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社
未名社是1925年由鲁迅发起和领导的一个文学社团。圈子成员主要以安徽籍的青年学生为主。
一、 未名社的建立
鲁迅先生不仅是一代文豪，而且十分热情关心与扶持文学青年，未名社的建立，便是明证。
我在1924年7月，安徽霍丘籍青年李霁野翻译了俄国安德烈耶夫的《往星中》，很想向鲁迅先生请教，但又怕太冒昧。他的一个小学同学兼同乡张目寒是先生在世界语专科学校的学生。他说先生喜欢青年人，常感叹少见青年人的翻译或创作，9月20日，李霁野便把《往星中》译稿送到先生处。先生第二天便开始看了。1924年初冬的一个下午，张目寒领李霁野去访鲁迅先生。从先生的文章风格看，李霁野原想他对人的态度是十分严肃，令人产生敬畏之心。不料像先生说章太炎一样，他‘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以后，同样是安徽霍丘籍的青年韦素园、韦丛芜兄弟和台静农也都陆续和先生认识了。
1925年夏季一天晚上，韦素园、台静农和李霁野一起访先生，先生因为一般书店不肯印行青年人的译作，尤其不愿印戏剧和诗歌，而《往星中》放在他手边已经有一些时候了，所以建议他们自己成立一个出版社，只印他们自己的译作，稿件由他审阅和编辑。那时北新书局已经出版了几种《未名丛刊》，我们的翻译仍然列入这个丛刊，另由未名社印行——社名也就是由鲁迅先生根据这个丛刊定的。于是，未名社便宣告成立，社址就在韦素园住处。
二、未名社的活动
这是一个着重于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的团体，有专收翻译作品的《未名从刊》和专收创作的《未名新集》。
未名社成立后，加入了张目寒和河南卢氏县人曹静华。当时，鲁迅先生出二百余元，这六位成员每人各出五十元，作为“公积金”；并“立志不作资本家牛马”，用自己的钱，印自己的书。有钱就印，无钱搁起，书的内容形式，都认真负责，丝毫不苟。从写文章到跑印刷厂，事无巨细，亲自动手。这是未名社当年创业的大致情况。
鲁迅和几个无名的青年很融洽地合作着。到了上海许多年后，依然眷恋着那一群人。当时，李霁野21岁，韦素园和台静农23岁，韦丛芜20岁，曹靖华18岁，几乎都是同龄的。这些人中，台静农的创作别具一格，有小说家的风度，其余几位在译作上颇下工夫，对传播俄国文学功莫大焉。以同人的方式结社创作，且推出文学精品，那是很令人羡慕的。
未名社先后搬过几次家，最早的办公地址是沙滩新开路11号“破寨”，后迁至景山东街“西花虎洞”。再后又移至景山东街四十号。新文学一些重要书刊，是由几个新出山的青年完成的，就视野和境界而言，不亚于当时的名人的。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德烈耶夫，托洛茨基介绍于中国，都是开先河的事。不仅对后来文学影响甚巨，对像鲁迅这样的人，亦有深切的撞击，如果不是这些青年热情的刺激，也许不会接触那么驳杂的东西。韦素园、曹靖华的俄语，李霁野的英文都有优长，这些青年的劳作，带来的是些惊喜的闪光。鲁迅和那几个青年都未料到，彼此的合作都改变了精神的轨迹。
未名社只存活了六七年，影响却是大的。这个文学出版社刊发的东西，都带有一点半灰色的、不安的情调，艺术手法鲜活，是文人气很浓的精神部落。比如韦丛芜译的《穷人》《罪与罚》，曹靖华所译《烟袋》《第四十一》，李霁野的译本《往星中》，俄国的主观性和惨烈的东西多。那是一个压抑的王国，青年的心借着俄国文人非理性的惊悸，苦苦地讲述着人间悲惨的故事。从二十年代未名社的出版物，还有鲁迅著译的《出了象牙之塔》、《坟》、《小约翰》、《朝花夕拾》，韦丛芜的《君山》，台静农的《地之子》、《建塔者》，以及韦素园、李霁野所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德烈耶夫、果戈理的作品；还可看到王士菁、李何林等青年的名字。
从目前留下的《未名社》半月刊及《莽原》半月刊看，二十年代北京的印刷条件较差，纸张亦劣，质地远无法与今天比。刊物薄薄的，装帧也朴素得很。每一期的文章不多，质量却是高的。刊物与书的封面有文人的灵动感，是讲究趣味的。编排的体例也搭配得当，诗、小说、随笔参差于此，每期几乎都有译文，质量是高的。这些或许受到了日本书刊的暗示，小巧玲珑，并不贪大。在那样一个枯燥萎顿的环境中，编着一种自己喜欢的杂志，用“其乐也融融”来形容他们几位，也许是恰当的。
三、未名社的后期和结局
未名社创办不久，就引起了读者的注意。鲁迅的书，托洛茨基的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都有市场。连青年社员自己的著述也有不少人关顾，那是鼓舞过大家的。著作的出版，都是未名社同人自己的成果，而杂志的撰稿者，不时也有了新面孔。周作人、徐祖正、刘复、戴望舒、高长虹、董秋芳、向培良、常惠、冯雪峰、许钦文、于赓虞、魏金枝等都有文章刊出，队伍也算不小。这个圈子与现代评论派有所不同，审美方面甚至有些对立。鲁迅起初是高兴于此事的。看到未名社能有自己的实绩，他流露出了父爱般的热情。王冶秋曾亲眼看到鲁迅在未名社出版部抚摸新书时的表情，是“见了自己婴孩似的喜悦”。
但不久麻烦来了，因为出版了苏俄的新书《文学与革命》，李霁野、韦素园、台静农都被关到了牢房。当他们被释放出来时，方觉得在中国做事之难，精神自由并不那么容易，在黑暗中找一个生存的缝隙原来要有生命的代价。
1927年之后，未名社成员与鲁迅的关系疏远，却与周作人有了较多接触。二十年代末，未名社因经济原因，很难维持了。韦丛芜就向周作人求救，希望得到支持。李霁野也正是在这时，与周作人有了交往。
1929年，韦素园因长期操劳未名社出版等事项，患上了肺病，不得已到西山养病；鲁迅先生很难过，还到西山去探望他。自韦素园病重后，未名社实际就已经瘫痪了。直接导致其解体的，是韦素园的弟弟韦丛芜。
韦丛芜在几个人中是较活跃的，以诗著名。未名社的青年中，他是最敢袒露情怀的人，作品不遮不掩，有一股热力。大约在1926年左右，他患上了肺病，开始大口吐血。和韦素园一同住在病院里。这一病对其打击很大，作品日趋暗淡。不料后来的情况，出于众人意料，李霁野渐渐与其疏远，鲁迅也开始鄙视他了。韦丛芜的变化首先是经费紧缺引起的。大概是1929年吧，他开始不断向未名社借款。到了1931年，社里已经亏空，欠鲁迅三千余元，曹靖华一千余元，李霁野八百余元。
由此，李霁野与韦丛芜的矛盾越来越大，1930年9月，经何林和另外一个朋友介绍，李霁野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教书，实际上脱离了未名社。于是，未名社解体。对未名社，鲁迅先生曾寄予很大的希望。但是，面对未名社的解体，他亦徒唤奈何。两年后，韦素园病逝，鲁迅先生更哀叹：“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晨五时半，素园终于病殁在北平同仁医院里了，一切计画，一切希望，也同归于尽。”
四、未名社主要成员
李霁野，1904年生，安徽霍丘人。早年积极投身五四运动。燕京大学肄业。1925年夏，与韦素园等创办进步文艺团体“未名社”，自筹经费出版书籍，得到鲁迅的支持与帮助，并一直追随鲁迅先生。先后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英语系、北平辅仁大学、台湾大学外文系、南开大学外文系任教。解放后历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中国鲁迅研究会顾问、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天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名誉主席、天津市图书馆名誉馆长、天津市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会长等。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主要作品：散文有《乡愁与国瑞》、《三幅遗容》、《似曾相识的杜鹃花》等，
散文集有《温暖集》、《给少男少女》、《意大利访问记》等，诗有《乡愁与国瑞》等，诗集有《乡愁》、《国瑞》《海河集》等。译著有《往星日》、《黑假面人》、《不幸的一群》、《被侮辱与损害的》、《简·爱》、《虎皮武士》、《战争与和平》、《鲁拜集》(诗集)、《四季随笔》和《妙意曲》(诗集)、《我的家庭》、《在斯大林格勒战壕中》、《难忘的一九一九》、《山灵湖》等。1997年逝世。
韦素园，1902年生，安徽霍邱县人。出生小商之家，天资聪颖，8岁入私塾，11岁与四弟韦丛芜入霍邱县立小学。1914年转叶集明强小学高级班，与李霁野、台静农等人同班。次年秋毕业，考入阜阳第三师范。1919年离开阜阳三师来到北京，参加段祺瑞的参战军，后离去，随兄到长沙政法学校读书，积极投入“五四”运动。参与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1920年，随兄到安庆，转入安徽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恰逢安庆“六·二”学潮，韦被推举领导省学生联合会工作，编写刻印传单，宣传、鼓动群众。
1921年，离安庆去上诲，入上海外国语学校补习俄文，井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夏，与刘少奇、任弼时、曹靖华、蒋光慈等到莫斯科考察学习，回国后，在北平专修学校继续学习俄文，开始翻译苏联文学作品。
1925年春，经鲁迅推荐，担任《民报》副刊编辑。同年夏，在鲁迅先生倡导和支持下，与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曹靖华等组成未名社，社址设韦住处，主持未名社的日常工作，编印《未名》半月刊、《未名丛刊》、《未名新集》。次年《莽原》半月刊创办，韦为责任编辑，因劳成疾，1932年病逝于北京同仁医院，葬于北京香山东麓的万安公墓。鲁迅先生手书“呜呼，宏才远志，厄于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碑文。并撰写《忆韦素园君》一文。
韦素园一生勤于文学翻译，译著有俄国果戈理小说《外套》、俄国短篇小说集《最后的光芒》、北欧诗歌小品集《黄花集》、俄国梭罗古勃的《邂逅》等。同时还创作了大量散文、小品、诗歌等文学作品。
台静农，1903生，安徽霍丘人。中学毕业后，曾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旁听，后转至北大国学研究所半工半读，其间积极参加鲁迅支持和影响的文学社团未名社，和韦素园、李霁野、李何林结为好友。20年代后期在《莽原》半月刊和《未名》半月刊发表一系列短篇小说，并于1928年集结出版了第部短篇小说集《地之子》，为鲁迅所赏识，以为是“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地之子》多取材于乡间贫苦农民生活，风格朴实，如实的描绘了一幅幅人间悲剧，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乡土文学的代表作。1930年出版了第二个短篇小说集《建塔者及其它》，思想更为激进，表现了反对不合理现象的愤慨和向往光明未来的激情，讴歌了先知者“以精诚以赤血供奉唯一的信仰”和伟大的献身精神，成为反映20年代中国进步事业的难能可贵的文学收获。30年代曾在北平辐仁大学青岛山东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在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教书，任中文系主任，课余仍写了不少小说、散文和论文，对鲁迅先生的人品和文品推崇之至，对时局进行了严肃尖锐的剖析，表现了浓烈的民族情感和奋发的人生态度。
抗战胜利后去台北，在台湾大学任教。1949年以后因周围环境缘故，以潜心教育.钻研学问和书法创作为主，成为一名成就斐然的教育家.学问家和书法家，间或撰写散文，1988年出版了杂文专集《龙坡杂文》，晚年的作品里怀旧之情溢于言表，蕴藏着对中华大地的一往情深，文笔炉火纯青，恬淡的风格反衬了感情的奔放，格外感人。身后第三年（1992年）有文集《我与老舍与酒》问世。其一生的文学成就日益得到普遍肯定，被尊为一代学人的风范和“中国新文学的燃灯者”之一。1990年逝世。
韦丛芜，1905生，安徽霍邱县人。韦素园胞弟。1915年入叶集明强小学读书，1920年考入阜阳安徽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因其思想倾向进步，与学校守旧势力发生冲突，于次年秋与李霁野同时声明退学，1922年春同赴安庆，合办《微光周刊》和《微光副刊》，宣传新文化。后又到湖南岳阳附中、北京崇实中学、燕京大学读书，并开始翻泽俄国陀思妥也夫斯基长篇小说《穷人》。1925年3月，短篇小说《校长》经鲁迅推荐给郑振铎，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接着长篇译著《穷人》亦发表。是年秋，与韦素园、曹靖华、台静农、李霁野等创办未名社。1928年未名社被查封，与台静农、李霁野被捕。不久获释，1929年燕京大学毕业。1930年负责经营未名社出版业务。1931年9月任天津女子师范学院英文系教授。
“九·一八”事变，对丛芜思想震动很大，认识到抗日是中国唯一出路，切望停止内战，国共合作，作出实行全国土地合作化、各行业合作化的经济设想。为实现这一设想而到处游说。1933年回霍邱办学。次年，安徽省主席刘镇华任命他为霍邱代县长。丛芜发动群众，开发西湖，划出38000亩．实行大段招佃，作为国家资本主义农场实验。划出50000亩组织农村生产合作社，触犯了豪强利益，联名向省指控，丛芜以“渎职”罪被捕。抗战爆发后获释，被迫弃文从商。抗战胜利后，重事文学，直至解放。
建国后，任上海市翻译工作者协会文艺组组长，上海新文艺出版社英文编辑。1955年“肃反”中被拘留并押回霍邱，1956年回上海恢复工作。1958年再次被捕，判刑三年，缓刑二年，此时丛芜举家迁居杭州，过着清贫生活，但仍不负鲁迅要把陀思妥也夫斯基全集译完的嘱托，终于在垂暮之年完成了这一500万字的译著。1978年12月初被落实政策，安排到杭州丝绸学院教授英语，12月19日心脏病突发逝世。1980年1月31日，撤销原判，宣告无罪。
著作主要有新诗集《君山》、《冰块》，长篇小说《新西游记》译作《穷人》、《罪与罚》、《卡拉玛卓夫兄弟》、《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
曹靖华，1897年生，河南卢氏县人。从小便跟着父亲曹植甫读书。五四运动爆发时，曹靖华正在开封读书，他发起并组织了进步学生团体——“青年学会”。担任主笔。发表的《我的个人革命观》，文笔犀利，鞭辟入里，颇得时人赞许。1920年中学毕业到安徽当小学教师。后派往苏联学习。1922年因病归国，开始发表短文。1923年他翻译了契可夫的作品《三姐妹》，由鲁迅先生捐款千元，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
1925年夏，他与韦素园等创办进步文艺团体“未名社”，自筹经费出版书籍，得到鲁迅的支持与帮助。1933年翻译了俄国文学名著《铁流》。1939年，他参加了中苏文化协会及文艺界抗敌协会，专门负责向中国读者介绍苏联文学。解放前夕，一度任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俄语系主任。解放后，他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任中苏友好协会全国理事兼北京分会副会长、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书记、《世界文学》主编等。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曹靖华译作甚多，主要有契可夫的《三姐妹》、《蠢货》、《烟货》，绥拉菲摩维奇的《铁流》，聂维洛夫的《不走正路的安得伦》，西蒙诺夫的《望穿秋水》，瓦西列夫斯卡娅的《虹》，托尔斯泰的《保卫察里津》，卡达耶夫斯的《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肖洛霍夫的《死敌》，高尔基的《一月九日》等。
曹靖华也是著名的散文学家，散文都收在《花》、《春城飞花》、《飞花集》中。1987年逝世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