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畔诗社

湖畔诗社

湖畔诗社是1922年4月以浙江籍文学青年为主在杭州成立的新诗团体。

一、杭州西湖与四位爱诗的青年

众所周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城里，有一个风景秀丽的西湖。西湖，旧称钱塘湖、西子湖，位于杭州市之西，故自宋代开始通称西湖。杭州西湖风景区以西湖为中心，分别为湖滨区、湖心区、北山区、南山区和钱塘区。三面环山，湖体呈椭圆形，水面面积5.06平方公里，岸周长15公里。湖面由白、苏两堤分成外湖、里湖、岳湖、西里湖、小南湖五个部分。湖中有孤山、小瀛洲、湖山亭、阮公墩四岛。西湖的美不仅在湖，也在于山。环绕西湖，西南有龙井山、理安山、南高峰、烟霞岭，大慈山、临石山、南屏山、凤凰山、吴山等，总称南山。北面有灵隐山、北高峰、仙姑山、栖霞岭、宝石山等，总称北山。山的高度都不超过400米，但峰奇石秀，林泉幽美。南北高峰遥相对峙，高插云霄。在这群山中深藏着虎跑、龙井，玉泉等名泉和烟霞洞，水乐洞、石屋洞等洞壑。在这个区域内即有形成于南宋，闻名于清代康熙年间的西湖十景，它们是：苏堤春晓、曲苑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柳浪闻莺、花港观鱼、雷峰夕照、双峰插云、南屏晚钟、三潭印月……

100年前，在杭州城区下城区贡院前（杭州高级中学校园内），建起了一座学堂，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1913年，学堂改称"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简称“一师”。"一师"曾为浙江新文化运动中心。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校长经亨颐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措施，学生创办了进步刊物《浙江新潮》。1917年秋反动当局借口查封了《浙江新潮》，并免除经亨颐的校长职务，激起师生强烈义愤，爆发了"一师风潮"。

数年后，有四位年轻人——应修人、潘谟华、汪静之和冯雪峰，入读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前三位，都是浙江籍人，后一位是安徽籍人。这四位20岁左右的年轻人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热爱诗歌，尤其热爱抒情诗——抒写爱情的诗歌。共同的经历和爱好，使他们产生了一个美好的心愿——建立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诗社。于是，在应修人的倡议下，1922年4月4日，在美丽的杭州西湖畔，在西泠印社四照阁，一个名为“湖畔诗社”的国内第一个新诗社诞生了。湖畔诗社的诗人被称为湖畔诗人。

二、湖畔诗人及诗社的活动

四位诗人，应修人年纪最大，当时22岁，潘漠华和汪静之20岁，冯雪峰19岁。

应修人，1900生，浙江宁波人。小学毕业，去上海福源钱庄学业，后任帐房。1919年五四运动中，发起组织“救国十人团”，始在《少年中国》、《文学周刊》等发表诗作。次年任中国棉业银行出纳股主任。1921年，发起组织上海通信图书馆，倡导青年读书运动。次年4月赴杭，与冯雪峰、潘漠华、汪静之结成湖畔诗社，编辑出版《湖畔》诗集，为国内第一个新诗社。

潘谟华，1902生，浙江宣平(今属武义)人。1920年夏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开始文学创作。曾参加组织晨光社和湖畔诗社。

汪静之，1902年生，安徽绩溪人。早年入读私塾，后入读绩溪县茶务学校。1920年夏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1922年发起组织湖畔诗社。

冯雪峰，1923年生，浙江义乌人。 1921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参加了文学团体晨光社。1922年春与潘漠华、汪静之、应修人结成湖畔诗社。

诗社没有固定的组织和章程，只是一种友爱的结合，其成员绝大多数是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他们曾先后出版冯、应、潘、汪的诗合集《湖畔》(1922)，冯、应、潘的诗合集《春的歌集》(1923)，汪静之诗集《蕙的风》(1922)和《寂寞的国》(1927)等。1925年 2月创办小型文学月刊《支那二月》，仅出 2期。

除了上述四人，稍后,有魏金枝、谢澹如、楼适夷等人加入。接着五卅运动发生，因各人思想变迁，湖畔诗社便不复存在。

他们的作品以抒情短诗为主，表现了新文学运动初期刚刚挣脱封建礼教束缚的天真烂漫的青少年对美好自然的向往和对幸福爱情的憧憬，独具一种单纯、清新、质朴的美。表现了对传统封建世俗大胆反叛的精神，艺术上也较成熟。“我们歌笑在湖畔，我们歌哭在湖畔”，表明他们诗社的来历，“树林里有晓阳，村野里有姑娘”，表明他们诗歌的内容。汪静之的《过伊家门外》：“我冒犯了人们的指谪/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我怎样欣慰而胆寒啊。”《伊的眼》：“伊的眼是解结的剪刀/不然，何以伊一瞧着我/我被镣铐的灵魂就自由了呢？”更体现了多爱情的坦率。他们性格不同，或者明快，或者凄楚，或者清淡，或者天真，朱自清说：“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湖畔’的四个年轻人。他们那时候差不多可以说生活在诗里。潘谟华氏最凄苦，不胜掩抑之致；雪峰氏明快多了，笑中可也有泪；汪静之氏一味天真的稚气；修人氏却嫌味儿淡些”(《〈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 ，扼要地道出了各人诗作的特色。

三、湖畔诗人的结局

四位湖畔诗人中，出现了两位革命烈士，就是应修人和潘谟华。

1925年初，应修人去上海，主编《支那二月》文学月刊。“五卅”运动中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任支部书记，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次年底，受遣进广东黄埔军校，任中尉会计。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至武汉国民政府劳工部工作，7月赴苏联进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上海，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加入“左联”，后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宣传部长。次年调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1933年5月14日，因抵抗国民党逮捕，坠楼牺牲。早年诗作多反映反封建礼教，感情真挚，风格清新。著有《金宝塔银宝塔》、《修人集》等。

应修人故居在宁波市江北区乍浦乡应家河塘，是一座坐北朝南硬山顶木结构二层楼建筑，面阔13米、进深8.7米，外有围墙，大门向东。这是应修人烈士出生和少年时代生活的居所。陆定一同志曾为应修人题写“应修人烈士永垂不朽”的手迹，现仍留在故居。当地政府为纪念这位革命家、诗人和作家，将故居隔河之东的小学命名为“修人小学”，并将故居列为江北区德育教育基地。

1924年，潘谟华考入北京大学。1926年到武汉参加北伐军。1927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政变后，曾领导宣平农民起义。后在杭州、上海、河南、河北等地任教，并从事地下革命工作。1933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北方左联发起人之一，并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同年12月被捕。1934年12月在狱中的绝食斗争中牺牲。主要作品编入《应修人潘漠华选集》、《漠华集》。

冯雪峰则成为中共文化战线的领导人之一。1925年到北京大学旁听。1926年开始从事翻译工作，译介苏联文艺。1928年12月，经柔石介绍与鲁迅交往，成为鲁迅的学生和战友。

1931年任中国共产党“左联”党团书记。曾主编或参与编辑《萌芽》月刊、《文学导报》等“左联”机关刊物及《科学的艺术论丛书》。1933年12月到江西瑞金，任中共中央党校教务主任、副校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6年受党中央派遣到上海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41年2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囚上饶集中营。次年11月被营救出狱，后到桂林、重庆从事文化工作。著有诗集《真实之歌》、论文集《鲁迅及其他》、《乡风与市风》、《有进无退》等。1946年到上海，著有《过去的时代》、《雪峰文集》、《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及寓言集《今寓言》等。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务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和党组书记、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文艺报》主编等职。主要致力于文艺评论和杂文的写作，主持鲁迅著作的编辑出版，并创作电影剧本《上饶集中营》。自1954年起，在政治上屡遭挫折，先被解除《文艺报》主编。继因“胡风事件”株连受批判，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1976年1月31日逝世。1979年4月，中共中央为他的错案平反，恢复党籍和政治名誉。

四、汪静之的故事

    1902年7月20日，汪静之出生在安徽绩溪县一个叫余村的山庄。父亲是个茶商，家境比较富裕。15岁时，汪静之爱上了同乡的女子曹诚英，即以诗歌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但是，曹诚英听从父母之命嫁给了本地大地主的独生子胡昭万（冠英）。不久，漂亮、智慧的曹诚英考取了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而汪静之却仍就读于绩溪的茶务学校。望着曹诚英的小照，汪静之写下了深沉的相思：“我看着你／你看着我／四个眼睛两条视线／整整对了半天／你也无语／我也无言／……”

    1920年夏，他怀着对人间天堂杭州的憧憬和对心上人的思念，考入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他与胡昭万结伴，沿着新安江乘船顺流而下来到杭州。
   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他继续写诗，获得 “诗人”的称誉。
    为了回报汪静之的深深恋情，曹诚英以极大热忱和耐心，每逢星期日都邀一位浙江女师的同学来看望他，终于，汪静之在曹诚英介绍的几位美人中，选准了符竹因。有了爱人，汪静之觉得自己开始了一个新纪元，他认为“有了爱情的动力，才能写诗，才有爱情诗。”1924年春天，他们在武汉结为伉俪。从此两情依依，共同生活了60多个年头。

     杭州，在诗人的眼里是美丽的，因而也成为了诗人的第二故乡。1922年4月4日，他与应修人、冯雪峰、潘谟华一起在西泠印社四照阁成立了“湖畔诗社”，并在他们出的第一本流派性诗集《湖畔》上，题写了“我们歌笑在湖畔，我们歌哭在湖畔！”对此，朱自清曾说：“中国缺少情诗……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是‘湖畔’的四个年轻人，他们那时候可以说生活在诗里。”

     湖畔诗社以五四新文坛最著名的三大名家鲁迅、胡适、周作人为导师，请叶圣陶、朱自清、刘延陵任顾问。或许是湖畔诗人写爱情诗最多，因而引起封建礼教顽固派的诋毁，认为败坏道德；另一方面，革命阵营里的“左派”，则认为这种风花雪月、谈情说爱有害革命。

    1920年，诗人的爱情诗集《惠的风》由鲁迅作了修改后，正式出版，并一版再版，风靡当时的“五四”文坛。初版至今，已经是80余个年头。

湖畔诗社结束后，1926年，汪静之蛰居在上海的亭子间里，一口气撰写了4部文学作品：一部是堪称格律诗典范的《寂寞的国》，一部是长篇小说《翠英及其夫的故事》，一部是中篇小说《耶稣的吩咐》，以及另一部短篇小说集《父与女》。

解放后，他应“湖畔”老友、作家冯雪峰的邀请，由上海复旦大学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文学编辑的岗位上默默地耕耘。后来有人告诉他毛泽东主席曾向人问起“汪静之为什么不写诗了”，他感动得流泪了。于是，他从1956年起转到中国作家协会。

“文化大革命”前夕，他敏锐地感觉到时局不太好，便又悄悄回到了西子湖畔，从此在一个市民杂居的居民区里，出现了一位白发老人。每天，他默默地上居委会看一会当天的报纸，而后又默默地离去。“文革”10年的急风暴雨竟也没有把这位“隐士”刮出来。只有西子湖认识他，因为每当春暖花开和秋菊吐蕊的时节，他定要去西子湖畔走走。
   1982年4月4日湖畔诗社建社50周年，一批作家、诗人、学者和不少年轻的诗歌爱好者，在西子湖畔聆听汪静之讲述当年湖畔诗人的风采。同时，一个新的湖畔诗社也在那时宣告成立。在热烈的掌声中，继任社长汪静之先生宣布：“我们从此要歌笑在湖畔”。  多少年过去了，当年的许多老朋友已先后谢世，而静之先生还像一棵不老的青松，迎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年代，一个有真有美的新时代。
   他高兴地告诉来访者：“现在杭州湖滨六公园北首的湖畔公园内设有湖畔诗社纪念馆，每年有成千上万的游客前来瞻仰。湖畔诗社纪念馆的设立，是为了纪念柔石、潘谟华、应修人3位烈士。全中国诗人被称为烈士的有6人，‘湖畔’占了一半，所以设立纪念馆是富有意义的。如果这几位先烈地下有知，也一定会感到欣慰。”
    1996年10月22日，汪静之也在西湖之畔走完了他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2002年7月20日是他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为了纪念这位曾风靡“五四”文坛的诗人，由上海鲁迅纪念馆主编，百家出版社出版的《汪静之先生纪念集》隆重推出。

中国的文学史，会永远记住湖畔诗社以及它的诗人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