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四十年祭

                                陈贤庆

2006年,啊,不知不觉间,历史的车轮已经转到了二十一世纪的第六个年头。2006年,是个特别的年头吗?没什么特别呀,社会依然在进步,人民也大多安居乐业,没有战争,没有动乱,一部部大片陆续在炮制,看罢“满城尽挂黄金甲”,大家又去“夜宴”,但依然时有“郁闷”的感觉。

2006年,会看到一些纪念活动,如什么人逝世多少周年,当然,还有某些“国耻日”,如九·一八等,那是不应忘记的,估计到时也会有纪念活动。

我注意到,似乎没有多少人记起,今年,也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四十周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值得纪念吗?是啊,不好的事,值得纪念吗?……九·一八也不好呀,是国耻日,是挨打日,也值得纪念吗?有人会说,别人打我们,值得记住;祸起萧墙的事,就不必记住,最好彻底忘记好了。这话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这内外有别,总让人觉得自己底气不足。

谁也会有错的时候,敢于纠正错误,并时时记住犯过的错误,甚至不时反省有没有重犯类似过去的错误,这是很正确的做法,一千多年前的唐太宗也知道“以史为镜”“以人为镜”,共产党也曾提倡“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所以,即使祭一祭四十年前爆发的那场“浩劫”,也不是无聊的举动吧。

也怪自己多事,用了一个“祭”字,须知自己才疏学浅,并不知“祭文”是如何个写法,连第一句如何下笔也弄不清楚,是“呜呼”,还是“某年月日”?这真是作茧自缚了。忽然,我想到,四年前,自己写了一部《悼亡诗里说风云》的书,似乎是不知不觉间学习了太史公的体裁,即“纪传体”的形式。在书后,我也附有一篇“后记”,隐约觉得,我在“后记”中也曾对文革作了一些“小结”,四年之后的今天再拿来看看,可以检讨一下当年写的是否准确。于是,为了省事,我将那“后记”先全文引用出来吧。

以下为《悼亡诗里说风云》的“后记”:

不知不觉,《悼亡诗里说风云》断断续续地,一章一章地写下去,竟写出了三十三章来,形成一部不算薄的书了。再往下写,肯定还有内容可写,值得写,如写胡耀邦,如写陈永贵,如写邓小平等。但是,我又觉得,事情总该有个尽头,起码是一个暂时的尽头。那么,以什么人作为尽头合适呢?我想,还是以刘少奇吧。文化大革命可以说因刘少奇而起,那么以刘少奇得到平反昭雪作为最后一章,也是很适宜的。

这三十三章文字,起码涉及到了近50人。这其中,有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有解放军的元帅将军,有作家诗人,有运动精英,有演艺红星,当然,也有野心家阴谋家,有末代儿皇帝、末代代总统,甚至还有外国人士。这些人中,有陷害人的人,更多的是被人陷害的人,通过他们的行为,他们的遭遇,他们的故事,似乎可以将十年动乱的历史大都涉及到,司马迁写《史记》,用的也是纪传体的形式,不是可以概括数千年的历史吗?

薄一波也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灾难。所以,我斗胆从“大灾难”这角度去小结一下。的确,文革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除了使数十万中华民族的精英无辜枉死(仅精英而言),数千万民众遭受迫害,文革更使中国倒退了几十年!文革破坏了本来就薄弱的社会生产力,拉大了我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文革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天斗、与地斗”“开梯田”“深挖洞,造成了中华大地草木凋零,水土流失;文革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与人斗,其乐无穷,造成的恶果则是人心涣散,中华民族失去了凝聚力;文革摧毁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传统美德受到批判和舍弃,造成年轻一代不知何为礼仪廉耻,不知用什么规范自己的行为举止;文革绞杀了人们的良心和人性,造成了思想和信仰的空白,造成了今天各种丑恶现象公然流行;文革十年间,中国基本不实行计划生育,使中国多生产了两三亿人,造成了现在的积重难返;文革十年间,中国的教育遭到彻底的破坏,耽误了起码两代人,造成了上亿的文盲和半文盲,这些文盲和半文盲,又直接影响到他们子女的素质;现代官员的腐败现象,可以说源于文革的影响,即趁手中尚有权,及时谋私利,不然就过期作废;文革时期讲空头政治,现在某些地方又刮起浮夸风,数字出官仍有市场。……

写文革,写灾难,这并不难,有较多资料可作借鉴,困难的,倒是如何将自己摆进去。老作家韦君谊在《思痛录》中就有这样的质问:这一群文化大革命新一代,后来大多数都成了没有文化的人。有一些在农村里苦读,回来补十年的课,终归差得多。有些人把自己的苦写成小说,如梁晓声、阿诚、张抗抗、史铁生、叶辛——现在已经成名。但是他们的小说里,却没有一个老实写出当年自己十六七岁时究竟是怎样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样变成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作无知的。所有这些老的、中的、少的,所受的一切委屈,都归之于四人帮,这够了吗?我看是还不够。韦先生的质问,无疑是有道理的,我们反思文化大革命,自己也应该反思。所以,我在文章中不想把自己写成是一个先知先觉的人,我不怕暴露自己当年的愚昧无知,因为历史就是如此!至于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我倒是没有。我是因为父亲过早地被揪了出来,使我一下子掉到了黑七类的行列,不许乱说乱动,不然的话,我也难保不做出一些破坏文化迫害忠良的事来。或许可以这么说,父亲牺牲他一个,挽救了我们兄妹的灵魂。

历史风云,再说也难以说得完,最要紧的,是要以史为镜,吸取教训,尤其是象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惨痛的教训。经过了这场中华民族的大灾难,我们的党和人民也真的学聪明了一点,有以下几个方面,我认为是吸取了教训,做得很对的:

一是彻底抛弃了那条极左的路线,没有按毛泽东所说的七八年就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而是再也不搞以整人为目的的政治运动。二十年来,我们已不用生活在运动之中,这是能够国泰民安的最根本的基础。

二是彻底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治国方针,将全党全民的工作重点和奋斗目标放在经济建设方面。短短的二十年,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综合国力大大提高,已经跻身于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

三是彻底打开国门,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二十年来,我们经历了夜郎自大到崇洋媚外再到充满自信的几个阶段,今天,我们已不怎么崇拜洋货,我们的产品已出口到了五大洲;我们不仅迎来外国游客,我们的国民也可以潇洒地出国留学出国旅游。

四是破除了个人迷信和领袖崇拜。今天,我们不用早请示晚汇报,不用跳忠字舞忠字歌,虽然我们也提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但我们并不感到有很大的心理压力,对江主席也不须特别的尊敬。今天的党中央,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实行的应是民主集中制,而这一制度在文革期间已荡然无存。今天,江泽民主席也不时会发表重要讲话,如三个代表之类,不是党员的可以不听不看,是党员的也不一定要记在心中。

五是从人治法治迈进。今天的法制肯定不够健全,但比以前已经大大进步了。断案不是由哪个人说了算,要重证据,要依法处理。一位干部当了镇长不到两年,盖了两幢新楼,还把孩子送出国留学。哪来的钱?明眼人都会想到是贪污受贿,但你要拿出证据呀,于是,由于没有证据,我们只能容忍众多的贪官继续在贪。这场足球赛,你说是黑哨,请拿出证据,不然,你怎么能说我?这些事都很气人,但也应看作是法制的体现。

六是人民有了言论自由。如果说现在人民有了充分的言论自由,那肯定不确切,我们还有一些限制,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但如果和二十年前相比,那就有了天渊之别!我只想举个例:有位17岁的少年写了一本小说叫《三重门》,这少年可能政治学得差,并不会运用一分为二等辩证法,在书中,他对中国的官员,中国的教育,中国的老师,中国男子足球等尽情地嘲笑,要是在过去,早就打成小右派”“反革命之类,但他的书由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也没有见有什么人批判他的政治立场。

还可以举出多个方面说明我们今天的进步,但我这篇后记并不是改革开放二十年的总结性的文献,这样的工作自然有人去做,我只不过谈谈几点体会,说明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当我觉得有需要,而又有时间,我或许会再写一些其他的人物,因为我的悼亡诗其实远远没有用完呢。(20022月)

以上是我四年前写的文字,四年后的今天,再回过头来看,说得是否准确?我认真地对照,我在“后记”中小结的各项“灾难”,并非危言耸听;而我列举的六项“进步”,也是事实。那么,四年又过去了,还有什么补充?还应补充些什么?想来想去,还是强调一点吧,那就是,文革造成的最严重的后遗症,即整个民族精神文明的倒退,礼仪廉耻的丧失,于今更加明显地体现。

四年前,政府官员贪污受贿的现象不少,四年后的今天,经过不少的教育,下达了不少的禁令,还未能明显见成效;四年前,年轻一代的行为举止让人蹙额,四年后的今天,年轻一代依旧没有明确的道德规范;四年前,“千万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四年后的今天,遇到陌生人还是不要和他讲话;四年前,治安形势恶劣,四年后的今天,治安形势严峻……

当今,我们在努力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深深地感到,要达到社会的和谐,该是多么的难!西部与沿海,城市与农村,商家与顾客,干部与群众,老板与工人,医生与患者,学校与家长……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磨擦与矛盾,那就更不要说,在城乡中靠杀,靠抢,靠偷,靠骗,靠乞,靠逃税,靠走私,靠买淫等手段生活的数百万(或许数千万)大军,每天会给我们的社会造成多么严重的破坏!

国家经济即使被破坏到崩溃的边沿,有三五年的整顿便大见成效;一种良好的道德规范的形成,需要一两代甚至三四代、五六代人的努力,但是,毁坏那种道德规范,用十年就很足够,就象文革那十年。有些人总将精神文明的倒退,礼仪廉耻的丧失归咎于改革开放,其实,根源正是在文革那十年。经过四十年的努力,我们还未能拨乱反正,整个民族的精神境界道德风尚还未能回复到文革前的水准,这个教训,不是极其惨痛吗?总书记提倡的“八荣八耻”,其实是最基本的道德规范,甚至是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会自觉遵循的道德规范,如果我们觉得是个新鲜的东西,那就太可悲了。国家旅游总局最近不得不颁布国人出境旅游应遵守的条例,更是对“礼仪之邦”的莫大讽刺!

十多年前,我们的青少年在与日、韩的较量中相形见绌,今天,再较量,依然如此。精神萎靡,意志薄弱,礼仪欠缺,身体羸弱,这已是两三代青少年的通病,尽管有个把姚明、刘翔、林丹、王楠以及“感动中国”的丛飞、“超级女声”的张靓颖等的出现。

历史的教训实在沉痛啊!是否需要每年来一番反省,再认真找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法,使得全民族的精神文明程度得到较大的提高?

祭文总是悲切的,尽管我不会写,也不会写到欢快那一边。我忽然想到,文革五十年、六十年时,会不会再有人写这类的“祭文”?没有了。经历过文革的人不死也垂垂老矣,老人痴呆症和帕金森症使得他们也失去了记忆,于是,“十年浩劫”便变成了纸上的符号,最多化作中学生教科书中两三行不痛不痒的文字,年轻的历史教师在五分钟之内便跳过了“十年”,进入改革开放的辉煌的五十年、六十年……

祭文于此结束,谢谢大家。(祭文是这样结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