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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社
南社，1909年11月13日创建于苏州，是辛亥革命前后著名的文学团体，而实际上，也是一个政治团体。南社之名，取“操南音不忘其旧”之意。
一、南社历史
南社历史可分为四个阶段：
反清阶段。南社成员以同盟会会员为骨干，多是知识界革命激进分子，其活动中心在上海。1903年，高旭（高天梅）在松江发刊综合性杂志《觉民》。1904年，陈去病在上海任《警钟日报》主笔，创办《二十世纪大舞台》，提倡戏剧改良。1905年，高旭在日本发刊《醒狮》，次年，在上海建立同盟会江苏分会机关,创办健行公学，与柳亚子等共同发刊《复报》。1907年，陈去病在上海主持国学保存会，编辑《国粹学报》。在上述过程中，陆续联络了一批具有革命思想的文化界人士，为南社的建立打下基础。
1907年8月15日(旧历七月七日)，陈去病与吴梅、刘季平等11人于上海愚园集会，组织神社。1908年
1月，柳亚子与陈去病、高旭等在上海决定成立南社。1909年11月13日，南社在苏州虎丘张国维祠举行第一次雅集，陈去病、柳亚子、朱锡梁、庞树柏、陈陶遗、沈砺、朱少屏、诸宗元、景耀月、林之夏、胡颖之、黄宾虹、蔡守等17人出席，其中14人为同盟会会员。会议宣告南社成立，选举陈去病为文选编辑员，高旭为诗选编辑员，庞树柏为词选编辑员，柳亚子为书记员，朱少屏为会计员。1911年，绍兴、
沈阳、
广州、南京等地相继成立越社、辽社、广南社和淮南社。年轻的鲁迅参加了越社。
南社几乎囊括了当时海内的各界精英和文人雅士。如政治、哲学、教育，法学、文字，历史、军事人才无所不有，文学艺术界名流更多。南社中人大多一人多艺，诗词、戏曲、绘画，书法、金石，触类旁通，各有所长。辛亥革命前后，当时全国的文化中心是上海，南社社友纷纷汇集于沪上，抨击时弊，参政议政，他们手中的武器便是如椽之笔。那时上海滩的大小报刊几乎都由南社社员在主持笔政，他们“欲凭文字播风雨”，大造反清舆论，影响巨大，一时有“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南社之天下”的霸气。
武昌起义及辛亥革命时期，南社社员亦积极响应，有的社员如淮南社发起人周实、阮式等还为共和而牺牲。柳亚子等以上海《天铎报》为据点，撰文和南京临时政府机关报《民立报》论战，反对与清廷及袁世凯妥协，主张北伐，彻底推翻清朝政府。这一阶段，是南社最有光彩的时期。
反袁阶段 民国初建，南社得到了顺利发展的条件，社员遍布于全国各地的许多报馆。陈去病、宋教仁等先后在杭州、北京设立南社通讯处和事务所。1912年10月27日，南社于上海举行第七次雅集，柳亚子建议改编辑员三头制为一头制，并自荐。这一建议遭到否决，柳亚子愤而宣布“出社”。1914年3月29日,南社第十次雅集，决定接受柳亚子的意见，采取主任制。鉴于有少数社员依附袁世凯，会议通过的条例中特别规定：“本社以研究文学，提倡气节为宗旨。”(《南社纪略》)会后，柳亚子重行加入南社。同年10月，在通讯选举中被选为南社主任。
在反袁斗争中，南社社员牺牲的除宋教仁外，还有宁调元、杨德邻、范光启、周祥骏、姚勇沈、吴鼐、仇亮、陈以义、陈其美、陈子范等。南社积极搜集他们的文稿、诗稿，为他们作传，借以表彰革命精神。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全军溃散，南社社员看不到出路。1915年旧历中秋节，顾无咎、柳亚子等人结酒社，顾无咎还自号“神州酒帝”。他们天天狂歌痛饮，反映出极端苦闷消沉的情绪。
解体阶段 1917年，正当张勋复辟前后，南社内部因对“同光体”的评价而发生争论。姚锡钧、胡先骕、闻宥、朱玺等吹捧陈三立、郑孝胥等遗老诗人，柳亚子、吴虞则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争论中，朱玺由为“同光体”辩护发展为对柳亚子进行谩骂和人身攻击。8月1日，柳亚子以南社主任名义发表紧急布告，宣布驱逐朱玺出社。随后，又驱逐了支持朱玺的成舍我。同月，成舍我与广东分社的蔡守结合起来，成立“南社临时通讯处”，号召打倒柳亚子，恢复原来的三头制，并提名高燮等出任文选、诗选和词选主任。陈去病、姚光、王德钟等支持柳亚子。自8月14日至9月15日，先后有社员8批200余人次在《民国日报》发表启事，声明“驱逐败类，所以维持风骚；抵制亚子，实为摧毁南社”。同年10月，进行南社改选，在收到的432票中，柳亚子以385票继续当选。
由于这次内讧，柳亚子受到刺激，心灰意懒。1918年10月，劝社友改选姚光为主任。此后南社即每况愈下，社务逐渐停顿。1923年10月，北京国会选举总统，曹锟以每票5000元的价格收买议员，高旭等19名社员收贿投票。此事敲响了南社的丧钟。10月29日，陈去病、柳亚子等13人发表《旧南社社友启事》，宣布不承认高旭等人的社友资格。
另建阶段 1923年 5月，柳亚子与叶楚伧、邵力子、陈望道等
8人发起组织新南社。其中邵、陈当时是共产党员。这是柳亚子和旧南社分裂，支持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勇敢的行动。10月14日，新南社于上海召开成立大会，选举柳亚子为社长，邵力子等为编辑主任。柳亚子宣布：“新南社的精神，是鼓吹三民主义，提倡民众文学，而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实行，对于妇女问题、劳动问题，更情愿加以忠实的研究。”（《新南社成立布告》）次年1月,
南社湘集在长沙成立，声称与新南社宗旨“稍异”，目的在于“保存南社旧观”（《南社湘集导言》）。
南社几乎囊括了当时海内著名的文人学士，诗、词、曲、剧、经、佛、书法、绘画、金石、考古、政治、哲学、教育、法学、文字、历史、军事等诸家无不齐全。如马君武、马叙伦、沈钧儒、黄侃、胡朴安、吴虞、黄兴、冷遹、廖仲恺、何香凝、于右任、田桐、林白水、雷铁厓、戴季陶、朱少屏、傅熊湘、黄晦闻、胡朴安、马一浮、张志让、蔡寅、张维城、王芃生、汪东、邵飘萍、苏曼殊、杨天骥、欧阳予倩、李叔同、经亨颐、柳亚子、黄虹宾、杜国庠、杨杏佛、刘大白、陈望道、沈尹默、林庚白、高吹万、高旭、姚石子、沈雁冰、黄摩西、包天笑、吴梅、邓尔雅、沈体兰、陈望道等等，均为我国近、现代文史方面的名家。况他们多一人多艺，精通旁家。南社可谓是“人人握灵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风靡云蒸，阵容整齐，这在中国历史上也属少见。到了上个世纪20年代末，更是发展到南京国民政府的五院院长尽为南社社员：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立法院院长劭力子、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参议院议长张溥泉，南社可谓几欲一统天下。
1925年后，柳亚子全力投入改组国民党的工作。新南社活动停顿，南社湘集则一直活动到抗战前夜。
1935年，为纪念南社“籍诗文号召天下，鼓吹革命”的精神，由柳亚子出面，联络南社、新南社的部分社员，又成立了“南社纪念会”，并吸收了社外热心支持者蔡元培、章乃器、钱昌照、曾虚白、赵景琛、刘海粟、黄苗子、郑逸梅等人参加，会员近400人。
柳亚子领导的“新南社”成员，抗战期间在重庆、香港、福建等地，组织过诗社，其最后的活动是纪念南社成立40年时在北平举办的“南社雅集”。
二
南社人物选介
柳亚子(1887-1958)，名弃疾，江苏吴江人。1903年加入中国教育会，到上海进入爱国学社，认识章炳麟、邹容等革命家。1906年参加中国同盟会和光复会。1907年游上海，便与陈去病、高旭等酝酿南社。1909年南社成立后，他做了很多实际工作，表现了更多的热情。
作为年轻的诗人，柳亚子对当时的各色腐朽诗派，是有冲击的力量和勇气的。辛亥革命前的诗，追怀民族英雄，悼念革命烈士，揭露清王朝的腐朽黑暗，抒发革命的怀抱和理想，表现了旺盛的革命热情和意志，特别是七言律绝，表现得尤为明显。辛亥革命失败后，他也不像南社的许多诗人那样容易消沉颓丧，他批判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妥协，“铙歌慷慨奏平胡，大局终怜一着输”。在诗袁声中，他的革命意志依然是昂扬的，作《孤愤》：
孤愤真防决地维，忍抬醒眼看群尸?美新已见扬雄颂，劝进还传阮籍词。岂有沐猴能作帝，居然腐鼠亦乘时。宵来忽作亡秦梦，北伐声中起誓师。
诗人愤怒地斥责了袁世凯的盗国，也狠狠地鞭挞了刘师培等封建馀孽的卑劣。他是南社诗人中一个少有的随着时代前进的爱国诗人。
陈去病(1874-1933)，字巢南，江苏吴江人。他出身于商人家庭，“有江湖任侠之风”。最初受康梁维新运动的影响，后来转向革命。在南社成立前，他就是一个活跃的革命分子。曾参加中国教育会(在上海)、拒俄义务队(在日本)、中国同盟会(在芜湖)等革命团体，组织过“神交社”(在上海)和“秋社”(在杭州)。又曾远到岭南，进行革命活动，表现了昂扬豪迈奋发有为的革命精神。诗作最多，大抵歌颂宋明民族英雄、革命烈士和游侠剑客，借以抒发革命怀抱，感慨生平。如《中元节自黄浦出吴淞泛海》：
舵楼高唱大江东，万里苍茫一览空。海上波涛回荡极，眼前洲渚有无中；云磨雨洗天如碧，日炙风翻水泛红。唯有胥涛若银练，素车白马战秋风。
高旭(1877-1925)，字天梅，江苏金山人。他出身于地主家庭，1904年留学日本，1906年归国后，在上海创办健行公学，提倡革命，并为中国同盟会江苏支部部长。高旭早年即愤慨于“吟花弄鸟”的腐朽诗风。他吸取了“诗界革命”的进步因素，作了不少通俗诗歌，鼓动革命。辛亥革命失败后，他的诗风渐入颓唐：
“一曲清歌两行泪，可能唤醒国人无”；“风雨飘摇同此感，可能词笔挽沧桑”。
在南社作家中，苏曼殊(1884-1918)别具一格，倾倒一时。他原名玄瑛，字子谷，广东香山县人。母日本人，生于日本，1889年随父回广东原籍。由于复杂的家庭关系，他幼年即孤苦零仃。在革命潮流的激荡下，1903年，他在日本成城学习时，参加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同年回国，任苏州吴中公学教授和上海《国民日日报》翻译，后去香港，旋至惠州古寺中削发为僧。从此流浪各地，一面留心现实，与革命党人交游，一面又追逐庸俗的享乐生活。辛亥革命失败后，悲观失望更甚，竟以颓废终。
苏曼殊在短短的流浪的一生中，学习了中文、日文、英文和梵文，兼工诗画，能写散文、小说，翻译过拜伦诗和法国雨果小说《悲惨世界》，表现了多方面的努力和特出的才能。1903年他开始在《国民日日报》上发表诗文和翻译小说。这时正是轰轰烈烈的“苏报案”发生之后，爱国运动和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时候，苏曼殊在他的作品里，也表现了爱国青年的锐气和雄心。他的诗风格别致，自有一种动人力量。如最初发表的《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七绝二首：
（其一）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着浮身；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
（其二）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
辛亥革命失败后，他的诗突出地反映了一部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对革命前途的失望和苦闷情绪。
苏曼殊的小说有《断鸿零雁记》、《天涯红泪记》(仅二章，未完)、《绛纱记》、《碎簪记》等六篇，都以爱情为题材。他的小说带有比较浓厚的悲观厌世色彩，而文词清丽自然，情节曲折生动。对辛亥革命后盛行于上海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有一定的影响。
三、南社小结
南社成立时，即企图领导文坛，开一代风气。高旭在《南社启》中明确宣称：“欲一洗前代结社之弊，作海内文学之导师。”他们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普遍要求通过文学阐扬“国魂”，激发群众的“爱种保国”之念，反对清朝政府的专制统治，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但是，在具体的文学主张上，却很不一致。
南社文学以诗歌为主，大体以辛亥革命为分界线。此前，主题多为批判清朝统治，倾诉爱国热情，呼唤民主，谴责专制，号召人们为祖国的独立富强而斗争，风格慷慨豪壮。此后，主题转为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抒发理想破灭的悲哀，斥责袁世凯的称帝丑剧，风格愤郁低沉，有些甚至流为靡靡之音。
南社成员在小说创作方面，没有与诗歌、戏剧同步，呈现出鲜明的思想性，却吸收了小市民的庸俗、浅陋和淫秽而形成了“鸳鸯蝴蝶派”。当时，鸳派的核心人物多为南社中人，如周瘦鹃、包天笑、陈蝶仙、范烟桥、徐枕亚等。有关“鸳鸯蝴蝶派”，我们在另文介绍。
南社建立期间，国粹主义思潮正在革命派内部流行，南社作家大都不同程度地接受过影响。他们要求光大民族文化，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但是，却不能正确处理继承与革新、吸收外来进步文化和发扬本民族优良传统之间的关系，笼统地号召保存国学。其结果，既不能继续推进改良派所倡导的文学改良运动，也不能扶掖在文学实践中所出现的新芽。“五四”时期，不少人成为白话文运动的反对者。
南社崛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几经反复，不久就烟消云散，最有生命力的时间不过数年，这不能不令人深思。柳亚子先生在总结南社历程时说，其短命之因在于民族主义一面。
鲁迅先生曾分析南社衰亡的原因说：南社“开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们抱着一种幻想，认为只要将满州人赶出去，便一切都恢复了‘汉官威仪’，人们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带，大步地在街上走。谁知赶走了满清皇帝以后，民国成立，情形却完全不同，所以他们便失望，以后有些人甚至成为新运动的反动者。”（《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这种执于一端的观念，正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弱点。从南社的行迹，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近代革命的一些特征，也可领悟到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不彻底的原因所在。
总之，南社作为我国近代史上一个具有革命性的文学团体，在中国近代革命史和中国文学史上有着不可低估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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