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体育
晚清及民国时期，由于战乱等原因，中国的体育事业很落后，大多数中国人的体质很差，被外国人称为“东亚病夫”。清末民初，现代体育开始传入中国，后多在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开展。对比起欧美等发达国家，旧中国的体育无可比拟；但从亚洲这个地区来说，也并非乏善可陈。本篇主要介绍民国时期，我国的体育情况。
一、二十世纪，现代体育传入中国
18世纪末，德国J.C.F.古茨穆茨曾把以身体活动为手段的各类活动统称为“体操”。“体育”一词在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于1762年出版的著作《爱弥尔》中首次使用之前，“体操”一直是体育运动的主要称谓。
科举时代，读书人从来就不知道“体育”为何物。好在洋务运动开展，近代西方体育的某些内容就在新式军队和学堂中出现了。1895年秋天，近代中国第一座新型大学——天津北洋西学学堂(次年改名北洋大学堂)在天津梁家园博文书院旧址创立。当时，该校已经引进了一些现代的体育项目，该校学生，也是中国最早接触到现代体育的一群人。有一位浙江奉化的男孩子，叫王正廷，年仅13岁，从上海中英中学堂毕业，即被北洋西学学堂录取，于1896年北上天津，先在二等学堂读书，l899年提前一年结束二等学堂的修业年限，升入头等学堂法律科。
王正廷喜好体育运动，特别喜好网球、室内游泳、骑术等项目，是校内体育运动的骨干。1898年，王正廷在业余时间被抽调到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协助工作。1899年春天，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第一次发起并组织天津学堂联合运动会。运动会由北洋大学堂总教习丁家立倡议，并由该学堂主办，邀请了北洋水师学堂、武备学堂和电报学堂的体育代表参加。这是天津、也是全国首次校际体育运动会，王正廷作为青年会成员参与了大会的组织工作。从此，他成了在天津积极倡导并推广近代体育运动的丁家立先生的得力助手。由于天津这块体育沃土激发了王正廷对体育的浓厚兴趣，从而坚定了他强种强国的体育思想。
进入二十世纪，近代西方体育才真正输入我国。1903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学校开设体操课，首次正式确立体育在学校课程设置中的地位，中国近代体育教育由此真正起步。《奏定学堂章程》把体育课纳入学生正式课程，是一大进步。据郭沫若回忆：“那时的洋操真有趣，做洋操的时候，差不多一街的人都要围拢来参观”，“那时候的立正并不叫立正，是叫‘齐奥次克’；叫向右转是‘米拟母克米拟’，向左转是‘西他里母克他里’，走起步来的时候便‘西、呼、米、西、呼、米地叫着，大家莫名其妙，只觉有趣，又觉好笑。这些奇怪的口令，当时的人只觉得是真正的洋货了，但不知道是哪一洋。这私密在现在当然是解决了的，这全是日本的口令，所谓‘西呼米、西呼米’者，就是‘一二三、一二三’而已。”中国人的体育事业要外国人来办，这固然是一种耻辱；但是，对于还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国来说，已是一
大进步了。
中国人并非不擅长体育，试以上海圣约翰书院（后为大学）为例。上海的圣约翰书院，是教会学校，体育开展得很好，有些中国学生便在这方面显露才华，马约翰便是典型一例。
马约翰，1882年生福建厦门人。入读上海圣约翰书院后，马约翰就是学校足球、棒球、网球队的主力队员，还是全校100码、200码、880码和一英里赛跑的冠军。据说，他当时在比赛中跑起来非常快，连长鞭子都会被甩直，有时候不得不用口叼着辫子跑。1905年，上海曾经举行过一场“万国运动会”，参加比赛的除了中国人还有各国的侨民。一英里赛跑场上，开始跑在最前面的几个日本选手一字排开，企图阻止其他人超越，马约翰紧紧咬住他们，当离终点还有几百米的时候，观众席上的日本人得意洋洋，站起来鼓掌欢迎，仿佛已经取胜；中国人也不甘示弱，激动地大喊“约翰！约翰！约翰！”，只见马约翰如离弦之箭，猛然加速，一个措手不及超过日本选手最先到达终点。此时的胜利已经不仅仅是马约翰或者上海圣约翰书院的胜利，而是中国人的自豪。当时全场中国人起立，齐声欢呼“中国！中国！”马约翰成了名副其实的体育明星。
除此之外，圣约翰书院学生潘文炳等，也是体育尖子。
二、第一届全国运动会
公历1910年10月18日，也就是宣统二年九月十六日，没落的清王朝举办了一次全国运动会——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又称全国学界运动会。不过，清王朝并没有能力举办，运动会其实是由美籍传教士爱克斯纳（D．T．MaxExn-er）通过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发起组织并担任全国委员会主席，就是大会的文件也均用英文，量度用英制，器材、服装则完全按外国标准，不能不让人感觉到沉重的殖民色彩。
此次运动会在南京南洋劝业场隆重召开。竞赛项目包括田径、足球、篮球、网球四大项。田径有50码、100码、220码、440码、880码跑，还有120码低栏，880码接力，跳高、跳远、撑杆跳高，铅球、链球等十二个单项。分高等组、中等组、学校组三组比赛，而且对运动员比赛无限制，如高等组者也可以同时报名中等组和学校组。140名运动员分别着青、红、紫、蓝、黄五色标带代表华北、上海、华南、吴宁（苏州、南京）、武汉五区。
经过四天角逐，上海区获高等组田径、网球两项冠军，总分第一；华北区获中等组总分第一；圣约翰书院获学校组比赛总分第一。这次运动会上没有设篮球锦标赛，只是在会后进行了篮球表演。参加单位是华北、上海和吴宁3个队，结果上海胜吴宁，华北与上海的决赛是在上海青年会篮球房进行的，华北队获得了冠军。
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追认此次运动会为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据记载，当时劝业场大开放5天，每日参观者达到4万多人，“济济跄跄，颇为盛极一时”，但是，当时的媒体对此并不知或不感兴趣，这届运动会没有留下任何影像材料。不过，比赛时的情景，亦有所文字记录。
清朝每个男人的脑后都留着一条又粗又长的辫子，运动员也不例外。运动场上人们仍然身着长袍马褂，脚穿高统长靴，头上盘着辫子，每每到兴高采烈的时候，就脱掉长袍马褂，头上的辫子也会由于激烈的奔跑从头上滑了下来拖在脖子后，可谓“袍者套也，豚尾垂垂”，成绩也很容易受到影响。天津田径运动员孙宝信，夺得学校组的跳高冠军，还闯入了高级组跳高最后两人的决赛，孙宝信信心百倍，满以为自己能再拿一个第一名。经过充分助跑后，孙宝信奋力一越，全场人都为之激动，但是令人沮丧的事情也随之发生了：过杆后因辫子扫掉横杆，孙宝信只好屈居亚军，气得他当晚将辫子剪掉，成为新闻。当时剪辫子可是天理不容的大逆不道行为，幸亏旁人从中周旋，才使孙宝信躲过这场杀身之祸。但是旧俗之影响却让人深恶痛绝，也无怪辛亥革命一起，大批青年要剪辫子了。
参加第一届运动会的运动员中，也有上海圣约翰书院的马约翰。在这届全国运动会上，马约翰再夺学校组880码冠军，并与同校的潘文炳、林全城，许君一起闯入网球复赛决赛，只是天公不作美，当时赛场乌云密布，眼看大雨倾盆，裁判员看到比赛者都是上海圣约翰书院的学生，遂令回校择日再比。
还要一提的，是陈彦。陈彦为广东南海县人，南武学堂学生。他从小就喜爱体育活动，能跑善跳。他代表华南区参加这届全国运动会，获跳远第三名，初露头角。从此他刻苦锻炼，苦练短跑速度和踏跳技术，成绩显著提高，1913年他被选为国家田径队员，参加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第一届远东运动会。
三、清华大学的体育情况
在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展露体育才华的上海圣约翰书院的学生潘文炳，不久考上新成立的北京清华学堂（后来的清华大学）；而马约翰，更是凭着出色的体育才能，于1914年受聘到清华学校主持体育工作。他们为清华大学以及旧中国的体育事业作出很大的贡献。旧中国其他高校的体育开展，肯定比不上清华大学，但亦从中略见一斑。
（一）清华的体育课程和体育团体
1911年清华学堂成立。在《清华学堂章程》中，“体育手工”为十类学科之一，这是在中国最早实施体育教学课程的学校之一。建校当年，美籍教师休梅克（ArthurShoemaker）博士在校方的支持下，开始着手建立现代体育训练体系，是当时“中国别的地方所没有的”（马约翰语）；并成立了由各年级学生参加的体育协会，1913年周诒春校长曾亲自和休梅克、潘文炳共同任协会指导。翌年，学校成立体育部，休梅克任主任。之后各种体育代表队相继成立，当中既有以西式体育训练为主的足球队、篮球队、棒球队、田径队、网球队等，又有以开展国术之拳击为主的技击会。除了校方组织，还有早期学生自发组织的体育团体，如高级班学生薛桂轮、郑重、乔万选、张宏祥等发起武德会，以“研究中国武术，强健身体为目的”；低年级学生发起三育研究会，以“联络感情，练习口才，锻炼身体为宗旨”。
学生的日常训练有每日上午10分钟的
“呼吸运动”和午后一小时的“强迫运动”，并且中国拳术和剑术被纳入体育部的训练项目。在一小时强迫运动时间内，学校关闭宿舍、教室、图书馆，由体育监督督促学生习练各种体育技术。对于“强迫运动”学生大多不敢轻视，因为只有毕业前通过“五种运动”的达标测验，才具备了毕业留学的资格。像吴宓、梁实秋曾分别因跳远、游泳不及格，经补考通过才得以毕业出洋。学生们也由开始还不太接受被迫锻炼，渐渐到习惯主动加强锻炼身体。体育馆建成后，学校取消了“强迫运动”，让自称“懒人”的梁实秋也感到“可惜高等科就不再强迫了”。
此外，童子军和军事训练（时称“兵操”）分别为中等科和高等科学生必须参加的两种训练。其中军训教官是由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的军官担任，教材则采用美国公立大学后备军官训练团通用的操典，口令是英语。20世纪20年代中期，吉鸿昌曾主持过清华的军训。
1919年体育馆建成，其建筑和设施是在当时中国高校中仅有的，甚至在美国大学中也罕见，内有国内最先进的健身房、标准的篮球场和实行水源消毒的游泳池。体育馆建成之后，学校把体育课列为正式课程，8年必修，此举使清华成为“中国最早设正规西式体育的学校”（马约翰语）之一。当时将体育列为全程教育内容的学校，还有南开大学、燕京大学等。
1925年清华学校成立大学部。翌年，清华第一、二次评议会议决设立17个学系，体育军事学系是为其中之一。紧接着，校方规定的5门各学系公共必修科目体育为其中之一，且毕业以前均为必修，每学年4学分。同年底，体育军事学系改名为体育学系，系主任为马约翰。
（二）清华的体育理念
清华体育除强身健体，目的在于培养完整的人格。这一理念在建校初期逐渐形成并得以传承。
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清华校长、教务长大多毕业于重视体育的教会学校或私立学校，之后他们留学欧美，又将西方教育理念带回中国、带到清华。从周诒春校长至后来的曹云祥校长、梅贻琦校长，他们都有德、智、体等数育并举的共同的办学理念，在清华推行“造就一完全人格之教育”（周诒春语），强调“体育之目标……还有发展全人格的一个目标”（梅贻琦语）。
清华早期的一批中外教师对体育传统的形成也产生重大影响，他们中有来自历史悠久并以培养体育人才而著称的美国春田学院的休梅克、郝更生，有来自注重体育的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潘文炳、马约翰（他后来曾两度赴春田进修）等，他们将注重“精神、思想和身体的全面发展”的传统带到清华，还有把武术（时称“国术”）引进现代学校的先驱刘文华、李剑秋等。马约翰、郝更生等认为体育能够使身体、心理、人格共同发展完善，体育除了强身健体，还能够培养为社会服务所需的一切优秀品质，即体育有促进身心健康、培养协作意识、规范行为习惯和激发奋进精神四重内涵。
注重体育精神和体育道德成为清华体育的传统，早年校内最流行的调子是体育监督的“Cheerup,boys!Fight!———Fighttothefinishandnevergivein！”（坚持到底，绝不放弃）。清华体育强调“Sportsmanship”（体育家道德）：（一）承认对手方是我的敌手，不在他面前气馁也不小视他；（二）尽所能尽的力量去干；（三）绝对尊重裁判人的决定，更要求学生
“运动比赛时具有同曹互助之精神并能公正自持不求徼幸”。1930年，马约翰等倡导联合清华、北大、师大、燕京、辅仁五校成立了
“五大学体育会”，旨在提倡体育精神和注重体育道德，更将此由校内推及校外。
从清华学校时期起始的清华体育的传统一直延绵至今，对清华的学校发展和学生成长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清华师生都钟情体育
在清华，无论教师还是学生中，都有许多特别钟情于体育的人。
例如被誉为中国话剧启蒙者的王文显，他曾任清华西学部主任、西洋文学系主任，清华副校长、代校长，以及清华童子军团长。因其留学期间为英国皇家足球协会会员，他亲自担任清华学校足球代表队教练。每逢别的大学或外国的足球队来清华进行足球比赛，王文显也常被请去当裁判。另外，后来的外文系主任陈福田，也担任过垒球教练。
学生当中，更有一批“文武全才”的学生。学生的全才，一方面体现在运动员选手一专多能、精通多个比赛项目。如潘文炳，因多项比赛成绩优异，成为我国第一个亚洲体育冠军；1920年第八届华北运动会上，清华获团体三连冠，其中时昭涵夺得
100码跑、220码跑、120码高栏、跳高、跳远、五项全能、十项全能7个冠军。另一方面，体现在他们在学期间学习勤奋优良和文化艺术上的多能，在以后的事业中成绩卓著，成功实践了清华体育全人格育人的教育思想。如后来成为我国神经外科的先驱关颂韬，参加文化社、唱歌团、科学社以及足、篮、排、棒、网、田径五个体育代表队，还是级刊《TheProgress》的英文副编辑，曾参加第三届远东运动会。我国骨科先驱孟继懋，两度出征远东运动会，参加排球队、棒球队、田径队、文学互助会、唱歌团、清华军乐队，获级际戏剧比赛的优胜。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我国建筑学界并称“南杨北梁”的杨廷宝，曾作为学生代表主持过“技击部”的工作，获剑术比赛的冠军；而“南杨北梁”的梁思成不仅是足球爱好者、唱歌团成员，还在校运会上得过跳高第一名，出众的爬绳技术更为其日后考古工作带来便利。在清华，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四）“三角运动会”上称雄北京学界
1912年
10月，北京学界运动会举行，得分最多的三个学校是清华、协和、汇文。于是清华发起这三个学校举行“三角运动会”，亦称
“三角对抗赛”，每年举行一次。这是北京最早的校际大赛。首届运动会项目主要是田径比赛，清华获第一，得60分，领先第二名34分。这一赛事受到当时外交部的关注，外交部承诺以银杯奖励三连冠之学校，由于前四届比赛中清华连获锦标，荣获银杯。1916年第五次运动会协和书院第一。之后通州协和与北京汇文合并，另有北京高等师范加入，与清华犹成三角之势。第六次运动会，清华再以绝对优势夺回第一，随即颁发奖品，清华得银杯一个，绣旗一面。由于清华经常以大分差遥遥领先，另两校呼吁停办
“三角运动会”。在最后一次联合运动会上，每项比赛的第一名均为清华所得，清华得129分，高师、汇文仅分获32分、10分。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为总评判员，并发奖品。后来，因三校实力悬殊使得比赛毫无悬念，“三角运动会”最终停办。
四、首届远东运动会
中华民国成立第二年，即1913年，由菲律宾、中国、日本三国发起，举办一个运动会，称为远东运动会。远东运动会是亚洲最早的地区性综合体育运动会，也是亚运会的前身。
还是要再次提及王正廷。王正廷于1910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1911年回国后，在投入辛亥革命活动的同时，开始对中国体育事业的关注与参与。当年国际奥委会菲律宾籍委员瓦加斯来华考察体育，以远东区国际扶轮社社长的身份与王正廷相识。随后，他们一起联络东亚各国，发起组织远东体育协会，决定每两年一次轮流在东亚各国城市举办远东运动会。
在王正廷的直接组织下，中国运动员参加这首届的赛事。1913年2月1日，第一届远东运动会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与会国家有中国、日本与菲律宾。这是中国首次参加规模较大的国际性比赛。此次赴菲的中国代表队，由北部各学堂选15人，长江流域汉口至上海地区选派lO人至12人，广东、香港派出足球队及其他竞技者20人；随队者有专门体育监督1人，同行者还有北京清华学校监督唐介臣、聂管臣及天津的朱神惠博士等人。运动会至9日闭幕。
在运动会上， 上海圣约翰书院的韦焕章获120码高栏和跳高冠军，成绩分别为18秒，5英尺5又8分之3英寸；北京清华学堂的潘文炳获10项运动冠军，成绩是771分。来自广东南海县南武学堂的陈彦获跳远冠军，成绩是19英尺11又8分之5英寸。此三人，成为中国体育运动健儿在国际赛事中最早的一批金牌获得者。
在首届远东运动会中，中国国家足球队以1比2败于菲律宾队，获亚军。现在难以得知当年那支“国足”的详情，但后来，当李惠堂、孙锦顺、戴麟经、叶北华、张邦伦等天才球员产生后，中国的足球则称霸亚洲多年。
首届远东运动会，总成绩为菲律宾第一，中国第二，日本第三。
在首届远东运动会中，清华学校选派了6名运动员赴菲参赛，开中国学校参加国际竞技之先河，6名清华选手获得不菲的成绩。潘文炳获十项全能第一、五项全能第二、跳远第三，位居个人总分第一；杨锦魁获撑杆跳高第二；黄元道获高栏第二；叶桂馥获880码第三、1英里接力第二；关颂声获0.5英里接力第二；黄纯道获1英里接力第二。
五、远东体协及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
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正廷先后担任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副议长，北洋政府工商部次长、代总长、代理内阁总理等职。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长期担任外交部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驻美大使等。1949年移居香港。尽管社会活动频繁，公务繁重，但对现代体育运动的倡导与支持，几十年始终如一。
1912年7月，王正廷开始担任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首任中国籍总干事。此后利用职务之便，积极支持现代体育在中国开展工作。
由于1913年成功举办首届远东运动会，由此，远东体协亦随之成立。中国是远东体协的发起国和主要成员国。而王正廷则是远东体协的主要领导人。1915年第2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召开。这是中国首次举办的大型国际运动会，社会各界为之注目。但当时正忙于做皇帝梦的袁世凯及其政府无暇顾及，筹备运动会的重任只有落在会长王正廷身上。王正廷诉苦道：“说来惭愧，偌大一个上海，居然没有一个中国人自己所有的象样的运动场，我只好向外侨借用虹口靶子公园充数。”尽管如此，王正廷并没有退缩。他四出筹资，对运动会召开的各项事务都作了认真安排和布置。在王正廷的努力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本届运动会如期举办。比赛结果，中国运动员取得锦标第一的好成绩，使国民为之振奋，更引起了全社会对体育事业的关注。除第二届远运会外，王正廷还先后担任第5、8届远运会会长和历届赞助人，为中国体育走向亚洲和亚洲体育事业做出了独特贡献。
由于中国发起筹办和积极参与远东运动会，给国际奥委会留下良好印象。1915年，国际奥委会致电正在上海举办的远运会，承认远东体协，并邀请中国参加下届奥运会和奥委会会议。后来此事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而未能实现。1920年，王正廷参与发起的远东运动会和远东体协被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与国际奥委会发生关系的区域性国际体育组织。
进入民国以后，现代体育运动在中国逐步开展起来，各地区与全国性的各类运动会也先后举办。体育事业的发展需要一个全国性的体育组织指导和规划。同时“五四”以来，反帝爱国运动蓬勃兴起，从外国人手中夺回体育主权的呼声日益强烈。1919年第4届远东运动会在菲律宾举行，中国体育界人士、尤其是以王正廷为会长的基督教青年会等提出成立全国性体育组织。1921年全国各地区体育联合会代表在上海集会，选出临时领导机构。1922年4月3日，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该会宗旨：提倡有程序之运动及体育，为全国业余运动比赛制定统一的标准规则，推广并改善业余运动员的运动游戏，设立并维持业余运动这一标准；在全国提倡并组织分区运动联合会以及负责为国际比赛选定运动员等。张伯苓和王正廷先后出任会长。该会成立后，曾参与筹办1924年第3届全国运动会及1923年第6届远东会的选拔和参赛事宜。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的成员仍有三分之一为外籍传教士及教师，并主持实际工作，因此，该会还不能算是中国人独立主持的体育协会。但是，该会的成立，毕竟也对现代体育运动在中国的开展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由于王正廷在推动中国体育事业上的重大作用，1922年，经前国际奥委会主席古柏坦推荐，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第二十届年会上，王正廷被推举为中国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后为终身委员）。国际奥委会同时承认，“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为其成员组织，即中国的奥委会，并由王正廷担任主席兼会长，从此，中国便与国际奥委会正式建立起关系。
六、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
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虽然已经成为国际奥委会的成员组织，但是，在旁人看来，“这个联合会已为外国人把持”，“认为有失国家尊严”。在此背景下王正廷、张伯苓等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领导人也认为须改变现状。
1924年
5月22日到24日，武昌举办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实际负责筹备的是汉口青年会体育部主任郝更生、武昌青年会总干事宋如海，武昌中华大学校长陈时，及武昌某小学校长黄芷端等四人。他们克服一切困难，创造“奇迹”，使大会举办成功。由於该运动会汇集全国体育界领导人士，大家皆认为需成立全国性的体育团体，以统筹推进全民体育，举办全国性的运动会，进而参加国际竞技活动。几度会商，推选八名筹备委员成立了筹备机构。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举行第三次年会之际，各地代表集会通过章程，8月24日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会正式成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简称“全国体协”），并取代原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英文会名继续使用“China
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推举张伯苓为名誉会长、王正廷为主席董事，沈嗣良为名誉主任干事。董事会由15人组成。1933、1935年全国体协先后召开第二、三次代表大会，王正廷均连选连任。此后除抗战期间王氏赴美担任驻美大使外，一直是全国体协的主要领导人。在全国体协担任过重要职务的，还有袁敦礼、郝更生、高梓、吴蕴瑞、马约翰、董守义等。
全国体协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体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那种由外国人控制中国体育的局面成为历史，中国体育的现代化揭开新的一页。1924年全国体协成立后，先后加入了远东体育协会及多个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如国际田径、游泳、体操、网球、拳击、举重、足球、篮球等八个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1931年，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全国体协为其成员组织。与此同时，全国体协在王正廷、张伯苓等人领导下，克服人力、物力、财力诸方面的困难，为发展中国现代体育事业做了大量工作：
1925年5月，第7届全国远东运动会在马尼拉举行，中国选派120位选手组队参加。
1927年在上海兴建中华运动场，主办第7届远东运动会，中国男女选手164人组队参加。
1930年4月，在杭州举办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并从中选拔各类选手115人，参加同年5月在东京举办的第九届远东运动会。
1932年7月中国选手刘长春首次参加第10届国际奥运会，同年10月在南京举办第5届全国运动会。
1935年10月在上海举办第6届全运会，并选拔次年在德国柏林举办的第11届国际奥运会的代表。
1936年参加第11届国际奥运会，王正廷任总领队，共有141人组团参加，盛况空前，其中中国国术队在柏林进行表演后，在当地引起了较大轰动。
1948年在上海举办第七届全运会，同年7月由33名选手与20名职员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参加在伦敦举办的第14届国际奥运会，王正廷再次担任总领队。期间全国体协还于1926年至1937年间举办了6届上海国际运动会，参加比赛的有上海的中华队和英、美、法、德等外侨队。此外，还先后主办历届全国分区足球赛及全国分区网球赛，主持审编各项运动规则，审订最高记录，协助各地组织运动竞赛和一般体育活动，编辑出版《体育季刊》，并解答各项有关运动、裁判等方面的疑难问题，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体育规范化、现代化的进程。在王正廷等人的不懈努力下，全国体协成为民国时期最有权威的民间体育组织。
七、民国时期参加的奥运会
1895年，希腊国家奥委会通过法国使馆转交清朝政府的请柬，首次邀请中国参加来年（1896年）在雅典举行的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但清政府并不知道“奥运会”为何物，当然就不会派人去参加。
1904年，第3届奥运会在美国圣路易举行，当时中国的一些报刊曾刊载了这届奥运会的消息。1908年10月，天津青年会第6届学校运动会上，用幻灯放映了奥运会的盛况，天津青年会的美籍体育干事饶柏森在演讲中阐述了中国参加奥运会的前景。这年《天津青年》发表文章，向国人提出了三个问题：中国何时才能派一位选手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才能派一支队伍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才能举办奥运会？
1921年5月50
日第五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国际奥委会派遣它的日本国委员嘉纳治五郎为代表出席并致辞。这是国际奥委会派到中国的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
1922年，国际奥委会选举吸收王正廷为国际奥委会委员，这是我国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
同时，承认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为其成员组织。
1924年第8届奥运会在巴黎举办。3个喜欢打网球的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留美学生韦荣洛、吴仕光、徐恒（又有说韦荣洛、江道章、黄景康三人）自费赴澳大利亚参加戴维斯杯网球赛后，转道巴黎参加第8届奥运会。因奥运会和国际网球联合会对“业余运动员”的定义有分歧，网球赛被最后一次列入奥运会比赛，直到1988年第24届奥运会，才恢复网球项目的正式比赛。韦荣洛等3
人便成为我国第一批自动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
1928年，第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当时，担任国际奥委会委员的王正廷请求执政者组团参加奥运会，但是北洋政府根本没有理会。王正廷无奈之下只得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名义，派中国驻荷兰公使罗忠诒和正在美国考察国民体育教育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名誉干事(一说在美国斯普林菲尔德学院留学)的宋如海作为副代表出席开幕式。当年38岁的宋如海由美国乘船前往阿姆斯特丹。7月28日下午2时，他和罗忠诒参加了开幕式，其后，又考察了奥运会，归国后，宋如海把自己的观感写成《我能比呀·世界运动会丛录》一书出版，成为我国第一本关于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文献。
1931年，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成立于1924年的全国体协为其成员组织。
1932年第10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由于经济萧条，国民政府不准备组团参加。为粉碎日伪满洲国企图派东北大学学生刘长春和于希渭组队参赛的阴谋，国民政府被迫决定参加，依然派刘长春和于希渭二人。刘长春逃离东北，但于希渭被日伪软禁，于是，中国短跑选手刘长春（国内百米10.7秒，保持25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被新中国选手打破）便成为唯一正式参加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爱国将军张学良资助刘长春8000银圆参赛费用。中国代表团仅刘长春和教练宋君复，以及中国奥委会秘书长沈嗣良三人；在入场式时，再找到当地华人刘雪松、申国权、托平，共6人以凑人数。刘长春原拟参加3个短跑项目，因旅途劳顿，放弃了400米跑，在100、200米预赛中，分列第五、六名，遭淘汰。虽未取得名次，他不代表伪“满洲国” 参加奥运会的胆识和骨气永载青史。
1936年8月，中国参加了德国柏林第11界奥运会
。中国共派出69名运动员（男67人，女2人）参加了田径、游泳、举重、拳击、自行车、篮球和足球6个大项的比赛。但中国运动员因舟车劳顿，缺乏赛前训练，除符保卢一人通过撑杆跳高及格赛（决赛中也被淘汰）外，其余均在预赛中遭淘汰，包括短跑选手刘长春。足球是我国的体育强项，但是国民政府没有经费支持，中国队转战东南亚一个多月打了27场比赛，靠比赛筹钱才得以参加1936年奥运会足球赛，而恰恰是因体力不支才在最后10分钟丢了两个球，以0比2输给强队英国队，遭淘汰。
在这届奥运会，中国另外还派了一个武术表演队（男6人，女3人）和一个体育考察团（男35人，女2人）。这个考察团曾赴包括德国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考察。中国运动员尽管在正式竞赛项目中战绩不佳，但武术表演令西方人看得发呆，特别是双人对练深受观众欢迎。
1939年，国际奥委会选出了孔祥熙为国际奥委会委员。1947年又选出了我国董守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
1948年7月，中国参加了英国伦敦第14界奥运会。中国派出了33名男运动员参加了篮球（10人）、足球（18人）、田径（3人）、游泳（1人）和自行车（1人）共
5个项目的比赛，未能取得名次。其中足球比赛参赛的共有16队，中国队首轮便以0-4负于土耳其队而被淘汰。篮球队在预赛中3胜2负，在落选赛中2胜1负，在全部23队中名列第18。游泳选手、印尼华侨吴传玉在100米自由泳比赛中落选。荷兰华侨、自行车选手何浩华在1000米争先赛中因摔伤而落选。
八、民国时期的中国足球
在民国时期，中国的体育的整体水平很低，但是，有一项运动，能够称霸亚洲，并与世界的差距并不大，这项运动，就是足球。
有记载的中外足球最早的一场比赛是在1906年。由中国协和书院队对阵英国驻中国的英兵队，电影《京都球侠》就是根据这场比赛拍摄的。比赛结果协和书院队以2比0战胜了对手，并获得为优胜者设立的“九龙杯”。不过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时的清政府不相信自己的球队会获胜，赛后，居然特意派人将“九龙杯”送到英军驻地。
民国时期，足球开展比较好的地区主要是香港、广州、上海、北平、天津、大连等地。原因在于当地有外国驻军和外国侨民踢球。而恰恰是这些外国球队在中国的耀武扬威，激起了中国足球爱好者的奋发之心。他们自发地苦练技术，自组球队抗衡洋人球队，这样就涌现出了香港“南华”、上海“乐群”、“乐华”、“东华”、北京“三育”、“利华”、天津“北宁”、大连“东北风”等著名球队，它们都曾多次击败所在城市的西洋球队，从他们手里抢到各项锦标，为中国人出了气。此外，广东的梅县地区，盛行足球，有“足球之乡”的美誉，也产生了不少优秀的足球人才。中国的球队经常出访东南亚、日本、澳洲等地，比赛胜多负少，弘扬了中国足球的威风。这其中也涌现出了当时家喻户晓的“亚洲球王”李惠堂、“铁腿”孙锦顺、“飞将军”戴麟经、“无畏将军”叶北华等名将。
而当时的中国队从1913年起出战10届远东运动会足球赛，拿到9个冠军。对日本队保持17年不败。1936年奥运会足球赛，中国队是因为转战东南亚一个多月打了27场比赛，靠比赛筹钱才得以参赛。而恰恰是因体力不支才在最后10分钟丢了两个球，以0比2输给强队英国队，遭到淘汰。应该说当时通过中国足球志士百般努力，中国足球的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已不是很大。
九、民国时期的体育领导人及体育家
张伯苓
原名寿春，字伯苓。天津人。1876年生。早年入北洋水师学堂习驾驶，1897年毕业后服务于海军，不久离职回天津执教于家馆。1904年，赴日考察教育，回国后将家馆改建为私立中学，定名敬业学堂。1907年，在天津城区南部的开洼地，即民间所称“南开”，建成新校舍，遂改称南开中学堂，从此声名渐著，现在的天津市南开区也由此得名。1917年秋赴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次年回国，着手筹办南开大学。1919年秋正式开学。1923年，创办南开女子中学。1928年创办实验小学。1937年以前，南开已形成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他先后担任校长四十余年，培养出不少人才。张伯苓提倡教育救国，办学方针注重理工科教育。同时，积极参与中国的体育事业，参与成立中华业余体育运动联合会和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担任名誉会长等。
1938年7月，张伯苓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45年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46年6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48年6月，他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不久辞去。1949年拒绝去台湾，留在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伯苓称赞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曾致电周恩来表示祝贺。1950年5月，从重庆到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欢迎。1951年2月23日在天津病逝。2004年4月10日在天津元宝山庄生命纪念公园建立了张伯苓纪念园。
张伯苓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中国奥运先驱。
王正廷
字儒堂，浙江奉化人。1882年生。早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辛亥革命后，任鄂军都督府外交副主任、广东护法军政府外交总长和财政总长、陇海铁路总办。1919年为出席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全权代表之一，并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1922年后任鲁案善后督办、北洋政府外交总长、财政总长、中俄交涉督办等职。1928年后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兼中央政治会议外交委员会主任、驻美大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1949年定居香港，任太平洋保险公司董事长。他在全国体育组织及筹备国内、国际重要赛事中担任要职。1922年，王正廷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成为中国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1924年，被推选为新成立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名誉会长，1933年任该会主席董事，此后连选连任。1936年和1948年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总领队，率团先后参加第11届和第14届奥运会。1952年定居香港，1961年逝世，享年79岁。
王正廷主要是一位政界人士，同时也是民国时期中国著名的体育领导人之一，被称为“中国奥运之父”。
马约翰
福建省厦门市人。1882年生。1911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1919—1920年与1925年——1926年两次赴美国春田学院进修体育。在大学读书期间，是学校足球、网球、棒球、田径代表队的主力，擅长中长跑，曾获1910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学校联合组880码冠军和440码第三名。1936年担任中国代表团田径队总教练，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第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由于具有突出的运动才能，1914年秋季，他应聘到清华学校任教。从这时起，他由助教逐步升为教授，担任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直到1966年逝世时止，在清华大学工作了52年，为体育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在从事体育教学52年的实践中，研究了体育运动的规律，参考国内外经验，编制出各种不同内容的徒手操近百套，发表过《体育运动的迁移价值》、《我们对体育应有的认识》等论著。他一生积极倡导体育，热情指导青年进行体育锻炼，为人师表、德高望重，受到国家的器重和人民的尊敬。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4年起任中国田径协会主席，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主席。1966年逝世，享年78岁。
宋如海
安徽怀宁人。1890年生。1903年在湖北武昌接受基督教洗礼。毕业于教会办的金陵大学。受西方文化影响，从小喜爱现代体育，经常进行足球、骑马、体操、游泳、跳水等运动。1916年任武昌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后升为总干事，积极提倡发展体育运动，同时四处奔走呼吁各界重视体育事业，成立体育组织。1923年湘、赣、皖、鄂4省代表集会武昌，组成华中体育联合会，会址设在汉口中山公园，宋主持日常工作。该组织后改为华中体育协进会，宋任总干事。1923年建成武昌湖北公共体育场。1923年第一届华中运动会、1924年第三届全国运动会、1931年第五届华中运动会均在此举行。其间，宋做了大量组织工作。1928年调任汉口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30年代，他和武汉体育界人士发起组织武汉篮球循环赛、少年儿童夏令营等多项体育活动，最早倡议汉口广播电台播放广播体操节目，并创办中国第一所滑翔学校——重庆滑翔学校。
1923年，受中华全国体育协会委派，作为中国观察员赴荷兰，出席阿姆斯特丹第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并当选为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委员。1924-1937年曾主持在武汉举行的第一届至第八届湖北省运动会，并以中国体育代表团领队身份赴菲律宾，参加远东运动会。抗日战争期间，陪同国际学生联合会代表团赴延安访问参观，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并被授予“抗大荣誉战士”称号。
解放后，宋如海仍活跃在武汉的体育运动事业，1957年6月23日武汉举行“横渡长江”比赛，他是领导者，还在汉口滨江公园为到达终点的渡江运动员颁奖。1958年逝世，享年68岁。
董守义
河北蠡县人，1895年生。早年毕业于北京通州协和书院。学生时代就爱好体育，各项运动成绩优异，尤其酷爱篮球运动。1923年，他但任天津青年会体育干事，同时兼任南开中学体育教练员，在他的指导下，出现了当时闻名全国的“南开五虎”篮球队。以后，到美国斯普林菲尔德学院留学。回国后，任天津青年会体育部主任
董守义曾多次以运动员教练员身份参加远东运动会、奥林匹克运动会等大型国际体育活动
1949年以前，他曾任华北体育联合会理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教育部体育委员会常委，并曾在北平师范大学、北平民国大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西北联合大学、浙江大学等校体育系任教授。1947年被选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被选为中国篮球协会主席、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委员、副主席。先后担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技术委员会主任运动司副司长等职1954年，他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又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董守义从事体育工作几十年如一日，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体育家、体育教师、体育工作者和优秀运动员，并在实践过程中认真总结经验，钻研运动技术，撰写了《篮球术》、《田径赛术》、《最新篮球术》、《篮球训练法》、《足球术》、《国际奥林匹克》等七部体育著作和150多篇文章。1978年6月13日逝世，享年83岁。
沈嗣良
浙江宁波人，1896年生。1919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后去美国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管理硕士学位。民国12年回国，应聘为圣约翰大学教务长，兼体育部主任。次年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名誉主任干事，后任总干事。民国14年率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在菲律宾举行的第七届远东运动会。与王正廷、张伯苓等人筹办了在上海举行的第八届远东运动会。曾带领短跑名将刘长春参加第十届奥运会，民国25年与王正廷一起率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在柏林举行的第十一届奥运会，抗日战争期间，任圣约翰大学校长。抗战胜利后去美国定居。1967年逝世，享年71岁。
主要著作有《中华全国体协进会史略》、《中国的国际体育》、《两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报告》、《远东运动会的报告》等书。
宋君复
浙江绍兴人。1897年生。1905年进私塾读书，两年后转入浸礼会所办小学求学。毕业后考入杭州蕙兰中学。1916年，以优异成绩考取公费留学美国，先在柯培大学学物理，毕业后，因感我国体育之幼稚，又进美国麻省春田学院专攻体育。回国后，执教于蕙兰中学，从1926年起，历任沪江大学、沈阳东北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体育系主任、教授。
1932年，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教练，率刘长春一人参加第10届奥运会，途经日本长崎港，为抗议日军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行径，拒绝上岸。1936年，积极筹组和领导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第11届奥运会，同年被批准为国际篮球裁判。1948年，再次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成员，前往英国伦敦参加第14届奥运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教授，北京体育学院体育系主任、副院长。
1964年当选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四届委员会委员，同年，又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著作有《体育原理》《刘长春短跑》《女子篮球训练法》《女子垒球训练法》《第十届世运会各国著名田径选手电影姿势图》等。1977年逝世，享年80岁。
华秀升
云南通海人，蒙古族，1895年生。1908年到北京“滇学堂”学习。1911年清华学堂正式成立时，华秀升从“滇学堂”毕业，考入清华学堂。他在清华一共学习了8年，1919年毕业，考上了美国密苏里大学神学院的文理系。1921年考入佛罗里达大学研究生院学习，主修历史和政治。1922年5月毕业，获硕士学位。
华秀升除了学业优秀外，在体育运动中也是一个佼佼者。可以说他是云南省第一个获得现代运动比赛成绩的运动员和全国记录保持者。在清华学校学习时，他就积极参加体育锻炼，他在1917年的100码跑成绩是10．25秒，平了当时清华历史上的最好成绩，那是清华学生潘文炳在1913年创造的。第二年即1918年，他又跑出100码10．35秒的好成绩。
在清华上学时，华秀升就是足球校队的队员，还曾经担任过校足球队的队长。在佛罗里达大学研究生院学习时，他被选入该校的第一支足球队。除了足球他还很热爱网球运动，网球也打得相当好！
回国后在担任云南大学副校长和校长期间，华秀升积极倡导体育运动，组织修建了昆明小西门外的“云大操场”，全场周长是800米，有400米的椭圆跑道，200米的直跑道，还有足球场、篮球场和网球场，这是云南省第一块标准的现代体育运动场。
1926年7月21日云南省体育促进会成立，徐保权担任名誉会长，华秀升担任会长，唐继武为副会长。这是云南省的第一个体育协会。在他的积极倡议下，1930年10月，当时的云南省政府在“云大操场”举办了第一届全省运动会。华秀升离开云南大学校长的职务后，调任云南省会计处长。在这期间他也积极倡导在同僚中开展体育运动，在机关开辟篮球场（兼网球场），经常组织大家在工休时做操和打网球，举行职工运动会，开创了新兴的风气。
抗战胜利后，华秀升任云南省财政厅长。1949年支持卢汉起义。1954年4月16日病逝，享年59岁。
郝更生
江苏淮安人，1899年生。早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土本工程，后感于中国人体格孱弱，遭外人讥笑，转而就读于美国春田大学专攻体育。学成回国后，先后在北京清华大学、东北及山东等地大学担任体育教授。曾负责主办第三届、第六届和第七届全国运动会。1932年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体育督学，同时兼国民体育委员会主任委员，掌管全国体育行政。
郝更生的夫人高梓，也是一位体育专家。高梓出身名门。原籍安徽贵池，寄籍江苏南通，肄业于上海女青年会体育部。肄业后即远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任教。一年后赴美深造，就读于威斯康辛大学。回国后任国立女子师范大学体育系主任。
郝更生在大陆解放前夕随国民党去了台湾。1975年10月的一天傍晚，郝更生与一位朋友外出散步，忽被一摩托车憧倒，伤及脑部，不治而亡，享年76岁。
李惠堂
祖籍广东五华县的粤籍客家人，1905年出生于香港。从17岁开始，李惠堂即活跃于足坛。他身高1.80米，司职前锋。1920年代－1930年代，他带领港沪两地足球菁英，称霸于第七、第八、第九及第十届的远东运动会。他不但是战前少见的中国职业足球球员，也是公认之中国足球球王。1930年代之前，中国足球水平为全亚洲之冠，李惠堂居功至伟。他于1929年所提起的“足球即中国国球”的概念，鼓舞了当时及其后的中国足球运动员。
战后定居于香港的李惠堂，不但让足球成为香港最风行主流运动外，也经常客居台湾并带动当地足球风气。五十年代，李惠堂退休转任教练，继续于香港和台湾两地从事推广足球动。1954年与1960年两届亚洲运动会中，他亦以教练身分率领港台两地联队击败日本，韩国等强敌获得冠军。除此，他晚年协助创建的台湾木兰女子足球队亦于1970年代末期与1980年代初期称霸于亚洲。
1965年，李惠堂出任国际足协副会长。1976年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足球杂志组织的评选活动中，他被评为世界五名球王之一(另四位是贝利、马修斯、斯蒂凡诺、普斯卡斯)。据统计，他在足球比赛中，共射进近2000个球，他和巴西名将里登雷克、德国球星宾德、球王贝利以及独狼罗马里奥是迄今世界上进球逾千个的五大巨星。
1979年7月4日，李惠堂在香港逝世，享年75岁。1994年9月，广东省五华县县政府将李惠堂祖居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在房舍内举办《球王李惠堂》小型展览。而该地点，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也成为该县的最主要旅游景点。
刘长春
辽宁大连人，1909年生。1927年入东北大学。1929年5月31日至6月2日，刘长春在沈阳举行的第14届华北运动会上，一举打破100米、200米和400米3个短跑项目的全国纪录，成绩分别是10.8秒、22.4秒和52.4秒。当时这些成绩非常令人鼓舞，因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100米冠军的成绩也是10.8秒。
1932年，在爱国体育人士郝更生的奔走和在张学良将军的资助下，做为中国唯一的运动员到美国洛杉矶参加第10届奥运会。在经过3个星期海上漂浮，刘长春体力早已大受影响，因此原来报名3个项目，他只参加100公尺和200公尺，400公尺则因体力不支，没有出场比赛。参加的两个项目，都在分组中最后一名，未能晋级。比赛结束后，刘长春因路费不够，而无法回国，后来是在当地华侨的捐助下，才回到中国。
1933年在第5届全国运动会上，刘长春以10.7秒和22.0秒的成绩再创100米、200米两项全国纪录，夺得冠军。其中10.7秒的100米纪录保持长达25年之久，直到1958年才被新中国运动员梁建勋打破。
1936年刘长春第二次代表中国，参加第11届奥运会，同样由于28天的海浪颠簸，体力消耗较大，而未能取得好的成绩。
从30
年代起，刘长春历任东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北中正大学体育助教、讲师、副教授。主要著作有《田径指导法》、《田径裁判法》等书。
1983年3月21日逝世，终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