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学社和讲学社
共学社和讲学社，是1920年4月由梁启超等人在北京成立的思想文化团体。
一、
共学社建立前情况
介绍共学社建立前的情况，要先介绍几位近代教育大家。
蔡元培，1868生，浙江绍兴人。23岁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后授编修。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蔡元培认定清廷政治改良无望，毅然弃官离京南归，开始委身教育。先后执长绍郡中西学堂、嵊县剡山书院、上海澄衷学堂南洋公学特班，创办爱国女校、爱国学社，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并任长。1912年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7年起任北京大学校长。
黄炎培，1878年生，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人。9岁入私塾，21岁中秀才，23岁入上海南洋公学特班。次年应江南乡试中举。在家乡创办川沙小学堂，任义务总理(校长)，与其兄黄洪培合办开群女学。先后创办广明小学和浦东中学。1903年6月18日，当局欲以革命党罪名逮捕，亡命日本。次年回国办学。1905年在上海入同盟会。1911年底，在南京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1914年辞职。以申报馆记者身份到皖、赣、浙、鲁、冀五省考察教育状况。1915年去美国考察两个多月，提出沟通职业与教育，提倡职业教育的主张。1917年5月6日，联合教育界、实业界的知名人士
蔡元培、梁启超、张謇、宋汉章、王云五、陶行知、舒新城、章乃器、欧元怀、杜重远、潘光旦、俞寰澄等 47
人，在上海发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翌年底，创办中华职业学校及《教育与职业》期刊。
范源濂，1875生，湖南湘乡人。湖南长沙时务学堂毕业，后赴日本留学，先后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法政大学法政科。1904年回国，在长沙呼吁女子赴日本留学，并带领十余名湘籍女学生到东京。1905年后任清廷学部主事、参事，参与创办清华学堂，并在京师大学堂任教。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任北京政府唐绍仪内阁教育次长。是年7月教育总长蔡元培辞职，继任赵秉均内阁教育总长。次年1月辞职南下上海，任中华书局总编辑。1915年冬，与梁启超等共同发起讨袁运动，次年初任护国军务院驻沪委员。袁死后，7月任段祺瑞内阁教育总长，举荐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7月兼代内务总长。与黄炎培、蔡元培等发起组织中华职业教育社。是年11月辞教育总长职赴美国考察教育。翌年回国。1919年，与梁启超、林长民、张东荪等组织尚志学社。
张君劢，1887年生，江苏嘉定人。名嘉森，字君劢。6岁私塾启蒙。12岁考入上海江南制造局广方言馆，1902年16岁中秀才。1903年投考震旦学院修拉丁文。后转入南京高等学堂，学习不及一年，因参加拒俄爱国运动而被勒令退学。经友人介绍，去湖南长沙做中学教师。1906年，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修习法律与政治学。留学期间，结识了具有师友关系的梁启超，并参与发起梁启超主持的政闻社。1910年毕业回国，应试于学部，取得殿试资格，次年经殿试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为暂避袁世凯的迫害，在梁启超的安排下，于1913年取道俄国赴德入柏林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1917年，与张东荪、蒋百里、俞颂华、郭虞裳等20人，发起组织新学会。1919年9月，以新学会名义在上海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由张东荪主编，重点放在评论当时各种社会问题和介绍社会主义新思潮上面，打出了“改造社会”的旗帜。
纵上所述，在共学社成立前，中国的教育先驱者已先后建立了政闻社、中华职业教育社、尚志学社、新学会等思想学术团体，为共学社和讲学社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共学社的建立
共学社的建立，要从国学大师梁启超谈起。
梁启超，生于1873年，广东新会人。
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别署饮冰子、饮冰室主人、哀时客、中国之新民等。梁启超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次年访康有为，被康有为的学识和抱负所折服，于是依毅然退出学堂，跟从康有为学习三年，自称“生平知有学自兹始”。1895年随康有为到京赴考，参与“公车上书”，助康有为组织“强学会”。1898年参与领导戊戌变法。戊戌政变后，出亡日本，广读西书。1902年创《新民丛报》。其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学贯中西，囊括古今，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一生著述等身，总约千万余字，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饮冰室合集》较称完备。1912年回国，参与政治活动，担任过司法总长、财政总长等。1918年，梁启超决定到欧洲考察。12月26日，前往欧洲考察前夕，曾在上海和张东荪、黄溯初做过彻夜长谈，相约把重心转到思想文化上来。他在《欧游心影录》中说到那一夜的通宵之谈：“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
1919年，梁启超访问欧洲，以中国在野名人的身份和法国政
治家、外交家、文学家及其他学者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对法国各界留
下了良好的印象。尤为难得的是，他在巴黎拜会了著名哲学家柏格森，
相谈甚欢。梁启超等一行还参观了卢梭写作《社会契约论》的故居。对于法国作家的著作，梁启超一向喜欢和重视。法国作家的作品进入中国是以哲学著作、政治思想著作为其先声的。在新文化运动的热潮中，梁启超、林长民、张东荪等创办的尚志学会，就大力引进法国文化。商务在1918年出版了《尚志学会丛书》。
1920年3月4日，梁启超归抵上海，当天即向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张元济提出“拟集同志数人，译辑新书，铸造全国青年之思想”，即获支持。梁启超雄心勃勃，要办报办刊办大学，推动留学，组织学术社团，还要办贸易公司、轮船公司，这是他在欧洲的设想，中心就是文化运动。为了实现他的理想，必须联络更多的人士和社团，梁启超决定发起成立共学社。共学社在1920年4月成立于北京，共学社比新学会基础要广泛，提出的目标“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核心人物虽然还是梁启超、蒋百里、张君劢和张东荪，但蔡元培、张謇、张元济、熊希龄、范源濂、张伯苓、严修、林长民、张公权、丁文江、王敬芳、蒋梦麟、蓝公武、胡汝麟、张嘉璈、梁善济等名流都列名发起，进入董事会；徐新六、舒新城、梁维新、吴统续、叶景莘等为评议会的评议员，都是各界精英，他们捐助的经费比较充足，包括穆藕初、聂云台等大实业家也在捐款名单上。
当年5月，梁启超将《解放与改造》改名为《改造》，由新成立的共学社主办、蒋百里主编。其精神与《解放与改造》一脉相承，宣传温和的社会主义，主张脚踏实地的社会改良。此外，共学社提倡图书馆事业和鼓励读书，在北京建立松坡图书馆，内附“读书俱乐部”，梁启超自任馆长；同时，还资助了一批青年出国留学。
共学社是个纯粹民间学术机构，其发起人与评议员均从侧面证实了梁启超的文化权势。该会通过梁启超的社会关系，利用他们的社会名望和经济支援开展工作。徐新六等人作为评议员参与翻译事业。（注：对于社员的要求只有一条，即翻译5万字以上。）他们与商务印书馆协定出版译稿。张东荪与张元济等人选定译书及译者，翻译书籍限定于科学、历史、哲学、经济、社会等方面，并不涉及法律方面。当时出版了梁启超的《现代思潮之渊源》、蓝公武的《现代思想史》、蒋方震的《欧洲文艺复兴史》与《法国近代文艺思想史》、易家钺的《家庭问题》、杨志伊的《社会运动史》等书，均与思想启蒙运动及“文艺复兴”有关。当然最大的成就还是编译新书，1922年就出版了40多种，总计大约有一百多种，引入了许多社会学、哲学方面的书籍，涵盖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各种不同的思潮。
三、讲学社的建立
为了增强与国际的文化交流，共学会决定成立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组织。于是，1920年9月，讲学社成立，其宗旨是聘请国外著名学者来华讲学，计划每年请一位。 讲学会为了弥补共学社的不足，依靠教育部的支援与一些募捐金聘请外国著名学者来华讲学，杜威便是典型之例。该会董事会包括研究系的政治社会名流，如梁启超、汪大燮、蔡元培、王宠惠、熊希龄、范源濂、王敬芳、张伯岑、严修、张謇、张元济、黄炎培、郭秉文、胡汝麟、林长民等共20余人。其基本计划是以每年董事会基金中2000元招请西方学者一人来华讲演。
讲学社先后邀请了美国实验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杜威，英国哲学家罗素，德国学者杜里舒，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讲学。其中杜威在讲学社成立前，应北京大学邀请来华已一年多，第二年改由前者续聘。原本还拟请哲学家柏格森、倭铿，经济学家凯恩斯、自由主义者霍柏生，皆未果。但这四位著名学者讲学时间长（除泰戈尔外，都长达一年以上）、媒体报道充分、演讲结集出版，故先后都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影响甚大。1922年春，爱因斯坦也同意来华，因为他已接受在日本讲学的邀请，其间，可以拿出一定时间前来中国讲学。中国知识界欢欣鼓舞。蔡元培先生更是在扎扎实实地做着最实际的准备工作。爱因斯坦到中国讲学的费用是1000美金。这对蔡元培来说，这不是一笔小数目。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军阀割据，内政混乱。为了筹集这笔钱，蔡元培动用了所能用的一切力量。他甚至携带爱因斯坦的信件跑到山东去找梁启超。根据蔡元培的记录，梁启超对此非常支持，并承诺他所领导的讲学社“可以承担一半的费用”。但可惜爱因斯坦最终闻能实现来华的愿望。
下面着重介绍泰戈尔来华的情景。
1924年4月，印度诗哲泰戈尔应梁启超、蔡元培以北京讲学社的名义邀请来华访问。他于1924年4月12日抵达上海，次日应上海各学术团体邀请发表演说，然后访问杭州、南京、济南、北京、太原、武汉等地。
泰戈尔是印度百科全书式的哲人，他一生写作了五十多部诗集，十二部中、长篇小说，一百多篇短篇小说，二十多部剧作，还画了一千五百多幅画，作了几百首歌曲，撰写了大量的论文。他的抒情长诗《吉檀迦利》获得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加尔各答大学授予他博士学位，英国政府封他为爵士，但他拒绝了这一封号，以示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抗议。
1924年4月23日，泰戈尔乘火车抵达北京前门车站。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梁漱溟、辜鸿铭、熊希龄、蒋梦麟等前往车站迎接。
泰戈尔在北京的时间里，日程安排得很满。他出席了社会各界的欢迎会和座谈会，到北大、清华、燕京等几所大学作了演讲，拜会了末代皇帝溥仪。徐志摩、林徽音等人伴随在泰戈尔身边，参加这些活动。
当时的报刊上，有这样的记载：“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苍松竹梅一幅三友图。徐氏翻译泰戈尔的演说，用了中国语汇中最美的修辞，以硖石官话出之，便是一首首小诗，飞瀑流泉，琮琮可听。”
当时的中国，并不是所有人都欢迎泰戈尔。鲁迅在他的杂文《骂杀与捧杀》中讥诮泰戈尔访华的情形：“……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们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地上的青年们失望了，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
5月8日是泰戈尔的六十四岁寿辰，北京的一些文化人为他举办了祝寿会。祝寿会由胡适操办，梁启超主持并为泰戈尔赠名。梁启超说，泰戈尔的印度名字为拉宾德拉，意思是“太阳”与“雷”，如日之升，如雷之震，译成中文应是“震旦”，而“震旦”恰巧是古代印度对中国的称呼，象征着中印文化的悠久结合。梁启超又说，中国称印度国名为“天竺”，泰戈尔当以国为姓，所以泰戈尔的中国名字为“竺震旦”。
祝寿会的压轴戏，是观看新月社同人用英语演出泰戈尔的剧作《齐德拉》。剧中，林徽音饰公主齐德拉，张歆海饰王子阿顺那，徐志摩饰爱神玛达那，林长民饰春神伐森塔，梁思成担任舞台布景设计。
演出开始前，林徽音在幕布前扮一古装少女恋望新月的造型，雕塑般地呈示出演出团体──新月社。
5月20日夜，泰戈尔离开北京前往太原，然后赴香港经日本回国。
梁启超等文化先驱者发起成立的共学社和讲学社，为传播西方文化，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史上，应该记上浓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