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医学社
北京中医学社是民初开始建立的一个中医学术团体。在介绍这团体之前，先回顾中医的历史。
一、中医的历史
中国是医药文化发祥最早的国家之一，有五千年文字可考的医学史，由于东方文化发展的特色形成的中国独特理论框架，及近现代西方科学的撞击及西医的传入，出现两个分明的层次，在东西方医学交汇中呈现复杂的状态。
在中国传统医学中，汉族医学的历史最悠久，实践经验和理论认识最为丰富。
中医发源于中国黄河流域，很早就建立了学术体系。中医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历代都有不同的创造，涌现了许多名医，出现了许多重要学派和名著。
中国历史上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传说，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在与自然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发现药物、积累经验的艰苦过程，也是中药起源于生产劳动的真实写照。
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典籍《内经》产生于夏商周时期（约公元前22世纪末——前256年）；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是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公元220年）众多医学家搜集、总结了先秦以来丰富药学资料而成书的。本书载药365种，至今尚为临床所习用。它的问世，标志着中药学的初步确立。
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中国已经有关于医疗卫生以及十多种疾病的记载。周代已经使用望、闻、问、切等诊病方法和药物、针灸、手术等治疗方法。秦汉时期，形成了《黄帝内经》这样具有系统理论的著作。此书是现存最早的一部中医理论性经典著作。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专门论述了多种杂病的辨证诊断、治疗原则，为后世的临床医学奠定了发展的基础。汉代外科学已具有较高水平。据《三国志》记载，名医华佗已开始使用全身麻醉剂“麻沸散”进行各种外科手术。
从魏晋南北朝（公元220--589年）到隋唐五代（公元581--960年），脉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晋代名医王叔和著有《脉经》；唐代修订了大型的《唐本草》，唐代还有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和王焘的《外台秘要》等大型方书。
在宋代（公元960--1279年）医学教育中，针灸教学有了重大改革。王惟一著有《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明代（公元1368--1644年）时，医药学家李时珍历时27年，完成了中药学巨著《本草纲目》，全书载药1892种，成为中国本草史上最伟大的集成之作。从明代开始，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一批医学家们主张“中西医汇通”，成为当代中西医结合的先声。到了清代，温病学说达到成熟阶段，出现了《温热论》等专著。
二、北京中医多
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京城，封建统治者都希望自己长命百岁，万寿无疆，于是，将全国最好的医生集中在皇宫，谓之“御医”。御医的待遇当然非同一般，由此也引发其余的医生云集京城，寻找机会。因此，北京中医多的现象就不奇怪了。
中医有多种不同的类型，兼有多种流派，相互之间没有联系，甚至互相排斥。西医传入中国以后，中西医之间又互相藐视，如是更不利于医学的发展。
追朔历史，中医界中曾经不乏志士仁人为发展中医而不遗余力，其中结成中医团体就是一种主要形式。中医学术团体曾是我国成立最早的学术团体。明代隆庆二年即1568年，在北京，由徐春莆等发起和创办了民间医学学术团体“一体堂宅仁医会”，宅仁医会的成员多为集于京都来自全国各地的名医。先后入会者46人。医会以探究学术奥秘，提高医疗技术，讲求医德修养，深戒徇私谋利，会员间真诚相待，存善去过，团结互助，患难相济为宗旨。医会开中国乃至世界科学技术团体之先河，显示了中医药在我国乃至世界科技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此后的300多年时间里，中国科技社团一直没有得到发展。直到19世纪末中国受西学东渐的影响，各种学术团体应运而生并活跃一时。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曾提出“仿西学，建学会，广人才，振中国”的主张，梁启超发表著名《论学会》一文，文中写到：“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毒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国群曰议院，商群曰公司，士群曰学会。而议院、公司，其识论业艺，罔不由学；故学会者，又二者之母也。”这两句话精辟地论述了学会的作用和地位。20世纪初比较有名的学术团体为几位留美学生发起建立的“中国科学社”。其宗旨为“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其图中国科学之发达。”
当时中国南北各地也相继创办了中医学会和医药学术团体，出现了一些自发的中医行业性组织，如中医师工会、中医学会、中医联合会等。1905年由外国留学归国的医生发起成立中华医学会，这对当时的中医是一个启发。
1910年，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奏称京都创办“医学研究会”，获准立案。
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医学会和学术团体日渐增多，有以整理、研究和发展中医学为主要宗旨的中医学会、研究会。如神州医药总会、中国针灸学研究社等。有以沟通中西医学、发展或提倡中医科学化的中西医学研究会(社)，如中西医学研究会、中西医学研究社、中医科学研究社等。这些学会和学术团体，对于推进中医学术的研究、交流，维护发展中医药学，做出了许多努力和贡献。
三、北京中医学社
1911年末，
“北京中医学社”成立，学社成员当时多由清朝太医院太医组成。北京中医学社是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维持时间最长、最有影响的一个中医学术团体，其延续过程分三个时段：
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中医学社，发起和组织者主要是北京的太医，赵文魁为社长及荣誉社长，编辑了清代太医史和《医统正脉》；1928年，国民党政府对其进行了改组。1929年，国民党政府通过了余云岫等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使中医事业倍受挫折。中医药作为传统科学文化的代表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北京以施今墨、孔伯华等为代表的中医前辈曾向这股逆流据理力争，同时，极力把中医向科学道路上推进，先后创立了华北国医学院和北平国医学院，培养中医千余人，为北京中医积蓄了重要力量。
30年代，北京中医学社在三个时间段中成员及成就最多，创办了《中国医药月刊》，编著了大量中医文献，扩大了北京中医在全国的影响；1937年后，汪精卫政府曾将其包办。由于抗战艰难，烽火连天，中医队伍也七零八落。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由国民党接收并新建为中医师工会。中医在形式上有公会、有团体，实际上公会不能给会员进修研究的机会与条件，而会员除交纳会费以外，形同虚设，并未开展什么活动。1947年施今墨、孟昭威等十余人曾发起成立“中国医药学会”。旨在集中西医界同志于一道，以科学方法整理中国医药，以期发皇旧学，融汇新知。并拟成立学术研究组，发行定期医药刊物，设立义务诊疗所，成立医学进修班，改良制造国药等，推动中医发展。但此举遭北平市政府社会局驳回，最后不得不改名为中国医药研究会，从名义上挂靠在已立案的“世界科学社”下，以求得中医药学术的研究与发展。加入该组织后举行了多次学术活动，在组织活动中交流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章。
民族的衰败导致中医药的劫难，中医药的命运与民族的兴衰息息相关。旧社会中医想要发展，但国民党反动统治，任中医自生自灭，一会又设立国医馆，一会说废止中医，其腐败政策严重挫伤了中医的民族自信心和责任感，阻碍了中医的发展。
四、名医选介
赵文魁(1873-1934) ，字友琴，出身医学世家，为三代御医。他17岁时，不幸丧父，继承父业进入太医院。他学习刻苦，先后侍诊于十余位御医，医术上广采各家之长，学到不少难得的临床经验，因而晋升较快。由“恩粮”很快升为“吏目”。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慈禧去东陵，突发高烧，值班御医因故未在，只有赵文魁随侍左右，遂应召进宫诊视，次日退烧，几天后痊愈。治好了慈禧的病，赵文魁被晋升为御医，当时他年仅30岁。次年又被晋升为太医院使。赵文魁先生是清代的最后一位太医院长。辛亥革命以后，赵文魁先生悬壶北京，每日患者盈门，他以精湛之医术，受到民众的称赞，誉满京城。赵文魁遗著有其子赵绍琴整理的《文魁脉学》一书。
施今墨（1881-1969），浙江萧山人，原名毓黔，字奖生，他13岁时从其舅父，河南安阳的李可亭先生学医，又因政治不定，进入京师法政学堂，接受革命理论。后来追随黄兴先生，并参加了辛亥革命。后来渐感时世虽异，许多官员仍不改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封建官僚作风，便对革命大为失望，慨叹不已。既然“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他便从此弃政从医。施今墨先生认为，西医学并非一无是处，而许多西医的仪器设备还有助于诊断明确，所以并不排斥西医。但他认为，西医在治疗方法上不如中医多样有效，故始终坚持中医的辨证论治。他疗效卓著，名声大噪。为京城“四大名医”之一。
孔伯华（1884-1955），名繁棣，别名不龟手庐主人，山东曲阜人。他少年时随祖父学医，25岁时就应邀在北京外城官医院出诊。1929年，反动政府意欲消灭中医，他便联络同道在京师创办了医药学会，奔走呼吁，其间作了大量的工作，终于使政府取消了前议。同年，他与肖龙友先生共创北京国医学院，并肩作战，辛苦操劳，在沉重的当局压力下培养出了大批的下一代中医人才，这些学生也都是成绩卓著的栋梁之才，在其后中医元气大伤的情况之下，承担起了继承和发展中医的重任。解放后，孔先生担任毛泽东主席的保健医生他要求中西医并重和加强中医教育的这一请求得到了主席的支持。
汪逢春(1884～1949年)，名朝甲，以字行，江苏吴县人。自幼随兄学举子业，兼从吴中名医艾步蟾习医术。1906年进京，供职于法部，拜御医力轩举为师。1911年辞法部之职，专以医为业。1929年任北京考试委员。1938年成立北京国医分会，当选会长。1939年创办《北京医药月刊》，任主编。先生一生致力于阐扬国医文化，重视人才培养，博览精究群籍，强调辨证施治，临证重视脾胃，擅治时令及胃肠病，是我国中医近代史上集编辑出版、教育、临床于一身的著名中医大家。
赵绍琴
男，1918年12月生，北京市人。北京中医药大学顾问、教授
。第7、8届全国政协委员，当代著名中医学家和临床家。其曾祖父、祖父和父亲均在清宫太医院供职为御医。其父文魁公曾任清末太医院院使（正院长），御赐头品花翎顶戴，民国初年出任北京中医学社名誉社长。赵绍琴自幼便受到家传医学的熏陶，在其父的严格督导下熟读医学典籍，打下了坚实的医学基础，并于1934年通过了资格考试，承父业而悬壶北京。后又拜师于太医院御医韩一斋、瞿文楼，和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汪逢春，跟随三先生临床学习多年，尽得三家真传。1950年参加卫生部举办的中医进修学校，系统地学习了现代医学知识。1956年，北京中医学院（即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前身）成立，赵绍琴受聘执教，主讲本草学，成为北京中医学院的首批教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