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兴,乡邑盛

                 ——从明清档案看香山的教育事业

 

         陈贤庆

 

                清康熙朝之前香山的教育状况

 

香山于南宋绍兴22年建县。在建县时,香山只是由一群孤立的海岛组成,人口稀少,可耕地面积也不多,经济文化落后,人民穷困,读书人肯定不多,据《香山县乡土志》记载:“香山县立县之前,延福里人梁杞已以好学通经著称。宋仁宗世,自设县立学校,士习翕然称盛,与他州相颉颃。”这梁杞之举,可称揭开香山教育之序幕。

真正为香山的教育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应推陈天觉。南宋初,北方士人多因战乱南迁。陈天觉,名元英,字天觉,号香叟,祖籍南雄珠玑巷,后南迁至香山。宋绍兴3年(1133年)中举人,绍兴八年试博学宏词科,特赐进士,授朝议大夫。宋绍兴22年(1152年),陈天觉建议收香山为县,获诏准,并主持建县城,主张县城建于石岐山(烟墩山)以东的仁山一带,故称“铁城”。陈天觉还捐粮数千斛以作建城之资。绍兴26年(1256年),陈天觉又建议办学,首捐重资于莲峰山麓建学宫一座,从而又为开创香山县文化教育事业作出贡献。历朝《香山县志》均将陈天觉列入名贤,以志其立县之功。

虽则如此,南宋时期,香山依然人口稀少,只近万户,经济仍很落后,被朝廷列为下等县。经济的落后也决定了文化教育的落后,全县仅建有儒学一所,义塾与私塾极其有限。与邻近的番禺、顺德、东莞等县不可比肩。明代,海盗猖獗,倭寇侵扰,朝廷实行“海禁”“迁界”,禁止岛民出海捕鱼,并强迫人民内迁,这使得以海为生的香山人断绝生计,更加贫困。明朝的《永乐大典》所记载的“香山为邑,海中一岛耳。其地最狭,其民最贫”便是当时的写照。这种政治经济状况,一直延至清康熙23年。

 

                  清康熙23年后香山的教育状况

 

清康熙23年(1684年),康熙帝因平定“三藩”之乱并收复台湾,宣布广东废止“海禁”和“迁界”令。

香山地域广阔,有山有河有海,气候宜人,宋元时,便是北方人逼乱移居的理想地方。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来的荒地、沙田渐渐变成良田,从四乡南迁的人民越来越多,而且多是聚族而迁者,于是,粤语系、客语系、闽语系的人民,便先后汇集到了这块土地。据《香山县志》记载,香山粤语区的沙田话居民主要从南、番、顺等县南迁;客语区居民从粤东梅县南迁;闽语区居民从福建南迁;而石岐话的居民,则主要是宋元之际由江西、浙江、福建一带迁来的中原人。各省各族移民的汇集,实际上也是语言习俗、文化教育的大融合,只要遇到合适的时机,香山土地上的人民,便会焕发出无穷的活力。“禁海”和“迁界”令的废止,解开了香山发展的束缚,于是,香山县的经济、文化便得以迅速发展。到了鸦片战争前,全县已有书院18所,社学3所,遍布全县,还有许多乡学、私塾等。教育文化的发展,有力地促进政治、经济的发展,人口也迅速增长,到清嘉庆、道光年间,香山县的发展水平已赶上与南海、番禺、顺德、东莞等,被朝廷列为大县,从而结束了长期落后的地位。

澳门虽在明代已为葡国占据,但仍在香山县的辖区内,香山人与澳门的关系密切,可以说,香山人最先接触到西方的文化,最先领略到西方的教育模式,最先将目光投向海外。清末,香山的现代工商业迅速发展,新式学堂也破土而出。1896年,丰山书院在全县率先改为丰山官立高等小学,为香山模仿西方设立学校开了先河。至清末,据《香山县续志》记载,香山县已有中学一所,小学63所,还有新式的育儿机构——幼稚园一所。其教育规模和水平,已在全省前列。

 

           从档案资料寻找香山科举名人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用考试的方法选拔官员的一种制度。科举考试的最大获益者是封建最高统治者皇帝,也是广大读书人视为追求功名利禄、光宗耀祖的出路。英国大百科全书中说:“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考试制度,是中国所采用的选举制度,及其定期举行的考试”。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是世界上最早的考试制度,并对世界文明发展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科举制度产生于隋唐,完善于明清,分文举和武举两种。它是较举荐制、世袭制等合理的一种选拔人才尤其是选拔各级官吏和将领的一种基本制度。

明、清两代,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乡试(农历八月),取六七十名,称举人。每三年一次在京城举行会试(农历二、三月)。分三甲取录,一甲三名:状元、榜眼、探花。二甲、三甲若干人,总共两百余人,统称进士。

前两节所述,香山的教育发展始于清康熙23年后,故《香山明清档案辑录》一书所记载的有香山籍人士的广东乡试题名录,也始于康熙41年;而香山籍人士殿试金榜题名者,则要到乾隆4年才能查到。

乾隆4年,李定元列武举二甲第60名;

乾隆60年,杨汝任列武举二甲第17名;

道光2年,曾望颜列文举二甲第10名;

道光2年,李望海列武举二甲第41名;

道光3年,鲍俊列文举二甲2名;

道光3年,何廷标列武举二甲第19名;

道光18年,麦炽昌列武举二甲第17名;

道光20年,高宝奇列三甲4名、杨帜熛列三甲30名;

光绪24年,何作猷列二甲第10名、李麟昌列二甲81名;

……

香山的科举名人,远不止上述诸人,从其他各类明清档案资料中,还可查到更多,明清两朝,香山县共出进士120多位,今再举例如下:

周尚文 字质善,神涌人,明洪武18(1385)进士;

黄佐 字才伯,号泰泉,县城人。正德15(1520)庚辰科进士;

何派行 字应充,小榄人。嘉靖20(1541)辛丑科进士;

杨遇春 字绍复,别字峻冈,仁都人。嘉靖34(1555)乙卯科武进士;

麦挥 字时化,小榄人。嘉靖38(1559)己未科武进士;

袁三接 字平洲,乡籍未详。嘉靖41(1562)壬戌科进士;

李孙宸 字伯襄,小榄人。万历41(1613)癸丑科进士;

何吾驺 字龙友,小榄人。万历47(1619)己未科进士;

卢兆龙 字本潜,小榄人。天启2(1622)壬戌科进士;

麦佑 字启正,小榄人。乾隆34(1769)己丑科进士;

郑应元 字文川,县城人。乾隆46(1781)辛丑科进士;

何耀泰 字君保,小榄人。乾隆46(1781)辛丑科武进士,殿试二甲第4名;

何士祥 字景祥,小榄人。乾隆52(1787)丁未科武进士,殿试三甲第8名; 

卢殿标 小榄人。道光24(1844)甲辰科第25名武进士,殿试二甲第6名;

何璟 字伯玉,号小宗,小榄人。道光27(1847)丁未科进士;

何光尧 字允昭,号蓂石,小榄人。道光29(1849)己酉科武举;

陆朝安 大都人。咸丰6(1856)丙辰科第29名武进士,殿试二甲第4名;

刘其昌 隆都龙瑞村人。同治元年(1862)壬戌科第32名武进士,殿试一甲第三探花及第;

何长清 号榆庭,小榄人。同治2(1863)癸亥科武进士;

何定江 字景宗,小榄人。乾隆45(1780)庚子科武进士二甲第一人;

汪文炳 字伴樵,县城人。光绪6(1880)庚辰科132名进士,殿试二甲第93名。

张丕基 字仲弼,县城人。光绪12(1886)丙戌科第30名进士,殿试二甲74名。

何乃斌 字兴鼐,号仿尹,小榄人。光绪12(1886)丙戌科第8名武进士,殿试一甲第三探花及第。

黄占元 字卓南,小榄人。光绪15(1889)己丑科第50名武进士,殿试三甲第21名。

李平西 字炯熙,小榄人。光绪15(1889)己丑科第57名武进士,殿试三甲第27名。

李翰芬 字守一,小榄人。光绪21(1895)乙未科101名进士,殿试二甲51名。

……

上述明、清两代香山籍文武进士,日后许多都成为名臣名将。如李孙宸和何吾,都官至明朝礼部尚书;何璟官至清朝闽浙总督兼福州将军;刘其昌官至云南、广西巡抚;何长清官至广东水师提督;曾望颜,官至巡抚、总督、内阁侍读学士等。

在《香山明清档案辑录》一书中,还收录了康熙41年起广东乡试题名录,每期均有香山籍多位举子,如雍正13年,香山学生侯弼就中举人第一名。咸丰元年,梁之材中举人第二名。

 

         从档案资料体会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时代读书人进仕之途,香山籍的读书人也不能例外。参加进士科考试的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一二,有不少人从少年考到老年仍未考中,50岁考中进士的人看做“少进士”。“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唐人赵嘏的诗句,形象地刻画出进士登第的难度。

考进士如此难,考举人也并非容易,在《香山明清档案辑录》一书中,除记录了举人的名字,还记录了他们的年龄,从十余岁到六十余岁不等,很有意思。今仅举香山籍“老龄举人”数例:

嘉庆12年举人蔡佑和嘉庆21年举人赵廷魁、麦应甲,中举时均41岁;

嘉庆24年举人郑应仁和道光11年举人张文鼎均42岁;

嘉庆12年举人何健、光绪23年举人郑鼐均44岁;

道光8年举人容骏45岁;

道光5年举人李仲元46岁;

道光2年举人郑应春47岁;

咸丰元年举人刘元贞、光绪20年举人冯心镜和光绪23年举人郑谱韶均50岁;

道光11年举人何闰章54岁;

……

纵观中举的年龄,一般20余30余岁居多,郑藻如中举时25岁,曾望颜为30岁。香山籍最年轻的中举者,要数光绪20年的缪国钧,刚20岁;而所能查到的最年轻的中举者,当数光绪20年广州府的朱崇礼,年仅16岁,堪称神童。

十余岁与五六十岁的人同场考试,这也算一种“和谐”的景象,在我们今天,也不乏这种景象,如高考,如考托福,如考钢琴等级,如考驾照等。但是,旧日的科举与此并不尽相同,旧日的读书人之所以四五十岁仍要参加乡试,此无他,举人便是国家候补官员,有一定的俸禄,考中了便可光宗耀祖,难怪会产生范进式的悲喜剧。

虽然,科举考试的形式是封建时代所可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它扩展了封建国家引进人才的社会层面,显示出生气勃勃的进步性,促进了社会上努力读书求学的风气。但是,科举制度尤其是明、清两朝都以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的文句为题,还规定了文章的格式一定要采用八股文,促使读书人养成了脱离实际死啃教条的风气。到了清朝光绪31年(1905年),统治者决定推行新的学校制度, 科举制度被废除。

 

             香山人接受教育的另一种模式

 

十年寒窗苦读,走科举致仕的道路,虽也是旧日香山人接受教育的主要形式,但是,由于香山邻近港澳这种特定的地理环境,又使得香山人的视野更加开阔,眼光更加远大,他们有了另一种接受教育的模式,那就是外出留学。

香山人、近代维新派思想家郑观应,生于1842年,是著名的买办,因长期生活于澳门、香港、上海等地,与西方人打交道,才写出《救世揭要》《盛世危言》等对中国社会有较大影响的著作。他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的文化技术,而如何学习?他的同乡人容闳找到一条路子。

中国留学的第一人,就是香山人容闳。容闳生于1828年,少年时进入澳门马礼逊学堂。道光27年即1847年,19岁的容闳赴美留学。后考入耶鲁大学,成为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旋入美国籍。咸丰5(1855)回国。容闳留学美国时,鸦片战争刚结束,中国的门户已被英美帝国主义打开,西方的先进武器和科学技术,惊醒了香山青年容闳。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容闳留美的目的。回国后,他从自己身上体会到留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用了10年时间,奔走呼号,请求清政府派遣幼童留学美国。在他的大力推动下,在曾国藩、李鸿章的大力支持下,从1872年起到1875年,清政府选派了1016岁的幼童共120人,分4批送到美国留学,分别入读耶鲁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著名学府。

清政府原计划是让幼童留学15年后,按年分批回国,但计划到第10年,由于清政府中保守派的强烈反对,1882年,留美幼童被强行召回,留学计划夭折。尽管如此,这批留美幼童,由于接受过西方先进的教育,许多都成为清末民初军政界、科技界和文化界的杰出人物。这120位幼童中,香山籍的就占了39位,其中就有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内阁代总理蔡廷干,外交总长及交通总长梁如浩,临时政府总统府高等顾问容星桥、外交官欧阳庚,铁路总办钟文耀,大学校长蔡绍基,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律师张康仁等。

可以说,容闳以及香山留美幼童的经历,使香山人感受到另一种学习的途径。凭着地理的便利,一些香山人开始自费或由官费派往到香港,到澳门,到檀香山,到日本,到美国留学。
  唐廷枢,香山唐家人,生于1832年,幼年入香港玛礼逊书院读书6年,在香港巡理厅当翻译。咸丰11(1861)开始在英商怡和洋行任事,当买办掌金库,为怡和洋行竭力发展业务。同治十二年(1873)脱离怡和,受李鸿章委托开办招商局,发展国内外航运业,兴建运煤铁路,开采开平煤矿、安徽铁矿、热河平泉铜矿、烟筒山银矿等。成为中国近代早期著名买办、实业家、民族资本家。

除唐廷枢,唐家村还有唐宝锷(18781953),光绪二十二年(1896)考派往日本官费留学。辛亥革命成功后,曾在南北和会中任北方代表唐绍仪的秘书长。唐有恒(18841958),光绪三十年(1904)考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取得农学博士。等等。

孙文,香山翠亨人,生于1866年,9岁入村塾,接受传统教育。1879年,13岁的孙文随母亲到夏威夷檀香山读书,经历过飘洋过海,才会使人心胸开阔,难怪他感慨说:“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要注意到的是,孙文即孙中山赴檀香山读书时,几乎和留美幼童同一时期。另一个让人感兴趣的事是,孙中山并不是跟随其他男人,而是跟随母亲出洋的,这事,起码可以证明一点:在中国内地的民众还是十分重土安迁之时,香山籍的妇女,已经不把离乡背井到海外谋生作为可怕的事。

此外,香山学生赴日本留学者亦不少,如郑彼岸、郑贯公、林君复、刘师复、刘觉群、陈庆云、陈兴汉、苏曼殊、魏邦平等。这些人后来亦都成为民国著名的军政界人物。  

在《香山明清档案辑录》一书中,就收有当时的清驻美大使伍廷芳送请政府表彰香山籍出洋学生郑廷襄的咨呈;分别发给香山县学生杨耀焜、钟荣光赴美游学护照致外务部的咨呈;分别发给香山县学生陆积、陆庄、郭继、梁晋、梁威、梁容、马九、郑社尧、彭连胜等赴檀香山游学护照致外务部的咨呈等。

1909年,美国政府与清政府协定,清政府可以每年利用美国政府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派遣学生留学美国。于是,便出现了一批“庚子赔款留学生”。这些留学生限20岁以下,需经考试录取,从档案中查得,第一批便有香山青年、后来曾任民国政府代理外交部长的唐悦良。此外,还有徐乃莲、唐榕赓、钟文涛、卓鸿泰、徐应桐、简焕华、黄明道、徐乃运、卓荣思、杨哲、唐天民、李宝鎏、李绍昌、陈宪武、唐官赏、杨炳畲等选取或被派遣。

上述众多的香山人物,不仅对香山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产生影响,而且对中国近代历史也产生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没有西方现代教育的吸取,就不会出现象孙中山、郑观应、容闳、唐廷枢、唐绍仪这样的人物,香山也不可能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 发源地。

 

        后记

 

从香山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地区的教育发展,必然会影响该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以及人民的精神面貌 和思想素质。孙中山先生就曾大力提倡教育普及,以为教育“足以启文明促进化”。当代的香山人,正是继承香山教育的优良传统,中西文明,兼收并蓄,重视乡土教育,重视素质教育,尤其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使得当代香山的教育事业依然处于全省乃至全国的前列。全国有多所名牌大学,在中山,在珠海开设分校区,便是明证。中山市和珠海市都获得文明城市称号,获得“最适宜居住的城市”称号,亦佐证了教育的成果。

目前,中山市的领导和教育界人士制定了中山教育的核心目标,就是培养具有民族情感、广阔胸襟和世界眼光,具有传统积淀和创新精神的新一代中山人。这是邓小平同志“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教育理想与“博爱、创新、包容、和谐”的中山人精神的完美结合。

我们相信,只要全体中山人民共同努力,深入挖掘香山文化的精髓,未来的中山,必定会成为文化大市、经济大市、人民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

                                                                                      
 06年9月
 

应市档案馆高馆长之约 ,利用所赠之《香山明清档案辑录》一书撰文,用于《中山日报》“香山 文化之史海钩沉”专栏(每周六载一篇),此为我所写之第一篇,专栏之第四篇,载06年9月30日《中山日报》。第三、四节及后记,蓝编辑均有删节,亦有简洁之长处。附《中山日报》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