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国语学社

上海外国语学社并非一个社团,实际是一个外语补习社,因其具有特殊性,也归入“社团”之列。

一、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建立

上海外国语学社由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创建于1920年暑假,目的是培养干部,使之掌握基本的外语知识,能阅读马列著作;同时也为日后被派往外国进修打下基础。
  社址设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6号,社长杨明斋,秘书俞秀松;俄文教员是杨明斋、库兹涅佐娃,以及王元龄;日文教员是李达,法文教员是李汉俊,英文教员是袁振英。有时陈独秀、沈雁冰也去讲课。
  学员大都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送来的,如任弼时和肖劲光就是湖南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毛泽东介绍来的;也有些青年因受新思潮影响,自己离开学校和家庭来到上海投奔陈独秀或《觉悟》副刊的邵力子,被送进外国语学社学习的。
  学员少时二三十人,多时达五六十人。这些学员毕业之后,一部分人被送往苏联学习。不少人后来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干部,如刘少奇、任弼时、彭述之、蒋光慈、王一飞、任作民、柯庆施、罗亦农、肖劲光等。 

                       二、学社的教职员

学社的教职员,都有不同的经历。

杨明斋,1882生,  本名好德,明斋为字,山东平度县人。 童年入私塾读过几年书。青年时代远走他乡,闯海参崴。参加了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反战运动。十月革命前,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后动员华工参军参战,保卫十月革命成果,做了大量工作。 1920年初,以魏金斯基为首的共产党国际工作组到中国活动,杨明斋为小组成员,担任翻译和协调工作,他们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了李大钊、陈独秀,研究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等问题。杨先后担任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中俄通讯社的负责人。 8月中旬,杨明斋和陈独秀等发起成立中共上海发起组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转为中共党员。上海外国语学社建立,杨明斋被任为社长兼俄文教员。(杨明斋其后为中共高级干部,30年代在苏联病逝)

     俞秀松,1899年生,浙江省诸暨人,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并领导了杭州的学生运动,创办《双十周刊》,后改名《浙江新潮》。1919年底赴北京,参加北京工读互助团。1920年三月底到上海参加《星期评论》社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来华时,曾任助手。1920年夏,参加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8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时任书记,并参加党刊《劳动界》编辑工作。9月在外国语学社学习并任秘书。(俞秀松其后为中共高级干部,1939年,在新疆被诬陷押解苏联,被判死刑。)

   李达,1890年生,湖南永州人。早年留学日本。1919年五四运动后,致力于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夏,与陈独秀等人发起成立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主编《共产党》月刊,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在此期间,兼上海外国语学社的日文教员。(李达为中共创始人之一,后脱党,成为哲学家和教育家。解放后任武汉大学校长。文革开始后被迫害致死。)

李汉俊,1890年生,湖北潜江人。1902年在兄李书城、挚友吴禄贞的资助下,东渡日本求学,1918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在校期间,接受马克思主义。1918年岁末回国,与詹大悲同住上海法租界渔阳里,致力于传播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后,李汉俊在《民国日报》、《新青年》、《建设》、《劳动界》、《共产党》、《小说月刊》等报刊上发表了60多篇译文和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为早期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做出了杰出贡献。1920年春,李汉俊参加了上海《星期评论》的编辑工作。4月,共产国际东方局魏金斯基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与李汉俊、陈独秀举行会议,提出组建中国共产党,李、陈均表赞同。5月,李汉俊与陈独秀等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与陈独秀等7人发起组建了上海共产党,曾任上海共产党代理书记。在此期间,兼上海外国语学社法文教员。(李汉俊是中共创始人之一,后脱党,1927年在武汉被桂系军阀杀害。)

袁振英,1896生,广东东莞人。早年留学法国。19159月,被陈独秀聘请到《新青年》任“苏维埃俄罗斯研究”部主编。五四运动期间,到小吕宋和香港任报刊编辑。 19205月,陈独秀在魏金斯基帮助下,首先在上海开展建党筹备活动,以《新青年》杂志社为活动中心。袁振英受陈独秀邀约,经常同戴季陶、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邵力子、赵世炎、李达、李汉俊、沈雁冰、金家凤、俞秀松、叶天低、李季、周佛海、杨明斋等人,在戴季陶家研究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改造等问题,密商组织共产党的办法。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陈独秀被推为书记,上述人员大多成为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袁振英也是其中一位。与此同时,他兼任上海外国语学社英文教员。(袁振英于中共成立后脱党,后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建国后,任广东文史馆馆员,1979年去世。) 

王元龄,女,约1901年生,上海人。舅舅李家鳌,曾任张作霖驻莫斯科公使。王元龄早年在哈尔滨学习,1920年毕业,熟练掌握俄语。王元龄思想进步,同年7月到上海,经陈独秀介绍,被聘为上海外国语学社俄文教员。

上海外国语学社的俄文教员中,还有一位外国人,就是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魏金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 

                        三、学员的学习情况

上海外国语学社,虽说在《民国日报》登过招生广告,但其实学员是各个共产主义小组介绍来的。

霞飞路渔阳里6号在1919年原为戴季陶租住,后由杨明斋和陈独秀继续租赁。那时,渔阳里6号楼下都是教室,不上课时用作其他活动。楼上亭子间分别为杨明斋和李启汉的卧室,客堂则是临时团中央办公室。楼上东厢房一部分是学生寝室,俞秀松、刘少奇、柯庆施等在这里住过。有的学生是在外面住,半天来校上课,半天回去自修。在外国语学社,学生们除了学习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和俄文等各语种外,学社还发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作为必修课。

曾在学社学习过的著名翻译家曹靖华晚年回忆说,渔阳里开辟了一代人的道路。当时的渔阳里6号,不仅是临时团中央的办公处,也是上海外国语学社教学的地方。在这里,还有杨明斋负责的华俄通讯社,上海最早的工会组织———机器工会发起会也设于此。

曹靖华回忆:“1920年,我们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地点是渔阳里六号。我同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蒋光慈、王一飞等都是同班同学。那时,我们几十人在一个大教室上课。课外分成三个小组,即安徽、湖南、浙江等。刘少奇、任弼时等是湖南的,王一飞是浙江的。我是河南的,只我一个,不能成组,所以编入安徽小组。因为我曾在安徽大通小学教过书,另外,我在河南开封二中时,曾组织过一个青年学会,办了一个《青年》半月刊。青年学会不分性别、省别,都可参加。蒋光慈是芜湖五中学生,是安徽人,也参加了。所以,把我编入安徽组。按地区分组,在语言、生活习惯上都方便些。三个组上课在一起,课外不来往。”“ 我们在外国语学社自己看《共产党宣言》和《新青年》、《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五一节时,还参加青年团组织的撒传单等活动。当时,我们都不学俄文,从当时的各种情况看,要去莫斯科留学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们认为学几个字母没用。我们在中学大都学过英语,能对付着看一点报纸新闻,不如驾轻就熟,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还可看报纸、写文章。这是很现实的一种想法。”

但是,据王元龄的女儿邹灵回忆,有些学生又特别喜欢上俄文课:“学员有时也很调皮,老师上课他们在桌底下拍照,母亲曾经谈起,当年的那批学员,一样也很调皮。有时,年轻漂亮的王元龄在台上讲课,男生们却躲在课桌底下替她拍照。每次下了课,总有几名男生要抢着送她一段路。在母亲王元龄的记忆里,陪伴的男生中,有的后来成为党的高级领导人。”

外国语学社学员、后来成为高级军事将领的肖劲光大将曾动情地回忆,教我们俄文的是一个王小姐,俄文也说得非常好,听说她也在俄国工作过

俞秀松的夫人安志洁回忆说:建团时俞秀松才21岁,一边在虹口鸭绿江路上的一个厚生铁厂做工,一边组织工人活动,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安老动情地回忆说,他自己非常好学,还业余学习俄文、英文,进步也很快。安老又回忆说:包括俞秀松在内的一批青年精英,聚集在渔阳里6号,从这里起步。当时党和团的许多重要问题都是在渔阳里讨论的。

俞秀松30年代在苏联写的自传中道:根据党的委派,我组织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我还同其他同志一起组织了外国语学社,我们党最近几年的积极分子,几乎都是该社的学生。

周大川先生回忆说,父亲周伯棣是俞秀松的同窗学友,1920年下半年,经俞秀松介绍参加了上海外国语学社。1920822日青年团创建后,为了满足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与青年求知的需要,在外国语学社设置了图书室,这是中共党史上第一个图书馆,周伯棣担任图书管理员。

经济学家周伯棣在1956年所写的自传手稿中写道:外国语学社就是留俄预备班,由陈独秀、杨明斋等主办,地址是淮海中路渔阳里,学生并不多,经常不过二三十人。陈独秀、陈望道即同住在隔壁弄堂,我们常常到他们那里去,我因看陈望道,也曾在陈独秀的家里吃过几餐便饭。

回忆往事,周大川先生深情地说:父亲总是怀念起渔阳里那段宝贵的时光,他常说,在渔阳里,我接触了许多革命老前辈,接触了许多先进思想,同俞秀松等同志结下深厚友谊,受益终生。’”

                   四、上海外国语学社的结局

由于学社设在法租界,学社的活动也在法租界巡捕房的监视之中。学社也有计划地分批送学员到俄国继续学习,周伯棣排在第三批。但那时东北被张作霖占据,学员们失去出境通道,未能成行。但此时的外国语学社已引起当局关注,周伯棣在自传里说:“1921年五一前夕,法租界的捕房似已注意我的学校,对我们已经很不客气,有一次,法国的包打探盛气凌人地来我们的学校。五一那天,周伯棣和其他青年团员上街散发传单,险遭逮捕。这以后外国语学社处境愈加艰难,5月中旬,22岁的周伯棣离开学社,先后进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工作。

   那么,上海外国语学社是什么时候结束的?王元龄曾经跟女儿邹灵回忆起,外国语学社一夜之间就没有了。王元龄当年是在去上课的路上,被人告知不要去的。两天以后,王元龄再到学社,发现已经人去楼空。那批青年精英学生中,许多人后来奔赴俄国,继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