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香港

      陈贤庆

 写下“我说香港”这标题，自己也觉得底气不足，恐怕有人会讥笑：你算老几？你在香港生活过吗？你知道香港多少事？……不过，我转而一想，我并非全面介绍香港，也并非深刻分析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只是说说我知道和经历过的和香港相关的小事，这总可以吧。

                                   （一）

香港岛，以及九龙、新界，是在18世纪的中英鸦片战争中先后被割让和租借给英国政府的。香港既被英国人占领，也被英国人管治和建设。如果不是被割让和租借，香港、九龙、新界等地，肯定如改革开放前的深圳、宝安一样，依旧是穷乡僻壤。中国收回香港，收回一颗被英国人打磨润饰了一百多年的“东方之珠”，实在很划得来。如此说，是否被列强占去越多国土越好？我可没这么说，就事论事而已。

 香港被割让和租借，实在也起到许多特殊的作用。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就是以香港为据点；周恩来、叶挺等共产党人，在革命低潮或失败时，香港也是他们的避难所。即使在解放战争期间，大批和共产党合作的民主党派的领袖们，也是到香港汇集，最后从香港秘密回到解放区，参加新中国的筹建工作。新中国建立之初，大批香港青年回到内地，投身到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之中。不过，有回来的，也有出走的，内地一些稍有钱有又远见的人，趁关闸未关闭时，纷纷逃离到香港。我父亲在广州六二三路一家叫永生的仓库里当会计，老板出走香港时，叫父亲代管理，于是，父亲在文革期间除了因参加7年抗战获得的“历史反革命”的罪名外，又多了一个“资方代理人”的罪名。到了1954年，永生仓库不得永生，被公私合营了，父亲也失业，幸而早些年送了两个儿子参军，获得个“烈军属”的名衔，得以被安排到市民政局属下的烈军属包装厂当个会计。

                                    （二）

 但是，当我年幼时，即上世纪五十年代，香港则是个神秘而带有恐怖色彩的地方，我们起码知道，那是“敌占区”，是还没有解放的地方。按理说，有亲属居住在香港，包括澳门、台湾、国外，这是很平常的事，尤其是在广东、福建等沿海一带的居民，但是，在那个年代，却是大忌，叫做“有港澳关系”“有海外关系”。这些“关系”有什么问题呢？大有问题！说明你有“敌特”之嫌，提干、参军、读书等都有影响。你可能会反驳，我叔叔在香港做苦力呀，我姨妈在澳门当保姆呀，我爷爷在马来西亚种橡胶呀，都是劳动人民呀！但是，当局并不管那么多，一律将你视为“嫌疑犯”！这真是荒唐透顶的事，离“伟大”“英明”十万八千里！现在回过头来替当局想想，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是港澳台特务很多？是蒋介石老想反攻大陆？是大陆人心不稳？……还是想不通！总之，在这种政治空气之下，我家有个叔叔在香港，有个叔叔在台湾，是我在上了小学五年级时才知道的事。

怎么知道？原来，1959、1960、1961这三年，因为人祸，引发了全国性的大饥荒！北方的民众断粮绝粮，还不许外出逃荒要饭，只得大量活活饿死，广东人也在饥饿之中，包括我们一家子。某天，我看到父亲从邮局领回了一个包裹，打开后发现，是一罐猪油！直到这时，父亲才告诉我们，他有个弟弟，即我们的四叔生活在香港，猪油就是他寄回来的。这猪油真是救命的东西啊，在米饭里放一点猪油，加上一点酱油，就是天底下最美味的佳肴！之后，四叔不时有食品寄回，父亲也转寄些回乡下。即使如此，乡下还是有两位婶婶饿死了。有人饿死，也有人变肥，我家潘姓邻居，女主人原来较苗条，突然得到香港亲戚寄回猪油之类食品，反而吃得肥胖了。不过，这是特例。

四叔为何生活在香港？即使吃上四叔寄回来的猪油，父亲也没有向我和妹妹讲述过，某年，四叔到台湾探望九叔，给父亲寄来一张合影，父亲看了一会，不敢放屋里，交给我一位表哥收藏。至于真相，多年之后我们才知道。解放后，土改时，因祖父有一点田地，四叔在镇上开了一间小商店，于是被评定为资本家兼地主。四叔事前知道不妙，与别人一起逃亡，先逃到澳门，再过去香港。祖父祖母在家乡没有逃亡，双双上吊自杀了。我们的九叔则是在1949年时到海南岛读书，海南解放时，被迫随败军到了台湾。正因为上述原因，父亲怎么敢于将实情告诉我们？在解放前后，香港收容了大批逃亡的人；大饥荒的那几年，宝安、东莞、惠州等地不少民众偷渡到香港，香港也为拯救难民作出了贡献。

                                  （三）

大饥荒过后，人民得到喘息。据说，领袖也觉得要承担点责任，要退居二线，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元老都同意，是周恩来一句话挽留，于是领袖又心安理得居于一线，继续推行他的极左路线，以致发展到了文化大革命爆发！文革期间，殃及的人就难以计数了。

1970年夏季，那时父母还住在广州。某一天，我们的四舅偷偷找母亲，约母亲到街上某个角落见面。四舅在抗战胜利后就跟随母亲到了广州生活，解放前夕，他失业，父亲通过熟人帮他在恩平县城找到一份警察的工作。半年后，恩平解放，他也回到广州。解放后，他在市郊大塘文化馆工作，娶妻生子，本可过上安稳的生活。谁知，1957年“反右”运动一到，那半年的“伪警察”生涯让他遭殃，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开除公职，而且妻离子散，还被送到芳村劳动教养，1962年8月解除劳教，无家可归，只好落户到我们家，没有正当职业，只能做做散工。到了文革时期，他更被遣送回乡。这次，他在40岁的时候决定铤而走险，偷渡香港求一生路。母亲得知，也感到无可奈何，只得流着眼泪，将身上仅有的10元钱给了他，目送他离去。幸运的是，四舅居然偷渡成功，多活了十余年。

                                  （四）

1968年夏秋，大批青年学生被动员上山下乡，被安置到了“广阔天地”。当局是希望他们扎根农村农场，不要回城市了。这种一厢情愿很快就被绝大部分知青们拒绝。在广东，尤其是在毗邻香港、澳门的农村插队落户的知青不仅不会“扎根”，经过一两年两三年的忍耐，他们还要冒死一搏，远走高飞，寻求自由。于是，中国现代最大规模时间持续最长的逃亡潮开始了。

我的同学、挚友象潜，1969年初落户宝安沙井公社，经过几年的准备，1972年夏季偷渡成功。两年后，又移居美国。同样偷渡成功的有他读大学的大哥象庸。但是，他的二哥象恒则葬身怒海。

我的同学、农友兼挚交德谋，因感到前途渺茫，1973年夏季，也决定走偷渡之路。我在广州天成路为他送行，谁知他一去不返，同样葬身怒海！

当年，参与偷渡的广东知青不计其数了。不过，有偷渡香港的，也有合法到香港的。

同学兼农友新仁，本身是印尼华侨生，父亲是印尼当地侨领，到了1972年，国内的政策有些松动，是年10月，他被获准到香港，再转回印尼。我们一班同学农友还给他送行，一直送到湛江。新仁回到印尼生活多年，最后还是定居香港。

广州知青、曾是我的女友慕红，父母亲人都在香港，经过几年的申请，1974年9月，终于获得批准到香港与家人团聚。当年我还送她到广州，亲手将她交给她的在广州等候多时的母亲。两年后，慕红也到了美国生活。

同学兼农友慧生慧斌兄弟，也是印尼华侨生，也是经过多年的申请，1977年2月，终于获得批准到香港。当年，也是我送他们到湛江。数年后，慧生到了美国，慧斌到了澳洲。

                                   （五）

香港与内地尽管有隔阂，但香港同胞一直在默默地资助着自己的内地亲人。偶然寄一两百元回内地，已能解决大问题。我爱人的五姑母在香港做保姆，有了点积蓄，1966年寄回一万元，在镇上建了一座两层的砖瓦小楼，那是镇上第一座也是唯一一座砖瓦结构的楼房。岳父因此获得了“财主佬”的绰号。这种好事，在改革开放之前是不多的。

改革开放后，香港对内地的影响，那可以说是巨大的。到了七十年代末，港澳关系由可怕变得可爱，港澳同胞，包括偷渡方式到港澳的同胞，都可以返回内地探亲访友。1980年春节，阔别内地30年的四叔，以及在香港生活了10年的四舅回到广州，见到大哥一家子住在一间8平方米的小房间，而母亲则要远赴南京住在二哥家，于是，在四舅的促使之下，四叔决定帮助大哥建一座小楼，是年11月2日，经过许多曲折和艰辛，花了10500元、坐落在白云路筑南横街的一座三层小楼落成。母亲不久也回到广州生活。在湖北教书的我，1981年寒假回广州探亲，便有了这处落脚点。事后大哥在回忆录中写道：“四叔本来也是在艰苦生活之中，在香港已无职业，凭着过去赚来的钱供了一间屋，然后还有小小的一笔存款，夫妻俩人相依为命。为了我整屋的问题，四叔曾偷偷地动用了一些存款，四婶发现以后，两人便吵架，要分家。结果就是把房子卖了分钱，每人抓住十万八万银。然后向香港政府申请救济，最后还是住进了公房，领救济金解决问题，应该说是我连累了他，我十分内疚。”

  当年，香港同胞过关，大包小包，扛着推着，半新或全新的衣服、电饭煲、电视机、收录机、洗衣机……内地的亲友如获至宝。 

     1981年暑假，我又回广州探亲访友。7月30离开学校，8月1日到广州。其时，除大哥一家，还有母亲也在，四叔也在。回到广州，当然尽量到各处走走，体会改革开放之初广州的改变。当时，广州最大的变化就是满街都是商铺、小贩，以卖衣服和食品的为最多。马路两旁的人行道，尤其是骑楼，都被小贩占用。从物质匮乏到一下子丰富，人们又惊讶又喜悦。另一变化，就是人们的衣着装扮，有了极大的不同，花花绿绿难分男女，港澳之风，影响明显。当然，耳中听到的，也与过去有极大的不同，港台流行歌曲渗透在城市中的每一个角落。1985年寒假，港台风仍在吹袭，男青年都喜欢留长发，并烫头发，变得不男不女，弄得我也把持不住，在广州时也到发廊烫了一下，真的变得不男不女……

                                    （六）

    1985年9月，我调回广东，在中山市一所高中教书。在之后的几年里，如果说什么和香港有关联的事，那莫过于香港电视了。关于香港电视节目，当局并不许可民众观看，你也难以收到信号。但是，民众也聪明，自己架设一种类似鱼骨状的天线，便可勉强观看。到后来，当局见禁不住，也就放开了，于是，香港的无线电视台、亚洲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是大家每晚必看的节目。那些电视剧中的主题歌，依然风靡大陆歌坛。那些香港男女明星，依旧迷得内地年轻人如此如醉。一般市井人民如此，我们所谓的知识分子也不能免俗。没有办法，谁叫我们自己还没有从“高大全”走出来，拍摄不出民众喜闻乐见的电视节目呢！

    几年后，我有了一次机会，踏足香港的地界。1991年暑假，学校组织全校教职员工到深圳作两日游，其时从中山坐车到深圳，乃是一段艰苦的长途，须绕道广州而行，故而那天到深圳时，已中午过后。深圳原来也是一座边陲小镇，当局者只知出于“国防”之需，构筑铁网壕沟，以防偷渡者，完全谈不上建设。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在南海之滨画了一个圈”，数年之间即矗立起一座新城。当汽车行驶在宽阔的深南大道时，我们即感到这种沧桑之变。 当天下午，我们参观了中英街。中英街之所以特殊，就是它有一半属中国一半属香港，以前是内地人不可涉足的。改革开放后，这里辟为旅游点，让内地游客可以在此买到一些奇货。我们到那里时，看到真是人山人海，人人大包小包，汗流浃背，现在回想起来甚是可笑，然而那时能进入中英街，不知算有多幸运。我也在街上乱转，买了一点服装药物之类。我有七绝一诗记其事：商铺三千购物狂，中英街内众如蝗。一条碑石分河汉，辱史谁人诉断肠？

                                      （七）

    1992年7月20日至24日，我真的去了一次香港。由岑校友出资，邀请我校领导及部分老师作香港五日游，我才有了这个机会。那时，香港尚未回归，但中英已在谈判，能到香港旅游也不容易，我们一行12人都是第一次到香港，我算幸运了。在那五天之中，我不仅参观了香港的市容，如太平山、维多利亚港、虎豹别墅、中环、沙田新城市广场、雍雅山房、海洋公园、尖沙咀、荃湾、鲫鱼涌铜锣湾、黄大仙等。还到慈云山的凤德村小区见到了四叔（其时四舅已经去世）四婶；在美孚新邨见到了同学兼农友新仁，以及居住香港的同学家潜，还有在驻香港工作的同学兼农友汝好。还见到了妹妹的同学兼农友秦云夫妇和玉英。

    到香港后，我已感到，香港的繁华程度远胜广州，这不用说，即使市民素质，内地民众与香港民众也差别很大。初到香港，在一家餐厅吃韩国餐，我们都很兴奋；同时，把内地的“风格”也带进来，大家旁若无人，高声喧哗，不以为有不妥，我注意了一下，香港同胞都是静静地进餐的，此情此景，显得动静分明。某次过马路，对面是红灯，见没有车，我们的某主任径直走过去，人行道上就他一人，两侧的港人注视着他，我也感到脸红。某次坐巴士，大家都在排队等车，车到，忽有一男一女赶到，直接走到车门处，我想，香港人不是也有不守规矩的吗，谁知，那两人并没有上车，等全部人上去了，他们才上，使我想“看丑态” 的不良愿望破灭。

    不过，我也体会到香港人居住的狭仄。某晚到新仁美孚新邨的家，他家两房一厅，我看不到40平方米，那厅小房更小，房间由孩子住，她们夫妇反而每晚睡在客厅或走廊地板，这让我惊讶。我们三位同学到访，新仁预先将夫人和孩子支走到外面，我们才能安坐在小客厅聊天。新仁说，香港的一般家庭的住房都不大，而内地，已开始大兴土木，居住条件有了改善，如我，也住上60多平方米的两房一厅的较宽敞的套间了。到慈云山探访四叔，他们所住的公房厅房合一，有个小厨房、小厕所、小阳台，一张架床分上下铺，除了睡觉，难以有多余的空间了。 

                                       （八）

    1992年7月香港旅游过后，也不知有什么和香港有关的事了。应该到了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这是中国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内地民众当然感到欢欣鼓舞，但香港的市民就会各怀心事，虽说“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但毕竟对前程摸不透，移民国外的人不少。经过数年的观望，大家看到香港的确平稳过渡，一切如常，于是移民国外的人也逐渐回流，毕竟香港更适合中国人生活啊。

   为了内地市民更好地了解香港，也为了增加香港商业旅游业的活力，国内实现了民众到香港的“自由行”政策。2007年2月21日，即香港回归十周年时，我带着两位女儿，以及妻子一方的弟妹以及子女共13人，便是以自由行的形式到香港旅游，一方面也探望五姑母。当年寄钱回来给岳父盖房子的五姑母，已经入住荃湾的一家养老院。身体还算硬朗，记忆力还很好。

    那年，香港有了迪士尼乐园。1999年2月，华特迪士尼公司与香港特区政府正式就兴建香港迪士尼乐园进行谈判。10月31日，双方达成协议，合夥成立香港国际主题公园有限公司，在大屿山竹篙湾发展包括香港迪士尼乐园第一期的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11月2日，行政长官董建华与迪士尼公司高层於香港礼宾府正式宣布有关协议。 2003年1月12日，香港迪士尼乐园正式动工，计划耗资141亿港元兴建，由华特迪士尼幻想工程师团队设计。但截至2007年，光是香港政府对乐园的投入已经达230亿港元。2004年9月23日，园内的地标建筑睡公主城堡举行平顶典礼，整体建筑于2005年年中完成。6月12日首次开放招待员工家属试玩。 2005年9月12日下午1时，香港迪世尼乐园正式开放。 2006年7月13日，香港迪士尼乐园再为宾客带来新设施，并于7月13日正式开放予宾客亲身体验。三个新游乐设施包括《幸会史迪仔》《驰车天地》及《UFO地带》……白天，我们一家子去那里游玩，可惜人太多，没有玩上什么项目。

    晚上，我们还去了到了尖沙咀海滨，欣赏星光大道、香港岛夜景，尤其是维多利亚海港的烟花汇演。香港星光大道位于香港九龙尖沙咀东的海滨长廊。长廊本来已经存在，用以连接红磡及尖沙咀。后来得到政府拨款美化，并在2004年4月27日开幕。为表扬香港电影界的杰出人士，大道上有他们的手掌印，亦作为一个香港旅游景点。 2005年11月27日，武打巨星李小龙的铜像在香港星光大道揭幕。铜像高2米, 按照电影龙争虎门的造型而制成，以纪念李小龙65岁冥寿。是夜，香港维港举行盛大的农历新年烟花汇演，我们有幸遇到了。8点半钟，瑰丽夺目的烟花，在灯火通明的摩天大楼和起伏山峦的环抱下，於维多利亚港上空竞相绽放，把夜空点缀得璀璨生辉。一朵朵闪烁耀目的烟花，爲大家带来美好的祝愿，象征新的一年事事如意！
    初五日，秦云带我们到香港大学附近，会见一位亲戚。之后，我们游览了海洋公园，以及金紫荆广场。

    回归十年后的香港，欣欣向荣，令人高兴。但内中的变化，非一般内地人能知道清楚的。

                                      （九）

    时光流逝，又过去些年。中国内地经济飞速发展，各个城市的面貌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化的气息越来越浓厚。加之内地物质生活极大地丰富，使得香港那购物天堂渐渐不那么被吸引了。相反，有不少香港人还到深圳、广州或珠三角地区购物。这些都不说，说说娱乐界，以前追香港电视剧，后来渐渐不看了，连香港电视也不看了，对“四大天王”“港姐”“亚姐”都毫不关心了，毫不感兴趣了，内地明星的风采，完全盖过了港星，你看范冰冰、李冰冰、高圆圆、甘婷婷、金巧巧、朱媛媛、刘诗诗、李思思、王丽坤、赵丽颖、周伟彤、张馨予、刘芳菲、孙俪、杨幂、陈数、马苏、董卿、汤唯、刘涛、唐嫣、张萌、赵韩樱子……一个个真把你迷个半死！香港影星歌星许多也回内地发展，最近看到一部国产电视剧，年近7旬的冯淬帆也在其中饰演一位父亲。

    在这种微妙的演变下，2011年12月14日到16日，我又到了香港一次。

    秦云70年代起就居住在香港。她是妹妹五十年的挚友兼农友，数十年来，妹妹都没有去过香港，似乎说不过去。这次，她和妹夫决定到香港一行，约我也去香港见面，于是，我带小女到香港，与她们见面并同游三日。这次，我们游览了太平山，那山顶上的建筑，比1992年我去时丰富多了。我们还去了大屿山，瞻仰了那海边的大佛。到了梅窝，游览渔村并观海。这两处，都是以前没有去过的。在香港期间，我们还与数十年的朋友穗强夫妇见面吃饭，共聚友情。

     2013年9月6日，早晨，我和小女赶到在广州越秀公园附近的停车场，与同行的团友共12人坐旅游车前往东莞太平港，在那里等候到9点多钟，再坐船到香港新机场。下午2点半，飞机起飞，3点半到达台北桃园机场。9月12日，我们中午乘车到桃园机场，乘飞机飞香港，4点多钟到达新机场。5点多钟过到深圳湾，然后坐大巴回中山。这次的去与返，我们只在香港新机场逗留。我还没有在香港新机场坐过飞机，这次能饱览新机场的风采，算是开了眼界。

                                        （十）

    2014年10月16日到18日，我又去了一趟香港。老同学刘女士添一孙子，18日中午在北京道的朗庭酒店自助餐厅举办一个“百日宴”，邀请一些同学赴港庆贺；另外，雷女士在九龙塘新置居屋，也顺便邀老同学去参观并设晚宴招待。

16日晚，刘同学带领，在尖东某海鲜酒家吃晚饭。晚饭后，到维港一带游览。我们主要游览了一处由水警总部旧址改造的建筑物。之后，到了尖东海堤，欣赏香港的夜景。记得以前，此处游人如鲫，灯光璀璨，但是，当晚，显得有点冷清，真的比不上广州的长堤，更不上上海的陆家嘴。原因何在，后面再提及。

    我想说的是，香港人其实一半或许大半都是不同时期从内地去的，这就如城市人，其实许多城市人，都是不同时期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所以城市人鄙视农村人，香港人鄙视内地人，都是不大应该的。更何况，香港人几乎每家都有亲戚在内地，应有亲情的纽带。

    话又说回来，为什么内地人去了香港，会渐渐“文明”起来？其实，那是制度使然。好的制度会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变坏。现在，国内的物质已经很丰富，为什么内地人还要跑到香港购物，弄得香港人不高兴？那是因为内地物质虽丰富，但货物质量，尤其是食品安全让人不放心，做成了“水客”频繁往返的盛况。自由行引发的顾客盈门会使店家高兴，但一般市民会觉得你的不守规矩令人心烦、讨厌你的噪音、垃圾、尿液污染环境，这是内地人不一定感受到的。

    再者，部分香港人为什么会怨气上升？这与香港的国际国内地位下降也有关。上海、广州、深圳等，正以特大城市的姿态取代香港本来所具有的优势。内地人的生活指数，渐渐高于港人。以前，多是香港人关照内地人，现在，朋友、同学、农友、战友等聚会吃饭，抢着埋单的多是内地的新贵，这也令不少港人感到失落。当看到内地游客在香港大洒金钱，都会情不自禁斥之为“土豪”“暴发户”“富二代”“官二代”等。上述的失落感和怨气，很容易引发出某些政治事件。当我看到金钟街头那些参与“占中”的年轻人，就不感到很奇怪了。

   香港的明天会更好吗？起码善良的港人以及内地人，都会有良好的期望。我这篇“说香港”，也该结束了吧。

                                        2015年3月4日 

（十二）

    本来，上述那篇“说香港”也真该结束了。不料，四年后，香港又有些事情可写，姑且续上上文。

    2019年6月8日，旅居上海的妹妹夫妇自上海回广东探亲，计划要到几个地方。9日那天，陈家四兄妹的家庭成员在广州恒福路麓湖国际酒店的侨美食家聚餐。10日那天，我陪妹妹夫妇到佛山，探访老朋友吴宝祥老师。11日，她们夫妇到珠海斗门市，探望住在西埔镇的泳哥，当晚住拱北的友谊酒店。12日，她们过关到澳门，在香港的闺蜜秦云也过澳门，与她们相会，一起游览澳门。当晚，她们过香港，住秦云家。

    妹妹她们难得去一趟香港，偏偏，就是她们到香港那天，就遇到有“事件” ，一些激进人士对立法会发起冲击，并投掷杂物，严重危害公共安全，警方将其行为定义为“暴动”，自此，反对派要求特区政府和警方撤回“暴动”定义，并企图煽动新的骚乱。其后，发展到包围警署，挑衅警察……香港的市面混乱、经济萧条，使得妹妹夫妇也没有了游玩的好心情，过了两晚，就离开了。

    本以为，事件慢慢淡化，平息了，不料，半月后，到了7月1日，是香港回归纪念日，香港又爆发了“暴乱事件”，暴徒冲击并破坏立法会大楼，袭击警察，毁坏议事厅和特区区徽、降下特区区旗，升上港独的旗帜……

    香港最近的暴乱和暴动，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因一起香港少女台湾遇害事件，香港特区政府开始推动《逃犯条例》修订，处理内地、台湾等未与香港签署有关协议地区的移交逃犯要求。这本来是很平常很正常很应该的一件事吧，大概是内地犯罪的人跑到香港避难，内地机关可与香港警方配合将其抓获遣返；香港人在香港犯了法，逃到内地，香港警方也一样可以让内地警方协助将其遣返。谁不希望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罪犯无藏身之地？什么人会害怕这条例？那就是犯了罪已在逃或要出逃的人，而安分守己的市民，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但是，香港以及国外，总有些人，唯恐香港不乱，无事也会生非，更何况现在有机可乘？于是，便有大量危言耸听出现，如“香港的司法从此失去独立性”“此后，香港人人人自危”“市民安坐家中，也会被无端遣返大陆” ……稍有头脑的人都不会相信这些传言吧？但是，香港人很特别，警觉性很高，这些年无端郁积在心头的怨气也很多，于是，信谣者、半信半疑者，不一定信者，在别有用心的某些人的鼓动下，趁着可以上街“表达意愿”，也形成“声势浩大”的集会，发展到破坏公物、挑衅和袭击警察。鼓动者十分希望香港的警察动用武力，更希望驻港部队出兵镇压，制造“流血事件”，进而宣告“一国两制”的彻底失败……然而，香港的警察很克制，驻港部队更没有出动。

    香港号称“法治之都”，享有“民主”“自由”“人权”……但是，“占中”“包围警署”“冲击立法会大楼”等行为，让大陆人颇感诧异。香港人的法律意识就这个样？其实，在香港，一样有大量的市民是支持修订“逃犯条例”、支持警方抗暴的。就在6月30日，16余万香港各界市民发起“撑警察，保法治，护安宁”的和平集会，不少演艺界人士也轮番上台演讲，为香港警察加油打气。

    另一感到诧异的事，就是对于肇事者和暴徒，尤其是煽动暴乱者，就这么算了？没有办法惩处吗？别的不说，恶意破坏公物和袭警，就已经是犯罪，在中国的土地上，怎能如此嚣张还能逍遥法外？事件发生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强烈谴责极端暴力行为，表示要对暴徒追究到底。香港警方、国务院港澳办、香港中联办、国务院发言人以及内地的报纸，都同声谴责发生在香港的暴力行为，为彰显法治的公平性和严肃性，煽动暴动者、参与暴动者，是应该得到严惩的。

    有关香港的说话，日后不知还有没有…… 

                                               2019年7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