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亲靠友到台山

                                       ——为李鹤鸣《我的知青路》写的序言

                                     陈贤庆

    “投亲靠友”这个词，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活过，尤其是经历过上山下乡运动的人，是不会陌生的。这是一个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产生的名词，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也是有一定组织的，某学校的学生分配到某农村及某农场，例如我们学校，就分配到三水县农村 和徐闻县的国营农场两处地方。但是，你也可以不去这安排好的地方，你可以自寻去处，如去自己的家乡，或去别人的家乡，谓之“投亲靠友”。当局把握的只有一条——你离开城市，上山下乡就行了。

    我的老同学、旅居美国西雅图的李鹤铭先生今天发来邮件，是一篇不会太短的系列文章——《我的知青路》。我一边处理上网，一边饶有兴趣地欣赏，觉得很好，很好！37年前，我是11月7日离开广州赴雷州农场的，而李同学在我两天之后，也离开广州了。李同学选择的，就是“投亲靠友”之路。李同学所到之处，是广东著名的侨乡。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民，会是怎么样的？那时的农村，尤其是侨乡，会是一种怎样的面貌？如果你以为能在当时的《人民日报》，能在《香飘四季》《金光大道》等小说中找到答案，那只能说你还很幼稚了。最权威的答案，在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们的心中！李同学离开故国起码有30年了吧，30年的异国风霜，却未能冲淡他对台山的那个小村庄的记忆！你看，他还能如数家珍地把当年与自己生活劳动过的农民们一一描写出来，把当年遇到的有趣的事一一叙述出来，如果不是那段生活实在刻骨铭心，是肯定做不到的。

    不了解中国的农民，就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不知有没有谁说过类似的话，如果没有，或一时想不起，就算是我的“名言”吧。我在雷州半岛的一个农场生活了十年，农场里的农工，其实本质也是农民，但由于体制不同，又肯定有很大差异。虽然我也曾到过农村住过或长或短的日子，但毕竟不是在那里落户，所以，对于中国农村的了解，就肯定是很肤浅的。而李同学则不同，他在那里落户，成了名副其实的农民。所以，他对于当年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尤其是“划分阶级成分”，就知道得很多；他对于农民的性情，不管是男的或女的，就感受得很深。或许可以说，李同学的文章，将能填补上山下乡期间“投亲靠友”的那一部分知青的生活介绍的空白，起码在我们广东侨中的同学中还没有谁写过这类的文章。

    农民，这个中国数千年来都是最底层最痛苦的阶级，过去只有被压迫被剥削的分儿，陈胜、阿Q、杨白劳等便是他们中的代表。新中国成立后，农民（准确一些是贫下中农）在政治上翻身了，成为了领导阶级，在五六十年代甚至还“风光”十足，他们被认为是最革命的，最可靠的；而且，还肩负起对从城市下来的知识分子、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的重任。其实，鲁迅先生在半个世纪前就“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这个阶级，其愚昧落后迷信自私等“劣根性”并无消除，他们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需要教育的，需要关怀的应该是他们！只不过，我们宣扬的观点是“越穷越光荣”，所以谁也不敢富，也难以富得起来。由于有了这愚民之紧箍咒，所以，无数农村中的贫下中农就心安理得地活着，并不想去改变自己“贫穷落后”的状况。其实，贫穷正是万恶之源，看看现在多少犯罪分子，正是从“农民”这个阶级中走出来的，就印证了“贫穷产生罪恶”这一真理。今天，我们在高歌《好日子》的同时，其实更应该关注“三农”问题。李同学被上山下乡的大潮推到了一个自己完全陌生的农村，和一些完全不认识的农民生活劳动在一起，到底是谁在改造谁，这的确是当年许多知青困惑的问题。

    李同学在广东省台山县的那个偏僻农村究竟生活了多少日子，遇到些什么更多人和事，有些什么感受和收获，我们看了这篇回忆性的文章，答案恐怕也就找到了。李同学的文章仅写了个开头，相信后面还会有许多精彩的故事。想了解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和农民的读者，想了解上山下乡生活在农村的知识青年的真实情况的读者，实在很应该读读李先生的这篇回忆性的文章。对于年近花甲、旅居海外的李同学来说，我相信他没有必要“恶毒攻击”当时的“大好形势”，我相信他仅仅是趁着尚未患上失忆症时，把自己年轻时代的一段难忘的经历写出来而已。李同学的文笔朴素而通畅，亦不失幽默之法，相信读者，起码是我，是会喜欢往下阅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