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之路
陈贤庆
广州篇
（一）
此文仅叙述我的文学之路。
看到这样的标题，读者一定会在心里嘀咕：这是那一位作家？有些什么作品？写这篇文章之前，我最担心的事就在这里。所以，我很有必要在文章的开头就声明：
至少在写这篇文章时，他还只能算是一位文学爱好者，他在写他的文学之路。
先父陈显唐，生于清末1905年，曾经教过书办过学，抗日战争爆发后投笔从戎，抗战胜利后在广州经商，经历了二十世纪的大半个世纪，有关他的事，我准备另文介绍。这里之所以提到他，是要叙述他对我的启蒙教育。1955年9月，我踏进了广州市广中路小学的校门，以后的事我才有点记忆。在小学时候，我注意到，父亲时常在晚上，就着昏黄的灯光，摇头晃脑地看两本书，一本是《古文观止》，另一本是《唐诗三百首》，有时看着看着，便会口中念念有词，发出一种类似歌曲的声音，以至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这是两本歌曲集。父亲另一爱好就是写毛笔字，家中的旧报纸就是他练字的主要材料。我那时并不知道他的书法尤其是他的草书的价值，不然的话，把他的真迹保存至今，也许能卖钱。父亲有时带我上街，走着走着，就会转到永汉路即现在的北京路的古籍书店，一看就是很长时间，而这却是我感到最沉闷的地方，我所向往的天地，是附近不远的儿童书店。我父母吵架的机会不多，但每当两人发生口角时，十之八九便可知是父亲买了母亲包括我也认为不该买的东西。的确，在我的眼中，几页黄旧的书，值5元或10元吗？须知在当时，这笔钱可以买多少米，多少油盐柴煤？读者从我叙述的几件小事中，已可知我的父亲必然是一位文学尤其是古诗文以及书法的爱好者。
当我三四年级以后，父亲开始教我读一些唐诗。他显然并没有望子成龙的强烈欲望，所以他的教导是宽松的，随意的，断续的，我没有领取一定的指标和任务，高兴了就读，没时间就放下，尽管如此，收获还是渐渐看到的。我先背最简单的五言绝句，然后七言绝句，然后是五律，七律，五古，七古等。父亲虽引导我背唐诗，但他忙于工作，也不能给我过多的指点，所以我在背诵时就难免会出现错误。有很多诗背是背下来了，但不解其意或一知半解，如白居易《长恨歌》中的“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金阙西厢叩玉扃，转教小玉报双成”等句，就似懂非懂。有的字不会读或读错了也不知，还是以《长恨歌》为例，好象“旌旗无光日色薄”的“旌”，“珠箔银鉤迤逦开”的“箔”“鉤”“迤逦”，“钗擘黄金合分钿”的“擘”等，当时真不知粤语包括普通话怎么读。至于“千乘万骑西南行”中的“乘”和“骑”，我当时想当然读作cheng和qi，后来才知道应该读作sheng和ji。尽管如此，在我小学阶段，一两百首唐诗已深入我的脑中，为我日后也能写上一些诗歌打下了一层薄薄的基础。
上了中学以后，我的知识结构开始有了变化，文科日渐见好，理科一塌糊涂。我渐渐了解了家中藏书的内容，以古籍古书为主，我所记得并读过一些的，有一本《稼轩长短句》，这和我日后写毕业论文也选择这方面的内容恐怕有关；另一本是《三曹诗选》，使我知道了曹操除了是一代奸雄，原来还是个诗人。家中亦有不少字帖，从中，我起码知道了我国古代产生过王曦之，颜真卿，柳公权，赵孟頫等书法大家，可惜我没有象我大哥那样向父亲学到一鳞半爪，日后成为一位书法家。我就读的广东省华侨中学，图书馆有一定的规模，我是那里的常客。我们那个时代的学生，又是爱好文学的青年，不可能不读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桌娅和舒拉的故事》《铁流》《日日夜夜》《青年近卫军》等苏联的小说；不可能不读到《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岩》《红旗谱》《创业史》《三家巷》《苦菜花》《迎春花》《欧阳海之歌》等建国后问世的中国长篇名著。除了这些，中国的古典名著如《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等我也粗读了一回。我还开始涉猎一些欧美的经典名著，如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莫泊桑的《俊友》，伏尼契的《牛虻》，杰克-伦敦的《马丁-依登》等。除了在学校图书馆借书看书之外，我还经常到永汉路的新华书店去，因为我家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不可能有较多的钱买书，站在书店的一个角落里看书就成了我周日里的一项主要活动。
写到这里，我已停止敲键半个小时，为什么？是思想在斗争，有一件事，准确地说应该是私隐，不知该写不该写。如果我是“名人”，象大思想家卢梭在《忏悔录》中把自己包括手淫之类的丑行写出来，反而更得到世人的尊敬；如果我是什么“宝贝”，也起码会是“趣闻”一桩，但我等凡人，写出来就如同交代“罪过”，尤其有可能会让我的孩子，学生以及同事轻易地知道我这件不光彩的往事。但是我想，这件发生在三十多年前的事，趁写这篇文章之机，把它抖出来，也该是时候了，把它抖了出来，我身上背负的十字架或许会轻了一些。当我读初中二年级时，某一个周日，我依然在永汉路新华书店看书。也不知什么原因，我把孔尚任的《桃花扇》拿在手上后，竟然爱不释手！是唱词写得精彩，还是李香君，侯方域的爱情感人，抑或是其他什么，总之，我已不满足于站在那里看，我要拥有它，永远地拥有它！于是，我趁周围的人不注意，把书揣在怀中，但我的眼角，又似乎瞥见远处的一位店员，脸是朝着我的方向，我又胆怯了，手又偷偷把书拿了出来。及后，我看到似乎一切平静，又把罪恶的动作重复了一遍。但，我的脊背，总觉得被两道锐利的目光戳痛，心虚又使我把书拿了出来。这回，我动作坚决地将它放回到书架上，头也不回地向门口走去。读者诸君，你们会以为我逃过大难，然而并不。当我快到大门口时，一只有力的男人的手捏住了我的瘦弱的臂膀。我的心一下就象停止了跳动，浑身冰冷。这时，我看清了，眼前是一位严肃的中年男人，胸前的牌子表明他是书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拉到一边，说：“刚才，你想偷走一本书，是吗？”他的语调不高，也不象是审问。
诸位，这事如果放到现在，那就有戏看了。当时书店并无闭路电视，你也没有人赃俱获，我就可以反咬一口：“我什么时候偷书？我偷了什么书？你平白无故诬我清白，至少要赔我精神损失费一万元……”但当时我毫无这种“消费者意识”，在我听来，他的话已比用皮鞭抽打我还难受，我只有低下头，老老实实地接受他对我的口头教育。他当时说了些什么我无法记住，不必随意虚构，实际上我当时恨不得有一个地洞让我钻进去，同时更关注他最终会对我怎么样。意想不到的是，他没有把我弄到什么地方，最后只是语重心长地说：“以后再不要干这种事了，你回家吧！”呜呼，我逃过了一次大难。那位中年男子，现在想必已作古，但我还是要感谢他，歌颂他，对于我的事，他当时大可不必再管，但他却管了，由此而挽救了一位即将陷入犯罪泥潭的十五岁少年，使他得到了一次铭记终生的教训。试想如果我那一回得手，我可能会成为职业“孔乙己”。之后，我在农场当知青时，也干过偷鸡摸狗的事(这在另文再作坦白吧)，但偷书真的没有再干过了。啊，我把这藏在心中三十多年的私隐公开了，我背上的十字架会减轻一点吧！
（二）
文学天才过去有，现在也有，我十分羡慕。如王蒙，学生时代即有《青春万岁》问世，如今学生写的长篇也时有所闻，如《花季雨季》《我爱阳光》《正是高三时》等。而我在学生时代，除了必交的作文，便一无所有，实在太惭愧了，如果硬要找出一点，我只能从久远的记忆之中挤出这么两篇。也不记得是读那一年级，如果一定要考究清楚，那就是国产而反映苏联十月革命的电影《以革命的名义》公演之时，学校组织了我们观看并写影评，写得好的送到新星电影院的宣传橱窗展出，而我写的影评幸运被选中。作为稿酬，我获得两张随意挑选的电影票。
另一篇，要追溯到1967年3月某天，受到全国各地“夺权”浪潮的影响，我和詹康年等十几位同学，不知在谁的鼓动下，决定去夺学校的权！整个过程太简单了，但也要有一些必需的程序，例如《夺权声明》，这绝对应该是一篇战斗檄文，否则师出无名，会被其他“司令部”或“战斗队”耻笑。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就落在我的肩上！如果叫现在的高中学生来写，肯定比写《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或《答案是多姿多彩的》难十倍，但在当时，并不算太难，我不需要参照骆宾王的《讨武曌檄》，甚至也无须借鉴毛泽东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报上街上这类范文很多，改头换面就是了，所以并不能显示我的文学才能。我用毛笔，歪歪歪斜斜地写好了，这时，我才意识到，没有向父亲学上两招，是最大的遗憾！我们捧着墨迹未干的《夺权声明》，来到了学校教导处，其时校长副校长教导主任均已被打倒靠边站，唯见总务主任仍坚守岗位。我们的领头人（忘记其名）说了一番话，宣读了声明。总务主任倒也镇定，望着我们，问：“那你们要怎么做？”这一问，把我们也问哑了，是啊，下一步该干什么？那时有一出电影叫《夺印》，印把子就代表政权，不知是谁想到这一点，说：“我们要接管学校的大印！”总务主任沉思了大概有半分钟时间，无奈地从保险柜中拿出学校的公章，准备交到我们手上。
事情过去了三十四年，今天我写这篇文章，仍要不忘表扬那位总务主任，因为他实在忠于职守，在准备交出公章的一刻，居然要我们革命小将写一张收条！我们当时楞了一下，但印把子即将在手，为了不难为他，头头也爽快地答应。于是，这桩事又落到我的肩上！写收条虽属小技，但却无范文可借鉴，幸亏我们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谢猛禄女士教过我们写一点应用文，不然的话，我连这个收条也写不出或写不好，那就太丟我们革命小将的脸面了。这出十几个无知少年去夺广东省华侨中学的权的小闹剧很快结束了，这不过是当时千万出闹剧之一。当前有些年轻的文人如余华先生等提出，在文革中做过错事的人应该忏悔，当代大儒余秋雨先生尤其备受指责，但余秋雨先生立场坚定：“我不忏悔！”唉，我可不管他们争论的结果如何，就让我为那件发生在文革中的愚蠢可笑的事忏悔吧！同时，也请仁慈的主，宽恕当年那些无知而容易受骗的青少年吧！
（三）
在参与夺权不久的一个周末傍晚，我从远在沙河瘦狗岭旁的学校回到家里，见母亲在厨房煮饭，也没和她打一声招呼，就拿出二胡，在房间里拉起还没拉熟的难度很高的广东音乐《鸟投林》。还没拉上几句，只见母亲一脸愁苦地急走进来，因怕邻居听见，悄声说：“你爸在厂里挨斗呢，你还拉！”我登时呆了！想不到我在学校里参与斗老师，参与夺权，现在轮到自己的父亲被斗了！……母亲怕连累我，又低声说：“你不要在家里了，等下他们会来抄家，你快回学校吧！”当时，母亲和父亲在同一间工厂工作，那就是市民政局办的东升烈军属包装厂，皆因我大哥和二哥分别于49和52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但这军属的荣誉在文革中已经没有用，在工厂的书记，厂长，右派，在旧社会曾当过地主小老婆，当过妓女等人都被斗过以后，为深挖阶级敌人，曾在国民党军队服役八年的我的父亲，作为“历史反革命”也劫数难逃，尽管他是厂里公认的老好人。但此时的老好人，已被“揭发”出是隐藏极深的“老狐狸”。父亲原在家乡教书，当小学校长，抗日战争爆发，他投笔从戎，加入国民革命军，曾任86军军长莫舆硕（同乡阳江人）部军需少校等，抗战胜利后即离开军队，并无参与打内战，属抗日军人，所以文革前历次运动，他亦安然无恙，但文革到来，还有什么政策可言？只剩下“横扫一切”了。由于我母亲是贫苦出身，造反派还算有点良心，没有殃及她，只叫她回避，所以她得以回到离工厂不远的家中，不然的话，文化不高见识不广的母亲不知会怎么样啊。本来我不想写以上一段文字，但又恐怕年轻的读者不了解文革为何物，不知我所云，所以不得不作了啰唆的交代了。
这时，我再一次看看母亲的样子，只见她眼睛微红而带泪，脸上皱纹显得更多更深。我知道，屋中不是有关系原来就不是太好文革开始后变得恶劣的邻居，她决不会强忍悲痛而一定会嚎啕大哭的！这时，她又补充说：“你听，那就是斗他的声音，你还是快走吧！”其时我大哥另有家室，在别处住；而我那在17中读初二只有15岁的妹妹，也在外面随她的“战斗队”在“闹革命”，早已行踪难觅；而我已经18岁了，但面对如此的家庭突变却毫无主见，居然真的失魂落魄地丢下孤独的母亲，走出了家门。多年以来，我都没有问过父母，那一个夜晚，他们是怎么过来的！也许他们会感到欣慰，儿女都不在身边，没有目睹那些惨剧，但我们作为儿女的，在父母最困难的时候，却离开他们，这难道不该受到良心的谴责吗？写到这里，我眼含热泪，再一次向父母在天之灵作深深的忏悔。如果说我当时没有亲眼目睹那惨剧是不准确的，因为当我走到小东营那巷子口时，借着朦胧的街灯，我看到了一支队伍出现在越华路上，前面一人，头戴尖尖的高帽，手中拿着铜锣，一边敲打一边踉踉跄跄地走着，后面跟着的人不时地喊着打倒某某的口号，周围有一些围观的群众。这是一个当年随便可以看到的场面，所不同的是，这支队伍的主角，是我的父亲！……那一幕，其实我只注视了几秒钟，然而，却刻骨铭心记住了几十年！
我回到学校以后，恐怕已8点多钟，广播器里有男女声声嘶力竭地喊着：“狗崽子们，快回家去革你们反动老子的命，别把学校当作避风港！”这样的话平时也在喊，我不会在意，但那晚，似乎是冲着我来喊的。我感觉到，周围的同学好象已经知道我已成为“狗崽子”了，我还怎么可以在学校避风头？冲完凉躺在床上，我觉得无法在学校呆下去，也根本无法入睡！于是，我又坐上了可能是最后的一班车，回到了市区。我找到了一位同学，说明原因，想在他家里过一夜，但是他吱吱唔唔，脸有难色。是的，在那个时候，人人自危，给一个“狗崽子”留宿，说不定惹祸上身。我很理解地离开了他，继续在城中漫游。我不自觉地往家的方向踱去，渐渐来到了广卫路的昌兴街口。这时，我碰到了一位同学，他叫刘象潜。他拿着一个饭盒，正上街买粥。他有点惊讶地问道：“呵，11点钟了，你还在街上？”象潜与我是小学，初中直到高中的同学，只不过并无深交。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无意中见到他，我也只好如实告知。不料，他非常爽快地说：“到我家去！”他家就在昌兴街16号，我也去过，经他这么一说，我如同迷途者看到了远处的灯光，心中泛起一股暖流。就这样，1966年的那个夏夜11点多钟，我进入了刘象潜的家门，刘亮虞老先生及夫人亦热情接待并安慰我，使我从此与这个家庭结上了缘。为了叙述的方便，我和刘象潜的交往，读者可参看《我的音乐之路》一文。
已记不起过了多少天，我才鼓起勇气回到家里。家中面目全非，客厅里成套的酸枝木家具不见了，房间里的图书不见了，有一些箱子柜子不见了……到了很晚的时候，父母才回到家里。父亲没有被监禁，只是在厂里被“革命群众”监督劳动。父母都憔悴多了，但也可以看出，他们是在咬紧牙关顶住厄运，为了自己，更为了儿女活着。那时对待“牛鬼蛇神”的手段很多，“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已经是最文明的了，“刀剐”“油炸”则随处可见，但也不会轻易做到，最便于摧毁“牛鬼蛇神”精神防线的，则是把他们的头发剪光！如此一来，光头者就是“牛鬼蛇神”了。但是，这做法也有缺陷，有的人天生秃顶，甚至有“十个光头九个富”的说法，岂非便宜了他们？于是，发明家又有点子了，不要剪成光头，只剪光一半，成为“阴阳头”，这是一种连如今最搞笑的周星驰也不敢剪的发型，“牛鬼蛇神”也就无所遁形了。我父亲也被剪了这么一个“阴阳头”！可幸的是，父亲那年已五十又一，早已“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所以虽“阴阳分隔”，但“界线不清”，不是认真考究，还发现不了痕迹。我父亲有此幸运，但更多的本来就有一头秀发的人就难逃此劫了。我忽然想起，这作法也并不新鲜，粗通历史的我，还记得汉之英布，宋之武松等，不是面有刺字，带着终身烙印吗？还有一绝，让你遭千夫所指的，是弄一块黑布条，上写白字，要你别在胸口上，在家或外出也不能脱下。我父亲的黑布上写着“历史反革命”五个字，但是当父亲进门时我并没有发觉，原因是他右手拿着一部毛泽东选集，手臂做成一个周恩来式的姿势，于是，那部毛选便有意无意地遮掩着那块黑布条。从这一点来说，是那部书救了我父亲，因为当年手拿毛选是时尚，即使“历史反革命”也有资格，起码也有合适他们读的文章，如《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尽管杜聿明是四星上将，而我父亲不过是个少校而已。
（四）
后来，我才知道，在抄家过程中，什么东西是对父亲最不利的。我在前面说了，父亲不过是个少校而已，这不大不小的国民党军少校，你不说，谁又知道？偏偏，造反派在一个不知藏在哪个角落里的尘封半寸的箱子里，抄出了一套发黄的与人民解放军朴实的军服完全不同的我们也从来没有见过的军服。父亲深藏着那套军服的用意何在，我不便断言，但据我的推测，他不会是等待蒋介石从台湾打回来，因为他的大儿二儿都曾是人民解放军的连排级的干部。我想，抗日战争的八年烽烟，对于担任军需官的他，也该有多少值得追忆的事情，尽管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跟日本鬼子拼过刺刀。那么，留下一点抗日的物品作纪念，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当然，那人妖颠倒的年代除外。另外一件要命的东西，是造反派还抄出了一幅林虎的真迹。注意，是林虎，而不是林彪！如果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林副统帅的真迹，我的老父就有救了，但那是林虎。老实说，不管当时还是现在，知道林虎其人的也只能是极少数。不过，有心查考此人，也不算太难，造反派显然也做了这个工作，因为，一查，吓了一跳，林虎何许人也，原来是个国民党的元老，高级将领！这下真是难得说清楚了。而这幅字，我是知道的，在文革前的某一个晚上，父亲忽有兴致，把一些珍藏的字画拿出，给我们介绍它们的来历，其他的我都没记住，林虎的真迹的来历我倒是记住了：抗战期间，父亲在广西桂林某处遇到时任国民参政员的林虎，大概林虎的书法造诣颇深，酷爱书法的父亲向他索字，于是得一真迹，事情就这么简单。幸亏林虎在1949年没有随老蒋到台湾，而是担任广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广西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并于1960年病故，不然的话，麻烦就更多了。除此之外，造反派还抄出了几张解放前父亲任小学校长的委任状，上有国民党的党徽；抄出了几本父亲解放前当会计时的账本，还有一首写在报纸上的诗，其实是我大哥写的诗，表达他对学习做机械木模的心得。然而，这一切，都可以和想“变天”联系起来……
啊，我这篇文章，写的应该是我的文学之路，上述内容似乎已离题了吧。都怪我的大脑神经，想到这些往事，竟然控制不住，直接指挥我的十指，不断地在键盘上敲打，使屏幕上的字行不断增多。坦白地说，正所谓“往事不堪回首”，这是我第一次把这些往事写成文字。现在，我忽然感到很后悔，早知道我会把这些往事写下来，我为何在父母在生的时候，不象新闻记者那样，把他们那几年所有的遭遇通通记下？在巴金老人赶写《随想录》的时候，在他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时候，我还没有醒悟，有很多人也没有醒悟，于是，多少有价值的文革资料就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永远消失了。虽说我们应该向前看，但对历史的反思不够深刻，又如何能进步？又如何能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富强的中国？而这反思，我们这一辈人不做，以后就别指望有人做或做得好了。再说，我写的这些往事与我文章的主题又岂会无关？起码这一场浩劫，摧毁了我家中的文化，摧毁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这和我日后的某些文学活动，也是有着必然联系的。
之后的日子，我主要从事音乐学习，这在《我的音乐之路》一文中再详叙，在此不提。在那个时代，古今中外的名著都被学贯中西的领袖莫名其妙地指挥红卫兵当作“四旧”横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书店里摆着的，唯有马恩列斯的著作，他的选集以及鲁迅的一些作品。国人啊，要记住我们有过如此愚昧荒唐的一段历史！那时，要找到一本可读之书不容易，在学拉小提琴的同时，我们也想办法找一些“禁书”来读。说来也奇怪，你不“横扫”，我们不一定知道有那种书，不一定会去读它，你越“横扫”，我们越想看看。于是，在那段日子，我们阅读了雨果的《悲惨世界》；阅读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阅读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被侮辱和被损害的》；阅读了杰克.伦敦的《马丁.依登》等。那些大部头的长篇小说，我们不一定能深刻理解，但基本的内容还是能看得懂的，“人性本善，是罪恶的社会把人们逼上了犯罪的道路”，我们对这一主题，感受渐深。记得当时还看过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集，对他的“阶梯诗”感到兴趣，日后，我也用这种形式写过几部长诗。
二 雷州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