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亲靠友到台山

                                       ——为李鹤鸣《我的知青路》写的序言

                                     贤庆

    “投亲靠友”这个词,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活过,尤其是经历过上山下乡运动的人,是不会陌生的。这是一个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产生的名词,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也是有一定组织的,某学校的学生分配到某农村及某农场,例如我们学校,就分配到三水县、博罗县等农村,以及徐闻县的国营农场。但是,你也可以不去这安排好的地方,你可以自寻去处,如去自己的家乡,或去别人的家乡,谓之“投亲靠友”。当局把握的只有一条——你离开城市,上山下乡就行了。

    我的老同学、旅居美国西雅图的李鹤铭先生今天发来邮件,是一篇不会太短的系列文章——《我的知青路》。我一边处理上网,一边饶有兴趣地欣赏,觉得很好,很好!37年前,我是11月7日离开广州赴雷州农场的,而李同学在我两天之后,也离开广州了。李同学选择的,就是“投亲靠友”之路。李同学所到之处,是广东著名的侨乡。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民,会是怎么样的?那时的农村,尤其是侨乡,会是一种怎样的面貌?如果你以为能在当时的《人民日报》,能在《香飘四季》《金光大道》等小说中找到答案,那只能说你还很幼稚了。最权威的答案,在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们的心中!李同学离开故国起码有30年了吧,30年的异国风霜,却未能冲淡他对台山的那个小村庄的记忆!你看,他还能如数家珍地把当年与自己生活劳动过的农民们一一描写出来,把当年遇到的有趣的事一一叙述出来,如果不是那段生活实在刻骨铭心,是肯定做不到的。

    不了解中国的农民,就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不知有没有谁说过类似的话,如果没有,或一时想不起,就算是我的“名言”吧。我在雷州半岛的一个农场生活了十年,农场里的农工,其实本质也是农民,但由于体制不同,又肯定有很大差异。虽然我也曾到过农村住过或长或短的日子,但毕竟不是在那里落户,所以,对于中国农村的了解,就肯定是很肤浅的。而李同学则不同,他在那里落户,成了名副其实的农民。所以,他对于当年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尤其是“划分阶级成分”,就知道得很多;他对于农民的性情,不管是男的或女的,就感受得很深。或许可以说,李同学的文章,将能填补上山下乡期间“投亲靠友”的那一部分知青的生活介绍的空白,起码在我们广东侨中的同学中还没有谁写过这类的文章。

    农民,这个中国数千年来都是最底层最痛苦的阶级,过去只有被压迫被剥削的分儿,陈胜、阿Q、杨白劳等便是他们中的代表。新中国成立后,农民(准确一些是贫下中农)在政治上翻身了,成为了领导阶级,在五六十年代甚至还“风光”十足,他们被认为是最革命的,最可靠的;而且,还肩负起对从城市下来的知识分子、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的重任。其实,鲁迅先生在半个世纪前就“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这个阶级,其愚昧落后迷信自私等“劣根性”并无消除,他们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需要教育的,需要关怀的应该是他们!只不过,我们宣扬的观点是“越穷越光荣”,所以谁也不敢富,也难以富得起来。由于有了这愚民之紧箍咒,所以,无数农村中的贫下中农就心安理得地活着,并不想去改变自己“贫穷落后”的状况。其实,贫穷正是万恶之源,看看现在多少犯罪分子,正是从“农民”这个阶级中走出来的,就印证了“贫穷产生罪恶”这一真理。今天,我们在高歌《好日子》的同时,其实更应该关注“三农”问题。李同学被上山下乡的大潮推到了一个自己完全陌生的农村,和一些完全不认识的农民生活劳动在一起,到底是谁在改造谁,这的确是当年许多知青困惑的问题。

    李同学在广东省台山县的那个偏僻农村究竟生活了多少日子,遇到些什么更多人和事,有些什么感受和收获,我们看了这篇回忆性的文章,答案恐怕也就找到了。李同学的文章仅写了个开头,相信后面还会有许多精彩的故事。想了解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和农民的读者,想了解上山下乡生活在农村的知识青年的真实情况的读者,实在很应该读读李先生的这篇回忆性的文章。对于年近花甲、旅居海外的李同学来说,我相信他没有必要“恶毒攻击”当时的“大好形势”,我相信他仅仅是趁着尚未患上失忆症时,把自己年轻时代的一段难忘的经历写出来而已。李同学的文笔朴素而通畅,亦不失幽默之法,相信读者,起码是我,是会喜欢往下阅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