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燕京学社

哈佛燕京学社

哈佛燕京学社英文全称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是由美国人发起并资助，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联合组成的汉学研究机构，本部设于哈佛大学，在燕京大学设北平办公处。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要从燕京大学以及司徒雷登说起。

燕京大学的建立

在清代鸦片战争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在中国除了军事侵入、经济侵入，还进行了文化教育的侵入，英美等国的教会纷纷在中国开办学校，如以下三所学校，就是美国教会在北京一带开办的：
1864年，贝满女塾在灯市口东口的佟府夹道胡同创办。后学校改为华北协和女子大学。

1867年，公理会潞河书院创办，后书院改为通州协和大学。校长谢卫楼(Davelle Sheffield)。

1870年，崇内怀理书院创办，1889年，美以美会改为汇文大学（Peking University）。校长刘海澜博士（Hiram Harrison Lowry)。

1919年，4个美英基督教会决定在北京开办的一所教会大学。这就是燕京大学。除了美以美会和公理会，美国美北长老会和英国伦敦会也参与燕京大学的创建。
       这时，正在南京金陵神学院任教的司徒雷登被任命为新成立的燕京大学的校长。1921年校长司徒雷登获得美国著名出版商亨利·卢斯及美铝公司创办人Charles Martin Hall的捐款，在北京西郊购买了数处前清亲王赐园，聘请建筑设计师墨菲进行总体规划，建造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一所校园。1926年，正式迁址。华北协和女子大学校址后来改办贝满女中。汇文大学在崇文门船板胡同的校址后来改办汇文中学。
    燕京大学下有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又称医预院，学制为三年预科），以及文科和理科相关专业学系。
      1952年法学院，社会学系并入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其余与清华大学文科院系等并入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校址“燕园”成为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校园。未名湖燕园建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哈佛燕京学社的设立

燕京大学成立后，为解决办学经费，校长司徒雷登在任职期间，几乎每年都回美国去募钱。一次偶然机会，他了解到美国铝业大王赫尔（Charl Martin Hall 1863－1914）有一笔巨额遗产捐作教育基金，遗嘱申明将其中一部分作为研究中国文化之用。赫尔如此心仪中国文化，缘于年青时两个中国留学生给他留下的良好印象。故于离世之前在遗嘱中作出如上安排，并提出在美国和中国各选一所大学，联合组成一个机构，以执行研究中国文化的计划。赫尔逝世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年，数年后他的遗嘱付诸实施。司徒雷登本想争取燕大作为中方大学入选以得到这笔款项，但终因燕大刚刚成立，远不及北京大学之声名赫赫，故遗嘱执行团在美国选上了哈佛大学，在中国相中了北京大学，使司徒雷登的如意算盘落空。然而不久之后发生的事情，对司徒雷登无异于天赐良机。

　　哈佛大学得到赫尔捐款后，开始执行汉学研究计划。1924年，哈佛大学派久住上海的美国人华尔纳去敦煌千佛洞“考古”。华尔纳到敦煌后，以70两银子“香火钱”收买庙祝，将千佛洞部分壁画连同泥皮剥下来，装运回国，引起当地人民极大愤慨。翌年，哈佛大学又派华尔纳组织了一个小型“敦煌考古队”来到中国，同时要求北京大学偕同前往敦煌“考古”。地方当局鉴于华尔纳前番的行径，对“考古队”虽客客气气，却寻找种种借口，多方限制。华尔纳之流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仅拍了一些照片带回去交差。“敦煌考古队”也宣告解散。

燕京大学的一个学生曾是华尔纳的译员，“敦煌考古队”解散后，该生返校复学。司徒雷登从其口中了解到华尔纳与北京大学合作考古失败的情形之后，大作文章。辗转将此事告之中国教育部次长秦汾，后由教育部知会外交部，以华尔纳违反国际法为由，向美国驻北京公使提出抗议。事情虽被美国政府敷衍过去，但哈佛大学觉得太丢面子，既迁怒于华尔纳，也不满意北京大学。司徒雷登趁此机会积极活动，于1926年赶回美国，以燕京大学的名义与哈佛大学协商合作研究中国文化，结果大告成功。1928年春，哈佛燕京学社于兹正式成立。

哈佛燕京学社的运作与成绩

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公处设执行干事一人，由生于中国的美国人傅晨光首任其职。傅曾任燕京大学文理科科长、哲学系教授兼主任。1939年傅晨光卸任，由洪煨莲、司太雷、聂崇歧、陈观胜等先后继任，其职责是监督和分配款项用途。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北平沦为日寇占领区，燕京大学被迫于1942年迁往四川成都，哈佛燕京学社在成都继续活动。日本投降后，燕京大学回迁，学社亦恢复其北平办公处。新中国成立后，燕京大学于1951年春改为公立，翌年并入北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公处亦随之撤销，前后度过了23个春秋。

为了培养汉学人才，该社在燕京大学和哈佛大学同时招收研究生，两校合作培养。哈佛大学的东方语文系研究生，预备博士论文期间多资遣来华进修，两年后回国提交论文，方授予东方学博士学位。燕京大学从1928年开始招收研究生，修业两年后撰写论文，由学社北平办公处延聘专家组成面试委员会，面试通过，为“硕士待位生”，毕业时授予学位。此外尚有出国留学生，第一个派赴哈佛大学留学的是名历史系毕业生，四年后获哈佛大学东方学博士学位回国。为缩短留学生在美年限，学社规定，凡资遣哈佛大学的人员，必须在国内取得硕士学位。

　　购置图书资料方面。为配合研究，学社在哈佛大学建立“汉和图书馆”，专藏中、日文书籍。到四十年代末，馆藏达十万册，为汉学研究提供充足的文献保障。在燕京大学，从1928年起，学社逐年拨款购书，少则三四千，多则万余元。收藏对象主要为线装古籍，亦有部分日文和西文东方学书刊，全部入藏燕京大学图书馆。据查，燕大图书馆成立之初，藏书不过三四万册，因系教会学校，藏书以西文为主。自1928年始获学社购书款后，不断补充中国古籍，至五十年代，所藏图书（不计报刊）约四十余万册，其中四分之三是用此款购入。曾任该社北平办公处执行干事的聂崇歧回顾，当时所购图书均以实用为主，很少购入价格高昂的宋、元、明版古籍。经多年积累，实用古籍已基本敷用，才将余额略及善本，且数量有限。至于1950年花费1250万元购入明弘治本《西厢记》，乃因当年书款余额尚丰，倘若退回，则下年度书款预算必将削减，故方有上述“豪举”。

　　学社在书刊出版方面也是成绩卓著。哈佛大学在美国出版了《哈佛亚洲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 Studies）和专刊。从1935年开始编纂《汉英大辞典》，首先在燕京大学协助下，将《康熙字典》、《佩文韵府》等中国韵书、字书上的字词抄在卡片上，作完运交哈佛大学；再由哈佛大学将其译成英文。哈佛大学在翻译过程中，发现中国辞书引文与原文多有出入，遂将部分卡片寄回中国，请人逐条核对。据聂崇歧回忆：“到1951年春，只《佩文韵府》一种还没有核对完”。尽管《汉英大辞典》编纂进展缓慢，杀青之日遥遥无期，而哈佛燕京学社则声名鹊起，俨然成为美国研究东方学的重心。学社在燕京大学创办并出版的《燕京学报》更是名重一时。

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公处最终与燕京大学一起走完了自己的历程。半个世纪过去，岁月风尘抹不去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的轨迹。设在哈佛大学的学社总部则延续至今。据悉，北京大学拟于北大百年华诞之际，召开首届国际汉学大会，在接受邀请的国际汉学研究机构和专家的名单中，“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赫然在目。

司徒雷登其人

没有司徒雷登，就没有燕京大学以及哈佛燕京学社。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是一位美国基督教的传教士。他也是一位教育家，曾创办并担任燕京大学的校长和校务长。他还是一位外交官，曾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由于毛泽东写的一篇《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而使他在中国非常有名，但是在他的祖国——美国却是默默无闻。

     司徒雷登的父母都是早期到中国的美南长老会传教士，从血统上说，他是一位纯粹的美国人。而用司徒雷登自己的话来说，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清同治、光绪年间主管杭州基督教天水堂，1870年，司徒雷登即出生在天水堂教士住宅(今杭州下城区耶苏堂弄)，会讲一口纯正的杭州话。11岁时到美国弗吉尼亚州上学，在那里曾被人讥笑为不会说英语的怪物。在大学期间受“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的影响而转到神学院，立志于传教。1904年他结婚后携妻子回到杭州，成了第二代美南长老会传教士。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开始从事传教，并钻研汉语。

     1908年，司徒雷登开始担任金陵神学院希腊文教授。1910年任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辛亥革命时，兼任美国新闻界联合通讯社驻南京特约记者。

     民国8年（1919年）1月，司徒雷登被聘请为燕京大学校长，此后，他作为燕大的长期领导人为该校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司徒雷登四处募捐，为燕京大学在北京西郊建造了一所宫殿式的美仑美奂的新校园，不惜出重金延请中外著名学者如吴雷川、许地山、邓之诚、郭绍虞、顾颉刚、赵紫宸、容庚、钱穆、吴文藻等人来燕大任教，提升燕大知名度和学术地位，1927年，燕大与哈佛大学合作组成了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到1930年代，燕大已发展成为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

    司徒雷登提倡学术自由，要求燕大的学生既中国化，又国际化，司徒雷登还注意与学生、员工互动交流，对待学生和蔼可亲，对待教职员工热情温暖，给许多学生和员工留下了深刻印象。

    司徒雷登同情学生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他亲自带领数百名燕京大学的师生上街游行，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921年他受聘为中国教会教育调查团成员。193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33年受美国总统罗斯福召见，听取他对中国时局的意见。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因拒绝与日军合作，被日军关在集中营，直到日本投降后获释。1945年，获释后的司徒雷登继任燕大校长（后为校务长），直到离开中国。民国35年（1946年）7月11日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积极支持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反人民内战，并进行反对中国人民的各种阴谋政治活动，又拉拢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企图培植中间势力。同年10月，来杭参加杭州青年会复会典礼并祭扫其父母之墓，杭州市参议会授予他“杭州市荣誉公民”称号。当时有人这样评论：他“既是政客又是学者，既是狡猾的对手又是温馨的朋友”。

    1949年4月，共产党军队攻占南京，他没有随国民政府南下广州，留在那里。1949年8月2日由于美帝国主义阻挠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一切努力都已彻底失败，司徒雷登不得不悄然离开中国返回美国，随即退休。据说在他离开中国前夕，曾经和中国共产党高层秘密接触，也打算前往北京磋商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事宜，但是被提前召回，未能成行。8月8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将他作为美国的象征而极尽讽刺，说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这篇文章还被收入了中学语文教材，“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在中国成了声名狼藉和失败的代名词。

    回到美国后，他先被国务院下了“禁言令”，后来又被麦卡锡主义者骚扰。患了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和失语症。于1962年9月19日在华盛顿病故。他一直希望能够将骨灰送到中国，埋在燕京大学校园内，但是至今未能实现。

    历史学家林孟熹这样评论他：“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