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50年祭
陈贤庆
今年，2016年，应是不寻常的一年，别的不说，光是值得纪念的事件，就有不少：今年，是中共建党95周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是西安事变80周年，是孙中山诞辰150周年，是鲁迅逝世80周年，是唐山大地震40周年，是周恩来、朱德、毛泽东逝世40周年，是打倒“四人帮”40周年……当然，今年，也是文化大革命爆发50周年。2006年，文革四十年时，我写了一篇“祭文”。光阴似箭，又过去10年，文革五十年，也应该写点文字吧，十年前，我既用了“祭”字，如今，也不妨继续用这字吧。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此通知宣布撤销原来的以彭真为首的“五人领导小组”及其汇报文件《二月提纲》，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各级党委立即停止执行《二月提纲》，号召人民群众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至此，党的一些高级干部以及清醒的民众才知道，这场革命，并不仅仅是讨论、分析、批判“文化”的事，而是一场政治舞台的大博弈……
文革十年，
是一场灾难，是一场浩劫，全国被整死了多少人，被冤死了多少人，无法统计；文物古迹遭到的销毁和破坏，更无法统计；传统文化道德礼仪遭到的灭顶之灾，其严重后果也无法估量……文革十年的
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绝不是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希望换来的生活，也不会是中国人民所希望的理想的社会主义制度
形式。
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中有一段话：“在民主国家里，不用担心会有荒谬的命令，因为要在大会上使大多数人接受一个荒谬的意见，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斯宾诺莎没有将话说死，他说“几乎不可能”，就是说接受的可能性很少。但是，在我们的过去，大多数人，而且还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却会接受一个接一个的荒谬的意见——反右也好，定彭黄张周为反党集团也好，通过和发表五一六通知也好，封江青为文化革命的“旗手”也好，批斗彭罗陆杨也好，打倒刘邓陶也好，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也好，揪出“王关戚”也好，批林批孔也好，选出王洪文为党的副主席也好，反击右倾翻案风也好……都能接受，都能举手通过，可见党的民主集中制被破坏到什么程度
！
1981年6月，中共11届6中全会发表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作了定性，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是很应该很正确的。决议中还特别指出：“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大的错误。”然而，在此后的数十年间，被彻底否定了的“文化大革命”，却是一个“禁区”，各级宣传部门并不让民众自由地深入地研究讨论，只提倡“歌功颂德”的“正能量”，而避免提不光彩的错误和罪行……于是，本来已经属大是大非的问题变得模糊，当年的疑案到今天仍是疑案，如“九一三事件”；当年政治舞台上走马灯似的风云人物，到底是忠是奸，如今仍难定论；时至今日，“文革”的阴魂仍未散尽，“文革”期间的“红歌”会不时唱起，回忆幸福地“被接见”的文章也会不时见报，一些垂垂老矣的“老三届”还会不时回味起那激情燃烧的“红卫兵岁月”，对充当政治家的打手，迫害无辜毫无悔意；有些在“上山下乡运动”中荒废了青春年华的老知青，仍在热衷于“回顾展演”，表示“此生无悔”；而年轻的一代，无法从官修的教科书中学习到真实的历史，更是难以得知父辈祖辈当年所经历过的恐怖又荒唐的岁月，难以得知国家曾遭受过如此巨大的劫难；更为令人担心的是，一些人利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官员贪腐以及贫富不匀等现象，归咎于没有按照毛的路线走下去，鼓吹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
今年5月16日那天，我注意到，报章没有任何有关“文革五十年”的表示，为此，我忽生感慨，赋得七律一首，题为《写于五月十六日》。诗云：“五十年前报一张，通知下发即疯狂。摧残古迹焚经典，批斗高官害善良。子散妻离多苦难，君亡贼死剩荒唐。中华耻辱今应记，不见公家罪己章。”
有些老人，至今仍想不明白一些事，如成都的树德中学的高宝智老师就说过：“我活了88岁了，我始终没有想明白，没有想清楚，在文革中那些被我们当儿女一样爱护的学生，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了魔鬼，变成了残暴的打手来打我们……”当然，亦有个别当年当过“红卫兵”的人，想在有生之年进行忏悔，如电影导演米家山，父亲当过成都市长，就给原学校树德中学写信，对他当年残暴的打人行为深表歉意，他想回学校对当年他打过的老师们当面道歉。但挨过打的高宝智等老师们开会后作了四点表示：1，米家山也年龄大了，能对自己当年野蛮暴行有所认识是好事情；2，不接受他的道歉；3，不见他；4，文革是国家和民族的巨大灾难，要道歉，首先要从大人物开始，你米家山当年打得好欢，现在要来道歉，你算老几啊，小人物！……这事颇有趣，但
也令我唏嘘不已。
当然，公家虽然没有“罪己章”，我还是能感觉到，其实党中央也是在暗中努力克服建国以来所犯下的错误，纠正所走过的弯路，如胡耀邦，如邓小平等，都作过许多努力。特别是2012年习近平主席上台以来，在振兴中华、反腐倡廉方面，卓有成效。这十年来，我国的经济有了飞速的发展，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特大桥梁、摩天大厦、高尚住宅小区、大型旅游景区遍及全国，“一带一路”的设想和实施重现中华民族通往世界引领潮流的雄心。几年来，党中央从党政军中揪出了一只又一只大老虎小老虎，国人震惊之余也倍感鼓舞。在当今互联网时代，也促使当政者不断健全法制，言路亦比过去畅通……
但我们还是很遗憾地看到，过去所推行的“极左”路线，以及“文革”的遗毒和祸害，至今仍未能完全消除，时至今日，中华民族的道德水准变得很低下，不时突破了人类的道德底线。干群关系、劳资关系、医患关系、师生关系、邻里关系、同事关系仍处于紧张状态，贪官骗子歹徒黑老大层出不穷，过去政治上的互害，演变为如今行业间、民众间的互骗。我们离和谐社会还很远。此外，环境污染、资源毁坏、乡村荒化、教育失衡、房价高企、医疗匮乏、经营压力、就业困难、赋税繁重、儿童留守、老人孤寡等问题，都在努力解决而未能解决好。时至今日，国民还没有享有宪法赋予的真正的言论自由。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共产党战胜对手夺取政权的三大法宝之一，但是，夺取政权之后，却害怕民众批评，尤其是不敢或少作自我批评，这就难怪时时都感到“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感到“处处莺歌燕舞”；缺乏真正的严格的监督机制，这也难怪可以让或大或小的官员贪占了几百万几千万几个亿甚至几十亿而不被发现的怪事了。
“文革”爆发五十周年，结束也四十周年，如今怎么去哀叹它诅咒它已经无用，但是我们的领导人认真吸取教训，不走回头路，并选择出正确的发展道路，则是很有必要的。经历过“文革”而仍健在的人们，也要冷静思考，不要在享受着和平日子的同时，还时时高唱“红歌”，还热衷回味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忘记了国家以及个人所经受过的苦痛，……
谨以此文祭奠在“文革”中无辜死去的人们！
2016年5月
附录：文革四十年祭
2006年，啊，不知不觉间，历史的车轮已经转到了二十一世纪的第六个年头。2006年，是个特别的年头吗？没什么特别呀，社会依然在进步，人民也大多安居乐业，没有战争，没有动乱，一部部大片陆续在炮制，看罢“满城尽挂黄金甲”，大家又去“夜宴”，但依然时有“郁闷”的感觉。
2006年，会看到一些纪念活动，如什么人逝世多少周年，当然，还有某些“国耻日”，如九·一八等，那是不应忘记的，估计到时也会有纪念活动。
我注意到，似乎没有多少人记起，今年，也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四十周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值得纪念吗？是啊，不好的事，值得纪念吗？……九·一八也不好呀，是国耻日，是挨打日，也值得纪念吗？有人会说，别人打我们，值得记住；祸起萧墙的事，就不必记住，最好彻底忘记好了。这话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这内外有别，总让人觉得自己底气不足。
谁也会有错的时候，敢于纠正错误，并时时记住犯过的错误，甚至不时反省有没有重犯类似过去的错误，这是很正确的做法，一千多年前的唐太宗也知道“以史为镜”“以人为镜”，共产党也曾提倡“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所以，即使祭一祭四十年前爆发的那场“浩劫”，也不是无聊的举动吧。
也怪自己多事，用了一个“祭”字，须知自己才疏学浅，并不知“祭文”是如何个写法，连第一句如何下笔也弄不清楚，是“呜呼”，还是“某年月日”？这真是作茧自缚了。忽然，我想到，四年前，自己写了一部《悼亡诗里辩忠奸》的书，似乎是不知不觉间学习了太史公的体裁，即“纪传体”的形式。在书后，我也附有一篇“后记”，隐约觉得，我在“后记”中也曾对文革作了一些“小结”，四年之后的今天再拿来看看，可以检讨一下当年写的是否准确。于是，为了省事，我将那“后记”先全文引用出来吧。
以下为《悼亡诗里辩忠奸》的“后记”：
不知不觉，《悼亡诗里说风云》断断续续地，一章一章地写下去，竟写出了三十三章来，形成一部不算薄的书了。再往下写，肯定还有内容可写，值得写，如写胡耀邦，如写陈永贵，如写邓小平等。但是，我又觉得，事情总该有个尽头，起码是一个暂时的尽头。那么，以什么人作为尽头合适呢？我想，还是以刘少奇吧。“文化大革命”可以说因刘少奇而起，那么以刘少奇得到平反昭雪作为最后一章，也是很适宜的。
这三十三章文字，起码涉及到了近50人。这其中，有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有解放军的元帅将军，有作家诗人，有运动精英，有演艺红星，当然，也有野心家阴谋家，有末代儿皇帝、末代代总统，甚至还有外国人士。这些人中，有陷害人的人，更多的是被人陷害的人，通过他们的行为，他们的遭遇，他们的故事，似乎可以将十年动乱的历史大都涉及到，司马迁写《史记》，用的也是纪传体的形式，不是可以概括数千年的历史吗？
薄一波也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灾难”。所以，我斗胆从“大灾难”这角度去小结一下。的确，文革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除了使数十万中华民族的精英无辜枉死（仅精英而言），数千万民众遭受迫害，文革更使中国倒退了几十年！文革破坏了本来就薄弱的社会生产力，拉大了我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文革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天斗、与地斗”“开梯田”“深挖洞”，造成了中华大地草木凋零，水土流失；文革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与人斗，其乐无穷”，造成的恶果则是人心涣散，中华民族失去了凝聚力；文革摧毁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传统美德受到批判和舍弃，造成年轻一代不知何为礼仪廉耻，不知用什么规范自己的行为举止；文革绞杀了人们的良心和人性，造成了思想和信仰的空白，造成了今天各种丑恶现象公然流行；文革十年间，中国基本不实行计划生育，使中国多生产了两三亿人，造成了现在的积重难返；文革十年间，中国的教育遭到彻底的破坏，耽误了起码两代人，造成了上亿的文盲和半文盲，这些文盲和半文盲，又直接影响到他们子女的素质；现代官员的腐败现象，可以说源于文革的影响，即趁手中尚有权，及时谋私利，不然就过期作废；文革时期讲空头政治，现在某些地方又刮起浮夸风，“数字出官”仍有市场。……
写文革，写灾难，这并不难，有较多资料可作借鉴，困难的，倒是如何将自己摆进去。老作家韦君谊在《思痛录》中就有这样的质问：“这一群‘文化大革命’新一代，后来大多数都成了没有文化的人。有一些在农村里苦读，回来补十年的课，终归差得多。有些人把自己的苦写成小说，如梁晓声、阿诚、张抗抗、史铁生、叶辛——现在已经成名。但是他们的小说里，却没有一个老实写出当年自己十六七岁时究竟是怎样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样变成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作无知的。所有这些老的、中的、少的，所受的一切委屈，都归之于‘四人帮’，这够了吗？我看是还不够。”韦先生的质问，无疑是有道理的，我们反思“文化大革命”，自己也应该反思。所以，我在文章中不想把自己写成是一个先知先觉的人，我不怕暴露自己当年的愚昧无知，因为历史就是如此！至于“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我倒是没有。我是因为父亲过早地被揪了出来，使我一下子掉到了“黑七类”的行列，不许乱说乱动，不然的话，我也难保不做出一些破坏文化迫害忠良的事来。或许可以这么说，父亲牺牲他一个，挽救了我们兄妹的灵魂。
历史风云，再说也难以说得完，最要紧的，是要以史为镜，吸取教训，尤其是象“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惨痛的教训。经过了这场中华民族的“大灾难”，我们的党和人民也真的学聪明了一点，有以下几个方面，我认为是吸取了教训，做得很对的：
一是彻底抛弃了那条极左的路线，没有按毛泽东所说的“七八年就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而是再也不搞以整人为目的的“政治运动”。二十年来，我们已不用生活在“运动”之中，这是能够国泰民安的最根本的基础。
二是彻底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治国方针，将全党全民的工作重点和奋斗目标放在经济建设方面。短短的二十年，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综合国力大大提高，已经跻身于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
三是彻底打开国门，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二十年来，我们经历了夜郎自大到崇洋媚外再到充满自信的几个阶段，今天，我们已不怎么崇拜洋货，我们的产品已出口到了五大洲；我们不仅迎来外国游客，我们的国民也可以潇洒地出国留学出国旅游。
四是破除了个人迷信和领袖崇拜。今天，我们不用“早请示晚汇报”，不用跳“忠字舞”唱“忠字歌”，虽然我们也提“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但我们并不感到有很大的心理压力，对江主席也不须特别的尊敬。今天的党中央，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实行的应是“民主集中制”，而这一制度在文革期间已荡然无存。今天，江泽民主席也不时会发表重要讲话，如“三个代表”之类，不是党员的可以不听不看，是党员的也不一定要记在心中。
五是从“人治”向“法治”迈进。今天的法制肯定不够健全，但比以前已经大大进步了。断案不是由哪个人说了算，要重证据，要依法处理。一位干部当了镇长不到两年，盖了两幢新楼，还把孩子送出国留学。哪来的钱？明眼人都会想到是贪污受贿，但你要拿出证据呀，于是，由于没有“证据”，我们只能容忍众多的“贪官”继续在贪。这场足球赛，你说是“黑哨”，请拿出证据，不然，你怎么能说我“黑”？这些事都很气人，但也应看作是“法制”的体现。
六是人民有了言论自由。如果说现在人民有了充分的言论自由，那肯定不确切，我们还有一些限制，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但如果和二十年前相比，那就有了天渊之别！我只想举个例：有位17岁的少年写了一本小说叫《三重门》，这少年可能政治学得差，并不会运用“一分为二”等辩证法，在书中，他对中国的官员，中国的教育，中国的老师，中国男子足球等尽情地嘲笑，要是在过去，早就打成“小右派”“反革命”之类，但他的书由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也没有见有什么人批判他的政治立场。
还可以举出多个方面说明我们今天的进步，但我这篇后记并不是“改革开放二十年”的总结性的文献，这样的工作自然有人去做，我只不过谈谈几点体会，说明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当我觉得有需要，而又有时间，我或许会再写一些其他的人物，因为我的悼亡诗其实远远没有用完呢。（2002年2月）
以上是我四年前写的文字，四年后的今天，再回过头来看，说得是否准确？我认真地对照，我在“后记”中小结的各项“灾难”，并非危言耸听；而我列举的六项“进步”，也是事实。那么，四年又过去了，还有什么补充？还应补充些什么？想来想去，还是强调一点吧，那就是，文革造成的最严重的后遗症，即整个民族精神文明的倒退，礼仪廉耻的丧失，于今更加明显地体现。
四年前，政府官员贪污受贿的现象不少，四年后的今天，经过不少的教育，下达了不少的禁令，还未能明显见成效；四年前，年轻一代的行为举止让人蹙额，四年后的今天，年轻一代依旧没有明确的道德规范；四年前，“千万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四年后的今天，遇到陌生人还是不要和他讲话；四年前，治安形势恶劣，四年后的今天，治安形势严峻……
当今，我们在努力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深深地感到，要达到社会的和谐，该是多么的难！西部与沿海，城市与农村，商家与顾客，干部与群众，老板与工人，医生与患者，学校与家长……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磨擦与矛盾，那就更不要说，在城乡中靠杀，靠抢，靠偷，靠骗，靠乞，靠逃税，靠走私，靠买淫等手段生活的数百万（或许数千万）大军，每天会给我们的社会造成多么严重的破坏！
国家经济即使被破坏到崩溃的边沿，有三五年的整顿便大见成效；一种良好的道德规范的形成，需要一两代甚至三四代、五六代人的努力，但是，毁坏那种道德规范，用十年就很足够，就象文革那十年。有些人总将精神文明的倒退，礼仪廉耻的丧失归咎于改革开放，其实，根源正是在文革那十年。经过四十年的努力，我们还未能拨乱反正，整个民族的精神境界道德风尚还未能回复到文革前的水准，这个教训，不是极其惨痛吗？总书记提倡的“八荣八耻”，其实是最基本的道德规范，甚至是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会自觉遵循的道德规范，如果我们觉得是个新鲜的东西，那就太可悲了。国家旅游总局最近不得不颁布国人出境旅游应遵守的条例，更是对“礼仪之邦”的莫大讽刺！
十多年前，我们的青少年在与日、韩的较量中相形见绌，今天，再较量，依然如此。精神萎靡，意志薄弱，礼仪欠缺，身体羸弱，这已是两三代青少年的通病，尽管有个把姚明、刘翔、林丹、王楠以及“感动中国”的丛飞、“超级女声”的张靓颖等的出现。
历史的教训实在沉痛啊！是否需要每年来一番反省，再认真找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法，使得全民族的精神文明程度得到较大的提高？
祭文总是悲切的，尽管我不会写，也不会写到欢快那一边。我忽然想到，文革五十年、六十年时，会不会再有人写这类的“祭文”？没有了。经历过文革的人不死也垂垂老矣，老人痴呆症和帕金森症使得他们也失去了记忆，于是，“十年浩劫”便变成了纸上的符号，最多化作中学生教科书中两三行不痛不痒的文字，年轻的历史教师在五分钟之内便跳过了“十年”，进入改革开放的辉煌的五十年、六十年……
祭文于此结束，谢谢大家。（祭文是这样结尾的？……）
200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