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中国学会
学会成立的背景
1898年，中国发生了戊戌变法运动。但是，此运动仅进行了81天，即被以西太后为首的“后党”发动政变而告失败。戊戌变法失败两年后，1900年，戊戌变法的领导者之一、大文豪梁启超写了一篇《少年中国说》的散文。文中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指出封建统治下的中国是“老大帝国”，热切希望出现“少年中国”，振奋人民的精神。文章不拘格式，酣畅淋漓，多用比喻、对比，具有强烈的鼓动性，亦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寄托了作者对少年中国的热爱和期望。
在《少年中国说》发表18年后，一个叫“少年中国学会”的组织在中国成立。学会的组织者和领导人并非正热衷于与政客、军阀联合夺权争利的梁启超，而是当时一帮有志于社会改革之青年才俊。
五四前夕，国内面临内忧外患，国事日蹇。无数爱国志士、热血青年，都在寻找救国图强的道路，都以振兴中华为志向。在席卷全国的反帝反封建、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运动浪潮的冲击和推动下，各种社团和组织犹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少年中国学会是由李大钊等人于1918年联合各方面的青年有志之士组织起来的。当时留日学生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全体回国，国内各学校学生请愿受到反动军阀压迫而失败，因此感到有组织一个带学术性的政治团体之必要。
学会的成立
1918年6月30日，由王光祈联络曾琦、张梦九、陈愚生、雷宝菁、周太玄在北京岳云别墅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后来，又邀请李大钊作为发起人之一。
经过一年时间的酝酿和发动，1919年7月1日在北京总会召开成立大会，宣布少年中国学会
正式成立，最初会员42人。大会选举王光祈为执行部主任，陈愚生为副主任，曾琦为评议部主任，宗白华、左舜生、雷宝华、易克嶷为评议员。会议讨论了学会的规约，明确学会的宗旨是：“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
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入会条件比较严格，根据资料统计，先后入会者121人，与会者多数都是知名人士，少年中国学会无疑是当时最富理想和朝气的青年团体。这个被蔡元培赞誉为“最有希望之团体”的组织，容纳了一大批意气风发、忧国忧民、心系苍生的青年才俊。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中，有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李大钊、恽代英、邓中夏、毛泽东、张闻天、高君宇、赵世炎、黄日葵、沈泽民、杨贤江、刘仁静；有后来成为国民党要人的周佛海、杨亮功（曾做考试院院长）、吴宝丰（曾任教育部次长）、沈怡（曾任南京市市长）；有后来成为国家主义派重要骨干的曾琦、左舜生、李璜、陈启天、何鲁之、张梦九；有成为实业家的卢作孚，有音乐家王光祈，有文学家朱自清、宗白华，有戏剧家田汉，有诗人康白情；有哲学家方东美，还有像许德珩、张申府、周炳琳、郑伯奇、舒新城等等一大批在近现代史上熠熠闪光的人物。他们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以至于上世纪40年代就有人称：“当今中国，已经成少年中国学会的天下了。”
会员分布很广，以北京、南京人数最多，其次是上海、成都，还有相当一部分在国外。据不完全统计，先后留学德、法、美、日等国的有39人，几乎占会员的1/3。这些会员出国前都是高校学生，留学归来主要从事教育工作和学术研究。以南京为例，不少南京高等师范和金陵大学学生，留学归国后大多仍在南京东南大学或金陵大学执教。以会员的职业来看，除少数系职业革命家，大多数都在高校工作或从事新闻事业。
学会的宗旨和会刊
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还有四条信约：(一)奋斗；(二)实践；(三)坚忍；(四)俭朴。凡是有宗教信仰的人、纳妾的人、做官的人均不能成为会员，即使已经做了会员出现上述情况，也要清退出会。
会刊《少年中国》从1918年开始筹备，1919年7月15日创刊，至1925年7月五届年会止，实际存在7年，最初由北京总会负责编辑，由李大钊、康白情、张申府、孟寿椿、黄日葵担任编辑，以后一度又由各地分会轮流编辑，1923年改由上海中华书局发行，由当时在上海的宗白华、左舜生负责校勘，宗白华也是主要撰稿人之一。另一会刊《少年世界》1920年1月创刊，由南京分会编辑，田汉、黄仲苏任编辑，张闻天、沈泽民校勘印刷，黄仲苏催稿，实际负责编辑任务的是方东美和刘国钧，同年12月终刊，共出11期。1921年4月另出增刊《日本号》一期。《少年中国》注重文化运动，阐发学理，纯粹科学，除刊载会员的一些自然科学、哲学、文学论文，还有会员通讯，讨论学会方针。《少年世界》则注重实际调查，叙述事实，应用科学，除记载国内学校、工厂、农村的一些实际调查访问材料外，还介绍了苏联、国际工人运动、留法勤工俭学的情况。
学会的四次会议
1921年7月1日至4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东南大学梅庵召开第二届年会，出席会员23人，代表了各地和各派的思想。在会上提出了学会是否参加政治活动的问题，引起激烈争辩，几乎闹得分裂。方东美等坚决反对采取某一种主义，最后决议成立各种研究会，最初分文、理、工、农、医、商、政治、法律、经济等学科。
1922年7月2日至3日在杭州召开第三次年会，到会仅10人。会上高君宇明确提出，希望学会采取马克思主义。北京分会李大钊等6人提出“为革命的德谟克拉西（民主主义）”的提案。会议最后通过决议：“本会对时局的主张，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谋军阀势力的推翻。”
1923年10月14日，沪宁两地会员在苏州举行会议，共到会员17人，通过了“求中华民族独立，到青年中间去”的苏州大会宣言，并制订学会纲领九条，大会反映了爱国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愤恨，企图发动青年进行民族独立而奋斗的要求。由于与会会员中教育界人士居多，特别强调教育的作用。鉴于南方会员增多，且较集中在南京，大会决定从1924年起将总会由北京迁至南京。
1924年7月7日至8日，在南京召开第四次年会，由左舜生、谢循初、曹刍先后担任主席，出席会员25人。会议经过激烈争辩，对苏州大会上通过的九条纲领中的两条进行了修改，最后发表大会宣言，由全体与会者签名，其中包括共产党员恽代英和杨贤江。
毛泽东与少年中国学会
1918年6月，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人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毕业后的出路问题很快就摆在大家面前。其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法国等国亟需劳动力。李石曾、蔡元培等人于是在北京组织法华教育会，搞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经过新民学会开会讨论，蔡和森、毛泽东等人认为赴法勤工俭学“大有所为”，遂决议“向外发展”，出国前先到北京学习法文。蔡和森等先行北上北京接洽。8月19日，毛泽东和罗章龙、罗学瓒等20多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也来到北京。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
第一次北京之行对毛泽东来说，并不是很如意，进大学无望，生活又无来源，这对靠借钱北上的贫寒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种压力。幸好，恩师杨昌济把他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李大钊让毛泽东到图书馆做助理员。青年毛泽东在长沙，是一个才华横溢、能力出众的学生领袖，而到了人才荟萃的北京，却一下子变得默默无闻，受人冷落，当时的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等并不把这个衣着寒酸、满口湖南方言的助理员放在眼里。毛泽东想与他们搭话，却屡屡碰钉子。
尽管有诸多的不如意，但毛泽东在北京依然收获了许多——与恩师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谈上恋爱，认识了众多的名流学者，如李大钊、胡适、蔡元培、胡适、梁漱溟、邵飘萍等……同时也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而这其中，就有王光祈。
当1918年毛泽东来北京时，王光祈与陈愚生、曾琦、李大钊等人正忙于筹备少年中国学会。经李大钊的介绍，毛泽东认识了比他大一岁的王光祈。同样的处境，让这两个满怀抱负的青年很快就亲近、熟悉起来。由于王光祈的关系，毛泽东经常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筹备会的各种座谈，尤其是讨论勤工俭学问题。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驱张请愿团第二次来到北京。在王光祈、李大钊的介绍下，毛泽东正式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
新村主义，实际上是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北美工读主义为一炉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在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它曾在中国流行一时，被中国的先进青年普遍接受，而毛泽东就是其中之一。
还在1918年春夏，毛泽东就有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立工读互助会，从事半工半读的想法，并与蔡和森、张昆弟等付诸实践。1919年12月来到北京后，得知在左舜生、王光祈、李大钊等少中会友的提倡下，正兴起了一股工读互助运动的浪潮。12月4日，王光祈在《晨报》倡议建立工读互助团并向社会募捐。12月24日，在王光祈、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17人发起下，北京工读互助团率先成立，总计有团员30多人，共分成3个组。这3个组分别设在北大、北京师范学校、女子高等师范附近。
在此期间，毛泽东与王光祈、李大钊交往频繁，虽然忙于驱张运动，但他仍然对王光祈的“菜园新村”及工读运动给予密切的关注。1920年2月的一天，他曾饶有兴趣地参观了王光祈试办的女子工读互助团。1920年3月5日，上海的《申报》登载《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列名发起人的共有26人，除陈独秀、王光祈外，就还有“少中”会友宗白华、左舜生、康白情、毛泽东。
1920年3月，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驱张运动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毛泽东于是决定南下上海，继续进行驱张活动，同时给一批赴法的同学送行。毛泽东在同学李中的经济帮助下才得以乘火车南下。在到上海前，他先从下关渡江，孤身一人登上了南京城墙，并徒步环行一周。尔后，毛泽东顺道访问了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是由左舜生与方东美、黄仲苏、沈泽民等人于1919年11月发起成立的，最初负责人就是毛泽东的湖南老乡左舜生。毛泽东来时，左舜生已经前往上海中华书局任职，而方东美、黄仲苏均是在校青年，他们热情洋溢地接待了这位北京来的会友。
1920年4月1日，王光祈和部分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同乘上海乘法国轮船远赴欧洲
，毛泽东在岸上向他们挥手告别。5月，
毛泽东和彭璜、张文亮几个人在上海民厚南里租了几间房子，正式实践其工读互助的生活。他们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毛泽东担任洗衣服和送报纸的工作。不久，工读互助团的尝试失败了，但富于理想主义色彩的毛泽东，其实一直把这个新村之梦珍藏于心底，一旦有合适的机会，他就会放飞梦想。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少年中国学会，曾对青年毛泽东产生过很大影响，这也让毛泽东为此情系一生。1945年7月，左舜生和黄炎培、傅斯年、章伯钧、褚辅成、冷遹等6个国民参政会成员，以私人身份为调解国共之争访问延安，毛曾与“少中”会友、时为青年党领袖的左舜生进行一整天的长谈。1945年8月，已经身为中共领袖的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虽然日程安排非常紧凑，但他还是在上清寺渝园专门宴请了在渝的“少中”会员。赴会的有方东美、曾琦、左舜生、余家菊、陈启天、宗白华、何鲁之、周太玄等20余人。在重庆时，毛泽东曾一度透露出重建少年中国学会的念头，并与周太玄商讨过重建“少中”的问题。对于少年中国学会的灵魂人物王光祈，毛泽东更是念念不忘。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托陈毅回川打听，当得知王早在1936年就去世时，感慨不已。
学会的分裂和解散
学会在创立之初，提出最终目的要创造“少年中国”。究竟创造怎样的“少年中国”，又怎样去创造，并没有明确规定，各人理解不同，认识十分模糊。学会本身是个松散的知识分子集团，会员又分散各地，流动性很大，不少还远在国外，只能靠通讯取得联系，每次举行年会，与会者都只是少数，会议决议对全体会员不具有约束力。五四时期，西方各种政治思潮与主义纷至沓来，不能不对青年知识分子产生影响。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各人感受不同，有的信仰某种主义，或参加某个政党，由于思想产生分歧，争论必然带到学会中来，于是少年中国学会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友谊团体，而变成政治宣传的论坛。
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具有初步的共产主义思想，并酝酿组织中国共产党，有的会员成为早期的中共党员，必然要把他们的政治观点带到学会中来。在前四次的年会上，共产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争执甚烈。每次会议即使勉强通过决议，也无法付诸实施，而处于中间立场的“超然派”，对对立双方的观点都不能接受。
学会创始人王光祈反对政治斗争，主张对各种主义的思想兼容并包。他在调查表上主张学会内分为并存的三派，这显然是行不通的。中间派的代表主张“从实业与教育发展我们团体的经济与文化，造成一个组织完美的社会”、“用这新社会做模范来改造旧社会，使全国社会逐渐革新，成了个安乐、愉快、平等、自由的少年中国”。他们热衷于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不愿使学会变成政党，这显然不可能为两大政治派别所接受，学会分裂已不可避免。加上当时的政局发展迅猛，1923年以后已进入国共合作阶段，不少党员投身于革命运动，无暇顾及学会的问题，这是学会瓦解的客观原因之一。
1925年7月南京第五届年会上，沈泽民、张闻天代表共产主义者方面，提出会员应采取马克思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会员应参加政治活动，不应离开政治讲学术、讲事业。显而易见，共产主义者试图说服其他会员，把少年中国学会演变成中共的外围组织，但遭到国家主义派的坚决反对，而当时，以左舜生为首的信奉国家主义和倾向国家主义派的会员占多数。于是，友谊不复存在，双方发展成为势不两立的政敌。也就在这一年的月后，存在了7年10天的少年中国学会，因为内部分裂严重而自动解散。
学会主要人物
王光祈，1892年生，社会活动家、音乐学家。字润玙，一字若愚。1892年8月15日生于成都温江成都市温江区），1936年1月12日病逝于德国波恩。1908年进成都高等学堂分设的中学堂，1912年毕业。1914年到北京，入中国大学攻读法律，同时任职于清史馆，并先后担任成都《四川群报》驻京记者和北京《京华日报》编辑。1918年与李大钊、曾琦等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在翌年
7月1日的成立大会上，被推为该会执行部主任。曾介绍毛泽东、赵世炎、张闻天、恽代英等人加入学会。同年底，在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等支持下，又创建“工读互助团”。1920年赴德国留学，先学德文和政治经济学，并兼任《申报》、《时事新报》和北京《晨报》的驻德特约记者。1922年起改学音乐，在柏林从私人教师学小提琴和音乐理论，1927年入柏林大学攻读音乐学，师从E．M．von
霍恩博斯特尔、A．舍尔林、H．沃尔夫和C．萨克斯等教授，1932年起任波恩大学中文讲师。1934年以论文《中国古代之歌剧》（今译《论中国古典歌剧》）获波恩大学博士学位。1936年1月12日因突发脑溢血逝世于波恩。
周太玄，1895生，原名周焯，号朗宣，易名周无，号太玄，以“太玄”称号行世，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县)人。我国近代著名生物学家、教育家、翻译家和诗人。
1909年考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与郭沫若、王光祈、李劼人等人同学．会琴、棋，书、画，才艺不凡． 1911年中学毕业。
1912年赴上海，考人中国公学政治经济专门部，四年后大学毕业先任上海《民信报》翻译，后任北京《京华日报》，《中华新报》编辑、“讯社”讯员等。
1918年与李大钊、王光祈等七人在北京发起筹建“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少年中国学会”。
1919年春，在巴黎和会开幕之际，搭乘邮轮赶赴法国，为了及时向国内发布和会消息，在华法教育会吴玉章、李石曾的支持下，和李璜很快办起“巴黎通讯社”，最先将和会消息发回国内各报1922年3月27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巴黎成立了分会，被当选为巴黎分会书记．后进蒙彼利埃大学学习博物学，1924年毕业并获教育硕士学位．不久又入巴黎大学研究院深造，1930年获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是年回国后，历任国立四川大学物理学院院长兼生物系系主任，西康经济研究所所长，香港《大公报》顾问等。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重庆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局长、中国科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周太玄一生主持编辑出版书籍多种，其主要著作有十一部．此外还撰写了大量论文和政论文章。
1968年7月23日周太玄于北京病逝，终年73岁。
方东美，1899年生，名珣，字德怀，后改字东美，曾用笔名方东英，安徽桐城人。现代著名哲学家。年幼丧父母，依赖兄长抚养成人。十六岁毕业于桐城中学，1917年入读金陵大学。1919年11月初加如少年中国学会，为南京“少中”分会发起人之一。1920年1月，“少中”会另创《少年世界》月刊，由南京分会编辑，任该刊总编辑。1921年7月1—4日，参加“少中”在南京召开的第一届年会。同年大学毕业。1921年赴美留学，获威斯康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1924年通过博士学位考试后回国，任职于武昌高师（武汉大学前身）。1925年春到上海与“少中”部分同人聚会，会中因政见不同，引起纷争，不欢而散。同年应聘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教授，学校几经更名，几易校长，一直执教于中央大学。1948年任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后曾担任世界多所大学客座教授，到世界各地讲学。1977年7月13日在台北病逝。
陈愚生，四川泸州人。1911年参加四川保路运动，民国初年赴日本留学就读于早稻田大学经济系。1919年7月1日与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并任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副主任、主任，《少年中国》月刊经理。李大钊与陈愚生是留日同学,私交极厚,陈愚生在北京的住宅就与李大钊相邻。其住宅常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友的聚会之地。1920年底，受川东道尹叶炳臣推荐，到重庆任川东道尹公署秘书长一职。1921年2月创办《新蜀报》，成为重庆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1921年5月,
妻子金绮病逝，陈愚生怀着悲痛之心前往北京奔丧。7月20日,李大钊参加了陈愚生夫人金绮的葬礼。办完丧事后,李大钊商请陈愚生以为夫人守墓为名,在陶然亭旁的慈悲庵内租用了两间南房,作为新成立的共产党北京地方组织秘密工作场所。1923年,陈愚生对社会改造的兴趣转到“开发大西北”,担任了新创办的富川储蓄银行的协理,着手为实现“开发大西北”的计划积蓄力量。
是年6月,因伤寒病逝世。
左舜生，1893年生，字舜山，别号仲平，湖南长沙人。为
中国青年党骨干人物。
上海震旦大学法文系毕业。1919年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后任该会执行部主任。1920年任中华书局编译所新书部主任。1924年任中国青年党党政《醒狮周报》总经理，并加入青年党。"九一八"事变后，再创《民声周刊》，鼓吹抗战。后在中央政治学校任教，发行《国论月刊》，并当选青年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947年任行政院农林部长。
1949年赴台。后移居香港，任教于新亚书院。1969年返台，促成青年党团结后返港。旋病逝台湾。终年76岁。
著有《万竹楼随笔》、《近三十年见闻杂记》等。
曾琦，1892生，原名昭琮，字慕韩。四川隆昌人。中国青年党首领。
早年就读于成都法政学堂。1918年回国，翌年参与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到法国留学。1923年在法国成立中国青年党，任党务主任。1924年回国，在上海创办《醒狮》周报，宣传国家主义，反对国共合作。1926年青年党一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927年因与国民党有矛盾去日本。回国后拥蒋反共。1938年成立国民参政会时，被聘为参政员。日本投降后，参加青年党十大，当选为主席，反对国共合作，煽动蒋介石镇压共产党人。但在抗战中，曾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46年任“国大”主席团主席，次年4月参加蒋介石政府，聘为总统府资政。1948年赴美。1951年卒于美国华盛顿。
李璜，1895年生，字幼椿。四川成都人。中国青年党首领之一。
早年就读于成都洋务局英法文官学堂。1913年入上海震旦学院。1918年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后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获文科硕士学位。1923年12月与曾琦等发起组织中国青
年党，标榜国家主义。次年回国，参加创办《醒狮》周报，进行反共反苏宣传。历任武昌大学、北京大学、成都大学历史系教授。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参议会参议，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第三届参政会主席团主席。1941年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5年4月代表青年党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大会。1946年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济部长，因病未就任。1949年大陆解放时避居香港，任香港中文学院教授，并往来于港、台之间，参加台湾方面组织的《中华民国史》编纂活动，为主要发言人，并任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委员会委员。著有《学钝室回忆录》。1991年11月病逝台北。享年9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