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中华

现在是晚上十一点多，身边躺着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他已熟睡了，但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妻在医院急诊科做护士。一个小时前，急电召回急诊科，参加抢救工作。

对这种情况，我习以为常了。睡不着，思绪悄然袭上心头——

初识妻，她给我的印象是，本地人民医院内科的一名护士，相貌平平，属于走在街上回头率不高的那类。但常言道：“娶妻求淑女。”况且自己也不属那种高大英俊之辈，鄙人有自知之明，美眉不是吾辈之人所能拥有，故不想做一堆牛粪 （害怕“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之说）。在爱情路上，我们俩没有进行过轰轰烈烈的“长跑”，只来了段近距离的“二人三足”，然后就在法律上确立了关系。真有点平时人们所说的“先结婚，后恋爱”。

也许像巴尔扎克说的，“爱情越热烈越真诚，越应当含蓄隐蔽，不露痕迹”。我们的爱情故事确实波澜不惊，一点也不罗曼蒂克，但打心里我觉得我俩还是蛮般配的。

妻虽然是医院篮球队的主力成员，体格健壮，但偏偏有“晕车”之症，这可不得了。因为后来生发的令我们俩永世难忘的事，全拜“晕车”所赐。

记得1994年小榄甲戌菊花盛会，我和妻都去看了，是骑着一辆上海永久牌自行车去的。从黄圃镇（我工作所在地）出发，一路上可真的“风尘仆仆”。路上花费的时间比观赏的时间还要多！不是交通条件差，也不是我们俩想浪漫，原因是，汽车，她确实“沾”不得。

也记得那年，我们去中山市市区拍婚纱照，也是骑着那辆上海永久牌自行车，从黄圃出发，一路的骑过去的，行程三十多公里。路上虽然辛苦，但很快乐！

谢天谢地，接新娘的那天，我不是用那辆上海永久牌自行车，否则，我真的变成新闻人物了。虽然只有十来公里的路程，但从我们坐进那白色宝马花车的一刹那，我的心就提到嗓门，真的有点怕，怕她不知什么时候来个“翻江倒海”的喷射。（有这种心情的新郎倌，估计不多吧）可能只有十分钟的车程，花容失色的一幕没有出现。

1997年，由于工作的需要，妻从内科调到现在的急诊科。有一次，妻要到省人民医院进行急救护理技术轮训，为期七天。由于晕车的缘故，她一个人不便前行，结果我当了一回迟来的“护花使者”——坐公共汽车送妻到省人民医院招待所安顿好，然后我独自返回；一个星期后，我又去广州把她从培训点接回黄圃。不累？权当情趣罢了。

2001年10月，我患病住院，她有空就守侯在病床旁，（通宵值班后的白天也不回家休息）我握着妻温暖的手，罩在我心头上的阴霾也逐渐散去。后来病情转好，刚好中山市卫生局组织该年度的市优秀护士外出旅游学习，妻是有条件去的，但妻请假不去，对别人说是怕“晕车”。其实，她已跟“晕车”讲拜拜了，她不去，是不放心我！看，去年九月，好胜的妻还考取了汽车驾驶执照。对此，我只能套用周星驰电影的常用对白说一声“老婆，I服YOU”。

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说得对——在人生中，妻子是青年时代的情人，中年时代的伴侣，暮年时代的守护。是的，夫妻不应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真心相爱的夫妻应该是风雨同路、同舟共济的。这些年来，我凭短短几年的婚龄，读懂了“相濡以沫”这个词语的内涵。

今晚的思绪权当另类的“七年之痒”吧，但绝非黄百鸣电影的“七年之痒”，因为我爱吾妻，这是我们夫妻感情日趋笃厚的“七年”!

……半梦半醒之间，忽然传来那熟悉的摩托车轰鸣声。哦，是妻回来了！

——写于2003年病休的日子

（载于《中山日报》04年情人节）

收视率≠导演+演员

——漫谈《包青天》受青睐的原因

吴中华

       时下的港台影视界，为了提高收视率，在拍片时，都不惜重金聘请大导演、名演员来助阵，往往都会收到满意的效果。于是，自然而然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公式：收视率=导演+演员。

但是，随着台湾电视连续剧《包青天》在香港无线电视台的播出，等式可能要变成不等式了。讲到该剧的演员阵容，金超群、何家劲等均是港台演艺界的“小”字辈，并不为广大观众所熟悉，但其收视率却出奇的高。观众层次，工、农、兵、学、商尽皆有之；白天，剧中的内容又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话题，而“包青天”更是上班一族的闲聊对象。取得如此轰动效应，电视制作人员也是始料不及的。

纵观已播出的几十集，电视剧《包青天》是取材于元代杂剧中的公案剧、明代的公案小说，更有甚者，是直接改编自清朝石玉昆的《龙图公案》。所宣扬的无非是司空见惯的奖善惩恶的思想。既然题材不新颖，演员非“大腕”，《包青天》为何能受到观众的青睐？究其原因，有两个。

其一，观众的满足感作怪。

回顾中国古代文化史，成熟于先秦时期的法家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法家人生哲学模式之一的“‘法不阿贵’平等观”更深得当时民众的推崇，可惜，这只是一相情愿。“刑不上士大夫”的不平等观早已成为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法制特色。“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只是一句空话罢了。故此，百姓内心的那个愿望——实行“法不阿贵”的法制观，终不能兑现。既然强烈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必然产生一种压抑感。并且，这种封建时代形成的压抑感一直影响到当今的普通百姓。

《包青天》为何能满足观众被压抑的欲望呢？在剧中，包公作为一个刚直不阿、公正廉明、不畏权贵、执法如山的清官形象，把那个“刑不上士大夫”的神话打破了。他随身带有“三大件“——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既可下铡市井无赖，也可上铡作奸犯科的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包公总算替观众出了一口闷气。于是乎，电视剧成了百姓追求心理平衡的调节剂。看过电视剧，观众受压抑的心理得到缓解，欲望得到满足。

其二，因果报应思想的存在。

佛教作为外国文化，于汉代传入我国，给中国人心理以深刻的影响。特别是佛教基本思想——因果报应，更是受到民间迷信。因此才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多行不义必自毙”等俗语的广泛流传。因果报应思想，作为一种封建意识形态，已根深蒂固地留在百姓的脑海深处。

   反观《包青天》一剧，平时作威作福的庞昱、郭槐、陈世美等反面人物始终难逃一铡；而刘状元、包勉等一班正面人物最后还是苦尽甘来。这些内容正充分体现出“善恶邪正，各有分别，善人必获福报，恶人总有祸临；邪者，定遭殃，正者，终逢吉。”也就是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

  （注：此文曾于1993年11月27日发表在《中山报》第六版，据当时该版的责任编辑说，由于版面有限，对原稿的“第二个原因分析”作了删减，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当时我也去信提出疑问，未果。而今天又找不到原稿，真是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