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
不
掉
的
记
忆
陈贤芳
张穗强先生的知青情结令人感动。我的三哥陈贤庆写的《［南燕北鹰］带出的四十年情谊》一文，已作了清楚的讲述，余下就是谈谈我作为“当事人”的一些记忆和感受。
一
相识交往
我是1968
年11月下乡到海南岛东红农场的,
1972年与下乡到黑龙江的上海知青裴海荣建立了恋爱关系，由于海荣是那么热爱北大荒，我们商量好将来把家安在黑龙江农场。在与贤庆的日常通信中，多次提到一位知青笔友张穗强也下乡在海南岛加钗农场，对我的“故事”感兴趣，希望有机会的话见见面。几年过去了，没有遇到机会。1976年2月，我利用探亲假去上海与裴海荣登记结婚，从海南岛路经广州稍作停留，有一天，一位身材高大的客人登门拜访，他——就是张穗强先生。
初次见面，他给人印象朝气蓬勃，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很阳光、很帅气”，交谈中，他快人快语、思路敏捷、目光睿智，这一年，很多知青开始返城，他也考上了中山大学读书，已离开海南岛回到了广州，相比之下，我这位从未谋面的“海南农友”却要远嫁到北大荒成家立业，他对我的决定难以理解，很直率提出了一些他的想法，比如：他“有点怀疑，七十年代知青扎根（边疆）先驱们的壮举会给社会带来多大的改革？”他“不止一次地想，这些有志气、有抱负、有文化的青年人，为什么不能成为文学家、科学家？……而要成为社会潮流的产物呢？”处在那个思想禁锢的年代，张穗强提出的问题的确够超前的，我惊讶之余，没有多说什么，他是来祝福我的，除了感谢他，我只能回答：去北大荒的主意已定，走一条自己选择的道路。
在上海登记结婚后，我和海荣还是返回各自的农场，不到一年后，海荣享受探亲假到海南岛接我去北大荒，我们又路经广州，即将离开生活了二十五年的第一故乡广州、第二故乡海南岛，我的心情忐忑难舍。当时我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住在南京二哥家，三哥贤庆仍在雷州半岛的勇士农场，广州的亲人主要是大哥一家。这天晚上，我和海荣、贤庆携大哥全家人去附近的“艳芳照相馆”拍照，刚出门，张穗强急匆匆赶来，他是特地来向我们道别的，他站在照相馆外等候我们多时，说了很多祝福的话语，场面多少显得有点“悲壮”，临别，他交给我们一封信，我保留至今，其中写道：“祝贺你们踏上新的战斗征途。你们——今天的北大荒主人，走的将是一条新的道路。无数艰难曲折将会向你们扑来，请张开雄鹰的翅膀，勇敢地冲向灿烂的未来。……请相信，一切真诚和正直的青年伙伴都会象我一样为你们的果敢行动而钦佩。”
这一天，是1976年12月31日。
人和人相识交往靠的是一颗真心，他是毫不掩饰担忧牵挂我们的，他的真情实意铭刻在我们心底。也可以看出，当年的张穗强先生讲情谊，很激昂，有点浪漫。
二
精神鼓励
这一幕距今已经过去三十五年了。（期间我在北大荒生活了17年，）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当年启程赴黑龙江的背景情况。那时候，十年文革刚结束，“四人帮”的各种路线、政策还没拨乱返正，一般来说，决定调到北大荒农场，那就意味着一辈子扎根在那里，作为我个人，从零上30多度的海南岛去到零下30多度的北大荒，气候环境的适应就是首要问题；工作条件方面，我在东红农场场部担任机关生产处统计员，而海荣还是生产连队的统计员，新家要安在连队，讲好调动过去先从农工做起，对于我这个南方“弱女子”，这是第二个考验，我也担心自己能否挺得住。家人虽然尊重我的选择，但真的要动身，母亲暗自流泪，三个哥哥牵肠挂肚。当时根本想象不到有朝一日能去读书、有朝一日能调回城市！千里迢迢，哪怕回来探亲也是不易之事，难怪惊动了我们广州十七中的多位“名人”——
原高二（1）班的熊园园校友文革前是我们班的辅导员，一直关心我的成长，文革中我和他尽管不同派别，但他和黄飞鹏来了、王希哲夫妇等二十多位同学也来了，两派的“头头”同时来探望我，和我道别，令我受宠若惊。
理解是一座桥梁，精神力量的作用是无穷的。正是因为有如同张穗强那样的一大群知青朋友给予的支持和鼓励，使我勇敢踏上征程。到了北大荒以后，一步一步战胜生活、工作、学习上的无数困难。很快，迎来了1978年三中全会的召开，正式宣布结束了十年文革动乱，国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大道，我们个人也得以走上人生发展的正轨。
这期间,张穗强与我们还有通信,1981年他到上海出差.还特地到裴海荣家,向裴母打听我们在黑龙江的情况，如同很多好朋友一样，关心我们的一切，令人感动。
三
关于《南燕北鹰》
与张穗强的知青情结还缘于一首长诗《南燕北鹰》，这是三哥贤庆送给我们的结婚礼物。1976年3月我们在上海登记结婚时，“四人帮”还在台上，物质极端匮乏，贤庆擅长文学，送我们一首贺诗，既真挚又浪漫，我们很感谢他。如果我默默收藏下来，那后面什么事情都不会有。偏偏我所在的东红农场场部有个“文学青年”小圈子，如北京知青金一虹、广西知青张晓阳、广州知青刘平、潘路米、吴宝祥、周善恒等，（他们后来学业上都很有建树），贤庆因为喜欢写诗，包括长篇抒情新体诗，很想听听反响，于是这首长诗在小圈子中传阅，便有了多人的“读后感”，（包括裴海荣本人），有必要说明，他们的评论是“四人帮”跨台前写的，思想观点自然有一定的局限性和时代烙印。不论各人的观点正确与否，我同样深深感谢他们。
一年后，手稿落到了张穗强手中，他是最后一个发表评论的。事后得知，纵然历经家庭变迁，这份手稿以及多位朋友的“读后评论”仍完好保存至今。有意思的是，35年后重读这些“读后感”，我个人体会，张穗强当年写的《我的偏见》，今天看来，尽管某些用词有点“过”了，但最有份量，其基本观点正确，无可辩驳，。比如：针对有评论《南燕北鹰》是“深深盖上了小资产阶级的烙印”“小布尔乔亚”“不该写这种题材”……张穗强鲜明反驳：“在文艺百花园中，我想这样的作品是完全可以见世的。…为什么作品就非要大红深红不可呢？”“文艺家们，让作品多姿些吧！不要总把政治风云中的色彩套入作品欣赏中来，这样会损坏美学的。”
看来，张穗强先生是一位善于思维、思考、思辩的人。
岁月需要回忆，朋友需要相聚。2009年，张穗强在香港接待了我的儿子裴小川；同年10月，我们在上海也见到了他的夫人梁永坤女士。2011年12月，我和海荣、贤庆有幸在香港与张穗强相聚，大家都很激动，当年二十多岁的我们，如今都已花甲之年，我的眼前不时浮现着1976年12月张穗强与我们道别的情景，分别35年了，怎能想到年老了会在香港相逢！一种“殊途同归”的感受顿时油然而生。忘不掉的是过去的记忆，不能更改的是进行中的现在——得知张穗强先生已正式退休，仍致力“知青问题”的研究，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相信他一定能出成果，因为他深怀知青之魂。
在此，谢谢张穗强、梁永坤夫妇！衷心的祝福您们！
2012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