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人自远方来
——从香山明清档案看明末清初洋人来华史事
陈贤庆
葡人借居澳门
文中所说的“洋人”，主要指西洋人。汉唐时代，有没有西洋人来过中国？估计也会有，但大家最知道的，莫过于马可·波罗。马可·波罗，1254年出生于意大利商业城市威尼斯，16岁时便随家人离开威尼斯，前往中国元朝。20岁时，抵达上都，觐见忽必烈，成为忽必烈之臣下，在中国居住长达17年之久，《马可·波罗游记》便是根据他在中国的见闻所著。《马可·波罗游记》使西方人对东方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出现了探寻东方世界的狂热。
明朝后期，天主教耶稣会教士、西班牙人方济格·沙勿略来亚洲传教。嘉靖三十年即1551年，他乘葡萄牙船只进入中国珠江口的上川岛，次年死去。又次年即1553年，几艘葡萄牙商船组成的船队在澳门附近海域遇到风涛。他们避难澳门，借地晾晒，明朝广东海道副使汪柏收受了葡商的贿赂后，准许将澳门作为葡萄牙商船的停泊港口。《澳门纪略》中有记载：“葡人初入中国，寄碇澳门，是处有大庙宇，名曰妈阁，葡人误此庙之名为地名，故以初到者以名其地，各国历史中称中国澳门为马交，其名当起于此。”
1557年，当时被明朝政府获准在广东口岸从事贸易活动的葡萄牙人，不顾东南亚南海各国和中国贸易的惯例，在进行贸易之后并没有将船舶撤出，而是擅自在澳门修筑房屋并居住。为了能够在澳门长期立足，葡萄牙商人绞尽脑汁贿赂明朝守澳的官员，使得明朝的官员对此不法行为不予干涉，从而使葡商能够造成暂居澳门的既定事实。此后，有越来越多的葡萄牙人移居澳门，并成为西方人进入中国的第一站。而仍为广东香山县管辖的澳门，也在不经意间成为了中国人尤其是香山人了解西方世界的一扇窗口。
康乾善待澳门洋人
康熙皇帝曾东征西讨，维护祖国的统一，为何不驱走那些葡国人？原因应该很简单，康熙皇帝并不认为澳门被外国人占领了，他还可以利用那些葡国人“代守险要”。因而，他还给予澳门葡人不少优惠政策。在《香山明清档案辑录》中，有史料恰好证明这一点。
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五月初十日，两广总督杨琳上奏：“奴才于四月初十日到任，十八日即就近先往澳门查阅，有住澳西洋头目带领彝兵百名站队迎接，奴才谕以皇上柔远德意，容你们在此居住，须安分守法，不许买中国的人，不许在界外又租民人地方盖造房屋。西人回称，我等守法不敢生事，但我等本澳有船八只，专赖贸易养活，今闻禁止南洋，我等船只不知禁否。奴才谕以南洋不许中国人行走，你们原是外国人，皇上恩典，任凭你们行走生理，就是南洋诸国来中国做生意的，俱不在禁内。但不准带中国人出去，若你们到吕宋、噶啰吧等处，有中国人要搭船回来，只管带来，到时交与地方官查收。伊等叩头称万岁。又据西洋人回称，我们西洋人在澳多年，孳生男妇大小共有八千余口。奴才细访实有万余口，俱仰籍天朝衣食，又感慕皇上德威，寄居弹丸一屿，代守险要。奴才计其食米，每岁二万余石麦面，在外伊等实实不敢生事者，惟恐禁止米面，则饥馁自毙耳。”
杨琳这则奏疏，几乎如同白话，通俗易懂。而康熙帝的朱批更通俗易懂，就三个字：“知道了。”杨琳的奏疏让我们了解到，当时，澳门的葡国人已有万余口，士兵起码有百名，以海上贸易为生，每年需要二万余石麦面，须得以贸易跟内地换取，如果葡人生事，断其麦面，则会饥馁自毙。所以，澳门的葡人安分守己，还要感谢中国皇上的恩典。在杨琳其他的奏疏中，他还提到来往澳门的西洋船所装载的货物，也提到澳门的西洋人进献给朝廷的物品。
此外，康熙帝，包括其后的乾隆帝，都不是一个盲目排外的人，在康乾时期，外国来华的商船不少，有些因风暴船被毁坏，或水米断绝，避难于澳门，清廷也会给予帮助，接济水米，修理船只，到合适的时候发遣归国。在《香山明清档案辑录》两广总督马尔泰、策楞的奏折中，都可以看到清廷如何善待暹罗、安南、吕宋、荷兰等国遇难船只的事，表现出大国的风范。此外，从两广总督阿里衮和广东巡抚的奏折中，也报告了葡萄牙国王派遣使臣到澳门并赴京“朝贡”和“感恩”的事。由此可见，当时清朝和葡萄牙的关系是不错的，清朝并无受侵略的耻辱。
天主教教士进入中国
澳门被葡萄牙人借居后，也很自然成为西方向中国传布天主教的基地。
明万历十年（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鉴和巴范济经澳门进入广东肇庆，获得两广总督许可，在一所佛寺中居住，开始了在中国传教的探索。
1583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先到肇庆，后到韶关，后又移居南昌。利玛窦易僧服为儒服，与士大夫讲学论道，尽可能地把儒家学说与基督教义揉合。他还介绍欧洲的算学历法，绘制《万国舆图》，把一些西方科学知识传入我国。1601年，利玛窦终于进入北京，在北京传播天主教。
利玛窦死后，到了清初，教士汤若望来到北京。1591年，汤若望出生在德国科隆一贵族家庭，1611年入耶稣会。1620年，他受葡萄牙耶酥会的派遣到中国传教，到达澳门，两年后入广州，旋往北京学习汉语，不久赴西安，进北京，以他的知识深得明朝崇祯皇帝以及其后的清朝顺治皇帝康熙皇帝的宠信，使掌管钦天监正，并参与宫廷中最机密的事件。由于汤若望得宠，天主教的影响也急剧扩大，领洗入教的有十余万人，因而西方教士来华进京者络绎不绝。澳门是他们进入中国的第一站，在《香山明清档案辑录》中，可以找到不少这样的史料。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六月，两广总督杨琳奏，一艘法兰西船到澳门，奉旨往西洋觐见“教化王”（当是罗马教皇）的艾若瑟乘船回来，但在途中病逝，由他的门徒樊守义复命。七月，杨琳又奏，到来英吉利洋船一只，内搭载西洋人费理伯和何济各二人，称系教化王差来复命……
康熙朝的大清，太平盛世，堪称当时世界一大强国，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威望。当时来华的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必须经得地方官，甚至当朝皇帝的批准，才能在指定地点传教，他们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服从中国的律令。可以说，一切主动权都操纵在中国手中。无论利玛窦、汤若望，还是其后的南怀仁、白晋等，为传播福音，吸收教徒，必须穿儒服，讲汉话，学习中国的礼乐习俗，尊重中国崇孔祭祖的传统，方能受到了当朝政府的礼遇和厚待。因而，对于基督教，清廷是采取包容态度的。
在华工作的“洋技师”
我们说，清朝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这没有错，但也不够准确。清初，平定台湾前，清廷实行“海禁”，但仍开放澳门一处；平定台湾之后，清廷允许人民造船入海，辟澳门等四处与外国通商，只是，清廷设立“公行”，由公行垄断对外贸易，杨琳奏疏中写到“南洋不许中国人行走”，说的就是此事。随着西方各国东来商人增多，他们在中国沿海的非法活动也日益加剧，乾隆二十二年即1757年，清政府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仅留广州一处对外通商口岸。此后，广州包括澳门的地位就显得非常重要。
乾隆皇帝虽然“闭关锁国”，但并没有断绝与洋人的交往，清朝的天文台——钦天监的正、副负责人一直由洋人担任，因而，他们手下的工作人员也主要是洋人。在《香山明清档案辑录》中，可以找到不少西洋人来华请求进京服务的史料，颇有意思。那些要求上京或被物色推荐上京的西洋人是否都是“教士”，在中国官员的奏折中没有明说，但都注明是“专业人士”，是属于来中国的高级“打工者”，因而，我称之为“洋技师”，可能也妥当。
1759年1月31日，广东巡抚托恩多奏，西洋人安国宁、索德超获准由澳门进京。安国宁、索德超二人“素谙天文”；
1760年4月2日，两广总督李侍尧奏，法国人方守义、韩国英及意大利人常国泰由澳门到省即将进京。方、韩二人“素习天文、水法”，常国泰“素习吕律、外科”；
其余略述：
意大利人安德义“素习绘画，兼律吕”；李衡良，“习修理自鸣钟，兼医治内科”；叶尊孝，“素习医治内科”；法国人巴，“医生”；李俊贤，“熟理钟表”；潘廷章，“熟习绘画”；罗机洲，“明白天文”；麦宁德，“谙晓医理”；汤士选，“谙晓天文”；刘思永，“谙晓天文”；戴国恩，“熟晓绘画”；窦云山、慕王化、王天云，“俱谙晓天文”；高守谦，“自幼学习天文，精于推算”；毕学源，“谙晓天文”……
从上可知，能够在中国谋得一份职位的，应是天文学家、数学家、医学家、美术家、音乐家、钟表匠等，要得到朝廷甚至皇帝的同意，才能任职，也不是容易的事。
中途返国的“洋技师”
来华的洋人，是终生居住在中国，还是来去自由？利玛窦和汤若望是死在北京葬在北京的。利玛窦、汤若望和南怀仁等俱为明清时西方传教士中远来中土、传播西洋文化的开拓者，尤其象汤若望这样的异乡人，历明清两朝，经过战乱，毕生致力于传教与科学事业，为东西方交流开辟了道路，并对当时的皇室以至整个国家产生了有益的影响，是难能可贵的。
之所以想到写这一节，是看到《香山明清档案辑录》中记载了多位中途回国的“洋技师”，觉得很有意思。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九月，两广总督李侍尧奏：“……西洋人岳文辉晓理外科，杨进德、常秉纲俱习天文，……航海远来，报效天朝，实出情愿，因各有父母在家，临行谆嘱期约数年乞假归省，若进京之后，不复告归，诚恐父母悬念，势难长住北京。……臣查岳文辉等三人，如果不能长住在京，即不应来广呈请进京效力……”这事，乾隆皇帝的朱批是：“览。钦此。”结果，岳文辉等三人被送回澳门搭船回国。岳文辉等三人愿意来华工作，但因父母在家，估计他们希望定个合同，只打个“短工”，结果，清朝“老板”要招的是“长期工”，岳文辉等便被遣返了。
如果“洋技师”家中出事，莫非也不能返国？这又未必。嘉庆十年（1805年）十一月，户部尚书禄康奏：“……西洋人慕王化呈称……于乾隆五十七年赴京效力，尚未补缺，嘉庆九年九月接到家书，胞兄病故，父母年迈无靠，令身旋里。现在寝食靡宁，忧虑成疾，医药罔效，伏乞代奏赏假，准身暂归调理，以慰双亲之悬望。……”这慕王化的请求，得到嘉庆皇帝的恩准，派人护送他一直到澳门候船回国。这事体现了清廷的人情味，值得一赞。只是不知两百年前的那位重病中的洋“打工者”慕王化，能否顺利回到万里之外的故里，回到父母身边。
是否“洋技师”来华，肯定可以安排工作？一封奏折否定了此事。嘉庆十年（1805年），西洋人苏振生、马秉乾来华。一位广东官员护送他们上京，到了德州。大学士禄康上奏：“现钦天监通晓算法者，并不乏人，请将西洋外夷苏振生、马秉乾二人仍令回国。……”嘉庆的朱批为“甚是”。结果，二人未见“老板”即已“下岗”。原来，钦天监也有额满之时，洋人求一职也不易。
进入钦天监，是否就捧得“铁饭碗”？这又未必。嘉庆十六年（1811年）十月，有一上谕：“西洋人高临渊、颜诗（莫）、王雅各伯、德天赐四人，学业未精，留京无用，俱遣令回国，经过各省，著于文职同知、通判、武职游击、都司内，拣派妥员接替伴送，递至广东交该督松筠收管，俟有便船，饬令附载归国。……”高临渊四人，是否洋人中的“南郭先生”？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期”，证明其“学业未精”，在竞争中丢了饭碗，则是肯定的。
后记
看了以上几则史料，忽然产生“先前阔”的感觉，原来我们也有腰杆子挺硬、控制着洋人行踪去留的时候
。康熙帝、乾隆帝在捍卫国家主权和吸取外国先进科技这方面，是值得称道的，但是，乾隆帝及其后的大清统治者，始终以“天朝上国”自居，闭关锁国至百多年，不肯走出大陆，不知创造海洋文明，不敢平等地与外国通商，最终只会落后；而落后，就遭欺侮。今天，我们正致力建设富强国家，创建和谐社会，从某些历史事件中，吸取这样或那样的启示和借鉴，是很必要的。
（此文刊登06年10月21日《中山日报》“香山文化之史海钩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