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洲沅岭村旧事
陈贤俊
阳东县的新洲镇，与台山县交界，属丘陵地区。新洲镇的沅岭村，现在称为沅安村，都为陈姓。我于1930年出生于此，直到1946年秋才离开到广州读书。乡间的旧事，许多还清晰可记。
沅岭陈姓
族谱这东西，曾被认为是封建时代的产物，我也曾保存一本族谱，能反映沅岭村陈姓的前辈全貌。2010年，现居阳东县东平镇的陈典求先生，经过多年寻访和多次整理，也参考了我那本的族谱，编辑并印出《陈氏沅岭宗谱》一书，内容丰富，脉络清晰，的确做了一件有益于乡里的事。
从此族谱中我得知，陈氏始祖可追溯到少典氏。少典氏再生炎帝和黄帝。不过，那就太遥远了。有准确历史可查的是，公元前1027年，周武王封妫满为陈国侯，封地在河南颖川，开姓为陈，号陈胡公。此乃陈氏始祖，为陈氏1世。其后，比较有脉络可查的，是宋代的陈辉，官至谏议大夫，为86世
，于南宋南迁，经广东南雄珠玑巷，再转广东各地。至101世陈仲述，始有迁阳江报平新村仔的记录。又载，17世纪初的103世陈兴一支，从报平新村仔迁来沅岭，为沅岭村始祖。
从107世开始，家族有了辈份的排行，这就是“先德开基，永定尊崇大典；象贤缵绪，用光启佑鸿猷”二十字。上述的辈份字，用在三字姓名的中间。
祖父的父亲到了“大”字辈，叫陈大琳，为115世。夫人柳氏。大琳公生有九子，属“典”字辈，分别为典润、典雅、典藩、典安、典谟、典兴、典华、万养（早逝，无辈份名）和典僧。大琳公生第九子典僧，与长子典润生我父亲同年，同在清末之1905年。大琳公在生第九子不久去世，当是1907年左右。而柳氏则到1942年才逝世，其丧礼很隆重，其时我已12岁，记忆仍深刻。由于九子而无女，在民国之后，太婆柳氏先后认了两位干女儿，叫兰姑婆和星驰姑婆。兰姑婆后来嫁到台山县的榄田，我记得，太婆去世时，她还来奔丧；星驰姑婆亦姓陈，相契时已嫁阳江城之吴家。
我祖父就是陈典润，为大琳公长子，九兄弟之首，可见其在家族中的地位；祖母冼氏，身为长嫂，地位也同样重要。由于大琳公于1907年时已去世，那么，在清末及民国的数十年间，家族中的权力掌握在长子我祖父手中，但太婆仍有一定的发言权。母亲常说太婆很“恶”，或许可以透视出她的“权力”。不过，这陈家的八子（不算夭折的万养），并没有形成“史太君”掌管下的“荣国府”那样的大家庭，八子婚后要分家。分家时，请了村中及附近的社会名流作证。我祖父分了最多的田地，但也负担全部的债务。其后数年，他勤于耕作，不仅还清了全部债务，也渐渐“富裕”起来。
新洲的形成
“新洲”二字，顾名思义，是由流水冲积而成的新的陆地。有关新洲的形成，今年95岁、现居住阳江城的我的四叔陈荣先生有如下解释：
明朝时渐有人从四方迁入，原属附近的以黄姓为主的那督墟管辖。到了明朝嘉靖年间，新洲乡民渐多，请求在新洲方便开墟，但那督人不许，因新洲开墟，对它的经济商贸即有影响，这和现代的商品经济社会是一样的。于是，两地人打起官司来。其时，县官认为新洲人少，对那督构不成威胁，准其开墟。之后，两处皆有墟。不过，那位明朝的县官想不到的是，此官司一百多年后，那督渐渐衰落，墟场消失，四方之人都来新洲趁墟了。
大约1932年，新洲的乡公所和学校已经有电话。阳江县政府也开通了一路公交车从县城直通到新洲，还从县城开通一路车到台山县的北陡，其中，新洲是个中途站，而且是一个重要的中途站。从阳江县城到新洲，要过占山渡和寿长渡，当时，已有渡船将汽车渡过去；但要过新洲河，汽车如何过得去？当时，政府在新洲河西边修建了平田桥，在东边修建了连接沙头冲的沙新桥。由于通了公交车，新洲变得日益兴旺。
但是，1938年广州沦陷后，国民政府下令将平田桥和沙新桥毁坏，目的是要阻止日寇的机械化部队进犯。此后，这两座桥一直没有被修复，但还留下一些桥墩和骨架。
我村开村前，先有旁边一大村，俗称大沅岭。为兴祖（陈兴）的后人，清初从报平新村仔迁来大沅岭。到111世，大沅岭的陈永传一支迁移到旁边另开村，即我村，又称沅岭仔。因两村相连，故时有为道路、水源等的纠纷。在上世纪30年代，两村经常发生纠纷和械斗，远近亦闻名，给两村人民的生活和生产带来严重的影响。到了30年代末40年代初，日寇入侵，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两村才逐渐和好。
祖父、父亲与新洲小学
我祖父母生有九儿女（有的夭折），父亲陈象尧是长子，少儿时在村中私塾跟雅韶人谭学梅读了几年书，一边读书一边帮助家里干农活。但他自小聪慧，在附近已有名声。某天，北桂村名流叫赵芷仙者，在趁墟时特地与我祖父说，这孩子聪明过人，不要浪费他，要送他到大沟小学去读书。当时，在家乡远近，仅大沟小学为正规的学校。于是，祖父亦听信赵芷仙的话，把已20岁的父亲送到大沟小学。然而，父亲在大沟小学仅读了一个学期，就觉得不能满足自己的知识需求，于是瞒着学校，改名陈显唐，去考县立中学读初中。学校派梁
松斋老师检查考生的资格，没有发现“陈象尧”，却看到“陈显唐”；而陈显唐的成绩又远超他人，便顺利通过。后来，陈象尧“资格不合（只读了半年正规小学）被县中录取”一事不久被告发，梁老师受到校董会批评，但
梁老师以及不少老师都为父亲说好话。学校也觉得父亲是位人才，不应因此事被埋没，于是，父亲便得以“陈显唐”之名安心在县中读书。
三年后毕业，父亲考上了广州广东国民大学高中部，仅读了半年，即考上广东第一师范，但因家庭经济问题，读了半年只得辍学，回到阳江城。
回到阳江城后，经友人项玉焕的介绍，父亲到了县城东的金村小学当校长。这所小学在几年前因划龙船沉船而淹死了十几人，每年忌日，都要搞些仪式超度亡灵。父亲刚去不久就遇到这件事，凭着他的学识，他把这件事办得让村民都十分满意。在此时，新洲墟也要创办小学，校长人选非我父莫属，在乡里人的催促下，父亲在金村小学仅一个学期，又回到家乡，创办新洲小学。
新洲西街外原有一座大庙，叫盘王庙。我还记得庙前有一副对联：“一手黄金财主佬，满头白发寿星公”。新洲小学创办之初，学生是借在盘王庙上课。祖父和父亲都是建校筹委会成员。后来，祖父、父亲及乡亲们觉得新洲应有一所新型的小学，于是，开始了选址建校。其时，祖父为建校专门开了一个砖瓦窑，主要供应建校的砖瓦。到学校建成后，建校资金尚欠砖瓦窑280白银款，祖父就当作捐献。学校建成，
共两层楼，有教学、宿舍，还有球场等，乡人大快。
就这样，在1932年，父亲主持创办了新洲小学，并任校长。不久，又遇上选举乡长。这是民国时期新洲乡的第一次。我父与另一地方名流陈典修为候选人。父亲得票40多，典修得票30多，结果我父当选。事情本来已了结，但典修以我父的选票有的写“陈象尧”有的写“陈显唐”不合法为由，找到了当过几届县长的族长投诉。于是，族长出面，要父亲让乡长一职于典修。父亲气愤之余，把校长一职也辞去，由平田村一位秀才蔡问樵当校长。
沅岭两村械斗
1932年秋，沅岭两村发生纠纷。某日，我祖母到田里看水，陈大淮、陈大章等也到那里，双方又有对骂，陈大淮出手打了我祖母；其后，气愤难平的陈大淮在路上伏击，当我父亲从新洲小学回村经过放谷岭时，他们便劫持我父亲回大沅岭村。我村的人得知消息，即上告大沟区政府，又请来石鼓岭村的名流谭道馨出面调解，陈大淮方于次日把我父亲放回。经此一事，父亲只得又离乡别井。
上世纪三十年代，由于社会落后，宗族之间、村寨之间，不时发生纠纷甚至械斗。对此，我略有记忆。有关两村的纠纷和械斗，我记得以下几件事。
一是，某次，我们三叔公的三位儿子茂叔、国叔、好叔在田里劳动，不知何故与
大沅岭村人发生纠纷和打斗，三位叔叔均被打伤，被送到我家，因伤较重，后又送至县城医治，再回我家疗伤至恢复。这事我亲眼看到。
二是，某次，两村械斗，大沅岭村被打死四人（我村伤亡不详）。他村人将四具尸体抬到我村的村口闸楼前，示威一周，
我村村民都不敢经过。这事，我又亲见了。
三是，某天，我与比我大两岁的九叔（陈象殷）从新洲小学放学回家，路上远远见到陈大淮一行人对面而来，我们两小孩惊得夺路而逃，一直逃到邻村我五姑家，住了一墟即五日，待家中大人来趁墟才敢随大人一起回家。这事，我仍记忆犹新。
四是，我在新洲小学读六年级那年，已是四十年代初，小学的校长是陈大淮的儿子陈典瑞。陈典瑞在广州读过师范学校，学体育。那年，他儿子满月，摆满月酒，请许多人去饮酒，我也在被请之列，还到了
大沅岭村去参加饮宴。为何请我这位十二三岁的小孩？皆因我是新洲小学首任校长的儿子。此事同时说明，沅岭两村已经和好。
新洲的游击队活动
抗战胜利后，我已在广州读书，1949年暑假回乡，遇到旧同学黄德基，劝我加入共产党游击队。我没有答应。可知当时新洲一带有共产党的游击队在活动。顺便说说，黄德基当时是个有钱人家的子弟，但他参加了共产党的游击队，解放后曾出任阳春县农业局局长。
不久，我在广州也知道了新洲的一场“战事”——共产党的游击队围攻乡政府。人数枪支数不详。其时，乡长是一位信宜人黄若清（信宜人移民新洲不少），手下有乡丁七八人，凭借着乡府的如同炮楼的一幢三层高楼，游击队竟也久攻不下，反而牺牲了四人。今天，新洲镇有一座革命烈士纪念碑和烈士陵园，纪念的就是那四位牺牲的游击队员。
有关陈大淮的结局。1949年解放前夕，由于群众反映，陈大淮为“地主恶霸”，共产党的游击队经过了解，设伏将其抓获，在新洲墟的“乱葬岗”处公审并将其处决。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不知对陈大淮的定性有无改变。
上述旧事，虽都力求真实叙述，但毕竟时间久远，会有谬误，敬请知情人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