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让好人再受苦难
——《夜阑枕畔忆沉浮》读后感
陈贤庆
大哥陈贤俊发来一篇长文，读后感触良多，不禁也说说心底话。
1962年秋，一位汉子，衣衫破旧，满脸胡鬚，挑着一副担子，突然出现在我家。父母惊呆，继而惊喜，告诉我和妹妹，这是我们的大哥。
1962年，我14岁，正读初二，妹妹11岁，正读五年级，与父母共同生活在广州。我们的大哥和二哥，都参军远去，后来转业在外省。1961年，二哥回过广州，所以，我和妹妹与他有过接触；但是，我们从来也没有见过大哥，不过，对他的模样，我们并不陌生
，那时，在父亲的（也属全家的）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压着一些照片，其中有几张照片，相中人就是身穿戎装的大哥和二哥。虽然没有见过，但是，我们不时会听到父母低声议论到他，我记得，母亲说起他，就显得又气又怨，我没有过多地问，但依稀觉得大哥肯定做了令父母很生气很担心的事。
那时，主要的联络方式就是书信，我看到父亲用毛笔所写的信封，那收信人的地址是“云南省邱北农场……”。某天，我们全家到南方戏院看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父亲有意无意地说，那就是大哥所去的地方。这句话，让没有地理知识的母亲惊讶并伤心，不停地流泪
，当年那情景，至今仍深刻印在我脑中。
还有一个人，原来也和我们的生活有联系，在五十年代，我和妹妹都知道，我们还有个大嫂，其时在广州郊区一所幼儿园工作，不时到我们家来，帮母亲做家务，带我们去公园玩，但是，后来，她便从我们家消失。以后，
我们也知道了实情，虽不至悲伤，但也觉失落。而当母亲做家务辛苦时，又会提起大嫂，对大哥的怨责溢于言表。
这就是1962年前，我和妹妹所知道的大哥。如今，大哥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如同现在的捡垃圾的老民工，说着不算标准的广东话，时而又夹杂着普通话，让我们觉得又奇怪又好笑。当晚，父亲买了一只很瘦的鸭子，算加了菜；次日晚，我陪大哥去南方大厦，归途中，他说：“还没有见过这样货品丰富的商场。”其实，1962年秋，还是经济极端困难的时期，即使南方大厦的商品也是极其有限的，可见，他所在的云南，物资短缺到什么地步。
我和妹妹还是少年儿童，还经常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当然，也会经常听故事，“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在当时，在新中国，在民众中，甚至在亲人中，就有许多难以言说的故事！如我们的大哥，就已经经历过无数的风霜，甚至曾徘徊挣扎在死亡线上，但是，他的故事，尤其是在云南的故事，我们并不知道，甚至数十年后仍不知其详，原因是他并没有详细地讲述或写出。
我和大哥已有代沟，而妹妹和他的代沟则更深。妹妹那时虽然聪明伶俐，但调皮又任性，许多方面，饱经风霜的大哥都是看不惯的，但又无可奈何，只能用家乡阳江话说上一句话：“看你这格局！”“格局”一词现在我们都不陌生，但是在当时，就觉得很新奇，所以，有时大哥还未开口，妹妹就抢先用阳江话学着说：“格局！”使得大哥无法再说下去。
我记得，大哥回家后，四舅父曾到郊区找过大嫂，希望能复婚，但是，大嫂很遗憾地说，她刚刚结了婚（或者已谈了人），无缘再复合。这事，使得母亲难过了很久。
大哥回广州后的日子，我是记得很清楚的，
尽管他会不时边弹琴边引吭高歌，唱起那《十大姐》《小河淌水》《走西口》《兰花花》等抒情动听的各地民歌；尽管他还写写“十二年前去远征，三千里路到昆明……”那样豪迈的诗句；他不得不面对自己的眼前，首先急切要解决谋生问题。他住在家中的客厅，那床就是两块木板，朝拆晚铺。至于就业，在一个城里人几乎没有就业机会的时代，他一个劳教释放人员，一个中年人，其窘境可想而知。他去水库担泥、去麻绳厂打麻绳、帮人修理家私门窗，与四舅父去做泥水工，还有去拣煤渣，做代理会计，做木模工……一个在这城市读过书，在解放时即光荣参军，保卫新中国的热血青年，如今在这城中干着最艰苦最下等的活，尤其是他的政治生命，因列入“另册”（二十一种人）而沦为和“阶级敌人”差不多的田地，恐怕此生已难以翻身。
1966年，大哥重新结婚，搬到大嫂家里住。然而，很快，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文革的爆发，使得我们的家庭深受其害。参加了抗日战争、负过伤流过血的父亲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1968年，我和妹妹“上山下乡”，被迫离开父母，分别去了雷州半岛和海南岛。而大哥，因没有正式单位正当职业，也险些“上山下乡”！现在想想也后怕，如果连大哥也要带着有病的妻子、年幼的女儿、老弱的外母离开广州，去到或佛岗或斗门或阳江的农村，那后果真不堪设想
，不堪设想啊！
文革期间及之后，我们家庭的情况，我在《我们的父亲母亲》一文及其他文章已有叙述，这里就简略不提了。
在雨过天晴后，大哥为了平反而奔走，终于有了个好结果。他珍惜有限的时光，努力工作，为东山区的工业作出积极的贡献。完全退休之后，他潜心学习书法，成为广东省广州市小有名气的书法家。我曾数次提醒过他，应该写写回忆录了，但是，他总觉得，是一件很沉重的事。我知道，他要照顾长年患病的大嫂，难以静下心来写作，同时，我也隐约意识到，他的经历，他的苦难，恐怕是“上山下乡”不可比的，因而，更有想了解详情的强烈愿望。
今年初，大嫂去世，大哥可以说卸下了肩上沉重的胆子，有了时间和精力从事写作，也才有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篇文笔朴实流畅并很有史料价值的文章。
这篇文章，并非大哥的完整的回忆录，它的重点，是在云南的那段生活，而他的那段生活，正是我们知之不详的。一个人的经历，可以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影子，文中这个人的遭遇和经历，可以给我们一些什么启示？我认为启示可以很多，譬如，1957年之前，他就不该积极工作，主动献身农场，有家不归，以至后来落得
被遣送劳改、妻子离去、父母忧伤的地步，一失足成千古恨。但是，撇开个人的际遇恩怨，从更高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莫让好人再受苦难”。
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很长的时期，专让好人受苦难。因为，我们的理念，不是以人为本，我们的工作重点，不是落在民生上；我们以“整人”为中心，我们以“斗争”为乐趣，我们不以人才为人才，反而专门为难人才，批判人才，迫害人才，扼杀人才，
导致了“反右派”“反右倾”“文革”等悲剧的产生。我父亲，一位深明大义的抗日战士，一位爱国者，广州一解放，他就毅然送子参军，但后来落得个“历史反革命”的罪名；我大哥，一位热血青年，18岁
参军，从广州爬山涉水到昆明。在部队中，他是优秀的军官；在农场里，他是优秀的干部，他将
在高中以及军政大学所学到的专业知识，运用到工作之中，他以及其他同事，应该是新中国最急需的人才，更是祖国边疆最急需的人才。然而，我们并不珍惜这些人才，一点莫须有的罪名，就葬送了他们的政治生命，白白浪费了他们二十多年的聪明才智！
可怕的“路线斗争”！可怕的“阶级斗争”！共产党人坐共产党自己开设的监狱，革命军人被押上自己开设的军事法庭，把自己的人赶到敌人一方，这种蠢事我们很早就已经开始做，在井岗山，在鄂豫皖，在延安……但我们并没有吸取教训，
在那“反右斗争”中，多少共和国的精英无辜地成了“右派”，被遣送到农场、农村接受改造，从文中可知，无数公安系统的干部，如大哥一样的本来是改造坏人的好人，一夜之间便成了被劳教者。文中所提到的我们的四舅父，原是广州郊区某文化馆的干部，正在朝气蓬勃地为党为政府工作，也是这“右派”的罪名，弄得妻离子散，生活无着，不得不挺而走险，最后孤独地客死香江。这种如封建社会常见的“朝为殿中贵，夕作阶下囚”的悲剧，正是施行“人治”所带来的直接恶果。“十年浩劫”的出现
，更是民主和法制遭到彻底破坏和抛弃的必然。
所幸的是，文革的教训太深刻了，如今的共产党已经清醒了，如今的领袖们，已经抛弃了“路线斗争”“阶级斗争”这两根大棒，转而一心一意搞建设，
改善民生，创建和谐安乐的社会环境，尽管这个目标还没有达到。今天，你可能还会受到歹徒的偷抢或伤害，还会遇到其他不如意的事件，你的身边还有许许多多丑恶的现象，但是，只要你不触犯刑律，你不会被扣上诸如“右派”“反党分子”“坏分子”等可怕的帽子，光这一点，
就是巨大的进步，就值得庆贺，值得欣慰。
还是那一句，永远永远，“莫让好人再受苦难”，愿好人能尽其所长，身心愉快，一生平安吧。
2006年4月20日
附：夜阑枕畔忆沉浮
陈贤俊
一、军旅生活
1949年11月
，其时我18岁，离开广州市二中，参加二野军政大学，一路行军兼学习，1950年3月到了昆明，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中训练，1950年6月军政大学毕业，大部分的学员都分配到连队，只有我们100多人留在学校工作，学校改名为军政大学云南分校，任务是改造起义军官，我被分配到七大队大队部任宣教工作员。1951年3月改造起义军官工作结束，该校原班人马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步兵学校（后来改名为陆军学院）
，于是我又转入军事学校受训，原计划三年，后因大练兵的需要提前毕业，于1953年8月步兵学校毕业，分配到连队任排长，1954年3月调到十三军军事干部集训队任军事教员，1955年6月转业到云南省国营邱北农场工作。
军队生活大约6年时间，经受了部队生活、行军锻炼，学习了
一些革命知识，进行了思想改造。在军事学校，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学习了军事技术，战斗指挥等十几门课程，武装了头脑，尔后去当军事教员，就将学到的东西付诸实践。到我转业时，我已是军事集训队射击教研组的组长，当时颇受器重，可惜由于种种的原因，部队不能留我，只好复员，转业
到地方工作。
二、农场生活
1、做劳改农场的干部
1955年6月，
我转业到文山自治州公安局，由公安局分配到邱北农场（对外是云南省地方国营邱北农场，对内是第××劳动改造管教队），我被分配到三分场当统计员，这是陌生的工作，但只要有文化，也可以胜任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入行了”。很快，工作颇有成绩，1956年底云南省召开先进统计工作者代表会议，我被评为先进统计工作者，代表文山州参加大会，一时便红起来了，在当年的调整工资中即晋升了一级。1957年的整风运动和1958年的反右斗争，我都被视为积极分子，因此到1958年精简机构时我被调到总场部当秘书，负责秘书科的工作。
从1955年到1958年之间，我的工作做得很出色，成为农场的红人，因为我写过几篇文章，影响颇大；第一篇文章是关于我个人的先进材料，说是个人材料，实际上是将农场的统计工作有层次，有分析地写了出来。富于创造性和灵活性，有统计工作与其他部门工作的联系，都写得比较生动和切合实际，说明了统计工作的重要性和努力方向，为如何做好劳改农场的统计工作开辟了一条道路，有说服力，是一篇好文章，这是大家公认的。第二篇文章，是民主人士要到农场，参观检查工作，农场方面要向民主人士汇报工作，当时领导指示叫我写这份材料。材料写出来之后，经过大家讨论，一致认为写得好。待向检查组汇报时，检查组很满意，陪同检查组一齐来的公安厅的干部，亦大加赞扬，材料很实际，文章有骨有肉，有说服力，使人听了以后对农场的管教情况、生产情况、发展情况有较深入的理解，确实是一份好材料。第三篇文章是为×个案件翻案的文章；1957年临时调我到管教股帮助工作，当时在犯人当中搞个叫做“安全运动”。叫犯人自己交待自己的违法违纪行为，检查思想，深入批判，但是我们有些干部，轻信犯人的口供而穷追不舍，结果犯人迎合干部的心理，说出来的事越大越受到表扬，说假的也无所谓，一个犯人说了和另一个犯人有联系的口供，立即找另一个犯人逼供，这样一来，把一件小小的有逃跑思想的口供，变成有逃跑行动，再变成有组织的越狱逃跑，再演变成为放火烧房子之后逃跑，然后演变成为与外界××组织有联系的犯人越狱逃跑的案件。犯人既然说了出来，要收回也不容易，情况不得不向公安局汇报，公安局认为是大案，但也认为有不可信之处，公安局指示农场调查核实，农场领导指派我去核实此案。经过10天左右的时间深入调查，各方面取证，我把此案全盘否定了，认为它是假案，是由两个犯人编造出来的假案，我将前前后后的过程写了一篇文章，要说服许多人，尤其是那些经手弄出这件案件的人，因为某些干部总是以为犯人说出来就是真的，如果我现在没有真凭实据，又怎能说服他们呢？
在农场这段时间，我工作很顺利，当时是共青团的支委，政治学习辅导员，业余活动、唱歌跳舞、游泳、打球、样样都参加，表现很活跃，有段时间还兼场部的司务长，管伙食，事务很多，管得也很宽，我们的场长也是广东人，他对我很信任，下面分场有什么问题，总是派我去解决。有一次我被点名去滇东南大学读书，我已去到地委报到了，但场长还把我要了回来，对我说：“你不要去，这里需要你呀！”场长去北京开会一个多月，场里的工作，基本上是交待给我。
由于工作得很顺心，也很有劲，于是很不愿意离开农场，我申请把爱人调来农场，（我1949年2月回老家结了婚，49年11月我便参军，夫妻相处不到5天，解放后妻子从乡下来到广州与我父母共同生活）但她不肯来，而申请将我调回广东，经过几番周折，组织上亦同意我调回广州，1957年5月8日接到通知，但我5月13日才离开农场，到了地委组织部，那个干部对我说：“刚收到通知，即将开始整风，一切干部冻结，不准动，你还是回农场去吧，以后再说，”于是我又乖乖地回到农场。
我在秘书科工作，我的房间里有一台电话总机，开电话会议或接受上级指示都在这里，有两件事与此有关，值得一提：
（一）1958年5月间，大跃进，大炼钢铁期间，县委来电：“即派500名犯人到××地集中，听××指挥，参加大炼钢铁工作”。我向场领导汇报，领导很难为情，因为调动犯人的事是公安部门的事，需要公安局或公安厅同意，党委不宜介入，但现在党委竟然要调人，如何是好？只好请示公安局，一时电话没有接通，把事情搁下来，第二天没有动，第三天也没有动，于是县委以┌不听党的话┘，┌对大跃进有抵触┘的罪名，兴兵问罪来了。农场的场长最难当，因为农场的一切应该是公安系统的事，但有许多事情，地委下放给县委，于是县委看到农场有多种潜力，有很多油水，便向农场插手，要这样，要那样，很不好应付
。
（二）1958年3月的一个夜晚，农场一分场来电报告：“有七八十个农民，打着气灯来到我们蕃薯地强行摘取蕃薯秧苗，我们劝说都不听，我们无法处理。”当时场长不在家，我向副场长汇报情况，副场长发火了，一面叫我汇报县委，一面带了一个班的民警去现场，远远看见火光冲天，好热闹的场面，副场长不由自主地叫民警呜枪警告，抢薯苗的人便四散逃走了。就是这件事，第二天县委即派人来兴兵问罪，说农场不顾群众关系，如何如何！事情也就过去了
。后来我在劳教所又遇见那个带队来抢蕃薯苗的干部杨××他说当时也是县委布置的，到农场要蕃薯苗。他也因此事而来到了劳教所。
以上说的是两件事，都是公事，本不值一提，但因为后来有人都把这两件事作为一笔帐算在我的头上，说是我把事情弄糟了，说是我制造出来的矛盾，这能说不冤枉吗？
1959年初，由于反右派斗争的深入，农场的场长周剑华被划为右派分子，原因很复杂，除了上述两件事认为他不听党的话之外，还有在粮食问题上说是替犯人说话，说犯人吃不饱，是犯人死亡的主要原因等等。另外，他的爱人也因大鸣大放时写了大字报，有攻击党意思，早已被划为右派，开除了工作。总之那时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表面上看来是这些问题，但实际上还有内在的原因：因为云南省委的组织部长（郑×）
、宣传部长（王××）都是广东人，已被打为“反党集团”；而文山地委书记（梁×）也是广东人，也被打成右派，已送去农场劳教，而我们场长周××也是广东人，因此受到牵连。另外还有一些内幕，这里就不必说了。
我们场长被划为右派，我这个当秘书的怎么能幸免呢？所有周场长犯的错误与我有关，而且我又是广东人，说我是阶级异已份子，右派份子的走狗，右派份子的得力干将等等、等等，但我又不够右派的资格，因此，只好加上坏份子的帽子，送去劳教。对此，我亦无话可说，乖乖的去劳教便是了。
2、劳教所的生活片断
1959年4月8日，我走进了劳教所，这个劳教所原来是劳改农场的一个分队的地方，1958年初成立劳教所时才划出来的，这个地方叫做水围寺，因而也叫水围寺农场。这个地方我很熟悉，原来是我们三分场的一个分队，我在这里种过烤烟，种过三七，也在这里办过案，一切都不陌生，问题是今时今日身份不同了。
一进劳教所，便知形势险恶，能否有命出得去？是个未知数，因为59-61年，在我国叫做“困难时期”，有些干部都会因缺乏营养而水肿，何况是劳改，劳教
人员呢？我在干部工作岗位时已深知此事最为难，提高犯人粮食供应标准不允许，不给犯人吃饱，犯人死亡的增多。公安部再三有文件通告，要求各劳改场控制非正常死亡人数，但实际死在劳改队，劳教场的人不少。我在劳教所两年多，看到死了的人当中我能叫得出其名字的都有好几个，其中两个人和我比较接近的值得一提。
（1）和我同一天进劳教所的缪正和，他是少数民族，身体很好，神高神大，是云南人，没想到他挨不到一年就死了。（2）还有一个叫郝式雋的人，是个山东大汉，原是公安局一个侦察员，多次来农场和我拍档工作，他进劳教所比我早一年，我刚进劳教所时，他还教我如何如何保命，如何对待劳教所的问题，我也很相信他，还给他一些东西吃，资助他一些钱，当时他还是很强的劳动力，可是到了1959年的下半年身体跨了，一跨到底，最后就死了。
水围寺附近有座九连山，山脚下埋着许多劳教人员的白骨，劳教人员中流传着一句话，就是“去九连山排队”说起来就心寒啦！实际上一进劳教所便意味着争扎在死亡线上。
劳教所有个卫生队，身体不好的人便到那里去养病，但是他们缺乏觅食的机会，养病也是枉然，只有越养越病。在卫生队里死了的人也是叫病号抬去埋葬，实际上是半死的人抬死人，看见就悲惨
极可怜极。更奇怪的是那个卫生队的医生×××竟然使用口服葡萄糖兑水作为葡萄糖注射液给病人注射，死了人。（当然，最后这个医生被判刑了）总之，那时进了劳教所，情况非常恐怖。
本来我的体质也不算好，但是我为什么能坚持劳动，顶得住风浪，活了下来呢？到今时今日我可以总结五条经验，也是有意义的回顾吧！①当时我身上还有钱，买东西吃没有问题。俗话说“钱做胆，饭做力”就是这个意思。只要能买到吃的东西，我都绝不吝惜金钱
。农场干部生活水平很低，每月只交9元伙食费，其他就不要花什么钱了。而我每月70元工资，没有其他负担，当然就有储蓄，当时还有700多元在身上
。②我对农场的环境很熟悉，农场的干部、民警、犯人、生产员我都熟悉，而且很多是好朋友，附近村的农民很多都认识我，因为我曾帮助过一些人，资助过一些农民兄弟，教过他们唱歌和给他们上课。这些人后来都能周济我，安慰我、鼓舞我。③家里（广州）还经常寄来一些食物，例如古巴糖、伊拉克蜜枣、饼干、鱼肝油等等，使我感到自己没有完全孤立，有活下去的信心。家里寄来的青鱼肝油，有个玻璃管的小泵，每餐用3—5滴放入饭中，自然有油水。吃完以后，口盅都不用洗，因为不舍得把油水洗净。④我在劳教所里头和其他的劳教同伴相处都很好，（在劳教所内互相称呼“伙记”而不能称同志）经常有互相帮助的情景。⑤虽然在劳教所，但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们还利用我做工作，曾叫我做过统计，经常来往送报表，有单独活动的机会。又做过司务长管伙食，亦带来了“近厨得食”的方便。
进入劳教所是个极大的考验，首先是劳动这一关，要硬闯过去，上山担柴担炭。下地积肥、播种、犁田、耕地样样都大胆地干，结果都熬了过来，后来调我们十几个人去种菜，过了几个月又调我们去水库工地修水利，历时一年才回来
。又在板桥搞生产，直至1961年11月解除劳教，但仍然留场就业，叫做农业工人。
劳动这一关闯过了，更重要的是粮食关，实际上是吃饱的问题，或者说是个保命的问题，食不饱又要劳动，身体一跨，然后到弱，乃至死亡。所谓“吃三两”是劳改的代名词，但实际上有时连三两都吃不到
。那个年代全国都缺乏粮食，其他能做粮食的物资也缺乏，所以粮食实行定量供应，究竟劳改犯人每月应该供应多少为标准，曾经是长期争议的问题，我在秘书科时曾经写过一个报告，把犯人死亡的原因归罪于犯人乱吃东西，犯人不守纪律，犯人……但总掩盖不了粮食不足，犯人吃不饱的问题，而是只有轻描淡写一通。要求提高犯人粮食标准，但受到批评，说是右倾，县委要求┎犯人的粮食标准不能超过当地人民群众的水平┙，怎么办？现在我身历其境，究竟吃三两能否坚持这样的劳动
？当然那实际上是不可能，所以犯人也罢，劳教员也罢都是千方百计地“觅食”，寻找能吃的东西，保住条命是最为上策，别人不说，光说我自己，下面就是我个人的经历，说几个觅食保命的生活片断吧。
有一次，在色谷地里劳动，有个农民提着一个铜锅来卖鸡肉，（是煲好的一只鸡连汤）我和刘学义（原是农场干部，后调到检察院当干部、被划为右派）两个人跟老乡说好了4.60元一锅端，于是在地里吃起来了，但是劳教人员当中也有些所谓“积极分子”却向中队长报告，说我们违犯纪律，偷吃东西，于是派人追赶我们，我们便边走边吃，把鸡子吃完为止。但是那个中队长（樊××也是劳教人员，不过因为他原来的官位大，所以让他当中队长）并不轻易放过我们，还找我们去训了一顿。
我们种菜的15个人在外面单独居住草棚，但要回队部打饭吃，在外面容易觅食一些，有时集体也搞点吃的，有一次我们煮了一锅（实际上是一个脸盆）酸果，辣子、茄子和土豆等大杂烩，大家一起吃，但有个放牛的劳教人员（所谓的积极分子）当我们吃饭的时候走过来，意思是察看我们有无偷吃，（而我们实际上是集体偷吃）我们发现他要来，组长便下令“以最快速度把这锅东西吃完”于是大家也完成了任务，那个劳教员也找不出什么“马脚”。集体偷吃也是常有的事。
劳教员在外劳动，一有机会就去买吃的东西，包括粮食，肉类、
糖类、豆类、油类都是目标，比如上山挑柴，经过一些村寨便找老乡买玉米面、花生、大豆等，有时也会有收获。不管价钱如何，买到便是。比如盐巴本来一角五分一斤，但是总要二元才买到一斤，鸡旦本来3分钱一个，但我们买到2角一个。
有个叫做杨毓术的生产员，原是我三分场的兽医，他给我两斤玉米面，一斤红糖，我给他一丈六尺灰色卡机布（原是一套中山装的料子）。
我去邱北县城赶街，实际也是去买吃的东西，但想买的东西不一定能买到，总之看到能买能吃的东西都买，那天买了142个核桃（是生的，每个2分钱）在回来工地的路上一边剥食一边走路，回到水库工地时竟然吃完了。
在普黑那个寨子里有几棵柿子树，到收获季节农民都拿出来卖，二毛钱一个，柿子很大很甜，有一天我买了16个，想不到到了晚上竟然把它吃完了。
还是在菜园子劳动时，那个组长杨茂祥家人来探他，他是邱北县城的人，我当时给他20元钱，请他帮我买点吃的东西来。过了几天，他把东西送来了，有一只鸭子也不大，煮熟了。（人家吃了头啖汤）有两块蜀米饼，一盒十全大补丸，在吃饭之前，我把这些东西都吃完了，再把分来的饭也都全吃完了，不知怎的那时吃多少都不会饱的。
有一次我到山上拣粪，见到一棵桃子树，长满了桃子，但还不熟，不过亦可以勉强吃啦，我便摘来吃，一连吃了40多个，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证明那个时候的胃口有很大的杀伤力。
在水库工地，吃的东西特别缺乏，个个身体虚弱到了一定程度，有一天买来了一只狗，剥了煮熟。一秤有27斤狗肉，于是29个人分吃这27斤肉，每人可分到将近一斤，这天晚上吃了以后，第二天人人精神焕发，走路也有劲啦，眼睛也明亮啦。
还是在水库工地上，有一天在田里抓了一条很大的黄膳，几个人煮黄膳饭吃，吃了以后，那真比打针还灵验，有起死回生的效果，人人都精神，焕发有力干活。但是，这里也要提醒大家觅食的问题要小心，不要乱吃东西，有个年青的劳教员叫古绍益，人人叫他古仔，他很会觅食，上山下水他总是能找到吃的东西，然而有一次他吃山药，可能吃得太多，撑死了。还有一个叫傅培的劳教员，因为一连吃了24个李子，在三个钟头之内，口吐白沫死了。这些都是亲眼见到的身边事。
在水库工地上，有一天，我同雷荣修（军大同学，在文山被划为右派，我来到水库工地才见到他。1978年他第一批平反，回到水利局当工程师）两个人，每人挑一担大约60斤的缸瓦回所部，全程约20公里，走到半路已接近目的地，但两个人都饿得顶不住了，走不动了，于是就坐在路边歇着，偶然有个老乡经过，手提着一小袋马蹄菜饭，我们问他卖不卖，他说不卖，最后给他十元钱他都不卖，他要换东西，我们眼下又没有什么东西可换的，此时我只好脱了穿在身上的卡机布的中山装（衫），给他换来了两碗马蹄菜伴玉米饭，每人吃了一碗再上路。回到劳教所的所部。也就是在这天晚上我在所部的猪圈里遇见到我们原来的场长周剑华，他在养猪劳动，看来身体也很消瘦，他问我身上有没有钱，我当即给了他30元，此时此地相见，许多事，大家心照不宣便是。据说1976年他病逝，赶不上平反的日子，确是人生的憾事，但1978年地委仍然给他平反了。
1961年12月，我们三个人到邱北县城挑豆腐渣，趁此机会，我们去找周永祥的表妹（小芳）恰好那天是冬至节日，她家煮汤圆，招待了我，我很受感动，因为我在职时到过他家，大家本来很熟悉。这时也毫不掩饰自己肚饿的形象，即所谓┎鸡饿赶不走，人饿不怕丑┙就是了。
偶然一次我去送报表时经过小矣堵村，走到陈自贵家，他当天买了猪肉、牛肉、招待我吃饭，临走时还给我糯米、小豆、牛干巴等食物，因为我以前曾资助过他，也带医生为他的家人治过病，很有感情。这也叫做好人有好报吧！
有一次，我经过劳改场副业队的厨房，有个人叫住我，我走看，近来原来是总场部以前煮饭的生产员李凤麟，因为我管场部的伙食时，他在我手下工作，我对他们都很好，这时他塞给我几样东西，有鱼干、有咸蛋、有腊肉，这真是雪中送炭啊！
我在送报表的路上，经过一分场的菜园地，守菜园的老人家叫李良明，原是三分场养猪的犯人，现在一个人在这里守菜园，这些人是单独活动，比较自由，他见到我却很亲热，他认为我是个好人，非常恭敬地煮饭给我吃，煮饭是用一个行军水壶，破开两边，一边大、一边小，用大的一边，塞住个嘴，变成一个煲仔，大概可以煮三两米，就这样煮过几顿米饭给我吃，我至今没有遗忘这位老人的这份心意。
从水库工地回来，劳教人员的体质都很差，像我这样的人才85斤。当时脸肿、脚肿、肚子肿、甚至连生殖器都肿了，心理想，这一下子完啦！就是这个时候，我还是有救星，我得到周队长的照顾，去疗养点疗养10天
。开办疗养点是劳改场减少非正常死亡的一个措施，疗养点里面住着70—80人，个个都皮包骨，都到了死亡的边缘。里面有个热水洗澡池，可容纳20个人左右，大家脱了衣服进去洗澡，虽然没有镜子照到自己的模样，但面对着那些人便可知自己和他们差不多了。原来疗养点煮饭的人又是以前在场部煮饭的吕伯昌，有了这个关系，因此我去打饭的时候总比别人多。吕伯昌也多方照顾我，我受益不浅。
在劳教所里，劳教人员偷吃，混饭吃是经常的事，那叫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即所谓狗有狗路，耗子有耗子路，看谁有本事，偷吃不留痕迹而已。能单独行动的人机会多一些。那时候每个人都有一件煮食的器具，小锅也好
，镬仔也好，茶缸也好，只要能煮食物就行，买来或拣来的食物煮熟再吃。
一个班在外劳动，派一个人回厨房打饭，这个人选却很值得参详，因为一般的人在半路都偷吃一些，特别是打牙祭有肉食的那一餐，谁也不放心那一个人去打饭。我是比较老实的，在菜地劳动时，多数派我去打饭，但我有时也偷食，不可避免。但是有一次，我们在板桥劳教队，回所部领取猪肉（61年春节），每人半斤猪肉，我们39人，合19.5公斤猪肉，我的确很老实，在半路并没有做什么手脚，结果完璧归赵，博得大家的信任和赞扬。
说来说去，民以食为天真是没有错。粮食是宝中之宝，更没有错。我的老婆提出要和我离婚，邱北法院来了一个同志叫任步溪，（原来是农场干部，我们都认识）来到水库工地找我谈话，要我签字，在一个堆放粮食的仓库里谈话，当时我心中暗喜，想必能弄到一点粮食吧，谈话之后，我毫无疑议地签了字，同意离婚。因为在那个时候来说老婆根本不重要的，粮食才是最重要，那个干部看到我的状态，是想要点粮食，他也就默许我拿一些玉米和大米，几乎装满我的书包，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劳教人员吃饭是分饭吃，每人一份，但是某一班在外劳动派人回来厨房打饭挑来工地，就要在工地分饭了，这也带来了一定的困难，通常用口盅分饭，也有用秤分饭的，如果是玉米面马蹄菜（萝卜叶）饭还容易分一些，但如果是糯米饭，香米饭就很不好分了。有一次我们小组在工地捞沙子，派人回去打饭是糯米饭，用秤，都难分只有用口盅盖子来分，大家摆开饭盆子在地上，由一个人分好了再拿，但怎么分也分不好，打起架来，这样的事也是见怪不怪了。
在水库工地上劳教员大约有100多人，住的是草房，有一天，有个病号在草房里煮食，不小心烧着了草房，这一把火把大家的一切都烧光了，从工地回来的人望天大哭，因为这回什么都没有了，这是1960年初的事，我还没有到水库工地，便幸免了，但李松峰同志就很不幸，遭此劫难
。李松峰是农场的管教股长，与我同时转业到农场的，和我很友好，劳教时老婆离了婚，嫁给一个老头子，1961年老李解除劳教，双方都要求复婚，老李到昆明办这件事时还向我借了一套衣服和帽子，同时我给了他30元钱做路费。到了1979年他平反了，他又回到农场当派出所的所长。他有一幅夫妻合影的照片寄给我，我给他回信，并写了一首诗给他，开头有两句是：┎浊流荡尽雨晴时，又见松峰挺艳姿┘。
以上说了很多片断，没有什么逻辑，但每一段话都是一个故事，故事里头还有故事，那就不再冗述了，多少话都说不完劳教所的事，直到现在，有时闭上眼睛，那一批劳教人员的形象又会浮现在眼前。那两年自己经历的一桩桩事件都会在脑海中翻滚起来，不由自主地忆苦思甜一番。
1961年11月召开摘帽子大会，公安处长来主持开会，这一次×处长也承认劳教所里死亡不是正常的现象，他告诫大家┎讲卫生、节饮食、慎起居、爱护自己的身体┘还批评了一些中队、分队的管理人员违反条例，打骂、体罚劳教人员，严禁使用粗暴行为对待劳教人员。这次大会摘了二十多人的右派分子帽子。解除几十人的劳动教养的处分，其中我也被解除劳教了，但是这些人仍然在此就业，因此农场里头解除劳教和没有解除劳教的都混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陆续有些人放了回家。
3、农业工人的生活（摘掉帽子，解除劳教的人员）
1962年3月间，经过几番的调整，剩下来的劳教员和解除劳教在农场就业的人员总共不到300人，因此统统迁移到砚山县铳卡农场。这段时间政策宽松很多，每周休息一天，可以请假上街，或请假回家探亲。我有两句诗，可以作为这一时期生活的写照，诗曰：┍漫游铳卡池塘路，笑赶砚山桃李街┙因为砚山县城距农场只有7-8公里，所谓县城只不过是一个墟仔，在街上经常可见到麻风病人，很可怕，但我们很多人还是去赶街，街上最多是桃子、李子之类。铳卡农场很多池塘，每晚都会到池塘边散步，这种生活和心情在水围寺时是不会有的。虽然生活有所宽松，但是却是人心惶惶，因为去向不明，仍然是等待处理，这个时期我又被任命为司务长，管伙食，负责一些工作。
这个时期还组织唱歌跳舞，搞些文娱活动，于是我的歌声又响亮起来了，我曾经用歌声打动了许多人的心，在一幢草房里隔开两半，一头住男的，一头住女的，而我的歌声影响到所有人，往往唱起一些悲歌，博得了许多人的眼泪，这不是假的，有个人拉着小提琴配合，我唱着“一幅蓝布两下里裁，一家人家两分开……”“泪珠儿快要流尽了，爱人呀回不回来呀！……”“兰花花……我见到我情哥哥，说不完的话呀！咱们俩死活哟长在一搭……”于是听者发生共鸣，因为许多人都在想家，还有种种复杂的心情，非常沉闷的心情，必然会引起万千思绪。
从党的政策方面来观察，这一时期有点右转的做法，已经检讨“劳教”这个问题的后果，开始纠正一些问题，所以放了一些人回家，并在继续清理，政策是“有地方去的都让他走””没有多大错误的都放人”，在这种气氛之下，我便申请回家。公安厅有个姓畅的副厅长，下来农场检查工作，我直接向他请求回家（这个副厅长早已闻说我陈贤俊的名字，因为我写过几篇大文章，又当过先进工作者）
，我把我舅父寄给我的信拿出来，说我爱人虽已离了婚，但他说现在愿意复婚，只要我能回到广州便行。请看她写的诗吧！┍藕未断时丝亦连，裂痕会补更完全，只需跨上羊城路，破镜重圆会更甜┘，多么的情真意切啊！首长听了我的诉说之后说：“你的家在广州，那是东南沿海的大城市，按政策不能放你回去，但我相信你不是坏人，可以回去，不知当地派出所能否接纳你？如果能，你就走，如果不能你还回来。现在我给你40天的假期，回广州办手续，看看如何，好不好？”我说好，于是就给了我四十天的假期，我拿着这张“圣旨”，心想，这回破釜沉舟啦，一往无前直奔广州啦。
1962年8月18日
，我离开砚山铳卡农场，同行的有个是农场的医生，广东汕头人。我们经过文山，富宁、剥隘（博爱）、百色、南宁、衡阳，9月3日才回到广州。其中博爱逗留了好几天
，因为水陆路都不通，还有土匪，不敢行车，等待水路，从百色拖一只船上博爱需四天时间，而顺流而下只需半天，那里真是急流险滩啊。我们也冒险、闭着眼睛走过来啦。
经过百色，南宁、桂林、柳州、衡阳等地都下车转站停留，见到各地风土人情和城市风貌，那个时候不管是城市也罢，旅游点也罢，都是冷冷清清的，没有什么情趣，我一路上还写了两首诗，表达我的心景
：①归程进一站，乡音近几分，难言地道语，温故即知新。②归程进一站，鲜果出时珍，甘苦
酸甜味，我是过来人。
1962年9月3日早晨
，列车到达了广州站（广九站）。那时倾盆大雨，一时无法上路，而我却归心似箭，被天雨所阻，不禁吟了一首诗：┍归家行李自家挑，那怕天河与断桥，老天何必偏调弄，满城风雨几时休？┘不得不骂起老天来啦。
这次回家真给双亲一个惊喜，因为以前有两次曾打电报说要回家，结果都回不成，成为憾事，第一次是1955年，初时叫我复员，我即打了电报回家。后来又叫我转业，结果回不成，第二次是1957年3月，已批准调我回广州，到了地委组织部，组织部的同志说“即将开始整风，干部暂时冻结”，结果又回到农场。所以这一次我就干脆不打电报，直奔家里，好让父母大为惊喜一场。
回到广州之后，我写了一封信给还留在铳卡农场的老朋友，他们将我的信公开了，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因为我的信很自然地描写了我离开铳卡农场的心情，令那些仍然在农场里的人们大有感触，其中写了一首诗，可以见证一下当时的心景：“别砚山兮望广州，一心欣似右江流，十万大山拦不住，羊城月下渡中秋。”于是在劳教所里形成一个写报告的高潮，朋友们回信也告知了我。
回到广州就积极办理户口问题，就凭那张请假条，去派出所问了多次，派出所的人说：“你什么东西都不拿来，怎么给你入户，你必须回到农场写一个正式的户口迁移证来，我们帮你办”。我写信回铳卡农场，他们又推这里未必能办入户，所以不写什么证明。两头推，在这种情况下我又写信给畅副厅长，请他批示，结果他批文给铳卡农场，农场才给我写了户口迁移证和粮食转移证寄来，问题才解决了。
然而，粮食问题还解决不好。拿着那些粮食转移证到越秀区粮管所办理，粮管所不承认这张迁移证，他说这是过时的公章，早已通知不用了，你的迁移证无效。于是我向上申诉，跑到广州市粮食局，仍然不给办。我在无奈之下，只好直接跑到广东省粮食厅去申诉，我相信事情一定能办到，因为我不是造假，我是受害者，不给我解决，真是天理难容，我理直气壮地闯进了粮食厅的办公大楼，结果有个局长来接待我，说话很客气，委婉。听了我的申诉之后，他点头，认为此事应在广东解决，不必再回去云南，接着他就批示给市粮食局办理，问题真是解决了。
户口和粮食迁移的问题足足搞了半年，1963年3月才解决的。到了此时此刻才算脱离了牢笼，飞到广阔的天地来了，另起炉灶重做新人。
三、失业者，寻求出路
入了广州市的户口，首要的问题是寻找出路，找工作，在当时没有劳动就业的机构，工厂不能随便招人，事业单位也不轻易增加员工，因此职业是找不到的，失业就是失业，只有去做临时工。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失业在家，曾经去过四会县大兴水库劳动，去过白云山磨刀坑水库担泥，去过东湖街麻绳厂打麻绳兼拉大板车搞运输，曾经同蔡传禄兄到××卫生学校帮人画挂图，又到过税局帮人盖图章，还背着工具箱帮人修理家私门窗，又跟四舅父去做泥水工，还到广东玻璃厂去拣煤渣等等
，等等。我相信我有健康的身体，我能文能武何妨没工作，现在做什么都好，都是骑牛揾马，总想着终须有日龙穿凤。
有一个民政局的工厂（永源厂）会计员因肝病住院，会计工作瘫痪半年了，找人顶替，一个偶然的关系找到了我，我把它的帐从一月份赶到六月份，然后接着干，帐目跟到年底，全盘帐目清清楚楚，每月工资只30元，工厂的职工对我反映很好，任务完成得出色，平时不怎么出声，人品又好，于是到了第二年工厂领导准备和我订个合同，继续做下去，但是当我拿着户口薄到劳动局时，亮出了底牌，原来是个劳教份子，马上翻了脸，事情也就完了。（户口薄里写着××农场解除劳教……的字句，白纸黑字，水洗不清）
失业在家总不是滋味，还是努力寻找出路，有一个阳江的老乡是做木工的，我找到他，他兄弟俩在家开档做木模，他们愿意收我为徒，让我学点技术，于是我就跟他们学，半个月左右操作的工夫基本学到手，我也买了些工具在家自己做，买了两本书，一本是木模工工作法，另一本是机械制图讲义，这个时期我非常积极，日以继夜地又看书又实践，很快就掌握了一般技术，经过一个多月，我就满师了，基本掌握做木模的要领，不过这些东西都是易学难精慢慢来吧。
在这个基本上，我也够胆去接工程来做啦，经过反复的实践，工作上精益求精，达到了一定的技术水平，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个朋友介绍我到广州市耐火材料厂去做临工，也是做木模，我大胆地接受考验，以6级木模工的身份到工厂里做木模，这个厂已有5个木工，但做木模就不大过关，我来了就解决很大问题，就是这样也满足了工厂的要求，为他们做了一批木模。
广州市的街道劳动服务站是1963年开始建立的，是一个劳动就业的机构，本来就是有条例，有政策的，但是什么人可以参加劳动服务站，这个问题还有些模糊，当我入了户口之后，即申请加入服务站，那个服务站的干部竟然拒绝了我，他认为我政治上有问题，是被单位清洗出来的……这件事我很纳闷，党的政策我还是懂得一点，什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什么“给出路政策”，按照这些政策，应该让我入服务站呀，于是我不服气，当即写了一封信给市长（当时的市长是曾生）
，市长批文到劳动局，劳动局又将此件批到越华街道办事处，这时才惊动了这些老爷们。经过几番周折，吸收了我入街道劳动服务站，在仓边街铸造组做木模，后来跳到大塘机修厂做木模，月工资达到六级木模工89.50元，算是比较高的了。
在这段时间里，我结了婚，并有一个女儿，离开父母家，到岳母家居住。这里要说说婚姻登记时的一段情况：办理婚姻登记是到街道办事处办理，那个办事处的干部还特地叫我爱人到里面去谈问题，说：“你知道他的情况吗？有两个问题，你要弄清楚，一是他曾结过婚，又离了婚的。二是他是劳教释放份子，这两个问题你要考虑清楚不要将来自己后悔。”这段话带有恐嚇性质，如果我预先没有向我爱人交待清楚，那就糟了，幸亏我早已摊牌，毫无保留地说了，所以我爱人对那个干部说：“这些我都知道了，不要紧。”这是几十年来我无怨无悔地服侍我爱人的重要原因，当我处于逆境时，身份低微的时候，她没有嫌弃我，而是爱我。
文化大革命中，我父母被抄家，父亲被批斗，被监护，带来了很多问题。因为我是工人，没有人骚扰我，还比较平静，但是我毕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二十一种人，受到很多限制，比如上山下乡的风潮，就波及到我，有三次叫我去农村的经历。第一次叫我去佛岗县四九公社插队，我无话可说，准备去就是，当我一切都准备好了的时候，有个军宣队员站出来说话，他说：“这个人已38岁啦，原来是个军人，又是从农场回来的，现在去农村没有什么意义
。”于是有幸去不成。第二次叫我去斗门县插队，已经上榜公布了，我亦准备好了，后来却不知道为什么作罢。第三次是我父母被“战备”疏散，遣返回乡时（回阳江原藉），也动员我跟父母一起回故乡，这是1971年的事，那时我有点反抗、抵触
，谈话中我同他们理论政策问题，我驳斥了那个和我谈话的人，后来也不了了之。
从大塘机修厂到东山机械厂我都是做木模，满足了工厂的需要，我踏踏实实地工作，上下左右各种关系都还算好，我当了班长，后来调我做供销员，又做车间主任，1981年调我去羽毛球厂当副厂长，领导似乎已经在欣赏我的工作能力，1983年调我到公司秘书科工作。
四、落实政策，回复青春
在东山机械厂工作，比较顺利，工资也不低，这是东山区直属工厂，已有一定的规模。在这种情况下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年代（1978年），大批的右派分子摘帽平反，大批的冤假错案纠正，我最关心的一条新闻报导
：“公安部63名右派分子，有62名已平反，恢复工作。”说明了公安系统的右派都有可能平反，于是我去信原单位，很快就有回音，1979年5月文件来到了东山区，为我平反
，“恢复国家干部名誉，工龄连续计算……”这个文件在工厂开大会宣读了。
然而，这个落实政策文件是很不彻底的，光是”恢复名誉，工龄连续计算”，并不等于恢复国家干部的待遇，而我本人还是做我的工人，并没有变。在这段时间里，我接触到很多老战友，老同学
，都觉得不对劲，应该求得彻底平反，恢复工作，于是写了个报告给区政府人事局，回答是“问题要原单位解决”。于是我于1982年8月只身前往原单位文山州公安局搞落实政策，同时也回到了砚山铳卡农场，会见了许多老同事。这一次，公安局为我重新写了个文件，直送广州市东山区党委，说明此人已平反，现在应在你单位重新安排工作……。
该文件到了东山区，组织部已同意安排工作，但是过了几天，区委常委讨论，却不同意接受此人，认为此人年龄已超过50岁，又不是党员，本来就不是我们区的干部，我区可以不接受，退回原单位处理。当我知道此情况时，大失所望，情绪徬徨，立即电话告知文山州公安局，但亦请他们不要急办，我在这里再想想办法。
我坚信问题可以解决而不需要回到原单位。于是我向广州市委写了个报告，详细的陈述自己的意见，这个报告我通过市二中的同学曹子锵同志送上去的，当时市委书记是朱森林、常务副书记是许士杰。曹子锵同志在市委工作，帮助我疏通一下。然而又过了十天，仍然没有什么反应。但已知文件已批到了东山区委，是区委不执行而已，我又找曹子锵同志商量，他说尽力帮我搞，后来据说是通过某干部的夫人同我们区委书记的夫人是好朋友的关系，让她们之间通通气，走夫人路线，枕边细语，做老公的工作，果然事情得到了解决。1983年5月10日，区委正式通知我“恢复国家干部待遇，重新安排工作”，这时才正式任命我为东山区直属工业公司生产技术科长。
这是改革开放的年代，我算是搭上了尾班车，再次回到国家干部的队伍，我放开手脚干工作，后来担任秘书科长、办公室主任，抓基建工作多年，为公司作了一些贡献，1990年10月到了退休年龄也得退休了，但公司仍然反聘我工作，直至1997年5月才真正离开工作岗位，过着退休的生活。退休之后，我认真钻研书法艺术，陶冶性情，过好晚年生活。
夜阑枕畔，回忆往事，劫难多多，怎不珍惜今日的潇洒温馨生活呢？我曾写过一首诗给老战友，就用这首诗来结束这篇似乎回忆录的文章吧。诗曰：
莫让华年付水流，勤挥妙笔写春秋。
诗书陶冶身心健，翰墨纵横腕臂遒。
军旅风情常入画，神州新貌任回眸。
驱驰艺海浑忘老，潇洒人生享自由。
200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