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泉学社与中国泉币学社

“泉”在古文字的解释中，又有“钱”的意思，喻“钱如泉涌”之意。古泉学社研究的是古代钱币，创建于1926年9月，圈中人都是钱币收藏爱好者。1940年5月又有中国泉币学社的成立。

                      一、从大齐通宝看古泉收藏

世间有了“泉（钱）”这种货币，便有了研究者和收藏者。泉越古，则越具收藏价值，这和陶瓷字画书籍等是同一道理。古泉之贵重，以及酷爱古泉者对古泉的痴迷程度，都会令人惊讶。仅举一例以证明。 

关于“大齐通宝”钱币，古钱界历来极为重视。该钱币的拓图最早见于清朝道光朝代的名士戴醇士的《古泉丛话》，后又被转载于清同治时李竹朋的《古泉汇》，又见于唐与毗《泉币汇考》等。近代著名泉家的著述中如方药雨（若）的《言钱别录》、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及丁福保的《古钱大辞典》、《古钱学纲要》诸书，都有该钱的图拓和介绍。但是近代以来除了戴醇士以外，大家看的都是拓片，真钱谁也没见过，而且，原先大家都认为，该钱是黄巢所铸，因为黄巢建立的农民政权号为大齐。

　　20世纪30年代有人提出过怀疑，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经著名钱币学家马定祥先生考证后，才以有力的证据和严密的逻辑推翻前说，证明“大齐通宝”的确是南唐前期的铸钱。

　　物以稀为贵，这种“大齐通宝”历史上有记载的只有两枚。道光年间戴醇士所藏的那枚因残缺左角，故世称“缺角大齐”，那是他家中的祖传之物。但是后来就失踪了，据说在太平军攻破杭州城的时候，戴氏怀揣这枚宝贝古钱举身跳钱塘江而死，从此世间再也不见“缺角大齐”踪影。

　　时至七十多年后1925年，却被戴葆庭偶然从江西乡下又逮着一枚。由于“缺角大齐”不复存在，“四眼大齐”就成了世间孤品，顿时身价百倍。又有前述藏泉前辈的人文掌故，张叔驯得之后呵护之殷可以想见，故长期秘不示人。他为防别人根据拓片翻制，就连拓片也控制甚严。甚至在1927年印行的那期《古泉杂志》上，也没有透出消息。古钱的魅力，真能“横扫”一代人。

　　但是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时间久了，亲朋至好总想一睹该钱的风采。张叔驯想了一个办法，请翻铸高手仿制了一枚，以代真品，偶尔示人，足炫法眼，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个秘密。这就是张叔驯后来带到美国去的珍钱中，为什么会有两枚“大齐通宝”的原因。这个谜底直到1980年代，才被马定祥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揭开。

　　                       二、古泉学社的创办

　　上文提到的张叔驯，就是一位古泉鉴赏家和收藏家。清末民国时，中国泉坛素有“南张北方巴蜀罗”之誉称。南方的张叔驯、北方的方药雨、四川的罗伯昭被列为古钱界最负盛名的三大收藏家。

张叔驯家是南浔巨富，出了张静江、张石铭等名流。张叔驯是张石铭的儿子，他性格活泼，喜欢与外界交往，除了极个别藏品外，他并不保守。他不仅朋友多，还是泉币组织的发起人和积极组织者。二十年代中，东南一带的泉币学家云集上海，一时甚为活跃。1926年9月，张叔驯就邀请泉币收藏爱好者程文龙等人，创办古泉学社，这是中国第一个钱币学研究团体，次年，他们还创办了《古泉杂志》，这是我国正式出版的最早的钱币专业杂志。
　　古泉学社以阐明古泉学识，订正旧说，鉴定真赝，辨别时代，参考制作，启人好尚之心为宗旨，凡有志古泉学者，不分国界，经社员二人以上介绍均可入会。
　　这个学社拥有绝对强大的阵容，囊括了当时中国泉学研究的所有权威人士，其中有不少都是名重一时的大收藏家和大学问家。他们也作了分工：龚心钊、张叔驯、邓秋枚、张絅伯、程文龙、郑家相为鉴定员；方药雨、周仲芬、宝熙、陶心如、罗振玉、杨肃谷、陈叔通、张丹斧、朱峻夫、王朴全、宣愚公、蒋坚志、李国松、范兆经、范兆昌、方地山、余艇生、翁友三、郑希亮、周书、刘晦之、蒋伯埙、顾震福、朗悟、袁克文为评议员；董康、王荫嘉、邓秋枚、张翼成、程文龙为编辑员。学社的理事是张叔驯和程文龙。这个名单并不是张叔驯邀请和指定的，而是学社的社员选举出来的，可知学社社员的范围还远不止这些。
　　他们这个团体中，博学鸿儒大有人在。宝熙是满清皇族之后，在晚清朝廷中任过职，素以收藏古物出名，是北京琉璃厂和天津劝业场的常客，还是上海博物馆老馆长徐森玉先生的老师；袁克文是袁世凯的二儿子，世称“皇二子”，清末四大公子之一，以才华横溢、风流倜傥著名，其收藏古钱、古书和邮票久负盛名；龚心钊、刘晦之、李国松都是安徽籍的银行家兼大收藏家，李国松是李鸿章的侄孙（李鹤章的孙子），刘晦之是四川总督刘秉璋的儿子，龚心钊是合肥望族之后，他们的收藏在民国收藏史上很有名气，也都出版过各种收藏目录；方地山、罗振玉、董康、邓秋枚、陈叔通等人不仅收藏古钱，还是著名的藏书家；张絅伯、郑家相、王荫嘉、张翼成、张丹斧、程文龙都是泉界著名人士……这样一个阵容，无疑是中国最高层次的泉学学术团体，代表了当时泉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学社的社址在上海贝勒路口蒲柏路（今黄陂南路口太仓路）鸿仪里2号（现在旧房已拆，变成新天地的一部分了）。他们于每个月的第一周和第三周的周日下午来此聚会，共同欣赏和研究各自新的藏品，切磋学问，考证真伪。该社在每月的第一周周日还召开展览会，将各家提供的藏品分卖品和非卖品两类陈列，为大家相互间的交换提供方便。

　　该社出版的《古泉杂志》于1927年5月刊行，分为两种印刷版本，一种是宣纸印制的线装本，一种是普通的平装本。第一期上除了刊载了一些“空手布”、“尖首布”、“方足布”、“圆足布”和圆钱的珍品拓片外，还刊载了翁宜泉《校洪志》、金砚云的《古泉考》、刘燕庭的《嘉荫榏随笔》、程吴泉的《古泉审》、王荫嘉的《泉觯》、邓秋枚的《风雨楼异泉图录》等文章，还有张叔驯的《齐斋泉乘》（二则）。

                  三、中国古泉学会和中国泉币学会
　　
　　10年后，到了1936年，随着中国泉学热潮的逐渐高涨，大家深感有必要建立一个固定的泉币组织，并出版定期刊物。张叔驯、丁福保、叶恭绰等人又蠢蠢欲动了，于是重起炉灶，发起成立了中国古泉学会，张叔驯任副会长，第二年改选为会长，并创刊《古泉学》季刊。可惜这次寿命又不长，杂志只出版了5期又没有声息了。

　　1937年春天，张叔驯、陈仁涛、王荫嘉等人心犹不死，又要成立泉币学会了。为此张叔驯曾亲到苏州王荫嘉先生家里访谈，请其出山，常驻上海，由其专管泉币学社和刊物的出版之事，所有费用，由张叔驯和陈仁涛二人包揽。他们计划由两人各出一万大洋，重新开张，而且，连学社的房子也准备好了，就在张叔驯淮海中路1726号的花园里，是他家主楼旁边的一个小楼。

　　这个新的泉学组织的主要发起人会议都开过了，有丁福保、叶恭绰、王荫嘉等人参加。不料正在他积极为这第三个泉币学社的诞生积极奔走时，抗战爆发了。“八一三”战火冲天而起，打破了文人学子的尚古美梦。很快，张叔驯一家与他的堂叔张静江一家，都到香港去了，后来又去了瑞士和美国，这个还没来得及正式诞生的新的泉币学会，只能半途夭折了。

　　另外，他的钱币活动不仅在国内，1935-1936年间，他还加入了英国皇家艺术学会，并担任了组织委员，同时还是美国钱币学会的会员。据上海《晶报》载，20世纪20年代末张叔驯还曾应日本古泉界的朋友邀请出访日本，并在日本作学术交流，在当时日本古泉界引起巨大凡响。他还是日本东洋货币协会特别赞助会员。30年代中期，日本著名钱币收藏家来沪访问，如平尾聚泉、三香上哉，在沪期间都与张叔驯作了愉快的交流。

　　可见张叔驯在中国泉币收藏史上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不仅自己收罗宏富，而且注重考证和交流，前两个泉币学组织，他都是发起人和主要负责人。1940年，中国第三个泉币学组织“中国泉币学社”在上海成立时，尽管他人在美国，还是作为赞助会员，为学会出了力。

　　                             四、中国泉币学社 

1940年5月，寓居于上海的中国钱币界名流在罗伯昭宅邸召开了中国泉币学社成立大会，公推威望最高，最年找的丁福保为社长，罗伯昭为副社长，并推举郑家相为总编辑，王荫嘉为校对，戴葆庭会计员，筹备出版物。泉币学社以研究古今泉币，勾通中外学界，交换知识，联络同志为宗旨，开展了多种形式的钱币收藏研究活动。

其一为创办《泉币》杂志。《泉币》杂志为双月刊，创于1940年7月，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停刊，共32期，《泉币》杂志是当时中国钱币学研究水平的代表。

其二为召开社友谈话会，后称泉币学社例会，谈话会活动由罗伯昭，郑家相，王荫嘉于1940年8月发起，社友有丁福何，张伯，张季量，蔡季襄，赵权之，汪夷白，戴葆庭，杨成，马定详，陈亮声等，谈话会自1940年8月31日举办第一次。至1946年3月16日第178次例会而止，历时达五年半之久。其谈话会活动定规严，并有章程为据。活动日期为每星期六午后四时至六时半，地址为罗伯昭寓所。内容为五项：（一）公开研究泉学（二）讨论出版事宜（三）共同审定出口（四）传观新旧珍藏（五）自然交易泉币。由于活动场所限制，故并非所有泉币学社社员都可参加谈话会活动，只有经过邀请者，方可加入。 

其三是发起寿泉会活动，始自1940年10月至1941年8月。当时丁福保，张晏，郑家相，陶庭耀，陈亮声，戴葆庭，蔡季襄和罗伯昭等十人组成寿泉会，各以生辰排定，每逢生日，各出10纸，分装10册，人存1册以作纪念。寿泉会共活动10次，编辑《寿泉集拓》甲至癸共10编，总拓泉253品，多珍品和稀见品，以取祝寿泉文为要旨，颇见传统文人风雅之习性。

其四为发展学社社员，扩大学社影响。学社社员累计总数超过300余人，有身居上海的，也有其它城市，虽以中国人为绝大多数，也不乏日本人和欧美人士，除以个人身份入社者，也有以机构名义入社者，由此可见，泉币学社社员为四方杂处，反映出当时泉币学社颇为重视其自身的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