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乐风飘处处闻（第一部）
（三十四）
由于阿兴他们上山下乡之后，发生了许多事，一杆秃笔难以尽写，所以要话分两头甚至三头了。
按规定，知识青年到农场后，属于国家职工，可以享受一年一次有报销的探亲假。虽说是一年一次，但实际上，农场并没有严格执行。到了满一年后，阿英、阿林、阿蒋、阿邦、阿玲、阿舟等人，多次申请未被批准，于是，在一个半夜，偷跑离场，或步行或乘车，一路艰辛才回到广州。当然，返场后，迎接他们的，是调离14队，分化瓦解的惩罚。
还是阿霖幸运，仅一年多，即获得探亲假。阿霖探亲回来，除了带回一些广州的糖果饼干香烟外，还带回来插队落户在别处的同学的消息。那天晚饭后，不用开会，天上有朦胧的月色，他把阿兴等人叫到村外一处幽静的草地。
“不得了，不得了，都变了，都变了！”阿霖象和尚念经一样重复着这话。“我去了一趟三水，见到了阿郎、阿新、阿胜、阿乐、阿闯、阿銮、阿文等人，他们没有王管，无法无天，啊，都成了什么人啊，好象烂仔，好象强盗，尽干些偷鸡摸狗的事，比我们坏多了！”
众人瞪大了眼睛，因为那些同学之中，并非个个都有盗贼基因。
“我住了两晚，两个晚上，他们都外出偷鸡，第二天就煲鸡汤招待我……”
众人听得呆了。
“他们还打群架，和主义兵打，人被当地派出所抓了，还准备去劫监狱……”阿霖在叙述着，“总之，他们又回到了武斗的年代！”
众人叹息着。
阿兴说：“幸好我们不去三水，不然，在那种环境，怎么过下去？……”
阿霖又神秘地说：“不过，他们也没有打算在那里过下去，他们都有另外的打算，那就是……”他欲言又止，“他们不会在那里长久的，他们正策划……偷渡到外面去……”
大家听明白了他的意思，觉得又新奇又可怕。
“我还去了一趟博罗！”阿霖又说，“唉，小玉、小逸、小蓉那些女同学，一个个都晒得黑黑瘦瘦的，那手手脚脚，粗糙多了，不知象什么样！”
众人又叹息一会。说：“我们也差不多呀！”
“她们都说了些什么？”阿兴感兴趣地问。
“她们说，皮肤粗糙了没什么，心更红了！”
“还是那么幼稚？”
“小琼更红得发紫，成了当地知青的典型，她的事迹还准备编进广东省的小学生课本呢！”
“啊，我们班也出了一个名人了！”
“她们说，给我们寄过信，但我们的回信很冷淡，似乎很绝情！”
“唉，”阿兴说，“是我执笔回信的，大家天各一方了，她们红红的，我们灰灰的，我也不知说什么好。”
“我对她们说，我们去雷州的男同学，都很后悔和你们分开，早知道，我们去一个地方就好了。”
“有见过留广州的同学吗？”
“见过呀，我见到阿元他们，穿着广钢的工作服，是正统的工人阶级了。”
“唉，他们在天上，我们在地下……”阿生感叹地说。
“不知阿元还有没有唱歌？……”阿兴自言自语地说。
此时，月亮升得高些了，雷州的春夜，难得有这么晴朗，因而，月光也显得很柔和，很温馨，只不过，在他们的心海中，都掀起了或大或小的波澜，他们想到家庭，想到父母，想到同学和朋友……
除了父母，阿兴想得最多的，是天各一方的小薇！
由于花开数朵，无法面面俱到，已冷落小薇很久了。
阿兴到农场后，即给广州的黄阿姨写了一封信，告知自己的通信地址。差不多一个月，他才收到小薇从葵县寄来的信。小薇告诉他，她已在一个离南海边不很远的生产队落户了。她和另一个女同学住在一间古老旧屋中，屋内虽然简陋，但住得也舒服，有煮饭洗澡的地方。每天，她们随着生产队的农民们去干活，她现在已习惯了把双脚踏进烂泥中，也学会了挑着担子如何在湿滑的田埂上保持身体的平衡。至于文娱生活，乡村很欠缺，晚上，有时也要开社员大会……小薇在信中，也很急切想知道阿兴更多的事，阿兴似乎感到，小薇隐约流露出对自己的思念！
到了这等田地，阿兴已顾不得什么难为情了，反正天各一方，他连夜提笔，使尽浑身解数，充分调动自己所能掌握的情意绵绵的语句，堆砌在那几张粗糙的信纸上；他孤注一掷，把以前与小薇相处中想讲而又不敢讲或不便讲的话，痛痛快快地讲了出来。那些内容，我就不便赘述了，无非就是回顾与小薇见面的那一刻，自己如何惊艳呀，心跳呀，之后又如何爱慕呀，思念呀，总之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呀，离别那一刻是多么痛苦呀，到了农场以后又是如何牵肠挂肚呀……足足写了八页纸，也不管它是否超重！
阿兴的信，虽说是肉麻了一点，但也应该承认，是他真情的表白。他是这么想的，要么痛痛快快地爱，要么痛痛快快地死！在那个年代，没有手机，更能考验恋人是否坚贞。不似现在，对方两个小时没有回音，即可发出一条“拜拜”的短信息。信发出后，阿兴计算着时日，大概去一周，回一周，有回信，不应超过二十天。这二十天，对热恋（还只能称“暗恋”）中的人来说，真的难熬啊！白天劳动时，尤其是被安排赶牛车时，他都会对着“广阔天地”引吭高歌，他唱《敖包相会》，他唱《小河淌水》，他唱《草原之夜》，他唱《在那遥远的地方》……别人以为他是一个传播民族歌曲的热心人，殊不知，他要借助于这些歌曲，把心中的爱慕、思念、不安和烦躁宣泄。晚上，他抱着小提琴，到松树下，到小溪旁，到水库边，拉上一首首《小夜曲》，让海顿，让舒伯特，让勃拉姆斯把他的心声飘越山川，落到小薇的心上……
终于，等到了第十九天，在傍晚收工，他正踏着夕阳归去的时候，队里的文书把一封远方的来信交到了他的手上。他已很熟悉信封上的娟秀的字迹。小薇回信啦！不幸的是，这一情景被与他一起收工的其他的知青看到了，可怜的阿兴，连偷偷看信的自由也被剥夺了，在不知“隐私权”为何物的年代，阿霖、阿詹、阿生、阿仁他们以强制手段迫令阿兴要公开信件，否则，……这也难怪，在当时，所有男知青中，只有阿兴有此艳福，其他人虽襄王有梦，但神女无心。阿兴只能答应，晚饭后一起到村后的草地拆信。
如果这事让小薇知道了，她肯定很生气，但是，在闭塞的中国，要把这样的一则消息传播到五百公里外，没有一年半载恐怕不行，所以，阿兴在无奈之中也有恃无恐，晚饭后便与兄弟们来到了经常去的那片草地。
阿兴小心翼翼地掏出信后，还在犹豫着，如果信中传递的是一则令人心碎的信息，该如何是好？但兄弟们迫不及待地催促着：“拆呀，拆呀！”借着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阿兴拆开了信，急切地阅读信中的内容……谢天谢地，信中并没有“妈妈不让我早恋”“我们年纪还小，要把心放在再教育上”“我们分隔那么远，还是做一个好朋友吧”之类令人心碎的话，当然也不见一个“爱”呀“念”呀的字眼，但是，只要不是智商太低的人，都应该从信中的字里行间，看出一位尚还保持着矜持的少女那隐含着的对对方的爱慕之情。
阿兴如释重负地放下信，脸上不便露出欣喜的神色。“怎么样？怎么样？”兄弟们又急切地问。阿霖干脆把信抢过来，于是，可怜的小薇原准备告诉一个人的心事，就这样被别人偷窥了，而她象那什么美凤一样瞢然不知！当兄弟们轮流看完信后，当即裁判：他们已确立了“恋人”的关系了。
这之后，阿兴与小薇便鸿雁传书，卿卿我我，对方的来信，已成为自己生活的勇气和力量了。不过，在此要申明一点，阿兴并非把小薇的每一封信都公诸于众的，只那一桩，下无为例了。而兄弟们也知趣，暂时要克服“偷窥癖”，又或者自己去寻找爱的对象。
除了小薇，阿兴还有一个人牵挂着，那就是阿潜，他甚少写信来，不知他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三十五）
1970年6月，阿兴和阿生、阿文被调往一处山林中，“自力更生”建砖厂。关于阿兴他们调往砖厂的前因后果，我想在第二部中再作详细叙述。这里要叙述的，则是阿兴调往砖厂后不久，即7月底，获得的探亲假。他于1968年11月离开广州，在快两年后，终于能首次踏上归途。
他在场部，以当时最快传递信息的方式——电报，告知广州的父母。至于葵县的小薇，他决定给她一个惊喜。
旅途的坎坷和艰辛，我不打算赘述了，对于热恋中的人来说，是真的可以上刀山下火海的，那舟车劳顿又能奈何什么！经过一天半的行程，阿兴终于见到了久违了的珠江大桥、南方大厦，以及中山路、越华路……再转入那条他生活了二十年的熟悉的小巷。他登上了一条露天的石梯，进入了自己的家。
父母仍然健在，有的人“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但他们明显衰老了，儿女不在身边，光是那牵肠挂肚就够摧残人的了，更何况还有那“历史反革命”的桎梏。就在那年的春节，除夕之夜，阿兴的大哥来叫两位老人去吃团年饭，但是，他俩都不在家，而是在工厂里吃“忆苦餐”。“忆苦餐”后，回到家，两位老人饥饿难忍，便上街找点吃的，结果，走了一两个小时，什么吃的也找不到……阿兴把回家的情景，写进《重返羊城》一诗，诗云：远别羊城两岁长，重回旧地感悲伤。云山寂寂迎朝日，珠水滔滔沐夕阳。巷内儿童忽长大，灯前父母更添霜。难言苦涩分离事，一夜茶烟入肚肠。
本来，阿兴回到家中的事，还可以写多一点，但是，此时，他的心却在另一个地方。原谅他们的不孝吧，热恋中的人，大多是“六亲不认”的了。所以，在家只呆了一天，晚上，他坐上了到江门的夜航船，于次日早晨到达。接着，他买了一张到葵县新井的船票，坐上了一艘小汽船。
8月初的朝阳，已是火辣辣的了，阿兴心急，不满足坐在船舱内，他不时站到甲板上，向两岸眺望。晨风吹动着他的白衬衣，以及略微长了点的头发。他忽然又诗兴大发，填了一首《点绛唇》的词。词云：露彩朝阳，染红一泻东流水。舟帆竞发，都在晨光聚。
此往何方？远眺银洲会。迎风去，岸花妍媚，知我人先醉。
落船以后，在村人的指点下，阿兴沿着一条小路向着小薇落户的村子走去。这里的村子，和珠三角那边略有不同，似乎带有一点侨乡的风味。房屋都是黑色的，而且古旧，由一条条的巷子分隔开。到了村内，阿兴问一小孩，得知小薇在村外晒场。阿兴心中暗喜，急忙移步晒场。到了晒场，阿兴果然见到几位妇女在晒谷，但是，似乎不见小薇的踪影。阿兴问那些妇女，妇女答道：“刚才还在呀！怎么忽然不见了？”“你是她的什么人？”“从那里来的？”……从她们挤眉弄眼的表情中，阿兴知道她们找到了当天甚至几天的话题了。
于是，阿兴问道：“她住在什么地方？能带我去吗？”那些妇女回答：“不知道呀，我们和她不熟呀！”阿兴吃了一惊，心想，莫非小薇不愿见我，躲起来了？如果这样，我怎么办？……他在团团转，并四处张望。正在难堪、不知所措之际，有一妇女手指一方，喊道：“啊，她回来了！”阿兴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一位扛着一把木耙、赤足、戴着草帽并半遮脸面的姑娘，从一处墙角处缓步走来。来到跟前，阿兴看清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小薇。但她似笑非笑，脸色红红的很不自然的样子，又让阿兴感到不安。事后，小薇才解释，她远远就望见阿兴的身影，她没有想到阿兴会突然出现，而且是出现在一群长舌妇女的面前，她不知所措，下意识地躲开，但是，当阿兴在晒场难堪无助时，她不得不出现了。阿兴没有怪她，只怪自己没有预先打个招呼，把姑娘吓着了。后来，他把这一情景填进一首《唐多令》的词中：寻路野花开，村童怪我来。但笑指，旧巷庭台。百转千旋人不见，榕树绿，户前栽。
惆怅满心怀，踪迹费疑猜。忽墙垣，有女姝乖。喜目低眉徐步至，桃花浪，泛香腮。
于是，小薇把阿兴带到了一条小巷，进入了一间旧屋之中。阿兴看到，这屋子并无厅房之分，里面铺着一张床，床头有一只木柜子，应是放置衣物之用；空余的地方摆着一张桌子，两把椅子；阿兴注意到，那桌面上放着两本初中英语课本；此外，屋内还有一个小天井，可供洗涤；有一个厨房，供堆放柴草，烧水做饭应在那大土灶之中。
“你就一个人住这里？”阿兴问。
“原来和另一位女知青，她回广州了，不知去向，现在实际上是我一个人住。”小薇答道。
“你不怕吗？”
“习惯了，不大怕；有时感到怕了，好象下雨的晚上，就找一个村里的女孩来陪我。”
阿兴心里感到不是滋味，一个二十岁的姑娘，孤身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总有不安全的感觉。他真有些后悔，如果当初大胆一些，提出一起来这里，自己不是可以当她的保护人吗？但是，能有当初吗？……
接下来，小薇开始做饭。老实说，男人可能都有这种感觉，看着心爱的人做饭，也是一种幸福，当然，老婆除外。当下，阿兴就享受着这种幸福，他站在一旁，微笑地看着小薇如何淘米，如何洗菜，如何点着炉火，如何把一束束的稻杆放进炉膛之中，如何把煮熟的饭菜端到桌面上……
这真是粗茶淡饭，没有鱼肉，害得小薇老在嘀咕：“你又不预先打个招呼，不然，今天早上，我去买点肉……”阿兴微笑地说：“难道我会吃不下？”是的，阿兴本来就习惯了过苦日子，而这一顿小薇亲手煮的饭，他觉得比起在农场的任何一顿饭吃得都香。
午饭后，阿兴与小薇围坐桌边谈话。分别近两年，有多少话要说啊。但是，阿兴发现，不时有村民尤其是妇女来串门，说上几句又离开。阿兴明白他们的醉翁之意，总是以微笑示人，企图博取好感，但累得自己的下巴几乎抽筋。下午三点钟后，夏日的太阳光仍很毒，小薇提议，到外面去。阿兴也明白，是要离开这“是非之地”，宁愿遭受阳光的暴晒。
他们戴着草帽，走在村道上，踏在田埂中。头顶，白云朵朵，有的如海涛汹涌，有的似鱼鳞块块；眼前，稻田片片，有的已收割完毕，有的仍稻浪翻滚。望远方，有山峦起伏，林木苍翠。这是完全不同于广州的景致，也有别于雷州的风貌。阿兴的心海，荡漾着幸福的涟漪，何曾想到，自己有一天，能和心爱的姑娘一起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当日落黄昏之时，他们坐在一处河岸上，面对眼前宽阔的江面。
“这里叫做银洲湖。”小薇说。
“这是湖？这不是河吗？”阿兴奇怪地问道。
“是一条河，我也不知道这里的人为什么把它叫湖。”
“可能是这段河道开阔吧。”
他们坐着，静静地欣赏红日的落下，有些高扬着白帆的船只缓缓驶过，夕阳把那白帆染红。阿兴忽然想到苏联电影《红帆》，莫非他的梦中情人阿索莉已经到来？当红日西沉时，他们再迎接月牙的升起。当四野朦胧、夜风飒爽之时，他们挨得更近。当阿兴觉得自己的手臂与小薇的贴在一起时，他觉得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他把小薇的右手握在自己的右手的手心。对阿兴的举动，小薇略感意外，但是，她并没有把自己的手抽回，而是任由它安置在身旁那男子的手心。这种纵容，只会更加助长了那男子的情欲之火，于是，他的左手也变得不很规矩，它从背后把姑娘轻轻抚住，动作显得很自然又得体。姑娘似乎也陶醉在这一爱抚之中，忽然，她变得不能自持，把头埋到了阿兴的胸口上。这时，阿兴已很难做到坐怀不乱了，他轻轻捧起姑娘的脸，她的眼睛微微闭着，似等待着某一时刻。忽然，阿兴的唇，贴在了小薇的双颊上，双唇上，双目上……他们完成了在广州的时候没有完成的动作。
对于在这样一个秀丽的地方，一个美好的时刻，一对纯洁可爱的情侣做出的令人感动的行为，如果没有诗词记录下来，肯定是一件遗憾的事，于是，便有了《柳梢青》词一首：牙月低垂，江风送爽，绿水微澜。葵树行行，金珠垄垄，缥缈丘山。
坐观灿灿鳞波，朦胧处，水送飞帆。笑靥明眸，甜言蜜语，都在心间。
从银洲湖回来后，他们再煮饭，吃饭，然后，隈依着坐在床边。屋内，有一盏小油灯，把他们的影子映在墙壁上。乡村的夜晚，尤其是数十年前的乡村的夜晚，应是很寂寥的吧，没有电灯，没有电视，没有娱乐，屋内又没有风扇没有空调，如何打发那漫漫长夜？
“晚上怎么过？”阿兴关切地问道。
“一般会有人来说说话，我自己会看看书，然后早早睡觉。”小薇很随便地答道，似乎她已习惯了这种生活。
“还是农场好，同学多，有时很高兴的。”
“但是我不能离开得太远，我妈只有一个人在家。”
“平时看些什么书？”
“很难找到合适的书看。现在是把过去学的英语巩固，你不是也在学吗？”
阿兴在学校时学的是俄语，当中苏关系恶化后，俄语变得一钱不值了，好学的阿兴于是跟着几位初二的学生学英语。当他们已不能再当他的老师时，他只得自学了，并告诫小薇，不要浪费光阴，也要抓紧时间学习。于是，他们便在油灯下，一起读那些单词，读那些课文，此情此景，只能用“温馨”二字来形容。
当他们读累了，小薇便去泡茶，两人又静静地喝着那工夫茶。
“还有唱歌吗？”阿兴忽然问。
“我不会唱歌呀。”小薇瞪大眼睛说。
“在广州时，我听过你唱的。”
“是吗？羞死人了！”
“唱得还不错呀！”
“要么，你来唱给我听。”
阿兴也不客气，他觉得，能在这样的夜晚，唱歌给心爱的姑娘听，也是一件赏心乐事。于是，他轻轻地唱起一首新疆民歌《美丽的姑娘》，一边唱一边深情地注视着小薇。小薇被他注视得低下头，嘴上说着：“不要这样看着人家……”之后，阿兴又唱了《半个月亮爬上来》，唱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唱了《鸽子》……最后，当他唱起《深深的海洋》时，小薇也情不自禁地唱起来了。歌声是否飘出了屋外，飘出了村外，我不知道，但是，当时，整间小屋内，都回荡着轻柔的歌声，则是肯定的。这样一个情景，我实在舍不得把一首叫做《霜天晓角》的词抛开不用，这首词是这样的：青灯柔火，偷照影婆娑。乡村八月炎夜，人声少，蛙声多。
岁月苦摧磨，尘路遍风波。问今夕几曾有？听甜语，唱轻歌。
上述《柳梢青》和《霜天晓角》两首词，三十年后都被选入了《中华当代词海》《当代情诗精选》《中华当代词坛名家传略大辞典》等巨著之中，他俩的这段爱情似乎也可以流传千古呢。
到了夜深之时，他们不得不分手了，那毕竟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啊。小薇要到一个农村女友处睡，而把床留给阿兴。这似乎是一天之中最痛苦的一刻了。他们唯有紧紧地拥抱，作最后的吻别……
在其后的一天，他们依然如胶似漆地相处在一起。我已不便详细地写出他们所做过的每一件事了。为了表明清白，整天，小薇那屋门都稍稍开着一点，目的是要告诉外人，虽则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但并没有作案的条件。还想交代一段小插曲：那天中午，屋里忽然进来了三位男青年，幸好他俩正在学英语，正派得不能再正派。那三位男青年，听其口音，知是羊城人氏。听小薇介绍，原来是同学，落户在同一公社。那三人的目光不停地落在阿兴并不算英俊的脸上，以及并不算健硕的身躯上。说了一会儿闲话，他们离开了，但阿兴从他们的眼神中读到如下的内容：这小子，凭什么夺去小薇的芳心？！
第三天，小薇借了一部自行车，阿兴载着她，他们要到一个叫厓门的地方。阿兴毕竟学过一点历史，知道厓门一带是个古战场，宋末，宋军残余的水师就是在厓门对开的厓山一带海面与元军张弘范的水师决战，失败后，宋臣陆秀夫抱宋帝昺投海自尽。1968年11月7日夜，阿兴乘坐建华轮正是经过这一带海面，当时他想，以后不知能否有机会来此凭吊一番。想不到，未及两年，他居然可以来到这地方，而且还是和小薇一起来的，世事真的难料啊。
经过一段弯弯曲曲的并不好走的路，他汗流浃背，载着汗流满面的小薇来到了厓门。厓门是珠江其中的一个出海口，厓门处有个炮台，有几门古代留下的大炮。阿兴手抚大炮，忽有所思：凭这几门大炮，就能扼守厓门要塞？远眺汪洋，但见浪头汹涌，阿兴又想，宋代那些楼船，是否仍深埋在海底？古人每到一处古迹，恐怕都会留下一两首怀古诗，阿兴也附庸风雅，吟出两首七绝：（一）崖门水急浪头高，漫步炮台望海涛。此日与卿游古迹，星星点点记心牢。（二）海天一色白鸥飞，世事兴衰总有时。宋代楼船倾浪去，至今碧水匿龙衣？这两首诗写得好不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它们记录了阿兴和小薇，在1970年8月初的那天，结伴到此一游。在漫长的人生岁月中，这样的机会并不是随时会有的。
当天的晚上，小屋内，油灯的微光依然在闪烁，阿兴变得烦躁不安，小薇也显得黯然神伤。也难怪，阿兴的探亲假时日有限，明天，他们就得分离。再多的说话也是徒劳的，阿兴看到，小薇的眼中，总是充满了晶莹的泪水。他不时轻轻地捧起她的脸，默默地、深情地把她眼中的泪水吻去。
次日早晨，他们依依不舍地，来到了江边的埠头，这是三天前，阿兴登岸的地方，如今，他又要从这里踏上归途。在埠头上，因有他人在场，他们无法拥抱吻别，但也偷偷执着手，彼此眼含泪水，深情地对视，颇有点象柳永在《雨霖铃》一词中所描写的“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景况。当阿兴要踏上船的那一刻，他紧紧地握了小薇的手，轻轻地说：“要保重！”小薇强忍泪水，露出微笑，说：“路上小心！回去记得写信来……”当汽船离开埠头，渐渐远去，阿兴仍站在甲板之上，向小薇挥手示意。船离开很远，他还看到小薇的身影，独自站立在那简陋的埠头上……他想到，去时站在船上，填有一《点绛唇》一词，如今离去，亦应有诗，于是，也吟出七绝一首：无声执手恨难收，悲泪双双落埠头。寄语天涯孤独女，爱情唯望水长流。
（三十六）
从葵县回来后，阿兴要找的另一个人，就是阿潜了。这是典型的“重色轻友”，但也是可以理解的吧。
这天上午，他兴冲冲地来到他熟悉的街道，登上那熟悉的房子的第三层，去敲那熟悉的房门。阿兴在猜测着，首先见到的会是谁？他首先应该说一句什么话？……一会，门开了，是一个阿兴并不熟悉的男人。
“找谁？”那男人的问话并不客气。
“我找——”阿兴说出阿潜父亲的名字。
“他们不住在这里了！”那人说，语气仍很生硬。
“不在这里住？……为什么？”阿兴吃惊地问。
“他们是牛鬼蛇神，你不知道吗？”那人仍旧不耐烦地说，并准备关门。
“那——他们搬到哪儿去？”阿兴急忙伸手推门，大声问道。
“我不知道！”那人说完。随即关上门。任凭阿兴再敲，他也不开了。
阿兴只得登上四楼，他想，四楼的邻居是阿潜家的远房亲戚，应该会知道情况。他敲开四楼的门，开门的妇女认得阿兴，望望四下无人，悄声说：“他们家已遭殃了，是上个月的事，说他父亲过去是资本家，两老已被遣返南海县大沥乡下，屋子被一个造反派的头头占去了。阿潜常在广州，我设法告诉他你回来了。”
阿兴失魂落魄地走下楼去，这幢房子他太熟悉了，1967和1968年，将近两年的时间，他几乎每天每晚都在这里出没。从三楼的门窗中，每晚都飘出贝多芬、莫扎特、巴赫、海顿、斯特劳斯等大师的乐曲，正是在这里，他吸取了许多音乐和文学的素养。如今，那文艺沙龙的主人安在哉？失去家园的阿潜他们，肯定很痛苦，很颓丧吧……
这天下午，阿兴在中央公园内，百无聊赖地闲坐。忽然，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把他吓一跳。回头一看，竟是曾一起拉琴的小朋友阿培！
阿兴高兴地喊道： “是你啊，阿培！在我上山下乡之前，你忽然不见了，后来去哪儿啦？”
阿培苦笑了一下，说：“我的事，你还不知道？……”
“不知道！”阿兴说。
阿培坐下，卷起一支纸烟，吸了一口，再将烟吐出，悠慢地说：“我后来的故事，慢慢说给你听吧。”
阿兴也卷了一根纸烟，静静地听。
“我祖母和父亲都在五十年代去世，文革前，家中就只有母亲、哥哥和我。我家你也知道，在中山五路小马站，母亲是中山五路小学的一位教师。而我也是在那里读的小学。文革前，哥哥到肇庆一家工厂工作，他患有精神病，时好时坏。1966年文革开始后，学校已经停课，母亲她们常受到批判，但还有行动自由。1968年9月，母亲和自己学校以及附近几所学校的一些‘有问题’的老师，集中起来办学习班，不能回家。他们住在中山五路小学，每天排队到朝天路小学办班，有时，我就在路边等候，等候他们经过，为的是能看到母亲一眼。
“那时，我对母亲的处境还不致很担忧，因为文革中被集中办‘学习班’的人太多了，我认为母亲不久就可以回家的。有一天，不知你是否记得，大家还在我的住所聚餐，刚好那天母亲被允许回家两个小时，她看到我们‘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样子，又生气又无奈，只是连连叹息。最后，她摸摸我的头，眼含泪水有离开家门。”
这事，阿兴还有印象。那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阿培的母亲。那是一位矮矮胖胖的面露慈祥的妇人，可能睡眠不足，眼圈微黑。对于运动的残酷性，他们的确预计不到，所以才会出现在阿培家里聚餐这样不知忧愁不识大体的事。阿兴自己何尝不是一样？父母亲在受难，而他自己还天天晚上跑到刘家学拉小提琴，并不懂得留在家里多些陪伴他们！
“9月下旬的某一天，学校的造反派红卫兵上门抄家，把有用的东西都拿走。我问他们，我母亲怎么啦，他们说，你母亲是个国民党潜伏特务，已经被揪出来了。我那时年纪小，还不是很了解‘国民党特务’是个什么概念，但我相信母亲是个好人，是个好教师。
“就这样，母亲被造反派关了起来，关在学校的一处楼梯底的一个小间里。我更成了一个没人关爱的孩子，饥一餐饱一顿，过着近似流浪乞讨的生活。到了11月中旬几天，在某天半夜，母亲学校有几个人找上门来，把我叫醒，什么也没说，又把屋子搜了一遍，后来，进来一位军人，对我说：‘你母亲死不认罪，昨晚自绝于人民。’当时，我可能年纪太小，开始还不知道‘自绝于人民’是什么意思，后来明白了，竟然不知道哭，整个人象麻木了，不知所措。那人又说：‘你跟我们去一趟吧。’于是，我跟着他们去到位于惠福路的省人民医院的门诊部。我说：‘我要见见母亲。’他们说：‘她已在太平间，门已关住，看不见。’我问：‘那么，你们叫我来干什么？’他们说：‘需要你签个字。’于是，他们拿出一张纸，叫我签字。我想看清楚那是一张什么纸，写着什么内容，但是，周围环境昏暗，他们也不想让我看清楚，就催着我签字。我签了字后，问：‘那我母亲怎么办？’他们说：‘你签了字，就是说你妈的遗体转交给你了，你妈的后事就由你来处理了。’我说：‘我一个小孩，家里又没有钱，我怎么处理？’他们说：‘你自己想办法……或者，找亲戚帮忙吧。’
“就这样，我在黎明时分回到住所，在房间里坐卧不安，不知所措。真的，我一个小孩子，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更没有任何经验，如何去处理母亲的身后事？一天以后，我唯有到阿潜家，把母亲的事跟他们说了，阿潜说：‘我们不帮他，谁帮他？大家想尽办法，凑一些钱吧。’阿潜的母亲也是小学教师，她更是深感同情，说：‘一定要帮，一定要帮！’于是，我们沙龙里的朋友们，凑了钱，委托阿潜和小婉姑娘去殡仪馆帮助我处理母亲后事。阿潜知道，那尸体没有保护，没有化妆，很可怕，很可怜……他没敢让我走近看，只是在远处，让我看了一眼……”
“也多亏了他们的帮助，”阿培继续说，“当时，由于母亲是现行反革命，又是什么美蒋特务，殡仪馆不准保留骨灰，而我不敢亦不能把骨灰带回家。于是，母亲的尸骨无存，大概让殡仪馆的人拿去肥田了。
“三天后，学校通知我回去取回母亲的遗物。我去到那所学校，经过操场时，我看到附近几所学校被揪出来的二十多位‘牛鬼蛇神’都集中在那里，跪在操场那水泥地板上。我想，母亲如果不死，也要受这样的折磨，她那么肥胖的身体，怎么受得了？我来到那黑暗的楼梯底，还看到应该是他们给母亲戴的一顶纸糊的高帽，上面写着‘反革命分子’五个黑色的大字。母亲所谓的遗物，无非是一张草席子，和几件旧衣服。我看到母亲被关押的地方，想象着母亲是怎么自杀的。附近有两位女老师，她们在互相说话，似乎是有意告诉我的。她们说，母亲是在半夜里，用一根书包的带子，挂着墙上的一口大钉，就这样吊死了。我母亲很疼爱我，她不可能不想到，自己离去了，两个儿子将怎样生存。她一定是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才不得以选择了这种方式了结自己。
“我用草席把母亲的遗物卷起，夹在腋下拿回家。途中，那些物件多次掉下地，一些好心的老人还帮我捡起来。回家以后，我把母亲的衣服拿去变卖，卖得三十多块钱。于是，我坐船到肇庆，到我哥哥那里去。我把母亲的事告诉工厂的领导，问他们，是由我还是由他们把消息告诉哥哥。工厂的领导说，要由他们调查清楚，再由他们告诉哥哥。于是，工厂派人到广州作调查，而我只得对哥哥说，学校不上课，来肇庆玩玩。每天，在哥哥面前，我还要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派去调查的人，不知怎么搞的，一个月后才回来，于是，他们把母亲的事通知我哥哥，哥哥那时候精神还正常，当时就抱着我痛哭，而我直到这个时候，才知道哭。我们两兄弟，可以说哭了几天几夜。
“不知什么原因，学校竟然知道我到了肇庆，写信到工厂催我回去上山下乡。当我再回到广州，回到学校时，发现大部分同学都走了，有的到了三水，有的到了雷州半岛。我如同一个孤儿，如果不上山下乡，也无法生存下去。刚好，学校有二十多个到东莞农村的名额，于是，我也报了名，在1969年1月间，我被注销了广州市户口，落户到了东莞的塘头下公社的一个落后的生产队，成了一名靠劳动赚取工分养活自己的社员。
“你可以想象，象我这样的个头，这样的身材，我能在那农村干些什么农活？最多是放放牛而已。但是，我必须在那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去，而且我只能自己照顾自己。广州的户口已经注销，住房也已经被他人占有；肇庆的哥哥得知母亲去世后，精神病更加严重，经常要被送到精神病院去。今年代初，他也死去了，我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儿。有一次，阿潜到东莞来看望我，刚好我因劳累过度伤了腰，我感到绝望，而阿潜也很为我的未来担忧。他告诉我，唯有偷渡去香港，否则，没有活路……”
听完阿培的叙述，阿兴呆了半天，似没有回过神来。“又是一幕人间悲剧！……”他喃喃道，眼含泪花。
倒是阿培豁达，说：“我没有什么牵挂了，惟有每天练习游泳，寻找机会。”停了一会，他又说，“我可以帮你联络阿潜，让他找你。我有事，先走了。”
望着阿培瘦小的背影渐渐远去，阿兴唯有深深地叹一口气。
1974年，经过四次的偷渡，阿培终于历尽艰辛到了香港，找到先期到达的阿潜，不然的话，很难想象他可以在东莞的农村活下去。
（三十七）
两天后，上午时分，阿兴刚起床，他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阿兴，阿兴！我来了！”
阿兴推门一看，啊，是阿潜！只见阿潜热情地张开双臂，就要把阿兴拥抱住。
阿兴愕然，拍打着他的肩膀，说：“我找过你，但是你们……”
“我知道了。现在我们全家住在大沥。走，到大沥住两天！”容不得阿兴思考，阿潜已把阿兴拉下楼。楼下停放着一部旧自行车。
“我们骑自行车去，我载你。”
“你载得动我？”
“看我的！”
于是，阿潜载着阿兴，在广州的马路上飞驰，直往城西而去。阿兴感到惊讶：阿潜已不是文弱书生，从他的身上，似乎也看不出家变带来的痛楚，他反而乐观开朗，这是何故？过了珠江大桥，进入南海县地界。再有10公里就是大沥。阿兴说：“让我来骑吧。”“也好。”于是，阿兴骑车，载着阿潜，沿着广佛公路而去。骑了很久，阿潜喊道：“停车！到了！”
于是，他们沿着一条小巷子，来到了一幢旧房子前。阿潜敲门，开门的是一位少女。阿兴一眼看出，是阿潜的妹妹小萍，尽管她成熟了许多。小萍愕然了片刻，随即也认出了阿兴，高兴地喊道：“阿兴哥！回来啦？”随即，阿兴也看到了一位少年跳出来，似曾相识，啊，认真一看，原来是阿凡！这小家伙，两三年工夫，成熟了许多，眼神中有了沧桑感呢。
阿兴进得门去，只见大哥阿庸，二哥阿恒在一个小厅内，见到阿兴到来，又意外又高兴。大哥说：“想不到我们会在这里接待你吧？”二哥说：“一言难尽，坐下慢慢谈。”
接着，从厨房里出来了阿潜的父亲和母亲，两位老人神色也不错。“稀客，稀客！”“欢迎，欢迎！”满屋子是热情的笑声。
坐定之后，阿兴环顾屋子，只见屋子是小一些，但有两层，而且前面有一个院子，可以种点花木。而且，这屋子经主人细心收拾，也摆设整齐，布置文雅，看着舒服。
父亲开口说话了：“世事多变！先是他们四兄妹一起下乡，其后街道硬是说我过去是个资本家，那房子是剥削得到的，于是把我们
还有阿凡扫地出门，赶到乡下来。幸好，这里还有一间祖屋，……”
母亲接着说：“祖屋又怎么样，早被亲戚住了，幸好原来住在这里的亲戚体谅我们，让给我们住，不然，我们一家真要露宿街头了！”
阿兴摇摇头，叹息着：“想不到，你们家也遭殃……”
父亲继续说：“面对厄运，要乐观对待，我是这样教育子女的。我带头保持乐观的心态，这不，我把这里整理一番，种了不少花木，还把园子取名为‘拾香园’。”
母亲说：“这是以苦为乐罢了。你先坐，我们去做饭。”
阿兴看到，大哥手里捧着一本砖头般厚的书在看，于是上前打量，吓了一跳，那竟是一本俄文书！他惊讶地问道：“你怎么还看俄文的书？有用吗？”
大哥微笑地说：“任何知识都是有用的，只是我们不一定知道它什么时候需要罢了。”
“什么书？”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
天！阿兴知道，这本书，看中文也够呛，何况俄文！于是，他不禁对眼前这位只读了不足一年大学课程的华南师范大学的学生肃然起敬。
午饭，八个人围坐在一起，热热闹闹。几道青菜，萝卜干，也还可口。席间，阿兴忍不住要问：
“你们几个都落户到了宝安，不用回去劳动的吗？”
“回去劳动，能养活自己吗？”阿潜答道。
“我们几个在那里的开消，还比家里大呢。”二哥说。
“打死我也不回去的，除非分口粮。”小萍说。
阿兴刚从葵县农村回来，阿潜几兄妹也觉得无法生活下去，小薇一个人在农村，她又怎么过？想到这里，他不禁黯然神伤。他又问：
“你们七口人，似乎没有什么收入，如何生活？”
“现在靠香港和美国的亲戚资助一点，”母亲说，“当然不是长久之计。”
“我们会尽快想办法的，”大哥说，“这种状况总要解决。”
阿兴想，他在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莫非那本书会告诉他怎么办？
午饭后，大哥和二哥对阿兴说：“我们去游泳。你和阿潜谈谈话吧。”阿兴感到惊讶，烈日当空，哪有人这个时候去游泳的？阿潜狡黠地笑笑，说：“让他们去，中午最好锻炼呢！”
阿潜领阿兴上二楼，二楼那里有一个小阳台。在这里，可以看到周围的一些低矮的旧屋，以及一些田野。这是一个宁静的乡镇，是适宜人居的地方，当然，现在已面目全非了，到处是工厂，到处是楼盘，到处是摩托车、汽车市场，已无法找到一小片田地了。
阿潜一边扇着扇子，一边说：“我们几个，并非想呆在家里吃闲饭，农村的活，也不是干不来，但是，我们能甘心在那农村干下去？生命多么宝贵，我们能够为了一天那几个工分，去耗费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停一停，喝口水，他继续说：“文革结束了，我们六级三届的学生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所以，都疏散到农村农场边疆海岛，是再教育还是摧残人才？我看不到，扎根农村有什么出路，有什么前途；绝大部分知青也不会扎根的。你会在农场扎根吗？”
“我不会！其他同学也不会！”阿兴很干脆地说。
“问题是，我们怎么办？”阿潜严肃地问道。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阿兴老老实实地回答。
“一直在那里耗费生命？”
“我在自学英语……”
“这还不够！必须想办法离开！”
“怎么离开？离开农场回广州，让父母养着？”
“不是离开农村农场，这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唯一的出路，是离开这里，到香港去，到澳门去！”
阿兴暗暗吃惊，他联想到阿霖去三水探望同学，那里的同学不是也打算走这条路吗？他说：
“这有危险吧，万一……”
“当然有危险，如果没有危险，谁都过去了！”
“那要怎么才能过去？”
“你没有看到我二位哥哥？他们不是苦练游泳吗？”
“莫非你们都想走这一条路？”
“已经到了这个份上，我们还有别的退路吗？”
“那也是……”
“所以我们现在反而很乐观，因为我们看到光明，看到前途。”
阿兴忽然觉得很伤感。好端端的青年学生，在求学期间，忽然被怂恿去充当马前卒，充当炮灰；之后，又将他们赶到农村农场去，害得他们无法生活而不得不铤而走险。去国离乡。如果阿潜他们成功了，也意味着他永远失去这些朋友！
见到阿兴在沉思，阿潜说：“你也回来，跟我们一起行动吧！不要再呆在那雷州把自己埋没了！”
阿兴想到，自己因买了一部收音机，因无意失职放走了“关公”，以至被调离14队，去到一个周围没有人烟的山林之中，说是创办砖厂，也不知要在那里呆上多少年，可能真如阿潜所说的，把自己埋没在雷州了。但是，私自跑回广州，能行吗？还不是让父母更多一层担忧？今后的生活又如何？……他苦笑地说：
“我恐怕不能走这路，肯定会影响到我的父母……”
“我不勉强你。如果你想通了，随时回来找我们。”
阿兴在拾香园住了两天，和阿潜一家相处了两天。这和葵县的三天一样，是非常难得，非常珍贵的。那些情景，点点滴滴，在他的心头保存着，保存一辈子。为了记住大沥之行，他也填了《西江月》词一首：身形风采依旧，胸襟气度超前。别后征尘话百篇，相聚拾香家苑。
壮志不甘人后，前程已着先鞭。雄谈愧我井蛙眠，世事堪惊多变。
（三十八）
在广州半个月后，阿兴又回到了遥远的雷州，回到那雀鸟松鼠相伴的山林。
还是要简单介绍阿兴这次的调动。农场建筑需要红砖，以往都是向外购买，不知是谁探得那一处山地的泥可以制砖，于是，农场领导便从附近的六个生产队，每队抽调三位男知青和一位老工人，到那片山林地去创建砖厂，很不幸的是，阿兴和阿生、阿文被选上。至于为什么选上阿生和阿文，可能不好理解，但是，阿兴涉及到几件不大光彩的事，被贬谪恐怕是理所当然的了。
在四周防风林环护之中，有一片十来亩的空地，这就是他们近三十位男人生活和劳动的地方。阿兴从广州回来后，便参与建宿舍，建伙房，挖水井等工作，第一次尝试到荜路蓝缕的创业经历。在劳动之余，尤其在晚上，在那寂静的山林之中，对着夜空中的繁星或明月，最容易使人思念远方的亲人，尤其是远方的恋人。经过在葵县与小薇三天的接触，他心中的爱情的火焰越烧越旺了。有什么办法抒发自己的感情？真的要感谢文学和音乐，让他可以把爱寄托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寄托在小提琴奏出的每一个音符。
到了秋天，砖厂还未上马，农场因要组织一次大规模的水库会战，又把阿兴和阿文等抽调到水库工地，负责做些前期的准备工作，安装斗车的道轨等。这样，阿兴好象又回到了14队一样，不同的是，他们是睡在水库边上的临时工棚的。工作的调动，使得阿兴又一次尝到了创业的艰辛，水库上的冷风，水库中的冷水，那一日三餐粗糙的伙食，那孤单寂寥的夜晚，真的在劳其筋骨，苦其心智，增益其所不能啊！在那样的环境中，他连小提琴也不能拉，书也不能看，诗歌也无处写，而对小薇的思念则更强烈。他还惟恐小薇寄来的信会收不到，盼来信、写回信，成了他生活中的一部分内容。幸而小薇准时给他来信，信中坦露了少女的初恋情怀，令阿兴感到安慰和激动。至于阿潜，甚少来信，大概在密锣紧鼓准备他们的行动吧。
大会战开始后，那水库上，几乎集中了全场的青壮年劳动力，尤其是各队的知青们，红旗招展，蔚为大观。阿兴和阿文等被任命为安全监督员，虽不用做苦力，还可以合法地光明正大地眼睛紧盯着那些平时不易看到的别的队的女知青，但责任重大，且常要开夜班，也很艰辛。不过，看着那水库的堤坝一层一层地加高，阿兴又觉得有些成就感，他觉得，自己毕竟在为农场，为社会作出了贡献，而不至于象阿潜所说的，在这雷州耗费着青春吧。
一个冬天过去了，到了1971年春节前，水库的工程也完成了，阿兴阿文等回到了砖厂。阿兴以为，自己将要马上投入红砖的生产，为农场再作出贡献。但想不到，砖厂领导带来了一个消息，要他马上到农场文艺宣传队报到！这真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好消息！以阿兴的文艺才能，早该被抽到场宣去的，但是，那文艺宣传队其实还有五个字，那就是“毛泽东思想”即“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出身不好，思想行为不正的人，是不适宜混进去的，所以，吹拉弹唱、能编擅演的阿兴只能充当“在野”艺人。但是，文学音乐这东西，又并非文盲半文盲者可以掌握的，所以，在文艺人才尤其作词作曲伴奏人才奇缺的情况下，在一些同学的推荐下，阿兴尽管灰灰暗暗的，也不得不被起用了。
他到宣传队后，即要负责编写一个反映红旗水库大会战的歌舞节目。舞蹈他是外行，但有漂亮的女知青小征负责，他只需负责全部的歌曲和音乐。文艺创作强调深入生活，那红旗水库大会战的生活阿兴是由头到尾都经历过了，这是他创作的有利条件之一；他从小就爱唱歌，会唱许多中外民歌和名歌，会拉不少广东音乐，这是有利条件之二；在文革期间，他学拉小提琴，有机会接触到贝多芬、莫扎特、勃拉姆斯、门德尔松、斯特劳斯、柴可夫斯基等经典音乐，尽管只是皮毛，但也能受到一些熏陶，这是有利条件之三……所以，完全没有学过作曲的阿兴，居然也能哼出编出比较动听的曲子，受到宣传队队员的一致喜爱。就这样，一个叫《红旗水库红旗飘》的大型歌舞节目编出并获得挑剔的场领导的首肯。阿兴他们还编了其他的节目，凑成一台戏，在场部和各个连队演出，均获得好评。
说到下连队演出，那也是一件又艰苦又愉快的事。在场部驻地吃过晚饭后，他们便收拾行装，坐上卡车下到连队。宣传队到来，便是队里的盛大节日。在晒场上，两盏汽灯早早点亮，“舞台”之前最好的位置，已有许多板凳在占据着。宣传队员们化妆，搭布景，搬桌椅，迅速做些准备工作。到了7点半或8点，队里的大人小孩以及附近村队的人都来齐后，演出开始，没有帷幕，没有射灯，没有音响，一部手风琴，一架洋琴，一把二胡，一把小提琴，一支笛子，边是全部的伴奏乐器，一切都是“自然”的，“原始”的，但又是热烈的，融洽的。阿兴回想了一下，那时的节目，和现在彭丽媛、宋祖英、赵本山、杨丽萍他们的无法相比，但比起现在众多的草台班子的逗人情欲的劲歌金曲，以及导人淫邪的艳舞时装，会来得正派一些。演出结束后，连队会煮上夜宵招待他们，或鸡粥，或鱼粥等，这就是他们的“出场费”或“劳务费”。而演出之后吃夜宵那一刻的愉悦，并不会比现在的大歌星演出后数钱的愉悦少。
之后，各场的宣传队又集中在东华农场进行会演。东华农场有一座大礼堂，演出的效果当然不一样，那实际上是各场知青文艺素质的大比拼，一个农场包演一晚，连演十多晚，盛况空前。阿兴不仅可以欣赏到别的农场的节目，而且可以欣赏到各场的俊男美女。他甚至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农场去到边疆去，真是大有作为！不是吗？如果没有这些来自广州等地的知青，何来这一台台精彩的文艺节目？如果不是聚集了数千上万的知青，雷州大地何来歌舞升平的景象？
4月的某一夜，阿兴从东华农场演出回到驻地，见桌面上放着一封信，一看，是父亲的笔迹；但是，信的落款却是阳江紫罗。阿兴急忙拆开信，一看，不禁大惊失色！原来，信是父亲从阳江家乡写来的！原来，不久前，父亲因“历史反革命”的身份，被强迫遣返家乡，母亲不得不跟随。阿兴父母，步阿潜父母的后尘，被“无产阶级”扫出了城市！不同的是，阿潜的父母被扫至大沥，离广州不过10公里；而阿兴的父母，则被扫至二百多公里外的、已经离开了二十多年的穷山乡！
那一夜，月色明朗，照在窗台上，宿舍里，其他队员们早已疲倦而沉浸于梦乡，但阿兴辗转反侧，无法入睡。泪水多次打湿了枕头。他意识到，他们在广州的那个家已经消失了！他的根已被人拔走了！以后他即使有探亲假，他都不能合法地回去广州了！他更担心，父母回到那早已陌生的家乡，如何生活？住在什么地方？会遇到些什么人？当地村民会怎样对待他们？……唉，可怜的青年人，他在台上歌颂这赞美那，但想不到自己的家庭景况越来越糟糕，而自己的家事，又不知可以向谁倾诉？！
数天后，这一届文艺宣传队的任务结束了，也到了暂时解散的时候。按道理，阿兴也是应该回砖厂的，但是，由于下一届宣传队不久又要组织，要预先准备一些节目，领导便把阿兴和另一位男知青阿群留下，编写节目。老实说，这真是美得不能再美的美差了，没有硬任务，没有谁来监督，难得的自由！不过，你总要创作出一两个拿得出来的节目，才能对的起这美差吧。
就在阿兴他们在搜索枯肠创作什么节目时，这天中午，又一封信落在阿兴的桌面上。这是小薇来的信，阿兴一眼就认出！他急忙拆信，前面是一些一般的内容，后面，阿兴惊讶地看到了这么一段：“兴哥，告诉你一件可怕的事，前天晚上，睡到半夜的时候，我忽然被一阵很轻微的响声吵醒，侧着耳朵一听，我听到有人在外面想弄开我的屋门，当时，我吓得手脚都冰凉了，不知怎么办。不过，我很快镇定下来，我想，外面的人，他会比我还惊慌，于是，我大胆起了床，打开电筒，大声喊：‘是谁？’外面的人听到我的声音，急忙走开了，我听到，好象不止一个人的脚步声……之后，我一直不敢睡觉，点亮了灯，坐到天明。昨天晚上，我叫了一位女孩陪我睡……”看到这里，阿兴的心扑通扑通地跳，脸色煞白，他被这事吓住了！他想，如果小薇不是醒来，被那一个或两个坏人进来了，后果真不堪设想！
他已无心创作什么歌颂某某的节目了，他不住地抽烟，在屋内来回走动，他脑子里不停地设想：要是被他们进来了，怎么办？怎么办？……在那个年代，没有手机，电话也不灵，如何询问？怎么安慰？唯有干着急！此时，他满脑子里装的都是小薇，他在为她牵肠挂肚！到了下午，14队的阿光来找他，阿光因获得探亲假来场部等次日到湛江的场车。见到阿光，阿兴忽然获得灵感，他终于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必须要见一次小薇！如何去见？现在不是“自由”着吗？悄悄地离开几天，领导不会知道吧。此时的阿兴，又被情爱迷住了心窍，以至作出了这个荒唐的决定！他随即给小薇发了一封后日晚在广州海珠广场见面的电报后，又把离开的事偷偷告诉阿群，阿群感到为难，但也答应为他保密。
（三十九）
在1971年4月的那个凌晨，阿兴在阿光的掩护下，混上了场部开往湛江的卡车，中午到达湛江。晚上，他在阿光的亲戚家过夜。靠着阿光的帮助，他也买到了去广州的车票。次日凌晨，他们坐上班车，直到傍晚，他们才到达。和阿光分手后，阿兴直奔海珠广场，他在电报中说好，在广场的中央相会。
入夜的海珠广场，四周亮起了朦胧的路灯，广场内行人不多，如果小薇如约出现，不会很难找到。又累又饿的阿兴，买了一个面包干啃下去，肚子里才好受一些。这海珠广场，是他过去经常来的地方，他读中学的学校就在附近，但后来搬迁到郊外。
快到八点钟，夜色更浓重时，阿兴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向自己慢慢地走来。那身影接近时，阿兴已可以肯定，小薇来了！他快步迎上前去，急切地握住她的手：
“你……终于来了！”
小薇轻声地问：“来了很久吗？”
“来了刚一会。”
“吃过饭？”
“吃过了。”
“偷跑回来的？”
“……是……明天马上回去，别人不知道的……”
阿兴隐约觉得，小薇似乎并不很高兴。于是问道：
“你不高兴吗？”
小薇叹了一口气：“你没有必要回来呀！”
“我担心你！”
“我没事了，自己会注意的。我今天下午回来，骗妈说回来看病……这不好……”
于是，他们沿着珠江河畔，缓步向沙面方向走去。长堤上行人也不多，路边的灯光也暗淡，勉强可以看到缓缓流动着的江水。江面上偶尔有一两艘船经过，不时会发出一声汽笛声。
“是什么人想对你图谋不轨？想偷东西，还是……”阿兴对那事仍耿耿于怀。
“我不知道。我以后都会找一个伴睡的，你不用担心。”小薇低着头，小声答道。
“我怎能不担心？……但是我又不在你身边，不能保护你！”阿兴显得很焦急的样子。
“我现在反而担心你，被领导知道了，回去怎么办？”小薇难过地说。
“大不了回砖厂，怕什么？”阿兴表现出很洒脱的样子。
“你这次是好机会，不要自己葬送了。”小薇仍不高兴。
他们来到了沙面，坐在一条石椅上，面对着宽阔的白鹅潭，这情景，和他们八个月前坐在银洲湖有点相似，但心情却大不一样。
“有件事还来不及告诉你。”阿兴叹一口气，说。
“什么事？”小薇急切地问道。
“我的父母，在上月，被遣返阳江乡下了……”阿兴伤感地说。
“是吗？……”小薇惊讶地瞪大了双眼，“啊，你……原来住的房子呢？”
“也被没收了吧，总之不是我们的了。”阿兴检起一块石子，狠狠地扔向江中，发出了一下微小的响声。
“那你应该回乡下看他们，而不是来广州看我！”小薇很严肃地说。
“乡下交通不便，我没有回去过，四天恐怕也回不了农场。其实，我也是很想回去看看的。”阿兴叹息地说。
“那你今天晚上……到你哥那里？”小薇关切地问道。
“不，我不想让他们知道。哪里都可以随便过一夜。”阿兴装出无所谓的样子。
“那怎么行？”小薇急了，“你连个证明也没有，小心被民兵当作流窜犯抓去！”
“我到一个同学家吧，别担心！”阿兴安慰他。事实上，他也只能到阿光家借宿了。
夜深沉，江面上氤氲着一层雾气，隐约看到江中的星星点点的渔火。
“我们今后怎么办？”阿兴忽然问道。
“我不知道……”小薇黯然地说。
“我们的事，你妈知道吗？”阿兴壮着胆子问。
“我……不敢告诉她……”小薇叹息着说，说完以手掩面。
阿兴也知道，以他们现在的处境，实在不知道后果会怎样。
“我妈正在努力，要把我调回广州。”小薇说。
“能回去，那就好！”如果小薇能回广州，阿兴真的为她高兴的。
“我要回家了，不然，妈会问长问短的。”小薇说。
“好的，我们走吧。”阿兴说。
于是，他们沿着长堤往回走，一路默默无语。阿兴不禁想起在葵县的三天，那是无拘无束的三天，那种心境，恐怕不会再有了。他一直把小薇送到她的街口，在一个暗处站住。
“你明天一早就回去？”小薇问。
“是的，……还不知能否买到票。你呢？”阿兴问。
“我也明早回去。你保重。”
“我知道。最重要是你，千万保重。”
小薇点点头。趁四下无人，阿兴迅速在她的脸颊上亲了一下，两人紧握了一下手，阿兴目送着她的身影，在微弱的街灯的映照下，渐渐远去。
是夜，阿兴原可以到大哥家借宿，但又不便向他们解释偷跑回来的原委；想到阿光家借宿，但阿光的家远在沙河，也不便打扰人家；又想到阿潜，阿潜家更远在大沥，……后来，阿兴想，干脆，哪儿也不去，他准备从城中行至城西，再从城西行至城东；对一个行走着的人，你总不会无故地把他抓走吧。于是，阿兴真的这么做了，一个在这座城市生活了二十年的人，如今变得无家可归，只得以游荡的方式度过那漫漫长夜。他从中山五路，行至中山八路；再从中山八路，行至东山口；累倒是其次的，心的沉重，则最折磨人！当他从东山口行至越华路附近时，天已微亮。累得快迈不开步子的阿兴，此时忽然有个原来没有想到的想法——到旧居中走一遭！于是，他振奋精神，向旧居中走去。街内静悄悄，偶尔见到一两位行人，但谁也没有注意他。于是，他慢慢转入自己原来住的小巷，再行至旧居前……
旧居的一切依然，那三层的老屋，那露天的石梯，那屋前的桂树……尤其那露天的石梯，阿兴曾在那里眺望过朝阳的升起、晚霞的变幻；曾在那里放过风筝，拉过小提琴……那棵桂树，到了秋天时，会开出许多米粒大的黄色的小桂花，清香沁人心脾，现在，那屋内，那屋外，都不属于自己的领地了，这是多么令人心酸的事！本来，他还想多看几眼，但是，又怕邻居们看到，不知说些什么好，于是，含着热泪，默然地离开。对于这件事，阿兴觉得有必要记录下来，于是，他步范仲淹韵，填了一首《御街行》的词：楼房一座青砖砌，庭前树，影疏碎。抬头远望梦联翩，二十年来故地。檐间燕子，时时低飞，不知人千里。
记得孩提如酒醉，今重到，眼含泪。家庭南北五处分，谙尽羁游滋味。旧邻愧见，石梯难登，唯有相回避。
离开旧居后，他即直奔省汽车站。在那个年代，买车票也要证明，阿兴身上并无证明，然而，即使有证明，也已买不到当天回湛江的车票！怎么办？失魂落魄的阿兴，从省汽车站踱到了不远的民航售票处。他忽发奇想，进去问问飞机的航程。这一问不要紧，居然问到有一班8点钟起飞到湛江的航班。阿兴问多少钱，售票处姑娘说二十四块钱（？）。阿兴想想，即掏钱去买，想来个浑水摸鱼。谁知，那姑娘也没有向他要证明。就这样，阿兴一念之差，手里就拿着一张飞机票！
他在售票处门口等车。一会儿，一辆大车把他送到了白云机场。在7点30分时，他顺利地登上了一架只有24个座位的小飞机。他看到，周围都是一些军人和干部模样的人，唯有他最寒酸，尤其要命的是，他已两晚没有洗过澡，甚至没有洗过脸！8点钟时，飞机起飞了。周围大多数人都闭目睡去，但阿兴是第一次坐飞机，当然样样新奇，左看看，右看看，尤其是通过舷窗，饶有兴趣地欣赏机身旁的白云，以及白云之下的田野山川。但是，过了一会儿，阿兴感到不舒服了，他毕竟整夜没有睡过觉，也没吃好，在密封的机仓内，能不晕眩恶心？再过一会儿，他呕吐了，感到很尴尬。飞机上的女服务员（那时不叫“空姐”）过来，很亲切地询问，并送来一瓶药油。
这之后，阿兴已没有兴趣观望什么了，他靠在软软的椅上，闭目养神，口中默默念道：快些到吧，快些到吧！……幸而，从广州到湛江，不过就飞行了一小时零十分钟，于是，阿兴脱难了。下飞机后，他即赶到汽车站，幸好，中午有一班车回雷州的，知青买票回农场不用证明，于是，阿兴便能够在当天晚上回到了场部。
见到阿群，阿群面色尴尬，他说：“你走那天，政治处找我们开会，我无法替你隐瞒，我没有说你回了广州，只说不知你去哪里。”阿兴也没有怪他，毕竟他已为自己隐瞒了一部分“罪行”。两天后，政治处一位干事来通知他，暂时回队，等候消息。于是，目无纪律的阿兴又一次自己葬送了自己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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