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勇士农场改称7师10团。农场改兵团后，除了名称变了，场部多了一些军人外，其他的变化是不大的，知青们原以为可以弄到一套军装穿穿，到头来也愿望落空。不过，场部武装连的建立，那就有点“兵团”的味道了。武装连的成员来自各个队，每队两三名，全部是男青年，以知青为主。能上调到武装连，有军装穿，有长枪扛，劳动不多，当然是美差，因而，要进入武装连，和现在参军入伍的条件也差不多了，更重要的是，当上武装连战士，随即身价倍增，一夜之间红过谢霆锋，小伙子们随即也成了姑娘们注视的目标。在14队，这幸运落在了罗唤权和黎孔林的头上！罗、黎两位有什么条件？据詹康年分析，罗知青的父亲是广州沙河地区商业系统的劳动模范，双手可同时夹住两瓮酱油；而黎知青的父亲是沙河地区的老贫农，两人都是根正苗红，故而得以入选。有关罗唤权，还要交代几句。罗知青高大威武，长相酷似项堃饰演的的电影《南征北战》中的敌张军长。因而，他得了一个绰号叫“张军长”，再简称“军长”。在武装连，职别最高的当然是“连长”，但那知青“连长”总是叫他“罗唤权同志”而不肯叫“军长”，因为一叫“军长”，自己就矮了他近十级，太亏了。不管怎样，如此一来，14队又少了两位知青。不过，罗唤权后来又被“革除军职”，回到14队，善于挖苦别人的詹康年这回又有分析了，说罗知青可能犯了“风化案”，气得罗知青半死。

农场搞基建，除了需要砖，还需要沙，而沙从何来？需要从海边运回，因而，农场在海康县调风镇附近开辟了一个沙场，也从各队调出1名男知青去驻守。这工作，应该也属美差事吧。试想想，生活在大海边，面对着雷州湾那无敌大海景，每天只有在汽车来运沙时才辛苦一会，总比在生产队干那些农活好些吧。14队男知青中获得这差事的，是梁崇荣，一位腼腆的不大爱言语的好青年。从他后来的介绍得知，沙场工作虽轻松些，但十来个男人，尤其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生活在一个偏僻的角落，虽有无敌大海景，又如何能慰藉他们那颗骚动的心？在那禁欲的时代，心中的苦恼又不知向谁倾诉，你说有多难受！幸亏梁知青后来得以再调往场部基建队，而基建队是负责盖房子的，属技术性的工作，他的心情又舒畅一些了。

在每个生产队，都有一处猪圈，养着数十头猪，全队职工要改善生活，几乎都靠那些肥猪了，因而，养猪就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此外，按当时的说法，越是肮脏的劳动，越能锻炼人的思想品格，养猪可谓肮脏了，正是一项锻炼人，尤其是锻炼青年人的工作。而当时报上宣传的一些女知青模范，有些就是养猪养出名的。知青到14队数月后，猪圈里也出现了一位养猪姑娘，她就是潘婉萍。潘姑娘憨厚老实，劳动积极，不惜气力，深得队领导的赏识，不久就安排她到猪圈工作。自当上养猪姑娘后，她更加勤奋劳动，每天切猪菜，煮猪菜，洗猪圈，不得空闲；遇到母猪生猪娃，偏偏又在夜深时，她还要守候着，通宵不眠。有道是好人得好报，两三年后，这位全场出了名的养猪姑娘，便被提升到农场政治处当干事，全场数百知青，能坐到这位置的没有几人，除了苦尽甘来，还开始了她的“仕途”，因为若干年后，她做到了省政府的处长，那“干事”，当然是她仕途生涯的第一步，而那几年养猪的经历，应是她仕途中的基石。这里，我们不打算过多研究当官的事，只想说明一点，14队知青又离开了一位。

在14队往场部的方向，走大路走上半小时，便到了12队。12队是三区最大的队，除了职工多，还有一个机耕队，称3机队；一所小学，称第四小学。知青到农场之前，四小由谁当教师，没有考究；知青到来后，职工子弟不断长大，学校班数增加，教师当然也要增加，而新增加的教师，理所当然从附近几个队中有文化而又表现出色的知青中挑选。陈小芳、郑诗馨、苏中三位14队的女知青，先后离开，到了四小，当上了教师。那时候，教师的地位虽然不高，还被称为“臭老九”，但能离开那生产队，离开那沉重的体力劳动，再“臭”也值得吧。再说，他们三位，都是读到广东侨中高二级的高才生，教书育人，总比在胶林里锄草施肥贡献大些吧。还有一位14队的男知青，也是侨中高二级的高才生，后来也调到四小，他就是张昌育。早些时候，张昌育与吴一康已调到队里的伙房当厨工，这也是令知青们羡慕的工种，起码可以不必日晒雨淋，还可以弄多几片肥猪肉吃吃。这次，张昌育也调到四小，可惜仍是当厨工，有时还要打柴种菜，虽然辛苦些，但政治地位会高过老师，不至排到第九。如果张知青在这方面发展，现在或许在四五星级酒店里上班，可惜他半途而废，拿锅铲的手，现在改握方向盘了。如此一来，14队又少了4位知青了。

设在12队的小学叫四小，而设在北山15队也有一所小学，那就是五小。同样的原因，当五小要扩大需要教师时，也从附近两个队中有文化而又表现出色的知青中挑选。14队女知青陈大芳、张红兵和张卫东，先后被选中，也当上了小学教师。和在四小当教师不同的是，他们可以住在14队，早午晚往返4次就是了。上述三位，都是很出色的姑娘，思想好，文化高，陈大芳后来能当上省政府的一位处长，就是明证。张家姊妹，在大姐去世后，忍受着心中的悲痛，坚强地生活下去，受到大家的同情和赞扬。她们不当教师，就是浪费人才了。但是，有一位男知青，也被选中当教师，这就引起那班经常受他挖苦戏弄的“初中生”们，如罗唤权、黎孔林、黄国光、陈东华、李启华等人的“群起而攻之”：

“你干过多少坏事，怎么可以当人民教师？”

“你用什么手段买通团首长？”

“五小的学生这回有难了！”

“我们写信去告发！”

面对初中生的算帐，突然交了好运的詹康年无可奈何，自知过去得罪人多，只好乖乖掏钱请客，以平息这场“风波”。上班的第一天，詹老师找出一件最干净的衬衣穿上，头发梳了又梳，努力扮成一副知识分子的模样，然后腋下夹着几本书，跟随着一位老者上路。诸位肯定不明白，那老者是谁。原来他是五小的校长，五小在15队，15队原叫北山，他又是个白发老者，在那大学“老三篇”的年代，他很容易就获得个“北山愚公”的绰号。詹老师每天就跟着北山愚公上下班，应该得到不少教益，数年后，他还被调到场部中学当教师呢。但不知他日后当上了省某局的教育处长，还有没有记起栽培过他的老愚公。

如此一算，到1972年，14队已先后调出了22位知青，仍属14队编制的只剩14人，加上在五小当教师的4人，住在14队的知青也不过18人。不过，有离开的，也有加入的，所以，也有新人新事可写。

                  十二 水库会战

14队先后调出了不少知青，一下子冷清多了，留守的知青们情绪也低落，惟有每天默默地除草、施肥、赶牛车，晚间打打扑克，说说无聊的笑话，哪里还能听到琴声歌声？

1970年12月，农场有一举措，在他们平静冷淡的心海里多少能激起一点浪花。前面我们已多次提过，14队旁边有一座无名的水库。说它是水库，其实很勉强，充其量它只能算一个塘，但已能为14队当然也包括12队13队的知青们提供了一处游泳甚至“旅游”的地方。团首长经过视察，认为它太小了，但可以把它扩大。于是，决定把这水库定名为“红旗水库”，并组织一场“大会战”，在数月之内修建一道大坝，便可将水库的水位提高，增加蓄水量。听到要把水库扩大，全场知青都集中在水库边上安营扎寨，进行大会战这样的消息，身为东道主的14队知青们，没有理由不感到兴奋吧。

在那“学大寨”的年代，要组织“大会战”，当然是靠“人海战术”，靠“铁脚板”“铁肩膀”了，然而，军人毕竟是军人，除了苦干，还懂得巧干，他们知道，靠人的肩膀把一筐筐泥土从山上挑到水库边，那要挑到猴年马月；他们想到，从两边山头到水库原来的坝上，正好形成两道斜坡，如果铺上道轨，用可以左右翻转的手推车运泥土，那就事半功倍了。于是，说干就干，铺道轨的任务，就落在还未上马的砖厂的那班人身上，当然包括从14队调去的梁慧生、陈贤庆、赖经文等人。于是，他们又在水库边上搭建茅屋，作会战人员临时住宿之用，而他们也搬到那里，几乎等于又回到14队。他们先是安装道轨，其后，他们又负责安装电灯，既然是大会战，当然就得挑灯夜战。

当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之后，已经是1971年的1月了，红旗水库大会战正式展开！我们没到大寨参观过，很难体会大寨人战天斗地的情景，但当年勇士农场红旗水库的大会战，肯定给知青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来参加会战的，都要在那里住上一周或以上，因而主要是各队的没有家庭负担的知青，如此一来，又无形中为全场的知青提供了一个聚会的场合。

最得益的应是14队的男知青！为何这么说？在这里，我们不得不点名了，那蔡为霖、詹康年、秦新仁、梁继兴、梁慧斌、黄汝好、李启华、黄国光、陈东华等人，每天晚饭后，说是去找已调走其他队的梁瑞英、蒋小元、黄令邦、张保林、傅振玲、落唤权、黎孔林等人叙旧，其实是站在道轨边上，两目四顾，看看有没有让他们眼前一亮的别的队的女知青！他们的企图，很快就被在工地上担当安全检查员的梁慧生、陈贤庆、赖经文3人识穿，并进行“严肃批评”，要他们离开“危险地段”。不过，他们却反唇相讥：“你们是怎么当安全检查员的，见到男知青推车过来视而不见，女知青过来就眼定定看着，我们要上告工地办公室！”如果是别的人，被这么一戳穿，肯定心虚，但毕竟梁、陈二位是高中生，文化高些，马上找到话反驳：“男人是强者，摔几个跟斗没问题，但女人是弱者，肯定要照顾。”这话听起来有些别扭，的确，是现在杜撰的，当年那会说“强者”“弱者”这样时髦的话？总之，此后，3位安全检查员就玩忽职守，让他们的同伴随意去寻找自己的心头所好了。

果然，不几天，真的让他们找到了两位。说起来，这还得借助于调到外队去的梁瑞英、张保林、黄令邦等人，毕竟他们到了“外埠”，见识多些，眼光自然远胜14队的土包子。凭着他们的介绍，14队的男知青果然能一睹那两位外队女知青的芳容，并一致认同，公推为“水库之花”。于是，一位叫她“竺春花”，一位叫她“邢月红”。年轻的读者肯定莫名其妙，这两个是什么怪名字？原来，当年他们知道的靓女的名字很有限，于是找到了“大毒草电影”《舞台姐妹》中的两位角色的名字作借代，如果是现在，可供选择的就多了，如叶子媚、麦当娜、莱温斯基等，都可派上用场。那两位“水库之花”，现在仍有昔日的风采吗？                                     

1月底，春节之前，团首长为了慰劳水库会战的人员，特别请了徐闻县文艺宣传队到水库演出，这不能不说是一件盛事！是夜，14队那班男知青又坐在一堆，津津有味地欣赏节目。但是，看着看着，他们就对其他的演员视而不见，惟独被其中一位女演员倾倒！她漂亮可爱，能歌善舞，使来自大都市的他们也不得不赞叹。每当她出场，他们就拼命鼓掌，可惜当年还未流行“追星”“封偶像”，不然的话，梁瑞英、张保林等“顽童”可能会做出在山头摘一束野花上台索吻的事。不过，演出结束后，会写几句歪诗的陈贤庆觉得意犹未尽，在水库边的茅屋内，就着煤油灯，写了下面几句：“徐闻宣传队，工地夜开场。黎歌不堪听，独赞一女郎。天生倾国色，风采不寻常。始知边塞地，亦有金凤凰。终夜台前舞，苏州刺史肠。”最后一句，还借用了唐代诗人刘禹锡的“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的典故。这就是当年14队男知青在水库大会战的所为，而女知青是不会这么无聊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说他们他们在水库大会战中尽在“选美”，那也是不确切的，他们也和其他知青一样，经常在水库会战中出大力流大汗，有的给大斗车装泥，有的从山头上推着那大斗车，沿着道轨一直滑下，有的专门负责帮斗车倒泥，有的负责耙平泥土，总之，每一样工作都是艰苦的，有些甚至是危险的。徐闻一二月份的天气，最是寒冷，尤其是夜间；水库周围很开阔，风特别大，如果不是年轻气盛，也是不容易熬的。在工地当安全检查员的梁慧生、陈贤庆、赖经文3人，更是住茅草屋，洗水库水，吃粗米饭，艰苦的环境和劳动，也锻炼了他们坚强的性格，甚至还有点乐观主义精神。且看陈贤庆有一首写水库工地夜景的《浣溪沙》词：“长灯一串似龙蛇，道轨奔驰有飞车，山尖钩月影微斜。    人声呼应机声吼，大堤坚固小堤加，平湖欢笑涌金花。”

那年1月26日，是大年三十，14队的男知青宿舍又骤然热闹起来了，趁着红旗水库大会战，调出的知青大多又回来聚会，当然少不免派人到附近的墟场如和安、曲界等，买回鸡、鸭、鱼、肉等，在宿舍外面垒起炉灶，捡来干柴，大火烧之。首席厨师当然还是梁慧生，一个下午，弄出了七八道菜肴。李启华、张保林等当然只能当当跑腿，买来四瓶汾酒，还有八斤散装白酒，看来，当晚的情景，可以预料到了。

果然，那一年来的倒霉事，还没找到机会发泄，正好利用除夕家家团聚，户户开餐之机，借着酒兴，尽情挥洒。

蔡为霖：“首先，我代表14队留守的知青，欢迎各位调出的兄弟们回来团聚，我敬大家一杯！愿过去的霉气一扫而光！”

梁慧生：“我代表砖厂的兄弟，回敬大家一杯！祝大家新年行好运！”

梁瑞英：“我代表调到一区二区的几位兄弟，回敬大家一杯，我相信大家很快就有出头之日！”

这几位“代表”，开始还算清醒，说的还算人话，但喝了几个回合之后，他们开始说胡话，说废话，说些强词夺理的话，说些莫名其妙的话了。而那些“非代表”，情况也差不多，梁慧斌、蒋小元、张保林、黄令邦等最先进入升仙境界；李启华、梁继兴、黄汝好、陈贤庆等也渐渐难分东西南北；而素有节制，宁洗碗不醉倒的秦新仁、詹康年、黄国光、陈东华等，已开始感到口头表达不那么流畅了。尽管如此，并不妨碍他们的弹琴和歌唱的能力，于是，六弦琴声响起，他们又唱起很久没有高声唱过的流行歌曲。在唱了七八首歌以后，他们发现，歌声渐弱，因为有些人已退出了歌唱的行列，进入了半梦半醒或翻江倒海的境地……

上述的描写，不知有无依据？我们只能承认，就象现在的电影电视剧中的“戏说”一样，大史实存在，小事实虚构。所谓“大史实”，有陈贤庆留下的《春节夜饮》诗二首，不妨录此印证。其一云：“高粱美酒尽沽来，狼藉杯盘醉满台。佳节异乡唯痛饮，携壶荷锸死当埋。”其二云：“阵阵琴声怨恨多，朦胧但见影婆娑。北风吹醒雷州客，一曲长歌入汉河。”第一首最后一句，用了魏晋人的典，记不得是刘伶还是谁了。

春节过后，日子又复平静，水库工程也进入尾声，砖厂那些人员仍留下，负责砌石填土等工作，直到3月，水库完工，他们也回去，一段生活的小高潮也随即结束了。

                   十三    离别雷州

  岁月悠悠，春去冬来，不觉又到了1972年夏天。当初，知青“上山下乡”之时，有关当局并没有想过，把那数千万知识青年“送”到农村农场边疆海岛去，什么时候让他们回城，有没有回城的那一天。按当时的革命口号，就是“扎根农村干革命”“好儿女志在四方”，但除了极少数的知青响应号召扎根农村农场或不得不扎根农村农场外，绝大部分的知青都不可能有这样的“觉悟”，在下乡两三年或三四年后，他们想办法、拉关系、找门路，寻求回城的途径。靠近港澳地区的知青，当然还多了一条偷渡的出路，蔡为霖他们在侨中时的同班同学，如高同学、梁同学、刘同学、李同学等，便是七十年代初偷渡香港而成为香港居民的。

然而，远在粤西边陲的生产建设兵团的军垦农场，表面一派平静，知青们与老工人一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似乎既来之，则安之。但是，他们的心，正受着酸甜苦辣的煎熬，犹如《九月九的酒》那首歌所唱的，“回家的打算始终在心头”，只不过暂时未有机会离开，而农场也不会主动把他们送回家。

这一年的9月22日，是农历壬子年八月十五中秋节，是夜，朗月当空，普照大地，也照在12、13、14队之间的一块被防护林包围的土地，那便是我们在上文提到过的砖厂。农场领导希望在那块土地能用机器生产出一块块合格的红砖，然而，事与愿违，红砖是弄出了一些，但是谈不上合格，大概用来盖猪栏还可以。到后来，干脆停产，只留下不足10位知青留守，每天干些杂活，从14队调出的梁慧生、陈贤庆、赖经文3人，便在此虚度了两年多的青春，幸亏砖厂离14队不算太远，他们可以经常回去与同学谈心聚餐。这一夜，他们留在砖厂，七八位知青坐在茅房宿舍前面的空地赏月，只见月朗星稀，轻云弄巧，凉风习习，秋虫唧唧，远近的林木高低，倒影清晰地印在地上，这景色，不能不说是挺优美的，只可惜，他们没有茶，没有酒，没有果品，没有食物，只有一杆水烟筒轮流放到各人的嘴巴上。当然，除了那“庸俗”事外，也还有些“文雅”事，梁慧生弹吉他，陈贤庆、欧得谋拉小提琴，赖经文、雷厉行等唱歌，唱那《三套车》、《草原之夜》、《何日君再来》等，唱得有些悲切。夜半时分，陈贤庆仍无睡意，在门前踱步，不时举头望明月，眼中似有泪光，忽然，他诗兴大发，吟出了一首自题为《中秋望月》的歪诗：“庭中望月数青年，夜半云稀月更妍。月月月圆人望月，中秋忽怕月团圆。”他们就是这样，度过了到农场后的第四个中秋。

中秋之后，10月的某一天，他们忽接到14队同伴的口信：“即回队一行。”什么事？当他们赶回队后，蔡为霖、詹康年等即报喜道：“小鬼批准啦！”批准什么，他们当然知道。小鬼秦新仁的父亲是印尼当地的侨领之一，通过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申请儿子返回印尼，只是不知何日批准，想不到终于有了结果，这大概是勇士农场第一位离开的知青，正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作为同学兼兄弟的梁慧生、陈贤庆等当然为他高兴。但是，高兴之余又觉悲哀，秦新仁这一走，不是回广州，而是返回印尼，也就是说，在广州同学七年，在农场同甘共苦四年的好友从此要永别了，这又是令人难以接受的现实！是夜宰鸡沽酒，一醉方休，这是不必再赘述的了。

数日后，是一个星期六，秦新仁要动身离场了。那年月，要从农场出湛江也不容易，按14队所处的位置，比较方便的路线，是想办法先到10公里外的海康县的收获农场场部，坐班车到海康县城，再转湛江。秦新仁也是走这条路线，同行的有梁继兴，他刚好被批准回广州探亲。而送行的，则有14队男知青梁慧斌、黄汝好等近10人，他们硬是向队长请了半天假。在送行的队伍中，当然少不了从砖厂来的梁慧生、陈贤庆、赖经文3人。

这十余人，浩浩荡荡，步行了两个多小时，近中午时分，来到了收获农场。在等车的时间里，这帮子人又是兴奋又是悲哀，时而大笑时而大叫，惹得收获农场的保卫科干部也走过来盘问。大概12点钟，班车来了，意味着和秦新仁分手的时刻到了。秦新仁上车了，梁继兴也上车了，一股依依离情袭击着大家的心……忽然，不知谁喊了一声：“车上比较空，我们也上去吧！”“对，我们也上去！”说着，梁慧生梁慧斌兄弟、黄汝好、陈贤庆、赖经文等都上了车，有几个理智些的没有上去，因为他们知道后果可能很糟糕。

就这样，毫无准备的那几个人，也踏上了北去的汽车。车票是秦新仁买的，他不在乎那几个钱，倒是担心他们的后果，他们说：“不怕，我们送你到海康城再回来。”一个多小时后，他们到达了海康县城。在汽车站，他们忙着买车票到湛江。但是，票卖完了！正在焦急之时，忽然广播里说有一班加班车到湛江，他们十分高兴，但是一打听，已没有车回收获农场了！怎么办？又不知谁提议：“干脆我们也到湛江去！”“好，反正回不去，明天又是星期天。”“也只好这样了。”于是，这帮身上没有单位证明的年轻人，又陪着秦新仁、梁继兴坐车到了湛江，车票又得秦新仁破费。说老实话，他们并非贪玩耍，实在是对同伴的离去依依不舍！

到了湛江赤坎，已是下午三四点，首先第一件事，当然是买车票。幸好，秦新仁、梁继兴都能买到第二天回广州的车票，而梁慧生他们，也能买到第二天回海康的车票，往南走的车票不用证明，开车的时间晚一些，刚好可以送走秦新仁和梁继兴。之后，他们即到车站对面的“工农兵旅店”，要解决当晚的住宿问题。麻烦事来了！秦新仁和梁继兴因有单位迁调和探亲证明，可以住上店；而那几位陪同者，因没有证明身份的文件，却被拒之门外，尽管他们也属“工农兵”行列。不知谁提议：“先不管这个事，吃了饭再说。”于是，舟车劳顿了差不多一天的那七八位青年，终于可以坐在一家饭馆里，吃上一点好东西了。近日，笔者在中山市城区的一家饭店吃过饭，那饭店楼顶有两个大大的招牌写着“湛江鸡”。当年，似乎未闻湛江有什么特色的“鸡”类食物，倒是白切猪肉、白切狗肉挂了一些，以酱油蘸着吃，不知算不算地方风味食品。当晚，他们少不了也是要了这一类食物，再要来两瓶竹叶青酒，吃个喝个痛快。席间，已有酒兴的陈贤庆感慨地说：

“小鬼，一路顺风！回到印尼，不要忘了我们这帮还在受苦受难的兄弟。”

尽管印尼也是个贫穷国家，而且据说还在苏哈托的军人统治之下，但他总觉得，怎么坏也坏不过当时中国的情况。

梁慧生更喝了近半斤，此时又举杯说：“大家喝！祝小鬼获得新生！过一两年，我们在印尼相见。”

梁继兴、梁慧斌、黄汝好、赖经文等也都喝了不少酒，一来是难得有这么多场友在城市中吃上一餐饭； 二来是很久没有这样放松；三来则是送友人，当然悲喜交集，一醉方休了。

饭吃完后，虽只有七八点钟，赤坎街头已人烟稀少，店铺陆续关门。那是一个没有夜生活的时代，居民惟有呆在家里，而家里也没有电视机和音响设备，唯一的事就是早早睡觉。当年并不提倡计划生育，也没有任何安全措施，这就促使青壮年夫妇继续为社会贡献新生命。就在无数的夫妇在制造新生命的时候，可怜那几位无处栖身的青年人要想办法度过漫漫长夜了。如果是现在还好办，到一间卡拉OK厅或放午夜场的电影院，便可打发时间，但在当年，哪有？！

有些年轻的读者可能会问：

难道不可以偷偷走进秦新仁他们的房间吗？”

如果是现在，有这个可能。我们现在有时住店，哪怕是星级宾馆，半夜不是时有陌生女人的电话打进来，问要不要特殊服务吗？也就是说，你拥有了一个房间，或许可以偷偷带进一个或几个人。但是，当时那“工农兵旅店”，有单人房吗？有的只是4个或6个床位的房间以及散铺，即使混进去也呆不下去。

他们在街上逛了一两个小时后，秦新仁、梁继兴也不得不要休息了，他俩左右为难，不知如何安置这班兄弟。还是他们几位豪爽，说：

“别担心，我们这么多人，不会出事的。”

“我们会找个地方呆一晚的。”

“不，我看还是慢慢往霞山走，再从霞山慢慢走回来，也就差不多天亮了。”

不知是谁的提议，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提议！从赤坎区到霞山区，大概10公里，平常速度走，要走2个小时，回来又要2个小时，共4小时；如果走慢一些，就可能5个小时，的确快天亮了。至于走上5个小时，对于经过农场锻炼的这班知青来说，应该不成问题。再说，这一段路，都沿着海滨延伸，秋夜的湛江海湾，该是很迷人的吧？

于是，把秦新仁、梁继兴送进“工农兵”后，他们七八位开始悠闲地慢走了。如果没有什么意外，他们应该在天亮时分回到“工农兵”，与两位同伴一起饮早茶，再送他俩起程，可惜，他们遇到了意外事故！就在他们向着霞山区慢走，走了大概半小时，天忽然下起雨，而这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于是，他们只得跑到路边一家工厂的大门口躲雨。如果他们静静地站着或蹲着，也许不会有什么发生；但是，他们耐不住寂寞，竟然在那门口高谈阔论，大声说笑！过了不知多久，突然，有几位荷枪的民兵模样的人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你们是干什么的？”领头的那位，姑且叫他班长吧，严肃地问。

他们吃了一惊，但很快镇定下来，陈贤庆答：

“我们是过路的，在这躲雨。”

班长打量了他们好一会，很难判断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只得继续问：

“有证明吗？”

最要命的就是这一句问，没有证明，就如流窜犯差不多，民兵把你扣押起来没商量。果然，班长严厉地说：

“跟我们走！”

那几位想，反正我们没犯法，总不至于会怎样吧，于是，顺从地跟着班长走，另外几位民兵持枪在后押解着。这情景，他们几位不但不惊慌，反而觉得好笑。走了一段路，来到了一间屋子，班长喝令他们坐下，审讯开始。老实说，如今的处境，比起刚才好多了，不用受风吹雨打，更不用以步行方式消磨时间，可以呆在屋内，有椅子靠背，随意回答班长一些问题，想必班长也奈何不得。他们甚至希望班长一直问下去，问到天亮。

但是，班长却没有太多的耐性，一个小时后，他又派人把他们押到一处地方。这回，他们有些慌了，因为他们发现那房子的结构，如电影《烈火中永生》那许云峰被关押的牢房差不多！但他们已来不及辩解什么，已被民兵推进了一间铁门房间内，铛锒几声，铁门被关上了，他们只能听到门外看押的民兵的脚步声，偶然还听到旁边“牢房”有人大声地呻吟。他们几位，本是清白之身，此时是第一次住进拘留所，这时，他们互相埋怨了：

“都是你不好，刚才嘻皮笑脸的！”

“把实际情况讲清楚不就得了。”

“别埋怨了，这里也不错，可以坐着，总比走一个晚上好吧。”

“如果把我们关几天那怎么办？”

“不会的，到天亮再跟他们说清楚，我们有车票在身上能说得通的。”

就这样，那七八位知青，在那黑洞洞的“牢房”里，半睡半醒，熬到近天亮。于是，他们壮着胆子，叫来外面看押的民兵，说要见他们的头头。于是，陈贤庆和梁慧生两位高中生，担当起谈判的任务。陈知青很诚恳地对被叫醒的班长说：

“我们是徐闻勇士农场的知青，因有两位同伴回广州，我们送他们到了湛江，当天已没有车回农场，只能买到今天早上的，不信你看看我们的车票。”

由于陈知青说的合情合理，且有车票在手，态度又诚恳，班长他也相信了，于是，他们被放了出来，心情轻松地走出那工厂大门。他们回头再望望，想知道那是一间什么工厂，但似乎未弄清楚，令他们不解的是，那工厂竟有一处关押人的“牢房”。他们急步往赤坎车站对面的“工农兵”走去，找到了一夜也没睡好的秦、梁二位，到附近的小吃店饮茶吃早餐，诉说昨夜的遭遇，大家笑了一顿。

分手的时刻终于到了，大家眼含热泪，和秦新仁一一握别，看着他坐的汽车远去。大家以为，今后再也见不到他了，不料，若干年后，他又回来了，而且有些特殊的故事，容后再叙述吧。

送走秦、梁二位，他们不久也上了车，往南面走，到了海康，再转车到收获场，然后步行2个小时，到了12队分岔处，14队的几位回14队。当他们走到晒场，即见到黄国光快步跑来，十分紧张地说：“出事了，出事了，要处罚你们呢！”但是，对于坐了一回“牢”的他们几位，那点处罚算不得什么了。

梁、陈、赖三位回到砖厂，解释一下原因，也就过去了。不过，就在这事不久，他们所在的砖厂宣布彻底下马，留守的人员全部调往12队，他们三位又开始书写新的、也是内容丰富的一页，而这却是秦新仁所不知道的了。

就在那一年年底，那位在晒场等候并预先报信的黄国光，请了探亲假回广州。黄国光是个和蔼活泼的青年，总认为自己长得威武英俊，尤其自己的鼻子，他认为象个“空军鼻”，这使得其他知青大开眼界，始知“空军叔叔”也有特殊的“鼻子”。如此一来，他得了个绰号叫“空军鼻”，再简称“空军”。他虽然有个“空军鼻”，但却没有空军叔叔那搏击长空的气概，回广州探亲之后，他居然不回来了，当了逃兵。在广州做了3年“黑人黑户”，终于在1975年才将户口迁回去，也算不幸中之大幸了。          

同年底，蔡为霖也迁调回广州了。我们说过，他有一位近80岁的爷爷，是位老中医。在当年，老中医也是很吃香的，病人中时有些实权人物，蔡老中医在行医的当儿，不忘为孙子拉拉关系，于是，蔡为霖得以凭“照顾爷爷”而迁回广州。由于蔡为霖回了广州，14队的男知青探亲时又多了一个去处，常得到牛哥的热情接待，毕竟是共过患难的兄弟啊！

参与湛江送秦新仁的黄汝好，在次年即1973年2月被批准迁回广州。理由是照顾年迈的母亲，但估计是动用了省侨务办的一些关系吧。不管怎样，大家都为他高兴。而黄汝好也还念旧，回城后，仍想着远方受苦的兄弟，某夜，他情不自禁写下《菩萨蛮》（怀农友）一词，我们不打算修改，原汁原味收录于此。词云：“云集勇士破寂寞，寒林骤时蒸蒸热。踏露上青山，归来月儿弯。   穷囊贪一醉，此处谁知会？去去急归程，长亭望短亭。”这首词不一定合格律，但也写出了黄汝好的内心感情。

1973年6月，黄宗良回城了，应该也是打出了“华侨”这张牌吧；9月，平时不大吭声的陈东华也回广州了，却不知有何通天本领，令其他知青羡慕不已！

上述5位，是14队知青中最早离开农场的。其后，是陆陆续续离开的。当然，大量的离开，只能等到打倒“四人帮”以后了。

1975年5月，梁瑞英离开了；1976年5月，张昌育也能走了。

詹康年于197？年从五小调到场部中学，教了不久，于197？年？月招工回城了。

梁慧生、梁慧斌兄弟，于1977年2月获批准出国。2月16日即农历二十九日，陈贤庆一直送他们到湛江，他有一首《浣溪沙》词记其事：“欲问何处度新春？今年佳节送归人，湛江车站正凌晨。   繁星点点撩人眼，喇叭声声摧梦魂，黄沙起处剩孤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