了澳门,开始也可以居留和打工。但是,当年澳门还很落后,除了几家赌场,便没有什么工商业,所以多数偷渡者,仅是以澳门为跳板,找机会转到香港。后来,澳门当局感到偷渡和滞留者众多,澳门地方小,不堪重负,于是实施“返解”,即抓到后遣返回大陆。也就是说,大陆偷渡者成功到了澳门,还不能自由到香港,还须再“偷渡”一次。于是,澳门的路环、凼仔等居民,便有了一门发财的生意,即帮助偷渡者过香港,称为“屈蛇”。那些人被称为“蛇头”。刘女士介绍了再次“偷渡”的经过。

    当小刘登上澳门的路环岛后,已昏迷过去。朦胧中,她发觉有一只手在摸自己的身体,随即惊醒。醒来时,发觉自己身处一辆小货车之中,眼前是几位当地村民,他是想对自己图谋不轨,还是想偷去自己腰间的那一点值钱的首饰,则不得而知。在惶恐之际,小刘看到同伴小何到来,告知那几位男人,小余也上岸了。这时,小刘才彻底清醒,知道眼前的几位男人便是蛇头,遇到蛇头就意味着得救,是好事!于是,小何和小余也上了车,蛇头开车,载她们到自己那简陋的家。小刘等冲凉,身上的泥有好几斤重!之后,她们在蛇头家吃饭、休息。蛇头按照小刘等提供的电话号码,帮忙联络小刘等在香港亲属。

        第三日,小刘的弟弟、小何的弟弟、小余的好友三人从香港过澳门,在蛇头家与小刘她们三人见面,得到确认。蛇头与三位香港来人讲好价,将小刘三人偷渡香港,每人3500元港币,于是,亲属们先交给蛇头一半钱,先回香港。这里要作个说明,在当时的香港,3500元港币不是个小数目,一个普通打工者每月的工资也就是200到300元,想必那三位家属都是东借西凑,才弄到那近2000元的。小刘三人在蛇头家住了一个星期后,蛇头才有船和机会行动。入夜后,小刘她们上船,躺在舱底,船在海上抛了一晚,小刘等呕吐得一塌糊涂!如此的“偷渡”,如果被香港的水警发现,还是要被驱赶回澳门的。早晨,船到达香港的流浮山。蛇头分别带她们见亲戚,收尾数。蛇头带小刘坐小巴到她舅舅家,由舅舅帮忙交付另一半的屈蛇费。次日,小刘她们到香港上环海滂的香港政府人民入境事务处领取一张入境纸,有了这张入境纸,她们可以自由地现身于香港街头。凭这张入境纸,一个月后,她们再到入境事务处领取了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至此,她们才完成了偷渡的全过程,不但远离了苦海,摆脱了知青的身份,而且成为一位令人羡慕向住的香港籍永久居民。

     数月后,小刘有了一份工作,每天,她坐渡船往返于港岛和九龙。望着灯火辉煌的维多利亚港湾,她觉得自己无法再有勇气跳入海水,哪怕是游上一百米!数年后,偷渡的经历还常常重现在睡梦中,将她惊醒!啊,今天的女孩子们,每天都可以愉快地学习或工作,课余业余扮靓靓、玩微信、看电视、泡歌厅、行街购物,哪里会有小刘她们那样的经历?!对于当年曾参与冒死偷渡的人,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子,我总是怀着深深的敬意。

    文革的噩梦、上山下乡的噩梦,真的不要重现啊!

                                            2014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