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人与外语学习
陈贤庆
引子
近日，听到一位来自陕西的英语教师感叹说：“中山学生的英语基础太差了！”此话让我深思：中山学生的英语基础真的太差吗？莫非还比不上陕西的学生？……的确，在今天，各省各市都在大抓教育，陕西学生的英语水平高于中山的学生，也不算奇怪的事，但是，一百多年前，香山人的外语水平，绝对是全国最高的。……
从一位海难的洋水手说起
在清朝中叶，能懂洋话的中国人可谓凤毛麟角。《香山明清档案辑录》一书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道光十五年（1836年）七月二十一日早晨，在福建泉州府晋江县附近海边有一位洋人游水上岸，周身皆湿，并无携带物件。该洋人年约30来岁，头上留发，面黑，目圆，身短，究系何国之人，由于语言不通，福建省的官员无从译讯，于是请示朝廷，将该来历不明的洋人送到广东香山县之澳门，终于弄清他是英吉利所管辖的玛鲁国人，在英船上当水手，船遇风暴沉没，他抱着一段木头漂至福建海岸。
这则事例说明，当时整个福建省无一人懂得那位洋水手的语言，于是，只得借助于广东香山县之澳门地区的洋人和当地人，才能弄清那位海难水手的身份。
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与外国侵略者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在这些不平等的条约签订时，中国方面竟然连一个精通外语的人才也找不到，只能听凭外国侵略者任意欺蒙。为了培养各种翻译和外交人才，在洋务派首领恭亲王奕等的奏请下，清政府于1862年（同治元年）8月在北京开设了同文馆。
同文馆又称方言馆，实际上就是一所外语学校。它最初只有英文馆，后增加俄文馆、法文馆，1866年以后又陆续添设了天文算学馆、德文馆以及东文（日文）馆，并聘有外籍教师。同文馆完全按正规的学校来办，学生不仅学外语，也学中文和自然科学。学制严格，八年毕业。同文馆有严格的考试制度，月有月考，季有季考，岁有岁考，三年一大考。同文馆的教学注重学用结合，低中年级的学生要求结合外语的学习，经常翻译一些国外的电报、文件，高年级的学生则要求译书。此外，同文馆还经常派学生出国实习；外国人来访，派学生陪同；在国外设使馆，也派学生随驻。经过这样反复的学习和实践，确实培养出一些过硬的外语和外交人才。
除了北京同文馆，一些省份也开设了同文馆，如香山人郑藻如，就曾掌管过广东同文馆。
香山人学习外语的途径
通过同文馆学习外语，当然是最方便最正规的事，但同文馆并非人人可进，对于香山人来说，学习外语有另外的途径。
当年，由于澳门是洋人合法的居住地，当地香山人与之共同生活，尤其是商贸的需要，或多或少掌握了一些洋话；《香山明清档案辑录》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道光六年（1826年）正月初五，澳门华人严亚照到熟悉的西洋人鄂华祖家探望，遇到鄂华祖患病，鄂华祖的雇工、洋人玛比厄尔即款留严亚照在家饮酒致醉，两人又同往东望洋海边玩耍。在玩耍中，严亚照误踩了玛比厄尔的脚面，玛比厄尔斥骂严亚照瞎眼，致相争闹，严亚照掌批玛比厄尔脸颊即跑走，玛比厄尔拔刀刺伤严亚照，致使其伤重身亡。于是，广州知府高廷瑶、香山知县蔡梦麟等即赶往澳门处理案件。二月初五日，玛比厄尔照例被绞决。这虽是一幕不该发生的惨剧，但也告诉我们，澳门华人严亚照因和洋人常有来往，不仅学会了洋话，还交上了朋友。
此外，有些香山人，因有出洋求学、谋生或经商的需要，很早就自觉地学习外语。如香山南屏人容闳，1828年生，1841年入澳门马里逊学堂，1947年赴美留学；如容闳的堂弟容星桥，生于1865年，居住在南屏，毗邻澳门，他4岁便从洋人学习英语，1874年9岁时便成为官费留美学童。珠江口东岸的香港，也是香山人学习谋生的另一去处，1883年，孙中山与陆浩东就开始在香港接受西方教育。
香山人的外语水平高，尤其是英语水平高，与香山作为著名侨乡有密切关系。早年的香山人，即大批侨居美国的两个“山”，即檀香山和旧金山。
檀香山远在太平洋的中心，是孤零零的一处群岛，离香山县少说也有6000海里，香山人怎么会去到那儿？第一批踏上这片群岛的香山人，恐怕难以考究了，但肯定有那么一批香山人，漂洋过海发现了这片群岛，在这个与香山县气候相当、适宜创业而又受欢迎的地方，他们住了下来，通过勤劳的垦殖，得到了发展。于是，他们回乡，招徕更多生活贫困的乡亲。19世纪60年代，陈芳、郑仲、钟初等香山人便已在檀香山创业。1871年，1873年，1876年，分别有孙眉、杨著昆、何宽等赴檀香山；由于陈芳、孙眉、杨著昆、何宽等人创业成功，夏威夷政府也希望他们“多招华人来檀，大兴垦岛”。于是，香山县人大批赴檀香山谋生。1879年，年仅13岁的孙中山也到了檀香山，入读当地的意奥兰尼学校，孙中山通过艰苦的努力，很快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在1882年夏的毕业考试中，他的英文语法获得第二名的好成绩，由夏威夷国王架喇鸠亲颁奖品。
美国三藩市因为出现金矿，华侨就把三藩市称做旧金山。据旧金山《中华、三邑、宁阳、冈州、合和、人和、肇庆、客商八大会馆联贺阳和新馆序》载：早在清嘉庆末年（约1820年），香山人袁生由澳门往欧美游历抵纽约，“乐其土而居焉”。由于旧金山“土产金屑”，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就有华人交相沿引前来淘金。华工刻苦耐劳，美国人喜欢招用，又因国内战乱（时是鸦片战争之后），生计日艰，华人尤其是熟习航海之术、了解洋人风习的香山县人赴美者甚多。据旧金山《阳和会馆碑记》载：清咸丰初年（约1851年），广（府）肇（庆）居留于旧金山者不下十数万人，而又以香山县人为多。对中国近代史产生过影响的香山名人欧阳庚、唐绍仪、程璧光、张惠长、杨仙逸、杨官宇、吴铁城、程天固、程天斗、朱卓文、陈耀垣、王棠、黄骚、陆灿、姚观顺、李禄超、方日英等，都曾在檀香山和美国学习和生活过。
除了两“山”，香山人还到澳洲、加拿大、新加坡、吕宋等流行英语的地区。如马应彪、欧阳民庆、郭乐等便是澳洲著名的华侨富商。
出洋谋生者有的一去不复返，有的也中途回乡，如孙中山于1883年7月返乡，后又再度赴檀香山。据统计，1852-1882年间，光檀香山华侨回乡省亲者就达4千多人。香山华侨在侨居地，粗通外语尤其是英语，见过世面，即使回到家乡不再外出，也有作为。充当行商、买办，便也是谋生致富之手段。
外语优势产生香山买办
香山文化内涵丰富，学者将其概括为方言文化、民俗文化、洋务文化、商业文化、华侨文化、名人文化、思想文化等。其中，洋务文化又称为买办文化。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11月，清政府宣布封闭闽、浙、江三海关，仅保留广州城对外通商。从此，广州便成为全国向外通商的唯一口岸，全国的进出口商品交易，都由广州一口经营。在广州一口通商期间，清政府在对外贸易中设置了官商制度，即由官方指定商人充当对外贸易的经纪，总揽对外贸易，承保缴纳外商船货关税，并负责转达、承办官府与外商的一切交涉。外国商人到广州之后，他们的买卖只能够由清政府特许的行商负责，甚至连起居行动亦要由行商负责，行动受到许多限制。
什么人才能当上行商？不用说，首要条件就是懂外语！在同文馆尚未开办之前，谁懂外语？于是，香山人无疑占了先机。在广州十三行中充当行商的，许多都是香山籍人，如吴健彰，如刘丽川等。鸦片战争后，行商慢慢发展成买办。买办是受雇于外商并协助其在中国进行贸易活动的中间人和经理人，后来买办也可以利用有利条件创办自己的实业。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外贸中心从广州移到上海，广东商人也纷纷北上，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香山人。会说英语的吴健彰后来当上上海道台；刘丽川成为小刀会首领。据学者考证，1853年前，上海有广东人8万，其中香山人有两万多。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在华势力的扩大，在中国的外国资本家和商人增多，当买办的中国人也就越来越多。尽管学术界对买办和买办阶级的定性还有所争论，但是，有几位著名的香山买办，则享誉于中国近代史。
唐廷枢，１８３２年出生于香山唐家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因其父在香港玛礼逊学校打工的关系，得以在那里就读六年，精通英语，毕业后先后在香港巡理厅、大审院任翻译，后又被引荐到上海海关任副大写、正大写兼总翻译。１８６３年，在自办“修华号”棉花行与英怡和洋行贸易往来几年后，他出任怡和洋行的总买办，直至十年后被选中担任招商局的总办，成为了杰出的实业家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代表，连李鸿章也感叹道：“中国可无李鸿章，但不可无唐廷枢。”
徐润，1838年生，香山拱北北岭村人。1852年到上海宝顺洋行当学徒，学会英语，渐升至邦理账务、主账、副买办。1868年，自立宝源祥茶栈。之后，广泛涉足地产、股票、典当、钱庄的投资。1873年，徐润被李鸿章委派至上海轮船招商局任会办。1882年，徐润创办同文书局，是我国近代最早的民营机器印刷厂。在一系列投资成功之后，徐润成为上海著名的买办和富豪。
郑观应，1842年生，香山三乡镇雍陌村人。1858年到上海宝顺洋行任职，曾在英国人傅兰雅所办的英华书馆夜校学习英语，并对西方政治、经济方面的知识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担任上海招商局帮办、轮船招商局总办等；是李鸿章洋务运动的重要助手，也是中国著名的维新思想家
莫仕扬，香山金鼎人，1820年生。青年时到广州做生意，结识十三行的洋人，粗通英语，深谙洋务，很快得到洋人赏识。1860年到香港经商。1870年出任太古洋行第一任买办。其后，太古洋行买办均由莫家祖孙三代担任，长达60年。
郑翼之，香山三乡雍陌村人，1861年生，郑观应弟。1877年到上海，经莫仕扬介绍，在太古洋行账房当练习生，因对英语一窍不通，他便刻苦自学，短短几年时间，口语对答如流，深得英方总经理赏识。1881年，被派到天津开办分行。1886年出任分行买办，后成为天津四大买办、实业家之一。
香山买办具有裙带性，一人当买办，往往带动家族亲友，如莫仕扬家族，在太古洋行充当买办者就达千人，提高英语水平，肯定是他们的必修课。香山人、上海新新公司总经理李敏周遇刺身亡，李妻即请了专门的英语教师，教习其幼子李承基，她知道，学好英语，儿子才能继承父业，管理好现代化企业。唐廷植、唐廷枢兄弟，虽是商人，但深知英语的重要，专门编篡了《英语集全》，以供子侄及国人学习。
香山人最早学习世界语
1887年，波兰学者柴门霍夫创制并公布了世界语。柴门霍夫希望以世界语促使世界各国的平等相处。据中山市世界语协会前会长陈永曦介绍，世界语在香山有光辉的历史。早在1908年，香山近代文坛“怪才”苏曼殊在日本东京与章太炎、宋教仁、朱执信、鲁迅和周作人等参加同盟会机关刊《民报》社举办的世界语讲座。他是最早学习世界语的香山名人。1911年，香山人杨子毅（1935年中山县县长）在上海学世界语。孙中山先生1911年12
月在上海任中国世界语同盟主席。
1912年春香山籍同盟会员刘师复、郑彼岸、郑佩刚、莫纪彭等在广州西关“平民公学”附设世界语夜校学习。师复认为：“世界大同当以语言统一为先导”。是年秋创建广州世界语学会，师复任副会长。柴门霍夫博士致信祝贺。不久，师复任国际世界语协会广州代理，创办《民声》，并与外国世界语者克鲁泡特金等保持联系。
1913年香山人郑道实（1926年中山县县长）邀请黄尊生（Wong Kenn）来香山县城开班讲授世界语，学员有二、三十人，皆为香山教育界之名流。这是香山最早的世界语班。
刘师复的三个胞姐妹，无等、无为、无放于1916年在上海参加华星世界语传播社。无等编写的《世界语——汉文新辞典》1922年在上海民智书局出版。郑佩刚则负责多种世界语刊物印刷、出版工作。
尽管世界语最终未能成为世界统一的语言，但从学习和宣传世界语这一事，充分体现了香山人放眼世界的胸怀，以及乐为天下先的精神。
结语
近代百余年，香山人在许多方面都走在时代的前列，其中也包括外语的学习。这一大批掌握外语的先进人物，了解西方世界、开展洋务运动、进行工商贸易、振兴民族经济，成为了引领时代的先驱者。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外语学习更显得重要。中山的学子们，应继承先辈勇于创新的精神，努力掌握外语这门工具，在未来世界的大舞台上更好地施展聪明才智。
（此文刊登06年12月16日《中山日报》“香山文化之史海钩沉”栏目。收入2013年出版的中山文史第66辑《文脉相承》一书，编辑将内容作些小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