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

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成立于1928年，隶属于中央研究院，是从事考古研究的学术机构。

       中央研究院的成立

中央研究院是1928年6月9日中国国民政府成立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 。国立中央研究院的前身是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1927年4月17日，中央政治会议第七十四次会议在南京举行，李煜瀛（石曾）提出设立中央研究院案，决议推李煜瀛（石曾）、蔡元培（孑民）、张人杰（静江）共同起草中研院组织法。5月9日，中央政治会议第九十次会议议决设立中研院筹备处，并推定蔡元培、李煜瀛、张人杰、褚民谊、许崇清、金湘帆为筹备委员。7月4日，《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条例》公布，改列筹设中的中央研究院为中华民国大学院的附属机关之一。11月9日，《中央研究院组织法》公布，明定“中央研究院直隶于国民政府，为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设立：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国文学、考古学、心理学、教育、社会科学、动物、植物等十四个研究所。11月20日，大学院院长蔡元培聘请学术界人士30人在大学院召开中研院筹备会及各专门委员会联合成立大会，讨论中研院组织大纲及筹备会进行方法。议决先筹设各研究单位，计有：理化实业研究所、地质调查所、社会科学研究所、观象台四个研究机构，并推定各所常务筹备委员，积极展开筹备工作。

1928年4月10日，颁布《修正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中研院改为不属于大学院的独立机关。4月23日，特任蔡元培为院长。5月，启用印信。6月9日，第一次院务会议在上海东亚酒楼举行，宣告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创办中央研究院的主要成员是中国科学社社员，中央研究院成立后接收了中国科学社在国际上作为中国科学界官方代表的地位。

由于中央研究院下设多个研究所，本文主要介绍历史语言研究所，而又着重介绍考古组，使读者基本了解民国时期中国的考古研究情况，以及几位最主要的考古学家。

     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建立

中国作为世界上文明发达较早的国家之一  ，很早就有学者注意进行古代遗迹的考察和古代遗物的研究。具有一定学术系统的金石学，产生于1000年前的北宋，到清代更为发达，形成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以田野调查发掘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在中国兴起较迟。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和30年代，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派遣的探险家、考察队，潜入中国边疆地区活动。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学术机关开始进行周口店、殷墟等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19世纪末，欧洲的考古学已经日渐兴盛。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讲到19世纪中叶以来欧洲考古学家将史前时期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三期，并将中国古史传说与此比附。

1898年安阳小屯村再次发现有字甲骨文，1900年敦煌石窟发现储存大量古代写本文书和其他文物的藏经洞，这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两项惊人发现，为中国考古学诞生的前兆。第一次由中国学者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是1926年从美国学习人类学归来的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进行的发掘。1927年，西北科学考察团成立，北京大学教授徐炳昶（旭生）被推选为中方团长，黄文弼代表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参加该团去新疆进行考古工作。

1928年10月董作宾前往安阳小屯进行调查试掘，准备大规模地展开工作。这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重要标志。1929年，李济作为当时中国唯一具有近代考古学知识和发掘经验的学者，被聘任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同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及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分别成立。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从事考古研究的学术机构。

   考古组的工作和成绩

　    1929年在裴文中的主持下，发现第一个北京人的头盖骨化石。随后，发现大批石制品和人类用火痕迹，使北京人的文化遗存得到确认。1933年由裴文中和贾兰坡发掘山顶洞人及其文化。
      1928～1937年间进行了15次发掘，累计发掘面积达46000多平方米。开始发掘小屯遗址的时候，发掘水平不高，主要目标是有字甲骨，还缺乏分辨复杂遗迹的能力。1930年，在国外专攻考古学专业的梁思永学成归来，不久参与山东历城县城子崖遗址的发掘，辨识了仰韶文化以外的又一种新石器时代遗存，后被命名为龙山文化。梁思永后又进行安阳后冈遗址的发掘，从地层上解决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代文化的相对年代问题。他还参加小屯遗址的发掘，在发掘方法上有明显的改进。从此，殷墟发掘走上科学的轨道，取得了较大的收获。在小屯村一带，先后发现50多座夯土建筑基址，获得22000多片有字甲骨和其他珍贵文物；又在侯家庄商王陵区发掘10座规模特大的商代大墓以及上千座“人牲”祭祀坑，从而为中国考古学和中国上古史的研究积累了极为宝贵的科学资料。与此同时，又发掘浚县辛村西周卫国墓地、汲县山彪镇和辉县琉璃阁的战国时期魏国墓葬，以及日照两城镇、永城造律台等地的龙山文化遗址。
      除对燕下都遗址进行过调查发掘外  ，主要是1933～1935年在陕西渭河流域的活动。其中徐炳昶领导进行的宝鸡斗鸡台附近的发掘，曾发现仰韶文化遗址、周秦时期和汉代的墓葬。后由苏秉琦将沟东区的周秦墓葬进行整理和分期研究，并且提出探索周文化渊源的线索问题。该会又对河北邯郸附近的响堂山石窟作过比较详细的勘查。另外，西湖博物馆于1933～1936年在浙江的一些地方进行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发现并发掘了良渚遗址。林惠祥等学者在东南沿海各省、台湾省和香港地区，华西大学的美国学者在四川广汉和西康道孚附近，都先后进行了考古调查，还有人进行了六朝陵墓和古代窑址的考察。

1928年以前开始在新疆及邻近地区活动，持续进行到1933年。中国学者所作田野考古工作，主要有黄文弼在吐鲁番附近调查发掘高昌古城、交河古城遗址及 氏高昌墓地  ，在塔里木盆地周围调查汉唐时代的城堡、寺庙、沟渠和屯戍遗址，在罗布淖尔附近调查发掘史前遗址和汉代烽燧遗址；袁复礼在吉木萨尔附近，勘察并实测唐北庭都汉代烽燧遗址，且获汉代简牍1万余支；贝格曼又在内蒙古和新疆发现一批以细石器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

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作，于1939～1940年在云南大理附近发掘史前和南诏时期的几处遗址；后又分别与中国营造学社、四川省立博物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先后发掘四川彭山的汉代崖墓和成都的前蜀王建墓，并两次在河西走廊等地进行考古调查。1944年，夏鼐在甘肃宁定县阳洼湾发掘齐家文化的墓葬，第一次发现齐家文化晚于仰韶文化的地层证据，纠正了安特生1925年在甘肃远古文化分期问题上的错误论断。在此以前，尹达曾于1937年根据器物形制的分析对安特生概括的仰韶文化内容和齐家文化年代问题提出过质疑。解放战争时期，田野考古工作陷于停顿状态 ，仅裴文中于1947～1948年前往甘肃、青海进行过史前遗址的调查。

从1928～1948年，经过20年的发展  ，中国考古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已经初具规模。尽管田野考古工作主要限于周口店、殷墟以及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的史前遗址，未能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但终于摸索出了一套适合中国特点的田野工作方法，积累了一批通过正规发掘获得的科学资料，并出版了《西阴村史前遗存》（李济）、《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裴文中）  、《城子崖》（梁思永等）  、《良渚》（施更昕）、《斗鸡台沟东区墓葬》（苏秉琦）、《罗布淖尔考古记》（黄文弼）等著作，以及《安阳发掘报告》和《中国考古学报》等刊物  。尹达在延安期间  ，撰写了《中国原始社会》一书。这段时间，有些学者对甲骨、金文、简牍、墓志等铭刻资料进行了研究，取得了新的成就，其中，郭沫若旅居日本时所著《卜辞通纂》、《殷契粹编》、《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等书，为甲骨、金文的研究作出卓越贡献。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对甲骨学研究也有较大推进。

       考古组著名的考古学家

   徐炳昶，河南唐河人，1888年生。字旭生。早年留学巴黎大学，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教务长1927年5月后参加西北考古考察团，任考查团中方团长。1928年12月17日离开新疆取道西伯利亚返回北平（29年1月初到），向理事会汇报成果，并申请延长考察期限。回来后出版了“斯文赫定小传”和《徐旭生西游日记》，后者对考查团沿途的工作，当地的风土民情和社会状况都有细致的记载。后来先后任北平女子师大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受此次考察的影响，后来他一直致力于史前研究和考古研究。1935年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的考古组主任。1948年，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兼所长。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工作，在史前研究方面做出重大贡献，代表作有《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等； 1964年12月，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6年逝世。

   黄文弼，湖北汉川人，1893年生。1915年22岁时，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这期间，他渐渐对当时新兴的考古学发生了兴趣，由此将自己的学术转向考古，取得了辉煌成就。从1927年夏天首次进新疆起，到1966年冬天离开人世，39年间黄文弼四进新疆，总行程38300公里，可谓中国考古史上的长征。他的代表作《罗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和《高昌专集》、《高昌陶集》，备受国内外学术界瞩目。新中国时期，曾任《考古学报》编委、全国政协委员。1966年文革开始后，遭受批斗、戴高帽、游街等迫害 而病逝。

   李济，湖北钟祥人，1896年生。清华学堂毕业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读人类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开始田野考古。1926年，李济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此为中国学者最早独立进行的考古发掘。后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领导殷墟等地的发掘工作走上科学轨道，造就出中国第一批水平较高的考古学者。1938年被推选为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名誉会员。1946年参加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团工作，索回日本侵华期间掠去的中国文物。1948年被推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1972年，在台湾省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他主要致力于殷墟陶器、青铜器的研究。著有《西阴村史前遗存》、《殷墟器物甲编·陶器》上辑、《李济考古学论文集》等。又与他人合著有《古器物研究专刊》。1979年逝世。

   杨钟健，陕西华县人，1897年生。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1927年获德国慕尼黑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20年代发表的《中国北方啮齿类化石》（德文）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古脊椎动物学专著，从而在中国创立了这一学科。1928年负责北京周口店的发掘工作，此间发生了发现中国猿人第一颗头盖骨的划时代事件。1937年以后，在云南禄丰领导发掘工作，获大批恐龙及原始哺乳类化石。新中国时期，与斐文中等筹建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为后来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79年逝世。

   裴文中，河北丰南人，1904年生。192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后，从事旧石器考古、第四纪地质学及哺乳动物化石研究。1929年起他主持并参与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为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的发现者。1931年起，确认石器、用火灰烬等的存在，为周口店是古人类遗址提供了重要依据。他主持的山顶洞人遗址发掘，获得大量的化石及其文化遗物。1937年获法国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后，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技佐、技正，并先后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中法大学教授。新中国时期，历任中央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博物馆处处长，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自然博物馆学会主席，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等职。曾被授予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名誉会员、联合国史前学和原史学协会名誉理事等。1982年在北京病逝。

   梁思永，梁启超次子，原籍广东新会，1904年出生于澳门，童年在日本度过。1923年自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毕业，赴美国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东亚考古，曾参加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期间，曾一度回国到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担任助教。1930年夏天，梁思永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回国参加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同年秋季，他到黑龙江参加了昂昂溪遗址的发掘。1931年春，他参加了河南安阳小屯和后冈的发掘。同年秋季，他又参加了山东历城（今章丘）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他的工作提高了中国考古发掘的科学水平，使之纳入近代考古学的范畴。他还第一次从地层学证据上明确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两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先后顺序及它们与商代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国近代考古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重大发现。1934年，他主笔的《城子崖遗址发掘报告》出版，这是我国首次出版的大型田野考古报告集。抗日战争爆发后，梁思永跟随历史语言研究所撤退到长沙，后经桂林入昆明，最后到达四川李庄。1939年，他在“第六次太平洋学术会议”上提交的论文中，全面总结了龙山文化，该成果一直影响到目前对龙山文化类型的进一步划分。新中国时期，任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1954年在北京逝世。

   贾兰坡，河北玉田人，1908年生。1929年毕业于北京汇文中学，1931年就职于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同年，被派往周口店协助裴文中先生从事遗址发掘管理工作；1955年他接替裴文中先生主持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工作优异，继裴文中1929年发现第一个头盖骨之后，他在1936年11月连续发现三具“北京人”头盖骨，震惊了国际学术界。新中国成立以后，贾兰坡院士担负起周口店遗址发掘工作的重任，建立和领导了周口店工作站，参与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筹建和规划，并一直在该所从事研究工作。此后他历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1996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01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