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日那位小朋友
陈贤庆
晚饭后，照例拿起晚报，忽见一篇文章，配上一幅旧照片。文章和照片反映的是1966年8月18日上午，在天安门城楼上，14岁的作者受到领袖的接见并与之讲了话。文章和照片告诉人们的信息是：当年，我们多么幸福，直到40年后的今天，仍难以忘怀。看罢此文此照，一番滋味涌上心头，我一时默然……
就在我沉思之际，忽然电话铃响，拿起话筒一听，原来是一位旧日同学从香港打来的。自1968年后，我们没有见过面，也没有听过对方的声音，如今忽然联系上，大家都有说不尽的话。
他是我中学的同学，姓卫，但他比我低三届，1966年时，还只是初二级学生，和上述那文章的作者一样，也只有14岁。我和他不是同班同学，何以认识并有联系？1967年春夏，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武斗”阶段，我因家庭出身不好，父亲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已被剥夺了“革命”的权利，只能在家“触及灵魂”，接受思想改造。趁着“造反派”们互相高喊“捍卫……”而去浴血奋战，无暇顾及我这类小人物时，我和同学阿潜各自买了一把小提琴，躲在刘家的小厅自学，接受“封资修”文化的洗礼。后来，我们的圈子越来越大，加进了几位逍遥于革命之外的、也喜爱音乐与文学的青年学生，其中，就有卫同学。由于卫同学年纪小，个子也小，我们叫他“小神仙”，再简称“小神”。
我知道，小神的祖父，是位名人，早年留学美国，攻读土木工程，回国后，参与了许多著名建筑的设计，据说北京协和医院就是他担任监工的。抗日战争时，日本人强迫他出任伪职，结果他祖父宁死不屈，以自杀而明志。解放后，小神一家生活困难，他祖母居然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而周总理居然也指示广东省人民政府给他们每月补贴80元！
小神的父亲，是一位小提琴演奏家，在文革前已经病逝，但他留下了一把很好的小提琴，似乎出自意大利某制琴师之手。小神用那把琴，也经过一定的训练，能拉一些简单的曲子。他也正是夹着那把琴，作为见面礼，踏进我们那文艺沙龙的。
一天晚上，我们捧着那把好琴，登上了中山五路新华电影院旁边的一道陈旧的楼梯，敲响了一扇黑暗的木门，进入了一位小提琴教师区老师的家。区老师知道小神的父亲，他将琴作了一番鉴赏并试音，连声说：“好琴，好琴！”随后，他让他的大女儿用那琴演奏，小女儿钢琴伴奏。大女儿演奏的乐曲，是萨勒沙蒂的《流浪者之歌》。那是一首荡人心魄、催人泪下的乐曲，那抑扬顿错的优美感人的旋律，沿着那琴的四根金属弦流出，回荡在那几乎是密封的小房间。那一夜，那乐曲，那情景，令我们终生难忘……
“在我上山下乡之前，你忽然不见了，后来我从阿潜那里知道你的情况，但还不是很详细，你能否……”不知是否积习的缘故，我总爱探听别人的私隐，于是，有这样一问。
“三十八年前的事了，刻骨铭心……你如果想听，当然可以详细告诉你。”
“谢谢！”我的确很感激，并静心聆听。
“我祖母和父亲都在五十年代去世，文革前，家中就只有母亲、哥哥和我。我家你也知道，在中山五路小马站，母亲是中山五路小学的一位教师。而我也是在那里读的小学。文革前，哥哥到肇庆一家工厂工作，他患有精神病，时好时坏。1966年文革开始后，学校已经停课，母亲她们常受到批判，但还有行动自由。1968年9月，母亲和自己学校以及附近几所学校的一些‘有问题’的老师，集中起来办学习班，不能回家。他们住在中山五路小学，每天排队
到朝天路小学办班，有时，我就在路边等候，等候他们经过，为的是能看到母亲一眼。
“那时，我对母亲的处境还不致很担忧，因为文革中被集中办‘学习班’的人太多了，我认为母亲不久就可以回家的。有一天，不知你是否记得，大家还在我的住所聚餐，刚好那天母亲被允许回家两个小时，她看到我们‘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样子，又生气又无奈，只是连连叹息。
最后，她摸摸我的头，眼含泪水有离开家门。”
这事，我还有印象。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小神的母亲。那是一位矮矮胖胖的面露慈祥的妇人，可能睡眠不足，眼圈微黑。对于运动的残酷性，我们的确预计不到，
所以才会出现在小神家里聚餐这样不知忧愁不识大体的事。我自己何尝不是一样？父母亲在受难，而我自己还天天晚上跑到刘家学拉小提琴，并不懂得留在家里多些陪伴他们！
“9月下旬的某一天，学校的造反派红卫兵上门抄家，把有用的东西都拿走。我问他们，我母亲怎么啦，他们说，你母亲是个国民党潜伏特务，已经被揪出来了。我那时年纪小，还不是很了解‘国民党特务’是个什么概念，但我相信母亲是个好人，是个好教师。
“就这样，母亲被造反派关了起来，关在学校的一处楼梯底的一个小间里。我更成了一个没人关爱的孩子，饥一餐饱一顿，过着近似流浪乞讨的生活。过了几天，
是国庆节的前两天，在那天半夜，母亲学校有几个人找上门来，
把我叫醒，什么也没说，又把屋子搜了一遍，后来，进来一位军人，对我说：‘你母亲死不认罪，昨晚自绝于人民。’当时，我可能年纪太小，
开始还不知道‘自绝于人民’是什么意思，后来明白了，竟然不知道哭，整个人象麻木了，不知所措。那人又说：‘你跟我们去一趟吧。’于是，我跟着他们去到位于惠福路的省人民医院的门诊部。我说：‘我要见见母亲。’他们说：‘她已在太平间，门已关住，看不见。’我问：‘那么，你们叫我来干什么？’他们说：‘需要你签个字。’于是，他们拿出一张纸，叫我签字。我想看清楚那是一张什么纸，写着什么内容，但是，
周围环境昏暗，他们也不想让我看清楚，就催着我签字。我签了字后，问：‘那我母亲怎么办？’他们说：‘你签了字，就是说你妈的遗体转交给你了，你妈的后事就由你来处理了。’我说：‘我一个小孩，家里又没有钱，我怎么处理？’他们说：‘你
自己想办法……或者，找亲戚帮忙吧。’
“就这样，我在黎明时分回到住所，在房间里坐卧不安，不知所措。真的，我一个小孩子，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更没有任何经验，如何去处理母亲的身后事？一天以后，
我唯有到阿潜家，把母亲的事跟他们说了，阿潜和你们知道了我的事，大家捐了一点钱，才将母亲的遗体火化了。这事，你或许还有些印象吧。”
小神叙述得很平静，但是，我心潮汹涌，不禁想起了当年那情景。当我们知道他母亲的情况，都很悲痛，尤其得知他母亲的遗体未能火化，阿潜说：“我们不帮他，谁帮他？大家想尽办法，凑一些钱吧。”阿潜的母亲也是小学教师，她更是深感同情，说：“一定要帮，一定要帮！”于是，我们沙龙里的朋友们，凑了钱，委托阿潜
和小婉姑娘去殡仪馆帮助小神处理母亲后事。阿潜回家后，叹息悲哀良久，喃喃了多遍：“那尸体，没有保护，没有化妆，很可怕，很可怜……我们没敢让他走近看，只是在远处，让他看了一眼……”
“也多亏了你们的帮助，”小神继续说，“当时，由于母亲是现行反革命，又是什么美蒋特务，殡仪馆不准保留骨灰，而我不敢亦不能把骨灰带回家。于是，母亲的尸骨无存，大概让殡仪馆的人拿去肥田了。
“三天后，学校通知我回去取回母亲的遗物。
我去到那所学校，经过操场时，我看到附近几所学校被揪出来的二十多位‘牛鬼蛇神’都集中在那里，跪在操场那水泥地板上。我想，母亲如果不死，也要受这样的折磨，她那么肥胖的身体，怎么受得了？我来到那黑暗的楼梯底，还看到应该是
他们给母亲戴的一顶纸糊的高帽，上面写着‘反革命分子’五个黑色的大字。母亲所谓的遗物，无非是一张草席子，和几件旧衣服。我看到母亲被关押的地方，想象着母亲是怎么自杀的。附近有两位女老师，她们在互相说话，似乎是有意告诉我的。她们说，母亲是在半夜里，用一根书包的带子，挂着墙上的一口大钉，就这样吊死了。我母亲很疼爱我，她不可能不想到，自己离去了，两个儿子将怎样生存。她一定是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才不得以选择了这种方式了结自己。
“我用草席把母亲的遗物卷起，夹在腋下拿回家。途中，那些物件多次掉下地，一些好心的老人还帮我捡起来。回家以后，我把母亲的衣服拿去变卖，卖得三十多块钱。于是，我坐船到肇庆，到我哥哥那里去。我把母亲的事告诉工厂的领导，问他们，是由我还是由他们把消息告诉哥哥。工厂的领导说，要由他们调查清楚，再由他们告诉哥哥。于是，工厂派人到广州作调查，而我只得对哥哥说，学校不上课，来肇庆玩玩。每天，在哥哥面前，我还要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派去调查的人，不知怎么搞的，一个月后才回来，于是，他们把母亲的事通知我哥哥，哥哥那时候精神还正常，当时就抱着我痛哭，而我直到这个时候，才知道哭。我们两兄弟，可以说哭了几天几夜。
“不知什么原因，学校竟然知道我到了肇庆，写信到工厂催我回去上山下乡。当我再回到广州，回到学校时，发现大部分同学都走了，有的到了三水，有的到了雷州半岛。我如同一个孤儿，如果不上山下乡，也无法生存下去。刚好，学校有二十多个到东莞农村的名额，于是，我也报了名，在1969年1月间，我被注销了广州市户口，落户到了东莞的塘
头下公社的一个落后的生产队，成了一名靠劳动赚取工分养活自己的社员。
“你可以想象，象我这样的个头，这样的身材，我能在那农村干些什么农活？最多是放放牛而已。但是，我必须在那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去，而且我只能自己照顾自己。广州的户口已经注销，住房也已经被他人占有；肇庆的哥哥得知母亲去世后，精神病更加严重，经常要被送到精神病院去。70年代初，他也死去了，我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儿。
有一次，阿潜到东莞来看望我，刚好我因劳累过度伤了腰，我感到绝望，而阿潜也很为我的未来担忧。
“1972年后，我得知阿潜他们去了香港。我意识到，我也只能走那样的路，才能见生天。于是，我每天都自觉地锻炼身体，尤其是提高游泳的技能。终于，经过四次的偷渡，终于在1974年，我历尽艰辛
也到了香港。
“到香港后，我找到阿潜，有了落脚的地方，得到朋友的照应。阿潜介绍我到工厂打工，我有了微薄的收入。两个月后，阿潜兄弟要移民美国，我便和他们分开。其后，我做过许多工种，但由于文化低，只能做些下层的工作，而且，也只能单身过日子。不过，毕竟，我已来到了另一个天地，一个可以通过个人奋斗过上较好日子的天地。
80年代以后，我将所有赚来的钱，都用在精神享受方面，买音响，卖摄影器材，卖电脑，到中国以及世界各地旅游。只要赚够了一定的钱，我就带上照相机，背着背囊出发，九寨沟刚开发，我就到了那里，拍摄到一批最原始的照片；我到过日韩欧美，还到过尼泊尔等贫穷的国家。
“八十年代，母亲的学校通知我回去，说学校为母亲平反。我到了母亲的学校，也是我的母校，学校给了我一张母亲平反的证明书，以及大概作为精神损失费的500元人民币。
拿着那证明书和钱，我举头望青天，心想，母亲那在天之灵，不知能否安息。
“九十年代，我曾到了加拿大，在那枫叶之国住了几年。那异国他乡毕竟比不上香港方便亲切，所以，后来，我又回到香港居住。近年来，我人已老。两条腿也有病痛，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现在就住在政府提供的一间十几平米的公屋，靠二三千元的综援金生活。目前，
两餐还不成问题，只是，精神上比较孤独，经常想起旧日的朋友，总想和他们谈谈话……”
小神的叙述很平静，就象叙述一件很普通的事，但是，我觉得自己早已热泪盈眶。我问：“你父亲那把小提琴还在吗？”
“还在呀，”他说，“我原来放在广州一位朋友处。内地刚开始改革开放时，我还不敢回去，是托香港的朋友到广州取回的。亲人的遗物，就只有这一件。”
和小神通完电话，我有一种恍恍惚惚的感觉。我努力想象着，过去那位小朋友，如何变成了一位双腿有疾不良于行、现住在香港闹市中一间小房里的孤寡老人……我这时才发现，那张晚报仍然拽在手中，那张照片仍然清晰入目。是啊，那作者当年感到很幸福，现在仍感到幸福，他也希望把这幸福感染给他人……我觉得，幸福是每个人的感受，但是，有时你的幸福，恰好是别人的痛苦！上了年纪，还没有患上老年痴呆症的人们都会记得，1966年8月18日，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总动员，那广场上的百万无知而狂热的“红卫兵”，
许多正是充当了横扫一切中华文化的狂徒，许多正是后来害死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田汉、老舍、傅雷等无数共和国精英的打手！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已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明确的否定，定性为“十年浩劫”；对发动这场“革命”的人也作出了恰当的评价。时至今日，不去认真反思那场浩劫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无穷的灾难和后遗症，还在报上弄出这样的文章和照片，重温旧日的“幸福”，岂不令人心寒？！
在香港孤身一人靠综援金生活的小神，比起我们身边常看到听到的许多孤寡老人来说，处境还算不错，但是，本来，小神的遭遇可以好一点，要不是他在16岁时就成了孤儿，他大概不至于颠沛流离地过了一辈子的。唉，什么时候，我到香港旅游，顺便去看望他，给他一点朋友的问候与关怀吧。
200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