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学社
道德学社创建于1916年，创建者为儒学家段正元。
一、段正元其人
段正元，1864生，四川威远县望集乡堰沟坝(现镇西镇红林村)人。段正元十五岁时，因母病求医，遇一位八十一岁的老人姓龙名元祖。龙元祖一副汤药，使段母重病痊愈。段正元因此立志随龙元祖学医。但龙元祖惜传医术，反劝段正元学道，曰：医生“可以医肉身，而不能医性灵；可以医个人之病，而不能医全国全世界天下万世人之病。”于是，段即随龙元祖入青城、峨眉山学道。龙元祖授以先天后天、内圣外王、修齐治平、全体大用一贯之道。四年之后，段明心见性，即奉师命下山四处云游，寻师访友，交谈学道悟道的心得体会。期间共有二十多年，备经磨难坎坷，饱尝人间冷暖，也结交了一些朋友，收留了一些弟子，人生体验与学识与日俱增。四十岁时，著成《阴阳正宗》十二卷，却因早些年间为赈济灾民将家产散尽而无钱出版。无奈之下，只得摘其书中纲要，缩为一卷，易名为《阴阳正宗略引》，方得付梓。
1909年，段正元为求发展，怀揣一个银元，毅然只身赴京。历经艰辛之后，于1910年4月到京。在京期间，段正元遇到了刚从日本留学回国、正在民政部供职的杨献庭。杨敬仰段的学识与人品，于是拜段为师。他从此成为段正元兴办道德学社的得力助手。1911年，段正元看到清政府气数将尽，革命风云渐起，一时难以施展抱负，便与杨献庭一起返回四川。
1912年春，段、杨师生在成都创办了人伦道德会，以提倡伦理、扶持人道为宗旨。会中供奉孔子牌位，每周六由段正元公开讲解三纲、五伦、八德。其时正值全国批儒反孔潮流活跃，故曾有提倡新思想的学者到会中与段玉元论辩。段对他们进行了驳斥之后，依然办会如初。人伦道德会刚成立时，仅有会员十余人，后听众愈来愈多。由于听众不断增加，段正元的演讲竟延续了一百二十三周。其演讲记录后被编辑成《大成礼拜杂志》《圣道发凡》、《外王刍谈录》等。
1914年夏，段又携杨献庭等弟子再次赴京。1915年冬，河南籍国会议员陈景南(字尧初)拜段为师，段于是又得一位对他后来的讲学传道事业大有帮助的弟子。在陈景南之后，又有数位当时的军界、政界要人执弟子礼。其中包括当时的陆军总长王士珍、内务总长孙洪伊、步兵统领江宇澄、警察总长吴炳湘等。在此期间，段正元及弟子在扁担胡同租了观音庵房三间，挂起“道德研究会”的招牌，作为在京讲学传道之所，并着手筹备建立道德学社。宣传大道的局面已经初步打开。
二、道德学社的建立
1916年腊月初八，北京道德学社正式成立，地址在西单头条胡同六号。学社社长为王士珍，社师为段正元。弟子多为军政要人及留日回国者。开社当天，段正元作了演说，宣讲道德的含义、作用，以及道德学社的宗旨，即阐扬孔子大道，实行人道贞义，提倡世界大同，希望天下太平。
北京道德学社工作的大概情况是:
1、学社开办以后，段正元每星期日公开演讲一次，企图唤醒人心，移风易俗，匡正天下。其学说主要讲内圣外正修齐治平之道，也讲身心性命之法，其所讲皆性分中流露。段讲学传道时从不用发言稿之类，讲时由弟子记录，然后整理成册。
2、经费来源照成都人伦道德会模式办理，即完全由弟子自由乐捐，决不花国家一分钱。办社初期，王社长及其它要人曾为经费忧虑，提议或由政府有关部门拨款资助，或为段正元在政府部门谋一职务。段正元对此坚决反对，他说:“我在学道之初，曾对师对天发誓，凡办挽回世道、救正人心等一切道德事业，不用公家钱，不受国家名位，纯以师懦身份，尽匹夫有责之义务。”
3、出版宣讲道德的书籍。社内设有出版机构，按期出版记录学社活动情况的《道德学志》及段正元的讲演记录。从学社成立到段正元退隐，二十年间，共出版《道德学志》八十一册，段正元的演讲记录三百多种。
4、1928年以后，由于否定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当时整个社会不可逆转的潮流，道德学社的活动也深受影响。1933年冬，社员为救正社会风气，挽救人心，便自愿捐钱出力，创办《中和日报》，每日出两大张，逐日登载宣传道德文化的文章，散播到社会上。
1937年，日本攻陷平津，难民众多，学社遂将办报的费用，完全移用到办理收容所的事务上，《中和日报》于是停办。1938年，学社在安福胡同七十六号报社旧址处，成立经学讲习所。在大栅栏七号，成立妇女挑花工作所，并在所中讲习儒家经典。
北京道德学社成立后不久，南京、汉口、杭州、上海、奉天、荥阳、随县、徐州、保定、天津等地即纷纷成立道德学社分社。各分社均由当地好道心诚人士，自愿捐钱舍地发起成立的。社内的组织工作情况，各因其地社员人数的多寡，事务的繁简而各不相同。一般来说，分社不像总社那样每周一次演讲，而是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有三次集会，向孔子行礼，或传达师道教训，或交谈修身体会，相互砥砺，平日则各务其业。如社中遇到特别重大的事情、难题自己又无法解决，便向总社发函请求段正元莅临指导解惑。段正元因此经常奔波各处讲学传道。1918年冬至，段正元在首次开说大法的隆重典礼上，被弟子们尊称为“师尊”，这一称号从此被大家作为对段正元的尊称。
三、段正元讲学传道
段正元认为，中华传统道德是实现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实现世界大同，天下太平，是段正元一生宣讲儒家真义不倦的最终目的。面对当时国家内忧外患的严重局面，段正元将解决中国政治危机作为他讲学传道的最终目的。
段正元指出，救治中国社会问题、国际社会问题的最好方法，是在普天之下推行中国的传统道德。针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为摆脱任人欺侮的困境，而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所作的各种努力，段正元认为，这些都只是治理国家的一个方面的办法，但，“法律严密，兵力强盛，经济充裕，皆非治乱之具”，只要天下之人各个接受并践行儒家真义，就能达到世界大同的目的:“人人由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进而达到口无择言，身无择行，从容中道的程度，便成大同世界。公理之极致，道德之极致。人人是君子，个个是圣贤。”(《道德和平》)他坚信“试看将来大道一开，平天下不以武力，不以强权，不以经济压制，专在实行道德”。他还说:“无论共和或专制，需道天下以德，齐天下以礼，方可平治天下。”总之，“欲解除中国现在之国际不平等束缚，并解除世界战争危险，促进人类永久和平，舍昌明中国古大圣人两千余年前所发明的大同主义外，别无它法。”到那时，“纯以道德仁义统一全球，协和万邦，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自然万邦任孚，人人尊亲一道，人人同享大道之幸福”(见《政治大同》)。
为了他的这一信念，段正元不惜四处奔走呼号。北京道德学社成立后，先后经历了北洋军阀集团内部为争夺权力而爆发的混战，随后又有蒋介石集团之间的大大小小的数次争战。“九一八”之后，中国又面临着日本侵略的严重危机，并在1937年终于爆发了抗日战争。可以说段正元所处的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政治最不安定的时期之一。面对这种局面，段正元从未袖手旁观，恰恰相反，他不辞辛劳，游说于北洋军阀、蒋介石集团新军阀之间，甚至对于侵略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苦口婆心，试图说服他们皈依儒学道义，修齐治平，实现他以德治天下的宿愿。他曾先后与萧耀南、卢永祥、吴佩孚、何键、何应钦、蒋介石等多次会晤，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1922年，卢永祥拜会段正元，求消弭战祸及永久安邦之道，段正元告以“求和平不如求平和”，希望他能够发起永久平和大会，并通电全国，卢永祥当时答应，但后并未做。1924年，吴佩孚邀请段正元到洛阳，问如何统一中国，平治天下。段正元答曰:“当今之世，必行王道以教民，而后天下可以一。一者何，仁也。以仁心行仁政，天下之人归心焉。”反对以武力统一，但吴佩孚亦未照此去做。1930年冬，蒋介石两次会见段正元，段正元进以四字:“谦让和平”，希望蒋介石能够以德政治国。
193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上海有一知名人士王震(字一亭)，联络上海一批知名人士发起“阐扬孔子大同真义，祈祷世界和平”大会，希望以此化解战争。他敦请段正元公开说大法，主持祈祷，以期达到“化干戈为玉帛，转戾气为祥和”的和平目的。此事得到三十余国朝野名流复电赞成，时《泰晤士报》、《字林西报》均有报道。但终因有为政者以为迷信进行阻挠而未能举行;为答谢为“和平会”筹备会辛勤工作的同仁，也为履行自己已答应的事情，段正元借七十三岁寿辰之际，作了特别讲演。这次讲演被编辑成书，名为《师尊特讲》。王一亭亲写书名广为赠送。北京图书馆现存一部即王一亭所赠。
四、段正元及道德学会的结局
1937年，段正元在《中和日报》上刊登退隐说明书；1940年1月，段正元逝世于北京。临终前对弟子留下的最后遗言是:“万事不足以解我之忧，唯世界永久和平可以解我之忧。”葬于海淀善缘桥陵园，园中有龟碑、华表等，但十年浩劫中俱被破坏殆尽。
段正元活动在我国本世纪上半叶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从十九岁明心见性，到七十六岁谢世，近六十年的时间里，他南北东西，为复兴改造儒学奔走呼号，建社传道，受业之徒竟达十七万之众；弘孔扬儒，著作不下三百种之多；辞世鹤归，素花丧服使北京西单为之变色。他虽是一位积极的儒学传道者，但是他并不排斥西方文化。他认为中西文化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它们之间有相通之处，可以相互影响。他主张中体西用。因而，我们不应简单地将他看作是一位孔孟信徒以及旧文化的维护者。纵观段正元的一生，虽因天时不至，宏愿难施，但他言行相符，能说能行，以一介布衣，末忘忧国，尽其所能、可能，为国排难，为民解忧，是很值得称道的。
有关段正元和道德学社，我们过去都持批判态度。新中国成立后，北京道德学社及其他分社即以宣扬封建迷信为由被解散。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关段正元的著作、坟墓等，都遭到彻底破坏。因此，对于段正元以及北京道德学社，今天的人知之不多，1998年10月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国学论衡》第1辑，刊登了任真先生的文章，详细介绍了段正元以及他所建立的道德学社。在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希望以孔孟之道说服大小军阀，消除战争，创造和平，显然是很不现实的，但是，道德学社作为一个宣讲儒家思想，弘扬传统文化，振兴民族灵魂的学术团体而影响广泛，并存在很长的时间，这就值得后人研究并作出公正的评价了。本文主要参考任真先生的文章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