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高史地研究会与中国史学会
南高史地研究会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东南大学）文史地部和其他科系学生于1920年成立的联合组织，其成员以文史地部学生为主。经过曲折的历程，由此发展到后来的全国性的组织——中国史学会。
南高史地研究会的建立
南京东南大学建校于1902年，其前身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9年前，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研究会中，因为学校只有国文专科，而没有文史地部，故而研究会中惟独史地方面付之阙如。1919年，国文科改为文史地部，学生们就有了增设地学会的创意，此意得到了柳诒徵和地理教授童季通的大力支持，1919年10月1日，地学研究会成立，共有会员67人，以龚励之为总干事。成立后，柳诒徵曾在该会做“人生地理学”等讲演。1920年1月19日，地学会换届选举，诸葛麒任总干事，会员发展为73人。5月13日开会，“初会员鉴于地学与史学，似不宜偏此忽彼”，并提交大会讨论，决定改地学会为史地研究会，通过简章。
南高史地研究会以“研究史学、地学为宗旨”，“凡本校史学系、地学系或其他各科系同学有志研究史地者”及“本校毕业同学愿入会者”皆可成为会员；会务分讨论、演讲、调查、编辑等项；会员始终维持在近百人之间，诸葛麒、陈训慈、胡焕庸、向达等先后担任总干事；张其昀、陈训慈、缪凤林、陆维钊等人相继担任总编辑或编辑主任；柳诒徵、竺可桢、白眉初、王毓湘、朱进之、梁启超、徐则陵、陈衡哲、顾泰来、萧纯锦、曾膺联、杜景辉等担任指导员。
南高史地研究会的成绩
南高师校内的各种研究会每年都出版会刊，如哲学研究会每年出会刊2册，体育研究会每年出会刊一册，所以史地研究会成立以后就开始着手筹备会刊。史地研究会第二届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从事会刊的筹备和地质考察，但会刊并未诞生，倒是地质考察活动进行的有声有色，先后去雨花台、栖霞山、燕子矶、龙潭等地旅行考察。在胡焕庸任总干事期内，筹备刊物成了头等大事；“本会以中国史地界之沉寂，拟就力所能及，出其一得，以供社会之商榷，久蓄此意，至本届始决定”；为了慎重起见，史地研究会开了3次编辑会议，并征求指导员意见，在此基础上议决了会刊——《史地学报》的各种问题。由于准备充分，南高师出版委员会认定史地研究会会刊《史地学报》为南高师丛刊之一，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承印发行。校方的承认，对史地研究会会员来说实为极大之鼓励。1921年7月，《史地学报》第一期集稿完成，寄往上海商务印书馆，但商务印书馆因印刷业务繁冗，至该年11月方始出版。如此，《史地学报》真正面世是在史地研究会第四届时期。从1921年11月到1926年10月，《史地学报》共出版了4卷21期，初为季刊，自二卷二期始改为月刊（寒暑假除外）；1925年三卷八期出版后，四卷一期至1926年10月方始出版，但成绝响。《史地学报》所设栏目（门类）有卷首插图、评论、通论、史地教学、研究、古书新评、读书录、杂缀、世界新闻（时事纪述、地理新材料、中外大事记）、气象报告、书报绍介、史地界消息、调查、史地家传记、谭屑、专件、选录、书报目录（书籍、杂志、论文）、会务（纪录、会员录、职员录）、通讯、史传、地志、论文摘述、表解等，但并非每期杂志均包含上述门类，而是视来稿情形而定。
除了《史地学报》以外，史地学派同人还先后办有《史学与地学》、《地理学杂志》（《方志月刊》）、《史学杂志》、《国风》、《史地杂志》等刊物。在这些刊物上，柳诒徵、竺可桢、陈训慈、张其昀、缪凤林、郑鹤声、胡焕庸、向达等人发表了大量有关史地学方面的文章，于史地之学多所措意。他们反对新文化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浮夸和偏颇，将史地之学视为实学；主张成立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以共同进行史地研究；他们对中小学校的史地教学甚不当意，主张改善中小学校史地学的教学方法和教材，以图普及史地学。南高（东南大学）顿时成为南方的学术重镇，南高史地学派也隐为当时可与北大新文化派相抗衡的学术派别之一。
南高史地研究会的变迁
为了促成中国学术之发达，形成规模宏大的史学运动实为当务之急；而形成规模宏大的史学运动则以成立学会为前提，陈训慈、缪凤林、郑鹤声等主张“学术研究，端赖众功”。他们希望与北大史学会联合，筹备成立中国史学会，但并没有得到北大史学会的响应。当时中国学界南北学统间的无形对立，使得成立全国性的史学研究会成为一种不可能。
1925年，东南大学发生了“易长风潮”。教育部免去郭秉文东南大学校长职务，改任胡敦复为校长，引起了部分师生的不满。柳诒徵牵涉其中，处境尴尬，最终愤而出走东北大学，与先他而至的缪凤林和景昌极等人会合。此时，竺可桢也因不满东大部分师生对部聘校长胡敦复的过激做法，而应商务印书馆之聘；梁启超在1923年就离开了东南大学；杜景辉也在1923年11月病逝；陈衡哲留宁半年后回到四川；徐则陵担任历史系主任不久，就转而主持教育系；顾泰来在东南大学任教不久，就远走北京供职外交部；白眉初也在南高师任教不久，回到北京高师。绝大部分指导员的离去，使得史地研究会会员无从请教治学津梁；其中又以柳诒徵和竺可桢的离去损失最大，因为平时史地研究会开展的具体活动和学术论文的撰写都是由他们二人负责。1923年，胡焕庸、陈训慈、张其昀、缪凤林和诸葛麒等人的离校，意味着史地研究会骨干新陈代谢的开始；1925年，向达、郑鹤声、刘掞藜、陆维钊等人的毕业离校，更是史地研究会核心成员的风流云散。后继的史地研究会成员中，很可能缺少上述诸人的才干，虽然陈登原曾经主持过史地研究会，但仅凭一人之力，实在是回天乏术。因东大“易长风潮”影响，《史地学报》3卷8期延至1925年10月出版，而其终刊号4卷1期，更是拖至1926年10月方才问世，其间间隔长达一年，可以想见当时史地研究会人才之匮乏。
南北中国史学会的建立
虽然当时史地学派成员星散各处，但他们并未放弃成立全国性史学会的努力。柳诒徵认为，“欲明宇宙之真相，舍治史地，其道无由”，“欲知国家之真谛，舍治史地，其道无由”，“欲识人生之真义，舍治史地，其道无由”。与陈训慈、张其昀、缪凤林、向达等人商议成立中国史地学会事宜，在诸生支持的情况下，成立了中国史地学会，发刊《史学与地学》杂志。中国史地学会会刊《史学与地学》并未刊载有关该会的详细情形，仅就目前所知，成员依然为南高师时之师友，柳诒徵担任总干事，具体的编辑和问题商榷等事项由任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向达和张其昀负责。从《史学与地学》刊发文章来看，也以史地研究会同人为主。所以，我们可以认定柳诒徵等人组建的中国史地学会虽然以“中国”为号，但他其实是南方学者，或者说是南高学人的一个自发组织，地域限于江浙一带，成员也为南高师旧人，故而完全是一个地方性组织。
1928年，胡焕庸留法归来，任教中央大学，并和张其昀一起创办了《地理杂志》。本来《史学与地学》将历史学和地理学都囊括其中，现在张其昀等人另创《地理杂志》，并与缪凤林、陈训慈、范希曾、郑鹤声等人倡议另创《史学杂志》以呼应之。“盖孪生之子自毁齿而象勺，虽同几席而各专其简策之通轨也”。既然犹如孪生兄弟的史学与地学已经分家，中国史地学会之名就有点名实不符了。经过酝酿，1929年1月，南京中国史学会成立，并于同年3月创刊《史学杂志》。
无独有偶，北方的朱希祖等人也与柳诒徵等人差不多同时组建中国史学会。1929年1月7日，朱希祖作《发起中国史学会的动机和希望》一文，表达了自己发起中国史学会的三种动机和七种希望。1929年1月10日，朱希祖与张星烺、罗家伦共拟中国史学会简章。1929年1月13日，“中国史学会开成立会，到会者，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六校教授、学生共九十四人，推公为主席，并以七十四票，当选为首席委员（其次为陈垣六十票，罗家伦四十九票，钱玄同四十三票，王桐龄四十一票，张星烺三十九票，沈兼士三十三票，陈衡哲三十一票，马衡三十票，候补者陶孟和、袁同礼、萧一山、刘崇鋐、翁文灏五人）”。1929年1月20日，开中国史学会第一次委员会，朱希祖当选为主席及征审部主任。
南北学界同时出现中国史学会，说明史学界对于协作治史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共识，在理论上为成立全国性的统一的中国史学会打下了基础。但南北两方的中国史学会均无多大建树，未能使对方心悦诚服。
中国史学会的诞生
1937年，随着抗战爆发，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南北学人终于开始逐渐摒弃前嫌，不再过分主张双方在精神方面的不一致，开始了合作。1940年4月，民国教育部成立史地教育委员会。吴俊生、张西堂、黎东方为专任委员，陈东原任秘书，吴俊生；颜树森、陈礼江、张廷休等7人为当然委员，吴稚辉、张其昀、蒋廷黻、顾颉刚、钱穆、陈寅恪、黎东方、傅斯年、胡焕庸、徐炳昶、雷海宗等19人为聘任委员，柳诒徵、陈训慈、郑鹤声也是史地教育委员会成员。该会于1940年5月14日举行了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通过了“改进大中小学史地教育事项、推动社会史地教育事项、编纂中国史地书籍事项、编制抗战史料事项”等议案。1941年7月4日至6日，史地教育委员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顾颉刚和缪凤林、金毓黻、黎东方一起提出《由本会补助设立中国史学会案》。该议案获得大会通过，决定将史地教育委员会作为筹备中国史学会的通讯处，并由该会酌助经费及发函征求专家学者意见。到了1942年，已经征得116位专家同意，地点遍及后方各省。鉴于此，史地教育委员会决定另案呈请准予定期开成立大会，拟与史地教育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同时举行。1943年3月24日，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大会召开；与此同时，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也在中央图书馆举行，顾颉刚、傅斯年、方豪、雷海宗、缪凤林、陈训慈、张其昀、郑鹤声、卫聚贤、吴其昌等120余人。顾颉刚担任大会主席，并致开幕词。大会通过了《中国史学会会章》，选举了理事和监事；其中理事21人，内有柳诒徵、缪凤林、张其昀、陈训慈等史地学派成员，候补理事9人中有向达、监事7人，候补监事3人中均无史地学派员。1943年3月26日，中国史学会第一次理监事联席会议召开，顾颉刚、傅斯年、朱希祖、缪凤林和陈训慈等9人被选为常务理事。
至此，中国出现了形式上统一的中国史学会，南北学人也于一定程度上统一于中国史学会之内。“但总的来说，该会没有太大的作为，与其创办之宗旨并不相衬。战后复员，学人星散，中国很快又陷入新一轮战乱。随着政治动荡和经济崩溃，学人不得不为生存与生计奔波，无暇顾及学术研究和学术团体的活动。”
中国史地学大家
柳诒徵，江苏镇江人，1879年生。17岁考中秀才，后曾就读于三江师范学堂。卒业后曾任教江南高等商业学堂、江南高等实业学堂、宁属师范学堂、两江师范学堂、北京明德大学；并一度主持镇江府中学堂校政。1914年2月，应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历史教授；1925年东南大学发生学潮后一度离去北上，先后执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女子大学和东北大学；1929年重返南京，任教中央大学；并曾任南京图书馆馆长、考试院委员、江苏省参议员。建国后执教于复旦大学。1956年逝世。
朱希祖，浙江海盐人，1879年生。17岁中秀才。光绪三十一年(1905)官费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攻史学专业。宣统元年(1909)归国后，与鲁迅同受聘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翌年改就嘉兴府中学任教。辛亥革命后，历任北京大学预科教员兼清史馆编修、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兼任史学系主任，写成《中国史学通论》一书及许多史论。1926年夏，改任清华、辅仁两大学教授。1928年重返北大，任史学系主任，并发起成立中国史学会。1930年入中央研究院，任研究员。1932年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史研究所所长，先后撰写《南明之国本与政权》、《南明广州殉国诸王考》、《中国最初经营台湾考》、《屈大均传》、《明广东东林党传》等数十篇论文，成为研究南明史的权威。1934年受聘为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同年任古物保管委员会主任。1935年、1936年任高等考试典试委员。1938年随校西迁，在四川7年中，先后撰成《伪楚录辑补》、《伪齐录校补》等书，以隐刺伪满和汪伪政权。1940年任国史馆筹备委员会总干事，不久即辞国史馆职；3月，由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改任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后兼任考试院公职候选人检核委员会主任。1944年7月因肺气肿病发，逝于重庆。
陈垣，广东新会人，1880年生。自幼好学,无师承,靠自学闯出一条广深的治学途径。曾任国立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的教授﹑导师。1926～1952年,任辅仁大学校长；1952～1971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49年以前，他还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在宗教史﹑元史﹑考据学﹑校勘学等方面，著作等身，成绩卓著，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推重。他重视教育事业，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任教四五十年间，对广大青年学者热心传授，影响深远，造就了众多的人才。文化大革命时被软禁，到1971年6月，饮恨以殁。
陈寅恪，江西修水人，1890年生，清朝著名诗人陈三立第三子。幼时在家塾读书，对《说文》及高邮王氏父子之学，极用苦功，并习日文。长入家办学堂，“终日埋首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等等，无不浏览”。十三岁，随兄师曾（衡恪）至滬，东渡日本留学，后因病归国，考入上海复旦公学。毕业后赴德，近二十年，“奔走东西洋数万里”，先后入柏林、苏黎士、巴黎、哈佛等大学勤苦攻读梵文、巴利文及其他东方语言文字数十种，独步成绝学。1925年归国，次年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后任清华大学文史哲三系合聘教授，授“佛经翻译文学”及与西北史地、中国中古文史哲学相关诸课程。“七七事变”后离京，飘泊西南天地之间，图籍散失，备尝艰阨，于忧患疾病之中撰《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生活困顿，遭际艰辛，卒丧双目。1946年任教于清华大学，同时修改《元白诗笺证稿》诸篇。1948年移居岭南，任岭南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历史、中文系教授，1958年后被迫停止授课。晚年膑足，仍撰《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将论文结集为《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寒柳堂集》，阐扬学术独立自由之旨。文革中惨遭迫害，
1969年10月7日含恨辞世。
缪凤林，浙江富阳人，1898生。1923年南京高等师范毕业。曾历任沈阳东北大学、中央大学史地学系教授、系主任等职。著有《中国通史纲要》、《中国通史要略》、《中国史论丛》、《中国民族史》、《中国民族之文化》、《日本史论丛》、《日本史乌瞰》等。1959病逝于南京。
张其昀，浙江鄞县人，1900年。1923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1936年受聘为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兼主任、史地研究所所长，后又兼任文学院长。1941年当选为首批教育部部聘教授。曾任中国地理学会总干事。1943年受美国国务院之邀聘在哈佛大学研究讲学。1949年到台，曾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秘书组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教育部部长、国民党中央评议员兼主席团主席、总统府资政等职。在台湾创办了中国新闻出版公司、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发起创办《学术季刊》等多种学术期刊以及“中国历史学会”等组织。对台湾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贡献甚巨。著有《本国地理》、《政治地理学》、《中华五千年史》等。1985年8月26日在台北逝世。
向达，湖南溆浦人，1900年生。１９１９年入南京高师，后转入东南大学学习历史。后任商务印书馆编译员。１９３０年任北平图书馆编辑。１９３５年，他作为交换馆员，去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整理中文图书。次年至伦敦研究大不列颠博物馆整理所藏太平天国之书、契约和斯坦因盗去的郭煌经卷，后又至法国调查伯希和所盗敦煌经卷及新疆古文书，他手抄、拍照了众多珍遗资料，介绍给国内学术界。1939年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学系教授。1942年-1944年任中央研究院西北史地考察团考古组组长。1945年-1948年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1949年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1958年-1960年主持《中外交通史籍从刊》。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11月24日因病逝世。 1980年获得平反昭雪。
陈训慈，浙江慈溪人，1901生。陈布雷弟。1924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历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译、中央大学史学系讲师、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1932年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10年任职中，推行普及社会教育与提高学术研究相兼顾的办馆方针，实行通年全日开放制度，又先后创办《文澜学报》、《浙江图书馆馆刊》、《图书展望》、《读书周报》等。1936年主持举办“浙江文献展览会”，参观者8万人次。七七事变后，联络浙江大学、浙江博物馆等，创办《抗敌导报》，呼吁抗日。抗日战争中，为保护浙图藏书，主持组织抢运馆藏《四库全书》及古籍善本，避至富阳、龙泉，又组织抢运宁波天一阁9000多册藏书到浙南。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第一至六届浙江省政协委员，民盟浙江省委顾问，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浙江省博物馆图书资料室主任，浙江省历史学会理事、顾问，浙江省地方志学会顾问等职。90寿辰时捐献《丁丑日记》手稿及148封各界名人信札给浙江图书馆。著有《五卅惨史》、《世界大战史》、《晚近浙江文献述概》等。1991逝于杭州。
郑鹤声，浙江诸暨人，1901年生。1920年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毕业后，先后在云南高等师范学校、东陆大学任教。1929年后历任教育部编审处、国立编译馆编审、人文组主任，并在中央政治学校、中央大学兼课，讲授《中国近代史》、《中国史学史》、《中国史部目录学》等课程，1946年任国史馆篡修兼史料处处长。解放后，郑鹤声一直在山东大学历史系作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国史学史》、《中国近世史》、《中华民国建国史》、《中国近世史》等。1989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