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音乐之路

 

陈贤庆

  广州篇

 

                              (一)

 

此文仅叙述我作为一位业余音乐爱好者的音乐之路。

我的音乐之路应该追溯到初中时代。在小学阶段,据我的记忆,似乎对音乐全无缘,父母不谙此道,当时也难得有一部收音机,受音乐熏陶的机会的确不多,而那时,我所在的广州市广中路小学注重体育,我先后参加了越秀体校游泳训练班和足球训练班,当时,我主要是个体育爱好者,游泳与足球是我的强项。如果要与音乐扯上关系的,我仅记得那么一件事: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我刚上五年级,学校接到一个光荣的任务,选派几十位学生到广播电台去录音,而我也名列其中。那时电台经常教唱歌,有教歌者也有学唱者,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做show”.我已记不清当时的广播电台在何处,只记得进入录音大厅时有一种神秘以及惶恐的感觉。等了一会,有一位男人出来教唱。他用歌曲的原调教,可能是G调,唱得我们声嘶力竭。歌名我已记不得,歌词模糊记得有这么一句:“亲爱的毛泽东,亲爱的共产党。”而曲子则准确无误地记得如此:05 55 | 11 10 | 05 55 | 1  7  | 6——(1是高音,打不出上面的点)。数日后的一个下午,当我在越秀山游泳场游泳的时候,从广播器中听到节目的播出,我稚嫩的歌声当然也在其中。这是我第一次参与的音乐活动。

 

                           (二)

 

1961年,正是中国三年经济困难最严重的那年,我小学毕业考上广东省华侨中学。我的大哥陈贤俊从云南省回到广州。大哥于1949年10月广州刚刚解放便参加了解放军,远赴云南。我还记得他写过“十二年前去远征,三千里路到昆明”这样的诗句。他在部队当文化教员之类,教唱歌,指挥唱歌,拉乐器是他工作的一部分,虽然他1958年时被打成右派,之后失去公职,潦倒失意,但音乐素养仍在。回到广州后他失业,只能做做散工,工作之余他也唱上几首,唱得最多的是《十大姐》、《小河淌水》、《半个月亮爬上来》等云南民歌,当然还有《歌唱二郎山》、《山间铃响马帮来》以及《走西口》、《兰花花》等优美动听的歌曲。这是我最初受到的音乐的熏陶。不久,他不知从哪儿弄回了一把秦琴和一把二胡,茶余饭后便弹拉起来,或边弹拉边歌唱,据我现在回忆,他的演奏技艺无疑很一般,但那时,我却认为很神奇,因为懂乐器的人毕竟不多。大概过了一两年,我们楼下一位叫吴美玲的姑娘从湖北省调回来,同时也带回来一首当时我们还未听过但不久即风靡全国的歌曲: 《洪湖水浪打浪》。说来奇怪,这歌百听不厌,加上美玲姑娘的嗓音甜潤,我们那幢上下楼不隔音的屋子,整天都可以听到楼上一把男高音与楼下一把女高音的和唱。大哥大概也唱出了感情,想追求美玲姑娘,但不成功。不管怎么样,上述二位无疑是我音乐路上的启蒙老师。可惜我在音乐上并无大成就,不然在写回忆录时会极力渲染一番。大哥其后渐与音乐分手,倒是在退休后钻研书法,成了广州小有名气的书法家。

                            (三)

 

由于有此启蒙,我在初中阶段便“弃体从音”,迷上了唱歌,只要发现好听的歌曲,必抄在歌本上,时时引吭高歌,也不管别人爱听还是讨厌。这样一来,我就学会了许多歌曲,那时,尤其喜爱新疆歌曲,如 《新疆好》、《牧马之歌》、《美丽的姑娘》、《草原之夜》、《克拉玛依之歌》等。当时我在越华路小学读书的妹妹,参加了越秀区少年宫的合唱团,也不时唱起一些如《让我们荡起双桨》 、《小白船》、《小燕子》等较幼稚的歌曲。1960年前后,天灾人祸,人们失业,无以为乐。我家晚上常聚集一班人,有我大哥、四舅,还有几个阳江同乡,都是失业或半失业者。其中有一位叫蔡传禄者,想不到竟是广东音乐的高手,能唱并拉出许多广东音乐小曲,一时间成了我的偶像。当时我想拜他为师,但他为了生计前途,其后偷渡去了香港。我虽未能拜他为师,但广东音乐的美妙由他感染了我。于是,我向父亲讨得十几元,买了一把福鼠头的高胡。大哥忙于生计,只能给我略作指导,主要靠我自己摸索和练习。经过一段时间,我亦粗通。渐渐,我也能拉不少乐曲,如 《娱乐昇平》、《旱天雷》、《走马》、《雨打芭蕉》、《渔舟唱晚》甚至《鸟投林》等。当然,快弓和高把位这两项技巧当时未能掌握,至今也没有突破。

因迷上音乐,自然会寻觅知音。初中的同班同学陈沅 、彭日柱便和我走在一块。陈沅较肥胖,常面带笑容,但声音尖细,唱歌不行,只喜欢听音乐。彭日柱高高瘦瘦,白白净净,双眼带有女性的嫵媚,歌也唱得好。我当年家住越华路,陈沅住广大路,彭日柱住大德路,大家都在维新路的省侨中读书,应该说彼此之间相距并不远。我们课后经常聚集在陈沅家,因他家比较富有,拥有收音机和留声机,可以欣赏到许多歌曲和西洋古典乐曲,老柴的 《天鹅湖》、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等就是在那时首度听闻,更感到音乐之神圣。当年不少夜晚,我们常到文化公园中心台观看广州乐团、岭南歌舞团、岭南乐队、广东音乐曲艺团等的演出。也常到某个音乐厅,去听岭南轻音乐队的演出。此乐队水平不是很高,乐器主要是西洋管弦,以演奏轻音乐为主,也有两位女歌手唱一些抒情歌曲,但在当时那种“革命年代”,它的演出其实是有些“小资产阶级情调”。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小号手吹奏的 《那玻利舞曲》。当中央乐团、东方乐团、新疆军区文工团等到广州演出,我们都去看了,票价多少,哪来的钱,现在无法想起,但刘淑芳、罗天蝉、李光曦、李双江等歌唱家的形象永存于脑海 。

初中毕业,我考回省侨中,彭日柱似乎考上一所市纺织技校,而陈沅没考上,到了海南岛白沙农场,总之我们音乐三人组宣告解散。那时,我依然途经广仁路、广卫路、中山五路到维新路上学和放学,后来,我发现了广仁路正对着的广卫路的一处房子底层,有一班民乐爱好者,多是工人模样,常聚集在那里演奏。乐器有二胡,扬琴,琵琶,三弦,大杬,笛子等,是一个齐备的小民乐队。他们多在晚上开锣,配合默契,并不言语,一首接一首地奏下去,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的“时代曲”。我记得很清楚罗念一作的藏族歌曲《洗衣歌》,是他们经常演奏的。这么一个民间“私伙局”,使我在门外站了多少个夜晚,我难以记得清了。我当时想,如果我也有一班志同道合的音乐朋友,那该多好啊!

 

                        (四)

 

读完高一,即1964年7月后,学校迁往城东北郊沙河瘦狗岭侧,旁边是废弃的天河机场,后建成天河体育中心。学校旁边有一村庄叫林和庄,大概成了现在的林和路。总之,当时那里较为偏僻,我们当然都在学校住宿,一星期回家一次,我记得并没有把二胡带回学校,似乎音乐活动中断。但正因为住校,也认识了一些比我大得多的归侨学生,以印尼回来的居多,我常到他们的宿舍,听他们弹拨吉他,摇动沙棰,用印尼语唱那《星星索》 、《梭罗河》、《划船曲》等。那时我常想,如果自己也有一把吉他就好了。但在当时,对一个穷学生来说,这愿望与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梦想差不多。那时,又有一位同学叫梁正元,他对我很崇拜,成天鞍前马后。梁正元是高瘦身材,双眼下陷而有神,一副哨牙是他的特征。在我的熏陶感染下,不知不觉他也爱上了音乐。当时,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以及《长征组歌》已经诞生,里面的歌曲都是我们所喜爱的。我们曾在学校附近的一块空地上,反复练唱寇家伦所唱的“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那几句。曾有中央民族歌舞团在中山纪念堂演出,我和他晚饭后离校去观看。看完后已无交通车,只得步行两个多小时回校,但我们并不觉得累,兴奋的心情持续了数日。白云山离我校也不远,我和他亦有登山的兴趣,利用星期六或星期天,我们不知登上多少回,这也是大自然的壮美景观对我们这两位十七岁少年的心灵的陶冶吧。

1966年5,6月起,一场由被神化了的领袖发动、在冠冕堂皇的口号鼓动下进行的而又莫名其妙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开始,我也和其他中学生一样,投身于革命之中,参加批斗会,参加夺学校之权的行动,参加省内步行串联及远途串联。但不久,我父亲以“历史反革命”罪名遭受批斗,家产被抄没,我也顺理成章成了“狗崽子”,归入“黑七类”,如此一来,哪也别想去,哪也别想干,唯有“触及灵魂”,与家庭划清界线一条路了。幸而我只不过是个小人物,不久,就无人理睬我,而梁正元是个“红五类”,自然有他的活动,我们之间友谊的纽带被革命之利剑从此劈断了。后来,他在广州市教育局电教科工作,不知当年的艺术熏陶对他的工作有无帮助。

 

                              (五)

 

在这个时候,我和同学刘象潜走到一起。至于我们是如何结成挚友的,说来话长,文革的爆发,家庭的变故,造就了这一机缘,我在《我的文学之路》一文已有详叙,在此就不必重复了。说起来,刘象潜与我从小学开始同学,直至高中。说起相貌,阿潜可谓其貌不扬,个子矮小,但这并不妨碍他对文学和音乐的爱好。以前在班上,我和他还谈不上深交。在1966年夏天的一个我有家归不得的难忘之夜里,我们成了挚友。当然,阿潜的家庭属小资产阶级,这是我们能够深交的阶级基础。他家当时未受冲击,但后来也难逃厄运。他住中山五路昌兴街22号 三楼,此后,此处便成了我们的音乐殿堂。

由于文革的深入发展,转变为打派仗,我们无书可读,都回家住。家里为了我日后的生计,要我白天跟大哥学做木模,而晚上则无所事事。阿潜认识一些懂音乐的朋友,从留声机上听过一些中外音乐精品。后来是阿潜的提议,与其虚度光阴,不如趁此学一种乐器。那时,我们都对小提琴感兴趣,认为它音色柔美,表现力丰富。于是,我们在昌兴街口的乐器店每人花了20元买了一把小提琴,当时钱从何来,我也想不起,总之,我拥有了一把自己的小提琴。

琴虽有了,并无老师,只有女同学杨多曾略加指点,我们便按照着一本《霍曼小提琴教材》开始自学。每天晚饭后,我准时来到刘家,与阿潜开始练琴。当真正接触到这种乐器时,我们才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准备显然不足,听别人拉出的琴声很美妙,但在自己弓弦下发出的,就只能称之为噪音了。如果放到现在,那种可怕的噪音肯定会遭到家人及左邻右舍的强烈抗议,然而,那时并没有出现这种结果,我想,并不和谐的琴音,总比那种声嘶力竭的革命口号以及打派仗的枪声好听一些吧。而阿潜的父母,每天晚上更从我们的噪音之中获得了某些难得的温馨的感受。幸而我们有的是时间,同时也有信心,有耐心,有恒心,一个晚上接一个晚上,坚持不懈地练习。

由于勤奋不舍,互相帮助,噪音不久就被较为悦耳的乐声所代替。而这较为悦耳的乐声,又把附近的一位叫张勋的社会青年吸引来了,不仅如此,还把他的女朋友、市执信女中的高三级女生卢卿卿也吸引进来。不久,阿潜的读市二中高三的二哥刘象恒,读市二中初三的妹妹刘象萍也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其后,象萍的同学彭婉衡以及在我校读初二的小同学卫培音其父是小提琴家,当时已病逝)也成了我们这个集体的成员。甚至阿潜的大哥刘象庸,也曾跃跃欲试,但这位华南师范大学的高材生,始终还是觉得书本更适合于他。不仅如此,当时有些从事文艺工作的人士如省话剧团青年演员林聪,也来过昌兴街16号,如今他仍活跃于香港演艺界。

我们在晚上练琴的时候,不时会伴随着呼啸的汽车声和零星的枪声,除非骚动过大,否则,我们是不会停下手中的琴弓。十点钟过后,我独自回家。广卫路、广仁路、越华路并不算热闹人多,独自归家也可能有意外,但那时并不感到害怕,可能音乐之神在冥冥中慰藉着我的心灵。有时侯,手头有点钱,我和阿潜还会到中山五路新华电影院旁的小食店吃一碗鱼片粥或鸡粥,这在当时也算是难得的享受。

在那破除“四旧”的年代里,要想找出一些“四旧”的幸存品很不容易,而且还须冒很大的风险。我们居然认识一个朋友,家中藏有“四旧“而不肯破除。我们有时便偷偷聚集在永汉北路他那昏暗的家,从留声机那微弱的声响中,如饥似渴地欣赏贝多芬的 《英雄》、《命运》等交响乐,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斯特劳斯的《蓝色的多瑙河》、《春之声》等圆舞曲。那情景,就象一群地下工作者在秘密收听来自延安的广播一样。

 

                            (六)

 

《霍曼》拉完了,用了整整一年时间。再把《开塞》翻开,继续深造。我再强调一遍,我们的演奏水平固然大大提高了,琴声固然悠扬多了,但我们大多时候都是反复拉着那些听起来很枯燥乏味的练习曲,一年多的时间居然没有收到左邻右舍的一次的投诉,也实在可以感受到当时文化生活的欠缺,我们的练琴,对左邻右舍来说或许就是免费的音乐会。当然,在我们的琴技达到一定程度,我们也学拉一些其它乐曲,如海顿 、莫扎特、舒曼、德理戈等人的小夜曲,贝多芬的《小步舞曲》、马斯涅的《冥想曲》以及中国乐曲《新疆之春》、《新春乐》甚至马思聪的《思乡曲》及《牧歌》!而萨勒沙蒂的《流浪者之歌 》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目标,可惜此曲对我们来说还是高不可攀。写到这里,又引起我另一种感慨:我们当时所拉的乐曲,都属于“封资修”的范畴,只要谁到某个“司令部”去揭发,我们必然遭殃!然而,并没有出现这样的后果!这大概也说明了,高雅圣洁健康的音乐,永远根植在善良的人们心中。

如果一直拉下去,结局会如何?我不知道。但文革那种局面总要收拾,办法之一就是把聚积起来的三届高初中学生打发到农村那个“广阔天地”去。《开塞》刚拉了两三章,这种生活不得不终止了。我因家里的情况,不可能负隅顽抗,与蔡为霖,詹康年,梁慧生,秦新仁,张昌育,吴一康六位同班同学以及其他同学一起报名到湛江地区徐闻县勇士农场,而阿潜则采取“拖”的策略,企图誓与广州共存亡。在我将离开广州的某一个夜晚,我和阿潜一起漫步在珠江河畔。珠水滔滔,如泣如诉,虽不是死别但即将生离的一对挚友,此刻的心情该是多么的苦痛。我们谈了很久。突然,阿潜动情地搂着我,说:“别去!别去!去了你会后悔的!”但是,在那个时候,我还能怎么样?说真的,除了无奈与迷惘,我还真想到那个“广阔天地”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

就这样,我和阿潜分手了。当我离开广州一两个月后,象潜建筑的防线也顷刻间崩溃,被迫与象恒,婉衡及其他人去了宝安沙井公社。当年12月,我在农场给他寄去《临江仙》词一首,词云:“茅寮灯下忆羊城,记得尽是年青。弦琴夜夜伴枪声。文艺沙龙里,吟诗到天明。   不期良友朝烟散,南行北走西征。人生处处有阴晴。从今千里路,各自请长樱。”1970年8月,我回广州探亲,竟在南海县大沥的某一村屋与阿潜一家相逢!原来他家已被扫出广州,迁徙至此!不过阿潜并不消沉,已有前程大计。我在大沥住了两晚,这一回,真个是生离死别了。一年后,他们偷渡往香港,代价是象恒被怒海吞没!在香港 两年后,象潜又移居美国。1974年12月,我还到过南海县大沥拜访过他们的年老的父母,还有象萍。在那里,我看到一封阿潜托家人转给我的长信,在此把信引述当然没有必要,但那封信又写得富有感情,或者可以说,是了解七十年代的美国以及当时移居美国的中国青年的内心世界的一份难得的材料,我不忍它默默地藏于箱底,或许也有读者对它感兴趣,故附录于本文之后。现在,据传阿潜与象庸,象萍及母亲都在美生活,阿潜小有成就,但恐怕不在音乐上。总之,我和他联系断绝。新千年后,象潜几度回国探亲。2017年1月,我到美国旅游,14日晚,我在旧金山与象潜也见上一面。

                     

                     雷州篇

 

                         (一)

 

回头再说我自己。1968年11月7日,我们数百或上千的广州知青在黄埔港登上了万顿巨轮建华号,往湛江进发。在大家都是简单的行李之中,我发觉我比其他人多了两样东西,即一把二胡和一把小提琴。三天后,我们已经站在了勇士农场红褐色而又带有粘性的土地上。我们分到了第13生产队。此队离场部和附近稍有人气的墟镇如石板、曲界、和安等均有15公里之遥。当时的徐闻大地,早有近十万解放之初即来屯垦戍边的复退军人和老工人经营着大片的橡胶林,种植着香茅、波箩、甘蔗等其他作物,一排排由木麻黄和台湾相思树构筑而成的防风林带,形成了徐闻大地最显著的特色。到了勇士农场以后,发现徐闻虽是干旱地区,然而每年的二三月,却是大雾弥漫,湿度极大,我的二胡在次年春天,即已蛇皮脱落,弓毛松散,从此绝响。而小提琴的保护工作,就显得尤其重要!

 农场的生活,艰苦而乏味,可以说是“终岁难闻丝竹声”,除非自己制造音乐了。初到13队(后改14连),数十男知青住在一个由牛栏改建的草棚,四周有小丘有坑沟有树木,附近还有一个水库。这一居住点离其他房屋较远,在此拉琴不会影响别人。白天劳动不可拉琴,晚上开会,斗私批修,也不可拉琴,拉琴的时间只能在会后即10点以后。而这时,又应该是灯灭睡觉之时。但是又只有这时,我才可以打开琴盒,寻找一些精神的寄托。另一方面,在此刻拉琴,又是应那些已躺在用简易木板做成的床上的知青们的要求,因为我的琴声,已经成为他们最好的催眠曲。次年春节前,我们搬到生产队中的一间好一点的茅屋,在此夜深拉琴,必然影响四周,然而,并无接到任何投诉,包括女知青、老工人、以及队长、书记等,现在回顾,可能原因有二:一是当时人们已疲劳过度,早已进入梦乡;二是当年我的琴声还不算难听。

就这样当年,每当夜深人静之时,我总是夹着小提琴,站在茅房外的木麻黄树下,面对清风明月,耳听松涛海韵,拉奏着心仪的悠扬的乐曲,仿佛天地与我融合在一起,白天挑担的劳累,晚上开会的烦闷,暂时都消散无踪。那时拉得最多的,是俄罗斯民歌《三套车》,大概它最能表达知青们的心声,所以成了每晚的保留节目。有时候晚上没有会议,我也会到水库边上,面对一泓碧水,看着水中微微颤动的月亮,拉上一首《半个月亮爬上来 》或《小河淌水》、《彩云追月》、《月圆曲》等,实在有一种在都市得不到的享受,只可惜当时没有红颜相伴,亦是一大憾事。

 

                            (二)

 

到农场后的第一个元旦,农场要搞一个文艺汇演,各队出两个节目,知青们自然成为主角,因初到农场,大家亦想要显示能耐。华侨中学 、黄埔港中学、大塘中学三所学校14个队的知青暗中较劲,力争一炮而红。我队出什么节目,自然我是主要决策者之一。最后,我们决定搞一个表演唱《喜送公粮》,由珠影厂老演员蒋锐之子蒋小元出演主角,歌词由我改动,我当然也担任导演兼伴奏,再挑几位男女知青,如蔡为霖,盘春华,陈大芳,陈小芳等;此外,女知青跳一个《壮锦献给毛主席》的舞蹈。节目定下来,我们在晒场边的一个小舞台上排练了多个晚上,结果,在场部演出时受到好评(那时似乎没有评奖一事),而且还被指定与另外两个队临时组成一个文艺宣传队,两日后到中国大陆最南端的海安去慰问解放军!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喜讯!我们忽然觉得农场真好,到农场的路走对了。不是吗,以前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因节目不够,各队要增加两三个。我们只好增加一个女声小组唱,全部十位女知青都上,高矮肥瘦,形态各异,就连残疾的女知青张志红也要求上场,可惜满怀革命豪情的志红,半年后即已投井自尽,早早长眠于石板山头的草丛之中,在此,顺便表达我的哀思。另一个就是我的小提琴独奏。场部用大卡车送我们往海安,一路上,我们虽然站在车中,但群情振奋,又唱又笑,用当时的话来说是“革命豪情比天高”。当晚,在海安解放军军营,几盏汽灯照射下,我看到端坐在地上的不知是一个连还是一个营的解放军叔叔,觉得又心虚又内疚,因为我们带去的都是一些多么粗糙的节目呵!演出开始后,我们的几个节目总算也受欢迎。轮到我上场,我真感到害怕,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正式的演出。我拉了一首时兴的《白毛女》中的《北风吹》,不料也获得一阵掌声,似乎不加演对不起解放军叔叔。我因没有准备,也不敢拉那些较高难度的《新疆之春》、《新春乐》等,于是,我临时报了一个曲名叫《万马奔腾》,而拉的,却是难度较低的广东音乐《春郊试马》。在解放军叔叔还没回过神来的时候,我已在春郊试完马。我不知他们会有何感受,但我意识到,他们一定在揣测,这是一首新创作的革命乐曲吗?事后,我也写有一首这样的诗:“眼前一望是军人,独奏台中我认真。吹罢北风犹不走,春郊试马更精神”。

当年国庆节,在13队也搞了一台晚会,知青及老工人各出节目,具体情形我已记不起,幸而有《浣溪沙》词记其事:“谁言边寨少欢声?锣敲鼓响震耳鸣,弦歌笑语乐陶情。   白雪阳春成忆记,黎音村笛此间萦,自编自演更欢迎。”在自己队演了还不尽兴,大概第二天晚上又到邻近叫北山的一个黎寨去演出。老实说此事我印象也不深,幸有七绝二首记录。其一云:“秋凉气爽月光明,远处遥闻犬吠声。两盏汽灯一顶幕,黎村老幼尽欢情。”其二云:“竹丝荡漾舞裙轻,笑眼曲终未肯停。别后黎民犹不舍,松边招手送归程。”

                              (三)

 

但好境不常,1970年初,掀起了一个“一打三反”运动,弄得人人自危,三位老工人相继上吊刎颈自尽,亦有多人被斗,而我也险遭不测。事情与音乐有点关系:老工人周某某被批斗遭软禁,次日将押送场部开全场的“牛鬼蛇神”批斗会。那夜我手执木棍当看守,值2点到3点的班。到了3点,我隔窗喊下一班的绰号“大口”的知青李启华,谁知“大口”熟睡不醒,我只好运用丹田,改作高音喊叫,几乎达到广州乐团男高音歌唱家罗荣炬的最高调。这时,周某某破门而出,飞奔到山林,上吊“自绝于人民”。呜呼!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这事,我难逃受审查之累。另一事情亦与音乐有关,故有必要写上。其时我们的工资每月20元,我深感知青文化生活之贫乏,故花了41块钱买了一部收音机。谁知买回来之后,才发现此机虽简陋,却可以清楚地收到香港和澳门的广播电台!从此,此机子便成了知青们的宠物,港澳的广播剧,尤其是港台的流行歌曲,便由此再在知青中流行。你说,这事我能没有干系吗?幸而这两事都无定案,我还属于人民的一分子。

 

                           (五)

 

1970年6月,因农场基建需要用砖,由附近六个队各派三位男知青和一位老工人,另加一书记一厂长,合共26人,在10,12,13,14几个生产队之间的一处荒野创建一间砖厂,而我因有犯罪嫌疑(估计),也在迁谪之列。与梁慧生,赖经文离开了13队。26位男人在一处荒野创业,颇有些悲壮的色彩,其中的艰苦就不在此文叙述了,还是紧扣着音乐这条线索,再写下去。

一两部牛车把我们的简单行李运到砖厂,我们用自己的双手,搭建起两间茅房,一间作为宿舍,另一间作为伙房。从此,我就要在这里,用我的拉小提琴的手,去干那些最摧残手指的工作。老实说,到农场以后,我虽然也常拉琴,但已经是胡乱地拉,不单没长进,反而退步了,以前能拉的曲子,这时已有心无力,而“福鼠头”二胡已尸骨无存,那就更谈不上提高。不过,这时,是印尼归国华侨的同学兼挚友梁慧生 、梁慧斌兄弟从广州探亲归队,带回来一把吉他。有了一种新的乐器,当然又掀起一股学习的热潮。这种乐器,可以自弹自唱,最适合知青们抒发苦闷的心情,我有拉乐器的基础,自然很快上手。于是,我又粗通了一样乐器,时时于夜晚在茅房前的旷野之中面对星空夜云自弹自唱,有《夜歌即兴》一诗可为证:“月华疏影地斑斑,独坐弹琴有泪颜。一夜歌吟终未了,西洋音韵满青山。”那时已从各种渠道学会了许多来自港台的流行歌曲,如《緑岛小夜曲》 、《一水隔天涯》、《忘不了》、《情人的眼泪》等。1974年我回广州探亲时,也花20元买了一把吉他,这弹吉他的技艺,在日后还大有作为,下文将会提到。

在砖厂,我认识了一位来自9队的原来在我校读初三的同学,他叫区得谋。他显然如我一样,属书生型的青年,不过,他身材健美,眉清目秀,我比不上。在那种艰苦闭塞的环境下,他并不想自暴自弃。他遇到我,或许可以用久旱逢甘露来形容,他即把我奉为导师和兄长,强烈要求要跟我学习小提琴。我自到农场后,从未收徒,因我自己亦是半桶水,如何教人?但我看到得谋是一个正派而稳重的青年,且学琴的决心很大,于是,我决定收之为徒。一首写于70年11月的诗可为证:“收汝为弟子,教汝弄弦丝。自叹才学浅,不足为人师。从今相互助,携手踏天梯。”之后,每天晚上(砖厂较少开会),我就在伙房内,在灶台之上以一煤油灯照射自编的乐谱,教他拉琴。如此一来,我的生活又充实了许多。后得谋探亲,从广州带回一把琴,教和学就更加方便了。得谋不仅晚上练,连午睡也放弃,到远离宿舍的防风林中练,还是以《午后醒觉遥听区君练琴》一诗叙述:“夏日炎炎正好眠,孤身苦练竹松边。功夫不负人心血,音色听来渐美甜。”

 

                            (六)

 

1970年12月,农场要将13队的小水库扩大,且命名为“红旗水库”,并开展一场日夜大会战,以铁轨斗车从山上推泥筑坝,有一定的危险性。那时砖厂尚未上马,我与几位同伴竟被任命为工地安全检查员,住到水库边,那更是孤清了。唯一的好处就是不用出力,且可以站在“岗位”上,偷眼欣赏推车而过的其他队的没有见过的女知青。哦,这有点难为情,且与音乐无关,不说了。不过,有一事可与音乐扯得上:71年2月,徐闻县文艺宣传队于某夜在水库工地演出,这当然是哄动四方的大喜事。演出的内容怎么样,如今难以回忆,但我当年写下的那首诗,却记述了我的一处私隐:“徐闻宣传队,工地夜开场。黎歌不堪听,独赞一女郎。天生倾国色,风采不同常。始知边塞地,亦有金凤凰。终夜台前舞,苏州刺史肠!”末句用了唐刘禹锡的“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典故,稍有文学常识的人应能理解。难得有一台晚会,不好好地看,专门注意其中最漂亮的女演员,这又何苦呢?但是读者诸君,我固然居心不良,但此诗不也反映出,当年真正高雅的文艺的缺乏以及性禁锢的状况吗?当时那些专业或半专业的文艺宣传队不少,但所演的无非是领袖的颂歌,样板戏折子,以及挥动红宝书大喊:“文化大革命好!就是好!”之类的歌舞,看着看着,能不走神吗?我想,如果喊我去,我才不屑于参加呢!71年3月,我们才摆脱那种孤寂的日子,离开已完工的红旗水库,回到多几个人的砖厂。

 

                           (七)

 

1971年6月某日夜,9号强台风袭击粤西,我们躲在茅房内。随时有房毁人亡的危险。我的《唐多令》一词记述了当时的苦况:“风魔袭雷州,云飞过岭头。满山蛇鼠乱奔投。可怜雀鸟浑无力,任摧残,坠深沟。    入夜雨浓稠,茅寮似江舟。床席衣衫全湿透。木板暂时遮露体,闻霹雳,听天由。”当时我们怎么样度过那一夜和那一朝呢?我记得:是堆在一处尚未湿透的角落,不停地唱歌!那可不是“靡靡之音”,而是专挑最雄壮最有力的,诸如《革命青年志在四方》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我们走在大路上》、甚至〈国际歌〉!以此来与天斗,与风斗,终于取得了胜利:人无损伤!当然没计算橡胶树和砖胚的损害。我们虽身处山野,但靠一部小型收音机,亦可知外间之事。71年10月的某一晚,我们受命到12队集会,在会上惊闻林彪事件!在归途中虽有命令不许议论,但我们内心肯定都在发问:英明领袖的”英明”何在?接着12月有中国加入联合国的事,72年1月陈毅元帅去世,印巴战争爆发,2月尼克松访华等,我们都略知一二。领袖虽常号召我们“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但我等自卑为山野草民,除写几句诗抒抒怀以外,最好还是“古今多少事,都付提琴中”。

砖厂有没有生产过一块合格的红砖,我不敢肯定,但它肯定是一间在错误的地方 、由一群外行操作、毫无经济效益的厂子。1972年2月,人员裁减大半,留七八知青守护老营,作些惨淡经营。日子虽难过,但也落得清闲,我可趁机学习英语等。此外,我和得谋的教与学更有了时间上的保证。只是到了72年8月,留守砖厂的一位叫关本源的知青,长期受抑郁与疾病的折磨而成了癫疯,使得我们也苦闷了多时。10月,砖厂彻底解散,我和梁慧生,赖经文,区得谋,雷厉行等留守人员调至附近的12连。

 

                           (八)

 

这是一个较大的连队,人多,知青也多,而女知青更不少,多为大塘中学的。我们从山野来此,颇有解放尤其是性解放之感。我和得谋暂时不为所动,目不斜视,依然觅得一间茅房,继续我们的教与学。由于得谋已大有长进,又有两把琴,可以拉的曲子就多了。那时,我觉得最动听的,是二重奏《含苞欲放的花》 、《多瑙河之波》和《山楂树》等,那美妙的乐曲我相信是12队的人从来没有听过的,肯定有“如听仙乐耳暂明”的感觉。而这美妙的琴声,又不可能不打动那班少女的芳心。果然,不久,我和他都堕入情网,所结出的无非是甜果或苦果。不幸的是,我们两颗都是苦果,只不过它的比我的先熟而又先苦。因这些已非音乐之事,不便在此叙述了。但可以肯定的是,爱情的悲剧,家庭的不幸,对前程的失望以及外间的诱惑,使得当年最正派最诚实的青年也难以把握人生的方向盘,得谋走上了一条后来证实不该走的路。

1973年4月,得谋决定寻找新的出路。他回到广州,准备和他的表哥等偷渡香港。他来信催我同行。我反复考虑,决定也先回去看看。5月,我逃离农场,取道桂林,衡阳返回广州,与他会合。这样,一对音乐之子,打算铤而走险,放弃那农场之夜提琴双合奏所带来的暂时的陶醉。在5月的初阳下,我们一同游览了越秀山等地。由于我准备不足,故没有与他同行。某个正午,我在广州天成路某处,送他上汽车远行。这是我最后见到他的一刻,而正是这一刻,我把他送上了一条不归路!此后一两月,我在广州惶惶不可终日。最后,终于得到消息:怒海淹没了英才!……之后,我在广州痛苦地游荡到7月份,不得不返回农场。1974年12月,我在瑟瑟凉风中坐夜船到悦城转赴云浮县一乡村,找到了从广州迁谪到此地的得谋的年老双亲,向他们汇报与得谋最后相处的情况,把一些遗物交回两老。诸位可以想象这是一项多么艰难而又沉重的使命!

从广州回农场后,得谋的事不能公开,合奏又变成了独奏,内心之苦可想而知。且看《夏夜静思》:“两月风尘路,归来怕见人。空床犹在目,何处问鬼神?”《独弹》:“林下风萧萧,伤心恨未消。琴声犹在耳,人隔九重霄。”幸好,当时有余慕红小姐为红颜知己,也是我音乐上的知音。我时常在住地不远的一个鱼塘边,在朦胧的星光或月色下,为她拉奏。她倒是喜欢一些苏联歌曲,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红莓花儿开》、《小路》、《山楂树》等。当时慕红正申请去香港,我们注定要分手。于是,对亡友的怀念,对眼前少女的依恋,对自己前程的迷惘,通通都倾注在琴弦之上。1974年9月,余慕红获准出港,我的提琴失去了倾诉对象。1977年2月,十余年的挚友梁慧生、梁慧斌兄弟也获准出港,我又少了两个玩吉他的伴侣。

除了区得谋,在农场我还收了一个徒弟。1975至1976年间,12队有一小女孩叫汪芸,当时读四五年级,活泼可爱,有音乐天赋,我不忍其明珠投暗,于是教她拉小提琴。每天中午或晚上拉一会儿,经过数月,也渐渐上手。1976年5月间,第4小学组成一文艺宣传队,晚上到附近生产队演出,我帮忙伴奏。汪芸也有一小提琴独奏节目,我让她拉一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每晚总会博得阵阵掌声。的确,在当时的农场,能有几个小孩会拉乐器?后来,听说她到了从化,如今,应是年近40的妇人了吧。

                        (九)

 

还要回过头来说说另一件事。我的那一点点音乐才能,在农场还不仅仅是给人催眠和教人拉琴,我还为“宣传毛泽东思想”作出了不少的贡献。1971年3月,我首次入选农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对于广大知青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最佳的去处,但又不是人人可以进得去。思想品德良好,模样身材出众,具备文艺才能者,方可入选。前两者我不具备,但第三者有一点,当时尤其会编剧,作曲,伴奏的人材奇缺,因而我得以入选。我曾经说过,我不屑于加入这类的什么宣传队,然而事到临头,考虑利害得失,尤其想到可以不用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就不由得我不“变节”了。不仅如此,我当时的心情,还可用“狂”与“傲”二字概括,因有诗为证:“明珠岂可土中埋?廿载无人破石开。今日剧坛身手显,傲然初试曲文才。”

 伴奏我不难,但我居然干上了编剧和作曲!原来当时的文艺宣传队,主要演出一些样板戏片断以及自编节目,样板戏片断没得说的,照演就是了,但自编节目就伤脑筋了。谁也不是专家,上头场党委政治处又要审查,而他们又是文艺的门外汉!不知不觉,这任务居然落到了我的头上。于是,我也勉为其难,关起门来,按上级的意图,加上我在红旗水库的“生活积累”,构思一个反映红旗水库大会战的载歌载舞的节目。编好剧情,再作歌词。有了歌词,没有曲子怎么办?还是我来。我并没有学过作曲,不过,唱过不少歌,拉过不少曲,总能无师自通吧,于是,一首首不知算不算歌也不知算不算曲的东西在我的笔下诞生了。其后,不知又经过多少次的修改,一个大概叫做《红旗水库红旗飘》的大型歌舞剧正式演出了,反应十分之好,从此也奠定了我在场宣中编剧 、作曲和伴奏的地位。只可惜,当时的剧本曲谱等没有留存,不然,到今天总会有点文物的价值。

场宣每年或隔年组合,每期二至三月,我大多参加了。最难忘的,当数73年8月至10月那一届。其时场宣中精英云集,领导者为场宣传干事吴秀荣、陈程辉,男队员有陈泽南,洪子群,张凤林,杨力田,王奕玲,徐广宁,张学愚,徐永祥,粟小明,何德美,吕乐君,容小河等,女队员有李红征,李晓穗,曾新儿,汪敏等。我们把《智取威虎山》中的《急速出兵》一折排了出来 ,那快速的乐曲把我们伴奏的几个弄得神经紧张满头大汗。我们还排练了一个叫《胶林晨曲》的歌舞,八位身穿军装,头戴照明灯,手持割胶刀的英姿飒爽的兵团女战士,在我所作的优美跳跃的乐曲的伴奏下,翩翩起舞。曲子十分动听,二十年后场宣成员聚会,他们还能哼出,可是我却完全忘记了。当时的曲谱,依旧没有留存,又是一大憾事。

每一届组合之后,排练好节目,一般先在场部演出一场,然后一晚下去一个生产队。场宣的到来那晚,对生产队来说是一个盛大的节日,晚饭后,大人小孩都聚集在晒场上,两盏汽灯高悬,照着一块空地作为舞台,我们就在观众面前演出了。我们除了关心演出是否顺利,还关心演出后的夜餐,是猪肉粥还是鸡粥。而鸡粥是我们最高的追求目标!那一届,我们除了在本场演出,还被师部指派下到全师各个团去演出,这可是难得的荣耀。那时军垦第七师,管辖海康,徐闻两县十来个农场,我现在记得的,就有勇士,南华,海鸥,友好,收获,金星,火炬,幸福,奋勇等。那次全师巡回演出,应该是我“职业演出生涯”中最高荣誉的一次了。77年4月那一届,“四人帮”已经被打倒,我编了一个小话剧,叫《宾馆风云》,是讽刺“四人帮”及其走卒的,我还亲自出演男主角——“秘书”一角。啊,身在雷州半岛近11年,多少悲欢往事,绝非区区数千文字可以尽诉了的。

 

                            (十)

 

说起打倒“四人帮”,怎能不多写几行!当时我身处农场,与其他知青,与老工人,与全国人民一样,欢欣若狂,“锣鼓喧天迎胜利,欢歌动地贺昇平”,我的诗句是当时的写照。不久,便有些被禁锢了十年的电影戏剧陆续上演,如在农场看了话剧 《万水千山》,我留下这样的诗句:“今日欢呼公演盛,只缘四賊已掀翻。”年底,我到南京探望母亲及二哥二嫂,与从海南过来的妹妹妹夫会合于广州。在广州,我从电视上看到久违的郭兰英重又登台,我写道:“先唱毛泽东,后颂周恩来。眼中热泪洗凝脂,满座狂喝彩。”在上海,我看了《迎新年,庆胜利》文艺演唱会,老艺人又露面于舞台,我写道:“台上人哭,台下人哭,神州同唱悲欢曲。”接着又看了《纪念敬爱的周总理文艺晚会》,我又写道:“台中洒泪台下泣,爱憎分明,万众同呼吸。”那时侯看演出,怎不尽情倾洒悲喜之泪?!其后在南京,重看了电影《洪湖赤卫队》,悠扬动听的王玉珍唱的《洪湖水浪打浪》又使我回到了小学年代。返回广州,又能重看到五十年代看过的印度电影《流浪者》,《拉兹之歌》和《丽达之歌》使我如痴如醉,热泪盈眶,感觉到了对外开放的一丝清新气息。回农场后,又看到了《东方红》,我情不自禁从心底呼唤:啊,祖国,啊,人民,解放了!

                   

                    荆州篇

 

                             (一)

 

1979年9月,我终于离开了农场,但不是回广州,而是远赴湖北,在荆州地区钟祥县东侨中学当了一名教师。学校只有高中班,我教的是语文,后来还兼教英语和政治,当时并没有开音乐课,但是,我那一点点音乐才能也能得以发挥。

首先,我所带去的小提琴和吉他,给当地的民众带来了新鲜感。似乎他们并没有亲眼见过别人演奏这样的乐器。于是,在那月白风轻的秋夜,悠扬的乐声又回响在屈原 、王昭君曾生活过的楚国大地。钟祥在汉水之滨,东桥属丘陵地区,有点山有点水,民风淳朴,历史悠久,但是似乎没有什么独特的山歌村调,所以,每当我在周六的夜晚,站在一个水塘边上,看着那四周的杨柳树,还有那起伏的远山,总有一种身在异乡之感,这时,马思聪的《思乡曲》就情不自禁地从指尖流出。

八十年代后,我国电影界迎来了又一个春天,东桥的露天电影院,不论酷暑或严冬之夜,都是我常去的地方。那时的电影,总会产生一些能传唱的插曲:《南海风云》的《西沙,可爱的家乡》,《甜蜜的事业》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小花》的《妹妹找哥泪花流》,《神圣的使命》的《心上人啊,快给我力量》,《知音》的《知音》以及《第二次握手》的《祖国啊,我父母之邦》等插曲,都是那时学会的。于是,晚饭后到晚修前,我们又常坐在宿舍门前的空地,对着西天的落霞,抱着吉他,唱上几首,这时,同事或学生总会围拢过来,静静地欣赏,有时也和唱着。记得《西沙,可爱的家乡》,是我最爱唱,也是大家最爱听的歌。

 

                             (二)

 

1984年9月,当时学校已招了初中班,学校让我兼上初二级四个班的音乐课。那时并没有什么教本,全凭自己找些歌曲来教唱,我当然尽量教学生国内外许多好听的歌曲。后来,香港电视剧的插曲也传到了内地,如《万水千山总是情》、《万里长城永不倒》、〈上海滩〉等。学生经常喊着:“老师,教我们唱,教我们唱!”我说:“这是用广东话唱的,你们怎么唱得了?”他们又喊道:“你教我们就唱得了。”后来,我真的试着教他们唱,哈,想不到孩子们的接受能力特别强,居然也能跟着唱了起来,听着他们唱出的半鄂语半粤语的声调及模样,真是又有趣又感人。

1984年10月1日,是建国35周年国庆,也是个大庆,公社要举行一个文艺晚会,学校当然也要出几个节目,我们决定搞一个比较大型的、水平高一些的节目,于是,辅导我当班主任的那班高中学生排演一个《少数民族齐欢庆》的歌舞,因学生们全无歌舞功底,费了很多精力,经过了多天的排练,总算有点象样。演出时,仅靠我一把小提琴作伴奏,幸亏有多人伴唱,效果也还不错。演出后,我们和学生还在水库边上照了一张像。1985年6月,全校歌咏比赛,由于有了音乐课,学生经常能唱唱歌,已产生了一些歌唱苗子,我有一诗记其事:“声声歌唱入云头,比赛场中听者稠。莫道村童音不辩,黄莺先后上台楼。”

 

                             (三)

 

在湖北,我又曾收过一位女弟子。84至85年间,我当一个高中毕业班的班主任。班上有位女生叫盛兰秀,长得秀气可人。我曾到过她在农村的家进行家访,大有深山里养了只金凤凰的感觉。每当我独自弹吉他时,她总在附近聆听,看得入迷,这当然不是我弹得好,而是这种乐器吸引了她。一天,她突然提出请求:“老师,你能教我弹琴吗?”我说:“弹琴很辛苦的,你看我的手指头!”她想了一下,很坚定地说:“我不怕,我能坚持。”我见她人长得秀气,歌唱得不错,也很有恒心,于是便悉心教导,希望她将来飞上枝头变成一只真凤凰。经过数月课余的练习,她果然上手,能伴奏一些歌曲,如《兰花草》 、《泉水叮噹响》等。有了一些进步,她练琴更用心了。只可惜,一个学期后,她要毕业了,到了85年8月,她不得不离校,而我也离开湖北,师徒关系中断,联系也断,估计她也很难再深造的。但不管怎样,她应该是当地粗通吉他这种乐器的第一人。现在她不知怎么样,希望不会是一位平庸的村妇吧。

                            

                     香山篇

 

                             (一)

 

1985年9月,我调到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中学(前称农技中学,职业高中),我那点音乐才能继续发挥余热。当时我住的单身宿舍离教室不远,每当晚饭后我抱起吉他自弹自唱时,门前窗外便聚满了学生,我这才发现,原来中山的学生和湖北的学生一样没有见过世面,因为我这种弹唱水平即已令他们倾倒。有个从坦洲来参加小教短训班的学员还说,他从来没有听过弹唱得这么好的。我当然不会因此而沾沾自喜,只同情他身居穷乡,孤陋寡闻罢了。86年元旦全校歌咏比赛,我的小提琴即为多个班级及独唱者伴奏。而我也客串上一个节目:吉他弹唱《似水流年》。以后学校的晚会,一般都有我的伴奏。有时也走上前台,如某年与郑小明老师二重唱《含苞欲放的花》,我用吉他伴奏。某年与几位老师搞了一个器乐合奏《彩云追月》。去年和今年 (2000年),还参与教师的小组唱,两度上台,唱了《七子之歌》,《鼓浪屿之歌》,《满江红》,《放马山歌》等。

在中山二中,我还教了两年的音乐课。那是89至92年间,学校收了两个师资班,是为当地培养小学教师的,需要开设音乐课。于是,学校安排我兼职。这对于我,是一个新的挑战。幸而乐理我懂一些,唱歌也难不住,还懂点乐器,两年下来,总算对付过去。因上课需要,脚踏风琴,手风琴,电子琴等键盘乐器我也粗通,但弹不好。除了教音乐,我还多年负责学校的音乐小组,教小组的学生唱唱歌,弹弹琴,可惜没有多少可成才的,唯有陈燕玲印象深刻些,她现在在中山广播电台工作,艺名“依玲”。好了,这些写多了,象是自我鉴定,评功摆好,甚无意思,就此打住。

在中山二中生活,最遗憾的,是失去了月夜湖畔奏琴的可能和雅兴。学校有一可观的鱼塘,塘畔树影婆娑,本是奏琴抒臆的好去处,但学生每天晚上都要晚修,岂能干扰?周六晚,亦担心会吵着同事,或会被别人误以为行动怪异。86年成家以后,更不便“独自去偷欢”,家中的电视机又颇有吸引力,于是,便成了香港电视连续剧的俘虏。1996年起,左肩又患了肩周炎,后来虽然好一些,但拉琴就很吃力。于是,提琴常束之高阁,技艺大减。1997年底 ,我在城镇闹市之中盖了私房,三楼顶上有一大天台,可俯瞰四周,98年暑假,我曾多次在月明之夜,拉响久违的小提琴,并写有《天台奏琴》一诗:“远近灯光红绿映,星空半月正迷离。天台夜奏提琴曲,忽返青春浪漫时。”目的是想寻回昔日的感觉。诗写的是“忽返青春浪漫时”,其实,四周有霓虹灯闪烁,不时传来机动车辆的马达声和喇叭声,稍为晚一点又怕吵了邻居,唉,当年雷州风月,松涛海韵,楚山汉水,空谷鸟语那些昔日的感觉怎么可能再寻回?

 

                            (二)

 

哦,目下这声色犬马的时代,各种娱乐充斥于我们四周,要真正学点东西太不容易了,包括小孩子。98年暑假,我曾教我双胞胎女儿之一的嘉敏拉小提琴,她也拉得有点模样。但开学后,仅读五年级的她,就嚷着功课太多,不肯再拉。到放寒假暑假,也不再提起这件事,宁愿看电视或打游戏机。我没有望女成凤之心,也知道兴趣是成功之母,她们只能唱唱歌,是难以有恒心学点乐器的。原来有买一架钢琴或古筝的计划,也都作罢了。所谓高雅的音乐并非人人可以接受,尤其是小女孩,倒是赵薇,林心如,梁咏琪,张柏芝,容祖儿,小雪,酒井法子,松隆子以及林志颖,苏有朋,陈晓东,谢庭锋等主要是人靓歌不一定唱得好的少女少男,很轻易就成为她们心中的偶像,你要阻挡也阻挡不来。

目前,报上刚好有一场关于音乐的讨论。广州某中学初二级一位学生,在音乐期末考试的答卷中,没有按老师的要求写欣赏《黄河大合唱》的体会,却大胆地表达自己对流行音乐的痴迷和对以《黄河大合唱》 、贝多芬作品等为代表的经典音乐的不屑。结果,老师给这份答卷打了“不及格”。这事在该校引起热烈的讨论,再由报纸牵头,引起社会的讨论。我不想在此文中也作一番高谈阔论,我要强调的是,我们的学校,我们的传媒,对经典严肃音乐肯定是重视不够的,旗帜也是不够鲜明的,我们应该明确地告诉青少年,音乐艺术有高雅和低俗之分,你对经典严肃音乐的不屑,只能说明你的欣赏水平低下,应该感到羞愧,就象你看不懂《红楼梦》 、《悲惨世界》,是你的文学修养差,而不是经典名著的问题。如果社会上有了这种共识,那位无知的少年大概就不敢公开表露自己的无知了。一个人和高雅音乐无缘,总是人生一大憾事,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意识到这一点。

 

                              (三)

 

如今,音乐还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当然,学校已经有了专职的音乐教师,用不着我去班门弄斧,音乐只是我陶冶情操,调节情绪的一种工具。1997年寒假,我买了一把400多块钱的二胡,一触琴弦,回想起残破于农场的我那把“福鼠头”,想起那些难忘的青春岁月,不觉感慨万分。我原有的吉他已经日久变形走音,1999年,我又买了一把新的。尽管现在家里电视机,音响,电脑等学习、娱乐的工具多了,难道不该也分一些时间给乐器吗?

我唱歌的娱乐倒是增加了。如今科技昌明,产生了VCD,卡拉OK之类,多少少男少女从此跻身于歌星的行列,我当然也不想落伍,及时购买了这些设备,也学会了不少流行歌曲。某个夜晚,我们科组在外吃饭,饭后唱卡拉OK,我唱了一首郭富城的《第四晚心情》,把当时刚分配来我校不久的年轻女教师陈淑兰惊得目瞪口呆,不解地问:“这样的歌你也会唱?”是的,她们肯定认为我这样年纪的人,选择的歌曲不是《在北京的金山上》就是《红星照我去战斗》。我之所以能唱出《第四晚心情》,并非我很喜爱它,而是它如同说话,听了几遍,我也能“说”了。我对歌曲并无偏爱,学歌也特别快,五六十年代的旧歌如《冰山上的雪莲 》、《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等,七八十年代的歌如《乡恋 》、《在那桃花盛开的村庄》等,九十年代的歌如《中华民谣 》、《同桌的你》、《涛声依旧》、《珠穆朗玛》、《情缘》等,都是我会唱而又爱唱的歌。至于港台的老歌新歌,只要好听,我都学唱,高胜美 、卓依婷的歌声我特别喜欢。前段时间,我还学了张宇的《雨一直下 》、郭富城的《真的怕了》以及伍佰的《浪人情歌》。

我有时也会到酒楼唱唱歌,有一次,在老板的出资下,我身边多了一位陪唱陪舞的女郎。开始,我还以为这种男女组合可以产生新的艺术效果,不料,那女郎唱了一两支歌,我即对她说:“你坐着,听我唱好了。”老实说,“天才”如我,也不是每首歌都会唱,都能唱好,可怜这文化不高,显然也没有任何音乐基础的 、来自不知那个穷乡僻壤的姑娘,要陪着我唱一些有点难度的歌,你可以想象她是多么为难多么尴尬!这是韩宝仪的《舞女泪》也没唱到的苦处。事后,有同伴笑我太迂腐,说“唱翁之意不在歌”,我想,那又另当别论了,但如果真要开设“陪唱”这一职业,那非得音专毕业才能拿到上岗证。近年,卡拉OK式微,我已很少光顾了。后来,我在我家三楼开辟了一间音响房,尽管里面的音响设备很普通,但它却是我娱乐抒情的好地方。青年时代偷偷去听的那些音乐大师的不朽作品,现在可以尽情地欣赏。我不时还在那高歌数曲。开始时,还怕干扰邻居,谁知邻居多次表示欢迎,还要求我多唱一些大声一些,我看她们不象讽刺,心里也踏实一些。哦,想不到我已过了知天命之年,还有气力高歌《青藏高原》 、《春天的故事》等歌曲,也算有一种心理的安慰吧。

 

                            (四)

 

音乐是人们的朋友,应雅俗共赏,无须开口“多芬”闭口“斯基”故作高深。但也不必对那些无病呻吟,喃喃自语,声嘶力竭,咬牙切齿,曲似寡水,词如白蜡的尽管上了所谓“流行榜”的歌曲奉献精力和时间。听你听得懂而又喜欢听的曲,唱你喜欢唱而又唱得来的歌,这样,音乐就会在你的生命中发挥出最大的作用。不必哀叹歌曲的衰落,写歌的人总会有,歌星歌手也将曾出不穷,施鸿鄂 、吴雁泽、蒋大为、贾世骏、关贵敏之后不是有郁钧剑、刘欢、蔡国庆、阎维文、满文军吗?朱逢博、李谷一、郑绪岚、关牧村、朱明英、成方圆、毛阿敏、苏小明之后,不是有韦唯 、董文华、殷秀梅、彭丽媛、宋祖英、李玲玉、杨钰莹、田震、那英、陈明吗?只要人间还有真善美,好歌好曲总会听到的。

啊,这篇东西写得太长了,变成了“书生空议论”,不知所谓,必须住手了。我写这篇东西,并非想标榜自己有多少音乐才华有多少音乐成就。说到才华,很少;说到成就,没有,就连过去仅有的一些习作也不懂得保存,实在内疚和痛心。哎,后悔无用,也无须后悔。我写这篇东西,只想回忆一下过去,同时更要感激音乐这个老朋友好朋友,在过去的岁月尤其是艰苦的岁月给予我的支持和鼓舞,她让我离虚伪、庸俗、野蛮、邪恶远一些。在我有限的余生里,我还是不能没有她,我还要唱着,弹着,欢乐着,去笑对人生。

就让我以苏芮所唱的牵手的几句歌词,作为全文的结束吧,尽管这歌词也有些不合文法:

也许牵了手的手,前生一定不好走,也许有了伴的路,今生还要更忙碌,

所以牵了手的手,来生还要一起走,所以有了伴的路,没有岁月可回头。

 

                         2000年7月21日—24日

                     

             

          五  续香山篇

 

上文所记,只到20007月。如今,十年又过去了,这十年来,我在音乐方面有什么特别可记之事?想想,还真不多。一般的唱唱歌,拉拉琴,就不写了,下面两件事,则需要作补记的。

       

         (一)

 

古语云,人生七十古来稀。过去的中国人普遍短命,活到六七十岁就很不错了,然而,到了今天,生活安定,人的寿命也长些,于是,老人越聚越多,竟然成了社会问题,而且还是很大的问题。

我于20085月退休,进入了老年人的行列,成了社会负担之一,深感不安,但亦无奈。退休之后,虽每周一参加粤曲班的伴奏,但毕竟每天对着电脑,写作的时间甚长,且缺乏自我约制,以至生物钟也日夜颠倒。终于,在20099月的某一天早上,忽觉天旋地转,恶心冒汗,即被送至医院。医生未诊先知:颈椎病也,长时间伏案所致。那有何办法解救?回答是:减少伏案工作,多进行户外活动和运动。

有朋友提议:“你不是喜欢音乐,会拉乐器吗?何不早上到逸仙湖公园,可参与一些老人家的唱歌活动。”我感到朋友言之有理,某日早上,到实地考察,在盆景园区,果然有一群男女老者,在那唱歌。我想,既属老者,多OUT于时代,所唱之歌曲,无非是《我们走在大路上》《唱支山歌给党听》《兰花花》《锈金匾》之类。走近细听,又似乎不象,除了我熟悉的《金梭和银梭》《一支难忘的歌》《清晨,我们踏上小道》《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等,还有我也未尝闻知之《高原红》《美丽的康巴》《鹿铃森林》《香溪香》《两地曲》《情缘》《啊,哈纳斯湖》《美丽的孔雀河》《晚风吹过哨塔》等优美动听的歌曲。不仅如此,她们还可以唱出一些两部甚至三部的结构复杂的歌曲,如《花儿与少年》《康定遛遛的城》《送粮路上》《推小车》《摘一朵玫瑰送给你》《天路》等。再询问歌者的身份,原来,她们多是退休教师、干部、技术员、职工等,有中山籍也有外市县及外省籍的,自觉组织在一起,天天早上来唱,风雨不改。用她们的话说,来此唱歌,可以交友健身娱乐,每日保持精神爽利,心情愉快。

了解了她们的歌唱水平,也得知她们有时缺少乐器伴奏,于是,次日,我带上自己的小提琴和谱架,便于8点多钟来到逸仙湖公园的盆景园区,为她们伴奏。我从18岁时学拉小提琴,其后在文艺宣传队中混过,但始终拉拉停停,水平总是不高,但对付一般的歌曲还是胜任的。除伴奏外,我有时也边拉边唱,以弥补男声之不足。经过数朝的尝试和磨合,我与歌者们不仅混熟,而且伴奏能力和歌唱水平也得到大家的认可,于是,与之融为一体,成为这个歌唱团体中的一员。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参与活动,经过一段时间,我感到自己的精神也爽利了,心情也愉快了,琴技也提高了。每天早上,我们的歌声琴声与笑声便会从盆景园中传出,回荡在逸仙湖上,为公园增添一抹亮色。为此,我还填得一阕《蝶恋花》词,以记其事:“园在城中多树草,水碧波平,薄雾游人绕。曲径寻声歌者笑,荷塘侧畔逢翁媪。        一把提琴休怨少,天路红旗,奏出高昂调。顿错抑扬凭技巧,曲终已觉离烦恼。”

有些歌友还不满足于早上在公园唱,三三两两还要“开小灶”,于是,我还常被邀至天明花园小区的泳池边、富豪山庄小区的凉亭内,与她们乐一个下午,引来不少忠实的“粉丝”……

我在公园活动,也认识了市爱乐交响乐团的某些成员,他们也盛情邀我加入。于是,我尝试去参加活动,主拉中提琴。但后来觉得乐团多是中青年人,多是音乐学院的毕业生,且已成立了数年,保存了一批曲目,我水平有限,跟不上了,于是数月后自动离开,还是到公园随意玩玩算了。

说回“老龄”的话题。据资料显示,21世纪前30年中,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将是空前的。专家预计,到2010年,我国老龄人口总量将突破1.74亿,2026年超过3亿,2041年将达到4亿。广东省的老年人口两年后将达1063万,并将于2020年达到1487万。

专家们对未来的养老形势表示担忧。大多数的年轻人认为最大的困难是工作忙没有时间照顾老人。至于“空巢”老人所形成的悲剧,也越来越多合理照料老人的问题已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问题,而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专家还预计2030年,我国80岁以上人群中的老年痴呆患病率将达到30%

        真的,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绝不是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家庭的和谐、国家的稳定。老年人除了希望得到亲属、单位和国家关怀照顾外,自己也应该有健康积极的心态,需要自己主动寻乐——寻找有益于身心的活动和运动,这样才不致未老先衰,初老即朽;才不致过早成为家庭与社会的负担。

愿逸仙湖畔的歌声越唱越悠扬,越唱越响亮;也愿我的音乐之路愈走愈长远吧!

 

 

            (二)

 

2007年年秋,市曲艺家协会的某领导在QQ空间中与我接触!为何她主动与我接触?原来,她发现了我这位粤曲创作人才!我具有何种特质,让她相中?原来,她认为,我是广州人,对粤曲、粤剧不会陌生;我能写旧体诗词,会写文章,还会拉二胡、小提琴,懂广东音乐,懂乐理……在戏曲创作后继乏人的情况下,她们盛情邀请我也能加入戏曲行列。对此,我既感动,也惴惴不安!我虽然具有上述的长处,但是,写作戏曲尤其是粤曲,我是不熟悉的,如何能担此大任?
      
之后,我在协会的安排下参加了一些曲艺活动,对粤曲的了解也逐渐增多。也真的创作了几个不那么成熟的作品,甚至还得了奖。与此同时,有关粤曲乐社还邀请我加盟伴奏。20085月我退休后,多了一些时间。9月之后,我除了在老干部大学担任一点课,还成为“八音师傅”,操一把中胡或小提琴,主要是中胡,每周一下午,为老干部大学粤曲班的学员们组成的“私伙局”伴奏粤曲。有时,也到其他的一些乐社和场合,参与伴奏。

伴奏粤曲与伴奏一般的歌曲和乐曲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伴奏梆黄,常要追奏,开始真的很不适应,半年之后,才渐有感觉。有些曲谱,工尺谱,别的师傅能看懂并奏出,而我却傻了眼,有时是胡乱跟着拉;有些粤曲,连乐谱都没有,一般是伴奏师傅和唱家都十分熟悉的,而我,也是无法对付。再者,二胡只有两根弦,有些低音没有,于是,又得拉高八度,常常弄得有些手忙脚乱。

总之,伴奏粤曲不容易,但是,又很愉快,拉一个下午三个半小时,一支曲子接一支。也不觉得累。至于那中胡,以前没有接触过,如今常拉,觉得很好玩,声音低沉,表现力还是很丰富的,真的喜欢上它了。至于高胡,也在练习,争取早日可以坐头架担纲。

2011年7月,我辞去市老干大学诗词班的教席,9月,受聘为市文化馆公益培训班教师,与何老师负责粤曲班的教学。何老师主要教唱,我主要教乐理、伴奏等。粤曲班每半年一期,原本收一个班20位学员,但报名的人多,增开一个班,学员每班增加到45人。第一班周一和周三上午上课,第二班周二和周四上午上课。每学期,我们教唱四到五首新曲。不知不觉,这培训班已开办了6年,我也在文化馆工作了6年,看来还要继续下去。

文化馆的课室,也是粤艺乐社所在地,周二、周三和周五下午,都有不同的曲友或学员在活动。除了伴奏,我也参与唱曲。卧虽然唱得不大好,但由于音乐素养高,视谱能力强,什么曲子一拿起就能唱,所以经常担任“伴唱”的角色。此外,2014年,花苑乐社也邀请我去帮忙伴奏,并担任头架师傅。2015年8月起,东区青年修身学院也开办粤曲班,聘请我担任导师。开始,以为没有几人会报读,其实不然,这种培训班每期8节课,每周六下午上课。每期都有十几人报读。每期,我教她们一到两首曲子。如此,又干了几年。2016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我填了三首曲子,供市戏曲研究会晚会和学员汇报演出晚会时演唱,都受到好评。

从2015年到2017年即今年,每年,我都参与戏曲团体送戏下乡的活动。我创作的《斗气亲家》粤曲小戏,以及表演唱《游岐江》,是常演的节目。

综上所述,本人年近70岁,音乐活动仍在继续,是好事,是幸事!不知此文还会不会续写下去。

 

 

                                            2010年4月和2017年6月补记