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国语学社
上海外国语学社并非一个社团，实际是一个外语补习社，因其具有特殊性，也归入“社团”之列。
一、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建立
上海外国语学社由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创建于1920年暑假，目的是培养干部，使之掌握基本的外语知识，能阅读马列著作；同时也为日后被派往外国进修打下基础。
社址设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6号，社长杨明斋，秘书俞秀松；俄文教员是杨明斋、库兹涅佐娃，以及王元龄；日文教员是李达，法文教员是李汉俊，英文教员是袁振英。有时陈独秀、沈雁冰也去讲课。
学员大都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送来的，如任弼时和肖劲光就是湖南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毛泽东介绍来的；也有些青年因受新思潮影响，自己离开学校和家庭来到上海投奔陈独秀或《觉悟》副刊的邵力子，被送进外国语学社学习的。
学员少时二三十人，多时达五六十人。这些学员毕业之后，一部分人被送往苏联学习。不少人后来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干部，如刘少奇、任弼时、彭述之、蒋光慈、王一飞、任作民、柯庆施、罗亦农、肖劲光等。
二、学社的教职员
学社的教职员，都有不同的经历。
杨明斋，1882生， 本名好德，明斋为字，山东平度县人。
童年入私塾读过几年书。青年时代远走他乡，闯海参崴。参加了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反战运动。十月革命前，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后动员华工参军参战，保卫十月革命成果，做了大量工作。
1920年初，以魏金斯基为首的共产党国际工作组到中国活动，杨明斋为小组成员，担任翻译和协调工作，他们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了李大钊、陈独秀，研究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等问题。杨先后担任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中俄通讯社的负责人。
8月中旬，杨明斋和陈独秀等发起成立中共上海发起组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转为中共党员。上海外国语学社建立，杨明斋被任为社长兼俄文教员。（杨明斋其后为中共高级干部，30年代在苏联病逝）
俞秀松，1899年生，浙江省诸暨人，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并领导了杭州的学生运动，创办《双十周刊》，后改名《浙江新潮》。1919年底赴北京，参加北京工读互助团。1920年三月底到上海参加《星期评论》社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来华时，曾任助手。1920年夏，参加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8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时任书记，并参加党刊《劳动界》编辑工作。9月在外国语学社学习并任秘书。（俞秀松其后为中共高级干部，1939年，在新疆被诬陷押解苏联，被判死刑。）
李达，1890年生，湖南永州人。早年留学日本。1919年五四运动后，致力于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夏，与陈独秀等人发起成立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主编《共产党》月刊，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在此期间，兼上海外国语学社的日文教员。（李达为中共创始人之一，后脱党，成为哲学家和教育家。解放后任武汉大学校长。文革开始后被迫害致死。）
李汉俊，1890年生，湖北潜江人。1902年在兄李书城、挚友吴禄贞的资助下，东渡日本求学，1918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在校期间，接受马克思主义。1918年岁末回国，与詹大悲同住上海法租界渔阳里，致力于传播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后，李汉俊在《民国日报》、《新青年》、《建设》、《劳动界》、《共产党》、《小说月刊》等报刊上发表了60多篇译文和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为早期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做出了杰出贡献。1920年春，李汉俊参加了上海《星期评论》的编辑工作。4月，共产国际东方局魏金斯基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与李汉俊、陈独秀举行会议，提出组建中国共产党，李、陈均表赞同。5月，李汉俊与陈独秀等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与陈独秀等7人发起组建了上海共产党，曾任上海共产党代理书记。在此期间，兼上海外国语学社法文教员。（李汉俊是中共创始人之一，后脱党，1927年在武汉被桂系军阀杀害。）
袁振英，1896生，广东东莞人。早年留学法国。1915年9月，被陈独秀聘请到《新青年》任“苏维埃俄罗斯研究”部主编。五四运动期间，到小吕宋和香港任报刊编辑。 1920年5月，陈独秀在魏金斯基帮助下，首先在上海开展建党筹备活动，以《新青年》杂志社为活动中心。袁振英受陈独秀邀约，经常同戴季陶、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邵力子、赵世炎、李达、李汉俊、沈雁冰、金家凤、俞秀松、叶天低、李季、周佛海、杨明斋等人，在戴季陶家研究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改造等问题，密商组织共产党的办法。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陈独秀被推为书记，上述人员大多成为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袁振英也是其中一位。与此同时，他兼任上海外国语学社英文教员。（袁振英于中共成立后脱党，后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建国后，任广东文史馆馆员，1979年去世。）
王元龄，女，约1901年生，上海人。舅舅李家鳌，曾任张作霖驻莫斯科公使。王元龄早年在哈尔滨学习，1920年毕业，熟练掌握俄语。王元龄思想进步，同年7月到上海，经陈独秀介绍，被聘为上海外国语学社俄文教员。
上海外国语学社的俄文教员中，还有一位外国人，就是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魏金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
三、学员的学习情况
上海外国语学社，虽说在《民国日报》登过招生广告，但其实学员是各个共产主义小组介绍来的。
霞飞路渔阳里6号在1919年原为戴季陶租住，后由杨明斋和陈独秀继续租赁。那时，渔阳里6号楼下都是教室，不上课时用作其他活动。楼上亭子间分别为杨明斋和李启汉的卧室，客堂则是临时团中央办公室。楼上东厢房一部分是学生寝室，俞秀松、刘少奇、柯庆施等在这里住过。有的学生是在外面住，半天来校上课，半天回去自修。在外国语学社，学生们除了学习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和俄文等各语种外，学社还发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作为必修课。
曾在学社学习过的著名翻译家曹靖华晚年回忆说，渔阳里开辟了一代人的道路。当时的渔阳里6号，不仅是临时团中央的办公处，也是上海外国语学社教学的地方。在这里，还有杨明斋负责的华俄通讯社，上海最早的工会组织———机器工会发起会也设于此。
曹靖华回忆：“1920年，我们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地点是渔阳里六号。我同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蒋光慈、王一飞等都是同班同学。那时，我们几十人在一个大教室上课。课外分成三个小组，即安徽、湖南、浙江等。刘少奇、任弼时等是湖南的，王一飞是浙江的。我是河南的，只我一个，不能成组，所以编入安徽小组。因为我曾在安徽大通小学教过书，另外，我在河南开封二中时，曾组织过一个青年学会，办了一个《青年》半月刊。青年学会不分性别、省别，都可参加。蒋光慈是芜湖五中学生，是安徽人，也参加了。所以，把我编入安徽组。按地区分组，在语言、生活习惯上都方便些。三个组上课在一起，课外不来往。”“
我们在外国语学社自己看《共产党宣言》和《新青年》、《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五一节时，还参加青年团组织的撒传单等活动。当时，我们都不学俄文，从当时的各种情况看，要去莫斯科留学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们认为学几个字母没用。我们在中学大都学过英语，能对付着看一点报纸新闻，不如驾轻就熟，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还可看报纸、写文章。这是很现实的一种想法。”
但是，据王元龄的女儿邹灵回忆，有些学生又特别喜欢上俄文课：“学员有时也很调皮，老师上课他们在桌底下拍照，母亲曾经谈起，当年的那批学员，一样也很调皮。有时，年轻漂亮的王元龄在台上讲课，男生们却躲在课桌底下替她拍照。每次下了课，总有几名男生要抢着送她一段路。在母亲王元龄的记忆里，陪伴的男生中，有的后来成为党的高级领导人。”
外国语学社学员、后来成为高级军事将领的肖劲光大将曾动情地回忆，“教我们俄文的是一个王小姐，俄文也说得非常好，听说她也在俄国工作过”。
俞秀松的夫人安志洁回忆说：“建团时俞秀松才21岁，一边在虹口鸭绿江路上的一个厚生铁厂做工，一边组织工人活动，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安老动情地回忆说，“他自己非常好学，还业余学习俄文、英文，进步也很快。”安老又回忆说：“包括俞秀松在内的一批青年精英，聚集在渔阳里6号，从这里起步。当时党和团的许多重要问题都是在渔阳里讨论的。”
俞秀松30年代在苏联写的自传中道：“根据党的委派，我组织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我还同其他同志一起组织了外国语学社，我们党最近几年的积极分子，几乎都是该社的学生。”
周大川先生回忆说，父亲周伯棣是俞秀松的同窗学友，1920年下半年，经俞秀松介绍参加了上海外国语学社。1920年8月22日青年团创建后，为了满足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与青年求知的需要，在外国语学社设置了“图书室”，这是中共党史上第一个“图书馆”，周伯棣担任图书管理员。
经济学家周伯棣在1956年所写的自传手稿中写道：“外国语学社就是留俄预备班，由陈独秀、杨明斋等主办，地址是淮海中路渔阳里，学生并不多，经常不过二三十人。陈独秀、陈望道即同住在隔壁弄堂，我们常常到他们那里去，我因看陈望道，也曾在陈独秀的家里吃过几餐便饭。”
回忆往事，周大川先生深情地说：“父亲总是怀念起渔阳里那段宝贵的时光，他常说，‘在渔阳里，我接触了许多革命老前辈，接触了许多先进思想，同俞秀松等同志结下深厚友谊，受益终生。’”
四、上海外国语学社的结局
由于学社设在法租界，学社的活动也在法租界巡捕房的监视之中。学社也有计划地分批送学员到俄国继续学习，周伯棣排在第三批。但那时东北被张作霖占据，学员们失去出境通道，未能成行。但此时的外国语学社已引起当局关注，周伯棣在自传里说：“1921年五一前夕，法租界的捕房似已注意我的学校，对我们已经很不客气，有一次，法国的包打探盛气凌人地来我们的学校。”五一那天，周伯棣和其他青年团员上街散发传单，险遭逮捕。这以后外国语学社处境愈加艰难，5月中旬，22岁的周伯棣离开学社，先后进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工作。
那么，上海外国语学社是什么时候结束的？王元龄曾经跟女儿邹灵回忆起，外国语学社“一夜之间就没有了”。王元龄当年是在去上课的路上，被人告知不要去的。两天以后，王元龄再到学社，发现已经人去楼空。那批青年精英学生中，许多人后来奔赴俄国，继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