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学社
船山学社是于民国初年在湖南省建立的一个文化社团。介绍船山学社前，先得从介绍王船山先生入手。
一、王船山与船山书院
王船山（1619－1692），本名夫之，字而农，号姜斋，因其在衡阳县石船山下著书立说数十年而终，故称船山先生。船山于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夏历九月一日诞生于衡阳市回雁峰王衙坪，祖籍江苏高邮打鱼村，明永乐初迁入衡阳，到他出生时已是第九代。船山的祖先系中下级军官，至高祖才以文墨教子弟，曾祖王雍“名著楚南”，“颇为豪盛”，至祖父王惟敬时“徒四壁立”，父亲王朝聘“薄田但供膻粥”。船山在三兄弟中排末，4岁伴大哥
王介之读书，7岁读完十三经，14岁中秀才，20岁就读岳麓书院，先后结“行社”，“匡社”，以博学多识著称。明崇祯15年（1642年），他赴武昌乡试，中第5名举人。因急风暴雨般的农民起义阻断了他的仕途经济之路。农民军领袖张献忠过湘时邀其参加，他自伤面容以拒之。清顺治五年（1648年8月），王船山怀着一腔忠愤，毅然举起“抗清复明”的战旗，与好友管嗣裘、夏汝弼等人在南岳组织起义。失败后，他投奔肇庆，继续追随南明朝廷抗清，官授行人司行人之职。因弹劾大臣王化澄等弄权乱国，残害忠良，身陷大狱，险至死地。获救后，他又投奔桂林瞿式耜继续抗清，不久桂林又陷。南明桂王亡命他乡，又遭吴三桂追杀，南明灭亡。王船山为避清廷缉害，避身湘西，清廷大局已定，采取怀柔政策，王船山才带着家小隐居衡阳县曲兰镇湘西村，始筑败叶庐，继筑观生居，最后于57岁那年，在石船山下竹花园构筑湘西草堂，潜心著述，直至1692年夏历正月三十日逝世。
《船山遗书》是中国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著作总集。明亡后，王夫之隐居衡阳石船山麓，为总结明亡教训而笃学深思，发愤著述。所著书近 100种、 400余卷。其主要哲学著作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诗广传》、《张子正蒙注》、《思问录》、《读四书大全说》、《黄书》、《老子衍》、《庄子通》、《读通鉴论》等。
船山书院在离衡阳城南四五里的湘江上的一座岛上。这是一个长四百余丈、宽三十余丈的小岛，当地人称之为东洲岛。因为此地安静，明末时书院盛行，此地也建起一座书院，取名东洲书院，少年王船山便在此读书，为日后博大精深的船山学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咸同年间，衡阳出了一个名人，他就是湘军水师统领彭玉麟。光绪十二年，时为兵部尚书的彭玉麟捐赠重金，将东洲书院大为扩展，改名船山书院。
二、船山学社的建立
民国初年，湖南长沙还出现了一批以保存国粹，弘扬国学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他们以刘人熙为代表，创办船山学社，发行《船山学报》，在湖南教育文化界产生了相当影响。
刘人熙，浏阳入，字民生，号蔚庐，早年就读长沙城南书院，服膺船山学说，注重经世之学，曾任广西道员；1907年，他出任湖南中路师范学堂监督、法政学堂总办。这年秋，湖南教育会成立，他被推为会长。辛亥革命后又一度担任都督府民政司长，因感社会政事日非而辞职。刘人熙认为王船山学说是“救时之良方”，呈请成立了船山学社，编辑了《船山学报》，并创办船山中小学，筹建船山专祠、船山大学和船山图书馆。刘人熙的目的，是想通过这些活动来弘扬传统国学，并依凭它改良社会。他反对封建君主专制，1915年衰世凯企图复辟专制时，与贝允昕等创办《大公报》，公开抨击欲帝制自为者。护国战争后，刘人熙短暂担任湖南代理督军兼省长。1918年与上海爱国人士组织策进永久和平会，刘人熙被推为会长，次年病逝于上海。遗著有《蔚庐文稿》、《蔚庐诗集》、《蔚庐文集》、《刘人熙日记》等。
刘人熙与船山学社的创始人都是传统的道德决定论者。他们一致认为，民初之所以社会动荡，其根本原因在于固有道德沦丧。因此，他们以拯救社会的精神道德为己任；船山学社创办的本意即在于此。所以有人评论说：“先生(刘人熙)组织斯社之意，一面为抚怀先哲，表彰船山之绝学；一面为拯溺救焚，亟于维持人心风俗……，本社对于讨论学说，须以阐发义理为主旨；对于指导社会一世之事，必以提倡道德为要素。”《船山学报》的发刊也是如此，第一期所载的《学报叙意》说：“船山学报何为而作也，忧中华民国而作也……，逐日权利之争几危社稷，痛定思痛皆以人才衰息，民德堕落为其病源。”
既然以维持人心风俗为目的，那么怎样来做到这一点呢?船山学社同仁认为办法是提倡气节，发扬国学，演进文化，首先是重新弘扬与广大孔子学说。他们陈言，要提倡道德必须先昌明一种社会历史上最有势力的道德学说，使人人闻之而生信仰之心。信仰既深，才会奉行，而我国社会上、历史上最有势力的道德学说都是以孔子为源头，因而“舍昌明孔子之学说无下手处”。为此，他们对孔子学说极尽赞美之辞，称“集群圣之大成，为生民所未有”；“大义微言，搔之无尽“；认为要改善社会道德“不必专贩异说以求新，在温故而知新则日新之盛德在是矣。”
孔子学说，是中国数千年道德精神的主体核心，在新的历史时代倡言对它“温故而知新”，实质是回归到旧日传统中去。船山学社的演讲和《船山学报》所刊的文章，相当一部分都是以阐发、颂扬旧伦理道德为主旨的。如1915年7月的千次船山学社的聚讲上，一位演讲人为“三纲”一一加以辩护。认为君权太重固为暴政，但如君上无权，那么人自为政，又怎能图治?所以君纲不能废。父虐子、父虐妻固为野蛮，但不孝也是莫大的罪恶，所以父纲也不可废。至于阴盛阳衰，牝鸡司晨，更是衰世之象，因而夫权更不能废。演说者甚至主张当时普遍兴办的女学应对女生训以“四德三从”，培养她们为贤妇贤母，与当时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彻底否定旧伦理道德，重铸新国民道德相比，一部分船山学社人士的思想观念显得保守与陈腐。保守的道德观并引发出错误的政治观，对旧孔学的无限推崇，使他们与北洋政府尊孔复古的逆流相合拍。学社社员对把孔、把天的决定倍加赞赏，再三强调“尊孔诚是也”。而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行动却表示不满，指责他们发动“二次革命”是制造社会动乱，目的是争当总统。刘人熙在发挥王船山义利之辩时曾这样说：“以义而开民国，武昌振臂一呼，天下响应，五族共和，渐积之热然也；以利而争总统，南昌首难，喋血长江，未六旬而逮逃洋外，义之必利而利非可以利者，非事理之显然乎?”称孙中山、黄兴等人护卫共和之举为争利，显然是一种误解。
应该指出，船山学社的多数参加者与湖南劣绅兼守旧文人叶德辉等不同，他们并不反对推翻清王朝，而赞成建立民国；当袁世凯复辟帝制自为时，船山学社的许多社员都公开加以抨击。但船山学社与《女船山学报》宣传尊孔，主张借复兴旧道德以救治社会的主张，却在客观上形成一股强大的保守主义思潮，直接影响了新文化运动在长沙及湖南的展开。
三、船山学社的后来
湖南在民国初年是南北军阀军事对峙的中心地带，战祸连绵，民不聊生，有着革命传统的湖南知识分子亟思拯救。五四运动后，湖南新文化运动经数年酝酿一朝爆发，作为湖南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的标志，著名新文化社团新民学会与健学会的活动堪称全国的表率，取代了落伍的船山学社，它们的理论主张与社会实践，均深刻地反映了新文化运动改造社会改造思想的革命性质，它们如同火种，照亮了湖南走向新时代的道路。徐特立、黄齐生、杨昌济、周士钊、何叔衡等知识分子，热情地传播新文化新思想，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更成为湖南革命青年的一面旗帜。
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的毛泽东、何叔衡回到长沙，在船山学社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干部培训学校——湖南自修大学，宣传革命思想、发展革命队伍。李达、李维汉、郭亮、夏曦、罗学瓒、夏明翰、毛泽民、毛泽覃、陈赓等革命家都曾在这里留下革命的足迹。学员最多的时候达200余人,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批革命干部，成为湖南革命的大本营。1923年被军阀赵恒惕查封。
船山学社1938年毁于大火，1954年按原貌修复。后来，长沙考古研究所一直在学社内办公。这次修缮历时3个月，对整个学社的主体结构进行加固、油漆等修复处理。修复后的毛泽东、何叔衡办公室及农民协会办公室将复原陈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