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妻子的罗曼史

                              吴中华

 

现在是晚上十一点多,身边躺着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他已熟睡了,但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妻在医院急诊科做护士。一个小时前,急电召回急诊科,参加抢救工作。

对这种情况,我习以为常了。睡不着,思绪悄然袭上心头——

初识妻,她给我的印象是,本地人民医院内科的一名护士,相貌平平,属于走在街上回头率不高的那类。但常言道:“娶妻求淑女。”况且自己也不属那种高大英俊之辈,鄙人有自知之明,美眉不是吾辈之人所能拥有,故不想做一堆牛粪 (害怕“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之说)。在爱情路上,我们俩没有进行过轰轰烈烈的“长跑”,只来了段近距离的“二人三足”,然后就在法律上确立了关系。真有点平时人们所说的“先结婚,后恋爱”。

也许像巴尔扎克说的,“爱情越热烈越真诚,越应当含蓄隐蔽,不露痕迹”。我们的爱情故事确实波澜不惊,一点也不罗曼蒂克,但打心里我觉得我俩还是蛮般配的。

妻虽然是医院篮球队的主力成员,体格健壮,但偏偏有“晕车”之症,这可不得了。因为后来生发的令我们俩永世难忘的事,全拜“晕车”所赐。

记得1994年小榄甲戌菊花盛会,我和妻都去看了,是骑着一辆上海永久牌自行车去的。从黄圃镇(我工作所在地)出发,一路上可真的“风尘仆仆”。路上花费的时间比观赏的时间还要多!不是交通条件差,也不是我们俩想浪漫,原因是,汽车,她确实“沾”不得。

也记得那年,我们去中山市市区拍婚纱照,也是骑着那辆上海永久牌自行车,从黄圃出发,一路的骑过去的,行程三十多公里。路上虽然辛苦,但很快乐!

谢天谢地,接新娘的那天,我不是用那辆上海永久牌自行车,否则,我真的变成新闻人物了。虽然只有十来公里的路程,但从我们坐进那白色宝马花车的一刹那,我的心就提到嗓门,真的有点怕,怕她不知什么时候来个“翻江倒海”的喷射。(有这种心情的新郎倌,估计不多吧)可能只有十分钟的车程,花容失色的一幕没有出现。

1997年,由于工作的需要,妻从内科调到现在的急诊科。有一次,妻要到省人民医院进行急救护理技术轮训,为期七天。由于晕车的缘故,她一个人不便前行,结果我当了一回迟来的“护花使者”——坐公共汽车送妻到省人民医院招待所安顿好,然后我独自返回;一个星期后,我又去广州把她从培训点接回黄圃。不累?权当情趣罢了。

200110月,我患病住院,她有空就守侯在病床旁,(通宵值班后的白天也不回家休息)我握着妻温暖的手,罩在我心头上的阴霾也逐渐散去。后来病情转好,刚好中山市卫生局组织该年度的市优秀护士外出旅游学习,妻是有条件去的,但妻请假不去,对别人说是怕“晕车”。其实,她已跟“晕车”讲拜拜了,她不去,是不放心我!看,去年九月,好胜的妻还考取了汽车驾驶执照。对此,我只能套用周星驰电影的常用对白说一声“老婆,IYOU”。

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说得对——在人生中,妻子是青年时代的情人,中年时代的伴侣,暮年时代的守护。是的,夫妻不应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真心相爱的夫妻应该是风雨同路、同舟共济的。这些年来,我凭短短几年的婚龄,读懂了“相濡以沫”这个词语的内涵。

今晚的思绪权当另类的“七年之痒”吧,但绝非黄百鸣电影的“七年之痒”,因为我爱吾妻,这是我们夫妻感情日趋笃厚的“七年”!

……半梦半醒之间,忽然传来那熟悉的摩托车轰鸣声。哦,是妻回来了!

 

——写于2003年病休的日子

(载于《中山日报》04年情人节)

 

收视率≠导演+演员

——漫谈《包青天》受青睐的原因

吴中华

       时下的港台影视界,为了提高收视率,在拍片时,都不惜重金聘请大导演、名演员来助阵,往往都会收到满意的效果。于是,自然而然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公式:收视率=导演+演员。

但是,随着台湾电视连续剧《包青天》在香港无线电视台的播出,等式可能要变成不等式了。讲到该剧的演员阵容,金超群、何家劲等均是港台演艺界的“小”字辈,并不为广大观众所熟悉,但其收视率却出奇的高。观众层次,工、农、兵、学、商尽皆有之;白天,剧中的内容又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话题,而“包青天”更是上班一族的闲聊对象。取得如此轰动效应,电视制作人员也是始料不及的。

纵观已播出的几十集,电视剧《包青天》是取材于元代杂剧中的公案剧、明代的公案小说,更有甚者,是直接改编自清朝石玉昆的《龙图公案》。所宣扬的无非是司空见惯的奖善惩恶的思想。既然题材不新颖,演员非“大腕”,《包青天》为何能受到观众的青睐?究其原因,有两个。

其一,观众的满足感作怪。

回顾中国古代文化史,成熟于先秦时期的法家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法家人生哲学模式之一的“‘法不阿贵’平等观”更深得当时民众的推崇,可惜,这只是一相情愿。“刑不上士大夫”的不平等观早已成为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法制特色。“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只是一句空话罢了。故此,百姓内心的那个愿望——实行“法不阿贵”的法制观,终不能兑现。既然强烈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必然产生一种压抑感。并且,这种封建时代形成的压抑感一直影响到当今的普通百姓。

《包青天》为何能满足观众被压抑的欲望呢?在剧中,包公作为一个刚直不阿、公正廉明、不畏权贵、执法如山的清官形象,把那个“刑不上士大夫”的神话打破了。他随身带有“三大件“——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既可下铡市井无赖,也可上铡作奸犯科的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包公总算替观众出了一口闷气。于是乎,电视剧成了百姓追求心理平衡的调节剂。看过电视剧,观众受压抑的心理得到缓解,欲望得到满足。

其二,因果报应思想的存在。

佛教作为外国文化,于汉代传入我国,给中国人心理以深刻的影响。特别是佛教基本思想——因果报应,更是受到民间迷信。因此才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多行不义必自毙”等俗语的广泛流传。因果报应思想,作为一种封建意识形态,已根深蒂固地留在百姓的脑海深处。

   反观《包青天》一剧,平时作威作福的庞昱、郭槐、陈世美等反面人物始终难逃一铡;而刘状元、包勉等一班正面人物最后还是苦尽甘来。这些内容正充分体现出“善恶邪正,各有分别,善人必获福报,恶人总有祸临;邪者,定遭殃,正者,终逢吉。”也就是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

  :此文曾于19931127日发表在《中山报》第六版,据当时该版的责任编辑说,由于版面有限,对原稿的“第二个原因分析”作了删减,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当时我也去信提出疑问,未果。而今天又找不到原稿,真是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