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何时开始认识西方世界？
陈贤庆
序言
去年10月21日，《中山日报》的“香山周刊”栏目，发表了笔者的《洋人自远方来》一文，该文简介了西洋人何时到中国及了解中国。有些读者问，那么，中国人又是何时开始认识西方世界的？本文就此问题作些粗浅的介绍和论述……
纪晓岚也认为西方世界“多奇异，不可究诘”
古代的中国人，是不了解世界的，甚至很难想象自己生活在一个球形的星体上。在汉代，中国已与西域相通，张骞出使西域，其实也就是到了现在阿塞拜疆、阿富汉等地。当时的中国人对于欧洲，只有辗转传闻得到的零星信息。到后汉时，进驻西域的班超曾派下属甘英渡“西海”（地中海）往传闻中的“大秦”（古罗马帝国），但船人畏惧，“英不能渡”。后来康有为认为甘英错失了一次好机会，致使中国落后于欧洲，“皆英辈之罪也”。唐朝时，一支唐军在西域与阿拉伯人打仗失败，有一位叫杜环的士兵作了俘虏，被带到了“大食”（古代波斯），在现在的中东地区生活了十多年，后由商船带回广州，著有《经行记》一书。这书已亡佚，但其族人杜佑的《通典》一书中保存了某些片段。《经行记》中所记载的，已不是传闻，而是杜环亲目所见的事。尽管如此，中国人始终没有走出过亚洲的西界，始终不知欧洲。
到了十三世纪，蒙古的铁蹄数次深入欧洲，先后击破俄、波、匈、德诸军，前锋直抵维也纳城下。于是，欧洲人，包括马可·波罗等络绎不绝来到中国，并写下游记，将中国介绍给世界，然而，中国人，无论在陆上或海上，史书上却没有记载有那个比甘英、杜环走得更远的人。
到了明代，明成祖派三宝太监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郑和下西洋，对于传扬中国的国威，对于中国与西洋诸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起到很大的作用。郑和的随员马欢、费信、巩珍等都写了游记，使中国人进一步了解“西洋”各国的地理风习。但是，明代所谓“西洋”，实指南中国海和印度洋，郑和最远也只能去到东非海岸，不知有好望角，更不知有真正的西洋，以及欧洲、美洲大陆。
十五世纪，欧洲人发现了好望角，开辟了欧亚的新航路。1518年（明朝正德十三年），葡萄牙人首次到达中国。1557年，葡萄牙人借居澳门，澳门成为欧洲人进入中国的门户。1582年，意大利人利玛窦从澳门进入中国。1584年后，利玛窦给明朝皇帝献上所绘制的《万国舆图》，即世界地图。对这幅绘有五大洲三大洋，标有亚细亚、欧罗巴、亚墨利加、地中海、大西洋的地图，以及对于“地圆之说”，大多数中国的官员一律不予承认，只有徐光启、李之藻、刘献庭、郭子章等人表示相信。其后，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著有《职方外纪》一书，全面介绍世界尤其是欧洲，但当时的统治者认为“天朝大国”之外便是“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僻居荒远”的“外化”，很难相信艾儒略所描绘的世界。
到了清代，遇到康熙、乾隆都是开明的君主，西方的能工巧匠云集北京，但是，中国人始终未能远走欧洲、美洲。中国的士大夫对艾儒略等人书中的记载还是半信半疑，大学者纪晓岚编撰《四库全书》时，认为那些常识“多奇异，不可究诘”，只是“录而存之，亦足以广异闻也”。当代学者研究，在清代，在1840年以前，仅有两位中国人由于偶然的机会到过欧洲并留下可信的记载。
1707年，康熙派遣四位西洋教士到罗马传递信息，25岁的山西绛州人樊守义被带同行。樊守义到了欧洲，在那里过了13年。归来后写了《身见录》一书，介绍欧洲的见闻。可惜书稿并未刊行，藏于罗马国立图书馆，1937年才被中国学者发现。如果纪晓岚当时看到此书，便会印证《职方外纪》之不妄。
1782年，广东嘉应州（今梅州）人谢清高从商人走海南，遇风舟覆，被洋船救起，带到欧洲，得以“遍历海中诸国”，14年后即1796年始返国，在澳门经商。谢清高的事迹引起了当时学者的注意，纷纷前来采访，将谈话整理成文。其中，1820年，杨炳南所记录的《海录》最详尽（1842年刻版刊行），让能看到此书稿的国人感受到欧洲的文明，但此时，距鸦片战争仅20年矣。
香山人最早相信西方的文明
写下这标题，笔者也有些惴惴不安，皆因“最”字不宜随便使用。我最终决定使用这“最”字，觉得还是有充分依据的。自1557年葡萄牙人借居澳门后，葡萄牙人和其他欧洲人移居澳门者渐多，澳门本属香山县之一部，与香山关系密切，当内地之人仍视欧美人为“怪物”时，香山人已经对欧美人见惯不怪，为了谋生之便，有的香山人甚至还学会一些洋话。至于欧美之文明，香山人通过在澳门的耳闻目睹，亦能可见一斑。
鸦片战争前，葡萄牙人在澳门创办了一所学校，叫马礼逊学校，这是西方在中国举办的第一所传播西学的洋学堂，时任校长是美国传教士布朗夫妇。马礼逊学校主要招收外籍学生，1840年，学校开始招收香山籍学生。虽然，在科举盛行的年代，读“洋书”肯定不是正途，但是，13岁的黄胜以及12岁的容闳和黄宽等6名男生还是报名入读，他们都是出身穷苦人家的孩子，在村的私塾读过书，后因穷困而辍学，入读马礼逊学校，起码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1842年鸦片战争后，马礼逊学校迁往香港，容闳等香山少年随布朗校长迁往香港学习。
改变容闳等命运的事情发生在1846年9月。某天，布朗先生突然宣布：由于夫人健康的原因，他们准备返回美国。对这些孩子怀有深厚感情的布朗先生十分无奈，说道：“谁愿意跟我回美国继续完成学业的，请站起来吧。”容闳第一个站起来了，接着第二个站起来的便是黄宽，随后是黄胜。这一“站”，是他们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时的香山正处于中西方文化的交汇点，这三位已18岁的青年，那时已经感受到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激烈碰撞，他们愿意走出去接受先进文化。起码，他们已经知道，万里之遥的美国不会是一个可怕的地方。
1847年1月4日，广州黄埔港海岸边停靠着一艘坚固华丽的“女猎人”号帆船。三个男孩携带着简单的行李，登上这艘帆船，踏上前往美国的漫漫求学之路。到美国后，他们入读麻省孟松学校。一年后，黄胜因身体原因提前回国。尽管如此，黄胜日后还是成为一位报业家，以及香港的华人领袖。黄宽毕业后，则被保送到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继续深造。1857年取得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硕士学位，成为最早获得医学硕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毕业后，黄宽出于对祖国热爱，舍弃在英国的优裕生活，于1857年回国。先在香港开设诊所，第二年迁到广州开业，这是第一所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私人西医院。容闳毕业后，1850年继续入读美国耶鲁大学，1854年毕业，是中国第一位毕业于美国第一流大学的留学生。
容闳毕业后即回国，希望将所学到的知识报效祖国。他努力奔走，宣扬美国，宣扬“西学”，并希望“西学”得以“东渐”。鸦片战争后，欧美对于中国人已不那么神秘了，而且，西方的科学技术使得长期处于闭关锁国下的清朝统治者得到了警醒，统治集团中产生了一批“洋务派”，希望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容闳的学成归国，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终于，容闳通过曾国藩、李鸿章等，促成了遣送120名幼童赴美留学的计划。从1872年起，分四期逐年赴美。这120位幼童中，香山幼童39名，几占
三分之一。
1876年，美国费城为纪念美国建国100周年，举办世界博览会，中国人李圭作为中国工商界的代表，出席了此盛会。在费城博览会上，李圭大大地开了眼界，方知西方世界是如此迅速发展，科学技术已达到如此高的水平。令他感到更意外和惊讶的是，在博览会上，他看到了113名中国留美幼童，在教师的带领下，也到费城参观博览会。李圭看到这些幼童，“言动自如，无畏怯态”；与之交谈，“言皆简捷有理”。李圭看到了西方教育的优越。
李圭参加了费城博览会后，环游地球一周，回国后写了《环游地球新录》一书，李圭认为，“地形如球，环日而行，日不动而地动”，“圭初亦颇疑之，今奉差出洋，得环球而游焉，乃信”。
后记
19世纪40年代后，渐渐有中国人如林鍼、斌椿、志刚、张德彝、王韬、李圭、郭嵩焘、黎庶昌、曾纪泽等或经商或游历或留学或出使等原因到了欧洲和美洲，写出了或日记或游记或随笔或诗歌等著作，中国人始得渐渐了解欧洲，了解美洲，了解世界；渐渐得知西方的政制与民主、科技与文化，渐渐感觉到自身的落后，因而，产生了薛福成、黄遵宪、严复、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尤其是孙中山等致力于学习西方文明，立志振兴中华的优秀的中国人。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学习和赶超世界，仍是当代中国人的神圣而艰巨的任务，我们还是要实行鲁迅先生提倡的“拿来主义”，切勿夜郎自大啊！
（此文刊登于2007年7月22日《中山日报》之“香山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