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之路
陈贤庆
荆州篇
（一）
写到这里，我要介绍一位大姐了，因她是我的文友以及远赴湖北的牵线人。1977年4月，我又被抽调到场宣传队，在那里，我认识了郭女士。她是北方人，比我大几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不仅能唱会跳，对文学也颇为爱好，我们之间就有不少共同语言。我从她那里，了解到许多北方的风土人情；了解到平剧，豫剧等剧种以及一些戏剧故事；还学到了一些生动的北方语言，如“没门”“臭美”“嘎嘣脆”“天打五雷轰”“黄花菜都凉了”等。从她的口中，我才深感过去我写的所谓小说，剧本，所用的语言是多么贫乏，多么书面化。我和她说话，多用普通话，这使我的普通话水平急速提高，为我日后的教学打下了基础。她欣赏我的才学，也为我的处境而感到惋惜。1978年春，她与两个儿子一起调回父母所工作的湖北省，在钟祥县一所中学教书。不久，她也为我联系了工作。
1979年9月，我也离开了生活了近11年的农场，来到了遥远的湖北省荆州地区钟祥县她那所中学。开始我只是想来看看环境，很多东西都没带走，包括几本自编的诗集，但试讲了一两节课，校方即尽力挽留，不让我回去，并积极帮我搞调动。一个多月后，我的档案已经落到了钟祥县教育局，而我，一下子便成了湖北人，成了一名高中教师。人生的路要走千万步，但关键的往往又是一两步。在我到湖北不久，全部的知青都可以返城，从这一点来说，我是在关键时刻走错了一步。不过，我这个人又不喜欢后悔，我往往会找出一些理由来开解自己：我从一位农场职工而当上一名高中教师，变成国家干部，这不是很可喜的事吗？当教师比起其他行业，不是更能发挥我的特长吗？回广州不一定有这样的工作吧？------如此一来，我又想通了，既来之，则安之，把我长期以来所自学的文史知识以及蹩脚的英语，都发挥在教学上。由于本文是写文学之路，在湖北的教学与生活等情况，就不提了。
刚到湖北，刚从事教育工作，我必须全心投入，开始的时候，文学活动只是在课余看一些文学作品，晚上有新电影时则看电影。到湖北后，我的居住条件有了改善，我有了个人的房间，也就是说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安静的天地。打倒“四人帮”后，中外名著皆解冻，新的好书也不断涌现，正是汲取文学营养的大好时机，光是1980年上半年，有诗为记的，我看了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斯诺的《西行漫记》，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等外国著作；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等中国古典名著；巴金的《家-春-秋》，溥仪的《我的前半生》等现代著作；《重放的鲜花》等曾被批判的当代名篇；张扬的《第二次握手》，蒋子龙的《血往心上流》，刘宾雁的《人妖之间》等中长篇新作，以及《杨虎城传》，《孙中山传》，《任弼时传》等人物专著。而看电影，那时几乎成了人们最主要的娱乐项目，我也不例外，1980年上半年，有诗为记的，我看过的电影，电视剧等计有《从奴隶到将军》，《曙光》，《万家灯火》，《小花》，《柳堡的故事》，《美人计》{京剧}，《麟骨床》{蒲仙剧}，《卷席筒》{曲剧}，《佐罗》，《鲁宾逊漂流记》{电视剧}，〈何日彩云归〉{电视剧}，〈钗头凤〉{话剧}，〈湖山盟〉，〈雷雨〉，〈绿海天涯〉，〈马兰花开〉，〈青春之歌〉，〈小字辈〉，〈瞧这一家子〉，〈海外赤子〉，〈泪痕〉，〈七品芝麻官〉{豫剧}，〈燎原〉等。那些电影，除了有的是在县城看的，大多都是在当地的露天电影院看的，包括寒夜乃至雪夜。此外，〈水沫集〉继续在写，只不过旧体诗新体诗混在一起，显得很不协调。
（二）
过了近一年，手又痒痒的。有一首〈心头的血，莫要冷〉的诗，催促自己要努力：“心头的血，莫要冷，手中的笔，切勿停。开创一条生路，靠的是斩棘披荆。懒惰是拦路虎，享乐是害人精。跌倒了再爬起，没有谁能一夜成名。惟有不知疲倦的求索者，才能摘下希望的晨星。”1980年国庆节有三天假期，我哪儿也没去，和郭大姐合作，把在农场时写出的电影文学剧本〈祁连山下〉修改了一遍，易名为〈画笔春秋〉，寄去西安电影制片厂。此后一去半年多，音讯全无。
直到1981年5月的某一天，剧本被退回，但附有西影编辑部的一封信，始知其中原委。今摘录来信两段：“贵作〈画笔春秋〉，我是去年12月中旬拜读的。读后感到剧本主题思想积极，故事通顺，结构严谨，文笔流畅，几个主要人物塑造得不错。总之认为很有基础，可以扶植。于是就请有关同志看看再提提修改意见，然后再请你们来修改，准备搞成一个比较有分量的影片。”“但后来听说上影已列入规划，经联系上海同志愿将此题材让给我厂搞。但又听说长影也有此题材，准备搞，又与长影联系，情况属实。长影片名叫〈沙漠宝窟〉，也是以画家为主线贯穿全剧，并且已经筹备开始采外景，马上开拍。”
天！原来这剧本差一点儿成功了！当时，我气结良久，我悔恨，为什么不早一点修改寄出？而这是完全可以提早半年甚至一年做到的！虽则如此，然而成功的信号已经闪过，我为何要失去信心？于是也口占一绝，宽慰自己：“一去长安半岁余，原来非目是真珠。时机未到心难死，催我挥毫又著书。”
接着下来，我们真的又动笔了。从5月到7月，完成了一个电影文学剧本《詹天佑》。诸位，詹天佑何许人也，是中国近代铁路事业的开创者，我们仅仅凭借着一本他的传记来写，如何能写得好？剧本不知寄往北影还是长影{大概认为这两家厂离京张铁路近吧}，当然落得个退稿的下场。其后，我们看到一本小说《她的代号——白牡丹》，写的是一位女地下党员，如何策反一支蒋介石的警卫部队的故事。放在影视剧胡编乱造的今天，那故事并不足为奇，但在当时，就算有点曲折，有点戏份了。于是，11，12两月，我们利用业余时间，把它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取名《特殊使命》，寄往曾经欣赏过我们的《画笔春秋》的西影厂。也是过去半年，仍无消息------
（三）
1982年7月的某一天，忽接西影来信，准备邀我们去修改剧本，但要修改剧本并拍摄，须征得原著者的同意，当时还没有“版权法”，但这一步也是必须做的。这又是一个天大的喜讯！但如何联系原著者{我忘记其名}？后来，我们打听到，原著者是一位部队作家，住在开封，于是，郭大姐即北上，到开封找原著者磋商。可以想象，那段时间我在家里的心情！幸好，数天后，她来电报{当时最快最实用的通讯工具}，说经过一些周折，已取得原著者的同意，有字为据，她已直往西安。又数日后，她在西影给我来电报，催我立即赶往西影厂修改剧本。这就说明，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1982年7月26日，我只身赶往汉口火车站，坐上往西安的列车，途径郑州，洛阳，潼关等，28日晨到达西安，郭大姐在车站接我。于是，我们坐车经过鼓楼，来到大雁塔附近的西安电影制片厂。首先，我拜会了我们的责任编辑焦思温先生。他大概五十来岁，山西人氏，温文尔雅，和蔼可亲。他给我解释说：电影制片厂的剧本来源，大体有两条路，一是制片厂已有计划，约请名家编剧；二是从千百来稿中发现好的有基础的本子，那真是百里挑一了。听到这里，我忽有一种自豪感，对自己的写作能力增强了信心。挑出的本子，经厂方同意，约请编者来厂修改，一切食宿及来回车船费由厂方负责，剧本改好以后，编者回原单位，剧本留下，有导演接手，即可拍摄；没有的，厂方也给予编者一定的稿酬。如此一来，我就十分明白我此行的任务了。起码，我无后顾之忧，我正在放暑假，不用担心上课的事，在西安的食宿及来回车费可报销，剧本不被采用也有稿酬，这样的好事我活了34年首次碰到。
住下之后我发现好处还不止这些。我们住在西影招待所，一人一个设备齐全的单间，周围都是来改稿的作者，还有一些是从外厂借调来拍片的演员，大家自然相熟起来。以前在银幕上看到的一些演员，想不到现在可以见到真人并与之谈话。当然，那些都是二三流的配角，无法见到当年正红起来的陈冲，张瑜，刘晓庆，李秀明，斯琴高娃，唐国强，张丰毅等。那时，厂里还不时放一些内部片，以作借鉴，我也有幸看到，但片名已忘记了。西影刚拍好还没公演的片子，我们也可以先睹为快。我最记得一部叫《白桦林中的哨所》，因是与该片的导演坐在一起，看后还和他座谈了一两个小时。此外，厂里还不时有车送作者们到市郊的名胜古迹如兵马俑，华清池，茂陵等地参观，你说这种生活，神仙也比不上吧？当然，我们此行的主要任务还是改本子，又是按照责任编辑与厂方的意图修改的，所以必须认真负责。有时改了又改，抄了又抄{没有电脑的苦处}，完全不象我在农场给余慕红她们写小说剧本那么潇洒。
终于，暑假将尽，而剧本也算是改好了。在离开西安前夕，我们送了一只石制的飞鹰送给焦编辑，而他送给我一只唐三彩的马，我自己还买了一只茶壶，这些都是西安之行的纪念品。8月22日，我们离开西安返校。我在西安近一个月，去过一些地方，但也因忙于改剧本，有些该去的地方又没去，实为憾事。在西安的生活，我有《西安行》十五首记录，不过还是留给另外的文章引用吧。回校后一段时间，焦编辑来信，剧本暂不能用，先寄来三百元稿酬。那时三百元也不算少数，我们买了两套沙发，以作纪念。在我离开湖北时，沙发就低价卖给别人了。至于剧本，始终没拍成电影，倒是某电视台把小说拍成了电视剧，叫《御林军的枪声》，但我始终没看过。
（四）
1982年9月开始，我参加了湖北电视大学语文类专业的学习，是一种业余自学与集中听课相结合的学习形式，对于我们在职教师来说，是比较合适的，但又是很辛苦的。我们要学的有中国古代，现代，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古代，现代汉语；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文学概论，美学，形式逻辑等。对于前者，我有一定功底，学来不难，但要考试，又不是都能记住；对于后五者，真是要命，那些似是而非的理论和答案，我感到难以入脑。不过，不管怎样，有了对文学的比较系统全面的学习，对常常自命清高，以为精通文学的我，应是收益不浅。在此，我仅举一例。
诸位大概还记得，我从1968年11月到农场后，即开始写诗歌，包括旧体诗。从68年到82年，写了整整十四年，满以为自己写的就是律诗绝句，还经常与别人唱和。当我学习《古代汉语》，接触到近体诗的格律，读了“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等的平仄规律时，我大吃一惊，心里暗暗叫苦：“原来写律诗绝句要讲究平仄！”再拿出《水沫集》对照，天！这算是什么玩意儿！不能说全部不合格律，但为数不少的诗都有一两处或数处不合格律的！为此，我脸红羞愧了数日。我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恐怕是因为当时无人指点我，而其他人也不谙此道。我把前文引用过的我父亲和我的那首七律分析，发现全合平仄！可见，父亲深谙此格律，可惜他没有机会教我。自从知道了这个规律以后，我写旧体诗时都对照着平仄，以免遗笑大方。至于以前写下的，我已懒得改动，除非需要引用，就象本文那些，才作调改。
（五）
虽然教学和读电大已负担不轻，但我那时毕竟是个单身汉，学校又不用坐班，课余时间还是比较充裕的。我在学中国古代史的时候，觉得教科书中对每个朝代的更替以及每个朝代之中每一个帝王的交接都写的不够清楚，有很多甚至完全不作交代。这原因，恐怕是编书的人认为这些不是重点，不必都弄清楚，而把笔墨放在重大历史事件尤其是农民起义之上。偏偏，那些内容又是我感兴趣和想弄清楚的。于是，我干脆自己动手，编写一本《中华历朝变迁史》，重点讲清楚每个帝王以及每个朝代的更替。
从1982年起，我断断续续地写到1985年，写了近五本硬皮抄，也不知有多少字。编写这本书稿，纯粹为了自己学习历史之用，没有考虑过要拿去发表，也不具备发表的水平。在编写的过程中，我当然要参考各类书籍，由此，我学到了不少知识，尤其对中国历史的来龙去脉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对一些历史大事也比以前知道得更清晰了。只可惜，到了1985年9月，写到元朝时，我调回广东，没有再续写下去，致使元，明，清的历史，我不甚了了，不知此生有没有可能把它完成。
1983年，对于我来说是不平常的一年，并不是说这一年我在文学上有什么杰出的成就，而是我在感情路上和远方的两位姑娘纠缠不清，弄得大家都很不愉快。在异乡的夏夜和冬夜，在寂静无声之时，我不由的想起了我十多年来所遇到过的女子，所经历过的爱情，有的似悲剧，有的又象闹剧。我不知如何评价我自己，我觉得有必要进行深刻的总结和反思。于是，我用书信体的形式，似向着某人倾诉，从1967年我在广州遇到的第一位姑娘写起，越写越多，越写越长，4，5月间完成了六章，后来又发生了一些事，到11月间，又续写两章，总共八章，因我用大本的单行本写，近100页，也不知有多少字。写完之后，装订成册，取名《旧迹追寻》。因这也算我的文学活动之一，故不应漏写，至于其中的内容，反而不是本文要介绍的。
1985年，全国第一家专载杂文的报纸《杂文报》在石家庄创办，需要在全国各地吸收一批记者和特约通讯员，经在南京工作的我二哥的举荐，居然我也被吸收为该报的特约通讯员，发下来一个象样的特约通讯员证，以及一本《杂文报》全国通讯员通讯录，我的名字和工作单位也在其中。自当上特约通讯员后，也学着给该报写了几篇杂文，但未被采用。后来因电大期末考试以及工作调动，又搁下笔了。
（六）
1985年，经过了三年六个学期十几门课的考试(有两门还要补考过关)，终于熬到了头。现在，经常听说函授，自学，电大的考试作弊严重，回想起十几年前，那时的考试真严格，起码我是没有丝毫作弊举动的。三年的艰苦学习，才拿到两年专科毕业的文凭，我忽然想起，有些人的运气就比我好多了，如1965年入大学的本科生，读了不到一年即遇文革，以后无书可读，混到毕业。当年我校调来了一位65年入武大外语系德语专业的老师，我很高兴，准备跟他学德语，谁知他德语只学了一点皮毛，英语远不及我。我想，文凭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有真才实学吧。我们平时的考试严格，毕业论文更不含糊。我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和写作，修改，才写出一篇题为《论辛词的用典》的毕业论文，洋洋一万七千字。辛弃疾是我喜欢的宋代词人之一，他善于运用典故，这是他的词的一大特色。我以此作为毕业论文的内容，论文颇得指导老师的赞赏，他没有改动一字，我也明白，他对辛弃疾肯定没有我知道的多。论文的修改稿已上交校方，前些年觉得初稿还在，但现在又找不到了。
1985年春，郭大姐与两个已高中毕业的儿子又迁调回到广东湛江，我虽仍留在湖北，但也正搞着调动手续，准备调回广东中山市。在湖北钟祥县(现也改市)六年，我并不厌恶那个地方。那里虽然比较贫困落后，但民风淳朴，人们也热情好客。我之所以要离开，主要是不能适应湖北严寒的冬天，此外我母亲在广东，也需要我回去照顾。我在那里送走了六届的高中毕业班。我和84至85届我当班主任的那班学生感情最深厚，在我离开前夕，他们依依不舍。我和他们相约：“五年后的今天，即1990年8月15日，我们还在这个教室里团聚！”然而，5年后，我并没有践约，令他们非常失望。如今，10年，15年过去了，我还没有旧地重游，我太对不起那些可爱的学生们，趁写此文之机，我向他们深深地道歉！至于郭大姐及孩子们，前些年互有来往，近几年也少联络了，我永远会记住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尤其西安古城那难忘的一个月。
四 香山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