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著名大学及相关人物
陈贤庆
《目录》 一、齐鲁大学
二、圣约翰大学 三、金陵大学
四、岭南大学
五、北洋大学
六、南洋大学
七、北京大学 八、东吴大学
九、东南大学与中央大学
十、震旦大学和复旦大学
十一、中国公学 十二、沪江大学
十三、同济大学
十四、华西协和大学
十五、清华大学
十六、之江大学 十七、辅仁大学
十八、中华大学 十九、金陵女子大学
二十、燕京大学
二十一、南开大学
二十二、中法大学和中法里昂大学
二十三、津沽大学 二十四、厦门大学
二十五、广东大学
二十六、华中大学
二十七、大夏大学
二十八、光华大学
二十九、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三十、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
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国教会趁势进入中国，开办教会大学，逐渐开办有23所之多。清朝末年，废除科举制度，国家建立新式学堂，如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等。也有私立大学开办，如30年代，仅上海一地，便有40多所私立大学。国立、私立的大学都好理解，但是教会办的大学在新中国内地并没有，所以年轻人会很陌生，简介如下：
19世纪晚期，天主教和新教开始在中国创办一些高等教育机构，
到了上世纪20年代之后已蔚为大观，教会大学已经遍布华东、华北、华南、西南各地。教会在中国开办学校的目的，除了传播一般现代的科学知识，也是为了传播“上帝的福音”。由于当时高校数量稀缺，这些仅有的教会学校便是中国高等教育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为教育和社会的现代化都起了重要作用，我们过去将“教会”“教堂”“教会学校”等都单纯看作是“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是不够正确的。
民国时期教会大学共有23所。其中基督新教大学20所：
协和医学院（北京）于教大联合会建立的当年才开设医学本科，1920年加入为联合会成员；但是该校在课程设置和资金来源方面和上述14所大学有区别。简称“协和”。
外国人创设的天主教教会大学，未加入教大联合会的，有辅仁大学，简称辅仁，天津工商学院，简称工商。未加入教大联合会，起初由中国神父创设的教会大学是上海震旦大学。简称“震旦”。
本章介绍一些著名的大学，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物（学校按创办时间先后排列）。
一、齐鲁大学
之所以将齐鲁大学放在第一篇，是因为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64年。
1840年，爆发了鸦片战争，以中国清朝政府的失败告终。中国的大门被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之后，基督教传教士逐渐进入中国传教，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权被正式承认。1861年，美北长老会在山东登州（今蓬莱）建立了在中国北方的第一个基地，后来发展为山东西部教区和山东东部教区。同年英国浸礼会在山东烟台开始传教活动。
从1864年开始，外国传教士陆续在登州创办文会馆、在青州创办培真书院、广德书院、青州医学堂、邹平医学堂、济南华美医院医校等。
1900年义和团运动之后，英国浸礼会和北美长老会决定集中力量，在山东合办一所多宗派的国际大学。1902年6月13日，双方在青州开会，组成联合校董会，整合资源，共同建立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
1903年，校董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将济南聂会东、青州武成献和邹平巴德顺所办的医校合并为共合医道学堂，作为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医科，聂会东任校长，学制四年，四个年级的学生分别在济南、青州、邹平和沂州（今临沂）的教会医院进行教学和轮流实习。
1904年，登州文会馆正斋搬迁到山东潍县东关乐道院，与广德书院合并，取两校名的头一个字，定名为“广文大学”，作为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的文理科。文会馆备斋留在登州，更名为“文会中学”。
广德书院神学班与葛罗培真书院合并，改称共合神道学堂，作为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的神学科。青州博物堂搬迁到济南，改称济南广智院。
至此，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形成了文理（广文大学）、医学（共合医道学堂）、神学（共合神道学堂）四科的格局，虽然还比较松散，但是日后齐鲁大学的初步框架已经形成。
1904年，是齐鲁大学历史的开端。但是，亦有齐鲁的校友认为，学校的历史应从1864年开始，从上述材料得知，是有根源可寻的。
随着传教事业逐步向内地推进，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开始谋求在省会济南建设永久校园。1907年，共合医道学堂在济南南新街购地建设新址及医院。1908年，卜道成在济南西南南圩子外，共合医道学堂新址南面以“永租”为名强购土地545亩，作为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新址，为方便学校和已建医院的交通往来，地方政府专门在南圩子城墙上辟“新建门”。这块土地即今天的山东大学趵突泉校区的基础。
1911年，共合医道学堂新址的医学大讲堂、诊病所、宿舍等建筑竣工，学校从各地搬迁到济南。1911年4
月17日，共合医道学堂在济南举行新址落成典礼，正式宣布更名为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医科，山东巡抚孙宝琦等地方官员参加了典礼并送上贺仪。齐鲁大学医学院和山东大学医学院均将此日认定为建院时间。此时的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医科以聂会东为校长，有教师14人，位列教会在华所办的全国四大学堂之一。
1916年，北京中华医学基金会改组北京协和医校，将三个班的学生转入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医科，并“协款”5万美元用以改善校舍和设备，又许诺连续五年每年“协助”2万美元用以办学。1916与1917年之交，在中国博医会医学教育会的建议下，南京金陵大学医科和汉口大同医学校也并入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医科。因而，齐鲁大学医科是由山东共合医道学堂、北京协和医校、南京金陵大学医科和汉口大同医学校四校合并而成。为了适应规模扩充之需，学校筹巨款200余万元，在南关新建门外1908年强购土地上建筑新校舍。
1917年9月，共和神道学堂及师范学校、潍县广文大学迁来济南新校址开学。同时启用“齐鲁大学”作为非正式校名，而正式名称沿用“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后来学校以齐鲁大学的名称广为人知，正式名称则主要出现在英文材料里。
1924年在中国注册立案后，学校以“私立齐鲁大学”作为校名，按加拿大法律颁发的英文文凭上则使用“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齐鲁大学）”的名称，。齐鲁大学成立初期，下设文理科、神科、医科、附设大学医院与社会教育科（即广智院）。除医科为七年制外均为四年制，共有教工53人，其中外籍36人，校长为英国人卜道成。首次开学时共有注册学生303人。
1917年创办后的十几年间，齐鲁大学校内宗教气氛十分浓郁，异常复古守旧，校政大权一直掌握在外国传教士手里，学生几乎也是清一色的基督徒，入学不入教要受到歧视。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国内青年知识分子民族主义情绪日趋高涨，反基督教运动愈演愈烈；1928年五卅惨案更是激起了齐大学生和中国教职工的反帝国主义激情，校园内连续爆发罢课和罢工，办学一度处于停顿状态。1929年10月底，齐鲁大学的学生再次掀起反对教会奴化教育、要求收回教育主权的学潮。同年，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与大学规程，要求所有民办大学一律立案纳入管辖，并冠以“私立”两字，其校长必须由中国人但任，外国人在学校董事会中的名额不得超过三分之一。
在此背景下，齐鲁大学在各方面进行了适应性改革，淡化宗教色彩，办学目标修改为“培养学生具有爱、服务和牺牲的精神，造就学生具有崇高的品质，提供专业的训练，满足社会需要。”同时大举购买图书，扩充校舍，力求达到中国政府要求。1925年校内各“科”统一升格为“学院”。1930年，学校聘请孔祥熙任董事长兼名誉校长、朱经农任首任华人校长。朱经农，浙江浦江人，1887年生。1904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参与创办中国公学、光华大学，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朱经农出任校长后，改礼拜堂为大礼堂，不入教的师生数量大为增加。
国民政府教育部派王慎明视察文、理两学院，尹莘农视察医学院，均认为合格，遂于1931年10月17日批准私立齐鲁大学注册立案。立案之后，齐鲁大学开始同时颁发国民政府教育部统一样式的大学文凭以及原有的加拿大文凭，这也成为了齐大毕业生的一大特色。通过注册立案，中国人名义上控制了学校，但实权仍掌握在教会手里，校长、教务长等名义上由中国人担任的职务，实权仍在外国人手中。
1929年，时任齐鲁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的林济青兼任校长，齐鲁大学进入了鼎盛期。
林济青，山东栖霞人，1896年出生莱阳。1906与1912年两度留学美国。其兄衣振青（亲兄弟，不同姓）为齐鲁大学校董、神学院牧师。林济青创新办学思路，广泛延揽人才。先进的办学模式、良好的教学氛围及公园式的美丽校园使得齐大声名鹊起，一时学界有“南齐鲁、北燕京”之誉。
1930年，根据文学院教授栾调甫的倡议，在林济青的大力支持下，创办了国学研究所。先后有老舍、顾颉刚、钱穆、严耕望、郝立权、余天庥、王敦化、范迪瑞等知名学者在所研究，齐鲁大学一时成为全国国学研究的重地。
学校还编辑学术性校刊《齐大季刊》及国学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国学汇编》，影响国内外。
1930年，从英国归国不久的老舍先生来到齐鲁大学文学院任院长，在这段日子里老舍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如《济南的冬天》、《济南的秋天》、《大明湖》、《牛天赐传》等。老舍操一口京腔，冷面妙语，纵横跌宕，融古今中外于一炉之讲课，大受青年学子们的欢迎。
与老舍同在齐大文学院任教的栾调甫，山东蓬莱人，1889年生，自幼喜欢钻研古籍，尤其研究墨子。1920年到齐鲁大学，是蜚声海内外的墨子研究专家，人称“齐鲁一大怪杰”，梁启超呼其：“迈越前人，石破天惊”。
1932年，加拿大人明义士被齐大聘为考古学教授，他将自己在河南安阳收集到的甲骨和其它文物运到济南，在校内建博物馆。明义士的儿子明明德曾任加拿大驻华大使，向山东大学捐赠过父亲留下的大批珍贵资料和文物。
1934年夏，青年剧作家马彦祥来到齐鲁大学，接替赴青岛山东大学任教的老舍先生。马彦祥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乃故宫博物院院长，著名学者马衡之公子，虽年纪轻轻，但已在话剧界颇有名声。其著有《戏剧概论》，还与洪深合译过《西线无战事》，并导演过《鸡鸣早看天》、《雷雨》等名剧。马彦祥到齐大后，另开了《戏剧概论》和《文艺学》等新课程。1935年春，在马彦祥的倡议组织下，齐大话剧社宣告成立，文理两院学生，纷纷踊跃参加。
1937年9月，齐鲁大学宣布停课，除部分员工留守外，大部分师生及主要教育教学设备迁往四川成都华西坝，与华西协和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燕京大学联合办学，史称“华西坝五大学”。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不同，五大学相互独立，都拥有自己的师资和课程，共用教学实验室及设备，各学校间学分互认，共享师资和课程。
抗战时期，齐鲁大学除正常招生、办学和毕业外，还获得了以下发展，如国学研究所因邀请到顾颉刚、钱宾四、杨向奎、胡厚宣、沈镜如等大家而得到极大发展。也培养出不少优秀人才，包括医学院的病理科主任侯宝璋、化学科主任江清、皮肤科主任尤家骏等。
抗战胜利后，学校搬回济南原址。1947年上半学期的在校学生为442人，其中文学院105人、理学院123人、医学院203人、医事检验技术专修科11人，教职员工70人。
1948年济南解放前夕，为避战祸齐鲁大学再次迁校：文理学院迁往浙江杭州郊外的云栖寺，克服困难正常上课，实验课程借用浙江大学的仪器设备和实验室；医学院则迁往福州协和医院。江南解放后，南迁的师生和仪器设备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先后迁回济南原址。
1951年1月，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接管齐鲁大学，解聘所有外籍人员，收回了齐大的教育主权。作为一所教会大学，齐大的历史也走向了终点。1952年9月，全国高等院校开始进行院系调整。根据华东区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方案，齐鲁大学解体撤销。
二、圣约翰大学
圣约翰大学创建于1879年，原名圣约翰书院，是由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将圣公会原辖培雅书院（1865年）和度恩书院（1866年）合并而成，在沪西梵皇渡购地兴办。学校于4月14日破土动工，9月1日开学招入第一期学生。办学初期设西学、国学和神学三门，上海方言授课。
颜永京，上海人，1839年生。1854年留学美国。1862年回国，1870年在武昌出任牧师，并筹建文华学堂。1878年，颜永京回上海，参与筹建圣约翰书院，并出任院长，长达8年，兼授心理学等课程。1881年圣约翰的美籍英语教师卜舫济牧师（F.L.Hawks
Pott）开始完全用英语教学，是中国首座全英语授课的学校。1888年6月，年轻的卜舫济出任校长，到1941年转任名誉校长，卜舫济主持圣约翰校政长达53年之久，对圣约翰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1892年起，学校正式开设大学课程，并将英语作为最重要的学科教授。1890年5月，圣约翰应加拿大籍体育教师李蔼门的建议，首次举行了以田径为主的运动会，由此成为中国体育运动会、田径运动会的最早举办者。1896年圣约翰形成文理科、医科、神学科及预科的教学格局，为沪上唯一高等学府，对东南地区高等教育的改革产生深远影响。1898年圣约翰曾获得两江总督刘坤一所赠的200支枪，此后每周组织学生进行操练，是中国最早对学生实行军训的大学。1900年圣约翰成立了校友会，是国内最早成立校友会的大学。1901年圣约翰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正式的足球队。
1905年11月，学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注册，正式称圣约翰大学，设文理学院（后分设文学院、理学院）、医学院、神学院以及一所附属预科学校（后发展为附属中学），成为获得美国政府认可的在华教会大学，毕业生可直读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此时的圣约翰已经初具规模，拥有了一座1884年美国纽约克拉克逊女士巨额资助兴建的教堂，后经重建成为该校礼堂兼圣公会教堂（该礼堂80年代末被拆除改建为华东政法学院图书馆），一座1894年建造的以创办人名字命名的中国式教学楼“怀施堂”（1951年改称“韬奋楼”）和另一座1903年用庚子赔款所建起来的“思颜堂”（纪念第二任校长中国籍牧师颜永京先生）。1906年圣约翰医科学制改为七年，毕业者授予博士学位，是中国最早授予医学博士学位的两所学校之一。圣约翰大学1911年起实行学分制、学衔制，1913年起招收研究生，1936年起招收女生，后来发展成为一所拥有文、理、医、工、神、农六个学院十六个系的综合性教会大学，是当时上海乃至全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入读者许多是政商名流的后代或富家子弟，而且拥有很浓厚的教会背景。
1913年2月1日，卜舫济邀请孙中山到约大演讲，受到师生们热烈欢迎。1919年圣约翰大学成立40周年之际，校友和学生捐建的中国第一座现代大学体育馆“顾斐德纪念体育室”落成启用（英籍教授顾斐德1894年到约大科学系任主任，是约大最初体育运动发起者），其中室内游泳池更为当时罕见。1920年6月9日，上海基督教青年会邀请圣约翰大学游泳队至该会泳池参加游泳比赛，这也是上海历史上的第一次游泳比赛。1927年圣约翰大学成立校董会，由在美国的董事会、上海教区会、校友会、校务委员会共同派代表组成，校长和会计作为无投票权的成员参加，在有投票权的13位校董中，中国人占9位，其中大部分是校友。
1929年12月，圣约翰举行了50周年校庆活动，同时庆贺卜舫济担任校长40周年。当时南京政府实业部长孔祥熙、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吴贻芳，以及基督教平民教育促进会会长晏阳初等人都专程赶来参加庆典。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圣约翰校友宋子文在庆典上被授予了法学博士学位。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圣约翰大学迁往南京路的公共租界，与沪江大学、东吴大学、之江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校组成上海基督教联合大学，后又于1939年迁回原校址。1941年卜舫济因年迈辞去校长职务，回到美国安度晚年，沈嗣良成为该校首任中国籍校长，卜舫济之子、教务主任卜其吉辅助。1946年10月，82岁高龄的卜舫济再次回到中国，担任圣约翰大学名誉校长，涂羽卿被任命为校长。1947年学校向国民政府立案。1949年1月，赵修鸿任代理校长。到1949年春季学期，还有注册学生1200人。
三、金陵大学
金陵大学前身是1888年在南京成立的汇文书院。汇文书院是金陵大学最早的源头，由美国教会美以美会创办，院址在南京干河沿（今金陵中学校址）。它是南京地区最早建立的一所新式学堂，办学20余年，为金陵大学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汇文书院稳步发展的时候，被传教士视为重镇的南京又增添了另外两所教会书院：由美国传教士美在中和文怀恩于1891年创办的基督书院和美国传教士贺子夏于1894年创办的益智书院。1907年，两书院合并为宏育书院，以基督书院为院址，由美在中任院长，文怀恩任副院长。
1910年，美国教会合并汇文书院、宏育书院成立金陵大学堂。1915年改名金陵大学校。美国人包文任校长，文怀恩任副校长，美在中任大学圣经部主任兼附中校长。著名书法家、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李瑞清题写校名。
汇文书院新任院长包文是一位热心教育事业的传教士。美国人，1897年来华，是他热心促成两校合一。
金陵大学始以汇文书院为校址，创办之初，无论课堂宿舍、图书设备以及师资力量均简陋缺乏，不敷使用。包文校长制定了宏大的建校规划。他与文怀恩副校长也多次亲自回美筹划经费，请求捐款。历数年之苦心经营，终于获得巨额资金，使金大重建校舍的计划得以实施。1910年，金大在鼓楼之西南坡购得大片土地作为新校址，随即又从从美国请来测绘师和建筑师规划、设计校舍建筑。全部工程由美国芝加哥一家公司承包，建筑材料除屋顶的琉璃瓦及基本土木外，也大都从国外进口。新校舍从1911年开始设计，1915年科学馆落成，至1921年便全部竣工。校舍基地面积达2300余亩，地势由北向南倾斜。建成的校舍，规模宏大，计有行政楼、科学馆、医科诊室、礼堂、课堂宿舍等共有大楼11座。后迁入鼓楼西南坡的新校舍（今南京大学鼓楼校区校址北园）。
1911年4月，金陵大学便接到美国纽约州教育局局长和纽约大学校长签署的特别许可证，正式同意金陵大学在美国纽约教育局立案，并承认金陵大学为一完全大学，得以享受“泰西凡大学应享之权利”，金陵大学毕业生可同时接受纽约大学的学位文凭，并和美国康乃尔大学结为姊妹大学。自此，金陵大学的毕业文凭就改由纽约大学校董会签发，然后转致金陵大学堂监发毕业生。毕业生持此文凭便可不经考试直接升入国外有关大学研究院深造，并获得学位。
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从1922年到1926年，在中国爆发了一场基督教运动及由此而引发的收回教育权运动，使在华基督教势力受到严重挑战，迫使教会学校在大发展以后进入了改革时期。1927年3月北伐军攻占南京时，金大有五幢住宅被烧毁，文怀恩副校长在住宅遭劫时，被流弹打中殒命。西籍教职员仓惶逃离回国，学生也离校返家，学校停课。1927年4月14日金大理事会召开第23次会议，包文以“老病告退”，正式选举过探先、陈裕光、刘国钧、陈中凡、陈嵘、李德毅、李汉生等七位教授组成校务委员会，过探先为该委员会主席。负责管理金大。
1927年7月，国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收回教育权。同年11月10日，金大理事会在上海开会，文理科科长陈裕光博士当选为金大校长。1928年3月，美国托事部打来贺电，表示认可。于是陈裕光就任金大第一任中国校长。他也是国内任教会大学校长的第一位中国人。
陈裕光，浙江宁波人，1893年生。1915年金陵大学毕业。1916年由金陵大学选送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攻读有机化学，1922年获博士学位。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期间，曾担任留美中国学生会会长，并参加美国化学会，1919年创办了《中国留学生季刊》（中文版》、《留美中国学生月刊》（英文版）。本着“教育救国”的理想，1922年夏回国，1923—1925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理化系主任、教务长、评议会主席，两度担任代理校长。1925年受聘金陵大学化学系有机化学教授，1927年10月被聘为金陵大学校长，直至1950年卸任。
1927年后，校务及宗教方面也随之进行重大改革，学校事业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
1937年，因抗战爆发，金陵大学举校西迁，在四川成都华西坝艰苦办学。原校变成了避难所。留守南京的副校长、历史系教授贝德士等教职员与在宁的外籍教授、专家医生、职员等组织了“南京国际安全区”，尽力收容、保护中国难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后汪伪政权又办起“中央大学”。
1945年返宁，金陵大学驻宁人员接收汪伪中央大学。同年9月，学校在南京复课，学校规模有所发展。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金陵大学等西方教会大学撤销建制，金陵大学文学院、理学院并入新南京大学，成为南京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金陵大学执教过得教授有文学系胡小石、刘国钧，外国文学系赛珍珠，历史系王绳祖、陈恭禄；哲学系方东美、潘菽；政治学系刘崇本，社会学系吴景超，经济学系吴世瑞，数学系余光琅，物理系吴汝麟，化学系钱宝钧，植物学系戴芳澜等。
从金陵大学毕业的名人有民国政要杭立武、蒋彦士；教育家陶行知、刘伯明、彭佩云、南怀瑾；图书学家刘国钧，历史学家程千帆、王绳祖；遗传学教李景钧，儒学家吴德耀、牟复礼；文学家程抱一，化学家戴安邦，医学家戚寿南，电影教育家孙明经，农学家章之汶、马保之；生物化学家王应睐等。
四、岭南大学
岭南大学前身为格致书院，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于1888年在广州创办。1904年迁至广州市海珠区康乐村，改名岭南学堂。1918年定名岭南大学，主要设立文理科，由美国人任学校监督（校长），中国人任副监督和教务长。在美国设有董事会。
1925～1927年广州处于大革命高潮，该校工人、学生连续罢工、罢课，1927年4月学校宣布停办。当时以钱树芬为首的一批爱国校友倡议接办学校，同年7月经广东政府批准，学校收归中国人自办，并正式改名私立岭南大学。成立岭南大学董事会，任命钟荣光为校长，李应林担任第一任常务副校长。原美国纽约董事会改组为岭南大学美国基金会，主要负责外籍教师的工资。
钟荣光，广东香山小榄镇人，1866年生。1894年考中举人。1899年受聘格致书院汉文教习。后出任教务长、董事会主席等。李应林，广东南海人，1892年生。早年就读广州岭南中学。1917年获基督教青年会资助，赴美留学。1920年回国。1927年任岭南大学副校长。
钟荣光注重依靠华侨捐资办学。早于1909年钟荣光，就开始出洋向海外华侨募捐。1915年，钟荣光在北美各城市发起成立岭南共进会，由入会华侨每年认捐。总会设于美国纽约，分会遍布美国和加拿大的36个城市。1916年至1918年华侨捐款12100美元。1925年，钟荣光出访美洲厄瓜多尔、秘鲁、智利、阿根廷、巴西、古巴、美国等国，向华侨募集办学经费。据统计，历年来海外华侨先后向岭大捐款达120多万元。岭南大学的校舍多由华侨捐建，如张弼士堂、爪哇堂、陆佑堂、陈嘉庚堂、翘迁堂、文虎堂、马应彪护养院等等。
自20世纪30年代起，岭南大学先后设立文、理、工、农、商、医等学校；在理科招收研究生，颁授硕士学位，还与美国、日本、菲律宾等国一些大学建立交换生制度，并和美国纽约大学相互承认毕业生学位。该校教学注重基础理论，大力发展自然科学，重视英语训练，提倡体育运动，学术空气浓厚。国内不少著名学者曾先后在该校任教。
孙中山先后三次到岭南大学发表演说，宣传革命，大大激励了岭南师生的读书热情和积极性，从而也和师生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37年，李应林接任岭南大学校长。抗日战争爆发，李应林将学校迁香港。被称为“岭大之父”的钟荣光也避居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他身陷敌境，心脏病日重，1942年1月7日去世。
考虑到香港弹丸之地，李应林又派农学院院长古桂芬率部分师生迁到韶关曲江办学。1939年夏，古院长殉职于韶关。1945年初，韶关陷敌前，李应林又迁部分师生到梅县等地，继续办学，1945年8月，抗战胜利。李应林赴穗重建校园，恢复校务，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学校的规模和教育质量都达到新的高峰。把岭南大学建成一所立足华南面向全国的高水平大学，成为新的办学目标。学校聘请李廷安医生任岭南大学孙逸仙博士医院院长，聘原北京协和医学院著名的X光专家谢志光、内科专家陈国桢任教授。1948年，李应林辞去岭南大学校长职务。
岭南大学早期的知名校友有陈少白、史坚如、陈寅恪、甘乃光、廖承志、陈香梅、冼星海、王力、陈荣捷、梁宗岱、梁羽生等。
岭南大学于1967年9月由岭南大学校友在香港复建，时称岭南书院，后于1999年正名为岭南大学。
五、北洋大学
说到北洋大学，就不能不提到它的创办者盛宣怀。盛宣怀，江苏常州人，1844年生。早年曾中秀才，后经人推荐成为李鸿章的幕僚。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在天津经办洋务事业时，盛宣怀追随其左右。盛宣怀认为，要办洋务，就要有懂得现代科学技术的人才。19世纪90年代初，盛宣怀开始提出要办正规的学堂，以培养高级专门人才。
1895年10月2日，由光绪皇帝御批，由盛宣怀创办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并出任学堂首任督办。1896年，北洋西学学堂正式更名为北洋大学堂。天津北洋西学学堂自创办之始，就仿照美国的大学模式，全面系统地学习西学。从学制来看，头等学堂为大学本科，二等学堂为预科，学制各为四年，一名合格人才要经过八年培养。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分级设学之始。二等学堂“是中国最早的新式公立中学堂”，招收13至15岁学生入学。
北洋大学从1895年至1911年共有毕业或肄业生518人，其中资送出国52人（不包括自费留学生）。该校为我国近现代科技教育事业培养了一大批奠基的专家学者，他们多为国家社会所倚重，对采矿、冶金、土木、水利、机械工程、铁路交通、财政金融、政法、外交等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任课教师多为中外硕学鸿儒，尤以美、日、英、法、德、俄学者任主课，教材也多采用外文原版。此外，北洋大学堂还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教育教学管理制度，保证能够实现培养高层科学人才的目的。由于治学严谨，校风朴实，当时北洋大学与哈佛、耶鲁相伯仲，毕业生可免试进入美国一流大学攻读研究生，因而被誉为“东方的康奈尔”。
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太雷，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外交家王宠惠，政治活动家马千里，海牙国际法院大法官徐谟，著名诗人徐志摩等，都是北洋大学的毕业生。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7月30日，天津沦陷。9月10日，教育部下令“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
1938年3月，西安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7月，教育部指令西北联大改组为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和国立西北医学院。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天津收复。教育部正式下令恢复国立北洋大学，着力在天津西沽北洋大学原址复校。10月22日，北洋大学正式复校开学，茅以升任校长，公设两院十二系。
1951年9月，奉中华人民共和国高教部令，北洋大学与河北工学院（1903年2月创立）合并，为合并后的校名一事曾发生重大分歧，经北洋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刘锡瑛力争，始改称天津大学，校址设天津老城南之七里台。
盛宣怀之后，出任校长时间较长的有李岷深、梁敦彦、赵天麟、冯熙运、刘仙洲、茅以升、李书田、赖琏、潘承孝、陈荩民、刘锡瑛等教育家。
六、南洋公学
1896年10月，大理寺少卿盛宣怀向清朝政府正式上奏《条陈自强大计折》，附奏《请设学堂片》，禀明两江总督刘坤一，拟在上海捐地开办南洋公学，经费由轮电两局捐输，聘请何嗣焜出任总理。12月得到光绪皇帝准允。至此，标志南洋公学正式创立。盛宣怀亲自担任公学督办，设总理（校长）1人，聘请他的同乡何嗣焜担任。
盛宣怀首立四院，分层设学。他十分重视基础，把师范和小学放在学堂的首要地位。于1897年首先招收师范生，设立师范院，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新型师范学校，标志着中国师范教育的开始。盛宣怀后又仿照日本师范学校有附属小学校的做法，挑选了120名10岁—18岁的聪明幼童建立了外院。外院就是小学堂，由师范生分班教学。南洋公学外院是中国最早的公立新式小学。接着于1898年开办二等学堂中院，等待条件成熟再开设头等学堂大学。南洋公学是我国最早兼有师范、小学、中学、大学的完整教育体制的学校。
19世纪末天津发生义和团运动，因此北洋大学堂的师生被迫转移到南洋公学继续教学，1899年毕业生王宠惠于北洋大学法律科获得中国第一张大学文凭。
1902年，南洋公学发生了一场“学潮”。教习郭镇瀛因一只空墨水瓶无端打压学生，得学堂总办汪凤藻袒护，学生以退学抗议。经济特科班总教习蔡元培十分同情学生，不愿意他们学无所成，就各奔东西。他向公学当局据理力争，要求考虑学生的合理要求，但未能奏效。他便愤然辞职，率领退学学生离开了学校。这次学潮，最终统计的退学学生名单，计有145人。
南洋公学学生集体退学后，在《苏报》上列名发表《南洋公学退学意见书》，公开控诉反动的守旧教育制度。以南洋公学学潮为起点，东南各省学生退学、罢课、集会风起云涌，被称为“学界风潮”或“学界革命”。
为解决退学学生的学习问题，蔡元培积极奔走。他联络中国教育会的几位负责人，请求同意收容退学学生。11月19日，中国教育会与退学学生集议张园，议决成立爱国学社。11月下旬，爱国学社在南京路泥城桥福源里正式成立，由蔡元培担任总理，吴敬恒为学监，黄炎培、蒋智由、蒋维乔、章太炎等任教员。各地退学学生纷纷来到爱国学社继续学习。1903年7月，爱国学社因受《苏报》案牵连被迫解散，部分学生转入震旦学院。
南洋公学成立后几经更名。1910年代后期改为南洋大学。之后又改为上海工业专门学堂。1911年至1912年，唐文治掌校期间，曾把“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改名为“南洋大学堂”。进入民国时期，南洋大学渐入正轨。
1920年12月，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叶恭绰以交通部所属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北平铁路管理学校、北平邮电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四校散居各地，不便管理，于1921年统一学制，统称交通大学。而分称各校为交通大学上海学校（沪校）、北京学校（平校）、唐山学校（唐校），其中交通大学上海学校为总校。校庆4月8日也是取自交通要“四通八达”之意。当时交通大学的老师大部分是留美博士，水平很高。而交通大学对学生的管理也很严格，因此毕业生大都较为优秀。当时交通大学在世界上也享有极高的知名度。
1928年交通部长王伯群将三所学校再次合并，定名“国立交通大学”。1949年剔去“国立”二字，径称“交通大学”，附北平分部和唐山分部。
清末及民国时期出任过校长的有何嗣焜、张元济、劳乃宣、沈增植、汪凤藻、刘树屏、张美翊、张鹤龄、杨士琦、唐文治、凌鸿勋、张铸、叶恭绰、陆梦熊、关赓麟、李范一、蔡元培、王伯群、孙科、黎照寰徐名材、张廷金、王之卓等名流。知名校友有李叔同、蔡锷、黄炎培、邵力子、谢无量、凌鸿勋、邹韬奋、茅以升、钱学深、王安等。
抗日战争时期，交通大学总部内迁到重庆，唐山分部和北平分部也内迁到贵州平越。抗战胜利后搬回原址复课。
七、北京大学
1898年6月，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推行“戊戌变法”，诏书中强调“
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1898年7月3日，光绪帝批准了由梁启超代为起草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正式创办京师大学堂，并任命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为首任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管学大臣）。随后，孙家鼐任命许景澄为中学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9月21日，慈禧太后与守旧派发动戊戌政变，百日维新失败。但是，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
1904年，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改为总理学务大臣，负责统辖全国学务，并另设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专管京师大学堂事宜。京师大学堂统辖全国教育的职能因此分离，成为单纯的高等学校。同年，进士馆开学，招收了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两届科举进士，即癸卯科（1903年）进士80余名和甲辰科（1904年）进士30余名入学。并选派首批47名学生出国留学，开中国高等学校派遣留学生之先河。
1912年5月4日，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旋即冠“国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冠名“国立”的大学，严复出任更名后的首任校长。1914年，胡仁源任北京大学校长。此时已有黄侃、辜鸿铭、钱玄同、马叙伦、陶孟和、冯祖荀、何育杰、俞同奎等名家在北京大学任教。
1916年12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16年至1927年，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的这十年，被视为北京大学校史上的一段辉煌期，“奠定了北大的传统和精神”。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学开学，蔡元培在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蔡元培主张“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对北京大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他辞退了一批不称职的中国、外国教师，聘请陈独秀、夏元瑮分别出任文科、理科学长，聘请胡适、李大钊、鲁迅、刘半农、梁漱溟、李四光、王星拱、颜任光、钟观光、任鸿隽、李书华、丁西林、马寅初、陶孟和、陈启修、王世杰等到校任教。此期间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著名学者还有黄节、吴梅、刘文典、陈垣、马裕藻、沈兼士、朱希祖、马衡、康心孚等。对有学术造诣、政治上守旧的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人，蔡元培也用其所长。
1919年五四运动，北大学生是发起者，涌现了罗家伦、傅斯年、江绍原、张廷济、许德珩、邓中夏等一批学生领袖。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朱家骅、胡适、鲁迅等教授参与营救学生。
1927至1929年间，北大处于动荡之中，并遭到严重摧残。奉系军阀攫取北京政权后，于1927年悍然宣布取消北大，与北京其他八所国立大学合并为京师大学校。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先将其改为中华大学，复改为北平大学，复改为国立北平大学北大学院。1929年北大宣布自行复校，国民政府于8月6日恢复国立北京大学。1932年6月，北京大学实行学院制，设文、理、法三个学院，胡适、刘树杞、周炳琳分别出任院长。
1937年七七事变后，学校迁往长沙，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长沙临时大学前往昆明，4月2日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校设文、理、法商、工、师范五个学院，26个系。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上课，次年5月北大研究院在昆明恢复并开始招生，研究生学籍分属三校。
西南联合大学办学条件十分艰苦，校舍紧缺、缺少仪器、资金不足。部分师生不得不兼职以维持生计。尽管条件艰苦，西南联大办学九年间本专科、研究生毕业3882人，在校生共8000人左右，培养出了很多优秀人才。1945年8月，日本战败。由于交通条件困难、三校原有校舍有待修缮，西南联大继续办学一年。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合大学举办结业典礼，联大宣告结束。
1946年7月胡适先生由美返国，9月正式就任北大校长，致力于北大之全面复兴。聘任汤用彤为文学院长，饶毓泰为理学院长，周炳琳为法学院长，马文昭为医学院长，俞大绂为农学院长，马大猷为工学院长，樊际昌为教务长，陈雪屏为训导长，郑天挺为秘书长，设33个学系（其中医学系下设18科）、两个专修科及独立的文科研究所。据1946年12月的统计，北大有注册学生3420人。复员后，北大文、理、法学院得到加强，医、农学院处于中国顶尖水平。胡适还拟设立原子能研究中心，但是因局势动荡未能实现。194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选举首批院士，北大十名教授当选，列中国各大学之首。
1948年11月，北平被解放军包围。国民政府原本计划让北京大学南迁，但北大教授会决议不南迁。国民党拟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派出飞机，希望一批重要学者离开北平南下。胡适、钱思亮、毛子水、姚从吾等人受邀南下，但大多数学者留在了北平。12月15日胡适校长离平南迁，由郑天挺、汤用彤、周炳琳三人主持校务，但表示“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
新中国时期，北京大学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八、东吴大学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激发了年轻人学习西方知识的热情。1879年起美国卫理公会委托苏州监理会宫巷教堂牧师孙乐文先后在苏州创办博习书院、宫巷书院，在上海创办中西书院。
1899年，监理会决定在苏州开办一所大学。1900年12月该校董事会在上海组成，以宫巷书院为基础，三院合一，在苏州天赐庄博习书院旧址，扩建为大学。推万国公报创办人林乐知为董事长，孙乐文被选举为新大学的首任校长。新大学取名为东吴大学堂，当时成立文理，医和神学三科，辛亥革命后改称东吴大学。1901年6月24日，在美国田纳西州以“Central
University in China”名称注册。
1901年3月，宫巷中西书院迁入天赐庄博习书院旧址，东吴大学堂正式开学，成为美国基督教在中国建立的早期教会大学之一。开办之初，只设中学班，学生不足百人。到1905年开始招收12名大学生。该校西学课程大体仿效美国大学，国学则自作安排，分设有文理，医和神学三科和附中数所（分别位于苏州、上海和湖州）。1911年3月，孙乐文去世，校董会选举同一宗派的上海中西书院的校长葛赉恩为东吴大学的新校长。后由文乃史接任校长。
1915年东吴大学于上海昆山路中西书院原址设立法科。学院教学突出"英美法"内容，专以讲授“比较法”为主，其科学的培养目标和鲜明的教学特色，使东吴大学的法学教育在当时饮誉海内外，时有“南东吴、北朝阳”之称。培养了一大批现当代著名的法学专家，如鄂森、王宠惠、吴经熊、倪征燠、李浩培、潘汉典、杨铁（木梁）等，被人们誉为“华南第一流的而且是最著名的法学院。”
1927年杨永清先生当选首任中国籍校长。杨永清，浙江镇海人，1891年生。1902年入读东吴大学。后入读清华大学。1914年留学美国。1919年至1922年任职驻英国公使馆。1922至1927年任职北京外交部。杨永清出任校长后，定“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为中文校训。1927年文理科、法科分别更名为文理学院及法律学院。1928年东吴大学开始招收女生。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核准东吴大学在国民政府注册立案，文理学院分为文学院及理学院。自此东吴大学设有文、理、法三个学院。文学院及理学院在苏州，法学院在上海昆山路。
此后十年各项校务发展成果丰硕令人瞩目。1930年时学校共有文、理及法三学院，十二个学系。在教学方面积极筹款推动学术研究、加强师资阵容提升教学品质、推动师生以其专业服务社会。校园内主要建筑设施均在此阶段建成或动工。1930年学生人数达755，为全国基督教大学之冠。
1937年爆发抗日战争，此后八年，东吴大学的苏州、上海两校区受战事影响，辗转迁徙各地。其间随战况发展演变，两校区或各自迁校或与他校联合办学，虽烽火连天但教学活动未曾稍息。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东吴大学师生纷纷自各地返回上海及苏州校园，展开复校的艰巨工作。杨永清校长调任联合国国际秘书处。
东吴大学早期的知名校友有政治活动家费孝通、孙起孟、雷洁琼、赵朴初、董寅初，教育家杨永清，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法学专家倪征燠、蚕桑教育家郑辟疆、脑外科专家和医学教育家杜子威、香港知名人士杨铁（木梁）、查良镛（金庸），以及谈家桢、刘建康、宋鸿钊等两院院士。
1952年，东吴大学调整为江苏师范学院，1982年改办为苏州大学。国民政府迁台后，东吴大学在台校友倡议复校，1951年筹组董事会，60年代复校完成。
九、东南大学与中央大学
东南大学的学脉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吴国永安元年即公元258年开办的南京太学。近代，则可以追溯到1902年。
1902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向朝廷上奏，呈请在南京开办一所师范学堂。同年，三江师范学堂筹建。学堂下设理化科（后称理化数学部）、农学博物科（后称博物农学部）、历史舆地科、手工图画科。缪荃孙、陈三立先后出任校长。1906年5月，两江总督周馥易“三江”为“两江”，并根据《奏定学堂章程》条例，定名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李瑞清出任校长。1912年，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正式停办。
1914年8月，江苏省巡按使（即省长）韩国钧委任原江苏省教育司司长江谦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在两江师范学堂原址筹建。后因急需工业人才，南高遂设立工业专修科，开始时工科教育面较广，后逐渐偏重于机械制造与工艺。
江谦，江西婺源人，1876年生。1902年，受张謇赏识，出任通州师范监理、校长。1914年出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同年，筹办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出任校长。1919年，因病辞职。郭秉文代理校长。
1920年4月，郭秉文在校务会上提出，在南京高等师范的基础上创办一所国立大学议案，与会委员一致赞同。1921年6月6日，国立东南大学在上海召开董事会，讨论董事会章程，通过《东南大学组织大纲》和编制预算，并一致推荐郭秉文为校长，之后即将6月6日定为校庆日。
郭秉文，南京浦口人，1880生于上海青浦，早年卒业于上海清心书院，1908年赴美留学，191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最早的教育学博士，也是在美国最早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之一。1915年回国即参与“南高”创办，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校长。1921年6月，郭秉文出任国立东南大学校长。
1921年7月13日，教育部核准《东南大学组织大纲》。国立东南大学下设六个学科。
郭秉文主张大学自治，办学独立，学校为教育和学术的神圣殿堂，应独立于党派，不应与任何党派发生纠葛。“学校是教育、学术性机构，是培养人才、振兴科学之地。非学者不能担当此重任”，“学者不干预政治”，“学者不党”。郭秉文倡行学者治校，发展民主治校体制，校务实行责任制与评议制并行。郭秉文提倡学术自由。包容着持有各种主张的师生，三民主义、国粹主义、改良主义、自由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共产社会主义等种思潮，汇于一堂，成为自由思想的堡垒。郭秉文提出“自动主义”，培养学生的独立人格和自治素养。
1925年1月6日，段祺瑞北京政府于国务会议上以郭秉文与直系军阀齐燮元关系密切为由，通过免除郭秉文东南大学校长决议。
1925年2月1日，东大校董会举行会议，否认教育部易长之令，请郭秉文照旧任职，先请赴国外考察教育。3月9日，本来声称不来就职的胡敦复突然来到东大，接任校长一职，遭愤怒的学生赶走。3月11日，教育部训令取消东大校董会，19日，东大教授召开紧急校务会议，致电执政府，退回教育部训令。
4月18日，北京政府仍决定由胡敦复简任校长，东大风潮再起。胡则要求江苏省政府派卫队保护，进驻东大，但遭到拒绝。东大学生闻讯则紧闭校门。5月5日，陈逸凡等48名教授声明，坚决拒胡。胡敦复进不了校园，只好打口水战，数次在报端发布公告，表示要接管东大；东大校务委员会则针锋相对，也刊登广告，否认胡为东大校长。
如此这般，易长风波断断续续一直持续了差不多一年才逐渐平息，尽管郭秉文最终没有回到东大，但胡敦复也未能进入东大。1926年1月7日，东大师生为此举行校耻周年纪念大会，在会上，陈逸凡教授慷慨陈词：“东大人不受武人政客利用，东大人不做武人政客傀儡，此足可引为自豪者”。
1927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明令将原国立东南大学与江苏其他九所学校合并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再改为江苏大学。不久又改为国立中央大学。但这时，中央大学又发生了易长风波，谁当校长都当不长。1930年至1932年间，先后有朱家骅、任鸿隽、桂崇基、刘光华、段锡朋、李四光等出任中央大学校长。直到1932年8月26日罗家伦被任命为校长，易长风波遂告结束。在抗战前，中央大学逐步发展壮大。罗家伦准备将中央大学办成“万人大学”，并建设石子岗新校址。但不久抗战全面爆发，新校址建不成，学校反而要迁到四川重庆沙坪坝。
抗日战争期间，避难四川的国立中央大学工学院下设土木系、机械系、电机系、建筑系、化工系、航空系、水利系等7系。
1943年4月，汪伪政府行政院通过在南京设立中央大学案，恢复中央大学。建校初设理、工两院，但很快便合并为理工学院，下设土木系、化工系、数理系、机械工程系。
抗战胜利后，国立中央大学准备复员南京。教育部次长顾毓琇出任中央大学校长。1946年11月，国立中央大学在南京四牌楼复校开课；工学院仍设7系。1948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世界大学排名中，中央大学已经超过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居亚洲第一。
1949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的失败已经成为定局，中大校长周鸿经奉命迁校。但中大教职工普遍对国民党丧失去信心，多数教授决定留在南京。周鸿经弃职离校后，中大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主持下先后组成应变委员会、临时校务委员会维持校务、保护校产，准备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开进南京，军管会派赵卓到中大接管，宣布由梁希主持校务。8月8日，中大接华东教育部通知，改名为国立南京大学（1950年10月去“国立”两字），潘菽任校长。1952年，以南京大学工学院为主，成立南京工学院。1988年，南京工学院易名为东南大学。
郭秉文是在国际舞台上最为活跃的中国教育家，20世纪20年代，他连续3次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出席世界教育会议，并连续3次被推举为世界教育会副会长。郭秉文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开创人。他主持的国立东南大学，被教育界称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国立高等大学”，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中央大学任教的著名教授有梁希、孙本文、艾伟、胡焕庸、蔡翘、楼光来、胡小石、柳诒征、高继宇、徐悲鸿、宗白华、马寅初、童第周、徐志摩、闻一多、张大千、张奚若、施士元等。
东南大学及后来的中央大学早期知名校友有物理学家吴健雄，航天科学家黄伟禄、任新民，建筑学家张永和、王澍、程泰宁，交通运输专家黄卫等。
十、震旦大学与复旦大学
提到震旦大学，必须要介绍中国著名的教育家马相伯。
马相伯，江苏丹阳人，1840年出生于江苏丹徒。出生时即受天主教洗礼，成为天主教徒。12岁到上海，入读法国耶稣会办圣依纳爵公学（后改徐汇公学），继入修道院，攻读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哲学、神学、数理天文等。后定居上海。1870年获神学博士，授司铎神职。1874年，任俆汇公学校长兼教务。后来成为大教育家的蔡元培是他的学生。
1876年，因自筹白银2000两救济灾民，马相伯遭教会幽禁“省过”，愤而脱离耶稣会还俗（仍信天主教），娶妻生子，受李鸿章重用，从事外交和洋务运动，先后出使多个国家，深感中国之贫困落后，多次上书朝廷献策，均不被采用。1899年辞官回沪，帮助弟弟马建忠著作《马氏文通》。通过反思，马相伯认为国家自强之道，在于兴学育人。于是，他决定毁家办学。1900年，他将全部家产——松江、青浦等地三千亩田产献给天主教江南司教收管，作为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基金。
1902年初冬，南洋公学发生学生集体退学事件，特班班主任蔡元培等三教习介绍部分学生向马相伯求学。趁此机会，马相伯干脆与1903年租用徐家汇老天文台余屋，以“中西大学堂”的理念，创办一所大学——震旦大学院。震旦是梵文“中国”的意思。马相伯自任校长，聘请项微尘任总干事。这就是震旦大学院创办的来由。震旦大学院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马相伯自编教材，亲自授课，实行学生自治。肄业于此的学生有于右任、邵力子、李青崖、徐朗西、张鼎丞等。
1904年，震旦大学院声名鹊起，学生增多，耶稣会应马相伯请求，调来通中文的教士南从周当副院长兼教务长，从安徽调惠济良来充当专职教习。1905年，耶稣会要改变震旦大学院为教会学校，南从周也企图夺权，以让马相伯“养病”为由，改变办学的方针，另立规章，学生反抗退学。马相伯内心难过，仍站在学生一边，并得到张謇、严复、熊希龄、袁希涛等名流的支持，两江总督周馥也拨出官银两万两，在江湾另行筹建复旦公学。是年9月13日，正式开学，马相伯任校长兼法文教授，聘请李登辉任教务长。1908年，由耶稣会接管的震旦大学院迁址卢家湾，马相伯以办学为重，不计前嫌，捐银捐地皮资助。1928年，震旦大学院改称震旦大学。193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震旦大学立案，胡文耀任校长。同年附设中学，胡文耀兼校长。
此后，震旦大学按照欧洲的学制进行办学。1937年创办震旦文理学院，同样胡文耀兼任校长。1938年开始招收女生。
胡文耀，浙江鄞县人，1885年生。震旦学院毕业，留学比利时，或博士学位。历任震旦大学校长长达20年。胡文耀与翁文灏、孙文耀三人同乡，于1908年从震旦预科毕业，一起考取浙江省官费留学欧洲，人称“震旦三文”。
1952年，震旦大学撤销，并入其他院校。原址在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校舍。
从上文已得知复旦公学的由来。复旦公学创办于1905年，创办人还是马相伯。“复旦”一词取自《尚书》名句“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意在自强不息。也有“恢复震旦”的意思。学校创办后，马相伯任校长，胡敦复任教务长。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校址被光复军占用。12月，学校借地上课。1912年5月，孙中山从于右任处得知情况，拨款一万元，学校迁址李鸿章祠堂办学。
1917年，复旦公学改名为私立复旦大学。之后、严复、夏敬观、高凤倩谦、李登辉先后出任校长。其中，李登辉的任职最长。
李登辉，福建同安人，1872年出生于印尼爪哇。1891年赴美留学，1899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05年会上海，加入基督教青年会，出任寰球中国学生会会长10年。1906年出任复旦公学教务长。从1913年至1941年，李登辉一直担任校长。是复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在他任内，复旦发展成为一所闻名全国、有特色的私立综合性大学，形成了从中学到研究院的完整的办学体系。在李登辉之后，还有吴南轩、章益等当过校长。郭任远、钱新之代理过校长。
在复旦任教过的教授有周谷城、周予同、金冲及、谭其骧、陈望道、陈建功、朱东润、严北溟、颜福庆、苏步青、金通尹、郭任远、张培恒、陈思和、贾植芳、裘锡圭、王水照、朱立元等。复旦早期的毕业生，有名的有陈寅恪、邵力子、竺可桢、张志让、孙越崎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内迁贵州，再迁到重庆北碚，并于1941年改为“国立”。1946年迁回上海江湾原址。1949年上海解放，陈望道接管复旦大学。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学校和校名均保留。
十一、中国公学
清末，有大批中国青年留学日本，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引起中国留学生的不满和反抗。东京8000余名留学生罢课抗议，3000余名留学生退学回国。
1906年4月10日，中国公学在上海正式开学。开学后，共招学生318人，来自13个省。分大学班、中学班、师范速成班、理化专修班。清政府又拨吴淞炮台湾公地百余亩作为建筑基地，大清银行借银10万两作为建筑费。1909年（清宣统元年），吴淞中国公学校舍在炮台湾落成。
1908年9月，中国公学发生学潮，胡适随一些激进同学离开公学，自办新公学继续学业。后因新旧学校都遇到办学困难，1909年10月，中国新公学与中国公学合并。
民国成立后，中国公学得孙中山、黄兴扶持。此后，吴淞中国公学逐渐发展成包括文、法、商、理四院17系的综合型大学，并增设了中学部。1915年，梁启超任董事长。同年，北京国民大学与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合并，称中国公学大学部。
1917年3月5日，北京中国公学大学部改名中国大学，学校迁入北京西单二龙坑郑王府（后为新皮库胡同乙12号）新址。同年，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停办。
1919年中学部恢复，王家襄任校长。1921年张东荪任教务长。1922年升为大学。
中国公学不用高中文凭就可以投考，录取新生较宽。教学当中新开的选修课目很多，可谓兼容并蓄，学术自由，德日派、英美派都有一席之地。讲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学说的都有，没有什么顾忌。这在当时的大学里是别开生面的。但思想活跃的地方，容易发生纷争，终于酿成多次冲突。
1932年，“一二八”之役，毁于日军炮火，学校被迫停办。1933年，师生撤退到法租界赵主教路（今五原路），借褚辅成办的上海法学院教室复课，重新开办，由熊克武任校长。1936年，由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勒令停办。1949年2月，熊克武、但懋辛等在重庆组建中国公学。1951年，中国公学与正阳法商学院等合并为重庆财经学院，次年并入西南人民革命大学。
中国公学的知名学子，有学者胡适、饶毓泰，历史学家冯友兰、吴晗、罗尔纲，作家杜宣，演员王莹，政治活动家杨杏佛、张奚若，矿业学家严庄等。
十二、沪江大学
1900年，庚子之乱期间，美南浸信会的华中差会（在江苏传教）和美北浸礼会的华东差会（在浙江传教）成员都来到上海避难。期间他们达成了共识，决定在上海联合创办一所高等学校。
1902年，美北浸礼会传教士柏高德博士和万应远代表各自差会合作筹备，在杨树浦军工路购得165亩土地，建造第一所校舍，名思晏堂。1906年，万应远博士首先在北四川路北端开办了浸会神学院，并任校长。此为沪江大学的开端。1909年，柏高德博士开设浸会大学堂，并任校长。
1911年，二部分合并组建上海浸会大学，校长为美北浸礼会传教士魏馥兰
。此后校务发展很快。
1914年，中文校名定为沪江大学，并确定校训为“信、义、勤、爱”。校园面积由160余亩增加到300多亩，建有大小校舍30座，各类球场19个，游泳池1个，以及图书馆、健身房等，成为一所规模巨大、设备齐全的高等学府。1917年，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注册立案。
沪江大学的办学宗旨是：在基督庇护下组成的高等教育机构，以训练青年男女，步上人生大道，特别供给为中国基督教运动效劳之中国浸会领袖人才。同时，也要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较大的贡献。
20世纪20年代末，全国掀起“收回教育权”运动，沪江大学改组了校董会，增补8名华人为校董成员。1928年1月，经过改组的沪江大学校聘请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年仅31岁的刘湛恩博士为校长，这是沪江大学历史上首任华人校长。刘湛恩就任校长后，主张沪江大学“更为中国化”。
1932年刘湛恩校长在接近市中心的圆明园路真光大楼创办了沪江商学院，又称城中区商学院，这是沪江大学最富盛名的学院，院长为朱博泉；它夜间开课，便利在职青年业余就读，是当时办得较好的并卓有成效的一所夜大学。
刘湛恩就任校长后，主持建造了大学图书馆，教员住宅楼，女生健身房，男生新膳堂及大礼堂等，使校舍从最初的思晏堂等3栋增致怀德堂、思雷堂等44栋，学校规模得到较大发展；添置了大量的实验设备，学生人数也有较大增加。
刘湛恩、湖北阳新人，1895年生。1918年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1922年回国。刘湛恩校长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更是一位坚定不移的爱国者。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他被推举担任上海各界人民救亡协会理事、上海各大学抗日联合会负责人、中国基督教难民救济委员会主席以及太平洋国际学会和国际俱乐部创始人之一。他为宣传抗日，支援前线，救济难民，安抚流亡学生，作了大量的工作。1938年4月7日晨，刘湛恩上班之际，惨遭日伪特务暗杀，以身殉国。消息传出，震惊中外，引发全国人民极大的愤慨和悲痛，国民政府官员、中共驻沪代表、各校代表以及沪江大学的全体教职员和学生等社会各界3000余人为这位杰出的爱国教育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国内外著名人士和团体也来电吊唁。
1938年4月7日，樊正康接任校长。
1938年夏，沪江大学与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之江大学等校在公共租界组成上海基督教联合大学（又称华东联合大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基督教联合大学解散。1942年1月15日，沪江大学被迫作出了学校无限期停办的决议。1月21日，沪江大学同学会在香港路银行公会举行常务委员会议，建议由同学会出面，组织新校，委员会中推举朱博泉任主席。
1943年2月25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批准成立“东吴沪江联合法商学院”，由部分沪江大学校友在大后方重庆和东吴大学校友联办，凌宪扬任商学院院长。1944年9月，凌宪扬被选为沪江大学代校长，开始筹备战后全面恢复事宜。1946年2月，沪江大学迁回杨树浦军工路原址，凌宪扬正式出任最后一任校长。
1951年2月，沪江大学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接办。1952年秋季，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沪江大学各科系分别并入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院校。
沪江大学的知名校友有诗人徐志摩、教育家李公朴、军统头目毛人凤、法学家吴经熊、文学评论家夏志清、物理学家谢希德、化学家张资珙、力学家徐次达、骨科专家方先之、内科专家邓家栋、作家冯亦代、粤曲作曲家唐涤生等。
十三、同济大学
1893年，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来到上海，在德国总领事馆附近开办一诊所。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宝隆医师协助在沪成立了伤兵医院。德军撤走后，宝隆在德国驻沪总领事克纳佩的支持下，由中德出资，在张家浜新马路旁开办了有20张床位的医院，取名“同济医院”，宝隆任院长。1904年初，克纳佩在柏林与德国外交部、普鲁士文化部的代表以及柏林大学东方语言部主任进行了会谈。在谈到在中国推行德国教育政策时，克纳佩提出了在上海开办德国医科学校的计划。
1905年，德国外交部、普鲁士文化部就在上海开办德国医科学校一事达成共识，并成立基金会。1907年3月，科佩尔基金会、促进在华德国文化工作委员会、上海德医公会和同济医院4方，在柏林签署了由普鲁士文化部起草的关于在上海建立德国医科学校的协定；1907年6月3日，“德文医学堂”董事会正式成立，董事会由18人组成。1907年10月1日，医学堂举行了开学典礼，取名为“德文医学堂”。1908年，“德文医学堂”改名为“同济德文医学堂”。1909年，宝隆博士因病于3月5日在上海逝世。上海德医公会元老福沙伯博士接任同济德文医学堂总监督兼总理。1912年，同济德文医学堂增设工科，更名为“同济医工学堂”，设医、工和德文三科。由校董事会筹措办学经费，由福沙伯全面领导学堂。
1917年4月23日，教育部下令学堂改属华人私立学校，由华人董事会办学，直属教育部领导。沈恩孚为常务校董。沈恩孚，江苏吴县人，1864年生，清末民初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胡厥文是他女婿，社会学家潘光旦是他外甥。同年12月，同济医工学堂更名为私立同济医工专门学校。1918年，在教育部次长袁希涛主持下，由教育部拨款，在吴淞购地150亩筹建校舍。1921年竣工后陆续迁入吴淞镇新校舍。1924年05月20日，教育部批准同济医科为大学。1927年8月，学校由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接管，命名为国立同济大学，原医、工两科分别更名为医学院、工学院。1923年至1927年，由袁希涛任常务校董。袁希涛，江苏宝山人1866年生，清末民初教育家。创办宝山绘丈学堂、参与筹办复旦公学、同济医工学堂。1937年，学校又先后增设了文、理等学院，从而成为了一所多学科的综合大学。
1937年抗战爆发后，学校开始内迁办学。经过三年流离、六次搬迁，先后辗转浙、赣、桂、滇等地，直至1940年落脚四川宜宾的李庄古镇。师生们教学不辍，坚持文化抗战。
1946年回迁上海以后，同济大学发展成为以理、工、医、文、法五大学院著称的海内外著名综合性大学。这段时间，多人出任过校长，其中丁文渊为两任。丁文渊，江苏泰兴人，1897年生。地质学家丁文江之弟。1920年毕业于同济大学，留学德国，获医学博士学位。
新中国成立后，同济大学经历了多次院系调整，但校名没有改变。
同济大学的知名校友数不胜数，仅列举如下：政治家胡厥文、钱正英、乔石，教育家贝时璋、朱家骅、汪海粟、潘云鹤、丁烈云、杨德和，工程学家李国豪，土木专家倪超，机械工程专家庄礼庭，测量学家夏坚白，建筑学家王澍，医学家丁文渊、沈其震、吴孟超，外科专家裘法祖，病理学家武忠弼，此外还有美学家宗白华，法学家倪征燠，革命烈士陈延年、殷夫等。
十四、华西协和大学
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基督教各差会决定联合在四川政治文化中心的成都创办一所规模宏大、科学完备的高等学府，并由美国传教士毕启等负责筹建。毕启，美国人，1867年出生于英国，神学博士，1899年来中国四川，先后创建重庆求精中学、成都华美中学、成都华英中学。
1910年3月11日，在成都“南门外二里许、锦江之滨、南台寺之西选择了据传为古‘中园’旧址的风景清幽之地”——华西坝，华西协合大学正式开学。由于它是由英、美、加拿大三国基督教会的5个差会（美以美会、公谊会、英美会、浸礼会、圣公会）共同开办的，故名华西协和大学。毕启博士为首任校长。
华西协合大学的组织方案、专业设置、课程计划、教育管理等都采用了当时英美较为先进的水平。它所实施的教育以西学、神学为重，其教员大多来自英、美、加三国。1910年，大学成立之初设文、理、教育三科，1913年设医科，1914年设牙科；1927～1928年医牙两科合并为
8年制医牙学院。
1931年，毕启博士出任教务长，校长一职由华人张凌高博士担任。在张凌高的努力下，1933年，大学正式立案，华大的地位进一步合法化。学校分设文、理、医牙三学院。鉴于华大师资力量薄弱，张凌高四处聘请学者，请其来校任教，在他盛情邀请下，龚向农、李培甫、庞石帚、魏时珍、周太玄、毕天民、沈嗣庄、李思纯、朱少滨等一批著名学者纷纷来到华大。
1934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正式接受华西协和大学为兄弟校，授予医牙学院毕业生医学博士和牙学博士学位，授予文学院和理学院毕业生文学士和理学士学位，发给文凭。1914-1949年期间共招收博士研究生682人，硕士研究生16人，其中授予博士学位592人，硕士学位6人。
抗战时期，四川成为保存、延续中国高等教育命脉的圣地之一。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省的高校纷纷内迁，四川省是聚集高校最多的地区，约有46所，成都接待了约8所学校，其中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燕京大学五所大学以及苏州东吴大学生物系集中在华西大学所在地华西坝，这一时期被称为抗战“五大学联合时期”。
国难当头，坝上的师生骤然增至约5000名，作为东道主的华西协合大学迎接友校，张凌高校长动员学校各单位腾出教室、礼堂、过道、走廊、实验室，甚至教职工的住房，接纳五校师生。地下室、阁楼装上老虎窗是师生们的实验室，教学楼两头装上隔板便成了窗明几净的办公室。另一方面，由于张凌高积极奔走下，纽约联合托事部也同意拨款5000美金，这笔钱协助五校建起了各自的校舍。
1938年，张凌高倡议组织五校大学校长定期会议，联合办学。不久，华大与五校的联合医院成立，医院名医云集，治病救人，在成都名扬一时。各校采取松散结盟的方式，对教学采取统一安排，分别开课的办法，允许学生在校际之间任意选课，各校承认学生读得的学分，教授师资和教学设备都可以互通有无，华西坝成为五大学的共同家园。
伴随着前线的血雨腥风，几所学校表现出了精诚团结，共渡国难的合作精神，此外，华西协和大学还接收了另外30多所沦陷区大学的100多名借读生。华西坝上的高等教育不仅没有萎缩，反而得到了发展：各大学学生人数普遍比联合办学前增多，还增设了一批新系科。更值得一提的是，各校师生由于朝夕相处，互相取长补短，既增进了友情，也扩展了知识。
1946年，73岁的毕启博士告老回乡。毕启博士1905年参与筹建大学，1913年当选首任校长，1931年改任校务长，主持校政30多年，为华西协合大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政府比照美国杜威博士、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勃兰克博士的先例，授予他外籍特殊勋绩人士荣誉奖：红蓝镶绶四等采玉勋章。
对华西协和大学作出巨大贡献的还有张凌高校长。张凌高，四川璧山县人，1890年生。1919年毕业于华西协和大学，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1926年母校危难之际，张凌高出任华西协合大学副校长，1931年出任校长。1926-1946年，中国政治经北伐至统一，由抗战至胜利，是物质条件最缺乏，客观环境最困难之时。张凌高常年身着一件补丁西装，常用“十年不制衣，穿破衣教学”，“前方有啥吃啥，后方吃啥有啥”激励师生，并自己带头降低工资。张凌高强力支撑，苦心经营二十年，大学发展成为一座西南知名的学府。1946年，华大毕业同学会与学生自治会发起庆祝张凌高任校长20周年的纪念活动，主宾千人济济一堂。1947年，张校长因病辞职。
1951年，学校被调整肢解，并入其他院校。
华西协和大学的知名校友有妇科专家乐以成、口腔科专家夏良才、外科整形专家宋儒耀、经济学家吴可杰、生物学家何文俊等。
十五、清华大学
1900，义和团运动失败。1901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赔偿4亿五千万两白银。这笔钱史称“庚子赔款”。美国决定退还部分赔款，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1909年，游美学务处在北京设立，同时开始筹建附设肄业馆，总办周自齐，招考第一批庚款直接留美生，录取梅贻琦等。1910年，招考第二批庚款直接留美生，录取竺可桢、赵元任等。1911年，游美肄业馆因靠近清华园，更名清华学堂，并首次开学。
1912年，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唐国安为首任校长，周诒春任教务长，1913年8月后任校长。唐国安，广东香山人，1858年生。1872年14岁时成为第二批幼童赴美留学，肄业于耶鲁大学。曾任圣约翰书院教师、清政府外交部主事等。周诒春，安徽休宁人，1863年生。圣约翰大学毕业，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秘书。唐、周二人，是清华大学的开创者。
1914年10月，美国建筑师墨菲与丹纳为学校指定校园规划，布置留美预备学校和综合大学。1916年至1920年，建成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馆、大礼堂等早期建筑。1923年前后，学校公开征集校歌歌词，最终采用了学贯东西的国文教员汪鸾翔用文言写成的歌词，由学校英文文案处主任何林一的夫人张慧真谱曲。校歌的第三段：“器识为先，文艺其从，立德立言，无问西东。孰绍介是，吾校之功。同仁一视，泱泱大风。水木清华众秀钟，水木清华众秀钟。……”体现了清华大学的国际性视野。1924年5月，曹云祥成为正式校长，在任6年中，清华学术得到空前发展。
1937年10月25日，临大开学，11月1日开始上课。临大综合了清华、北大、南开原有的院系设置，设4个学院17个学系。截止到11月20日，在校学生共有1452人，其中清华学生631人、北大学生342人、南开学生147人，新招学生114人、借读生218人；教职员共有148人，其中清华73人。
1937年底，南京沦陷，武汉危急，战火逼近长沙，长沙临时大学被迫再度迁校至昆明。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第一学期结束后，师生启程奔赴云南昆明。由于战时内地交通困难，女同学和体弱男同学由粤汉铁路到广州经香港、越南入滇，一部分同学沿湘桂公路到桂林经柳州、南宁、越南入滇；还有男同学二百余人组织了湘黔滇旅行团，栉风沫雨，行程全程3200多里，其中徒步2600多里，历时68天，横穿湘黔滇三省，完成了世界教育史上罕见的一次“长征”。时年40多岁的教授闻一多不顾体弱，毅然参加步行团；由临大抵昆明入学的学生有993人，其中清华学生481人，清华教职员共达200多人。
1938年4月2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梅贻琦任校长。1946年，清华大学迁回清华园原址复校，设农学院。除上述提到的导师、教授外，1949年前在清华大学任教过的还有叶企孙、马约翰、吴宓、刘文典、俞平伯、梁思成、熊庆来、金岳霖、张光斗、庄前鼎、华罗庚、潘光旦等大家。
清华102年的历史中，59位清华学子当选为解放前的中央研究院院士。
十六、之江大学
之江大学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麦卡第等人创办宁波崇信义塾。1867年（清同治六年），崇信义塾从宁波迁到杭州，改名为育英义塾，分正、预两科，各4年，1880年由美国传教士裘德生任校长，以英文课为主、中文为次之，1897年，正式称“育英义塾”为“育英书院”。从1890年起增设英文科，为学生深造作准备，学生人数增加到近百人。
由于原来校舍狭小，从1907年起，在杭州秦望山麓二龙头修建新校舍，经过3年规划经营，主要建筑如教学大楼、宿舍、图书馆、实验室先后落成，该处三面环山，面临钱塘江，又当六和塔西侧，地势开阔，江山如画，学校占地面积300余亩，1911年2月正式迁入新校舍。因地处钱塘江弯曲处，成“之”字形，故取名之江学堂。1914年因办之江大学计划实现，又改名为之江大学（Hangchow
Christian
College），由美国传教士王令赓为校长，学生增加140人。1912年孙中山先生曾到校讲话，他非常感激传教士在他们所创办的学校里所做的工作，并同师生合影留念。
1916年秋天董事会推举司徒雷登的弟弟司徒华林
为校长，聘请之大的老毕业生丁恺丰为教务长，增设学生奖学金及免费贷学金。学校得到较大发展。1922年，司徒华林辞去职务，校董会推举费佩德为校长，费佩德赴美募捐期间由王领赓代理。这一年校刊英文版创刊，中外文图书扩增1万多册，学生开始组织自治会。1923年，实行课外活动学分制，鼓励学生参加课外活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之大师生群情愤慨，冲出校门与杭州大中学校的师生一道参加游行。这一年，蔡元培先生来杭访问并向全体师生讲话，临行前为之大1926年的年刊题了四个字：“思潮发展”。
1926年，北伐军进入杭州，之大师生临时组织红会队救护伤病员，并腾出都克教堂作为临时治疗场所，积极支援北伐战争。1928年6月21日，校董会决定之大暂时停办，直到差会经费资助和向政府立案问题得以解决为止。
1929年，江浙一带局势初告稳定，之大同学会发起复校，得校董会同意，于是年秋复校，仍请朱经农任校长，朱经农未到职前由毕业同学李培恩代理校长。李培恩，浙江杭县人，1889年生。1910年育英书院毕业，后考入东吴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先后获芝加哥大学和纽约大学的硕士学位。归国后，历任暨南大学、沪江大学教授、之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等。
1930年，朱经农任教育部次长，不兼之大校长，校董会正式推举李培恩为校长，聘孔祥熙为名誉董事长。这一年教育部批准校董会立案，校董会通过了之江文理学院组织大纲，设国文、英文、政治、经济、教育、哲学、化学、生物、物理、土木10系。学生增至313人，教职员44人。
1932年，由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明思德为校长，这年学生增加到597人，教职员70人，开设课程89门，学校试行导师制，以谋训教合一。图书馆与科学馆先后落成。1933年复校后，第一届毕业典礼有毕业生33人。1935年由教职员和毕业同学捐建的材料实验所落成，又增修打靶场一个。已故校董史量才家属捐赠经济馆一座，这时之大鼎盛时期，教师中颇多知名之士，如郁达夫、王震、刘平候、黄式金、蒋礼鸿、廖慰慈、李笠等。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接着发生八一三事件，不久上海沦险，杭州局势吃紧，11份日军进逼浙江，杭州告急，之江师生1000多人撤离杭州，先步行到富阳，后改乘木船逆江而上，到安徽屯溪，不久，屯溪又吃紧，不得已这学期提前结束，师生谴散。
1938年，之大与沪江、东吴、圣约翰、金陵女大合作，在上海租界复课，假广学会大楼为教室，并进行院系调整，设文、商、工3个学院，文学院设中文、英文、政治、教育4个系，工学院设土木工程、建筑工程、化学工程、机械工程4系，之大除原有教师外，又增聘林汉达、孙贵定、马叙伦等学者教师，学生470余人，教师60余人。由于教学有方，之大颇得社会好评。学校考虑到战时的困难，增加免费学额，在教学上，除培养专门基础知识外，还注意职业技能训练，以增加就业机会，教育系的学生常在课余到中小学兼课。1941年夏，学生已增至1000余人。
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全部被日军占领，外籍老师撤走了，本国的教师也不愿留沪当亡国奴，因而校董会宣布之大暂时停办，计划内迁至贵阳，后又迁到重庆，在校友会热情帮助下，之大与东吴、沪江大学合作，成立三校联合机构，第二年春，工学院在重庆复课。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大工学院决定东归，由于杭州的校舍、校具、图书、仪器破坏惨重，故东迁后高年级学生在上海复课，仅一、二级学生在杭州本校上课，仍由李培恩任校长，之大八年颠沛流离生活到此结束。
1946年，由中华基督教联合会向海外募得10余万美元，修善杭州校舍，招收新生700名，师资有所加强。1948年教育部核准之江为综合性大学。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1950年，校董会推选黎照寰为校长，周正为副校长。之江大学被拆分，并入同济大学等其他院校，从而结束了100余年的历史。
十七、辅仁大学
辅仁大学的创立，延续了始于明末清初利玛窦与耶稣会会士的“学术传教”传统，清末时，中国天主教知识分子一如其它的知识分子，全心倾力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其中，尤以满清皇族后裔英敛之与复旦大学创办人马相伯为著名代表。
英敛之，满族正红旗人，1867年生于北京，天主教徒。1898年前后受康有为、梁启超变法思想影响，开始评论国事，曾在澳门《知新报》上发表同情维新变法的文章。1902年在天津创办《大公报》，兼任总理和编辑工作。1911年辛亥革命后，退居北京香山静宜园，思想筹办教育事业。
马相伯，祖籍江苏丹阳，1840年生于江苏丹徒。耶稣会神学博士。1903年创办震旦大学，自任院长，蔡元培、于右任、邵力子等均为其弟子。1912年，马相伯代理北京大学校长，还出任参政员参事、平政院平政等职。
1912年，英敛之、马相伯二人以中国天主教领袖人物的身分，共同撰写了《上教宗求为中国兴学书》，提倡在北京建立一座天主教大学。英敛之随后于香山静宜园建立“辅仁社”，其与马相伯首创震旦学院的理念十分类似，受到马氏的大力支持。惟两人最初理想虽皆告失败，但仍不放弃，再接再厉，最终促成两人携手创立了北京公教大学。如此，经过英、马二氏的不懈争取后，“北京公教大学”终于得以顺利开办。1927年北洋政府准予试办，是为“私立北京辅仁大学”（英文校名未变）。1929年呈请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立案，因应北京改名北平而改称为“私立北平辅仁大学”。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攻占北平，华北各大院校一时风声鹤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校早先南迁云南另组西南联合大学，未及迁校者只能坐待日军接管，名存实亡。辅大由于罗马教廷与国际关系因素，是年夏季仍在炮声隆隆中正常招生。校方同时联络平津其它国际性教育团体，达成了在日占区内共同遵守三项原则的决定。
1942年，教授英千里与员生多人因秘密组织抗日活动被捕入狱。到1943年秋，辅大师生在日本压迫威胁之下，仍继续依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之学制、校历与假期规定。同时积极扩充学系，以招收沦陷区失学青年入学，由于辅大是唯一不受日本控制之大学，故沦陷区青年莫不以考入辅大为荣，由此，辅大得以保持一片故都学府的“净土”。
钱思亮、王普均等名教授均曾于辅大任教，日后享有世界性声誉的原子能科学家邓昌黎、冯彦雄二人，此时即为辅大物理学系与化学系的毕业生。
1950年，辅仁大学被接收，并被撤销，校舍划入北京师范大学，人员等并入其他院校。1960年，夫人大学在台湾复办，并发展成为世界500强大学。
十八、中华大学
谈中华大学，要从陈时说起。陈时，字叔澄，湖北黄陂人，1891年生。1907年留学日本，先后就读于庆应大学、早稻田大学等私立大学，结识了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先进人物，1909年，经黄兴介绍，在东京加入了同盟会。耳濡目染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各项事业突飞猛进，归功于教育的成功，于是他萌生回国后兴学办校，以教育振兴中华的宏愿。1911年春，陈时学成归国，秋天参加了辛亥革命，任军政府财政司秘书。
1912年，民国成立，陈时动员父亲、晚清进士陈宣恺，还有陈朴生先后捐田二百石，白银三千两，官票五千串，家藏书籍三千余部，同时还争得友人的支持和帮助，经过一番努力，5月间，筹建了私立中华学校，分设男女两部、中学部，由陈宣恺先生任校长。租校舍于武昌府后街与昙华林两处。同年八月开始招生。
1914年1月，江汉大学停办，其中150人转入中华学校。1915年3月，教育部正式认可该校为大学，并以倡办人陈宣恺为学校正式代表人。1916年1月，司法部正式认可开办专门部司法科。1917年11月，陈宣恺去世，由其子陈时继任中华大学代表人兼校长，定校训为“成德、达材、独立、进取”。
中华大学既是辛亥革命的产物，也是继承孔子私学传统，融汇欧美、日本兴办现代私立大学理念办学的产物。没有辛亥革命，就不可能有私立中华大学的创办；而没有陈时留学日本，也就不会有“我要办大学”理想的萌生。总之，中华大学是时代进步的产物。
陈时和中华大学不仅开中国现代私立大学之先河，为奠定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国立、私立、教会大学三足鼎立的新格局作出了贡献。而且在兴办高等教育，基础教育的同时，从事了教育多元化的全面实践。”上世纪二十年代，陈时与黄炎培、陶行知、晏阳初、朱淑雅等人一起倡导职业教育与平民教育，他们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华职业教育社年会，汉口举办西部八省职业教育产品展览会，发起成立湖北省平民教育促进会，亲自参加平民教育大游行，开办平民学校、工役夜校和平民试验学校。他在教育等方面的成就业绩被有识之士称为“他就是湖北的蔡元培”。
1923年6月，第一届世界教育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陈时和国立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等八人参加这次大会，陈时和郭秉文成为中国教育界最早走向世界的两位大学校长。
出席世界教育会议为陈时“走出去”，参与国际教育文化交流，拓展新的教育活动空间创造了条件，也为以后“请进来”，众多中外名流学者荟萃中华讲坛，开一代讲学（讲演）之风奠定了基础。二十世纪初，五位中共一大代表李大钊、陈独秀、董必武、陈潭秋、刘仁静先后在中华大学讲学、演讲和就读。
在以后的数十年间，先后邀请月霞法师、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胡适、黄炎培、马寅初、张伯苓、李四光、郭沫若、邹韬奋、陶行知、冯玉祥、陈立夫、张学良、顾维钧、蒋百里、邓初民、杨杰、邵力子、范长江、李公仆、梁潄溟、辜鸿鸣、陈诚、太虚法师、泰戈尔（印度）、杜威、孟禄、柏氏夫人、推士、司徒雷登（美国）、杜里舒、培伦子（德国）等等。
百余名中外著名人物莅校演讲，名人之多，时间之长，影响之大，确实是中华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百年校史中精彩纷呈的一页。国学大师黄侃自1922年起，至1925年，连续在中华大学中文系执教。1925年10月，章太炎来中华大学讲学，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中文系成立国学研究会，推举章太炎先生为会长。
中华大学涌现出恽代英、林育南、陈潭秋、施洋等六十多位革命烈士，这在近代全国各大高校中是十分罕见的。中华大学为社会培养了各个层次的人材数以万计，其中有一批被社会公认的杰出人材，如哲学家冯友兰，《资本论》首译者王亚南，黄河大合唱词作者、诗人张光年（光未然），原红四方面军政委、俄华大词典编辑陈昌浩，诗人沙鸥，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万国权。中华大学有一部分校友在1949年前后去往台湾，约三百余人于1967年成立台北市中华大学校友会，校友中，有人曾经在台湾担任要职，如余家菊、陈启天、李焕、张导民、刘先云、成开勋等，他们在台湾的成就，仍旧值得后人永志不忘。
1952年，中华大学改为华中师范大学。
十九、金陵女子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1913年，美国教会美北长老会、美以美会、监理会、美北浸礼会和基督会决定在长江流域联合创办一所女子大学，最终选定南京为校址所在地，是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
1915年，金陵女子大学在在南京东南绣花巷李鸿章花园旧址开学。首任校长为德本康夫人。金女大办学中设置过16个四年级学科，在国内外享有声誉。1919年，首届5位学生毕业，学位以金陵大学名义授予，这是第一届在中国高等学校中获得学士学位的女大学生。
1923年7月移至随园永久校址，聘请美国建筑师墨菲,中国建筑师吕彦直设计参与。1922年开工建设，到1923年校舍落成，金女大迁入，此时完成了7幢宫殿式的建筑。1934年，建造了图书馆和大礼堂。金女大校园为中西合璧的东方建筑群。被称为“东方最美丽的校园”。
1927年後，校务由美国人转交中国人。1928年，徐亦蓁女士被推选为董事会长，吴贻芳女士担任校长。吴贻芳，江苏泰兴人，1893年生于武昌。早年在上海、苏州、杭州等读书。1914年随姨夫陈叔通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读书。1916年到金陵女子师范大学插班学习。1919年成为首届五名毕业生之一。毕业后，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任教。1921年被举荐到美国留学。1928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即被聘为金陵女子大学校长，时年35岁。
1930年在国民政府教育部立案，更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吴贻芳校长成立紧急委员会应对，不久，学校迁至四川成都华西坝。由教育系主任兼教务长魏特琳、舍监程瑞芳、男职员陈斐然组成三人非常委员会，负责留守学校，建立金陵女大难民所。12月13日，南京城破，南京成了人间地狱。金女大校园作为难民收容所，肩负着艰难又危险的任务。魏特琳，美国人，中文名字叫华群，人称“华小姐”，1919年到金女大任教。她以自己美国人以及国际红十字会会员的身份，不听美国大使馆的“立即离开”的劝告，毅然留在南京，坚守校园，收容和保护中国难民，尤其是中国的妇女。她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日军的暴行和兽性。与魏特琳一样，还有一位中国妇女程瑞芳值得一提。程瑞芳，湖北武昌人，1875年生。毕业于武昌护士学校。曾任小学校长。1924年到金女大出任舍监，1937年南京沦陷时，程瑞芳62岁，留守学校，协助魏特琳工作，也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
1946年，学校返回南京继续办学。宋美龄建议吴贻芳出任教育部长，被吴拒绝；1949年初，张治中推举吴贻芳出任教育部长，吴再拒绝，而是联合各界组织治安委员会，维持南京秩序，欢迎解放军入城。
从1919年到1951年，毕业人数为999人，人称999朵玫瑰。其中有营养学家严彩韵教授、地理学家刘恩兰博士，营养学家鲁桂珍博士，生物学家胡秀英博士、熊菊贞博士、曾弥白教授，物理学家王明贞博士、何怡贞博士，化学家吴懋仪博士，社会学家朱觉芳博士，教育家徐秀英校长，医学家李果珍博士，教育家徐芝秀教授，指挥家兼音乐教育家郑小瑛教授，社会活动家严莲韵、邓裕志、谢伟鹏、张素我等。
1951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大学合并，1952年院系调整中主体并入南京大学。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址1952年改为南京师范学院校址，现为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
1956年，徐秀英与金女大在台湾的校友合力在台北创建“金陵女子高级中学”，并任校长，延续金女大的学脉。1980年代，吴贻芳推动金陵女子学院复校；1987年3月，依托南京师范大学正式成立金陵女子学院。
二十、燕京大学
鸦片战争结束后，美英两国教会在北京创办的三所教会学校：1864年创办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初名贝满女塾，位于灯市口东口的佟府夹道胡同(后改办贝满女中)。1867年创办通州协和大学。初名公理会潞河书院。1889年由美国美以美会创办汇文大学，初名崇内怀理书院，位于崇文门船板胡同（今汇文中学）。
1916年，美国美以美会、公理会、美北长老会，英国伦敦会将三所教会学校合并，在北京东城的盔甲厂，成立燕京大学，司徒雷登任校长。
司徒雷登，美国人，1876年出生于中国杭州。父母均为美国在华传教士。1887年，司徒雷登回美国佛吉尼亚州读书。1902年被按立为牧师。1904年，结婚后携妻子回杭州，开始在中国传教。曾参加建立杭州育英书院，即后来的之江大学。1908年，任南京金陵神学院希腊文教授。1918年，美国南北长老会正式向司徒雷登下达命令，让他去筹建一所综合性的大学。司徒雷登克服许多困难，将三校组合，但在起校名时遇到矛盾，司徒雷登成立了由蔡元培等五人组成的校名委员会，最后采納了诚静怡博士的建议，以“燕京大学”为校名，同时也化解了其他矛盾。1919年起，司徒雷登出任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
办校之初，学校规模很小，从1922年起，司徒雷登15年内往返美国10次，募捐筹款，建设新校区。最后在北京西郊、清华园西边觅得一块原是清朝一位亲王废弃的园地，后来转卖给陕西督军陈树藩。司徒雷登亲自上门拜访陈树藩。陈树藩也热心办学，以6万大洋将地卖给燕京大学，并将其中的三分之一捐作奖学金。
学校在北京西郊购得土地后。1921年，聘请曾为多所在华教会大学进行过设计的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为燕京大学进行了总体规划和建筑设计。1926年，燕京大学的新校址建成，即现在北京大学主校园——燕园。建筑群全部都采用了中国古典宫殿的式样。燕京大学的东西轴线以玉泉山塔为对景，从校友门经石拱桥、华表（取自圆明园废墟），方院两侧是九开间的庑殿顶建筑穆楼和民主楼，正面是歇山顶的贝公楼（行政楼），两侧是宗教楼和图书馆，沿中轴线继续向东，一直到未名湖中的思义亭，湖畔还有博雅塔、临湖轩。东部以未名湖为界，分为北部的男院和南部的女院。男院包括德、才、均、备4幢男生宿舍以及华氏体育馆。女院沿一条南北轴线，分布适楼、南北阁、女生宿舍和鲍氏体育馆。
1926年，正式迁址。燕京大学校园，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一所校园。
1928年，燕京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合作，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这是美国建立较早的正规的汉学研究机构之一，也是民国时期对中美文化交流贡献最大的学术机构之一。它是由美国著名学府哈佛大学和中国的燕京大学利用美国铝业大王查尔斯·马丁·霍尔的遗产基金联合建立，其名字就是取自这两所大学的校名。
1931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司徒雷登亲自带领数百名学生上街头游行，在队伍最前面高呼口号。1935年一二九运动，司徒雷登也支持学生走上街头参与反日游行。1937年抗战爆发后，司徒雷登为了保护学校，保护学生，与日军周璇，呕心沥血，使学校能保持办学常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封闭学校。司徒雷登被日本宪兵逮捕，坐了4年监狱，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出狱后第二天，他即回到燕大校园。
1942年四川省成都市办起燕京大学临时学校，孔祥熙任校长，梅贻宝任代理校长。1945年学校在北平原址复校开课。
1946年成都临时学校师生发回，开办工学院。
燕京大学校长是司徒雷登，在司徒雷登不在中国期间或入狱期间，吴雷川、陆志韦、梅贻宝代理过校长职务。吴雷川，江苏人，1944年生，清末著名文人、教育家、中国基督教激进思想家、中国本色神学的开拓者之一。陆志韦，浙江吴兴人，1894年生。语言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家、诗人。梅贻宝，天津人，1900年生。文学博士，与其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教授齐名。
燕京大学的师资强大，计有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美国心理学家夏仁德；教育家吴雷川、林迈可、陆志韦；社会学家雷洁琼、许仕廉；人类学家吴文藻；考古学家容庚；神学家赵紫辰；法学家张友渔、江平；哲学家冯友兰、张东荪、洪谦；史学家钱穆、顾颉刚、翁独健、邓之诚、韩儒林；文物鉴定家王世襄；医学家刘耘诚；政治学家萧公权；文学家周作人、郑振铎、冰心、冯沅君、林庚、顾随、陆侃如;
西方语言文学家吴宓、吴兴华等。
从燕京大学毕业的，有物理学家黄昆、谢家麟，历史学家周汝昌、教育家侯仁之、作家谢冰心、萧乾，画家司徒乔、诗人学者吴兴华、电影演员孙道临、工商业家黄笃修、医学家刘耘诚、编辑家陈翰伯、陶艺专家韩于西、外交家黄华，周南、女外交家龚澎、龚普生，连战母亲赵兰坤等。
1952年，燕京大学被分拆，文、理部分科系并入北京大学、工程科系并入清华大学等其他院校。
还应再说说司徒雷登的故事。抗战胜利后，中国又面临内战的危机。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马歇尔为特使到中国调停国共纠纷，但调停失败。马歇尔觉得自己无能为力，举荐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并非政治家、外交家，但为了中国的和平发展，担当了此任。然而，他的努力也不成功，全面内战爆发。1949年4月，解放军攻占南京，苏联驻华大使也随国民政府迁到广州，但司徒雷登仍留在南京，想与中共保持接触，解决好中美关系。但是100多天后，中共并无此意思。国民政府希望他先到广州，再回美国，但司徒雷登选择从南京直接回美国。8月2日，他离开生活了45年的中国。到达冲绳时，他发表声明，赞成中共领导的中国政府。
对这样一个热爱中国、并为中国人民的教育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好人，有良心的中国人是会记住的，如朱自清先生的《最后一篇演讲》，就公正地赞美他。但是，1949年8月8日，毛泽东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对司徒雷登作了歪曲、讽刺和丑化。《最后一篇演讲》入选过中学课文，但删去赞美司徒雷登的一段话，使得此后数十年，年轻一代从《毛选》中只知道司徒雷登是美国侵略中国失败的象征。
司徒雷登回到美国后，又受到美国政府的冷遇和监视，心情忧郁，3个月后即一病不起，在轮椅和病榻度过13年。司徒雷登的妻子在1926年死在中国，葬在中国燕京大学公墓内，唯一的儿子不在身边，他的生活起居完全依赖从年轻时便追随在他身边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及其家人照顾。司徒雷登立下遗嘱，请傅泾波在他去世后，如有可能，将他的骨灰安葬在他妻子的墓地旁，并注明，如果此种情况不可能，则可安葬在燕园其他任何地方。
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在美国华盛顿病逝。傅泾波于1973和1984年两次回中国，访问北京，向有关当局商议司徒雷登骨灰安葬一事。燕大公墓已不复存在，1986年，北大领导同意将骨灰安葬于临湖轩，不料，有人联名上书反对，此事搁置，“暂缓处理”。1988年，傅泾波在美国饱含遗憾病逝。幸而，傅泾波后人继续奔走努力，司徒雷登的出生地杭州热情欢迎。2008年11月17日，在美国驻华大使雷德、燕京大学老校友和杭州市民的注视下，司徒雷登的骨灰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墓碑上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二十一、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肇始于1904年，正式成立于1919年，是由严修、张伯苓秉承教育救国理念创办的综合性大学。严修，字范孙，浙江慈溪人，1860年生于天津。教育家、书法家、学者。1929年严修逝世，校友在南开中学内兴建“范孙楼”纪念。张伯苓，天津人，1876年生。早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1919年，初设文、理、商三科，招收学生96人，周恩来总理为文科第一期学生。
1920年增设矿科。这一时期，学校经费缺乏，张伯苓校长多次南下募款。江苏督军李纯是天津人，字秀山，慷慨解囊20万。同年，李纯去世，遗书嘱其二弟李桂山将遗产四分之一约50万元捐助南开大学作为永久基本金。在建立初期，南开大学就有创举，
1920年秋季，许桂英考入南开大学文科，从此开了南开大学男女学生同校的先河。
1922年3月学校租定八里台村北村南公地两段共400余亩，兴建教学楼、男女生宿舍、教员住宅。
1923年6月，教学楼及男生宿舍首先交工。教学楼提名“秀山堂”，并立秀山铜像以纪念已去世的李纯将军。
1923年学校有新的发展，秀山堂、第一、第二男生宿舍、女生及教员住宅共9所全部竣工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捐助建筑及设备费12万5千元，河南袁述之捐款7万元，开始兴建科学馆，建“思源堂”纪念。卢木斋捐资建图书馆，命名“木斋图书馆”。
1923年8月，南开大学正式迁入八里台新校址。学校设文、理、商、矿四科外，增设预科，南开大学初具规模。1927年成立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后改称经济研究所）和满蒙研究会（后改称东北研究会），经济研究所趋重实地调查和以物价指数为主的经济统计工作，其出版的《经济周刊》、《南开指数年刊》等多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借重。
1929年，改科为院，设有文学院、理学院、商学院及医预科，共13个系科。1931年，商学院与文学院经济系及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合并成立经济学院；创办化学工程系和电机工程系，附属于理学院；1932年设立应用化学研究所。
早期的南开大学作为私立大学，其经费除政府少许补贴和学费及校产收入外，基本赖于基金团体和私人捐
赠。本着“贵精不贵多，重质不重量”的原则以及投资所限，学校规模一直较小，1937年在校学生仅429人，但师资力量较强，凌冰（教育）、姜立夫、刘晋年（数学）、饶毓泰（物理）、邱宗岳、杨石先（化学）、李继侗、熊大仕（生物）、蒋廷黻（历史）、李济（人类学）、肖公权、徐谟、张忠钹（政治学）、何廉、方显廷、陈序经、李卓敏（经济）、黄钰生（心理学）、张彭春（教育学）、柳无忌（英文）、司徒月兰（英文）、冯文潜（哲学）、张克忠、张洪沅（化工）等。竺可桢（气象、地理）、汤用彤（哲学）、萧叔玉（经济）、范文澜（历史）、罗隆基（政治）、吴大猷（物理）等也都曾在南开短期任教。
1937年华北事变后，天津的形势日趋紧张。7月12日，日军向天津进攻。7月30日凌晨一点，日军开始向南开大学开炮。正处于成熟发展时期的南开大学不幸惨遭日本侵略军狂轰滥炸，三分之二的校舍被毁。同年8月，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组长沙临时大学，三校校长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为常务委员，共主校务。1938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1939年南开经济研究所迁至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内，继续开展研究工作，并招收研究生。
抗战胜利后，三校复员北归。1946年4月9日，教育部宣布南开大学改为国立，张伯苓任校长。从此，南开大学开始了国立时期。复校后设文学院、理学院、政治经济学院和工学院，计16个系，另设有经济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及边疆人文研究室。师资力量有了加强，一批学者如吴大任、卞之琳、肖采瑜、傅筑夫、高振衡、李广田、罗大冈、汪德熙、谢国桢、张清常、王玉哲、杨生茂、司徒月兰等来校任教。张伯苓在担任校长长达30年之后，于1948年离任，由何廉先生代理校长。
1949年1月，天津解放。1951年，张伯苓逝世。1952年，南开大学开始了新的历史时期。
南开大学早期知名校友，除了周恩来，还有曹禺、陈省身、杨石先、饶毓泰、叶嘉莹、陈序经、雷海宗、黄仁宇、姜立夫、胡世华、吴大任等。
二十二、中法大学及里昂中法大学
中法大学是民国初年蔡元培发起组织的留法俭学会与法文预备学校和孔德学校的基础上组建。最初设在西山碧云寺的法文预备学校扩充为文理两科，1920年改称中法大学西山学院，是该大学创建之始。1921年成立中法大学海外部，又称里昂中法大学。
1902年，李石曾、张静江、夏坚仲随驻法公使孙宝琦到法国，同行者有官费、自费留学生20余人。
1903年，吴稚晖由沪赴英，与同学一、二人实行苦学生活。1906年，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在巴黎组织世界社。世界社的宗旨，是以从事出版、研究、教育和社会四项事业，力求达到
"发扬学术" 、 "普及文化" 、 "改进社会"
的理想。而教育事业，则分为 "设立学校" 和 "介绍、组织留学"
两方面。1907年，蔡元培留学柏林也实行俭学。
1917年，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创立留学俭学会，为介绍留法机关之一；
同时又创设法文预备学校及孔德学校。法文预备学校为中法大学文学院之胚胎，孔德学校为中法大学计划之初等、中等教育之始基。
1920年，在西山碧云寺就原有法文预备学校，扩充为文、理两科，改称中法大学西山学院。至此，世界社会教育事业所主办之世界大学中的中法大学，才开始在北京正式成立。从此逐渐发展、壮大。蔡元培为首任校长。
1921年，在法国里昂成立中法大学海外部，称为里昂中法大学。里昂中法大学坐落在富尔维耶尔山丘，石堡城门上用汉字和法文镌刻着“中法大学”四字。同年，又在比利时设立晓露槐工业专修馆。同年，又在京西碧云寺成立碧云寺小学。
1924年，建立孔德学院，该院盖承孔德学校而以法国哲学大家孔德之名命名。即中法大学社会科学院。同年，设立温泉女子中学。是年冬，理科移到北京地安门外吉祥寺。
1925年秋，移文科于北京东皇城根39号，改称服尔德学院。该院是承民国六年（19l7年）法文预备学校旧有之基础而起。文学院移城内后，西山所遗校址，设西山中学和碧云寺小学各一所。同年，理科改称居里学院，同年，又将生物研究所改称为陆谟克学院。该院扩充为甲、乙部：
甲部设于城内，有生物学讲座与实验室；
乙部仍设于西山、并附设农场一所。
1937年，燃起抗日烽火。后方师生奔赴前线、抗日根据地和大后方。中法大学在敌寇占据华北的情况下，苦苦支撑，坚持爱国立场.
不屈从日寇，不 "接纳辅导官" 、不开日语课。不挂太阳旗（日该国旗）。到1938年夏，终被敌伪
"勒令停办" 、附属温泉中学也未能幸免。
在此之前，中法大学的首任校长为蔡元培（从1920年到1930年），其间，先后曾由李石曾、李书华、李麟玉任代理校长。李麟玉是1928年出任代理校长的，从1931年担任校长，一直到1950年中法大学的终结。
1939年，李麟玉委派周发歧、李秉瑶两教授绕道越南赴昆明，筹备复课事宜，他们先在昆明建立中法大学附中。1940年在昆明南菁中学旧址先安排中法大学理学院复课。1941年，文学院招收新生也在昆明复课。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1946年夏，中法大学分别在北平、昆明招生。同年10月19日，学文、理、医三院各系在北平复课。
1948年秋，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中法同学纷纷奔向解放区，在校学生锐减，师生共同护校，迎接北平解放。
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又有不少中法同学离校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夏，继续招收新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中法大学正式由政府接管，改称为
"国立北京中法大学",仍由李麟玉任校长。
1950年夏，北京中法大学奉命与由解放区迁京的华北大学工学院合并。1951年，华北大学工学院定名为北京工业学院。1988年10月，北京工业学院
更名为北京理工大学。
1951年，里昂中法大学也宣告结束。从1921年到1951年30年间，里昂中法大学一共培养了470余位学生，有些人名扬中外，位居显要，如化学家郑大章、建筑设计师林克明、汽车工程专家何乃民、科学家汪德耀、法语专家郭麟阁、文学家罗大刚、诗人戴望舒、艺术家常书鸿、画家王临乙、文学翻译家沈宝基、《红楼梦》法文译者李治华等，为中国人民和国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十三、津沽大学
1921年，法国政府商请罗马教廷批准，由当时管理天主教直隶东南教区的法国耶稣会士在天津马场道清鸣台，创办了一所教会学校，初名“天津农工商大学”，复定名为“天津工商大学”，在教会内部称为“天津圣心学院”。这是天主教在华办学的一项重要举措，填补了中国北方尚无天主教建立大学的空白，与南方的上海震旦学院遥相呼应。
当时的罗马教廷与在华传教人员的信函，清楚地说明了建校的目的:“中国还是一个非公教国家，奉教的很少。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在中国占优势。为打进这两个阶层，必须成立高等学校。”首任院长于溥泽其后历任院长如裴百纳、主任尚建孙勋、裴化行等及绝大多数教授均为法国神父，学生则多为天主教徒子弟及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
另一方面，工商大学虽然是教会为传教而建立的，但主持建校的人员，却是天主教中一些热爱科学，崇尚进步的著名学者。学校奉利玛窦、南怀仁等前辈传教士为楷模，实事求是，崇尚科学。在学校主楼正厅，悬有二人画像，墙壁正中悬挂着南怀仁绘制的巨幅《坤舆全图》。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学输入中国，耶酥会士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所以，这所学校一开始就打上了鲜明的科学印迹，恰恰满足了当时社会民众科学救国、工商富国的愿望与要求，校训中的“实事求是”由此而来。在校园内，还建有著名的北疆博物院——当时在世界上影响很大的科研机构。北疆博物院和工商大学就像一对孪生兄弟，比肩并立于北国津城。这里的治学态度，深刻地影响了工商大学的学生。
1921年，工商大学建院工程破土动工。1922年，北疆博物院、教师宿舍落成。1923年，学校开始招生上课。作为一所专科大学，大学设工商两科及神学系，并以法文为主要课程；共有48名学生，9名教师。1926年，教学大楼和校长楼建成。1927年，图书馆、藏书室及学生宿舍也相继竣工。同年，大学开办工学院和商学院。1931年学校初具规模，注册的学生人数增至600余名。
学校成立初期，两位法国神父担任了校长。他们呕心沥血，为工商大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也为学校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1年7月21日，于溥泽神父被任命为天津开办大学代理院长，即为天津工商大学校长。于溥泽，1862年出生于法国，文学博士。1921年7月25日，他到达天津，精心选择，勘定马场道清鸣台校址，并承罗马教廷批准兴建。工商大学校舍主体工程基本上在其任内完成。购置设备，延聘教授。
1925年7月，法籍耶稣会士裴百纳神父担任天津工商大学第二任校长。裴百纳，法国里尔人，法国里尔大学文学学士，哲学博士。1923年到天津工商大学任教，担任方言、哲学、数学教授。1925年7月，他担任耶稣会天津会长、天津工商大学校长。
国民政府成立后，学校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申报立案。1933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认为所设系科未达“大学”三院九系之标准，故将学校更名为河北省私立“天津工商学院”。但是，当时学校的教职工并不气馁，一心想把这所学校，办成一个在全国，乃至世界有影响的大学，此后学校加强了系科建设。1933年，工商学院之工学院与商学院内部建置基本完成：工学院分土木工程、建筑2个系；商学院分会计、财政及国际贸易2个系。1935-1939年，又相继建成物理实验室、材料实验室、电机实验室、商品实验室、金工厂、木工厂等实验基地。1939年该院曾设法律系，转年停办，学生多转入商科。1943年9月，添设女子文学系，招收新生90名，由教育家孙家玉主其事。1945年4月增设史地、家政2系，组建女子文学院。
至此，学校规模扩大为3院7系。时任天津工商学院院长刘仁兼任主任，侯仁之任史地系首届系主任，孙家玉任家政系主任。聘请李奎耀、齐思和等一批在全国享有盛誉的教授学者执教，可谓人才济济。1946年8月，女子文学院招生男女兼收，取消女子二字。
抗日战争时期，平津沦陷，华北地区的名校如清华、北大、南开等纷纷南迁。一时因环境所迫无法随迁，而又不甘心任职敌伪高校的教授们纷纷来津。二战期间，欧洲捐款及经费来源断绝，教会打算停办工商学院，裁减员工，遭到师生反对，于是校友会发起募捐。
1943年7月，刘仁担任工商学院院长，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真正具有管理这所学校的权力。他抓住这一特殊的时机，大量吸纳专家、学者，侯仁之、齐思和、翁独健、袁贤能、胡继瑗、张华伦、高镜莹、吴玉如、沈理源等知名教授学者，都吸纳到天津工商学院，他们以高尚的情操、可贵的民族气节顶住了当时权贵的拉拢引诱，宁肯在工商学院过着清苦的生活，使该校一时名流云集，声名鹊起，成为津门最有吸引力的高校。使学校有了快速发展，许多著名学者相继来到学校任教。
1945年抗战胜利后，学校在工科添设机械系，在商科添设工商管理系，达到3院9系。1947年，大学总共有761名学生和91名教授。1948年10月，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工商学院改名为“私立津沽大学”。此后文学系又分为语文、外语两系，成为3院10系，教职工达109人，在校学生630人。
津沽大学培养了不少优秀的毕业生，如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姚依林、著名物理学家袁家骝、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委员郑汉钧、著名红学家周汝昌、著名音乐家沈湘等。
新中国成立后，津沽大学转为“国立”，但是，1952年春，天津市成立天津、南开、津沽三大学院系调整委员会。国立津沽大学撤销，8月，津沽大学工学院并入天津大学，商学院并入南开大学，并以其师范学院为基础在原校址与天津市教师学院合并组建天津师范学院。
二十四、厦门大学
学校由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于1921年创办，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是国内最早招收研究生的大学之一，被誉为“南方之强”。
陈嘉庚，福建泉州府同安县集美社人（今厦门市集美区），1876年生。南洋华侨领袖。1913年，陈嘉庚回国，在集美创办小学，以后陆续办起师范、中学、水产、航海、商业、农林等校共10所。另设幼稚园、医院、图书馆、科学馆、教育推广部，统称“集美学校”。
除了集美学校，陈嘉庚还想在家乡创办一所大学。1919年8月，陈嘉庚在上海聘任全国教育界名流蔡元培、黄炎培、汪精卫、余日章、郭秉文、胡敦复、黄琬、叶渊、邓萃英等10人为筹备员。1919年10月召开私立厦门大学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陈嘉庚认捐开办费100万元，常年费分12年付款共300万元，创办厦门大学，拟订《厦门大学组织大纲》，会议推举邓萃英为厦门大学首任校长、郑贞文为教务长、何公敢为总务长。
1921年4月6日，厦门大学借集美学校举行开校式，初创时为私立，设有师范（包括文、理科）、商学两部。这是唯一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也是全国唯一一所独资创办的大学。1921年7月4日，林文庆接受陈嘉庚先生邀请继任厦门大学校长。
在林文庆校长掌校期间，陆续增设工学、新闻、法学、医药等科系，初步建成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鲁迅、林语堂等都在厦门大学任教过。 1930年，学校发展到有文、理、法、商、教育，五院共17个系。1936年合并为文、理、商3个学院、9个系。学生由开始时的136人发展到300多人。
1937年7月6日，著名物理学家、清华大学教授萨本栋博士任厦门大学校长。
1937年9月4日，由于日军侵犯厦门，学校迁鼓浪屿；11月间，学校定出迁汀计划；12月24日，开始迁移；于1938年1月12日安全抵达。5月间，厦门大学校舍被被日寇炸毁。在闽西长汀期间，师生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教学，学校规模不断扩大。到抗日战争胜利时，厦门大学设置文、理、法、商4个学院、15个系，学生从300多人增加到1000多人。
1945年9月19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命汪德耀博士为国立厦门大学校长。
1946年6月1日，厦门大学校本部开始迁回厦门，长汀各界在体育场举行欢送大会，赠送大匾额一块，上刻“南方之强”四个大字。迁回厦门以后，陆续增设海洋系、国际贸易系和法律系的司法组，学生增至1600多人。
1949年1月31日，前校长萨本栋在美国逝世，按其遗嘱将骨灰安葬在厦门大学校内
。
新中国时期，厦门大学作了调整，但校名保留。
厦门大学早期的知名校友除了上文提到的物理学家萨本栋，生物学家汪德耀，还有物理学家谢希德、邓从豪，化学家卢嘉锡、傅鹰，数学家柯召、陈景润，遗传学家曾邦哲，经济学家王亚南，诗人余光中等。
二十五、广东大学
中山大学是唯一一所由世纪伟人孙中山先生创办并以其英名命名的高等学府。其前身就是广东大学。
1918年，孙中山南下广东建立革命政权。1924年，孙中山促成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培养革命和科学文化建设人才，孙中山决定建立两所学校，一所是培养军事人才的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另一所是培养科学文化人才的大学——国立广东大学。是年2月4日，孙先生下了两道大元帅令。其一：“着将国立高等师范、广东法科大学、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合并改为国立广东大学”。其二：“派邹鲁为国立广东大学筹备主任”。
邹鲁，广东大埔县人，1885年生。同盟会员、中华革命党人，孙中山战友。1923年任广东省财政厅长、国立广东高等师范校长，1924年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任中央常务委员、青年部长等。学校筹备委员有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伍朝枢、马君武、孙科、李大钊、许崇清、胡适、陈树人、熊希龄、王星拱、邓植仪、何春帆、梁龙、程天固等35人。
国立广东大学是以1905年建立的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和广东法科大学以及1909年建立的省立广东农业专门学校为基础创办的。1924年3月3日，国立广东大学筹备委员会举行第一次筹备会议，通过了国立广东大学组织大纲。根据大纲精神，高师被改编为国立广东大学的文科和理科，法大被改编为法科，农专改编为农科，另外再组建工科和预科，后又设置师范科。
孙中山先生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培养，注意用革命的理论武装青年学生。1924年1月27日至8月底，孙中山先生先后10多次到国立广东大学礼堂向师生系统讲述三民主义。他的演讲深入浅出，结合日常现象和历史故事，涉及古今中外各派学说，内容极为丰富渊博，风趣盎然，深受师生的欢迎。
1924年5月9日，国立广东大学筹备工作完成。6月9日，孙中山先生又下大元帅令：“任命邹鲁为国立广东大学校校长”。
同年夏天，国立广东大学首次招收预科学生372名，9月开始上课。
1924年11月3日，孙中山先生到黄埔军校演讲。他没有忘记国立广东大学师生，特雇船把国立广东大学的师生接到黄埔，和军校师生一道听演讲。孙中山先生对青年学生寄予厚望，对两校师生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黄埔学生，都是从各省不远数百里或数千里而来到这个革命学校求学，对于革命都是有很大的希望，很大的抱负的。广大的文学生，今日是不远数十里来到黄埔听革命的演说，研究革命的方法，对于革命的前途也当然是很希望成功的。”
11月11日，国立广东大学举行成立典礼。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写了国立广东大学成立训词：“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他原计划亲临庆典大会，后因准备北上，未能成行，特委托广东省长胡汉民代表他致训词。典礼由校长邹鲁主持，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等国民党要员出席并讲话。
孙中山先生十分关心国立广东大学。无论是在这所高等学府的筹办过程中还是成立以后，他都经常过问、检查、督促学校的工作，帮助学校解决实际问题，从1924年2月4日孙中山下令创办国立广东大学到1925年3月10日这一年零36天的时间里，孙中山先生关于国立广东大学的命令、训令、指令、题词及演讲等就有45篇之多。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同年8月5日，国立广东大学第38次校务会议通过决议：将国立广东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并呈报国民政府批准。1926年6月19日，国民政府批准了由褚民谊、甘乃光、沈同宝、陈树人、宋子文、陈公博、蒋介石、金曾澄、许崇清、郭沫若、邓植仪、黎国昌、熊锐等40人组成的国立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会还有林伯渠、孙科、蔡元培、陈其缓、吴稚晖、顾孟余、李石曾、蒋梦麟、张伯苓、于右任等30名特聘委员。1926年8月17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正式宣布将国立广东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校长为戴季陶。
1927年3月1日，国立中山大学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来宾有国民党政治分会代表、国民政府代表、教育行政委员会代表、广东省教育厅等数百人。全校师生员工2000多人参加了开学典礼。在开学典礼上，不少人发表了演说。时任中山大学文系主任和教务主任的鲁迅先生演说的题目是《读书与革命》。鲁迅先生着重从学习目的的角度阐述了孙中山先生倡导的“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这两句话后来成为中山大学的光荣传统。
二十六、华中大学
1885年，英国循道会也在武昌开办博文书院。加上英国伦敦会在汉口创办的博学书院，并称为武汉地区的三大教会学校。20世纪初，三校各自都开设了大学课程。
这些学校中，以美国圣公会在武昌开办的文华书院规模较大。早期建筑中圣诞堂至今保存完好。20世纪初，又陆续建造了教学楼、文华公书林（图书馆）、翟雅各健身所、多玛室、博约室、颜母室等建筑。
简介文华书院的发展历史：文华书院于1890年增设高中，成为六年制完全中学。1901年，翟雅各出任校长，学校发展迅速。1903年，文化书院成立大学部。华中师范大学的校史从这里开端。1909年5月18日，书院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注册，正式取得大学资格，校名为“文华大学校”。1911年1月15日，学校首次进行毕业班学生学位论文答辩。16日，在文华教堂首次举行毕业班布道会。17日，首次授予9名毕业生文学学士学位，韦卓文为其中之一。1915年1月29日，文华书院首次颁授硕士学位。
1922年2月，美国圣公会、美国复初会、美国雅礼协会、英国伦敦会、英国遁道会等差会派代表到汉口吴德施主教寓所开会，决定在武昌开办一所联合大学。8月，筹建华中大学的临时管理委员会成立。
1927年5月，受时局影响，学校暂时关闭。1929年1月，五个教会的代表在武昌开会，达成重建华中大学的共识。岳阳滨湖书院大学部，长沙雅礼书院大学部并入，在武昌的文华校园内联合办学，校名仍为华中大学。5月，再次举行会议，选举韦卓文为校长。9月，华中大学重新开学。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西迁。7月10日，师生从武昌启程，船行5天，于15日到达长沙。22日从长沙乘火车出发，经衡阳、东安、全州，再乘汽车抵达桂林，历时一个多月。9月下旬在桂林开学。日机频繁轰炸，难保师生安全，校临时执委会决定再次迁移。1939年2月20日，师生乘汽车离开桂林，景广西境内到越南，再经滇缅公路，于27日到达昆明。3月16日，师生乘汽车离开昆明转到喜洲。5月1日，在喜洲这边陲小镇开始新的学期。华中大学在此办学达8年之久，期间的艰难困苦，可以想象。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学校筹备返回武昌计划。1946年4月17日，第一批师生由文学院院长骆传芳教授率领出发返校；一周后，第二批师生由教育学院院长黄溥教授率领出发返校。学校在武昌原址继续开办。
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人民政府接管了教会学校，成为公立华中大学。后又改制为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华中师范大学。
二十七、大夏大学
1924年，厦门大学三百余位教师和学生由于学潮离校奔赴上海，其时，前厦门大学教授欧元怀、王毓祥、傅式说等离校教授与学生共同成立了“大厦大学筹备处”。“大厦”即“厦大”之颠倒，后来取“光大华夏”之意定名大夏大学，聘马君武为校长，王伯群任董事长,成为当时一所综合性私立大学。
建校初期，学校倡导苦教、苦学、苦干的“三苦精神[1]
”以及“师生合作”、“读书救国”，并制定了“自强不息”的校训，以此作为砥砺全体师生的座右铭。学校先后设五个学院以及三个专修科，当时的校董有吴稚晖、汪精卫、叶楚伧、邵力子、张嘉森、马君武、傅式说等。教授更是囊括马君武、何昌寿、邵力子、厉麟似、郭沫若、田汉、何炳松、李石岑、朱经农、程湘帆等。甚至连当时的杜月笙也曾屡次资助大夏大学。
学校创办之初，以租来的弄堂房作为教室，但并非长久之计。当时，只能是一边开学上课，一边筹设新址。不久，学校在胶州路上借得二亩多的土地，马君武校长以吴淞的私人房地产为抵押，向银行借得二万两银子作为建筑费用；另外地主也拿出二万两，以后由学校按月向地主支付利息，并约定十年后造成的房子无代价给地主。1925年5月中旬开始兴建新校舍，9月，位于胶州路301号的新校舍落成，学校随即全部迁入。
1927年，马君武应邀筹建广西大学，由王伯群接任校长。由于学校发展迅速，管理层决定择地建立永久性校舍。从1929年3月起，大夏陆续在沪西梵王渡中山路旁购地近三百亩，1930年初，中山路校舍开始动工，至1932年大体完工，此外，在学校西南部，另有四百亩土地，辟为大夏新村，为教职员自建住宅之用；还有荣宗敬捐赠丽娃栗妲河，蜿蜒秀丽，更为校园增添了美景。在当时上海40多所私立大学中，大夏大学尤以建筑宏伟、环境优美、设施较完备而著称。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上海“八一三”事变后，大夏被迫内迁。最初迁到江西庐山，其后迁到贵阳。其时，办学条件十分艰苦，物理学家夏元瑮是爱因斯坦的学生，也是在中国最早介绍相对论，他曾任北京大学理科学长，1924年来大夏大学任物理学教授，1938至1944年任贵阳大夏大学教务长兼理学院院长，并亲自为学生讲课。1944年8月18日在大夏任教时逝世。是年冬，日军进犯黔南，大夏三迁赤水。王伯群校长因迁校劳累成疾，于同年12月逝世于重庆。孙科在重庆召开校董会，推选贵州省教育厅长欧元怀为校长，王毓祥为副校长。
1945年8月10日，日本投降，大夏师生同赤水民众欢欣鼓舞，举行提灯火炬游行，欢庆胜利。1946年9月，大夏师生及公物安然回到上海，直至1949年，始终保持私立大学性质，并保留校名至1951年。
1952年秋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大夏大学被拆分，并入其他院校。大夏大学部分教员及学生南下香港，在香港复校，定名光夏书院。1956年，光夏、平正、华侨、广侨及文化五所书院合并成立“联合书院”。1963年，联合书院加盟香港中文大学。
曾在大夏大学任教的，除了物理学家夏元瑮、还有社会学家吴泽霖、儿童教育专家沈百英、经济学家罗俊等。知名校友则有翻译家吴亮平、文学家周扬、经济学家郭大力、历史学家陈旭麓、翻译家戈宝权，儿童文学家陈伯吹，古典文学评论家王元化、青铜器专家马承源、生物化学家刘思职、数学家胡和生、农学家陈子元、药学家李瑞麟、水利专家陈赓仪等。
二十八、光华大学
1925年，“五卅”惨案在上海爆发，各界纷纷走上街头。圣约翰大学及附中的师生也组织罢课抗议，但遭到校方阻挠。6月3日，学生553人以及全体华籍教师19人，集体宣誓脱离圣约翰大学，10余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声明不接受圣约翰颁发的毕业文凭。6月4日，离校学生教师集会商议自行设校事宜，他们的举动受到社会各界和学生家长们的支持，出钱出地。经过各方协助，在短短三个月内就成立了新的“光华大学”。6月3日后被定为光华的校庆日。开学之日，大中学生已有970余人。
“光华”二字取自《尚书大传·虞夏传》里的《卿云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以日月卿云为校旗，红白为校色，“知行合一”四字为校训（1930年改为“格致诚正”）。租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房屋为大学校舍，租新西区丰林桥房屋为中学校舍。1927年9月，光华大学迁入大西路法华乡王丰镐所捐占地六十余亩之新校址。至抗日战争前夕，校园面积已达百余亩，建成教学楼2幢、宿舍楼5幢以及礼堂、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实验室、工场等。
创办伊始，学校设文、理、商、工四科。1927年工科停办。1929年学校经教育部批准立案，改文、理、商三科为文、理、商三个学院。文学院设国文系、英文系、政治社会系、教育系。理学院设数理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商学院设经济系、工商管理系、会计系、银行系。校内设有附属中学。学校还陆续增设了土木工程系、法律系、铁路工程专修科。
学校校长长期由张寿镛担任。张寿镛，浙江鄞县人，1875年生。既是教育家，也是藏书家、财政经济家。1945年7月张寿镛逝世后，先后由朱经农、廖世承担任。担任副校长的先后有：朱经农、张歆海、廖世承、颜任光、容启兆、朱公谨、谢霖。担任校董事长的先后有：王丰镐、张寿镛、翁文灏。
从圣约翰大学辞职的孟宪承等19位中国教师作为光华初期的教学骨干，另有许多博学人士纷纷前来光华任教，以表示对爱国斗争的支持。当时中国文学系系主任是钱基博，政治学系系主任是罗隆基，教育系系主任是廖世承，社会学系系主任是潘光旦。张东荪、潘光旦、容启兆、王造时、张歆海、蒋维乔曾任文学院院长，颜任光、容启兆曾任理学院院长，金其眉、薛迪靖、谢霖、沈章甫、岑德彰曾任商学院院长。
胡适、徐志摩、吴泽霖、吴梅、刘湛恩、卢前、李石岑、梁实秋、韩湘眉、何炳松、黄任之、江问渔、吕思勉、彭文应、周有光、周煦良、钱钟书、田汉、张尔田、章乃器、童伯章、沈有乾、金井羊、郭云观、薛迪靖、杨荫溥、杨宽、安绍芸、胡朴安、黄炎培、萧公权等著名学者都曾在光华大学任教。鲁迅先生曾到学校作过演讲。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日军进攻上海，光华大学校舍全部被日军炸毁，但学校仍坚持租房上课，未曾间断。同时校长张寿镛和校董事会商议决定将学校一部分内迁入四川，1938年成立“光华大学成都分部”，上海本部不再公开招生。抗战胜利后，上海本部得以恢复，成都分部交四川省地方接办，1946年2月1日更名为“私立成华大学”，1952年10月，私立成华大学改为公立，并以成华大学为基础先后调入其他院校，组建四川财经学院（今西南财经大学）。上海本部在汉口路证券大楼复校后，按期开学。
1951年高校院系调整中，光华大学被化整为零，并入各院校。
曾就读于光华的知名人士有张青莲、邓拓、周熙良、林华、周有光、张芝联、杨宽、张允和、周而复、田间、穆时英、赵家璧、储安平、乔石、姚依林、尉健行、荣毅仁、董寅初、黄辛白、汪道涵、黄鼎臣、邵洛羊、杨小佛、谢云晖、杨纪珂、张承宗、吕翼仁、袁则留、姚昆田等。
二十九、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37年7月北平沦陷，8月28日，教育部指定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成立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9月10日宣布，北平、清华、南开、中央研究院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底，南京沦陷，武汉危急，战火逼近长沙，长沙临时大学被迫再度迁校至昆明。
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第一学期结束后，师生启程奔赴云南昆明。由于战时内地交通困难，女同学和体弱男同学由粤汉铁路到广州经香港、越南入滇，一部分同学沿湘桂公路到桂林经柳州、南宁、越南入滇；还有男同学二百余人组织了湘黔滇旅行团，栉风沫雨，行程全程3200多里，其中徒步2600多里，历时68天，横穿湘黔滇三省，完成了世界教育史上罕见的一次“长征”。时年40多岁的教授闻一多不顾体弱，毅然参加步行团；由临大抵昆明入学的学生有993人，其中清华学生481人，清华教职员共达200多人。1938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其历史一般从1937年8月长沙时算起。
5月4日开始上课，设立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一个选修班。北大、清华、南开原均为著名的高等学府，组成联大以后，荟集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西南联大有三位校长担任校务委员会主席：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前两位老教育家为了支持校长负责制一元化领导，公推年青的梅贻琦校长主持校务，他们二位退居二线，留守重庆，从国民政府教育部方面谋求对西南联大的实力支持。所以西南联合大学自始终至终都是由梅贻琦校长主政，实行了“校长负责制”。
西南联大创办于抗日战争的烽烟中，在办学的8年期间，学生有8000人，毕业学生约3000多人。知名校友有何泽慧，李政道，杨振宁、朱光亚，邓稼先，彭佩云，汪曾祺，邹承鲁、王希季，陈芳允，郭永怀，屠守锷，吴讷孙，陈忠经，戴传曾、何兆武，李长之，何其芳，吴大观，任继愈，吴庆恒，叶笃正、谢玮，黄昆，王浩杨，凤林景，查良钊、宋平、王汉斌等。
在抗日战争后期，西南联大有许多学生参加了中国远征军，入印缅作战，牺牲于异国他乡。抗战胜利后，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3校分别迁回北京、天津复校。原址为现在的云南大学。
三十、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
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一所综合性艺术学校。1938年4月10日在延安成立。1939年夏，鲁艺与陕北公学等组成华北联合大学开赴前方，师生组成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留在延安的部分师生恢复鲁艺。1940年后，校名全称为鲁迅艺术文学院。
鲁艺的教育方针是：团结与培养文学艺术的专门人才，以致力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艺术事业。校训是：“紧张、严肃、刻苦、虚心”八字。学校初办时，设戏剧、音乐、美术三个系，后又增设文学系。各专业的学制最初规定为6个月。1940-1941年期间，学校加强了专业化的学习，各系一律延长为3年（实习除外）。学校设有文艺工作团、实验剧团、歌舞团、美术工作团以及其他的科研组织。
抗战爆发前已经享有盛誉的许多艺术家、文学家，来到延安，来到鲁艺任教；大批国统区的青年人，来到鲁艺学习。鲁艺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和干部，也为新中国提供了大批文学艺术的人才。
在鲁艺担任过领导职务的，有吴玉章、沙可夫、徐以新、宋侃夫；有戏剧家张庚、李伯钊、王震之；音乐家吕骥、冼星海、贺绿汀；美术家沃查、胡一川、王曼硕、江丰、蔡若虹；文学家周扬、陈荒煤、萧三、周立波、何其芳、舒群、欧阳凡海；表演艺术家崔嵬、安波、田方、阿甲；等等。
而在鲁艺任教、工作和学习过、在新中国时期担任文艺组织重要职务的人员，以及成名成家者，除上述提到的，还有许多，仅举若干如下：
文学家：戈壁舟、马烽、卞之琳、孔厥、艾青、冯牧、西戎、李季、沙汀、贺敬之、茅盾、穆青、康濯、萧军、秦兆阳、贾霁
音乐家：马可、王昆、王莘、王元方、向隅、刘炽、李凌、李焕之、时乐蒙、孟波、郑律成、寄明、黄准、徐徐、瞿维
舞蹈艺术家：关鹤童、李波、李尼、塞克、戚单、张鲁、晏甬、
电影艺术家：于敏、于兰、王滨、王家乙、成荫、胡苏、钟惦斐、袁文殊、张平、林白、林农、
戏剧家：王铁夫、胡丹佛、舒强、韩冰、牧虹、周军、迪之、罗合如、陈紫、
美术家：力群、王式廓、王朝闻、古元、华君武、罗工柳、钟灵、萧肃
鲁迅艺术学院设有音乐工作团，集中了冼星海、吕骥、马可等音乐家，并组织了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1939年3月，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交响乐《黄河大合唱》诞生，4月13日在延安陕北公学礼堂首演。1942年，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创作了秧歌剧《兄妹开荒》；1945年，创作了歌剧《白毛女》。1943年，赵树理创作了小说《小二黑结婚》；丁玲创作了《在医院》《我在霞村的时候》；柳青、杜鹏程、马健翎、欧阳山等作家都创作了不少作品。
1943年，鲁艺并入延安大学。1950年4月，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华北大学文艺学院以及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合并组成中央戏剧学院，鲁艺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