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部第三厅及“文协”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是抗日战争时期为广泛团结抗日力量而建立的全国性文艺团体。简称“文协”。
政治部第三厅
要说到“文协”，先要介绍“政治部第三厅”。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由于国共两党建成新的统一战线，1938年4月，已迁都武汉的蒋介石以争取民心，改组前行营政训处和军委会第六部为政治部第三厅。在三厅的人选上，蒋介石利用周恩来、郭沫若的声望来装点门面，用以团结学术界的著名人士、各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表示他的开诚和抗日的决心。
当时陈诚是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政治部部长，周恩来任副部长，另一副部长是黄琪翔，秘书长是张厉生。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阳翰笙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兼三厅主任秘书。三厅设三处九科，处长有胡愈之、田汉、范寿康，科长有徐寿轩、张志让、尹伯休、洪深、郑用之、徐悲鸿、杜国庠、董维健、冯乃超和“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的日本领导人鹿地亘作家夫妇、池田幸子作家夫妇和绿川英子作家等。
文协的成立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西迁后，武汉一度成为全国抗战的战时首都。是时华北、华东战区和沦陷区的抗日救亡团体和民众纷纷汇聚武汉。为了领导全国文艺界进行更有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时任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和宣传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等的组织下，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于武汉成立。发起人包括文艺界各方面代表97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说：“我们应该把分散的各个战友的力量，团结起来，象前线将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寇敌，争取胜利”。成立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周恩来与蔡元培、罗曼·罗兰、史沫特莱等十三人为大会名誉主席团成员。大会选出郭沫若、茅盾、冯乃超、夏衍、胡风、田汉、丁玲、吴组湘、许地山、老舍、巴金、郑振铎、朱自清、郁达夫、朱光潜、张道藩、姚蓬子、陈西滢、王平陵等45人为理事，周恩来、孙科、陈立夫为名誉理事。理事会推选老舍为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日常工作。文协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鼓励作家深入现实斗争。曾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多次访问慰劳各地战场，推动了文艺工作者的下乡和入伍。并在全国组织了数十个分会及通讯处。先后成立分会的地方有：广州、成都、昆明、桂林、香港、襄樊、延安、晋东南、贵阳、曲江、上海等地。
在文协的带领和推动下，各种群众的救亡团体纷纷成立，据统计，到“武汉失守以前，群众救亡团体有七八十个”，分布在各个阶层和职业。其中包括青年学生界的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中国青年救亡协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中华青年抗敌救国团、湖北省学生抗敌工作联合会、武汉学生抗敌工作团等，文化艺术界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木刻作者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漫画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摄影协会、全国歌咏协会等，教育界的全国战时教育协会、抗敌教育研究会、汉阳兵工厂护厂抗敌工作团、武汉工界战时服务团、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等，妇女界的中国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武汉各妇女团体联合办事处、战时儿童保育会等。从而，形成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最强阵容，为鼎沸的抗日救亡民众运动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文协的活动
文协成立后，文艺各部门的统一战线团体也相继出现。作家、艺术家空前广泛地团结对敌，使抗战初期的文艺活动呈现出生气蓬勃的新气象。鼎沸抗日救亡民众运动首先表现为规模空前的抗日宣传活动。其中，最有声色的是在第三厅组织，指导下于1938年4月7日至13日在武汉举行的为期一个星期的抗战扩大宣传周。其间，几乎动员了与宣传活动相关的在汉所有机关、政界要人、报社、文化名人、党政军机关工作人员、团体宣传队、歌咏队、剧团、剧院、美术工作者和影剧院等。先后安排了文字宣传日、口头宣传日、歌咏宣传日、美术宣传日、戏剧宣传日、电影宣传日、游行宣传日。通过各种宣传形式、空前的规模宣传了抗战。
文协发起、组织的七七献金活动。七七献金活动由第三厅事先起草计划，蒋介石亲自审批计划并特批1.5万元的活动经费和周密准备后发起。在7月7日11日的献金活动中，参加献金的机关和人群十分广泛。除在汉的党政军机关及要人均参加了献金活动外，武汉100余万居民中，参加献金的人数在50万人以上，共接受捐款93万元，金银饰物1156件，其他物品77件，现金和实物折款相加计100万元以上。献金活动“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为空前，恐怕在世界史上也少有！”。
鼎沸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还表现为武汉各界慰劳前线抗战将士委员会发起的30万封慰问信活动。其间“武汉三镇人民群众、学校工厂、人民团体、机关、广大居民、男女老少，都纷纷写信慰问前方将士，许多信写得非常动人”。截至双十节，仅《新华日报》就收到5万余封慰劳信。其他收件处如慰劳总会、第三厅、《大公报》、《扫荡报》、《武汉日报》等处每日信件也是“大批大批的源源而来”。
文协组织了九个抗敌演出队和四个抗敌宣传队，还组织了一个孩子剧团深入前线和大后方进行抗日宣传。进行了戏曲改革，团结、教育、组织了大批戏曲界艺人，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协助文艺界各抗敌协会开展工作，促进了文艺界的团结和抗战文艺的发展。购置了大量药品和医疗器材，支援了各战区抗战。
文协还组织建立了全国慰劳总会和全国寒衣委员会，支援了前线，慰劳了抗日将士。开展了对日宣传和国际宣传，协助了“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进行对日宣传。领导了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和放映了不少新闻纪录片和抗战艺术片；特别是团结和领导了电影戏剧界的大多数人，共同进行了对消极抗战者的斗争。还领导和组建了“战地文化服务处”，在长沙、宜昌、上饶、西安四大城市设立了总站，每个总站又在全省许多县城成立了“战地文化服务站”，这些站星罗棋布，形成了书报刊物的发行网。通过这渠道，把三厅编写的宣传品，输送到前线、后方和各大、中、小城市。
这里要特别提到《黄河大合唱》的创作。1938年11月武汉沦陷后，著名诗人光未然带领抗敌演剧三队，从陕西宜川县的壶口附近东渡黄河，转入吕梁山抗日根据地。途中目睹了黄河船夫们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情景，聆听了高亢、悠扬的船工号子。在次年1月抵达延安后，写出了《黄河》词作，并在这年的除夕联欢会上朗诵了这部诗篇。冼星海听后非常兴奋，表示要为演剧队创作《黄河大合唱》。在延安一座简陋的土窑里，冼星海抱病连续写作六天，完成了这部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型声乐作品《黄河大合唱》。之后，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引起巨大反响，很快传遍整个中国。
三厅文化工作委员会
由于三厅的工作十分活跃，在民众中形成了极大的影响，不久，蒋介石亲下手谕要三厅全体人员加入国民党，郭沫若、阳翰笙等人气愤填膺，大家提出总辞职。
三厅的地下共产党员，只有极少数，但成员中绝大多数都是进步人士。总辞职后，周恩来找到接陈诚之后任政治部部长的张治中说：“第三厅这批人，都是无党无派的文化人，都是社会上有名望的人，你们不要我们要！我们准备请他们到延安去。”张治中感到事情严重，立即请示蒋介石。蒋介石召见了郭沫若、阳翰笙、杜国庠、田汉和冯乃超几位主要负责人说：现在国家需人之际，你们不能离开，我想另外成立一个部门，还是由第三厅的人参加。通过与蒋的机要秘书李维果协商，得到周恩来的指示同意，在政治部里成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这样仍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斗争，是第三厅时期斗争的继续。从1940年10月1日成立，到1945年4月结束。文化工作委员会在中共南方局和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同志的具体领导下，利用合法地位，在阴霾笼罩的雾都重庆，坚持了艰苦的斗争。
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是郭沫若，副主任阳翰笙、谢仁钊、李侠公，十名专任委员是沈雁冰、沈志远、杜国庠、田汉、洪深、郑伯奇、尹伯休、翦伯赞、胡风、姚蓬子，十名兼任委员是舒舍予、陶行知、张志让、邓初民、侯外庐、卢子道、马宗融、黎东方、王昆伦、吕振羽，下设三个组，共有工作人员一百一十三人。
从三厅到文化工作委员会的组织编制不得不有大幅度的缩减。但是，不仅保存了精干，而且扩大了统一战线。文化工作委员会具体有着学术研究，文艺创作，国际宣传和社会活动四个大的方面的工作。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考虑到文化工作委员会里人员的安全，布置了应变措施，凡露过锋芒的同志，都暂时疏散、隐蔽、转移或撤离重庆，以闪避敌人刀锋，免遭不测。夏天，形势刚有所好转，他们就返回了重庆。
其后，文化工作委员会着手组织了“中华剧艺社”，团结文艺界的广大人士，进一步在文化战线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有力的反击。他亲自动笔完成了《前夜》、《塞上风云》、《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草莽英雄》、《两面人》、《槿花之歌》等大型话剧的创作。
抗战后期文协的活动
抗战后期，文协支持和推进了国民党统治区文艺界反压迫、争民主的革命运动。1945年，文协第6届年会规定5月4日为文艺节。在艰难的条件下，以各种方式进行活动，如召开纪念鲁迅的集会，先后为郭沫若、茅盾、老舍等人的寿辰或创作成就聚会祝贺，开展救济贫病作家，营救被捕的进步作家等工作，使文协始终是文艺界团结抗日的旗帜。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
1945年5月4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六届年会决定，五四为文艺节。并发出《纪念文艺公启》，要求各分会在五四这天举行第一次文艺节。
这一天，“文协”在重庆文化会堂举行纪念文协成立七周年和第一届文艺节大会。到会者邵力子、郭沫若、茅盾、老舍、孙伏园等100余人。邵力子为主席。郭沫若讲话说：纪念文艺节，必须继承、发扬五四的民主科学精神。不要复古，也不要脱离群众。最后通过要求保障人权，保障作家人身自由、写作自由等决议案。5月5日“文协”为庆祝文艺节，又在青年馆举办文艺欣赏会，孙伏园主持，内容有话剧《救婚》和《哈哈》、徐迟的《阿Ｑ正传》朗诵，老舍与山药蛋的相声、胡风的文艺报告等。
文协的其他领导
文协的领导，郭沫若、茅盾、夏衍、田汉、阳翰生等已在前面的章节作了介绍，这里主要介绍老舍、胡风、孙伏园和巴金。
老舍，北京人，满族，1899年生，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父亲是一名满族护兵军，阵亡于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的炮火中，母亲也是旗人，靠替人家洗衣裳做活计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早年清贫的生活给他的一生打下了许多特殊的烙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的整个人生道路。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当小学校长和中学教员。1924年夏至1929年夏应聘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当中文讲师，在英国期间开始文学创作。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是第一部作品，由1926年7月起在《小说月报》杂志连载，立刻以其现实主义笔力、忧国忧民的主题思想、独特的幽默风格和地道的北京口语震动文坛。以后，陆续发表长篇小说《赵子曰》、《二马》，这些作品成为最早出现的新文学长篇创作成果的一部分，奠定了老舍作为新文学开拓者之一的地位。1930年经新加坡回国，先后在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任教，这个时期，创作了《猫城记》、《离婚》、《骆驼祥子》等长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等中篇小说，《微神》、《断魂枪》等短篇小说。抗日战争爆发后，只身从济南流亡到武汉、重庆、，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被推选为总务部主任，对内总理会务，对外代表“文协”，为文艺界的大团结和文艺的普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44年起开始创作近百万字的长篇抗战巨著《四世同堂》。1946年至1949年在美国讲学和从事写作。
新中国成立后，他坏着强烈的爱国热情由美归国。他赞美新生活，新人物，成为写作最勤、作品最多、造诣最高的老作家之一。他这一时期以创作话剧和戏剧剧本为主，著有《龙须沟》、《茶馆》、《全家福》、《神拳》等二十四个剧本和小说《正红旗下》。他因创作话剧《龙须沟》而荣获“人民艺术家”称号。《龙须沟》和《茶馆》被公认为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收获，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和称赞，成为话剧舞台保留节目，演出经久不衰。他被选为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北京市文联主席，是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常委。在1966年“文革”中，受到红卫兵冲击和迫害，8月24日，不堪受辱，投太平湖自尽。1979年恢复名誉。出版有16卷《老舍文集》。
胡风，湖北蕲春人，19O2生。原名张光人。1925年进北京大学预料，一年后改入清华大学英文系。不久辍学，回乡参加革命活动，
1929年到日本东京，进庆应大学英文科，曾参加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所艺术研究会，从事普罗文学活动。1933年因在留日学生中组织抗日文化团体被驱逐出境。回到上海，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行政书记，与鲁迅常有来往。编辑了多种文学杂志，出版了多种诗集及文学评论集。并悉心扶植文学新人，对现代文学史上重要创作流派“七月”派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委、研究股主任，辗转于汉口、重庆、香港、桂林等地从事抗战文艺活动。1945年初主编文学杂志《希望》。这一时期著有诗集《为祖国而歌》，杂文集《棘原草》，文艺批评论文集《剑·文艺·人民》、《论民族形式问题》、《在混乱里面》、《逆流的日子》、《为了明天》、《论现实主义的路》，散文集《人环二记》，译文集《人与文学》等。
1949年起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其间写有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特写集《和新人物在一起》，杂文短记《从源头到洪流》等。胡风的理论批评文字涉及多种文体及中外作家作品、“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出现的理论问题等，但中心是围绕着现实主义的原则、实践及其发展而展开的。对胡风的一些理论主张，长时期内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展开过批评，发生过论争，胡风坚持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反批评。1954年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之首，被捕入狱，并开展全国范围的批判、斗争。1979年获释。1980年平反。后出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和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顾问等职。他的文学理论著述辑为3卷本《胡风评论集》出版。1985年逝世。
孙伏园，浙江绍兴人，1894年生。原名福源，字养泉，笔名伏庐、柏生、桐柏、松年等。早年在山会师范学堂、北京大学学习，两度成为鲁迅的学生。1912年任北京《晨报》副刊编辑，人称“副刊大王”。鲁迅名作《阿Ｑ正传》即在该报首次连续发表。后又应邀主编《京报》副刊。1919年1月参加新潮社；1921年在北京参加发起文学研究会。1924年参加创建语丝社。1927年3月，任《中央日报》副刊编辑；
至冬回上海，创办嘤嘤书屋，出版《贡献》半月刊。1928年主编《当代》，旋即赴法国留学。抗日战争时期，曾任重庆中外出版社社长。1939年3月，
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后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设计委员兼《士兵月报》社社长，齐鲁大学国文系主任，大竹乡村工作人员训练班主任。1945年去成都，先后在华西大学和铭贤学院任教，同时主编成都《新民报》。新中国时期，孙伏园被任命为政务院出版总署版本图书馆馆长。其著作主要有《伏园游记》与《鲁迅先生二三事》。1966年逝世。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祖籍浙江嘉兴，1904年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宦家庭。自幼在家延师读书。五四运动中接受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1920年至1923年在成都外语专门学校（四川大学前身之一）攻读英语，参加进步刊物《半月》的工作，参与组织“均社”，进行反封建的宣传活动。1922年在《时事新报·文学旬刊》发表《被虐者的哭声》等新诗。1923年赴上海，不久到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1925年夏毕业后，经常发表论文和译文，宣传无政府主义。1927年赴法国，翌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1929年在《小说月报》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1928年冬回国，居上海，数年之间，著作颇多。主要作品有《死去的太阳》、《新生》、《砂丁》、《萌芽》和著名的“爱情三部曲”《雾》、《雨》、《电》。1931年在《时报》上连载著名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之一《家》，是作者的代表作，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卓越的作品之一。
1934年在北京任《文学季刊》编委。同年秋天东渡日本。次年回国，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出版“文学丛刊”、“文化生活丛刊”、“文学小丛刊”。1936年与靳以创办《文季月刊》，同年与鲁迅等人先后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和《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抗日战争期间辗转于上海、广州、桂林、重庆，曾任《呐喊》周刊(后改名《烽火》)发行人、主编，担任历届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理事。1938年和1940年分别出版了长篇小说《春》和《秋》，完成了“激流三部曲”。1940年至1945年写作了“抗战三部曲”《火》。抗战后期创作了中篇小说《憩园》和《第四病室》。1946年完成长篇小说《寒夜》。短篇小说以《神》、《鬼》为著名。抗战胜利后主要从事翻译、编辑和出版工作。
1949年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当选文联常委。1950年担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曾两次赴朝鲜前线访问，辑有《生活在英雄们中间》、《保卫和平的人们》两本散文通讯集。1960年当选中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协副主席。“文革”中，遭到了残酷的迫害。1978年起，在香港《大公报》连载散文《随想录》。由他倡议，1985年建立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他的著作被译为多种文字。1982年至1985年相继获得意大利但丁国际荣誉奖、法国荣誉勋章和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誉院士称号。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2005年10月17日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